程度等加以缩小只能看到巴掌大的一块天地超前夸张把后出现的说成先出现，把先出现的说成后出现她还没有端酒杯，就醉了。
1 土地利用现状海南岛东北部土地利用现状可划分为灌溉水田、旱地、果园（茶园）、橡胶园、有林地、疏林地（灌木地）、迹地、草地、城镇、农村居民点、荒草地、水库、湖泊、滩涂（礁、暗礁、干出礁）、独立工矿用地、铁路、高速公路、主要公路等。灌溉水田分布于北部、东部海积平原、河流冲积平原和中部的山间谷地、山间平原，面积2186km 2。其中北部琼山区的东营镇—灵山镇—桂林洋、文昌市的铺前镇—罗豆农场、澄迈县的金江镇—瑞溪—永发镇、琼山区的东山镇—定安县定城—新坡镇—美仁乡、临高县的加来农场、波莲镇—博厚镇、儋县镇—东城乡、屯昌县的屯昌镇—南吕镇—枫木镇、文昌市的东阁—文教镇—朝阳乡—九曲江乡、万宁的和乐镇成片大面积分布，其他地区零星分布，西、南部中低山、丘陵区仅山间谷地局部分布。旱地主要分布于北部海口市、琼山区、澄迈县、临高县火山岩台地区、中部定安县的火山岩台地区及琼海市烟塘镇玄武岩台地区，主要土壤类型为玄武岩砖红壤，分布面积2045km 2。果园（茶园、桑园）主要分布于琼山区永光镇火山岩台地区，土壤类型主要为火山灰石质土，种植荔枝、龙眼、菠萝等果树，分布面积375km 2。由于近年开展农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热带种植业，一些有林地、疏林地、旱地正开辟成果园地，果园地面积呈逐年扩大的趋势。橡胶园分布于东、中、西部的花岗岩丘陵、低山地区和北部火山岩台地、丘陵区，坡度多在15°以下，分布面积2135km 2。是海南岛东北部分布面积较大的经济作物用地，不仅分布面积广，而且大部分连片集中。橡胶园用地自20世纪初就开发利用，自50～70年代呈快速扩大，为海南的经济发展、我国国防、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自9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效益的降低与下滑，部分橡胶园用地改为他用，如改为果园等，面积呈减少的趋势。橡胶园土地类型为花岗岩砖红壤、花岗岩黄色砖红壤、玄武岩砖红壤、砂页岩砖红壤、砂页岩褐色砖红壤等，土壤适应性较广。有林地呈现不间断分布，分布面积8020km 2。其中在西南部黎母山—五指山的中低山地区，呈现大面积的连续分布，分布有热带雨林、常绿季雨林等。海南岛东北部森林覆盖率大于50%，有林地是海南岛东北部面积最大的土地利用地，从滨海平原、台地、丘陵至中、低山地貌区均有分布。分布区的土壤类型有玄武岩砖红壤、花岗岩砖红壤、砂页岩砖红壤、花岗岩黄壤、滨海风沙土、火山灰石质土等。水库、湖泊近百座，水面面积404km 2，较大水库有松涛水库、牛路岭水库、南扶库水库、福山水库、跃进水库等。2 土地资源评价本次调查的土地资源开发利用评价，不同于农业、林业部门的评价区划，采用了遥感资料成果、土壤养分、地球化学分析结果、地质地貌调查成果及调查中发现的土地资源利用存在的问题等，对土地资源作出区划评价。1 玄武岩－砂砾层台地－平原耕作区分布于北部的临高县、澄迈县、琼山区、定安县和东部的文昌市，面积6010km 2。本区以台地、平原地貌为主，在琼海市有低丘地貌。整体地势南高东低，海拔高度一般在30～150m之间，坡度较缓，临高县、文昌市等平原区坡度小于5°；琼山、定安、澄迈等台地区地势有起伏，除突兀低丘山包外，整体坡度小于10°。区内主要地层为多期次喷发的玄武岩和第四纪滨海相、河流相的松散沉积层。土壤类型主要为玄武岩砖红壤、基性岩火山灰土、火山灰石质土、水稻土。玄武岩砖红壤土层深厚，厚度一般大于1m，质地黏重。由土壤养分分析可知，玄武岩砖红壤是海南岛东北部养分含量最高的土壤类型，氮、磷、有机质、腐殖质含量均较高，但钾含量偏低；土壤母质中植物所需的有益元素Cu、Zn、Mo、S、Co、N、P含量相对较高，有利于植物的生长，土地利用应因地施肥，加大钾肥的投放量，提高土壤养分的均衡性。浅海沉积物砖红壤质地轻，含沙量大，养分缺乏，是养分最低的土壤类型。土壤母质中有益元素的含量最低，因此，土地耕作应全面、大量地施肥，才能达到其他类型土壤的养分含量水平。土壤环境地质问题也相对突出，主要表现为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玄武岩分布区土地利用成本低，效益高，环境地质问题较少，可以加大利用力度；而第四纪松散层分布区的土地利用应该慎重。北海组（Qp2b）地层土层松散，阶地地貌部位坡度大于5°，易发生水土流失，目前该类母质土壤主要作为人工林地，种植桉树及其他速生林等，存在水土流失现象。建议在该类土壤上不仅选种合适的灌木，也应考虑引种合适的草被，才能有利于水土保持，据本次调查，可考虑引种鸡草（文昌市宝陵河流域水土保持治理经验）。全新统、上更新统八所组（Qh、Qp3b）s 松散砂层分布区易发生土地沙化灾害。土地耕作，应考虑合适的植被覆盖率（大于50%），才不致引发土地沙化的灾害问题。2 玄武岩台地经济林区分布于澄迈县的福山镇地区、琼山区的云龙地区和琼山区的三门坡农场—定安县的黄竹镇地区，面积1531km 2。本区主要为玄武岩台地，整体地貌呈不规则起伏，相对高差一般小于50m，坡度一般小于10°。土壤类型为玄武岩砖红壤，主要经济林为橡胶林。土壤环境地质条件较好，土地开发利用引发的环境地质问题较少，可继续加强、提高土地利用效益。土壤养分主要缺乏钾，施肥时应加大钾肥的投放量。3 滨岸防护林区分布于东、北部海岸带近岸约1～3km 宽的条带范围内。地貌类型为滨海沙堤、阶地，地势低平，标高一般小于30m，坡度小于3°。土壤类型主要为滨海风沙土、浅海沉积物砖红壤。该区土壤养分贫乏，地质环境脆弱。目前主要的土地利用为防护林种植，树种有木麻黄、椰子树等。近几年人工海水养殖业的快速发展，且多设置于该区带内，造成了局部地段，如文昌市海南角的土地沙化灾害、文昌市冯坡镇防护林断链等，对防护圈内其他土地利用区的生态造成了威胁。