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浩如烟海的古籍善本中，最璀璨夺目者当推“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是研究中古时期中国、中亚、东亚、南亚的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史、艺术史、科技史、民族史的重要研究资料，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文献研究价值。由于敦煌遗书分藏于中、英、法、俄、日等地，至今缺乏一个完整的联合目录，藏经洞内究竟有多少遗书，至今仍无从确切统计。有人推测总数为三四万至十万件不等。敦煌遗书分布在世界各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6000余件；英国图书馆藏13000余件；法国国家图书馆藏5700余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10800余件。另外敦煌研究院、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单位都有收藏，总数在5万件以上。清末从敦煌运京的那批敦煌遗书成为现今国家图书馆敦煌馆藏的主体。新中国成立后，文化部陆续将散藏于全国各地及散佚于民间的敦煌遗书调拨或收购后移交国家图书馆集中保管。如大谷探险队所得敦煌遗书长期由旅顺博物馆收藏，1954年由文化部调拨北图收藏。不少社会人士出于繁荣祖国文化的爱国之心，也纷纷将个人珍藏的敦煌遗书或捐赠或转让给国图；国家图书馆亦四处搜求购买到部分零散的敦煌遗书。凡此种种，日积月累，进一步丰富了国家图书馆的敦煌收藏，使其总数达到一万六千余号，蔚为大观。中国国家图书馆对所藏敦煌遗书分批、分阶段进行了大量整理、编目和修复的工作。开始编目时，最初的编号按照《千字文》的顺序，逐一用字排号，编纂出国家图书馆第一部敦煌遗书目录——《敦煌石室经卷总目》。1922年，陈垣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后，编纂出敦煌学界第一部分类目录——《敦煌劫余录》。二十年代，北京图书馆成立写经组，1935年编纂成更为完备的分类目录《敦煌石室写经详目》及其《续编》。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避战火，1935－1936年北京图书馆将馆藏敦煌遗书装箱南运。八十年代初，国家图书馆编纂成《敦煌劫余录续编》。从1984年开始，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和中华大藏经编译局的支持下，涵盖全部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的总目录编纂工作开始起步。国家图书馆极其珍视所藏敦煌遗书，但敦煌遗书都是公元五至十一世纪的古抄本及印本，是被长期废置的中古文献，年代悠远达千年之久，大多残阙支离，或粘结或脆碎，若不加细心修复，则根本无法编目、拍摄，更谈不上借阅使用。九十年代以来，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和善本部图书修整组，经过反复研究实践，在修复工作中严格贯彻“整旧如旧”的原则，尽可能保持遗书原貌，妥善处理了保护与使用的矛盾，达到了“多快好省”的效果，从而使大量从前无法使用的残破经卷获得新生，重见天日，能够为广大敦煌学研究者有效利用。在国家图书馆的精心维护保管下，修整一新的敦煌遗书这份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将会完好无损地流传给子孙后代。敦煌藏经洞发现以来，社会上乃至学术界一直流传着一种误解：认为敦煌遗书之精华部分已然被外国“探险家”们搜刮殆尽，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者皆是价值不大之弃余糟粕，正所谓“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这种看法大谬不然。三十年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曾经列举大量事例，着重批驳了这种不实说法，指出：“取质、量二者相与互较而平均通计之，则吾国之八千余轴比于异国及私家之所藏，又何多让焉！”几十年来，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有散落的敦煌遗书回归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其中不乏大量珍贵文献，如《尚书》、《毛诗》、《春秋》、《老子》、《庄子》、《文选》等抄本；如公元417年（西凉建初十二年）写本《律藏初分》，是馆藏敦煌遗书确切纪年最早的一件，历经近1600余年仍完好如初；《舞谱》、摩尼教经典等为国内硕果仅存之资料，其珍贵稀有不言自明；《辩亡论》、《姓氏录》、《法华经玄赞》、五代前蜀大复二年的血书《观音经》等皆为敦煌遗书中之稀世精品。今天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不但在文物或文字的绝对数量上占据世界第一位，而且在内容质量方面与世界上任何一所敦煌遗书收藏机构相较毫不逊色。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全世界四十七个国家的二千多个博物馆中，流失的中国文物不下百万件，多数都是战时掠夺品。北京的一些收藏家谈到，在国外参观时，看到数不清的中国文物，其中有不少是圆明园中的文物。在法国巴黎东南七十公里郊外，有一座建于一一三七年的法国国王的行宫——枫丹白露宫，宫内有一个“中国宫 ”，里面的陈列品全部来自圆明园。宫内最大的一间展室屋顶上，有三幅巨大的工笔重彩佛像，画上清干隆的鉴赏御印清晰可见。