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进行时：结合文献和出土文物，墓主是隋炀帝，尸骨却是老妇人
相马经
文物的史料作用 可证实文献之记载，校正文献之谬误，补充文献记载之缺佚。对无文字记载的史前社会，文物则是研究、恢复其社会面貌的实物史料。文物的证史作用 中国古代文献是中国的文化宝库。而丰富多彩的文物，对古文献记载的证实，不仅增加了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可靠性与珍贵性，而且又增加了实物资料,成为文献记载的真实见证。从另一个角度讲,文物可以证明文献记载的历史将文献和文物密切结合,相互印证，对社会历史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文物与文献相互印证，相吻合者已不乏其例。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商代的世系。河南省安阳殷墟出土的大批甲骨文中对商王世系的记载，经考证与《史记》记载基本相符《史记·孙武吴起列传》中,记载了孙武仕吴孙膑仕齐并各有兵法传世的史实,《汉书·艺文志》中也作了著录。此后,《孙子兵法》不传,众说不一。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汉墓中同时出土《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从而证明《史记》和《汉书》记载的正确，使自隋代以来的疑问和误传得以澄清。《后汉书·礼仪志》 中记载的玉柙 (玉衣)葬制，也由河北、江苏、安徽、山东、陕西、河南、广东、北京等地出土的完整玉衣或玉衣上的玉片及所使用的金缕、银缕、铜缕等得到证实。文物的正史作用 在古代，有些史籍在传抄过程中出现错误，有些在流传中缺佚，有些被统治阶级删改等，这就使文物的正史作用有了极其珍贵的价值。它的表现是校正古籍记载之谬误，订正史传，纠正错讹。在古代，金石学家以金石文字正诸史之谬误，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只限于金石，现在可利用各类文物中的资料订正文献记载。这就使文物的作用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发挥。在地方志中对一些古迹的记载,由于时代的限制,缺乏资料，又未实地调查，往往以一些传说为据，使记载失实。随着文物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不少已得以澄清，如河北省磁县许多古，在地方志等古籍中称为“曹操七十二疑”，但经文物调查和考古发掘所获得的文物资料(包括墓志)证明并非曹操七十二疑，而是北朝墓群，是东魏、北齐的皇室及王公贵族墓地。在古文献中，往往记载一些生产和生活器物的状况，这些记载又往往被认为是它们产生的时间，以导致错误。《韩非子》、《周礼》中，有关于髹漆的记载，有人据此认为薄板胎漆器出现于战国中期。实际上中国漆器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在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即出土有漆器，商代遗址和墓葬中更有多处发现。这些出土文物，都校正了《韩非子》和《周礼》的记载。文物的补史作用 对无文字可考的历史提供实物资料,以研究和恢复其历史面貌；对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则补文字记载的缺佚，以提供比文字记载更丰富多彩的资料。中国的各种古籍，是研究不同时期历史的宝贵资料。但不可忽视的是正史和其他古籍，受阶级局限和当时条件的限制，有大量史实，特别是关于劳动生产者的史实并未被记载，使为数众多的史实失传，还有不少史籍在历史上散失不传，许多史实被湮没。同时，人类社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整体，文献记载的史实，年代愈早的文献，记载的史实愈简略，甚或不予记载，这就使许许多多能说明社会各个方面的史实缺载。各个历史时期丰富多彩的文物，完全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文物本身储存的信息，可以为研究不同问题提供真实可靠的资料。而有文字的文物,如甲骨文金文、竹木简牍、帛书、古写本、古印本、石刻等，更是直接记载了历史的不同方面，保存了大量历史资料，从而使人们得以了解某些方面的真实情况。湖北省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 5种秦法律文书竹简，其内容远远超过了李悝《法经》的范畴，已具备刑法、 诉讼法、 民法、军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方面的内容。湖南省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中，有5种医书，成书年代都早于《黄帝内经》，在内容上没有五行学说的痕迹，填补了中国早期医学史上的空白。