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问在哪可以看
美国报纸：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报杂志：时代周刊新共和国家纽约客彭博周刊大西洋英国报纸：晨星报镜报卫报太阳报每日邮报泰晤士报金融时报杂志：经济学人
中美文学研究比较 中美的文学与文化研究有如下的一些相似之处： （1）我参加的学术会议与我授课的课堂极像美国的情况。学术会议的安排是一样的，各种论文分小组讨论，然后是茶歇和集体用餐。几乎看不出有任何的思想控制迹象，看不出这些教师与学生都是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唯一的一次圆桌会议的自由讨论，令我惊讶的是，我听到中国同事就中国是否存在言论自由发生了尖锐的争论。年龄稍大的学者说，“存在，当然存在。”而几个年轻人反驳说，“没有！”这是极其少有的情形，也不具有典型性。 我住的宾馆与美国宾馆也非常相像。中国的大学课堂，与美国的一样，讲完之后有问问题与讨论的时间。教室与学生也与美国一样。我几乎感受不到神秘的、或异域的东方，尽管人们用筷子吃饭，饭菜有些不同。中国学者发表的文章，如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的《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与欧美同类杂志或论文集的文章一样。如2006年12月第28卷第6期，如“对莎士比亚戏剧中‘梦’的解读”、“双峰并峙继往开来——普鲁斯特与巴尔扎克”、“福楼拜的‘游戏’：《包法利夫人》的叙事分析”，还有一些明显理论性的文章，如“庞德是新历史主义者吗？全球化时代的诗歌与诗学”，听起来都是很熟悉的内容。 （2）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到最近的访问，我对中国教授与学生对知识的热情印象深刻。中国学术界与学生都非常令人惊异。教授与学生流露出惊人的自信：他们所做的事情很重要，他们有能力做好它。这背后隐含的就是设想中国人是最好的。我隐约感觉到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少数”地方之一，每个人都很友好、尊重人、礼貌。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87年，受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派遣，我与来自历史、工商、哲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一道，来与北京著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同行讨论我们各自学科的未来。 他们希望我讲西方文学理论。说实话，当时参加研讨会的那些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人并没给我留下多少印象。大多数年龄都很老了，除了俄语显然也不懂其他西方语言，都是受过去苏联遗留给中国的影响。现在，这一切早都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有才华的年轻学者，通常都在像哈佛大学等地受过培训。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变化，同样也在整个中国的政治、学术机构中发生了类似的惊人的转变。 强调了中美高等教育的相似性，在中国的大学与学术会议中我没有感觉到有任何不适应的地方。我现在来谈谈中美文学研究的差异。 两国的大学都根植于单一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之中。目前，美国的大学正面临一些问题。美国的经济正在衰退，这必然也影响到美国的大学。美国的大学在过去20年越来越多地依赖公司的资助。政府机构，如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研究院、国家人文基金会等所拨付的经费越来越少。美国大学的研究经费来自大的制药公司、大的石油公司、电信公司等。大学越来越像公司一样运作，校长获得惊人的高薪，一切按照问责制来办，即根据赢利的幅度(来支付薪水)。很多教学工作都是由兼职教员来承担的，他们只能获得最低的生活工资，没有机会获得终身职位，只有极少的、甚至没有福利。学费迅速攀升，很多本科、职业院校的学生毕业就欠下了从银行借的几十万美元的债务。由于学科变化迅速，文学系的课程相当混乱，大学之间没有任何一致，应该教什么，各种课程如何连贯地组合，没有任何共识。我过去老在想，要是加利福尼亚州的立法者来参观欧文分校英语系或比较文学系，看到所提供的课程，要求我们解释各种课程混合的原因，我认为我们是无法解释清楚的。讲授你喜欢的课程的自由，这是无上的特权，我过去从中受益良多，但要是有些同事讲授与你相关的课程，并就这个学科的教学目标达到大体一致的意见，这样可能更好。 中国大学的情况很不同。一方面，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接连获得成功，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都在高速增长。这意味着国家显然有大量的钱可用来资助、扩张老的大学，建立新的大学。尽管要进入最好的大学，在中国竞争异常激烈，也与美国一样，但我推断，一旦进入大学，其花费还是相当低的，从我所看到的来说，中国学生还是很简朴的。几乎所有的教员都是终身职位。有人告诉我，每个班被分派一个“班长”，中国大学的一个年轻老师向我肯定，在规定的课程内，教学中有相当大的自由，教师鼓励来自学生的创新观念。他是这样说的，“为便于教学，老师通常遵循某一本文学史书，但其目标不是达成集体共识。教师鼓励、高度评价创新性的、原创性的解读，只要学生能够自圆其说。在我的文学课中，我告诉学生，对文学文本的解读就是要有不同意见，而不是大家要有相同的看法，不同的看法才真正有助于丰富文学文本。学术杂志仅接受有新观点的文章。” 大多数的大学课程，比如英语文学，是由国家委员会设定的，即教育部的外语指导委员会。