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
林海音 （1918—2001）林海音，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祖籍台湾省苗栗县，1918年出生于日本大阪。1921年随父母回到台湾；1923年又随全家迁居北京，并在北京城南定居下来。一直到1948年才同丈夫、孩子一同回到故乡台湾。 林海音自幼在北京读书，长大后曾就读于女师，后进北京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即进北京《世界日报》当记者，还曾当过编辑、图书馆馆员。这些职业提供了广泛的机会，使她能较深入地了解旧北京的社会风貌，为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许多素材。她的成名之作小说《城南旧事》即取材于这段生活。1948年林海音同丈夫回到台湾后，即被刚创刊不久的《国语日报》聘为编辑。1951年《联合日报》创刊，她被任为《联合日报》副刊主编，她的丈夫为主笔。这一时期，她特别注意扶植和支持台湾的本土作家。如当时钟理和的稿子经常被退，林海音却常常使他的稿子重见天日。钟理和死后，林海音还替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雨》，接着他的长篇小说《笠山农场》也在《联合日报》副刊上连载了。在主编《联合日报》副刊时，林海音刊登了一首名叫《船》的诗，内容是叙述有一艘船在大海里飘了很久，最后飘到一个孤岛上，金银财宝慢慢用完了，于是陷在困苦之中。台湾当局认为这是影射蒋介石到台湾后的生活状况，把作者抓了起来，林海音也因此不能再编副刊了。 林海音的创作是丰厚的。讫今为止，已出版十八本书。散文集《窗》（与何凡合作）、《两地》、《作客美国》、《芸窗夜读》、《剪影话文坛》、《一家之主》、《家住书坊边》，散文小说合集《冬青树》，短篇小说集《烛心》、《婚姻的故事》、《城南旧事》、《绿藻与咸蛋》；长篇小说《春风》、《晓云》、《孟珠的旅程》，广播剧集《薇薇的周记》、《林海音自选集》、《林海音童话集》，编选《中国近代作家与作品》，此外，还有许多文学评论、散文等，散见于台湾报刊。 1957年《文星杂志》创刊，林海音任编辑，同时又担任世界新闻学校教员。1967年她创办和主编了《纯文学》月刊，直到1972年《纯文学》停刊后，她又独立负责纯文学出版社，出版《纯文学丛书》。 1976年11月4日，中文报业协会第九届年会在香港富丽华酒店开幕，林海音以台湾代表团团员的身份出席，并发表演讲。她后期从事儿童文学。 林海音的文学生涯发端甚早，始于北京，而这一切同她的家庭有密切的关系。林海音出身于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林焕文是优秀的爱国知识分子，早年受汉学的熏陶，后来又在“国语学校”师范部接受日本教育，精通日文，曾任教于台湾新埔公学，著名的日据时期的台湾作家吴浊流做过他的学生。后来林焕文远渡重洋到日本经商，在那里生下长女英子——林海音。以后又迁居北京，任邮政局课长。林焕文人缘好，又慷慨仗义，这对童年的林海音影响很大。 长大后林海音生活情趣广泛，不计牺牲，勇挑重担，慷慨助人，这些性格特点，可以说是承袭于父辈而发展于自身。由于父亲早逝，面对生活和社会的重压，林海音对社会的认识较之同龄人更成熟更深刻，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她创作小说的动力和源泉。在北京时，林海音已开始了文学创作。1948年回到台湾后初期的一段时间，她撰写了一些杂文和散文，大约是在1951年，林海音才真正走上作家的道路。她的作品十分丰富，包括小说、散文、杂文、评论、儿童读物等多种体裁，而以小说创作为主。 林海音作为台湾老一代的作家，对台湾文学事业的贡献集中表现在小说创作、培育新人和兴办刊物三个方面。关于兴办刊物，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她除了担任新创办刊物的编辑外，还亲自创办《纯文学》月刊达五年之久，并以选择作品质量高而享誉文坛，推荐并发表了许多优秀作家的作品。后来又创办纯文学出版社，其宗旨与《纯文学》月刊相似，选书认真，注意质量，颇受读者欢迎，至今仍是台湾有影响的文学出版社之一。在培育新人方面，林海音可谓为培育台湾文坛的一代新人倾注了心血，功绩卓著。60年代以来台湾涌现出的许多文坛新秀，多受她的提携和影响。这固然与她长期担任报刊编辑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出自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和对造就新人的热情。台湾知名作家钟理和的一生可概括为“生前笔耕，死后成名”，他默默笔耕一辈子，生前不为人们所知，而他的死后成名却应归功于包括林海音在内的几位知音。林海音在《一些回忆》一文中曾说起这件事。钟理和死后，其长子写信给林海音，请求她能帮助出版其父的著作。林海音一口承担下来，然后用募捐来的钱出版了钟理和的作品《雨》，这时距死者祭日仅有百日；而死者的另一本书《笠山农场》也在其周年祭时出版了，完成了死者的最终遗愿。林海音还如同当年扶植钟理和那样，以其在文学界的影响来提携钟铁民，使钟铁民逐渐成长为台湾小说界的后起之秀。钟氏父子从林海音那里受益良多，而身受这种恩泽的又何止钟氏父子呢？