文物的史料功能 文物作为实物史料，其证史、正史、补史的作用是开展科学研究，发挥文物作用的第一步。在完成第一步工作之后，还要运用这些可信而翔实的资料，研究历史，促进科学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经济建设。文物史料对专门史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农业史、畜牧业史、 纺织史、 陶瓷史、冶金史、建筑史、交通史、天文史、雕塑史、医药史等专业史的研究，都离不开文物史料，特别是原始社会无文字记载，只有依靠文物史料。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文物的物质成分和所储存的信息了解的越来越清楚，可为专门史的研究和撰写提供更加详细和精确的资料。文物作为有形的物体，在绘画、雕塑等一些专门史的研究中，是十分形象生动的实物史料。它比文献资料有更加特殊的价值。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形式方面，文物同样具有特殊价值。在研究中只依靠文献资料，只作文字描述，不易给人一个形象概念，若增加文物史料，插图与文字配合，人们一看就清楚了。人们从古建筑、绘画、雕塑等形式上，就比较容易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形式。古代文物可为发展中国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分析研究古代文物所储存的科技信息，是借鉴的重要内容。对古代文物所具有的物质形式，可在研究其科学性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中国古代有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在历史长河中被湮没。但运用这些技术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有些在考古工作中被发现，其中有的经整理研究，用现代科学技术分析检测，已获得了储存在文物中的科技信息，成为发展今日科学技术的借鉴，或为经济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国文物中有大量文物本身就是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蕴藏着当时的科学信息。对这一类文物的深入研究，特别是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分析研究，会为发展今天的科学技术提供信息和资料。古代的天文文物和冶金、水利、建筑等方面的文物都程度不同的包含了古代的科学信息。在战国时期使用失蜡法铸造铜器，汉代使用土法生产球墨铸铁等，都属于这一类。借鉴与促进艺术发展 文化艺术的发展离不开借鉴。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文化艺术都是在学习前人积累的知识和文化艺术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书法、绘画艺术，就是在学习前人作品(许多已成为文物)、借鉴前人优点的基础上，创作出具有时代风格和个人艺术风格的。书法、绘画艺术的发展是这样，其他文化艺术也莫不如此。提问者评价谢谢!
有些是,有些不是,文献是指:有文字记载的上面刻有各种文字或事件的文物才能叫文献
我们一般所说的出土文献，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的。广义的出土文献是相对于传世文献而言的，即考古发掘出土的(或经过鉴定、来源明确的馆藏品)文字材料，都可叫做“出土文献”。原文化部的“古文献研究室”编辑了五辑《出土文献研究》，其涵括的研究对象上自甲骨文、金文、战国盟书、玺印、简牍、帛书、敦煌文献、吐鲁番文书，下到明清墓志，还有佉卢文等古民族文字等等。另外，像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制定的出版规划所列的出土文献等，都是用的广义的概念。王国维指出的对中国学术有重大影响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几项发现是甲骨文、敦煌文献、汉晋边塞竹简和中国境内的外族遗文，还有内阁档案。这其中，除了内阁档案一般不包括在内，其他都算是出土文献。——这是广义的出土文献。狭义的概念，一般是指出土的书籍(包括典籍和公、私文书)，主要是指上个世纪大量出土的简牍、帛书和纸质文书等。广义概念中的一些内容，有的已形成了自身的独立的学科，像甲骨文；有的则成为其他学科的一部分，如金文，现在更多的把它作为器物——青铜器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像墓志、碑铭，则更多的被纳入传统的金石学的范畴里。可以看出，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概念，都不是一个严格的分类学上的概念。