大厅正面是镶嵌珠宝的屏风、宫扇，左侧是两个大多宝阁柜，透过玻璃可见珊瑚、田黄石、白玉等雕刻文物，还有战国青铜器、各代瓷器、清皇帝戴的皇冠。在一架木托碧玉插屏上还刻写着记录清干隆六十六大寿举行百叟盛事的文章。展厅的另一侧是几个展柜，里面全是大型器物。一件雕绘有双龙图案的景泰蓝瓶的足边上，镌刻着“大清乾隆年制”。挪威西部有一座叫伯尔根的城市，那里有一个实用艺术博物馆。其中一处展厅摆放着几千件中国文物，这些文物仅出自一人的捐献，他是挪威人蒙茨。蒙茨一八八七年来到中国，在中国海关任职，以后又担任了袁世凯的骑兵团长、参谋长多种职务。蒙茨在中国生活了五十余年，收集了二千五百多件中国文物。这些文物多是散落在民间的圆明园遗物，包括石雕、玉器、青铜器、陶瓷、绘画、丝绣等，其中许多是价值连城的珍品。瓷器中有来自清朝宫内的祭蓝天球瓶、青花梅瓶、斗彩笔筒、瓷雕；收藏的丝绣更是堪称极品，有一件仿宋徽宗 “旭日初升图”的刺绣，色彩鲜艳如新，技法高超，如同原画一般。该馆藏品中最不寻常的是圆明园的石雕，在一层的整个陈列室中，几乎全部是雕刻精美的圆明园建筑石构件。有残断的柱础、栏杆、望柱、石像……在大厅的墙壁上还挂着一幅印在白布上的圆明园海宴堂铜版画。从上面还能认出部分石雕原来所在的位置。这座展厅被命名为“圆明园展厅”。在欧洲一些著名的博物馆、图书馆里也收藏有圆明园文物，《圆明园全景图》现保存在巴黎博物馆内。清代宫廷画师沈源、唐岱所绘《圆明园四十景图》的原画，和郎世宁所绘的西洋楼透视图铜版画现保存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内。英国大英图书馆收藏着原藏于圆明园文源阁的《四库全书》部分图册，还有众多的来自圆明园的瓷器、金器、玉器等。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内到底保存有多少圆明园文物？私人手中又收藏有多少圆明园文物？具体的数字谁也说不清，可能永远是个不解之谜。为了进一步说明大量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的事实，兹列举部分国外博物馆重要中国文物的收藏如下：大英博物馆该馆东方艺术馆，大部分是中国历代的稀世珍品，可谓应有尽有，总数达3万多件，其中绝大部分是无价之宝。大英图书馆中国珍贵文献和古籍6万多种，其中有中国波罗蜜佛经最早版本，《永乐大典》45卷及甲骨片、竹简、刻本古书、敦煌藏经和地图。美国纳尔逊美术馆该馆最出色的收藏是东方文物，其中最精彩而著名的是中国文物，数量多、质量高。波士顿美术馆该馆以东方艺术品著称于世，现藏有中国和日本绘画5000余幅。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宋、元时期名画，如保存完好的唐张萱《捣练图》宋代摹本、宋徽宗《五色鹦鹉》。芝加哥美术馆该馆的东方部以收藏中国青铜器而为世人瞩目。最引人入胜的是一件战国提梁盉。俄国东方文化博物馆馆内收藏了从殷商到明清的青铜器、绘画和雕刻作品。绘画中有唐代周颉的《贵妃出浴图》、明仇英的《侍女图》、清任伯年的《荷花》等杰作。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该馆几乎一半收藏品是中国文物，包括书画、佛教艺术、铜器、玉器、陶器等。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这是一座以收藏亚洲文物，尤其是中国文物为主的博物馆。其中陶瓷部有2000多件，始于新石器时代，迄于清。玉器部有1200多件，为世界上收藏中国玉器最丰富的博物馆。青铜器部约有800件。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该馆收藏相当数量的中国壁画、石雕、青铜器、玉器、绘画等珍贵文物。此外，卢浮宫是法国收藏中国文物最集中的地方，仅其分馆吉美博物馆就收藏中国文物数万件，其中历代陶瓷器2万件，居海外博物馆中国陶瓷收藏之首，卢浮宫还收藏6000多件中国历代瓷器精品和200多件唐宋绘画。法国巴黎市立博物馆的中国文物收藏与卢浮宫不相上下。日本有上千座博物馆收藏中国文物，其中尤以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最丰，设有五大展厅展示中国文物。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以收藏中国古代雕刻艺术品著称，尤其是汉魏隋唐石刻更是首屈一指，“昭陵六骏”中的拳毛马和飒露紫就在该馆。此外海外私家收藏也盈千上万，难以计数。面对如此光彩夺目的中国古代艺术瑰宝，我们在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杰出创造力感到自豪的同时，也为如此众多的无价之宝流落海外而感到痛惜，近年来，我国政府和民间企业积极在全球各地追索和赎买流失海外的文物，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和流失在海外上百万、数百万的祖国文物相比较，能够回到祖国的文物实在少之又少。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浩如烟海的古籍善本中，最璀璨夺目者当推“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是研究中古时期中国、中亚、东亚、南亚的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史、艺术史、科技史、民族史的重要研究资料，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文献研究价值。由于敦煌遗书分藏于中、英、法、俄、日等地，至今缺乏一个完整的联合目录，藏经洞内究竟有多少遗书，至今仍无从确切统计。有人推测总数为三四万至十万件不等。敦煌遗书分布在世界各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6000余件；英国图书馆藏13000余件；法国国家图书馆藏5700余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10800余件。