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的回答真是说的十分到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SHA透了~~~无稽之谈
经过几个星期的事态发展，11月23日朝韩延坪岛炮击事件引发的“后遗症”愈演愈烈，朝鲜半岛随时都可能会因任何一方擦枪走火而再度引爆大规模战争。自从朝韩炮战以后，韩国先是在这个敏感水域与美国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接着又宣布在这里举行炮兵实弹演习。尽管韩方声称不会把炮口对向北方，但是朝方已将此举视为挑衅行为，并恫言“因为韩国鲁莽的战争政策”，朝鲜半岛迟早会爆发另一场战事，并且会引向核战争，而战争也不会局限在朝鲜半岛的范围。文章称，作为主权国家，韩国当然有权在其国内任何地方举行军事演习。问题是，这是朝韩两国有主权争议的水域。平壤当局在1999年宣布这片水域是朝鲜领土，首尔则坚持是韩国领土。且不论谁是谁非，在这样敏感的水域举行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可能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韩国之所以坚持举行演习，相信有两大因素：一方面是要向朝鲜展示韩国具有反击力量；另一方面则是要向国民交代。朝韩炮战后，韩国国内爱国主义情绪高昂。据韩国主要报纸《中央日报》12月9日报道，韩国海军陆战队12月1月开始征兵以来，在短短一个星期内，竞争率已经超过3比1，其中最艰苦的搜索兵科竞争率高达15比1。这个现象说明了韩国青年参军的意愿空前高涨。《中央日报》前天还发表了题为“必须做好万全准备再进行延坪岛射击训练”的社论，坚决支持韩国军方在延坪岛周边地区举行演习，同时指出“如果朝鲜以演习为借口再次挑衅，韩国此次应该做出强力膺惩的榜样”，但也同时指出“没有国民希望延坪岛演习演化为战争”。国际社会正在积极努力斡旋，设法控制局面。为此，正在平壤访问的美国新墨西哥州州长比尔?理查森向朝鲜官员建议，朝韩双方应该设立军事热线处理边界纠纷，同时建议美韩朝三方组成联合委员会监督有争议的西海水域问题。目前，还不清楚他的建议是否会为朝韩双方尤其是朝鲜所接受，但是根据理查森的说法，他和朝方的会谈虽然“非常艰巨”，但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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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合历史，先对目前状况分析2预想后果，和各种有可能情况的发生3说明中国现在的立场，如外交，国家政策等方面。4在就各点阐述自己的观点。。。。遵循一个自己的思想再对个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制对方案，并说明理由。。。。完
经过几个星期的事态发展，11月23日朝韩延坪岛炮击事件引发的“后遗症”愈演愈烈，朝鲜半岛随时都可能会因任何一方擦枪走火而再度引爆大规模战争。自从朝韩炮战以后，韩国先是在这个敏感水域与美国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接着又宣布在这里举行炮兵实弹演习。尽管韩方声称不会把炮口对向北方，但是朝方已将此举视为挑衅行为，并恫言“因为韩国鲁莽的战争政策”，朝鲜半岛迟早会爆发另一场战事，并且会引向核战争，而战争也不会局限在朝鲜半岛的范围。文章称，作为主权国家，韩国当然有权在其国内任何地方举行军事演习。问题是，这是朝韩两国有主权争议的水域。平壤当局在1999年宣布这片水域是朝鲜领土，首尔则坚持是韩国领土。且不论谁是谁非，在这样敏感的水域举行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可能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韩国之所以坚持举行演习，相信有两大因素：一方面是要向朝鲜展示韩国具有反击力量；另一方面则是要向国民交代。朝韩炮战后，韩国国内爱国主义情绪高昂。据韩国主要报纸《中央日报》12月9日报道，韩国海军陆战队12月1月开始征兵以来，在短短一个星期内，竞争率已经超过3比1，其中最艰苦的搜索兵科竞争率高达15比1。这个现象说明了韩国青年参军的意愿空前高涨。《中央日报》前天还发表了题为“必须做好万全准备再进行延坪岛射击训练”的社论，坚决支持韩国军方在延坪岛周边地区举行演习，同时指出“如果朝鲜以演习为借口再次挑衅，韩国此次应该做出强力膺惩的榜样”，但也同时指出“没有国民希望延坪岛演习演化为战争”。国际社会正在积极努力斡旋，设法控制局面。为此，正在平壤访问的美国新墨西哥州州长比尔?理查森向朝鲜官员建议，朝韩双方应该设立军事热线处理边界纠纷，同时建议美韩朝三方组成联合委员会监督有争议的西海水域问题。目前，还不清楚他的建议是否会为朝韩双方尤其是朝鲜所接受，但是根据理查森的说法，他和朝方的会谈虽然“非常艰巨”，但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