该区对生态保护极为重要，不能盲目毁林改变土地用途，任何其他方式的土地利用，如建高位养虾池、开采石英砂钛矿等，都应遵循科学论证、适量布局的土地利用原则。4 花岗岩丘陵耕作区分布于定安县岭口镇—屯昌县黄岭农场一带，面积1090km 2。地貌类型为花岗岩丘陵，相对高差一般小于100m，坡度一般5°～0°，丘陵主体山峰坡度一般小于30°。土壤类型为花岗岩砖红壤，与其他土壤养分相比，其钾含量较高，其他养分含量中等。地球化学背景中K、Na、Ca、Mg元素含量较高，农业地球化学质量较高。土地利用主要为橡胶林林地及丘陵坡脚、山间平原的水稻种植。该区土地利用的主要问题是在丘陵缓坡（10°～15°）砍伐橡胶林，换种果林。由于花岗岩砖红壤含有石英沙砾，质地为沙—壤土，易受雨水冲刷，引发水土流失。因此，采取间种或梯形种植方式是土地改变利用类型时必须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5 花岗岩、砂页岩低山丘陵灌木草原区分布于白沙县、屯昌县、琼中县、琼海市，呈间断性的不连续分布，地形地貌起伏变化较大，有标高大于500m的低山，也有标高小于100m的山间小盆地，面积近1000km 2。土壤类型主要为花岗岩砖红壤、砂页岩砖红壤、花岗岩黄色砖红壤，土壤养分中等—贫乏。由于地形地貌较陡，土层较薄，有裸石出露等原因，不宜于耕作。区内主要生长次生林、灌丛、草被、橡胶林等，土地利用率较低。该区存在明显的林地退化现象。在白沙、屯昌、琼中、琼海境内存在面积不等区块的林地退化。林地退化现象与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乱伐盗采森林有关。该区由于地貌地质条件的限制，土地利用方向应向热带高效林业方向发展，逐渐淘汰经济效益较低的灌木、杂木，增加名贵树种，恢复热带雨林的生态特征。6 花岗岩低山、丘陵雨林经济林区分布于琼中、屯昌、白沙的鹦哥岭、光头岭一带，面积1244km 2。主要地貌为中低山，地形切割强烈，相对高差一般大于200m。鹦哥岭一带为原始雨林区，面积近300km 2，其土壤类型主要为花岗岩黄壤、黄色赤红壤，土壤养分贫乏。在琼中县中平镇一带为低山季雨林区，面积约400km 2，土壤类型主要为黄色砖红壤，土壤养分贫乏。琼中县乌石农场—儋州市松涛镇一带为丘陵地貌区，主要为橡胶林区，土壤类型为花岗岩砖红壤，土壤养分中等—贫乏。该区域受山地丘陵地貌的限制，不宜于开展经济作物的种植，局部小范围存在林地退化现象。应注意保持和恢复该区域内热带雨林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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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巨大提高，人口剧增、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严重地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在这种形势下，人们提出了“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的需求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一，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十分重要。 一、土地资源的经济特点 1、开发利用的可选择性。土地都有固定的地理位置，虽不可移动，但对它的使用却是可选择的，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同样的用途可选择不同区位的地块。第二，同一块土地可用于多种用途的选择。 2、土地的使用成本是机会成本。因为土地资源有多种用途，但在一定时期，一块土地只能用于一种用途，因此体现出土地使用的机会成本，即同一块土地若因用于一种用途而放弃另一种用途，可能获得较大收益，也可能得不偿失。因此，在使用土地资源时，应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进行科学决策。 3、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益是综合效益，包括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等在内。土地除具有自然属性外，还具有社会经济属性。土地的社会属性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赋予土地的新的特性的总和。人类在对土地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时，会受到社会和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同时又会对社会和生态环境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以，对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效益是包括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在内的一种综合效益。 二、我国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几点对策 1、减轻土地人口压力，提高人口素质。在人口与土地这一对特殊的矛盾中，人类必须主动调节自身繁衍的速度和规模，依据客观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约束自身土地利用行为。