林海音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主要生活在北京，差不多整整30年。她的青少年时代的最美好时光都是在北京度过的，因此，她对北京很熟悉，对北京的感情十分深沉，在台湾也常称北京是她的“第二故乡”。也因此她的作品的故事背景多发生在北京，作者通过这些故事背景的描写，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幅古城北京的风俗画和风景画，从中流露出作者对昔日生活的眷恋和缅怀，以及热爱国家民族的思想情感。1948年她回到台湾后，台湾的社会生活和乡土习俗又注入到她的生活积累当中，她也因此写了一些发生在台湾的人和事。总之，林海音的生活积累有两个来源：一个来自旧北京，一个来自台湾。
他希望可以打倒日本人，因为他那个时候就积极参加抗日活动，而且对中国也是特别的热爱，如果他知道中国有了今天的成就，一定会很开心的。
王晓梅
延安
邹韬奋最后的愿望是:如果他有资格，请批准入党。邹韬奋是中国出版业的奠基人。他一生创办了六份期刊，一份报纸，一个社团。主题为“激励精神”的活动在北京举行。
李善兰（1810-1882），海宁人，数学家。徐志摩(1897～1931)现代诗人、散文家。名章垿,笔名南湖、云中鹤等。浙江海宁人。 张宗祥(1882—1965)我国著名的学者、书法家。字阆声,号冷僧,浙江海宁人。穆旦(1918-1977),查良铮,著名诗人和诗歌翻译家。祖籍浙江海宁,1918年生于天津金庸(1924-)原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武侠小说家蒋方震(1882—1938)字方震,浙江海宁人。陆军专家。
徐干
王国维恐怕是最有名的了
鲍姆加登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 反应民族资产阶级的看法观点愿望
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1905年创刊于东京，是一个大型月刊，革命派在海外的主要宣传阵地，创办于辛亥革命时期。前身为宋教仁在东京创办的《二十世纪支那》，于1905年6月创刊，第二期因载《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等文，尚未发行即遭日本政府没收，杂志被查封。同 民报盟会成立后，将其改为《民报》作为会刊。孙中山为其撰写发刊词，提出了“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该报的创办及其宣传壮大了革命派的声势，也壮大了同盟会的队伍，成为进步舆论的中心，但是其宣传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过分强调了排满而陷入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后期该报大谈佛法，进步性锐减。该报最高发行量达到7万份，第6至24期由章太炎主编。 孙中山亲自主持创办的同盟会最重要的机关报，1905年11月26日创刊于东京，为大型政论型月刊，以“三民主义”为其宣传中心，前身是宋教仁创办的《二十世纪支那》，主编胡汉民、章太炎。报刊意义《民报》发刊词为同盟会领导人孙中山所撰﹐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三大纲领﹐为当时政治革命的最高奋斗目标﹐成为当时进步的政治团体(包括文学团体)的旗帜。 《民报》虽是政治刊物﹐但也是进步文学工作者必不可少的指导性读物。它的编辑方针﹐贯彻孙中山的三大主义﹐对内主张﹕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建设共和政体﹔土地国有。其所载文章﹐以政论文为主﹐间亦附记时事述评﹐登载少数译着小说。自章炳麟主编并为撰稿人后﹐亦常载其学术论文。 《民报》当时所起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与梁启超等改良派所主办的《新民丛报》的尖锐论战﹐驳斥改良派的君主立宪﹑开明专制﹐反对土地国有等主张﹐抵制改良派的政治影响﹐促进革命运动的发展﹐指导广大革命群众斗争的方向。一时成为革命斗争的号角﹐起了重要的进步作用。编辑本段发展简史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举行成立大会。会上，黄兴提出以留日学生创办的革命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获得通过。然而该刊在第二期上发表了《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被日本政府查禁，同盟会只好另办一份机关报，那就是《民报》。 《民报》1905年11月26日创刊于东京，是一个大型月刊，设有论说、时评、谈丛、选录等栏目，每期6万至8万字。先后参与编撰工作的有胡汉民、汪精卫、陈天华、朱执信、廖仲恺、汪东。章太炎、刘师培等。