另外敦煌研究院、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单位都有收藏，总数在5万件以上。清末从敦煌运京的那批敦煌遗书成为现今国家图书馆敦煌馆藏的主体。新中国成立后，文化部陆续将散藏于全国各地及散佚于民间的敦煌遗书调拨或收购后移交国家图书馆集中保管。如大谷探险队所得敦煌遗书长期由旅顺博物馆收藏，1954年由文化部调拨北图收藏。不少社会人士出于繁荣祖国文化的爱国之心，也纷纷将个人珍藏的敦煌遗书或捐赠或转让给国图；国家图书馆亦四处搜求购买到部分零散的敦煌遗书。凡此种种，日积月累，进一步丰富了国家图书馆的敦煌收藏，使其总数达到一万六千余号，蔚为大观。中国国家图书馆对所藏敦煌遗书分批、分阶段进行了大量整理、编目和修复的工作。开始编目时，最初的编号按照《千字文》的顺序，逐一用字排号，编纂出国家图书馆第一部敦煌遗书目录——《敦煌石室经卷总目》。1922年，陈垣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后，编纂出敦煌学界第一部分类目录——《敦煌劫余录》。二十年代，北京图书馆成立写经组，1935年编纂成更为完备的分类目录《敦煌石室写经详目》及其《续编》。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避战火，1935－1936年北京图书馆将馆藏敦煌遗书装箱南运。八十年代初，国家图书馆编纂成《敦煌劫余录续编》。从1984年开始，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和中华大藏经编译局的支持下，涵盖全部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的总目录编纂工作开始起步。国家图书馆极其珍视所藏敦煌遗书，但敦煌遗书都是公元五至十一世纪的古抄本及印本，是被长期废置的中古文献，年代悠远达千年之久，大多残阙支离，或粘结或脆碎，若不加细心修复，则根本无法编目、拍摄，更谈不上借阅使用。九十年代以来，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和善本部图书修整组，经过反复研究实践，在修复工作中严格贯彻“整旧如旧”的原则，尽可能保持遗书原貌，妥善处理了保护与使用的矛盾，达到了“多快好省”的效果，从而使大量从前无法使用的残破经卷获得新生，重见天日，能够为广大敦煌学研究者有效利用。在国家图书馆的精心维护保管下，修整一新的敦煌遗书这份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将会完好无损地流传给子孙后代。敦煌藏经洞发现以来，社会上乃至学术界一直流传着一种误解：认为敦煌遗书之精华部分已然被外国“探险家”们搜刮殆尽，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者皆是价值不大之弃余糟粕，正所谓“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这种看法大谬不然。三十年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曾经列举大量事例，着重批驳了这种不实说法，指出：“取质、量二者相与互较而平均通计之，则吾国之八千余轴比于异国及私家之所藏，又何多让焉！”几十年来，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有散落的敦煌遗书回归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其中不乏大量珍贵文献，如《尚书》、《毛诗》、《春秋》、《老子》、《庄子》、《文选》等抄本；如公元417年（西凉建初十二年）写本《律藏初分》，是馆藏敦煌遗书确切纪年最早的一件，历经近1600余年仍完好如初；《舞谱》、摩尼教经典等为国内硕果仅存之资料，其珍贵稀有不言自明；《辩亡论》、《姓氏录》、《法华经玄赞》、五代前蜀大复二年的血书《观音经》等皆为敦煌遗书中之稀世精品。今天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不但在文物或文字的绝对数量上占据世界第一位，而且在内容质量方面与世界上任何一所敦煌遗书收藏机构相较毫不逊色。
这9件写经是从敦煌石窟密室流出的国家级文物，距今1500多年；9月10日前可去湖南图书馆免费观赏用副本古籍换来敦煌真经 2011年9月8日昨日，湖南图书馆展出的9件敦煌写经之一——《妙法莲华经》。本版摄影/记者张轶 展出的《大智度论》为南北朝写本，是目前湖南图书馆馆藏最早的文献。提要 上世纪60年代，湖南图书馆用一批副本古籍，从北京的中国书店换回了包括敦煌写经在内的400多本善本（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 今年8月，借全国古籍文献普查的机会，湖南图书馆将敦煌写经拿出来，交由普查专家鉴定，经鉴定，9件敦煌写经竟是从敦煌石窟密室流散出来的国家级文物，距今已有1500多年。 昨日，这批敦煌写经在湖南图书馆公开展出，即日起至9月10日，市民可以前去免费观赏。 本报记者徐海瑞 通讯员喻乐 长沙报道 取经 用副本古籍，换回一批敦煌写经 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之一，浩如烟海的敦煌遗书数以万计，其价值不可估量，但由于遭到列强的盗窃掠夺，绝大部分敦煌遗书不幸流散到世界各地。目前国内收藏的敦煌遗书仅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大多保存在国家图书馆和河西走廊诸省的文博单位，其他地区十分罕见，尤其是南方。 那么，这次展出的9卷敦煌写经，是如何传至湖南的？据省图历史文献部副主任刘雪平介绍，早在上世纪60年代，这批写经就被该馆收藏，“当时是馆里面用馆藏副本古籍，与北京的中国书店换来的。”