这就要求我们做到：（1）在继续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体系，使人口增长速率降幅增大，切实、有效地控制人口总量增长。（2）积极进行劳务输出。外出务工可增加农民收入，使农民生活条件得以改善、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增加；同时，农民还可学到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既能提高农民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能力，又有利于促进农村封闭的社会环境向开放、良性循环的方向演变。（3）提高人口素质。①加大基础教育投资力度，特别是要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教育的发展，以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②加强“资源与环境意识”教育，提高人们对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认识，同时，注重提高农民的农技知识水平和技能，为农民举办各种形式的技术培训班，为提高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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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与城市建设 内容摘要 城市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据历史资料和考古的研究，城市的出现至少已有五千余年的历史。自从工业化以来，城市化的速度不断加快。这个集中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市数目的增多，二是各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 城市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据历史资料和考古的研究，城市的出现至少已有五千余年的历史。自从工业化以来，城市化的速度不断加快。这个集中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市数目的增多，二是各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从而使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 国内外城市的发展表明，城市化具有正、负两个方面的效应。一方面，城市化可以促进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城市化能集约地利用土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同时能促进教育、就业、健康和社会服务的进行。 另一方面，城市化在为人们带来许多益处的同时，又产生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民健康产生影响。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市的气候变化（如热岛效应）和环境污染，包括水、空气、噪声和固体废弃物污染等；二是自然资源的耗竭与短缺，特别是淡水、化石燃料、耕地的过度利用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三是城市人口的增加导致大量的社会问题，如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绿地减少、教育与卫生滞后，其中住房问题一直是许多城市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城市生态学的形成与发展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世界各国都开始重视城市的生态建设问题。特别是从1992年的联合国环发大会后，人居环境问题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近代城市的发展正在摆脱过去传统的以建筑和视觉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而探索一条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道路。生态城市建设应运而生。新的城市历年对生态学提出了新的要求，而生态学也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取得了新的发展，以至于形成了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城市生态学。 众所周知，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关系的一门科学。长期以来，生态学是以自然界的有机体或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上人口的增长和资源与环境等全球性问题日益激化，生态学家在投身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逐渐摆脱了其初期的狭隘的纯自然的倾向和学科局限，把人类活动包括在其研究的范围之内，把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作为宏观领域的发展方向，在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都有了明显的发展，展现出了勃勃生机，以崭新的面目跻身于现代科学之林。 