授之以渔不如授之以鱼，下面给你找好了：主条目：韩国历史朝鲜族（韩国称为韩民族）起源有多种不同的说法，目前尚无定论。其中一种说法为中国商周时代的移民与原土著居民组成，现大部为中国移民后裔，见箕子朝鲜，此说有中国早期史料佐证，朝鲜半岛的王氏高丽、朝鲜两朝多沿用中国史料以箕子为开化始祖。[1][2][3][4]，但今天的朝鲜、韩国更倾向于把神话传说中的檀君朝鲜列为朝鲜的起源。至于朝鲜半岛原土著居民究竟来自何方则无定论，有说法称为居住在日本的早期居民移居形成，而朝鲜半岛的学者则认为阿尔泰人在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之间陆续从欧亚大陆迁徙到朝鲜半岛后形成的[5]，并且有部份移民日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平壤市祥原郡黑隅里遗迹等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遗迹为依据认为北朝鲜大同江流域是人类的起源地之一。[6] [7]但这几种说法均属日、韩、朝各自的说法，均无有力证据证明。根据中国西汉史书记载，朝鲜半岛北部及中国东北分布着夫余、沃沮、濊貊、东濊等东北亚部落，朝鲜半岛南部为三韩部落。进入4世纪以后，高句丽在鸭绿江流域兴起，统一北部的各部落国家及灭亡中原朝廷在东北亚行使主权的汉四郡。在西南部，百济消灭了马韩54国。东南部的辰韩也由12国合并为新罗。朝鲜半岛形成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时期，史称“朝鲜三国时代”。公元7世纪新罗在唐朝的帮助下统一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史称“统一新罗时代”。大同江以北的高句丽故地被唐朝渤海国等继承。904年，新罗僧人金弓裔建立“后高句丽”。918年，后高句丽大将王建建立高丽国，此后定国号“高丽”。并深受中国儒家思想以及佛教的影响。1392年，高丽大将李成桂建立王朝，定国号为朝鲜，史称“李氏朝鲜”。1896年，甲午战争后，中日马关条约中协定了清朝承认朝鲜自主，当时日本帝国控制下的朝鲜宣布终止与清朝的册封关系，日本扶持建立了临时性、过渡性的大韩帝国傀儡政权。1910年“日韩合并”。不愿被日本统治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于1919年4月13日在中国上海成立，并随当时抗日的中华民国政府于1940年到达中国重庆。1945年2月，二战结束后，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安排，朝鲜半岛由中国、美国、英国、苏联4国共同托管。此后朝鲜半岛被划分为南北两块势力范围：由苏联势力范围的“北朝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处于美国势力范围内的“南韩（大韩民国）”。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因苏联等共产国家缺席，导致当时美国等主导的联合国投票发动了联合国军支援南韩。联合国军支援的南韩同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抗美援朝支持的北朝鲜最终在1953年7月27日签署停火协议，朝鲜半岛沿三十八度线非军事区划分为两个国家。
孔子西施李时珍是韩国人？ 话说争论的最高潮是一则题为“中国神话源自韩国”的消息，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教授郑在书主张，《山海经》中提到的炎帝、蚩尤、夸父及风伯等东夷系的神均在高句丽古墓壁画中出现，很多中国神话传说都是源自“东夷系”，炎黄的神话来自韩国。 迅速蹿红成为“网络红人”的郑在书发表了题为《效答客难》的声明，说“韩民族因为和远古东夷系种族有关联，所以我只是想在中国神话中寻找一点韩民族遗失的远古神话的痕迹而已”。 也有中国论文成为韩国议论的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叶舒宪的新书中指出韩民族的始祖，相传由“熊母”所生的“檀君”实际是“黄帝”传说的分化。叶舒宪的理论在韩国引发轩然大波，韩国大型通讯社韩联社11月7日发表文章称，这一主张否定朝鲜，并将檀君神话降格为“受到汉文化影响的反应”，是“无中生有”。在韩国，檀君征服中原的传说，被作为历史写进教科书中。 除了炎黄之外，韩国对孔子也相当感兴趣。韩国每年都会举办大型的祭孔大典。有消息称，韩国学者有打算将几百年历史的传统祭孔大典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 还有不少韩国学者认为孔子是朝鲜民族祖先的后代。按照他们的考证，朝鲜半岛最早建立政权的是商朝贵族箕子，西周封建的宋国的第一个国君就是箕子的亲戚微子，孔子是宋国贵族后代，也就是韩国祖宗箕子的后代了。 同样被归入“韩国籍”的还有西施和李时珍。不少论坛转载的帖子称不少韩国人认为东北、山东、河北、浙江是韩国人的故居，文化发源地，因而西施也成了韩国的“文化名人”。 而李时珍的“韩国籍”考证，则是一个自称旅韩多年的网友介绍，在韩国的草药材市场，《本草纲目》被视作重要文化遗产，而李时珍也被学者考证为“高丽人”。 事实 史书记载文化名人事迹功德 在汉族的神话中，炎帝与黄帝是生活在黄河流域两个古老部落的首领，炎帝发明了农耕，推广了用火，黄帝发明了舟、车、养蚕植桑等成果，二者齐头并进，使人民安居乐业，共创华夏早期文明。 孔子，生于前552年，卒于前479年，年七十三岁。山东曲阜人。