同时，它也希望教授能够按照该清单所列出的书目来讲授，而英语系总的安排，在我看来，是希望涵盖一个连贯的、并明显保守的经典作品与话题，必修课包括基础英语、高级英语、语音学、听力、阅读、英语写作、英语语法、口译与笔译，也有把英语语言学、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学术写作等列入必修课；选修课包括英语散文、英语戏剧、英语诗歌、英语小说、教学法、修辞学等。我在脚注里列出了教育部的课外阅读清单。熟知详情的人告诉我，并非清单上的所有作家都要讲到，每所大学的英语系选取的作家都不同，他说，“外国文学课程通常涵盖重要的文学流派或文学时代的代表性作家的名著。我认为大学之间没有严格统一要选取哪些作品，那些标为红色的很可能是各个大学的老师都要选取的，老师也可选取当代作家，如约翰·巴斯、多利斯·莱辛等。课堂上要求阅读并讨论的仅是某小说的几个章节，并非整个作品。但学生在细读所选取章节之前，应该了解这本小说的整体轮廓。提供澳大利亚、加拿大文学的高校并不多。我们开的澳大利亚文学课程有‘澳大利亚文学史’、‘澳大利亚当代小说研究’、‘帕特里克·怀特研究’等。” 有6个方面的差异，并把这些差异看作描述美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便利之策。 （1）相对来说，中国学者明显对提出新的看法缺乏兴趣。总体上而言，他们更关注达成共识，或提出已经存在的看法。而在西方，与之完全相反，我们被教导，必须要提出些新的看法，提出一些以前没有人说过的，才可能正当地发表论文或出版著作。佛克马是这一期中唯一的西方学者，在他的长篇论文“中国后现代主义小说”一开始就提出，“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与美国和欧洲的后现代主义不同。”这意味着，在他之前，就没有人把中国的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弄明白。在美国教学的顾明栋可能会挪用我们的一些设想，在讨论鲁迅时，会提出一些与以前的评论不同的看法。西方人认为，文学研究中，以前已经说过的，就不存在重复说它的理由。中国人，至少是这一期《现代语言季刊》中的中国学者，认为如果它是真的，就应该反复说，从一代传到另一代，从学者传到学生。就像我所有的对比一样，这些仅是一些趋势，并非绝对的差异，你们如何看待这一期的论文，我对此非常感兴趣。不知我所掌握的情况是否属实？还是这一期的论文不具有典型性？ （2）这一期论文的中国学者非常关注文学分期或文学阶段的正确与否，命名是否正确，特征概括是否正确。这可能是王宁给他们的重要指示的一部分。我们，中国人和西方人，非常自信地说，“我正在读一个后现代作品”、“现代主义作品”或其他什么的，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适。分期，不论有多大的问题，是给读者一种安全感。然而，它只是满足一个分类的作用，代替实际所读的作品。比如说，“啊哈！那是一种后现代特征”，它的作用只是以防读者追问某一段的意义，它有什么特别之处，这种简单分类是经不起检验的。分期是中西方文学研究中很大的一部分。对西方人而言，现在它相对来说不再重要了，也都认可它，即使怀疑分期的过度归纳，分期会消除某一时期或地方的作家间的重要差异。我们，至少我是这样，更感兴趣的是某一作家作品的特殊性，他/她适合或不适合分期名称的方式。要展示后现代风格的特征，就像影响最大的理论家詹姆逊一样，一项一项地列出来是很容易的。比如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塞万提斯，佛克马在这一期所列出来的那些特征，在西方小说(也包括这一期论文中提到的中国小说)一开始就有了，比如，塞万提斯的《狗的对话》(The Dog’s Colloquy,1613)，曹雪芹的《红楼梦》中也就有了。顾明栋在《中国小说理论》中的《红楼梦》一章中，提到这部伟大的作品有很多后现代特征。这一期中顾明栋的权威论文“鲁迅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揭示了鲁迅的创作把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主题与风格特征结合了起来，尽管鲁迅在他创作小说、散文诗、杂文的时候，没有接触过西方现代主义作品，更不用说后现代主义作品(那时根本就不存在)。他的结论是，鲁迅一方面是看到了传统中国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另一方面也陷入到自己实验性的新形式创作的困境。 尽管顾明栋的论文接受既定的分期，其目标也是来划分鲁迅作品的分期，但他的论文无意中为分期施加了很多张力。要是后现代主义风格特征能够在数个世纪的中外作品中找到，似乎意味着：1）时期的分类极端不可信；2）我们用来命名“后现代主义”的风格特征、概念特征、叙事特征等，实际上可能与文学所使用的语言的历史无关。 这一期中佛克马的文章，关注的是区分开在文化上三种不同的后现代主义形式，提出这三种后现代主义中的任何一种都假定，“所指与能指的传统关系不再适用。”佛克马所用的分期与中国学者不同，分期的特征更加复杂，并引用大量的实例来论证他的观点。 （3）中国学者认为历史语境几乎完全决定了一个作家的创作。这可能是一种残存的马克思主义的观念，但很多欧美文化研究也有相同的设想。陈永国的论文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的历史决定论模式很复杂也很精细，不过却坚信这种预设。读者会注意到陈永国调用了一个含糊的有机体或自然主义的隐喻(“现代主义诗歌作为新诗的一种形式，不会凭空而生。”)，他详细说明了现代主义诗歌产生的两个不同的原因：一是中国的社会与历史条件，一是西方知识流入的影响。这些原因的影响是双重的，不容易预测，但是，这两个原因在任何个案中混合到一起，都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佛克马对后现代主义作家与历史、社会语境的关系的看法很不同，这出乎我的意料。我说“出乎意料”，是因为当今西方大多数的文化研究者(与文学研究者)的看法不同，与陈永国的立场很接近。作为文学风格的后现代主义，与作为经济、社会、历史条件的后现代性，佛克马要比詹姆逊、利奥塔德可能的区分更加明确。