城市生态学是生态科学和城市科学的交叉学科，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但是古代的中国人居环境、欧洲城市和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的村庄都体现了城市生态学的思想理念。 20世纪70年代一批生物学家开始从生物学的角度研究城市。他们的研究重点在于城市环境影响下动植物区系的变化历史。20世纪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发表的第一篇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其对世界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前景所做的估计，进一步激起了人们从生态学角度研究城市问题的兴趣。1971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一项国际性的研究计划———人和生物圈（MAB）计划，其目的在于研究日益增长的人类活动对整个生物圈的影响以及世界各地可能发生的环境过程和环境压力，找出人类合理管理生物圈的途径和方法。此外，国际生态学会（INTECOL）于1974年在海牙召开的第一届国际生态学大会成立了“城市生态学”专业委员会，并组织出版了季刊《城市生态学》杂志。世界气象组织（WMO）、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城市环境研究所（IIUE）、国际景观生态学协会（IALE）、欧洲联盟（EU）、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都开展了相关研究。 我国城市生态学的起步稍晚，但发展很快。20世纪80年代初，城市生态学传入我国，引起了生态学家、经济学家、地理学家以及城市规划和城市科学家的广泛兴趣。1984年12月在上海举行了首届全国城市生态科学研讨会，重点讨论了城市生态学的研究对象、目的、任务和方法。1986年6月在天津召开了全国第二届城市生态科学研讨会，其重点在于城市生态学的理论研究以及城市生态学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中的实际应用问题。1987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城市及其周围地区生态与发展学术讨论会，为促进我国城市生态学研究与国际的广泛交流与合作创造了条件。1997年12月，全国第三届城市生态学术讨论会和“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学”专题讨论会在深圳和香港的相继召开，对“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学理论、方法与实践”这一主题进行了专题研讨。1990年中国生态学会在珠海和澳门展开了生态城市研讨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02年8月在中国深圳召开了国际生态城市大会，并讨论通过了生态城市建设的深圳宣言。这些都对我国的城市生态学的发展和生态城市建设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城市生态学是以生态学理论为基础，应用生态学和工程学的方法，和多学科的综合与融会，研究以人为核心的城市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动态，以及系统组成成分间和系统与周围生态系统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并利用这些规律优化系统结构，调节系统关系，提高物质转化和能量利用效率以及改善环境质量，实现结构合理、功能高效和关系协调的一门综合性学科。 生态城市建设 生态城市这一概念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与“绿色城市”、“健康城市”、“园林城市”、“山水城市”、“环保模范城市”等概念虽有联系，但又具有一定的差别。 生态城市目前虽然没有统一的定义，可以理解为与生态文明时代相适应的人类社会生活新的空间组织形式，即为一定地域空间内人与自然系统和谐、持续发展的人类住区，是人类住区（城乡）发展的高级阶段、高级形式。生态城市的特征主要有：整体性、和谐性、高效性、多样性和全球性。 生态城市是一个由自然、经济和社会三部分组成的复合系统，各子系统既相互制约，又互为补充。建设生态城市包括以下5个层面：即生态安全、生态卫生、生态产业、生态景观和生态文明。 生态城市要求具有良好的区域景观和生态环境，各类土地得到合理的利用，因地制宜地确定植被的覆被率和乔、灌、草合理的组成与结构；大气环境、水环境达到清洁标准，噪声得到有效控制，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和回收效率高；保护生物多样性及其生物环境，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相融合，生态建筑得到广泛的应用。 生态城市要求建立生态经济体系。