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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语言文字 (1)藏语言文字概况 藏族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人口约有33万。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是藏族的主要交际工具,与汉族和其他民族杂居或相邻的藏族人民,也兼通汉语或其他民族语言。藏文是有一千多年历史的文字。大约在公元七世纪左右,藏族人民创制了藏文,藏文从创制初期就广泛应用于宗教、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藏族文化的发展和文献的保存起了重大作用。建国以后,藏文走出寺院、私塾,进入中小学和大学,进入新闻、出版、科研等各个领域。藏文是拼音文字,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具有完整的语法理论和较强的表达能力。藏文书面语和现代口语有一定距离,但是藏文有统一的正字法,而且各个方言区又都有一套自己的语音与文字之间的读音规律,因此不同方音的人可以用共同的书面语进行交流。 (2)藏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研制和信息处理情况 30年来藏语文规范化标准化工作取得重大进展,比较突出的方面是词典的编纂。现已陆续出版一批藏文辞书,主要有:《格西曲扎藏文辞典》、《藏文大词典》、《藏汉口语词典》、《汉藏对照词汇》、《藏汉词汇》、《藏汉词典》等。1996年还举办了《全国藏文印刷字体审定会》,审定通过了22种藏文印刷字体。 藏文术语标准化工作开始起步。1995年开始,在全国术语标准委员会的指导下,按照国际上通行的规范程序和国家标准的要求,着手开展《藏语文术语标准化翻译的一般原则与方法》的研究制定工作,确定理论原则,现已完成初稿的起草任务。1996年举办全国藏语文术语培训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同时加大了新词术语的审定和统一工作的力度,先后召开了6次专家研讨会,审定统一了3000余条有关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等方面的藏文术语;已经通过审定的部分新词术语,以活页形式下发区内各地(市)编译机构和区直新闻等有关单位,发送到五省区编译系统、语委、院校和内地有关部门,以便及时交换意见,达到五省藏区内新词术语在使用上的统一。 藏文于1984年实现了信息处理,后来又开发出与汉英兼容的藏文操作系统,实现了藏文精密照排。藏文信息技术标准化工作开始于1993年,在国际上“以我为主”地开展了信息交换用藏文编码字符集国际标准的研制工作,并着手起草和制定国内标准。在国家有关部门的组织协调下,经过藏文专家和计算机专家、信息标准专家们的共同努力,完成了制定藏文编码国际标准最终方案的任务,经过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多道严格的程序和数轮投票,于1997年7月在第33届WG2会议及SC2会议上正式获得通过,使藏文成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字中第一个具有国际标准的文字。与此同时,国家公布了《信息技术 信息交换用藏文编码字符集 基本集》和《信息技术 藏文编码字符集(基本集)点阵字形 第一部分:白体》两项国家标准。1997年10月后又着手进行《藏文编码字符集 辅助集》的研制工作。1楼是抄我的,别相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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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中华大典· 藏文卷》编纂工作 2013年7月12日下午,《中华大典·藏文卷》编纂工作启动会议在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召开。十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热地,中央统战部和西藏自治区相关负责同志,以及来自北京、西藏、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的专家学者和宗教界人士约70人参加了会议。会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介绍了《中华大典·藏文卷》编纂启动工作情况,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张裔炯发表了讲话,十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热地向主持大典编纂工作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致以热烈的祝贺。为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民族地区文化保护工程建设,2011年10月,中直机关事务管理局和国家财政部将《中华大典·藏文卷》编纂文化保护项目正式立项。2013年1月,《中华大典·藏文卷》筹备小组在藏学研究中心成立。2013年4月,从藏学中心各部门抽调部分人员,正式组建《中华大典·藏文卷》办公室。根据项目规划,《中华大典·藏文卷》编纂将在15年内完成,收书上千种,总类分为20个典,内容涉及藏族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从藏文创制之初的7世纪到20世纪中叶,时间跨度超过1300年。全书体例结构将既具有藏文传统学科编排的特点,又兼备现代学科系统分类的优点。据悉,《中华大典·藏文卷》还将统一使用符合国际编码的藏文软件进行录入、编排,出版同时建立学科门类齐全的“藏文文献资源全文数据库”。各项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李晓苏 靳吉利)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发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报告》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30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发布了第一份《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报告》,称西藏经济社会有望保持又好又快的发展。报告由长期从事西藏发展研究的专家学者共同研究撰写完成。参加撰写的专家学者于2008年5月和8月,先后两次奔赴西藏进行调研,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了实地调查和个案研究。报告约23000字,共分为引言、增长与变化、人类发展、可持续发展、政府与市场、困难与挑战、结束语等7个部分。报告指出,发布本报告的目的是为关心西藏发展的人士提供一个全面认识、了解当代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蓝本;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促进西藏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决策依据;在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之际,对西藏的经济发展进行一次回顾和总结。