作为出土文物，尤其是简牍一类的文物，其特点在于：首先，保存情况差。这些文物在地下埋藏了一二千年，尽管情况有好有坏，一般来说都保存得不好。简牍残断缺损，文字漫漶，是普遍的现象。现在我们知道保存最完整的资料要算是马王堆帛书了(除了敦煌文献)，比起其他的发现来讲，保存得太好了。但即使是这样，到现在也还有相当数量的帛书残片的拼对有困难。像保存较差的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出土时已朽烂成几厘米长的薄片，保护、整理都很困难。第二，严重扰乱(这主要是指简牍)。一种是自然扰乱。遗弃的简牍自然不必说——本身就是杂乱的。有意埋藏的简牍，原本多是成卷的，埋藏时间一长，也会因编绳朽断，竹简随地下水位上升或下降而在棺内漂移，致使简牍散乱。还有就是人为的扰乱，如盗墓。自古盗墓之风就长盛不衰，因为它能够使人骤富。墓葬一旦被盗，墓中的随葬品即便没有被盗走，也会受到严重的扰乱破坏。以前的人不了解竹简的重要性，因为那不算宝贝，不像金、银、玉、铜器。因此，往往毁坏严重。像定州汉墓竹简，就是盗墓者在墓中失火，使竹简烧成了木炭。第三，文本本身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定本或善本，加之上述的原因，简牍残断缺损，散乱失序(有的本身就是垃圾)，文字漫漶，文本的完整性更加受到影响。一般以为，出土文献未经传刻，错误少，所以对用出土文献来订正、校勘传世文献的作用说得多。其实，许多古籍流传到今天，经过后人研究、传刻，鲁鱼亥豕故所难免，但在文字使用上还是规范和完善了。出土文献没有经过这些，虽然免去传刻的讹误，但本身的问题也未得到纠正。在整理马王堆汉墓帛书的时候，文本反映出的错误之多，让人不能理解。后来知道这些东西多是请人抄写的，而且抄写者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如张家山汉墓竹简，很多地方都有抄写者的姓名(写在简的末端)，而且不是一个人抄写的，所以书写的风格差别很大。漏抄的、错抄的，比比皆是(显然未经过审校。按照我们现在出书的标准，肯定是不合格的)。所以就这个意义上来讲，出土文献不一定都优于今本。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文字的载体主要是简牍、帛书，此类文物的科学保护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现在还没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如何有效保护，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出土文献整理出版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出土文献本身存在这么多的问题，是否它们就不重要了。恰恰相反，这些地下出土的材料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虽然有二十五史，有这么多的传世文献，但是直接看到古代墨迹的机会太少了，资料也太少了。尽管考古发现一个接一个，走马楼吴简出土后，到现在已全部清理完毕，总数超过13万枚，有字简也有近10万枚，超过以往发现的总和。再加上最近湖南里耶出土的秦代竹简，大概总数超过20万枚；帛书大约有15万字。尽管如此，考古发现的几率还是非常小的。在湖北荆州地区，秦汉墓葬集中的地方，考古人员统计过，出土竹简的墓葬约占已清理发掘墓葬的几百分之一。当然数量是一方面，更主要的还是出土文献内容的重要。出土文献的每一次重大发现都会给学术界带来重要影响。上边提到的甲骨文、敦煌文献、汉晋边塞竹简等是这样，20世纪 70年代以来，如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睡虎地秦墓竹简、吐鲁番文书、居延简、张家山汉墓竹简、侯马盟书、悬泉置简牍、包山楚简、郭店楚墓竹简等的发现，更是这样。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无法一一说明。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历来受到国家的重视，国家古籍整理规划项目中就有专门的“出土文献”一类，许多出土文献的整理项目都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我们从此类图书获得出版界的最高荣誉——“国家图书奖”的情况，也可看出国家和社会的重视程度。国家图书奖的评奖已举办了五届，获得国家图书奖(包括荣誉奖和提名奖)的有《甲骨文合集》、《睡虎地秦墓竹简》、《殷周金文集成》、《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上海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汉西岳华山庙碑》、《郭店楚墓竹简》、《敦煌变文校注》、《敦煌文献分类录校》、《北京大学藏历代金石拓本菁华》、《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甘肃藏敦煌文献》等。“出土文献”作为国家图书出版中很小的门类，国家给予的高度重视和荣誉是很特殊的。