生态经济是以产业生态学为基础的生产体系，他包括生态农业的实施；实现清洁生产，以全过程的污染控制代替末端污染处理；能源结构更为合理，可再生清洁能源成为能源结构的主体；此外，生态交通、生态建筑、生态旅游等也是生态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立以“生态文化”为核心的新文化体系，包括消费模式的生态化，即可持续消费模式；倡导生态文明；人们在生理上、心理上保持健康，人性得到充分的发展；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社会管理效率高；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健全，综合服务能力强；人口结构优化；交通方便。 目前对生态城市的评价应用了多种不同的方法。如城市代谢方法（urbanmetabolismmethod）、生态足迹法（Footprintmethod）、生命周期评价法（Lifecycleassessment）、模糊数学方法（fuzzymethod）、单指标评价（individualindicatorassessment）和综合指标评价模型（integratedassessmentmodels）等。 目前在我国应用的比较多的是单项和综合指标评价的方法。当前我国正在研究评价指标的规范化问题。评价指标的选择至关重要，其选取应遵循以下3方面的原则： 第一，代表性。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所选指标要能反映该城市的本质特征、复杂性和质量水平。第二，全面性。指标体系应具有综合性，全面反映自然、经济和社会系统的主要特征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并且应使静态指标和动态指标相结合。第三，规范性。指标的选择应遵循使用国内外公认、常见的指标的原则，使指标符合相应的规范要求。 此外，香港在研究城市生态时成功地运用了城市代谢法。在广州和青岛等城市生态的研究中则引入了生态足迹的方法。 展望 根据城市化发展要求及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城市生态学研究和生态城市建设方面，应当着重于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城市生态学理论的探索，特别是不同规模城市的结构与功能的研究；第二，扩大城市科学研究的范围，即从由单一的城市为对象的研究，转变为对城乡复合生态系统的研究，包括半城市化地区的研究和乡村工业化与城市群的研究；第三，发展生态城市建设适用技术体系，促进现有技术的生态化；第四，为生态城市建设提供生态景观规划和生态文化的方法论上的指导；第五，建立相应的政策、法令和奖惩制度，促进生态城市的发展；第六，加强教育、培训和生态城市的能力建设，增强生态意识；第七，加强国际间、城市间和社区间的合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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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月卿（中国农业大学土地资源与管理系，北京，100094）摘要：利用生态足迹模型计算了京津冀三省市1996～2003年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结果表明：1990～2003年，天津、河北省的人均生态足迹均呈增大趋势，北京市人均生态足迹呈减小趋势，GDP万元产值生态足迹均呈减小趋势。1996年和2003年，三省市人均生态承载力均小于生态足迹，出现生态赤字，人口、经济和消费模式对自然的需求已超过三省市的生态系统承受能力。从横向比较看，三省市的人均生态足迹和万元产值生态足迹均超出全球和中国平均水平，三省市生态发展均处于不可持续状态。实现京津冀地区生态持续发展，维持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必须继续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提高单位面积资源生产量和效率，提高生态承载能力；改变生活消费和生产方式，建立节约、集约、高效型的生产和消费体系。关键词：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京津冀都市圈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EF）是近年兴起的一种以土地为度量单位的定量测度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方法。生态足迹的概念和计算方法最早由加拿大学者William Rees和Wackernagel于1992年提出并于1996年完善的一种衡量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程度以及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的生命支持服务功能的方法［1，2］。由于生态足迹计算结果直观明了、具有区域可比性，自1992年其概念和研究方法问世后，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计算方法得到广泛应用［3～8］。京津冀都市圈是我国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我国沿海地区三大都市经济圈之一，同时，京津冀都市圈也是我国土地利用集约程度较高，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矛盾最尖锐的地区之一。