佛克马说，“我把后现代主义看作一种文学思潮，一种由作家、评论家与广大读者所使用的文学社会方言，把它与作为当代社会、政治条件的后现代性区分开来，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对后现代性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利奥塔德, 哈维(David Harvey), 贝尔滕斯(Hans Bertens)等人做过具体的分析。”佛克马认识到历史条件会起一定的作用，“我们必须考虑地理的、文化的、历史的差异。”但他认为，从现代主义转到后现代主义(与其他任何风格的转变一样)，仅仅是因为作家厌倦了一种风格，现在想转变一下，“任何风格或文学社会方言，包括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将被消耗殆尽，因此，人们想听到不同的东西…… 新一代认为既有的社会生活观念与经济条件不适合了、过时了，应该为新的社会解读所代替。”叶芝(W B Yeats)用不同的音调说，“人类景仰的一切事情/都能撑过片刻，或一天/爱恋的欢愉，赶走他的爱恋/画家的笔，消蚀了他的梦境。(《一出剧里的两首歌》佛克马用生理学来解释风格的改变，“相同的神经元连续不断地重复刺激会导致结果逐渐减少”，他的这个简洁陈述有点类似于布鲁姆(Harold Bloom)《影响的焦虑》。在佛克马看来，风格惯例的改变，是受内在逻辑控制的，与历史几乎没有关系。新一代渴望并需要不同的风格，一种社会方言受神经元的重复而耗尽了自身。在某种意义来说这不错，尽管有些夸张，新的文学社会方言的确是“凭空而生”的。佛克马那些比较适中的陈述也有惊人之语，“人们想听到不同的东西”。无论如何，他的看法又让我想起这一期的杂志。 （4）第四个特点就是他们极像美国人，至少像我一样，描述一个作家或学派(如九叶派)的论述高度抽象。当然，佛克马在表现中国后现代主义特征时也使用了抽象的表达，如“华而不实的虚构”、“元语言批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并存等。与大多数的西方文学研究一样，佛克马感到必须要例证这些抽象的用法，从而证明它们是正确的。他详细地讨论了具体的作品，也有很多的引用，比如讨论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Please Don’t Call Me Human, 1989)，以及对其他几个作品的分析。陈永国的文章，尽管讨论的是整个20世纪中国诗歌，但仅有两处很短的引用。 中国学者的论文，通常依赖三重抽象。第一重抽象：单个作品，除了用作品名来标识外，偶尔在其他论文中讨论中国小说外，使用最容易翻译的内容，如情节综述与人物描写。第二重抽象：几乎都不强调单个作品的特征。某一个学派或小组(如九叶派)的所有作品的讨论似乎它们都是一样的，似乎最重要的是他们相互之间或与同一时期作家之间的共有特征。第三重抽象：使用概念性的陈述来定义这些共有特征，如陈永国提到的朦胧诗人，我上面提到的两处引用(一个是北岛，另一个是舒婷)，“拥挤在强烈的欲望与无用的形式之间，这些年轻诗人一方面要拼命表达自己，另一方面又要隐藏自己。因此，使用非传统的意象来表达朦胧的艺术策略，直接的言说与本能的表达强化了其情感。此外，那些碎片式的、非传统的、不完整的意象，这些自我与社会、历史与现在、现实与幻想、理智与荒谬、短暂与永恒等二元对立，在放肆地宣泄诗人的激情中实现了统一。”我不怀疑陈永国所说的真实性，他的论文让我急于想了解他提到的那些诗歌，即使是通过英语翻译来了解。我想看看他们是如何例证他所陈述的“现实与幻想、理智与荒谬、短暂与永恒”等，他们使用“非传统意象”到底是如何朦胧的。这一期论文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使读者急于想读文章中所提到的作品。我非常高兴地在互联网上发现了很多中国现代文学的英语翻译，比如鲁迅的很多作品的翻译(-xun/htm)。 （5）来自中国学者的论文由于缺少引用，伴随而来的就是几乎没有风格或形式分析，也不关注西方人所称的“修辞”或“叙事学特征”。近来，美国的文化研究也越来越多这样的例子。佛克马有一些形式分析，比如，他说，“王朔没有使用的风格手法几乎没有。他试过重复，没有标点的长句，荒谬的推理，把政治行话放大到可笑的比例，从而产生出一种欢闹的故事，即他所指的文化大革命。‘胖子’成为了笑料，至少在更宽容的时代不犯政治错误。”要是能够给这些风格手法举一些例证就更好了。不过，佛克马暗自认识到“风格手法”在意义上的重要性。然而，中国文学学者尽管崇拜巴特(Roland Barthes)、德里达等人，至少这一期的论文中，他们几乎没有风格分析。我所了解的其他中国学者的著作，如申丹，她的叙事学个案中就有风格分析。对我们而言，新批评与随后的“解构”，即使是对那些文化批评者而言，也是起决定作用的，尽管他们对此怀有敌意。不断有人宣布“解构的死亡”，但不知何故，它拒绝死亡。它可能会死，但它会像幽灵一样在光天化日之下出没于我们的文化批评。顾明栋作为一个在美国工作的中国学者，倒是注意到了细微的语言手段的作用，如他在《中国小说理论》中谈到的两部伟大的传统中国小说《金瓶梅》与《红楼梦》，就以相当长的篇幅讨论了人物姓名的隐喻意义。 （6）最后一点差异，这一期文章的中国学者都很关注西方作品翻译成中文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然而，他们很少关注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差异，也可能对某一语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而限制了翻译。他们似乎假设中国文学可以翻译成英语，西方文学可以翻译为汉语，没有重大的遗失。他们毫不怀疑汉语、中国文化与西方语言、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情况是否如此，我对此很怀疑。我对汉语一无所知，早就有人告诉我，汉语的文学形式、书写的意义，与英语、德语、法语的书写不同。这就需要把“同一个文本”的汉语、西方语言的各种译本并排来比较，来具体讨论它们在语义、语法、句法、修辞、以及文类假设等方面的差异。顾明栋的《中国小说理论》中有这样的讨论。我对此缺乏了解，但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瞥见译入与译出时的遗失。美国的中国文学学者，如苏源熙(Haun Saussy)，对汉语口语与书面语的特征对意义的影响更感兴趣。