孙中山在为《民报》撰写的发刊词中，第一次将同盟会的主张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于是“三民主义”就成了《民报》宣传的主要内容： 第一，宣传以排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民报》指出，统治中国的满洲贵族已经沦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为各族人民的死敌，因此号召人们起来“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值得指出的是《民报》的排满宣传已经注意到把清朝的反动统治者同满族人民区别开来。 第二，宣传以建立共和政体为中心的民权主义。《民报》发表许多文章批判封建制度，鼓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强调“国民之权利”，号召人们起来推翻皇帝，废除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 第三，宣传以土地国有。平均地权为中心的民生主义。《民报》发表不少文章宣传土地国有和平均地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这样就接触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 此外，《民报》还大力介绍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介绍西方的新文化和新思潮，其中包括社会主义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思潮。 《民报》的出版，受到国内外同盟会和同情革命的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它的创刊号再版7次，第2、3期各再版5次，仍然供不应求，最高发行量达到17000份。第l?5期由胡汉民主编，第6～24期由章太炎主编（其中第19～22期由陶成章代理主编）。在出了24期后，曾一度被日本政府以“激扬暗杀”为由查禁。停刊一年后，由汪精卫在东京编发了第25、26期，1910年2月终刊。 《民报》6六大宗旨。 即：(一)额复现今恶劣政府 (二)建设共和政体； (三)土地国有； (四)维持世界真正之和平； (五)主张小国、日本两图之同民的联合； (六)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
民国时期的国民出版社在北京
梁启超在爱国救亡中的报刊活动及特色 作者：管艳霞文章来源：傲视传媒网浏览：394 次 中文摘要：梁启超作为维新派人士，在爱国救亡的过程中，进行舆论宣传的重要手段是从事报刊活动。该文分析了梁启超在戊戌运动时期、启蒙运动时期、立宪运动时期、护国运动时期、五四运动时期的报刊活动，并总结了他在办报活动中体现的六种特色：形成时务文体；报刊活动与当时社会民主化运动紧密结合；报刊活动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变与不变在梁启超报刊活动中的辨证体现；梁启超的报刊活动使中国近代形成第一次办报高潮；过分强调报刊的政治功能。 从1898年的戊戌维新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期间，梁启超作为维新派人士、近代宣传启蒙思想的先锋主力，为了救亡图存，发起参与了清末民初的一系列民主化现代化运动。在追求民主化道路中，梁启超进行舆论宣传的重要手段是从事报刊活动。他的报刊活动不仅推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而且对社会起到思想启蒙和教育的作用，具有鲜明的特色。 一、 梁启超在各个时期的报刊活动 (二)戊戌运动时期 梁启超为推行变法，先行办报制造舆论。他主笔的《万国公报》、《强学报》、《中外纪闻》等，开风气之先，成为宣传维新的重要传媒，也成为中国政党报之先河。他主编的近代中国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在京城引起轰动，“朝士乃日闻所不闻，识议一变焉”①，后被查封。梁启超看到了报刊的巨大作用，“自审舍言论外未由致力，办报之心益切”②。梁启超又《时务报》为中心，宣传维新变法。数年之后，梁启超不无得意地回忆道：“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③自《时务报》创办至1898年3月梁启超在《时务报》论说中居于核心地位。他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以《变法通议》一文最为著名，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纲领性文件。他在报章中呼吁变法维新，痛陈亡国的危险，喊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驱赶时代前进的号令，吹起了时代的最强音。此外，梁启超还策划和支持了澳门的《知新报》、上海的《农学会报》、《蒙学报》、《演义报》和《萃报》。