至于当年交换的具体情况，刘雪平坦言，“时间太久了，负责古籍工作的领导也换了几届，大家都很少了解当时的情形。” 不过，令刘雪平意外的是，得知这次展览的消息，已经八十高龄的湖南图书馆原历史文献部主任刘志盛赶到了展厅。当年，正是他亲手将这批敦煌写经接到湖南。 1963年，刘志盛就前往北京中国书店交换古籍一事，向时任湖南文化局长的胡清波进行了请示，之后，刘来到了北京中国书店。“湖南馆有很多副本古籍，这些副本刚好是中国书店需要的，而我们正好缺少敦煌写经，就这样达成了古籍交换的意见。”据刘志盛回忆，1963年至1965年，湖南图书馆共进行过3次古籍交换，分别与中国书店交换过两次，还有与上海古籍书店交换过一次，“我们用的都是副本，包括《万有文库》、《丛书集成》、《四部备要》等，共计两万多册，换回了包括敦煌写经在内的400多本善本。” 藏经 “写经放在哪里，只有我知道” 刘志盛告诉记者，与中国书店达成了敦煌写经的交换意见之后，为了使写经免遭长途跋涉。他特意采用了当时较为昂贵的航空挂号方式，将写经寄回湖南图书馆。而在邮寄之前，他也格外小心，将写经包裹得严严实实，以尽量减少邮寄途中的损坏。 在刘志盛看来，9件敦煌写经是他在图书馆任职期间，收得的最为珍贵的文献之一。为此，他对写经的保管也格外谨慎。“写经被放在善本书库，具体放在哪个位置，只有我才知道。”刘志盛说，当年善本书库共有两片钥匙，一片由他保管，另一片由书库管理员保管，而不管任何人，想进入书库，必须经过馆长签字同意。在当时的保存条件下，刘志盛还将敦煌写经放在特制的樟木箱内，并在箱中置放樟脑丸，以防潮湿和虫蚀。 鉴定 敦煌石窟密室流出的国家级文物 此后，刘志盛多次邀请有关专家对写经进行观摩和鉴定。据他回忆，早在1973年和1975年，故宫博物院鉴定小组成员刘九安就两次到湖南图书馆看过写经，认为这批写经极具价值。1980年，时任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的杨新还专门率5人专家组抵达湖南对写经进行鉴定，并确定了写经的真实性。 “当时的专家之所以鉴定为真，主要是根据写经的纸张和字迹，都是用的当时特有的经黄纸，字体也是写经习惯采用的正楷。”刘志盛说。 1995年，刘志盛从湖南图书馆退休。他坦言，在工作期间，馆内的一些专家也对这批敦煌写经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而这种质疑在他退休之后，一直没有间断。 对此，湖南图书馆文献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寻霖表示，之所以有人怀疑敦煌写经的真实性，一是因为写经很少在南方出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9件写经的纸张质地极其坚韧，让人不敢相信是1500年前的文献。 出于上述考虑，湖南图书馆一直没有将敦煌写经公诸于众。直到今年8月，借全国古籍文献普查的机会，该馆将写经拿出来，交由普查专家方广锠和李际宁鉴定，“他们都是国内古典文献的权威专家，特别是在敦煌写经方面，他们说是真的，那就绝对可信了。”寻霖说。 经过鉴定，两位专家一致认为，这9件敦煌写经正是从敦煌石窟密室流散出来的国家级文物，分别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妙法莲华经》、《大般涅槃经》、《大智度论》等，抄写年代分别为公元5世纪末（南北朝时期）和9至10世纪（唐朝），均用当时特有的经黄纸抄写，颜色有黄褐和白色，略有绵性，质地厚硬。书法为楷体，线条流畅优美，笔锋遒劲秀丽。 两位专家的判断，打消了寻霖的顾虑。他表示，敦煌写经使湖南图书馆馆藏最早的文献追溯到5世纪下半叶，在时间上向前推进了超过400年。 展出 为了让更多市民能够一睹写经真容，湖南图书馆将9件敦煌写经与北宋《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等文献一同展出。 即日起至9月10日，市民可前往该馆历史文献部鉴赏室免费观赏。寻霖表示，此次展出文献极为珍贵，在这次展出之后，考虑到保护文献的要求，敦煌写经等将有可能不再公开展出。 [相关链接] 敦煌遗书概观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一个叫王圆篆的道士在敦煌发现了藏经洞，在这个长7米，宽5米，高约333米的洞窟内，堆着许许多多的经卷和抄本书籍，还有画着佛像的绢帛、织物、法器等。这就是著名的藏经洞遗书。 据调查研究，这批文物的总数在5万件以上，年代从西凉到北宋，历经10个朝代，500余年，文字有汉、藏、西夏、突厥文等，分属经、史、子、集及官府文牒、百姓函启等，从文书形式看，有数量浩大的手写本，也有稀世罕见的雕版印刷，还有少量拓本。 藏经洞中的文书内容歧杂丰富，包括佛教文书、道教文书、景教文书、摩尼教文书、袄文书、经史子集四部书等。其中佛教文书要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凡重要的佛家典籍几乎全能找到，特别是早已失传的佛典要籍，如《三阶佛法卷二》、《无尽藏法略说》等三百多种。 数量高达几万卷的这些写经真本，极为难得，是中国书法资料宝库。这种“敦煌写经体”中体现出中国中古时期各时代的书法体例，可以说是中国书法史上尤为珍贵的资料。 目前全世界收藏的敦煌遗书大约有6万多号，主要散落在：英国大约收藏15000号，法国约7000号，俄国约19000号，中国国家图书馆16000多号，中国国内公私藏三四千号，其他分散在美国、芬兰、瑞典、奥地利、土耳其、韩国等地的国外散藏1000多号。整理/记者徐海瑞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里的经书非常之多，斯坦因是著名的梵文学者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都对敦煌的文物感兴趣都盗走了藏在敦煌的文物。现如今文物至少分散在世界上13个国家。