把自己发展的非常强大。1、美国现在忘乎所以的在世界指手划脚，是因为美国的强大。2、治这个毛病，只有我们自己的强大起来。所以说，自己不强大，是永远不能翻身的。
“中国威胁论”是指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中国崛起”、“强国战略”等充斥媒体，有人认为中国比欧美的体制和发展模式更有效，中国将取而代之。 第一次泛滥是在1992-1993年间，鼓吹者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乃至文明角度展开了对"中国威胁论"的具体论证。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芒罗首先发难，发表了《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时间"中国威胁论"风靡太平洋东岸，芒罗因而也声名显赫。 第二波发端于1995-1996年，主要与李登辉访问美国后两岸关系紧张，中美围绕台湾问题发生军事对峙有关。 第三次发生在1998-1999年，其背景是在亚洲经济危机中，中国经济逆势崛起，经济影响力迅速扩大。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威胁论”已经是第四波了，其特点是威胁论的内容日益扩大，往往涉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如中国计算机黑客威胁论、食品安全威胁论、环境威胁论等等。
当苏联和东欧政权解体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但没有步苏联东欧后尘而且发展得更快更稳定的时候，西方就出台了“中国政治威胁论”。随后，当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际竞争能力不断上升，西方又出现了“中国经济威胁论”。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且在各个主要国际性组织内扮演越来越重要作用的时候，西方开始讨论中国的国际责任。在西方看来，如果中国不能按照西方的期望来服从既存国际规则，中国就构成了对现存国际秩序的威胁。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又找到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的“新根据”，那就是中国的“国家发展模式”对世界秩序的影响。 中国的发展模式对现存国际秩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西方社会关切的一个热点问题。美国国务卿赖斯在最近一期《外交》杂志上撰文讨论美国的国家利益，其中涉及到中国的发展模式问题。她从西方学术界借用“权威资本主义”(authoritarian capitalism)的概念来概括中国的发展模式。这个概念很简单，说的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没有民主化的前提下，使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推进了经济发展。她认为这种发展模式会对现存国际秩序产生负面影响。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这种模式与美国和其持同样民主价值的西方国家所秉持的民主发展模式(democratic development)背道而驰。因此，美国要和其他持共同价值的民主国家（欧洲、日本和澳洲等）来分享共同的责任，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和促进民主政治的发生和发展。持赖斯这样观点的政治人物在西方并不少见，可以说，对所谓的“权威资本主义”式的发展的担忧在西方相当普遍。这种担忧也经常促成西方各国有意或者无意地对中国施加共同的政治压力。 这里涉及到两个表面上互为竞争的国家发展模式问题。首先是现存的所谓的西方“民主发展模式”。的确，不难观察到，总体而言，西方民主国家也同时是经济发达和社会公平做得好的国家。这使得西方很多政治和知识精英甚至是普通民众相信，民主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实现。在冷战结束后，西方人普遍相信“历史终结”论，即认为民主政治是人类历史最后（也是最为理想）的政治形式。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民主也变成了西方世界的责任。民主和自由历来就是西方世界在国际事务中的软力量。这种软力量的使用在冷战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冷战后，美国和西方国家到处使用军事力量，但论证其使用武力的合法性的则是其传统民主和自由话语。 在把推行西式民主和自由作为自己使命的西方，很少会有人公开承认，正是西方世界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西方式民主和自由，才导致了西方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的衰落。为什么会这样？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的时候忘掉了西方本身的民主发展不仅和其文化相关，更重要的是，它是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存在有利于民主发展的文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基本国家制度缺乏，民主因此没有生存的根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因为没有文化、经济和社会根基，民主政治往往成为暴力、无序和腐败的代名词。