《知新报》与《时务报》南北呼应，紧密配合，对维新思想的传播，对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都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 梁启超通过舆论宣传变法图强的道理，使中国第一场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运动——戊戌维新运动开辟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维新思想文化运动给中国社会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二)启蒙运动时期 在这一时期，梁启超主办的报纸是《清议报》、《新民从报》和《时报》，其中尤以《新民从报》影响最大。 1898年12月23日，他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倡导民权，启发民智。《清议报》言论思想内容中的进步与落后交织、积极与消极并存的状况，伴随着该报始终。它反映出流亡海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此时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1899年康有为赴加拿大后，梁启超冲破了康有为的束缚，他在《清议报》上大力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攻击西太后及腐败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保皇党内部，也形成了一个以梁启超为首的叛逆集团，他的周围有了一批“排满”、“革命”的维新派人士。但多数爱国华侨对革命尚缺乏明确认识，保皇维新的主张仍有很大市场，梁启超对以往的主张产生了怀疑，康有为又以师生之情感化他，梁启超那股革命热情逐渐淡化，从革命又变为保皇。改良主义的基本立场及其师康有为的多方掣肘，使他无法迈出革命的一步，最终还是回复到保皇的轨道。 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办起了《新民从报》。梁启超在《新民从报》上大力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大力鼓吹民权、共和、革命和破坏，并且大量介绍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涉及到西方人物孟德斯鸠、卢梭、达尔文、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儿等近百人。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投身于救国救民的实践中，进行国民启蒙，提倡改造国民素质。梁启超在这一时期的言论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毛泽东、郭沫若、胡适等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颇有启迪。美国之行后，思想言论大变的梁启超不再谈种族革命，宣布与共和长别。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迅猛向前发展时，《新民从报》的宣传方针和内容不断发生变化和倒退。1904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从报》上发表了《新民说论私德》，公开反对革命。后来梁启超又在《新民从报》上竭力鼓吹“开明专制”、“君主立宪”。《新民从报》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 此外，梁启超还主持创办了其他一些报刊。1903年，他创刊了中国第一份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新小说》，大部分用白话文写成，发起“小说界革命”，成为中国近代新体小说的开创者。次年，他在上海创办《时报》。《时报》版式新颖、格调高，内容丰富，注重新闻时效和时事评论。 (三)立宪运动时期 立宪运动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宪政启蒙时期，是新民启蒙运动的发展。作为立宪派首领的梁启超在这次办报热潮中仍是独领风骚，主持创办的《政论》和《国风报》等是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立宪报刊。《政论》于1907年10月创刊于日本东京。该报以政论为主，大力呼吁速开国会，建议建立国会制度，实行地方自治。1910年，他又在上海创办《国风报》。该报大力宣传宪政理论知识，仍倡议速开国会，指导国会请愿运动的开展。 这时期，梁启超充分利用报纸，把握舆论导向，一方面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同时使中国的新闻事业迈向新阶段。 (四)护国运动时期 1915年1月，中华书局创办《大中华》杂志，聘请梁启超当总撰述。梁启超在《大中华》上发表揭露二十一条要求的文章，警告日本不得乘人之危，他的言论唤起了同胞正视日本的阴谋诡计。该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文章标志着梁启超从“联袁拥袁”最终走向了“反袁讨袁”，吹响了护国运动的战斗号角。