报告介绍,当前西藏经济不仅总量(GDP)突飞猛进,固有的产业结构也在发生深刻改变。三次产业在结构与比例上的变化说明西藏的传统产业结构已经出现积极的变化,不仅出现了量的增长,而且呈现出质的提升。报告指出,通过对与西藏人类发展指数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发现,伴随着地方经济的高增长,西藏居民,尤其是西藏藏族居民的人口增长、人均GDP、人均预期寿命、人均受教育程度等重要人类发展指数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因此,西藏的发展不仅表现为社会财富的积累,同时也表现为人的生存质量的改善与权益的保障。报告认为,随着西藏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通过法律、行政和投入上的努力,更加重视本地区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此外,政府在产业发展政策的选择上和对市场的引导方面,将生态产业和环境友好型产业优先考虑。报告介绍,西藏正在经历市场化方向的经济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特别是在价格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说改革开放初中期,西藏各地城镇面貌发生的变化让人记忆犹新的话,农牧区的发展变化则令人印象深刻。报告同时指出,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虽然经济发展之成就令人瞩目,发展仍面临许多挑战,其中,经济社会发展成本高、市场发育程度偏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平衡、全区人力资本有待提高等,均是本地区将要长期面临的挑战,同时也是今后西藏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报告认为,虽然西藏的社会局势和经济发展受到了2008年“3·14”事件的影响,但这一事件除对西藏的旅游业造成了暂时困难外,对其他产业的影响力有限。今后几年,随着中央对西藏的投资力度和转移支付力度的增强,农牧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及居民新消费需求的形成等有利因素的显现,西藏经济有望保持又好又快的发展。发布首部《中国藏学年鉴》 2011年5月24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其成立25周年之际正式发布首部《中国藏学年鉴》。《中国藏学年鉴》(2009)分为序言、目录、特稿、研究综述、学术活动、学者介绍、藏学机构、书目索引、论文资料索引、附录国外藏学研究论著、后记等部分;其中收集了中国藏学工作重要文献、1949年至2008年中国藏学各研究领域成果综述等。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郑堆表示,中国藏学源远流长。至少1000年前,藏汉学者就开始记录、研究藏族地区社会、历史、文化现象;随着近代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有识之士认识到边疆危机四伏,十九世纪的边政研究和抗战时期西部边疆研究都促进了藏学发展。郑堆说,多年来,不少中国学者有志于编撰出版《中国藏学年鉴》,但藏学学科综合性、与专门学科的交叉性等特点及多文种的藏学成果给编写工作带来困难。2010年初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该中心承担起编写这部年鉴的工作,“旨在为全国藏学界搭建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忠实记录下新中国藏学繁荣发展的历程”。当天,中国藏学界人士汇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祝贺该中心成立25周年。25年来,这个国家级的综合性藏学研究机构,集藏学研究、人才培养、对外交流、图书资料、书刊出版、信息交流、文化展示和医疗服务为一体,并在中国现有50多个藏学机构中承担起“牵头协调”的工作。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在当天庆祝活动讲话中介绍该中心各机构的工作。包括,汉、藏、蒙、满、回等多民族构成的学者团队,在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宗教学、政治学等学科方向上展开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各类图书645种、共计177万册,为海内外颇具影响的藏学专业学术出版机构;《中国藏学》杂志作为国家级藏学专业学术期刊,有汉、藏、英三种文版,已出刊140多期。拉巴平措介绍,该中心已制定“2011-2015年发展规划”,将突出藏文化的历史文献研究、现实问题的理性思考和未来的前瞻性研究,推动藏学事业进一步发展繁荣。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新杂·单增曲扎活佛与北京藏学机构负责人、藏学专家学者共同出席当天的庆祝活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开馆仪式举行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记者 魏武) 2010年3月28日,时值纪念西藏百万农奴解放51周年纪念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开馆仪式暨“雪域宝鉴——见证西藏历史、弘扬藏族文化”大型主题展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表示祝贺并参观展览。在开展仪式上,杜青林宣布展览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热地向捐赠藏品和书画的代表颁发捐赠证书,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游洛屏分别致辞。朱维群在致辞中说,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关怀西藏人民,不断完善和丰富党的西藏工作方略,研究制定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举全国之力支援西藏,不断增强西藏经济实力,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切实改善各族群众生活,西藏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迅猛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2010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明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对加快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全面部署。我们相信,通过西藏文化博物馆和此次展览,我们将更加了解西藏的历史和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将更加坚定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的决心和信心。在祖国大家庭的怀抱中,西藏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开展仪式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主持。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和西藏自治区领导,首都有关科研、文化机构、高等院校负责人和专家学者100多人参加了开展仪式。西藏文化博物馆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从2007年开始筹备建设,是对外展示西藏历史和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