暴力、无序和腐败反过来妨碍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基本国家制度的建设。也同样重要的是，西方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往往并不是真正为了那里的民主发展，而是为了其战略利益。 在早期，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也信仰西方民主，他们因此在反殖民地运动取得胜利之后，愿意接受西方的民主输出或者主动引入了西方式民主。但是西式民主推行已久，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仍然无望。这促使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开始反思西方民主，或者说西方的“民主发展模式”成了一个特大的问号。 在中国之前，发展中国家和西方的模式只有两种类型，要不就是高度依附西方，要不就是和西方互为孤立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被西方国家称之为“中国模式”的中国发展经验开始对发展中国家产生莫大的吸引力。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年，不仅造就了内部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而且融入世界体系并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尽管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但三十年的实践已经为中国模式注入了极其丰富的内容。简单地说，中国的发展模式是渐进的、有秩序的。要有社会经济的发展，首先必须有稳定的秩序。没有稳定的秩序，经济发展就没有空间。再者，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对现存秩序构成压力，这又进一步促成了中国改革现存秩序，不仅保障前段时间的发展成果，而且再促进进一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无疑，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相反，在中国，政治秩序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良性的互动。 在外交方面，中国的经验也同样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青睐。在中国之前，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关系的模式只有两种类型，要不就是高度依附西方，要不就是和西方互为孤立。中国融入世界体系，既没有和西方世界孤立，也没有依附于西方。人们还观察到，中国不仅参与国际多边组织，而且也成为国际或者区域多边组织的发起者。但中国所参与建立的多边组织，例如“上海合作组织”和“（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并不像西方国家组织的多边组织那样具有战略性，中国参与组织的这些组织是解决问题类型的，并且侧重于与社会经济的互动。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行为更和西方不一样。尽管西方经常把中国在非洲的行为称之为“新殖民主义”，但发展中国家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西方早期殖民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大的掠夺性。今天，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又往往加上无穷的先决条件（以实现其经济之外的战略目标）。但中国不一样。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交往没有其他的战略和政治意图，并且中国奉行不干预主义。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贸易和经济交往中，既满足中国自己发展的需要，也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看到中国帮助非洲国家的诚心和能力，因为中国在那里正在打造能够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学校、医院、体育馆和公路等等。西方国家从早期殖民地政治开始到今天，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交往历史长久，但从来就没有像今天的中国那样帮助这些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西方注重民主的形式，中国更加侧重民主的社会经济基础及民主的可持续发展 无论是内部发展还是外交交往，中国的行为模式都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政治人物感觉到中国模式对西方模式所构成的压力。更为重要的是，一些西方人开始看到，中国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在发展中国家推行自己的模式。实际上，中国并没有宣称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模式，因为中国的模式还在发展之中。“中国模式”的影响力是发展中国家自愿接受的结果。再者，中国的模式和西方模式并非处于对立和矛盾状态。中国强调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并没有否认政治民主化。