在护国运动时期，《时事新报》与梁启超关系密切，初创时主张保皇，后来又鼓吹立宪，民国成立后成为进步党的喉舌。 从反袁世凯宣言书到各种护国的对外文件，梁启超的笔时刻指挥运动的进程，推动运动不断深入。在全国掀起反袁大浪。他最重要的功绩在于广泛地宣传了资产阶级新思想，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在历史发展的链条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先声。 (五)五四运动时期 梁启超等进步党人1916年在北京创办《晨报》。该报以揭露军阀专制、官僚卖国为宗旨，并时常抨击执政的北洋政府。《晨报》最早披露了巴黎和会决定交付日本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震动。在五四运动中，《晨报》对学生的爱国活动作了大量的集中的报道，充分发挥了新闻在爱国运动中的作用。1922年梁启超告别报坛后，企图从旧学中寻求救世良方，然而刚好和勃勃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 坚持改良，反对革命，是梁启超一生基本的政治主张，晚年也不例外。时代在发展，而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这就决定了他对新时期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工农运动、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共产党以及第三国际等，都必然持对抗态度。 二、梁启超报刊活动中的特色 梁启超从《时务报》起，开创了新式报刊文体——时务文体。这种新式报刊论说文体是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度的形式，它生动活泼，夹杂着大量的俚语和外来语，雅俗共赏。梁启超自己总结说：“启超素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致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为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这种文体的特点是：一是“纵笔所致不检束”。即要求摆脱各种古文义法的舒服，打破古文、时文、散文、骈文的界限，实行文体上的大解放。这是因为梁启超等人的政论文章，宣传的是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和各种新颖思想，为实行政治改革摇旗呐喊。而且报纸这种大众传媒改变了文化传播形式，扩大了受众的空间分布和社会层面。因此，旧的表现形式不仅无法容纳新的内容，而且也不能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这就要求彻底摆脱桐城派古文、八股文的僵死文体的束缚，应于时势，用通俗的文字发挥新颖的思想。 其二、“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即要求文章的语言浅显流畅，明白通晓，屏弃矫揉造作、艰涩古僻的文字，同时又允许根据内容的需要，使用俗语、韵语及外来的词汇、句式和语法来论证问题、说明道理。这是因为梁启超等报刊政论家，在自己的刊物上向读者介绍了大量的有关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引用了大量的对于中国人来说十分陌生的名词术语。对于这些外来的新鲜东西，不能削足适履，只能兼容并包，允许它存在。既然如此也就只能打破陈规，采用能够和它的极其丰富、广泛的内容相适应的表现手法了。 其三，“条理清晰，笔锋常带感情”。即要求文章层次清楚，逻辑行强，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被说服，进而接受他们的主张。他写出来的文章感情充沛，气势磅礴，自由放纵，不拘一格，对辛亥革命时期乃至五四运动以后的文风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报刊活动与当时社会民主化运动紧密结合 梁启超是中国最早提倡和推行全面现代化的人，是最重视人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现代化的知识分子。全面的现代化包括政治、经济、学术、文化和思想道德等的各个方面，既有社会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而梁启超是清末民初二十年间一系列政治、思想、文化现代化运动的主将和推动者。他掀起的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开创了以报刊实行广泛社会教育的先河。 在维新运动中，他不仅要变法，更重视宣传变革思想，以启迪民智、绅智；立宪运动中，他鉴于国民缺乏宪政知识，大力宣传有关知识；护国运动中，他通过报章阐述法的重要性，明确应具有的权利和尊严。