不一样，文献是书，文物就不只是书了。
作为出土文物，尤其是简牍一类的文物，其特点在于：首先，保存情况差。这些文物在地下埋藏了一二千年，尽管情况有好有坏，一般来说都保存得不好。简牍残断缺损，文字漫漶，是普遍的现象。现在我们知道保存最完整的资料要算是马王堆帛书了(除了敦煌文献)，比起其他的发现来讲，保存得太好了。但即使是这样，到现在也还有相当数量的帛书残片的拼对有困难。像保存较差的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出土时已朽烂成几厘米长的薄片，保护、整理都很困难。第二，严重扰乱(这主要是指简牍)。一种是自然扰乱。遗弃的简牍自然不必说——本身就是杂乱的。有意埋藏的简牍，原本多是成卷的，埋藏时间一长，也会因编绳朽断，竹简随地下水位上升或下降而在棺内漂移，致使简牍散乱。还有就是人为的扰乱，如盗墓。自古盗墓之风就长盛不衰，因为它能够使人骤富。墓葬一旦被盗，墓中的随葬品即便没有被盗走，也会受到严重的扰乱破坏。以前的人不了解竹简的重要性，因为那不算宝贝，不像金、银、玉、铜器。因此，往往毁坏严重。像定州汉墓竹简，就是盗墓者在墓中失火，使竹简烧成了木炭。第三，文本本身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定本或善本，加之上述的原因，简牍残断缺损，散乱失序(有的本身就是垃圾)，文字漫漶，文本的完整性更加受到影响。一般以为，出土文献未经传刻，错误少，所以对用出土文献来订正、校勘传世文献的作用说得多。其实，许多古籍流传到今天，经过后人研究、传刻，鲁鱼亥豕故所难免，但在文字使用上还是规范和完善了。出土文献没有经过这些，虽然免去传刻的讹误，但本身的问题也未得到纠正。在整理马王堆汉墓帛书的时候，文本反映出的错误之多，让人不能理解。后来知道这些东西多是请人抄写的，而且抄写者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如张家山汉墓竹简，很多地方都有抄写者的姓名(写在简的末端)，而且不是一个人抄写的，所以书写的风格差别很大。漏抄的、错抄的，比比皆是(显然未经过审校。按照我们现在出书的标准，肯定是不合格的)。所以就这个意义上来讲，出土文献不一定都优于今本。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文字的载体主要是简牍、帛书，此类文物的科学保护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现在还没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如何有效保护，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出土文献整理出版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出土文献本身存在这么多的问题，是否它们就不重要了。恰恰相反，这些地下出土的材料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虽然有二十五史，有这么多的传世文献，但是直接看到古代墨迹的机会太少了，资料也太少了。尽管考古发现一个接一个，走马楼吴简出土后，到现在已全部清理完毕，总数超过13万枚，有字简也有近10万枚，超过以往发现的总和。再加上最近湖南里耶出土的秦代竹简，大概总数超过20万枚；帛书大约有15万字。尽管如此，考古发现的几率还是非常小的。在湖北荆州地区，秦汉墓葬集中的地方，考古人员统计过，出土竹简的墓葬约占已清理发掘墓葬的几百分之一。当然数量是一方面，更主要的还是出土文献内容的重要。出土文献的每一次重大发现都会给学术界带来重要影响。上边提到的甲骨文、敦煌文献、汉晋边塞竹简等是这样，20世纪 70年代以来，如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睡虎地秦墓竹简、吐鲁番文书、居延简、张家山汉墓竹简、侯马盟书、悬泉置简牍、包山楚简、郭店楚墓竹简等的发现，更是这样。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无法一一说明。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历来受到国家的重视，国家古籍整理规划项目中就有专门的“出土文献”一类，许多出土文献的整理项目都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我们从此类图书获得出版界的最高荣誉——“国家图书奖”的情况，也可看出国家和社会的重视程度。国家图书奖的评奖已举办了五届，获得国家图书奖(包括荣誉奖和提名奖)的有《甲骨文合集》、《睡虎地秦墓竹简》、《殷周金文集成》、《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上海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汉西岳华山庙碑》、《郭店楚墓竹简》、《敦煌变文校注》、《敦煌文献分类录校》、《北京大学藏历代金石拓本菁华》、《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甘肃藏敦煌文献》等。“出土文献”作为国家图书出版中很小的门类，国家给予的高度重视和荣誉是很特殊的。