中国本身也正在寻求一条适合于中国的民主化道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们也意识到，中国式的发展不仅不会阻碍民主的发展，反而会为民主的发生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社会经济的支持。西方注重的是民主的形式，中国则更加侧重民主的社会经济基础及民主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发展模式的兴起无疑为建设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提供了动力。正因为这样，西方对中国的批评甚至压力也不会间断。但是，一个依靠反对别人的模式的模式并不能为其他国家所接受，也因此没有生命力。西方世界最终会意识到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只要保持自己发展模式的开放性，随时吸取所有其他模式的长处，那么才能够保证模式的可持续发展。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更是中国国际舞台上的核心软力量。
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第一华人，旧军阀亦讲道德的吴佩孚
没看过！
《美中外语》( ISSN1539-8080）。美国大卫出版公司出版，由留学美国东部地区的中国学者及有关专家在纽约创刊。是个 学术期刊
《美国大外交（60周年增订版）》（【美】乔治·F凯南）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 提取码: uqp6书名：美国大外交（60周年增订版）作者：【美】乔治·F凯南译者：雷建锋豆瓣评分：6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年份：2013-10-10页数：320内容简介：在超过六十年的岁月里，乔治凯南的《美国大外交》是公认优秀的关于美国外交的作品。利用其显著的外交经验与专业知识，凯南对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新兴大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概览与批判。这个60周年增订版本包括了美国现实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约翰米尔斯海默的重要介绍，提出了对凯南作品的新理解，探索了本书的持续影响。“这些在1950年发表于芝加哥大学的著名演讲，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的很多年里一直是有最广泛阅读量的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作品。”《外交事务》，过去七十五年里最重要的书。“一个真正懂得有关外交政策知识的人的一部关于外交政策的著作。” 《纽约时报》“一部经典的外交政策教科书。” ——《华盛顿邮报图书世界》“关于外交这一主题的最简明扼要的总结。” ——亨利•A基辛格作者简介：乔治•F凯南（1904-2005），美国驻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大使，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历史研究学院教授。约翰·J米尔斯海默，美国知名国际关系理论家，芝加哥大学温得尔·哈里森杰出贡献政治学教授。
中国外交政策指的是中国在处理同世界上一切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边界等各种关系中的措施和办法。我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包括一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其他政策措施处理办法。在我国外交政策的指导下我国已经同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和发展了友好合作的外交关系。我国一向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宗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准则；独立自主是我国外交的基本立场；维护我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我国外交的基本目标。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支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往，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B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的是二战后美国的冷战政策。铁幕演说是1946年英国首相丘吉尔访问美国时在富尔顿发表的演说，排除A。杜鲁门主义是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发表的反苏、反共的国情咨文，是美苏“冷战”正式开始的重要标志，时间不对，排除C。北约组织是1949年成立的军事组织，排除D。马歇尔计划是美国一方面为了防止欧洲国家因经济危机发生革命，转向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为了控制欧洲，推行的援助欧洲的计划，也称为欧洲复兴计划。选B。
把自己发展的非常强大。1、美国现在忘乎所以的在世界指手划脚，是因为美国的强大。2、治这个毛病，只有我们自己的强大起来。所以说，自己不强大，是永远不能翻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