是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鲁，专心执教，相传收弟子多达三千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万世师表。 西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越国人，国难当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西施忍辱负重以身许国，把吴王迷惑得众叛亲离，后被勾践所灭。传说吴被灭后，西施与范蠡泛舟五湖，不知所终，一直受到后人的怀念。 李时珍更不是高丽人，李时珍是明朝时的著名医学家，著有《本草纲目》。 热评 中国神话源于韩国是“神话” 对于韩国学者和民众在神话方面表现出“非常备战”状态，既攻且守，中国网友讥讽道：“中国神话起源于韩国，这个结论本身就是韩国‘神话’！”天涯网友“逡巡者”则指出“这是对中国的一种文化侵略”。网友“xdknox”据理力争：“高句丽壁画上画的是中国神话人物而不是韩国的檀君，足以说明高句丽是中国文化的，不是韩国文化！” 而在孔子和西施、李时珍的问题上，大部分网友都站在坚决捍卫他们的“中国籍”一方。天涯社区网友“中州老朽”提出：“既然韩国已经认为他们自己是商朝贵族箕子的后人，那么不就等于承认了自己也是中国人了么？”至于孔子为什么会“落籍”韩国，网友“有一说一”则称：“难道是孔老夫子乘槎浮于海的时候偷渡到了韩国……” 至于祭孔仪式之争，网友分为两种意见，一种淡然处之，天涯网友“chijianluanma”说：“韩国人敬重孔子，这没什么不好的呀！毕竟《论语》是用汉字写的，这就够了。” 另一种则表示要强力捍卫儒家文化的本土化，网友“阿佑”指出：“韩国人对于儒家文化的过分推崇都只能表明他们不是这种文化的亲历者，他们的高调只能说明自己的心虚和浅薄。诸子百家出生在中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发生在中国，这一点谁也否认不了。” 这些网友主张中国要大力恢复传统祭孔仪式。“韩国的祭孔大典往往是政府主导活动，遵循的是古礼一成不变，是二百多所乡校同时进行的全国性活动。我们的仪式变来变去没有定式，而且有诸多不规范之处。”网友“现实者”比较了中韩祭孔的差别。 南京大学教授景凯旋则认为中韩双方网友都应避免走进民族主义的死胡同，他说：“如果一个国家只有民族主义，没有其他的思想价值，会产生盲目的排外又或者说，建立了元朝，统一过中国。现在的也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从中国独立出去的，而韩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国家，只不过在45年让美国扶植出来的一个的国家，而且即使是历史上的也是中国的奴仆国，他们的统治区域也没有超出过，他们有什么资格说中华民族的是？就跟你家原来有个奴隶，后来因为某种原因你让他了，现在他回过头来说他原来在你们家住过，所以你家的东西就全是他的。你能同意吗？
论朝鲜文化与儒学的关联摘 要:中朝两国文化源远流长,儒学传入朝鲜后,对朝鲜的政治统治、思想观念、教育制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朝鲜立足本国国情,从多角度、多侧面与儒学发生了融合,并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关键词:朝鲜文化;儒学;关联一、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厘正春秋末期,中国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孔子以“治世”、“行道”为己任,总结历史经验,创立了儒学。儒学历经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们的不断加工改造,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深刻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著名历史学家杨昭全认为,“自春秋末期由孔子创立,至清末,历数千年之儒学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春秋末期至隋唐时的儒学、宋元时期的理学和明清时的实学”。[1]本文主要探讨儒学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对于朝鲜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儒学产生和发展以后,不仅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还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东方国家,与这些国家的传统思想相结合,成为该国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朝鲜和日本,儒学思想成为思想文化的主流而形成特殊的“东亚儒学文化圈”。据史料记载,儒学最先传入的国家是朝鲜。古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与我国山水相连,由于地理上的这种原因,中朝两国很快就开始相互往来,思想文化交流也日益深入。