这9件写经是从敦煌石窟密室流出的国家级文物，距今1500多年；9月10日前可去湖南图书馆免费观赏用副本古籍换来敦煌真经 2011年9月8日昨日，湖南图书馆展出的9件敦煌写经之一——《妙法莲华经》。本版摄影/记者张轶 展出的《大智度论》为南北朝写本，是目前湖南图书馆馆藏最早的文献。提要 上世纪60年代，湖南图书馆用一批副本古籍，从北京的中国书店换回了包括敦煌写经在内的400多本善本（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 今年8月，借全国古籍文献普查的机会，湖南图书馆将敦煌写经拿出来，交由普查专家鉴定，经鉴定，9件敦煌写经竟是从敦煌石窟密室流散出来的国家级文物，距今已有1500多年。 昨日，这批敦煌写经在湖南图书馆公开展出，即日起至9月10日，市民可以前去免费观赏。 本报记者徐海瑞 通讯员喻乐 长沙报道 取经 用副本古籍，换回一批敦煌写经 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之一，浩如烟海的敦煌遗书数以万计，其价值不可估量，但由于遭到列强的盗窃掠夺，绝大部分敦煌遗书不幸流散到世界各地。目前国内收藏的敦煌遗书仅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大多保存在国家图书馆和河西走廊诸省的文博单位，其他地区十分罕见，尤其是南方。 那么，这次展出的9卷敦煌写经，是如何传至湖南的？据省图历史文献部副主任刘雪平介绍，早在上世纪60年代，这批写经就被该馆收藏，“当时是馆里面用馆藏副本古籍，与北京的中国书店换来的。”至于当年交换的具体情况，刘雪平坦言，“时间太久了，负责古籍工作的领导也换了几届，大家都很少了解当时的情形。” 不过，令刘雪平意外的是，得知这次展览的消息，已经八十高龄的湖南图书馆原历史文献部主任刘志盛赶到了展厅。当年，正是他亲手将这批敦煌写经接到湖南。 1963年，刘志盛就前往北京中国书店交换古籍一事，向时任湖南文化局长的胡清波进行了请示，之后，刘来到了北京中国书店。“湖南馆有很多副本古籍，这些副本刚好是中国书店需要的，而我们正好缺少敦煌写经，就这样达成了古籍交换的意见。”据刘志盛回忆，1963年至1965年，湖南图书馆共进行过3次古籍交换，分别与中国书店交换过两次，还有与上海古籍书店交换过一次，“我们用的都是副本，包括《万有文库》、《丛书集成》、《四部备要》等，共计两万多册，换回了包括敦煌写经在内的400多本善本。” 藏经 “写经放在哪里，只有我知道” 刘志盛告诉记者，与中国书店达成了敦煌写经的交换意见之后，为了使写经免遭长途跋涉。他特意采用了当时较为昂贵的航空挂号方式，将写经寄回湖南图书馆。而在邮寄之前，他也格外小心，将写经包裹得严严实实，以尽量减少邮寄途中的损坏。 在刘志盛看来，9件敦煌写经是他在图书馆任职期间，收得的最为珍贵的文献之一。为此，他对写经的保管也格外谨慎。“写经被放在善本书库，具体放在哪个位置，只有我才知道。”刘志盛说，当年善本书库共有两片钥匙，一片由他保管，另一片由书库管理员保管，而不管任何人，想进入书库，必须经过馆长签字同意。在当时的保存条件下，刘志盛还将敦煌写经放在特制的樟木箱内，并在箱中置放樟脑丸，以防潮湿和虫蚀。 鉴定 敦煌石窟密室流出的国家级文物 此后，刘志盛多次邀请有关专家对写经进行观摩和鉴定。据他回忆，早在1973年和1975年，故宫博物院鉴定小组成员刘九安就两次到湖南图书馆看过写经，认为这批写经极具价值。1980年，时任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的杨新还专门率5人专家组抵达湖南对写经进行鉴定，并确定了写经的真实性。 “当时的专家之所以鉴定为真，主要是根据写经的纸张和字迹，都是用的当时特有的经黄纸，字体也是写经习惯采用的正楷。”刘志盛说。 1995年，刘志盛从湖南图书馆退休。他坦言，在工作期间，馆内的一些专家也对这批敦煌写经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而这种质疑在他退休之后，一直没有间断。 对此，湖南图书馆文献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寻霖表示，之所以有人怀疑敦煌写经的真实性，一是因为写经很少在南方出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9件写经的纸张质地极其坚韧，让人不敢相信是1500年前的文献。 出于上述考虑，湖南图书馆一直没有将敦煌写经公诸于众。直到今年8月，借全国古籍文献普查的机会，该馆将写经拿出来，交由普查专家方广锠和李际宁鉴定，“他们都是国内古典文献的权威专家，特别是在敦煌写经方面，他们说是真的，那就绝对可信了。”寻霖说。 经过鉴定，两位专家一致认为，这9件敦煌写经正是从敦煌石窟密室流散出来的国家级文物，分别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妙法莲华经》、《大般涅槃经》、《大智度论》等，抄写年代分别为公元5世纪末（南北朝时期）和9至10世纪（唐朝），均用当时特有的经黄纸抄写，颜色有黄褐和白色，略有绵性，质地厚硬。书法为楷体，线条流畅优美，笔锋遒劲秀丽。 两位专家的判断，打消了寻霖的顾虑。他表示，敦煌写经使湖南图书馆馆藏最早的文献追溯到5世纪下半叶，在时间上向前推进了超过400年。 展出 为了让更多市民能够一睹写经真容，湖南图书馆将9件敦煌写经与北宋《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等文献一同展出。 即日起至9月10日，市民可前往该馆历史文献部鉴赏室免费观赏。寻霖表示，此次展出文献极为珍贵，在这次展出之后，考虑到保护文献的要求，敦煌写经等将有可能不再公开展出。 [相关链接] 敦煌遗书概观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一个叫王圆篆的道士在敦煌发现了藏经洞，在这个长7米，宽5米，高约333米的洞窟内，堆着许许多多的经卷和抄本书籍，还有画着佛像的绢帛、织物、法器等。这就是著名的藏经洞遗书。 据调查研究，这批文物的总数在5万件以上，年代从西凉到北宋，历经10个朝代，500余年，文字有汉、藏、西夏、突厥文等，分属经、史、子、集及官府文牒、百姓函启等，从文书形式看，有数量浩大的手写本，也有稀世罕见的雕版印刷，还有少量拓本。 