西北民族大学代码是:10742西北民族大学,简称“西北民大”,位于甘肃省兰州市。

藏语言文字 (1)藏语言文字概况 藏族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人口约有33万。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是藏族的主要交际工具,与汉族和其他民族杂居或相邻的藏族人民,也兼通汉语或其他民族语言。藏文是有一千多年历史的文字。大约在公元七世纪左右,藏族人民创制了藏文,藏文从创制初期就广泛应用于宗教、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藏族文化的发展和文献的保存起了重大作用。建国以后,藏文走出寺院、私塾,进入中小学和大学,进入新闻、出版、科研等各个领域。藏文是拼音文字,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具有完整的语法理论和较强的表达能力。藏文书面语和现代口语有一定距离,但是藏文有统一的正字法,而且各个方言区又都有一套自己的语音与文字之间的读音规律,因此不同方音的人可以用共同的书面语进行交流。 (2)藏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研制和信息处理情况 30年来藏语文规范化标准化工作取得重大进展,比较突出的方面是词典的编纂。现已陆续出版一批藏文辞书,主要有:《格西曲扎藏文辞典》、《藏文大词典》、《藏汉口语词典》、《汉藏对照词汇》、《藏汉词汇》、《藏汉词典》等。1996年还举办了《全国藏文印刷字体审定会》,审定通过了22种藏文印刷字体。 藏文术语标准化工作开始起步。1995年开始,在全国术语标准委员会的指导下,按照国际上通行的规范程序和国家标准的要求,着手开展《藏语文术语标准化翻译的一般原则与方法》的研究制定工作,确定理论原则,现已完成初稿的起草任务。1996年举办全国藏语文术语培训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同时加大了新词术语的审定和统一工作的力度,先后召开了6次专家研讨会,审定统一了3000余条有关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等方面的藏文术语;已经通过审定的部分新词术语,以活页形式下发区内各地(市)编译机构和区直新闻等有关单位,发送到五省区编译系统、语委、院校和内地有关部门,以便及时交换意见,达到五省藏区内新词术语在使用上的统一。 藏文于1984年实现了信息处理,后来又开发出与汉英兼容的藏文操作系统,实现了藏文精密照排。藏文信息技术标准化工作开始于1993年,在国际上“以我为主”地开展了信息交换用藏文编码字符集国际标准的研制工作,并着手起草和制定国内标准。在国家有关部门的组织协调下,经过藏文专家和计算机专家、信息标准专家们的共同努力,完成了制定藏文编码国际标准最终方案的任务,经过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多道严格的程序和数轮投票,于1997年7月在第33届WG2会议及SC2会议上正式获得通过,使藏文成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字中第一个具有国际标准的文字。与此同时,国家公布了《信息技术 信息交换用藏文编码字符集 基本集》和《信息技术 藏文编码字符集(基本集)点阵字形 第一部分:白体》两项国家标准。1997年10月后又着手进行《藏文编码字符集 辅助集》的研制工作。1楼是抄我的,别相信他

中国西北民族大学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24日披露,该所自2006年起整理出版流失在海外的敦煌古藏文文献,目前完成英藏9册、法藏22册(每册336页左右),并正在推动古藏文文献的数字化建设,有望完成具备智能检索功能的数据库。这些文献由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大英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合作编纂出版,流失海外的敦煌藏经洞藏文文献首次以出版形式回归故里。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数万件珍贵古代文献文物流落海外。在这批流失的珍贵文物中,包括1万件左右的藏文文献,以及相当数量的回鹘文、粟特文、龟兹文、于阗文、梵文、希伯来文等写本。目前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藏文文献,是流失海外最大宗、最重要的民族古文字文献,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据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副所长才让介绍,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大量文献中,古藏文文献数量仅次于汉文文献,系第二大类古文献。才让说,与国内相比,珍藏在英、法、美、日、俄等国家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内容十分丰富,除了佛教文献外,还有法律、社会契约、历史、医学、伦理、民间故事、语言等方面的文献。此外,还有译自梵文、汉文的文史类著作,比如印度著名史诗《罗摩衍那》,汉语古代著作如《战国策》片段的译文,也有儒家著作的翻译。据才让介绍,该所整理出版英藏9册、法藏22册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历时13年,而这项工作还未结束,最终计划整理出版英藏15册、法藏30多册。此后,还将出版其他国家所藏古藏文文献。“有些文献只剩残存断片,文字模糊,内容解读会有一定困难。我们在仔细阅读和理解的基础上,与传世的佛教文献进行比对,然后对文献拟名。”才让说,由于按照英法对文献编号的顺序出版,每册所涉及的内容较为繁杂,并非单一文献。下一步,将对文献分类辑录,更便于研究。该所目前完成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影印本,也是英藏、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的首次完整出版。这将有利于研究公元8至11世纪吐蕃的历史文化及当时的民族文化交流史。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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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中华大典· 藏文卷》编纂工作 2013年7月12日下午,《中华大典·藏文卷》编纂工作启动会议在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召开。