协调好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建立科学、合理的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模式，是京津冀都市圈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而京津冀都市圈的土地生态承载力到底有多大？经济可持续性如何？本文根据生态足迹原理和计算方法对京津冀三省市1996～2003年的生态足迹动态演变进行了分析，计算了其土地生态承载力，并与其他省市和国外进行了对比，旨在揭示京津冀三省市土地生态承载力和资源利用强度的变化过程及其原因，探讨在资源环境承载力范围内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1 生态足迹概念和计算方法1 生态足迹概念和原理生态足迹模型主要用来计算在一定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条件下，维持资源消费和废弃物吸收所必需的生物生产面积［6］。生物生产性土地是指具有生物生产能力的土地或水体，主要包括6种土地利用类型：耕地、林地、草地、建筑用地、水域和化石燃料用地。人类为维持生存所消费的各种产品、资源和服务的量都可追溯到提供生产该消费所需的原始物质与能量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这是人类对生态足迹的需求。而自然所能提供的为人类所利用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则为生态足迹的供给即生态承载力。若一个地区的生态承载力小于生态足迹，则出现生态赤字，说明该地区发展模式处于相对不可持续状态；若生态承载力大于生态足迹，则出现生态盈余，说明该地区发展模式处于相对可持续性状态。2 生态足迹的计算方法生态足迹的计算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前提：①人类可以确定自身消费的绝大多数资源及其所产生的废弃物的数量；②这些资源和废弃物流能转换成相应的生物生产面积。生态足迹模型的计算分为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两部分。在计算生态足迹时，引入均衡因子的概念。均衡因子是指一个使不同类型的生物生产性土地转化为在生物生产力上等价的系数，它将具有不同生态生产力的生物生产面积转化为具有相同生态生产力的面积，从而使各类土地之间具有可比性。在计算生态承载力时，Wackernagel 引入产量因子（yield factor）的概念，即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某种生物生产性土地的平均生态生产力与同类土地的世界平均生态生产力之间的比率，从而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同类生物生产性土地的实际面积进行标准化。生态足迹的计算步骤公式为：土地信息技术的创新与土地科学技术发展：2006年中国土地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式中，aai 为人均i种交易商品折算的生物生产面积（hm2）；ci 为i种商品的人均年消费量（kg）；Pi 为 i 种消费商品的年平均生产能力（kg·hm－2）；N 为人口数（人）；Oi为第i种消费品的年生产量；Ii为第i种消费项目的年进口量；Ei 为 i 种消费项目的出口量；i为消费商品和投入的类型；ef 为人均生态足迹；r j 为第j类生产性土地均衡因子；j为生物生产性土地类型；EF为区域生态足迹，N 为区域总人口数。生态承载力的计算步骤公式为：土地信息技术的创新与土地科学技术发展：2006年中国土地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EC＝N×ec式中，ec为人均生态承载力（hm2/人）；rj为均衡因子；yj 为产量因子；aj 为人均占有的第j类生物生产土地面积（hm2/人），EC 为区域生态承载力（hm2） N 为区域总人口数。2 京津冀都市圈土地生态承载力评价1 生态足迹计算方法与过程根据上述生态足迹的理论和计算方法，利用《河北省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北京统计年鉴》1991～2004年统计数据，对京津冀三省市近十几年来的生态足迹进行了计算和分析。由于统计年鉴中没有进出口明细表，而且能源数据采用的是实际消费量，所以京津冀三省市生态足迹的计算包括两部分：生物资源消费和能源消费。生物资源消费主要包括农产品、动物产品和林产品；能源消耗部分主要包括煤炭、焦炭、原油、燃料油、汽油、煤油、柴油、天然气、电力等。在生物资源消费的计算中，生物资源折算面积采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1993年计算的有关生物资源的世界平均产量资料［4，9］，将京津冀不同时期的生物资源消费量统一转化为提供这类消费所需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计算能源消费足迹时，以世界单位化石燃料生产土地面积的平均发热量为标准［4，9］，将京津冀三省市能源消费所消耗的热量折算成一定的化石燃料型生产面积。将河北省、北京、天津不同年份各种生物生产土地面积进行分类汇总，并进行均衡因子的修正，耕地和建筑用地为8，林地和化石燃料用地为1，草地5，水域2［2，4］，得到各地区1990～2003年的人均生态足迹（表1、表2、表3）。为了查明资源利用的效益，本文计算了三省市GDP万元产值的生态足迹（图1）。