文物的史料作用 可证实文献之记载,校正文献之谬误,补充文献记载之缺佚对无文字记载的史前社会,文物则是研究、恢复其社会面貌的实物史料文物的证史作用 中国古代文献是中国的文化宝库而丰富多彩的文物,对古文献记载的证实,不仅增加了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可靠性与珍贵性,而且又增加了实物资料,成为文献记载的真实见证从另一个角度讲,文物可以证明文献记载的历史将文献和文物密切结合,相互印证,对社会历史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文物与文献相互印证,相吻合者已不乏其例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商代的世系河南省安阳殷墟出土的大批甲骨文中对商王世系的记载,经考证与《史记》记载基本相符《史记·孙武吴起列传》中,记载了孙武仕吴孙膑仕齐并各有兵法传世的史实,《汉书·艺文志》中也作了著录此后,《孙子兵法》不传,众说不一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汉墓中同时出土《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从而证明《史记》和《汉书》记载的正确,使自隋代以来的疑问和误传得以澄清《后汉书·礼仪志》 中记载的玉柙 (玉衣)葬制,也由河北、江苏、安徽、山东、陕西、河南、广东、北京等地出土的完整玉衣或玉衣上的玉片及所使用的金缕、银缕、铜缕等得到证实文物的正史作用 在古代,有些史籍在传抄过程中出现错误,有些在流传中缺佚,有些被统治阶级删改等,这就使文物的正史作用有了极其珍贵的价值它的表现是校正古籍记载之谬误,订正史传,纠正错讹在古代,金石学家以金石文字正诸史之谬误,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只限于金石,现在可利用各类文物中的资料订正文献记载这就使文物的作用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发挥在地方志中对一些古迹的记载,由于时代的限制,缺乏资料,又未实地调查,往往以一些传说为据,使记载失实随着文物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不少已得以澄清,如河北省磁县许多古,在地方志等古籍中称为“曹操七十二疑”,但经文物调查和考古发掘所获得的文物资料(包括墓志)证明并非曹操七十二疑,而是北朝墓群,是东魏、北齐的皇室及王公贵族墓地在古文献中,往往记载一些生产和生活器物的状况,这些记载又往往被认为是它们产生的时间,以导致错误《韩非子》、《周礼》中,有关于髹漆的记载,有人据此认为薄板胎漆器出现于战国中期实际上中国漆器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在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即出土有漆器,商代遗址和墓葬中更有多处发现这些出土文物,都校正了《韩非子》和《周礼》的记载文物的补史作用 对无文字可考的历史提供实物资料,以研究和恢复其历史面貌；对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则补文字记载的缺佚,以提供比文字记载更丰富多彩的资料中国的各种古籍,是研究不同时期历史的宝贵资料但不可忽视的是正史和其他古籍,受阶级局限和当时条件的限制,有大量史实,特别是关于劳动生产者的史实并未被记载,使为数众多的史实失传,还有不少史籍在历史上散失不传,许多史实被湮没同时,人类社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整体,文献记载的史实,年代愈早的文献,记载的史实愈简略,甚或不予记载,这就使许许多多能说明社会各个方面的史实缺载各个历史时期丰富多彩的文物,完全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文物本身储存的信息,可以为研究不同问题提供真实可靠的资料而有文字的文物,如甲骨文金文、竹木简牍、帛书、古写本、古印本、石刻等,更是直接记载了历史的不同方面,保存了大量历史资料,从而使人们得以了解某些方面的真实情况湖北省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 5种秦法律文书竹简,其内容远远超过了李悝《法经》的范畴,已具备刑法、 诉讼法、 民法、军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方面的内容湖南省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中,有5种医书,成书年代都早于《黄帝内经》,在内容上没有五行学说的痕迹,填补了中国早期医学史上的空白文物的史料功能 