十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热地,中央统战部和西藏自治区相关负责同志,以及来自北京、西藏、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的专家学者和宗教界人士约70人参加了会议。会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介绍了《中华大典·藏文卷》编纂启动工作情况,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张裔炯发表了讲话,十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热地向主持大典编纂工作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致以热烈的祝贺。为弘扬藏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民族地区文化保护工程建设,2011年10月,中直机关事务管理局和国家财政部将《中华大典·藏文卷》编纂文化保护项目正式立项。2013年1月,《中华大典·藏文卷》筹备小组在藏学研究中心成立。2013年4月,从藏学中心各部门抽调部分人员,正式组建《中华大典·藏文卷》办公室。根据项目规划,《中华大典·藏文卷》编纂将在15年内完成,收书上千种,总类分为20个典,内容涉及藏族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从藏文创制之初的7世纪到20世纪中叶,时间跨度超过1300年。全书体例结构将既具有藏文传统学科编排的特点,又兼备现代学科系统分类的优点。据悉,《中华大典·藏文卷》还将统一使用符合国际编码的藏文软件进行录入、编排,出版同时建立学科门类齐全的“藏文文献资源全文数据库”。各项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李晓苏 靳吉利)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发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报告》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30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发布了第一份《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报告》,称西藏经济社会有望保持又好又快的发展。报告由长期从事西藏发展研究的专家学者共同研究撰写完成。参加撰写的专家学者于2008年5月和8月,先后两次奔赴西藏进行调研,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了实地调查和个案研究。报告约23000字,共分为引言、增长与变化、人类发展、可持续发展、政府与市场、困难与挑战、结束语等7个部分。报告指出,发布本报告的目的是为关心西藏发展的人士提供一个全面认识、了解当代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蓝本;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促进西藏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决策依据;在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之际,对西藏的经济发展进行一次回顾和总结。报告介绍,当前西藏经济不仅总量(GDP)突飞猛进,固有的产业结构也在发生深刻改变。三次产业在结构与比例上的变化说明西藏的传统产业结构已经出现积极的变化,不仅出现了量的增长,而且呈现出质的提升。报告指出,通过对与西藏人类发展指数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发现,伴随着地方经济的高增长,西藏居民,尤其是西藏藏族居民的人口增长、人均GDP、人均预期寿命、人均受教育程度等重要人类发展指数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因此,西藏的发展不仅表现为社会财富的积累,同时也表现为人的生存质量的改善与权益的保障。报告认为,随着西藏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通过法律、行政和投入上的努力,更加重视本地区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此外,政府在产业发展政策的选择上和对市场的引导方面,将生态产业和环境友好型产业优先考虑。报告介绍,西藏正在经历市场化方向的经济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特别是在价格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说改革开放初中期,西藏各地城镇面貌发生的变化让人记忆犹新的话,农牧区的发展变化则令人印象深刻。报告同时指出,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虽然经济发展之成就令人瞩目,发展仍面临许多挑战,其中,经济社会发展成本高、市场发育程度偏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平衡、全区人力资本有待提高等,均是本地区将要长期面临的挑战,同时也是今后西藏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报告认为,虽然西藏的社会局势和经济发展受到了2008年“3·14”事件的影响,但这一事件除对西藏的旅游业造成了暂时困难外,对其他产业的影响力有限。今后几年,随着中央对西藏的投资力度和转移支付力度的增强,农牧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及居民新消费需求的形成等有利因素的显现,西藏经济有望保持又好又快的发展。发布首部《中国藏学年鉴》 2011年5月24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其成立25周年之际正式发布首部《中国藏学年鉴》。《中国藏学年鉴》(2009)分为序言、目录、特稿、研究综述、学术活动、学者介绍、藏学机构、书目索引、论文资料索引、附录国外藏学研究论著、后记等部分;其中收集了中国藏学工作重要文献、1949年至2008年中国藏学各研究领域成果综述等。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郑堆表示,中国藏学源远流长。至少1000年前,藏汉学者就开始记录、研究藏族地区社会、历史、文化现象;随着近代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有识之士认识到边疆危机四伏,十九世纪的边政研究和抗战时期西部边疆研究都促进了藏学发展。郑堆说,多年来,不少中国学者有志于编撰出版《中国藏学年鉴》,但藏学学科综合性、与专门学科的交叉性等特点及多文种的藏学成果给编写工作带来困难。2010年初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该中心承担起编写这部年鉴的工作,“旨在为全国藏学界搭建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忠实记录下新中国藏学繁荣发展的历程”。当天,中国藏学界人士汇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祝贺该中心成立25周年。