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出土文物都是文献嘛吗

88908890：你好。你问：秦始皇兵马俑的出土,是我国考古史上最为重大的发现。这种说法对吗？是否考虑一下语法，出土能说是重大发现吗？你的考虑是有道理的。【发掘】[动]挖掘埋藏在地下的东西：发掘古物|发掘宝藏◇发掘潜力|发掘人才。【发现】[动]经过研究、探索等，看到或找到前人没有看到的事物或规律：发现新的基本粒子|有所发明，有所发现，有所创造。看了《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我们有理由说这句话是病句。“发现”应该改为“发掘”。参考文献：《现代汉语词典》

作为出土文物，尤其是简牍一类的文物，其特点在于：首先，保存情况差。这些文物在地下埋藏了一二千年，尽管情况有好有坏，一般来说都保存得不好。简牍残断缺损，文字漫漶，是普遍的现象。现在我们知道保存最完整的资料要算是马王堆帛书了(除了敦煌文献)，比起其他的发现来讲，保存得太好了。但即使是这样，到现在也还有相当数量的帛书残片的拼对有困难。像保存较差的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出土时已朽烂成几厘米长的薄片，保护、整理都很困难。第二，严重扰乱(这主要是指简牍)。一种是自然扰乱。遗弃的简牍自然不必说——本身就是杂乱的。有意埋藏的简牍，原本多是成卷的，埋藏时间一长，也会因编绳朽断，竹简随地下水位上升或下降而在棺内漂移，致使简牍散乱。还有就是人为的扰乱，如盗墓。自古盗墓之风就长盛不衰，因为它能够使人骤富。墓葬一旦被盗，墓中的随葬品即便没有被盗走，也会受到严重的扰乱破坏。以前的人不了解竹简的重要性，因为那不算宝贝，不像金、银、玉、铜器。因此，往往毁坏严重。像定州汉墓竹简，就是盗墓者在墓中失火，使竹简烧成了木炭。第三，文本本身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定本或善本，加之上述的原因，简牍残断缺损，散乱失序(有的本身就是垃圾)，文字漫漶，文本的完整性更加受到影响。一般以为，出土文献未经传刻，错误少，所以对用出土文献来订正、校勘传世文献的作用说得多。其实，许多古籍流传到今天，经过后人研究、传刻，鲁鱼亥豕故所难免，但在文字使用上还是规范和完善了。出土文献没有经过这些，虽然免去传刻的讹误，但本身的问题也未得到纠正。在整理马王堆汉墓帛书的时候，文本反映出的错误之多，让人不能理解。后来知道这些东西多是请人抄写的，而且抄写者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如张家山汉墓竹简，很多地方都有抄写者的姓名(写在简的末端)，而且不是一个人抄写的，所以书写的风格差别很大。漏抄的、错抄的，比比皆是(显然未经过审校。按照我们现在出书的标准，肯定是不合格的)。所以就这个意义上来讲，出土文献不一定都优于今本。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文字的载体主要是简牍、帛书，此类文物的科学保护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现在还没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如何有效保护，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出土文献整理出版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出土文献本身存在这么多的问题，是否它们就不重要了。恰恰相反，这些地下出土的材料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虽然有二十五史，有这么多的传世文献，但是直接看到古代墨迹的机会太少了，资料也太少了。尽管考古发现一个接一个，走马楼吴简出土后，到现在已全部清理完毕，总数超过13万枚，有字简也有近10万枚，超过以往发现的总和。再加上最近湖南里耶出土的秦代竹简，大概总数超过20万枚；帛书大约有15万字。尽管如此，考古发现的几率还是非常小的。在湖北荆州地区，秦汉墓葬集中的地方，考古人员统计过，出土竹简的墓葬约占已清理发掘墓葬的几百分之一。当然数量是一方面，更主要的还是出土文献内容的重要。出土文献的每一次重大发现都会给学术界带来重要影响。上边提到的甲骨文、敦煌文献、汉晋边塞竹简等是这样，20世纪 70年代以来，如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睡虎地秦墓竹简、吐鲁番文书、居延简、张家山汉墓竹简、侯马盟书、悬泉置简牍、包山楚简、郭店楚墓竹简等的发现，更是这样。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无法一一说明。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历来受到国家的重视，国家古籍整理规划项目中就有专门的“出土文献”一类，许多出土文献的整理项目都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我们从此类图书获得出版界的最高荣誉——“国家图书奖”的情况，也可看出国家和社会的重视程度。国家图书奖的评奖已举办了五届，获得国家图书奖(包括荣誉奖和提名奖)的有《甲骨文合集》、《睡虎地秦墓竹简》、《殷周金文集成》、《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上海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吐鲁番出土文书》(图版本)、《汉西岳华山庙碑》、《郭店楚墓竹简》、《敦煌变文校注》、《敦煌文献分类录校》、《北京大学藏历代金石拓本菁华》、《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甘肃藏敦煌文献》等。“出土文献”作为国家图书出版中很小的门类，国家给予的高度重视和荣誉是很特殊的。

我们一般所说的出土文献，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的。广义的出土文献是相对于传世文献而言的，即考古发掘出土的(或经过鉴定、来源明确的馆藏品)文字材料，都可叫做“出土文献”。原文化部的“古文献研究室”编辑了五辑《出土文献研究》，其涵括的研究对象上自甲骨文、金文、战国盟书、玺印、简牍、帛书、敦煌文献、吐鲁番文书，下到明清墓志，还有佉卢文等古民族文字等等。另外，像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制定的出版规划所列的出土文献等，都是用的广义的概念。王国维指出的对中国学术有重大影响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几项发现是甲骨文、敦煌文献、汉晋边塞竹简和中国境内的外族遗文，还有内阁档案。这其中，除了内阁档案一般不包括在内，其他都算是出土文献。——这是广义的出土文献。狭义的概念，一般是指出土的书籍(包括典籍和公、私文书)，主要是指上个世纪大量出土的简牍、帛书和纸质文书等。广义概念中的一些内容，有的已形成了自身的独立的学科，像甲骨文；有的则成为其他学科的一部分，如金文，现在更多的把它作为器物——青铜器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像墓志、碑铭，则更多的被纳入传统的金石学的范畴里。可以看出，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概念，都不是一个严格的分类学上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