文物作为实物史料,其证史、正史、补史的作用是开展科学研究,发挥文物作用的第一步在完成第一步工作之后,还要运用这些可信而翔实的资料,研究历史,促进科学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经济建设文物史料对专门史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农业史、畜牧业史、 纺织史、 陶瓷史、冶金史、建筑史、交通史、天文史、雕塑史、医药史等专业史的研究,都离不开文物史料,特别是原始社会无文字记载,只有依靠文物史料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文物的物质成分和所储存的信息了解的越来越清楚,可为专门史的研究和撰写提供更加详细和精确的资料文物作为有形的物体,在绘画、雕塑等一些专门史的研究中,是十分形象生动的实物史料它比文献资料有更加特殊的价值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形式方面,文物同样具有特殊价值在研究中只依靠文献资料,只作文字描述,不易给人一个形象概念,若增加文物史料,插图与文字配合,人们一看就清楚了人们从古建筑、绘画、雕塑等形式上,就比较容易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形式古代文物可为发展中国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分析研究古代文物所储存的科技信息,是借鉴的重要内容对古代文物所具有的物质形式,可在研究其科学性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中国古代有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在历史长河中被湮没但运用这些技术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有些在考古工作中被发现,其中有的经整理研究,用现代科学技术分析检测,已获得了储存在文物中的科技信息,成为发展今日科学技术的借鉴,或为经济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国文物中有大量文物本身就是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蕴藏着当时的科学信息对这一类文物的深入研究,特别是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分析研究,会为发展今天的科学技术提供信息和资料古代的天文文物和冶金、水利、建筑等方面的文物都程度不同的包含了古代的科学信息在战国时期使用失蜡法铸造铜器,汉代使用土法生产球墨铸铁等,都属于这一类借鉴与促进艺术发展 文化艺术的发展离不开借鉴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文化艺术都是在学习前人积累的知识和文化艺术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书法、绘画艺术,就是在学习前人作品(许多已成为文物)、借鉴前人优点的基础上,创作出具有时代风格和个人艺术风格的书法、绘画艺术的发展是这样,其他文化艺术也莫不如此
不一样，文献是书，文物就不只是书了。
中国茶和茶文化的传播对东方国家，特别是日本，韩国，意义深远。这里有几种关于茶及茶文化传播的原因。在文明初期，韩国日本就像中国一样，对茶文化的传播有许多详细的记录。根据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在韩国和日本喝茶没有茶点，中国进口的茶在茶鲁豫圣茶文化体系中悄然建立。从唐代到明代，韩国和日本留学生在中国最先接受中国文化。
众所周知中国的茶和茶文化流传到了东亚的国家特别是日本韩国。其流传有几个原因。日本韩国同中国一样开化的很早，关于茶和文化的流传他们有许多详细记载。根据史料和发掘的古董文物，日本韩国的文化源自中国，中国式饮茶不用零食点心；在唐朝到明朝年间茶圣陆羽建立了茶文化系统后中国茶被引入，而那些彼时正在中国学习的韩日学生是第一批深刻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人群。
是，文物是一种文献
有些是,有些不是,文献是指:有文字记载的上面刻有各种文字或事件的文物才能叫文献
Archaeological Finds考古发现~~~~
传播中国的茶和茶文化对东方国家是引人注目的，特别是对日本，韩国而言。这种传播是有一些原因的。文明的早期，韩国和日本就像中国一样对茶文化的传播有许多详细的记录。根据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中国是韩国和日本茶文化的源头。在那里（韩日）喝茶没有茶点，从中国进口茶是在茶鲁豫圣茶文化体系的建立之后的唐代到明代传播开来的，并且韩国和日本学生是首先受中国文化启发在中国学习研究的。
你好，翻译为：“Unearthed cultural relics”。
有些是,有些不是,文献是指:有文字记载的上面刻有各种文字或事件的文物才能叫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