25年来,这个国家级的综合性藏学研究机构,集藏学研究、人才培养、对外交流、图书资料、书刊出版、信息交流、文化展示和医疗服务为一体,并在中国现有50多个藏学机构中承担起“牵头协调”的工作。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在当天庆祝活动讲话中介绍该中心各机构的工作。包括,汉、藏、蒙、满、回等多民族构成的学者团队,在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宗教学、政治学等学科方向上展开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各类图书645种、共计177万册,为海内外颇具影响的藏学专业学术出版机构;《中国藏学》杂志作为国家级藏学专业学术期刊,有汉、藏、英三种文版,已出刊140多期。拉巴平措介绍,该中心已制定“2011-2015年发展规划”,将突出藏文化的历史文献研究、现实问题的理性思考和未来的前瞻性研究,推动藏学事业进一步发展繁荣。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新杂·单增曲扎活佛与北京藏学机构负责人、藏学专家学者共同出席当天的庆祝活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开馆仪式举行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记者 魏武) 2010年3月28日,时值纪念西藏百万农奴解放51周年纪念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开馆仪式暨“雪域宝鉴——见证西藏历史、弘扬藏族文化”大型主题展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表示祝贺并参观展览。在开展仪式上,杜青林宣布展览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热地向捐赠藏品和书画的代表颁发捐赠证书,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游洛屏分别致辞。朱维群在致辞中说,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关怀西藏人民,不断完善和丰富党的西藏工作方略,研究制定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举全国之力支援西藏,不断增强西藏经济实力,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切实改善各族群众生活,西藏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迅猛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2010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明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对加快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全面部署。我们相信,通过西藏文化博物馆和此次展览,我们将更加了解西藏的历史和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将更加坚定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的决心和信心。在祖国大家庭的怀抱中,西藏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开展仪式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主持。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和西藏自治区领导,首都有关科研、文化机构、高等院校负责人和专家学者100多人参加了开展仪式。西藏文化博物馆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从2007年开始筹备建设,是对外展示西藏历史和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

数据库,顾名思义,是存入数据的仓库。只不过这个仓库是在计算机存储设备上的,而且数据是按一定格式存放的。 当人们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后,应该把它们保存起来进入近一步的处理,进一步的抽取有用的信息。当年人们把数据存放在文件柜中,可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数据量急剧增长,现在人们就借助计算机和数据库技术科学的保存大量的数据,以便能更好的利用这些数据资源。 要是下定义的话,就应该是:指长期储存在计算机内的、有组织的、可共享的数据集合。数据库包含关系数据库、面向对象数据库及新兴的XML数据库等多种,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是关系数据库,若在关系数据库基础上提供部分面向对象数据库功能的对象关系数据库。在数据库技术的早期还曾经流行过层次数据库与网状数据库,但这两类数据库目前已经极少使用。数据库管理数据库管理(Database Administration)是有关建立、存储、修改和存取数据库中信息的技术,是指为保证数据库系统的正常运行和服务质量,有关人员须进行的技术管理工作。负责这些技术管理工作的个人或集体称为数据库管理员(DBA)。数据库管理的主要内容有:数据库的建立、数据库的调整、数据库的重组、数据库的重构、数据库的安全控制、数据的完整性控制和对用户提供技术支持。数据库的建立:数据库的设计只是提供了数据的类型、逻辑结构、联系、约束和存储结构等有关数据的描述。这些描述称为数据模式。要建立可运行的数据库,还需进行下列工作:(1)选定数据库的各种参数,例如最大的数据存储空间、缓冲决的数量、并发度等。这些参数可以由用户设置,也可以由系统按默认值设置。(2)定义数据库,利用数据库管理系统(DBMS)所提供的数据定义语言和命令,定义数据库名、数据模式、索引等。(3)准备和装入数据,定义数据库仅仅建立了数据库的框架,要建成数据库还必须装入大量的数据,这是一项浩繁的工作。在数据的准备和录入过程中,必须在技术和制度上采取措施,保证装入数据的正确性。计算机系统中原已积累的数据,要充分利用,尽可能转换成数据库的数据。 注: "数据库"这个词对于不同的人应该给予不同的感觉。如果你是一个最终用户,你根本就不关心数据存储和维护的细节,数据库也不应该拿这些事情来烦你。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数据库管理员,那么有些细节上的东西你就必须要清楚。数据库管理系统可以为不同的用户提供不同的视图,也就是他们所看到的数据库是不一样的。这就需要进行数据抽象,以形成这些不同的视图。  最早是在CODASYL的DBTG报告中完整地给出了数据抽象的三个层次。ANSI/SPARC报告中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这个报告中抽象的层次为内部层、概念层和外部层。但是,现在的数据库管理系统是根据DBTG的报告从三个层次来进行抽象的,它们分别是物理层、逻辑层和视图层(概念层)。数据库的种类大型数据库有:Oracle、Sybase、DB2、SQL server 小型数据库有:Access、MySQL、BD2等。

好东西,,很有用