而梁启超在宣传新思想、建设新文化的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三)报刊活动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 梁启超主张在发扬本国学术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他的学术研究活动与报刊活动紧密结合，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1899年以前，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弘扬今文经学为主，在《时务报》时期开始编辑西方知识。第二阶段为1899——1907年，《清议报》和《新民从报》期间，以介绍西方学说为主，包括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卢梭、边沁等人的政治学，达尔文、颉德的进化论，以及其他西方哲学、经济学等，同时基本完成了中国史学、法学、小说、诗歌等方面的理论研究。第三阶段为1908年——1919年间，以政治宣传活动为主，结合政治需要进行学术研究，完成了宪政学、财政学、推行货币学、方志学等方面的研究。第四阶段为1920——1928年间，引进西方大量原著和聘请西方著名学者来华讲学，同时集中精力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取得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引进西方大量名著的同时，对中国古典经籍作了许多总结性开创性的研究，其成果之丰硕琳琅满目，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中最有影响者为《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儒家哲学》、《佛家研究十八篇》、《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等。 综观梁启超学术研究，他是中国几千年来旧学的总结者，中西结合新学时代的开创者，可称为中国近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许多学术观点大多具有较高的价值。 (四)变与不变在梁启超报刊活动中的辨证体现 梁启超一生的政治生涯，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一是由改良派到保皇派的转变；一是由拥袁到反袁的转变。梁启超的这些变化可以从一些报刊中反映出来。从创办《清议报》到《新民从报》停刊的10年中，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从维新到革命，从革命变到保皇，又从保皇变到立宪。这些转变都清楚地反映在上述报刊的文字中。梁启超由激进向温和的转变，实际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反映。梁启超一生善变，但追求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救亡图存的理想始终没有变，只是各个时期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五)梁启超的报刊活动使中国近代形成第一次办报高潮 梁启超的报刊活动，尤其是《时务报》的成功，使全国各地维新人士深受鼓舞，各种鼓吹变法的刊物，如《国闻报》、《湘报》等二三十家报刊先后面世。在维新报刊外，大量的时政刊物，重庆的《渝报》、成都的《蜀学报》、广州的《岭学报》、福州的《福报》、桂林的《广仁报》、上海的《富强报》、《东亚报》、《求是报》等，此时也纷纷创刊。各类综合性报刊、专业性报刊及文摘性报刊，这时也不断出现，其中既有日报，也有旬报、月报，形成一股红红火火的办报热潮。如妇女报《女学报》，晚报《上海晚报》，译报《译书公会报》，文摘报《集成报》。《演义白话报》、《无锡白话报》等最早的白话报刊也在这一时期先后问世。以上海为中心，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由著名文人李伯元、吴跃人等主编的小型文艺报刊，其中有《指南报》、《采风报》、《笑报》和《趣报》。 六、过分强调报刊的政治功能 梁启超以报刊为阵地，推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在反对封建专制，建立近代民主政治宣传上，他既狂热鼓吹革命共和，又一变而为君主立宪的旗手。从理论宣传及社会实践上，他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积极倡导者，是中国追求民主实现的先行者。 他认为办报是强国的手段，把报馆作为治之具，强调报刊的政治功能，而在近代社会为其他国家报人所普遍看重的经济功能、娱乐功能则被明显忽略。所以如此主要因为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刚刚起步，对经济信息和广告推销的需求还比较少，报业的经济特性尚未充分显露，而民族危亡的切肤之痛、维新变法的迫切需求，当然使报刊的政治功能得以强化。他主持的报刊多以政论为主，新闻报道未能成为报刊的主角；即使新闻报道，也成为发表政见的工具，或夹叙夹议，或使用编者按语，寓评论于报道之中。