藏经洞中的文书内容歧杂丰富，包括佛教文书、道教文书、景教文书、摩尼教文书、袄文书、经史子集四部书等。其中佛教文书要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凡重要的佛家典籍几乎全能找到，特别是早已失传的佛典要籍，如《三阶佛法卷二》、《无尽藏法略说》等三百多种。 数量高达几万卷的这些写经真本，极为难得，是中国书法资料宝库。这种“敦煌写经体”中体现出中国中古时期各时代的书法体例，可以说是中国书法史上尤为珍贵的资料。 目前全世界收藏的敦煌遗书大约有6万多号，主要散落在：英国大约收藏15000号，法国约7000号，俄国约19000号，中国国家图书馆16000多号，中国国内公私藏三四千号，其他分散在美国、芬兰、瑞典、奥地利、土耳其、韩国等地的国外散藏1000多号。整理/记者徐海瑞
战争掠夺。中国历史上有多次被战争侵略经历，导致大量古物被搜刮外流。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全世界四十七个国家的二千多个博物馆中，流失的中国文物不下百万件，多数都是战时掠夺品。北京的一些收藏家谈到，在国外参观时，看到数不清的中国文物，其中有不少是圆明园中的文物。在法国巴黎东南七十公里郊外，有一座建于一一三七年的法国国王的行宫——枫丹白露宫，宫内有一个“中国宫 ”，里面的陈列品全部来自圆明园。宫内最大的一间展室屋顶上，有三幅巨大的工笔重彩佛像，画上清干隆的鉴赏御印清晰可见。大厅正面是镶嵌珠宝的屏风、宫扇，左侧是两个大多宝阁柜，透过玻璃可见珊瑚、田黄石、白玉等雕刻文物，还有战国青铜器、各代瓷器、清皇帝戴的皇冠。在一架木托碧玉插屏上还刻写着记录清干隆六十六大寿举行百叟盛事的文章。展厅的另一侧是几个展柜，里面全是大型器物。一件雕绘有双龙图案的景泰蓝瓶的足边上，镌刻着“大清乾隆年制”。挪威西部有一座叫伯尔根的城市，那里有一个实用艺术博物馆。其中一处展厅摆放着几千件中国文物，这些文物仅出自一人的捐献，他是挪威人蒙茨。蒙茨一八八七年来到中国，在中国海关任职，以后又担任了袁世凯的骑兵团长、参谋长多种职务。蒙茨在中国生活了五十余年，收集了二千五百多件中国文物。这些文物多是散落在民间的圆明园遗物，包括石雕、玉器、青铜器、陶瓷、绘画、丝绣等，其中许多是价值连城的珍品。瓷器中有来自清朝宫内的祭蓝天球瓶、青花梅瓶、斗彩笔筒、瓷雕；收藏的丝绣更是堪称极品，有一件仿宋徽宗 “旭日初升图”的刺绣，色彩鲜艳如新，技法高超，如同原画一般。该馆藏品中最不寻常的是圆明园的石雕，在一层的整个陈列室中，几乎全部是雕刻精美的圆明园建筑石构件。有残断的柱础、栏杆、望柱、石像……在大厅的墙壁上还挂着一幅印在白布上的圆明园海宴堂铜版画。从上面还能认出部分石雕原来所在的位置。这座展厅被命名为“圆明园展厅”。在欧洲一些著名的博物馆、图书馆里也收藏有圆明园文物，《圆明园全景图》现保存在巴黎博物馆内。清代宫廷画师沈源、唐岱所绘《圆明园四十景图》的原画，和郎世宁所绘的西洋楼透视图铜版画现保存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内。英国大英图书馆收藏着原藏于圆明园文源阁的《四库全书》部分图册，还有众多的来自圆明园的瓷器、金器、玉器等。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内到底保存有多少圆明园文物？私人手中又收藏有多少圆明园文物？具体的数字谁也说不清，可能永远是个不解之谜。为了进一步说明大量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的事实，兹列举部分国外博物馆重要中国文物的收藏如下：大英博物馆该馆东方艺术馆，大部分是中国历代的稀世珍品，可谓应有尽有，总数达3万多件，其中绝大部分是无价之宝。大英图书馆中国珍贵文献和古籍6万多种，其中有中国波罗蜜佛经最早版本，《永乐大典》45卷及甲骨片、竹简、刻本古书、敦煌藏经和地图。美国纳尔逊美术馆该馆最出色的收藏是东方文物，其中最精彩而著名的是中国文物，数量多、质量高。波士顿美术馆该馆以东方艺术品著称于世，现藏有中国和日本绘画5000余幅。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宋、元时期名画，如保存完好的唐张萱《捣练图》宋代摹本、宋徽宗《五色鹦鹉》。芝加哥美术馆该馆的东方部以收藏中国青铜器而为世人瞩目。最引人入胜的是一件战国提梁盉。俄国东方文化博物馆馆内收藏了从殷商到明清的青铜器、绘画和雕刻作品。绘画中有唐代周颉的《贵妃出浴图》、明仇英的《侍女图》、清任伯年的《荷花》等杰作。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该馆几乎一半收藏品是中国文物，包括书画、佛教艺术、铜器、玉器、陶器等。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这是一座以收藏亚洲文物，尤其是中国文物为主的博物馆。其中陶瓷部有2000多件，始于新石器时代，迄于清。玉器部有1200多件，为世界上收藏中国玉器最丰富的博物馆。青铜器部约有800件。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该馆收藏相当数量的中国壁画、石雕、青铜器、玉器、绘画等珍贵文物。此外，卢浮宫是法国收藏中国文物最集中的地方，仅其分馆吉美博物馆就收藏中国文物数万件，其中历代陶瓷器2万件，居海外博物馆中国陶瓷收藏之首，卢浮宫还收藏6000多件中国历代瓷器精品和200多件唐宋绘画。法国巴黎市立博物馆的中国文物收藏与卢浮宫不相上下。日本有上千座博物馆收藏中国文物，其中尤以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最丰，设有五大展厅展示中国文物。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以收藏中国古代雕刻艺术品著称，尤其是汉魏隋唐石刻更是首屈一指，“昭陵六骏”中的拳毛马和飒露紫就在该馆。此外海外私家收藏也盈千上万，难以计数。面对如此光彩夺目的中国古代艺术瑰宝，我们在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杰出创造力感到自豪的同时，也为如此众多的无价之宝流落海外而感到痛惜，近年来，我国政府和民间企业积极在全球各地追索和赎买流失海外的文物，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和流失在海外上百万、数百万的祖国文物相比较，能够回到祖国的文物实在少之又少。