是计算机可读的、有组织的相关文献信息的集合。 在文献数据库中,文献信息不是以传统的文字,而是将文字用二进制编码的方式表示,按一定的数据结构,有组织地存储在计算机中,从而使计算机能够识别和处理。 文献数据库是当前通过遍布于全世界的通信网络进行联机情报检索的最早的和主要的处理和检索对象。 比如生命科学方面的迄今积累数据量达30万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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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基本原则

没有语言和符号,就没有人类文化。人类社会中的许多重要的文化要素,主要是通过语言和各种符号系统来相互传递的。语言人类学所关注的恰恰是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方式,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在沟通过程中的表现形式,以及沟通手段与适应策略的关系等问题。 人类社会性的生产和其他活动,是产生语言的先决条件。作为语言本身,与人类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文化能够影响语言的结构以及语言的内涵,而语言的差异也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由于文化而产生的。另一方面,语言也可以反过来影响文化的发展,很显然,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关联、彼此制约的关系。 藏民族的语言文字作为一个系统,与创造和使用这种语言文字的民族所处的地域、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藏族语言和文字符号的功能,以及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变化,都是由这个社会环境中的语言群体所制约的,是属于他们的社会行为。语言文字也会随着藏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修正、补充和完善,不断走向丰富。客观环境的变化必然会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语言,调整自已语言的表达方式,使之最大限度地与客观环境和需要相适应,这正是推动藏民族语言文字进步的动力。  一、藏语的基本特征  语言是原始人类在劳动和互相交际中产生出来的,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的产生表明,人的发音器官已逐渐形成,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即意识也在不断走向成熟。语言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成了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最为重要的沟通手段。语言一旦形成,就成为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也具有共享性。 当原始部落发展到民族的时候,便出现了民族语言。语言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民族的烙印,并且随着民族的发展演变而不断发展变化。一个民族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方式也要通过语言来表现。因此,民族语言不仅反映民族经济、历史和文化,就连共同的心理素质也通过语言来表达,而且依靠语言来维系民族内部的联系和情感。因此,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核心。 从民族学的角度看,民族语言既是构成民族的第一要素和重要特征,也是区别民族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藏语是藏民族的主要语言。藏语的使用区域主要是在我国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各省区的藏区。一些与我国接壤国家的部分地区也使用藏语。 按照语系分类,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根据1998年的统计,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汉藏语系人数占70%以上。汉藏语系中的语言,有着不同于其他语系语言的一些特征:如在语音上,大部分词以单音节词根为基础,每个音节都有声调区别意义,声调和声母有一种互相适应的关系,如清塞音声母只出现在单数调上,浊塞音声母只出现在双数调上;在语法上缺乏形态变化,主要以虚词和词的次序表示各种语法关系;另外,还有一类表示事物或动作天然单位的词又称量词,这是在其他一些语系的语言中所没有的,此外,汉藏语系中的各语言间都有一定数量的同源词。 藏语在汉藏语系各语族、语支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中,是价值极高的语言之一。藏语言的历史,实际上是藏民族社会发展史的一部分。藏语的形成与演变,伴随着藏族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这是因为语言自身蕴涵了反映社会变迁的机制,社会的变化会促使人们改进语言的表达方式。语言也总是在服务社会,总是在一个动态环境中逐渐走向成熟。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因素以及发展状况,对语言的要求有所不同,因此导致藏语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差异。 国内外学者对藏语发展阶段的界定不尽一致。我国一些藏学者将之划分为五个时期:1.上古时期(公元6世纪以前),即远古部落时期的藏语口语。在吐蕃王朝之前,经历过漫长的原始部落和部落联盟时期,延续了长达31代吐蕃部落王统传承。当时,青藏高原上有着许多小邦国或部落,其分布范围很广,包括现今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巴尔提等地。这一时期,以古老的象雄文明为代表,产生了藏族原始宗教苯教,并产生了最古老的文字“象雄文”。苯教的传播和发展,构成了7世纪以前藏族文化的主要面貌,并对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而又持久的影响。2.中占时期(公元7~9世纪),此时为吐蕃王朝时期的藏语口语。松赞于布征服苏毗王朝和象雄王朝,完成了西藏本土的统一大业。这一对期是青藏高原大开放、大发展的时代,是藏民族整体文化的孕育时期,也是藏族语言发展的重要时期。根据研究,藏语声调也是在区一时期产生的。吐蕃时期对外部文化的学习和吸收,对吐蕃及以后藏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极为重要的是,吐蕃时期创制的藏文字从那时起得到了大力推广和应用。从此,藏民族有了用目已的文字撰写的各类文献资料,包括传承至今的敦煌吐蕃藏文写卷,早期的佛经、译著等。文字的出现从根本上克服了语言交际在时空上的局限,不仅使语言得以记录和保存,也大大促进了语言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吐蕃周边国家的语言、佛教的传人对藏族语言文字的形成与演变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3.