2 生态承载力计算方法与过程根据河北省、北京、天津1996年、2003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采用生态承载力计算模型，对人均拥有的各类生物生产型面积乘以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扣除12%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面积后，得到河北省、北京、天津1996年和2003年人均生态承载力（表4、表5、表6）。计算中产量因子采用Wackernagel 等对中国生态足迹计算时的取值［4］，耕地、建筑用地均为66，草地19，林地91。在上述计算基础上，将1996年和2003年河北、北京、天津三个地区的人均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比较，计算各地区的生态赤字和生态盈余（表7）。此外，本文还将河北、北京、天津三省市的人均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GDP万元产值生态足迹与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和中国及东南沿海一些省份进行了对比，以便更清楚地了解河北、北京、天津三个地区的生态状况（表8）。表1 河北省1990～2003年人均生态足迹 单位：hm2/人表2 北京1990～2003年人均生态足迹 单位：hm2/人表3 天津 1990～2003年人均生态足迹 单位：hm2/人图1 京津冀三省市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生态足迹变化趋势表4 河北省1996年和2003年人均生态承载力 单位：hm2/人表5 北京1996年和2003年人均生态承载力 单位：hm2/人表6 天津1996年和 2003年人均生态承载力 单位：hm2/人表7 河北、北京、天津1996年和2003年人均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 单位：hm2/人表8 京津冀三省市多年平均人均生态足迹与国外及中国比较注：国外和其他省份的数据来自文献10。3 结果分析从表1、表2、表3可见，北京市人均生态足迹最大，达5377hm2/人，天津和河北分别为3989hm2/人和807hm2/人。河北、天津的人均生态足迹均呈增大趋势，而北京市在1990～1995年人均生态足迹呈增大趋势，在1996～2003年呈逐渐减小趋势，说明北京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占用逐渐减小。在各类生态生产型土地面积中，三省市的化石燃料生态占用面积均最大，其次是耕地，二者均占三省市人均足迹的90%以上。从各类生态生产型土地面积变化趋势看，河北、天津的各类人均生态占用面积均呈增大趋势，其中以化石燃料用地增加幅大最大，分别达5946hm2/人和802hm2/人。北京林地、草地、水域、建筑用地人均生态占用面积均呈增大趋势，其中以草地增加幅度最大，其次是建筑用地；而耕地、化石燃料用地人均生态占用面积在1995年以前均呈增大趋势，而1995年以后呈减小趋势。从万元产值生态足迹看（图1），河北省最大，达2797hm2/万元，其次是天津，为5215hm2/万元，北京最小，为4382hm2/万元。说明河北生物生产面积类型的产出率较低，而北京资源利用效益最高。从变化趋势看，三省市均呈下降趋势，其中河北下降幅度最大，达5387hm2/万元，北京和天津分别为8994hm2/万元和8907hm2/万元。说明三省市经济发展由粗放、耗能型向节约、集约型发展。从生态承载力看（表4、表5、表6），三省市耕地和建筑用地生态空间供给面积均较大，即提供的生态承载力较大，其他地类较小，这是由这三省市的土地资源特点和生产方式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条件所决定。其中河北省耕地生态空间供给面积最大，1996年和2003年均在均在4hm2/人以上，其次是天津，两年均在2hm2/人以上，北京最小。建筑用地生态空间供给面积以天津最大，其次是河北，北京最小。从总的人均生态承载力看，河北最大，两年分别为 5942hm2/人、6060hm2/人，其次是天津，分别为4111hm2/人和3487hm2/人，北京最小，分别为2183hm2/人和2648hm2/人。将1996年和2003年的人均生态足迹和人均生态承载力进行比较，两年人均生态占用均出现赤字（表7）。1996年北京市生态赤字最大，达5129hm2/人，其次是天津，河北最小。2003年天津生态赤字最大，达7884hm2/人，北京生态赤字为0336hm2/人，河北为7979hm2/人。将三省市多年平均生态足迹和承载力与其他国家和省份进行比较，结果见表8。从人均生态足迹看，美国最大，达3hm2/人，是全球平均值的7 倍；其次是新加坡和新西兰，分别达2hm2/人和6hm2/人，分别是全球平均值的57倍和71倍，高于全球平均值的还有香港、日本、台湾、澳门。可见，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均生态足迹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北京、天津、河北的人均生态足迹分别是全球平均水平的6%、6%、5%，是中国平均水平的91 倍、81 倍、36 倍。从生态赤字/盈余看，全球平均生态赤字为8hm2/人，美国、新加坡、香港、日本的生态赤字均在3hm2/人以上。北京、天津、河北的人均生态承载力均小于全球平均水平，且低于中国平均水平，因此，其生态赤字较大，分别是全球平均水平的87倍、52倍、5倍，是中国平均水平的 56 倍、13 倍、339 倍。