这9件写经是从敦煌石窟密室流出的国家级文物，距今1500多年；9月10日前可去湖南图书馆免费观赏用副本古籍换来敦煌真经 2011年9月8日昨日，湖南图书馆展出的9件敦煌写经之一——《妙法莲华经》。本版摄影/记者张轶 展出的《大智度论》为南北朝写本，是目前湖南图书馆馆藏最早的文献。提要 上世纪60年代，湖南图书馆用一批副本古籍，从北京的中国书店换回了包括敦煌写经在内的400多本善本（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 今年8月，借全国古籍文献普查的机会，湖南图书馆将敦煌写经拿出来，交由普查专家鉴定，经鉴定，9件敦煌写经竟是从敦煌石窟密室流散出来的国家级文物，距今已有1500多年。 昨日，这批敦煌写经在湖南图书馆公开展出，即日起至9月10日，市民可以前去免费观赏。 本报记者徐海瑞 通讯员喻乐 长沙报道 取经 用副本古籍，换回一批敦煌写经 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之一，浩如烟海的敦煌遗书数以万计，其价值不可估量，但由于遭到列强的盗窃掠夺，绝大部分敦煌遗书不幸流散到世界各地。目前国内收藏的敦煌遗书仅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大多保存在国家图书馆和河西走廊诸省的文博单位，其他地区十分罕见，尤其是南方。 那么，这次展出的9卷敦煌写经，是如何传至湖南的？据省图历史文献部副主任刘雪平介绍，早在上世纪60年代，这批写经就被该馆收藏，“当时是馆里面用馆藏副本古籍，与北京的中国书店换来的。”至于当年交换的具体情况，刘雪平坦言，“时间太久了，负责古籍工作的领导也换了几届，大家都很少了解当时的情形。” 不过，令刘雪平意外的是，得知这次展览的消息，已经八十高龄的湖南图书馆原历史文献部主任刘志盛赶到了展厅。当年，正是他亲手将这批敦煌写经接到湖南。 1963年，刘志盛就前往北京中国书店交换古籍一事，向时任湖南文化局长的胡清波进行了请示，之后，刘来到了北京中国书店。“湖南馆有很多副本古籍，这些副本刚好是中国书店需要的，而我们正好缺少敦煌写经，就这样达成了古籍交换的意见。”据刘志盛回忆，1963年至1965年，湖南图书馆共进行过3次古籍交换，分别与中国书店交换过两次，还有与上海古籍书店交换过一次，“我们用的都是副本，包括《万有文库》、《丛书集成》、《四部备要》等，共计两万多册，换回了包括敦煌写经在内的400多本善本。” 藏经 “写经放在哪里，只有我知道” 刘志盛告诉记者，与中国书店达成了敦煌写经的交换意见之后，为了使写经免遭长途跋涉。他特意采用了当时较为昂贵的航空挂号方式，将写经寄回湖南图书馆。而在邮寄之前，他也格外小心，将写经包裹得严严实实，以尽量减少邮寄途中的损坏。 在刘志盛看来，9件敦煌写经是他在图书馆任职期间，收得的最为珍贵的文献之一。为此，他对写经的保管也格外谨慎。“写经被放在善本书库，具体放在哪个位置，只有我才知道。”刘志盛说，当年善本书库共有两片钥匙，一片由他保管，另一片由书库管理员保管，而不管任何人，想进入书库，必须经过馆长签字同意。在当时的保存条件下，刘志盛还将敦煌写经放在特制的樟木箱内，并在箱中置放樟脑丸，以防潮湿和虫蚀。 鉴定 敦煌石窟密室流出的国家级文物 此后，刘志盛多次邀请有关专家对写经进行观摩和鉴定。据他回忆，早在1973年和1975年，故宫博物院鉴定小组成员刘九安就两次到湖南图书馆看过写经，认为这批写经极具价值。1980年，时任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的杨新还专门率5人专家组抵达湖南对写经进行鉴定，并确定了写经的真实性。 “当时的专家之所以鉴定为真，主要是根据写经的纸张和字迹，都是用的当时特有的经黄纸，字体也是写经习惯采用的正楷。”刘志盛说。 1995年，刘志盛从湖南图书馆退休。他坦言，在工作期间，馆内的一些专家也对这批敦煌写经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而这种质疑在他退休之后，一直没有间断。 对此，湖南图书馆文献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寻霖表示，之所以有人怀疑敦煌写经的真实性，一是因为写经很少在南方出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9件写经的纸张质地极其坚韧，让人不敢相信是1500年前的文献。 出于上述考虑，湖南图书馆一直没有将敦煌写经公诸于众。直到今年8月，借全国古籍文献普查的机会，该馆将写经拿出来，交由普查专家方广锠和李际宁鉴定，“他们都是国内古典文献的权威专家，特别是在敦煌写经方面，他们说是真的，那就绝对可信了。”寻霖说。 经过鉴定，两位专家一致认为，这9件敦煌写经正是从敦煌石窟密室流散出来的国家级文物，分别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妙法莲华经》、《大般涅槃经》、《大智度论》等，抄写年代分别为公元5世纪末（南北朝时期）和9至10世纪（唐朝），均用当时特有的经黄纸抄写，颜色有黄褐和白色，略有绵性，质地厚硬。书法为楷体，线条流畅优美，笔锋遒劲秀丽。 两位专家的判断，打消了寻霖的顾虑。他表示，敦煌写经使湖南图书馆馆藏最早的文献追溯到5世纪下半叶，在时间上向前推进了超过400年。 展出 为了让更多市民能够一睹写经真容，湖南图书馆将9件敦煌写经与北宋《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等文献一同展出。 