近古时期(公元9~13世纪)。从吐蕃王朝崩溃到元朝统一治理西藏之前的400年间,西藏大小部落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然而,在古格王朝时期(公元1l世纪)仍然顺利完成了藏文字的第三次厘定,使藏族语言文字步入了规范化的轨道。4.近代(公元13~19世纪)。自西藏归属元中央政府,施行统一治理以来,藏区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藏族社会系统状态的变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大量高水平的藏文文献典籍的问世,不仅提升了藏族文化的整体水平,也极大地推进了藏族语言文字的改革与创新。5.现代时期(公元20世纪以来)。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藏语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如借词和外来词汇愈来愈多等。由于更多新名词和科学术语的出现,不仅使词汇更加丰富,语言的表述也更加准确。 语言是没有国界的,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藏族语言的使用范围,不仅限于我国境内的三大藏区和其他地区。除我国之外,如不丹王国、锡金王国和尼泊尔王国等国家的一些地方也在使用藏语,只是他们所使用的藏语同国内藏族地区的语言有着较大的区别。藏民族的语言同世界其他一些民族的语言一样,在其发展与传播过程中,形成这个语言的中心地区往往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且具有辐射作用。同样,一种语言在某一地区被选择和使用也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藏语作为藏民族表达思维活动的口头形式,主要包括语音和词义两个部分。在藏语的语音结构中,声调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藏语的重要语音特征。在语音系统中,将声调识别为与辅音和元音同等重要的语言要素,并作为特定语音分析层次的一个功能单位来对待。实际上,藏语声调的变化较小,各地的调类和调值比较统一。藏语声调产生和分化的条件清楚,调值与声韵母还保持着比较自然的联系。与此同时,各地声调发展不平衡,现代藏语中几乎保留了声调发展各个阶段的不同形态。复辅音声母是藏语语音的一个重要特点。历史上,藏语有着丰富和复杂的复辅音声母。随着语音的发展和变化,复辅音声母已经逐渐简化和消失。现代藏语方言中所保留的复辅音声母同藏语书面语(藏文)中的复辅音声母比较起来,显然已经简单得多了。但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诸语言中,除嘉戎语外,现代藏语方言中的复辅音声母还是比较丰富的,它基本上反映了藏缅语族语言这一语音特征。现代藏语三个方言中,安多方言有比较多的复辅音声母,而卫藏方言除一部分地方有带前鼻音成分的复辅音声母外,多数地方复辅音声母已经消失。所以,复辅音声母也是划分方言在语音上的一个重要标志。藏语调类的分合、新音位的产生、浊音的清化、元音的复化等现象,都和复辅音声母及其发展变化有关。古藏语有30个单辅音声母,220余个复辅音声母。古藏语的复辅音系统极为繁杂,大致可以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类是带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二类是带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三类是带前置辅音和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四类是带复合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五类是带复合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其中,第一类和第二类极为普遍,第三类占有一定的比例,第四类则较少,第五类只有在个别情况下出现。到后来,藏语的单辅音声母一般为30个左右。复辅音声母主要有前置辅音加基本辅音,基本辅音加后置辅音两类。在能够反映古代语音的书面语中有180多个复辅音声母,而且还有三合、四合复辅音,但现代藏语中主要是二合复辅音。韵母分单元音韵母、复元音韵母和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三类。 藏语像其他藏缅语言一样,是以动词为中心的语言。藏语中动词的属性常常能影响句中其他词语语法功能的变化。然而,藏语动词虽居句末,但在用格上常常支配前面的名词。换句话说,藏语动词的性质决定作为主语名词的标记。如A能否控制B,主要表现在动词语尾上,而A对B的控制程度的强弱则表现在主语名词的用不用施格上。就是说,动词上同样需要体现主语名词的一定语法功能,如人称、自主性等,而且用不用标记会改变主语名词与动词的语法关系。 现代藏语的主要特征表现为:1.复辅音趋于简化和消失,只在部分方言土语中保留着带前置辅音的二合辅音。2.浊辅音声母肝清化,现代藏语某些方言中所保留的浊声母均源于古代复辅音声母的浊基辅音。3.单元音或复合元音构成的韵母明显增多;元音有长短之别,且与声调形成了互补关系。4.辅音韵尾趋于简化,从而促使带辅音韵尾韵母的简化和元音的变化。5。除安多方言之外,具有完整的声调系统。6.谓语是后置表系统,属典型的“动居句尾”型语言,而且现代藏语多数方言其谓语的语法意义由谓语之后的语法成分来表示,因而形成了极为丰富的表达语法意义的助词,其作用也在不断增加。7.有丰富的体范畴,也有时式范畴。8.卫藏方言有着严格的敬语与非敬语的区别。9.主要以虚词和词序来表达句子的各种关系。句子语序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宾语在主语后,谓语前,若是双宾语,间接宾语在前,直接宾语在后;人称代词、名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语前,需加表领属的助词;形容词、数词、指示代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语之后;动词或形容词的修饰语在中心语前。构词以复合法为主,即通过修饰、联合、支配、表述方式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根语素来构成复合词。 假如我们对属汉藏语系的藏语和汉语进行一些比较,不难发现二者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如藏汉语言都具有以虚词和词序作为表达语法意义的共同框架。藏语以虚词和语序作为主要语法表达手段,从动词虚化而来的辅助动词与虚词、助词有着同等重要的功能。另外,从语言发生学的分类上看,藏汉两种语言也有着亲缘关系。如在词汇的应用上,藏汉两种语言之间有着较多的同源词;在语音上,都有以声母、韵母为单位的独特的语音结构。所不同的是,汉语没有藏语那么多的复辅音声母。  二、各具特色的方言  民族语言分布的复杂性,以及语言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研究群体之间社会亲缘关系的基础。所以,这一研究领域也总是受到语言人类学家的重视。 人们生活的地域环境的差别、集居状况的不同,使操持同一种语言的民族出现了语言之间的差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方言。一般认为,隔离是产生语言差异的重要条件。既是在同一区域内,地理距离越大,语言的差别也就会越大。 对藏语方言的划分,主要是以语音的差异以及历史渊源来确定的。