从 GDP 生产足迹看，全球平均 GDP 生产足迹为103hm2/万元，美国、新加坡、香港、澳门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均不到4hm2/万元，而中国GDP生产足迹为037hm2/万元，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 倍。北京、天津、河北GDP生产足迹分别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1 倍、28 倍、88 倍，是中国平均水平的19倍、24倍、1 倍。可见，京津冀三省市必须建立起资源高效型、消费生态型、观念环保型的新型社会经济发展模式。3 结论与讨论（1）1990～2003年，天津、河北的人均生态足迹均呈增大趋势，北京市在1990～1995年人均生态足迹呈增大趋势，在1996～2003年呈逐渐减小趋势；三省市GDP万元产值生态足迹均呈减小趋势，说明三省市区的资源消耗量和生产效率都在提高。但在1996年和2003年，三省市人均生态承载力均小于生态足迹，出现生态赤字，说明三省市的生态足迹严重超出区域所提供的生态空间供给，人口、经济和消费模式对自然的需求已超过三省市的生态系统承受能力，呈现不可持续性。因此，三省市必须改变消费和生产方式，树立科学发展观，社会经发展必须走集约、节约、高效型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2）从横向比较看，北京、天津的人均生态足迹均超出全球平均水平，三省市均超出中国平均水平，无论在全球尺度还是国家尺度上，三省市生态发展均处于不可持续状态。从万元产值生态足迹看，三省市均超出全球和国家平均水平，反映三省市资源利用效率低下。（3）实现京津冀地区生态持续发展，维持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必须继续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增强生态服务意识；采用先进科学技术，提高单位面积资源生产量和效率，提高生态承载能力；改变生活消费和生产方式，减少资源消费，建立节约、集约、高效型的生产和消费体系。（4）根据数据的可得性，以上三省市生态足迹的计算分析，只是统计和计算了人们消费的部分生物和能源消费项目，水资源、木材、化工产品等其他资源的消费未能计算在内。同时，由于统计年鉴的局限性，目前无法获得人类消耗的所有生物和能源统计数据，计算的人均生态足迹是三省市生态足迹的最小值。参考文献［1］REES WEcological footprints and appropriated carrying capacity：what urban econo － mics leaves out ［J］Environmental Urban，1992，4：121～130［2］Wackernagel M，Rees WOur ecological footprint：reducing human impact on the earth ［M］Gabriola Island：New Society Publishers，1996：61～83［3］王书华，毛汉英，王忠静生态足迹研究的国内外近期进展［J］自然资源学报，20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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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华、潘成荣、曲福田等学者从土地资源生态安全问题及对策角度对土地资源生态安全进行了研究。刘胜华 (2004)围绕我国土地生态安全方面的主要问题提出要完善我国土地生态安全的法律体系。潘成荣 (2004)根据安徽省自然资源质量与分布等特征讨论了土地利用与生态安全，并针对土地利用的具体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曲福田(2005)首先阐述了土地生态安全的概念，随后以江苏省为例分析了其严重的土地生态安全问题，最后提出了确保土地生态安全的对策。罗贞礼、王强、刘勇、田克明以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等为主要内容对土地资源生态评价进行了研究。罗贞礼 (2002)利用系统聚类分析方法，以湖南省 14 个地州 (市)为样本，从 1999 年社会经济和土地生态环境压力、土地生态环境质量、土地生态环境保护和整治能力等多方面选取了 24 个指标，对土地利用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作了聚类分析。王强 (2003)通过介绍我国草地概况和国内外生态安全研究的进展，提出了我国草地生态系统生态安全的评价体系。刘勇在对区域土地资源生态安全概念、内容和目标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区域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方法，建立了土地资源生态安全评价的代表性指标体系，并以浙江嘉兴市为例，以嘉兴市土地资源生态安全作为评价的目标层，构建了适合区域特征的土地资源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进而运用相关数学方法，对嘉兴市 1991 年和 1997 年的土地资源生态安全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田克明 (2005)在分析我国农用地生态现状的基础上，建立了农用地生态安全评价的指标体系，并针对我国的国情提出了农用地生态安全评价方法 (表 2)。表 2 我国以土地资源生态安全为主题的部分研究课题一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