即日起至9月10日，市民可前往该馆历史文献部鉴赏室免费观赏。寻霖表示，此次展出文献极为珍贵，在这次展出之后，考虑到保护文献的要求，敦煌写经等将有可能不再公开展出。 [相关链接] 敦煌遗书概观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一个叫王圆篆的道士在敦煌发现了藏经洞，在这个长7米，宽5米，高约333米的洞窟内，堆着许许多多的经卷和抄本书籍，还有画着佛像的绢帛、织物、法器等。这就是著名的藏经洞遗书。 据调查研究，这批文物的总数在5万件以上，年代从西凉到北宋，历经10个朝代，500余年，文字有汉、藏、西夏、突厥文等，分属经、史、子、集及官府文牒、百姓函启等，从文书形式看，有数量浩大的手写本，也有稀世罕见的雕版印刷，还有少量拓本。 藏经洞中的文书内容歧杂丰富，包括佛教文书、道教文书、景教文书、摩尼教文书、袄文书、经史子集四部书等。其中佛教文书要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凡重要的佛家典籍几乎全能找到，特别是早已失传的佛典要籍，如《三阶佛法卷二》、《无尽藏法略说》等三百多种。 数量高达几万卷的这些写经真本，极为难得，是中国书法资料宝库。这种“敦煌写经体”中体现出中国中古时期各时代的书法体例，可以说是中国书法史上尤为珍贵的资料。 目前全世界收藏的敦煌遗书大约有6万多号，主要散落在：英国大约收藏15000号，法国约7000号，俄国约19000号，中国国家图书馆16000多号，中国国内公私藏三四千号，其他分散在美国、芬兰、瑞典、奥地利、土耳其、韩国等地的国外散藏1000多号。整理/记者徐海瑞
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
莫高窟在元代以后已很少为人所知，几百年里基本保存了原貌。但自藏经洞被发现后，旋即吸引来许多西方的考古学家和探险者，他们以极低廉的价格从王圆箓处获得了大量珍贵典籍和壁画，运出中国或散落民间，严重损伤了莫高窟和敦煌艺术的完整性。 1907年，英国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古旅行时，沿着罗布泊南的古丝绸之路，来到了敦煌。当听说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后，他找到王圆箓，表示愿意帮助兴修道观，取得了王的信任。于是斯坦因就被允许进入藏经洞拣选文书，他最终只用了200两银两，便换取了24箱写本和5箱其他艺术品带走。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又以500两银两向王圆箓购得了570段敦煌文献。这些藏品大都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和印度的一些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现拥有与敦煌相关的藏品约37万件，是世界上收藏敦煌文物最多的地方，但近年来由于该馆对中国文物的保护不力甚至遭致失窃，因而受到不少指责。 1908年，精通汉学的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在得知莫高窟发现古代写本后，立即从迪化赶到敦煌。他在洞中拣选了三星期，最终以600两银两为代价，获取了1万多件堪称菁华的敦煌文书，后来大都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 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向一些学者出示了几本敦煌珍本，这立即引起学界的注意。他们向清朝学部上书，要求甘肃和敦煌地方政府马上清点藏经洞文献，并运送进京。清廷指定由甘肃布政使何彦升负责押运。但在清点前，王圆箓便已将一部分文物藏了起来，押运沿途也散失了不少，到了北京后，何彦升和他的亲友们又自己攫取了一些。于是，1900年发现的五万多件藏经洞文献，最终只剩下了8757件入藏京师图书馆，现均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对于流失在中国民间的敦煌文献，有一部分后来被收藏者转卖给了日本藏家，也有部分归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但更多的已难以查找。王圆箓藏匿起来的写本，除了卖给斯坦因一部分以外，其他的也都在1911年和1912年卖给了日本的探险家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1914年，俄罗斯佛学家奥尔登堡对已经搬空的藏经洞进行了挖掘，又获得了一万多件文物碎片，目前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近代，除了藏经洞文物受到瓜分，敦煌壁画和塑像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目前所有唐宋时期的壁画均已不在敦煌。伯希和与1923年到来的哈佛大学兰登·华尔纳先后利用胶布粘取了大批有价值壁画，有时甚至只揭取壁画中的一小块图像，严重损害了壁画的完整性。王圆箓为打通部分洞窟也毁坏了不少壁画。1922年，莫高窟曾一度关押了数百名俄罗斯沙皇军队士兵，他们在洞窟中烟熏火燎，破坏不小。1940年代，张大千在此描摹壁画时，发现部分壁画有内外两层，他便揭去外层以观赏内层，这种做法后来引发了争议，直到现在依然争论不休。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里的经书非常之多，斯坦因是著名的梵文学者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都对敦煌的文物感兴趣都盗走了藏在敦煌的文物。现如今文物至少分散在世界上13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