研究表明,藏语方言语音的结构特点以及方言在语音上的实际差异,与藏民族的历史扩散及现代地理分布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一般以传统的国内地域概念——三大藏区(卫藏、康、安多)来进行方言分类的,即卫藏方言、康方言和安多方言。卫藏方言,指西藏自治区境内的前藏(拉萨等地)、后藏(日喀则等地)、山南地区和阿里地区的方言。康方言,是指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和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范围内的方言。安多方言,指青海省大部分藏区(除玉树藏族自治州之外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和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藏族的方言。 因为这里要介绍的藏族方言是一个语言范畴的概念,所以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某一块地域。否则,就很难较为全面地了解藏语方言。为使读者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了解藏语方言状况,这里参照江荻先生的论点,以我国藏区地理方位的卫藏为中心,分为中部、东部、西部、南部和北部五大区域,并将临近我国藏区并使用藏语的一些境外地方也囊括其中,采用传统的藏语方言分类和境内外地理名称并用的方式,对藏语方言的语音及其特点进行一些介绍。 总的看,在各地方言中,单元音韵母多少不一。如卫藏方言,在拉萨语中单元音达16至17个,有单辅音声母28个。卫藏方言中有鼻化元音。康方言中的德格语中,单辅音声母有42个。康方言中也有鼻化元音。现代藏语中卫藏、康方言元音分长短,配合声调,并与声调互补。在卫藏、康方言中,复元音韵母主要是二合的复元音韵母。按性质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真性复元音韵母,几个元音并立,不分主次。与此同时,紧张清晰的元音结构,呈现为藏语语音的一大特点。在有的地方话中,如普兰话不仅有非鼻化的真性复元音,还有鼻化的真性复元音。第二种是假性复元音韵母构成的元音。在安多方言中,元音不分长短,单元音的多少不一。如甘肃的夏河话中单元音只有6个。但总的看,藏语是一个单元音占优势的语言,复元音较少,并且多为后起现象。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一般为30个左右,可以作尾的辅音有8个。保留韵尾较多的是安多方言,最少的是康方言,而卫藏方言介于二者之间。在不同的方言土语中,声调数量不等,一般是4个。如拉萨话有4个调,工布话有6个调,木雅话有两个调,安多方言无声调。声调有着区别词义和语法意义的功能。藏语还有一个轻声,主要是音节弱化的结果。藏语中相邻音节的连读,声调会发生相对固定的变化,而且不限于词的内部,词与词、词与语法成分之间也会发生变调。   三、藏文的形成及推广应用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文字的创制和推广应用所带来的文明成果是多方面的,它所产生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甚至会改变一个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字既是文化现象,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人类正是凭借文字的记录功能,不断积累知识,丰富实践经验,在继承前人劳动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更加灿烂的文明成果。 藏民族最早的文字是象雄文。象雄文出现在公元前l至2世纪的古象雄王国。象雄王国是曾经雄霸青藏高原的一个古老王国。其疆域最大时,西起今阿里地区的岗仁波齐,东至今昌都丁青。汉史中所谓“羊同部落”,就是指象雄王国。正如《册府元龟》所记:“大小羊同,东接吐蕃,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精兵八九万……”象雄王国在公元7世纪被松赞干布吞灭之前,一直是一个独立王国。象雄文字也叫“玛尔文”,它类似汉族的甲骨文。在那时,“玛尔文”主要用于苯教的咒誓、祭祀、禳祓活动和记载他们的经文等。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文字没有能普及到大众社会。但在藏区一定范围内,这种文字的使用至少延续了千年以上。有资料显示,吐蕃最初也曾使用过“玛尔文”。公元7世纪初,苯教的巫师们仍用象雄文来缮写苯教的经文等。有学者认为,松赞干布最初遣使分别向尼泊尔和唐朝求婚时,书信很可能是用象雄文写成的。也有苯教徒称,早期的许多苯教文献是由象雄文翻译成藏文的,不知真假。还有一些藏学专家认为,藏文是在象雄文的基础上,学习克什米尔和印度的文字而创制成功的。我国藏学专家黎蔷则认为:“目前藏语中的借词,有些是从象雄文转借而来的。而玛尔文(通常称‘象雄文’)同古代的旁遮普文和克什米尔文有很相近之处”。在丹麦学者艾立克•哈尔所著的《来自西藏苯教的语言——象雄语词法词典》,德裔美籍学者劳弗尔所著的《藏语的借语》中也有类似观点。藏学家南喀诺布在《关于藏族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称:“在西藏的古老寺院里,有不少藏书是古象雄文的手抄本,是用称作‘玛尔体’的高体,短元音的草书写成的……就是今天我们使用的藏文草书字”。当然,这些看法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众所周知,因在较长的时间里佛教与苯教之间不断进行极为残酷、激烈的斗争,加之后来的统治者推行“崇佛灭苯”的政策,以及其他诸多的原因,导致苯教文献几乎全部被毁或失散在外。时至今日,象雄文在国内几乎很少有人知晓。近年来,国外编有象雄文词汇与藏文、英文对照词典。我们面对这个古老的文字,要做出符合历史的科学结论,还需要考证和深入研究。公元7世纪,在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执政时期,向民众推广新创的藏文字。自此,形成了藏民族记录藏语的统一的文字符号系统。藏文字的诞生和推广应用在藏民族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藏民族为自己的文明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自从有了藏文字,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珍贵史料、文献典籍难以计数,其种类之繁、数量之多是惊人的。在我国各民族中,藏民族的文化遗存仅次于汉族,位居第二。 藏语的助词基本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位于词和短语后面表示句子成分之间各种关系的结构助词;第二类是加在动词后面表示时态意义的时态助词;第三类是加在句子末尾或句子中表示语气的助词。结构词在藏语语法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它相当于藏文文法中所讲的格助词;结构助词分施动、领属、存在、趋向、缘由和比较6种。 藏语的数词为十进位,基数词都是单音节的单词。高位数词如“百”、“千”、“万”、“十万”、“亿”等,是用不同的词来表示的。十位数和个位数可以连用,只是个别的语音稍微有点变化。 -12-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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