梁启超还提出了利用报刊“制造舆论”的口号。在梁启超看来，事实为传达观点服务，只要实现了自己的意旨，新闻真实与否无大局。在梁启超之后，随着阶级、民族斗争的深化，报刊经常作为党派斗争、阶级斗争的舆论工具，教化民众、指导工作的职能不断得到强化。 [注释]： ①丁文江：《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页。 ②梁启超：《在报界欢迎会演说词》，载《戊戌变法》丛刊(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55页。 ③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文集》之六，第52页。 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 参考文献： [1]孟祥才：《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1980年11月。 [2]董方奎：《旷世奇才梁启超》，武汉出版社1997年10月。 [3]黄敏兰：《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梁启超》，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 [4]胡文龙等人著：《新闻评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 [5] 《从梁启超的报刊实践看其“善变”与“不变”》，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2卷第5期，2000年10月。 [6] 《梁启超与〈时务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7卷第5期，1998年9月。 [7] 《对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历史观照与反思》，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6期(总第143期)。 [8] 《世俗化的理想与理想化的实效——浅析梁启超前期报刊文章盛行的原因》，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9] 《略论梁启超对〈时务报〉的贡献》，《学术论坛》，05。 [10] 《维新志士与近代报刊发展》，《史学月刊》，04。 [11] 《20世纪初旅日华人所办报刊对中国社会变革的作用》，《日本问题研究》，03。 [12] 《论梁启超由拥袁到反袁思想的演变》，文史哲，1994年第4期。 [13] 《论梁启超的启蒙思想》，《河北学刊》，03。 [14] 《梁启超：近代中国的精神之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7卷第5期，09。
主编有：王鲁彦、熊佛西、田汉
延安
刘雪庵积极从事音乐报刊和理论研究工作，也是硕果累累。早在30年代初，刘雪庵就开始从事音乐刊物的编辑工作。1934年，他参加了以蔡元培为首的“音乐艺术社”，并任《音乐杂志》编辑；后转任上海《新夜报》音乐周刊编辑。抗战爆发后，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刘雪庵主持中国作曲者协会的日常工作，还自己掏钱办起了《战歌周刊》，后改名为《战歌》，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具有广泛影响的抗战音乐刊物。《战歌》自1937年10月创刊至1940年4月终刊的两年半时间，先后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地出版了18期，对救亡歌咏运动的蓬勃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 刘雪庵（作曲）歌曲《西子姑娘》表演者：周璇傅清石词 刘雪庵曲柳线摇风晓气清频频吹送几声春光旖旎不胜情我如小燕君便似飞鹰轻渡关山千万里一朝际会风云至高无上是飞行殷情期盼莫负好青春铁鸟威鸣震大荒为君亲换征裳叮咛无限记心房柔情千缕摇曳白云乡天马行空声势壮逍遥山色湖光鹏程万里任飞扬人间天上比翼羡鸳鸯春水涟涟春意浓浣纱溪呀（映）花红相思不断笕桥东几番期待凝碧望天空一瞥飞鸿云阵动归程争趁长风万花丛里接英雄六桥三竺笼罩凯歌中 抗战胜利后，空军制作了一首与空军相关的歌曲《西子姑娘》，希望广为传唱，此曲出自刘雪庵之手。这是一首战争歌曲。西子湖畔的少女，向她任职国军飞行员的情人表露了深切的叮咛和殷勤的寄盼。沙场机声，水乡柔情，令人想起白先勇小说《一把青》中郭轸的飒然英姿、朱青的羞涩眼神。那传统中国女性的情怀，就和著静姝温婉的曲调，飞到了白云的尽头――激励着军心士气。在影片《笕桥英烈传》中也用了这首歌曲，代表了杭州姑娘对中国空军战士情谊的《西子姑娘》，影像末尾部分的中国空军战士，那青春的面容，那潇洒的风姿，让人流泪不止。
他希望可以打倒日本人，因为他那个时候就积极参加抗日活动，而且对中国也是特别的热爱，如果他知道中国有了今天的成就，一定会很开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