儒学传入朝鲜后,经过朝鲜学者的理解消化,儒学已深深融进朝鲜的传统文化中,影响了朝鲜的社会发展,并形成了其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对于儒学传入朝鲜的时间,中外学者观点不一。主要观点有:商末箕子东走朝鲜时引入;由战国燕与秦末中国移民引入;汉初,卫满率众避难至朝鲜时传入;汉四郡建立时引入;朝鲜百济、新罗时期传入。而笔者较认同杨昭全学者的观点:儒学传入朝鲜以汉四郡的建立(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为宜。其一,公元前135年(西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学开始成为全国占统治地位的独尊思想,为其对外传播创造了前提条件。其二,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西汉灭卫满朝鲜,并于其地设立乐浪、临屯、真番郡,翌年复设玄菟郡,即汉四郡。汉四郡设置后,封卫满朝鲜原官员为侯。汉武帝在卫满朝鲜故地封五侯,立四郡,标志着体现儒学思想的儒家政治制度进入朝鲜。其三,在汉四郡建立儒家政治制度,俎谷、朝服、鼓吹等体现儒家思想的中华文物随处可见。因此,在汉四郡建立起的体现儒家思想的政治、礼仪制度,标志着儒学已传入朝鲜。二、儒学朝鲜化的系统性由于儒学符合百济、新罗和高丽王廷的利益,又符合朝鲜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致使百济、新罗和高丽封建王朝对儒学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在发展中儒学逐渐对百济、新罗和高丽的统治理念、道德秩序、教育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朝鲜理念体系的构建中国汉代董仲舒的天命论标志着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其学说的最高范畴是“天”。天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万物非天不生,同时又是最高的神灵。“天者,百神之大君也。”[2]他认为宇宙万物皆天之产物,人类社会一切也是天意之安排,君主贯通天地人,是上天在人世间之代表,具有绝对的权威。他的这一理论论证了封建专制的合理性,君王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即君权神授论。儒学这种君权神授和秉承天意治国的理论自然符合朝鲜历代国王的需要,因此成为维持与巩固其封建统治的护身符。而宣扬其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与安排,其治国治民秉承天之意志,实质是借助天界之权威强化人间之权威。这就致使朝鲜历代国王与王廷信奉天命、信奉君权神授。再者,朝鲜历朝统治者提出以德治国。所谓“道”,即儒学,意即用儒学治理国家,以道德治理国家,即德治。同时,《书经》指出,要以德治与武功结合并重来治理国家。高句丽太祖东明王将自己一生的政治经验概括为“以道与治”,这是德治思想的最初提出。此后,高句丽历代国王都把它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理念,并努力加以实施。孔子创立的仁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仁者爱人。从对人的关怀出发,孔子反对统治者执政之穷奢极欲,要求他们贯彻仁爱原则,关心百姓生活,使其安居乐业。朝鲜历代王朝也将“仁”,即“爱民”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如公元676年新罗统一半岛后,新罗文武王为此颁令减轻百姓负担。公元681年,文武王“欲新京城。问浮屠义相。对曰‘虽在草野茅屋,行正道则福业长。苟为不然,虽劳人作城,亦无所益。’(文武)王乃止役”,[3]从而减免了百姓的徭役。(二)朝鲜道德秩序的完善“三纲五常”是儒学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朝鲜历代王朝的国王都利用儒学的伦理理论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完善国家的道德秩序。朝鲜固有“子孝于父”的孝道思想,与儒学伦理理论相结合,进而提出了子女对父母尽孝是天经地义的事,将孝道提高到人伦的最高原则。这就使得孝道深入民间,成为人们事亲的行为规范。《三国遗事》中记载的“贫女养母”、“孙顺埋儿”就是很明显的事例。另外,儒学三纲中的“夫为妻纲”实是男尊女卑,朝鲜历代深受其影响。高句丽著名实学家金富轼就曾强烈地抨击过新罗曾有的善德、真德两位女国王。他曾写到,“新罗扶起女子,处之王闰,诚乱世之事,国之不亡,幸也”。[4]又如,公元861年(新罗宪安王五年)新罗国王宪安王病危时,曾嘱其臣下说:“寡人不幸,无男子有女。吾邦故事,虽有善德、真德二女主,然近乎牝鸡之晨,不可法也。甥膺廉年虽幼少,有老成之德,卿等立而事之,必不坠祖宗之令绪,则寡人死且不朽矣”。[5]可见,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十分普遍,也十分严重。(三)朝鲜教育体制的确立儒学对于朝鲜文化教育思想方面的影响也尤为巨大,也成为朝鲜教育体制确立的影响因素。公元682年新罗于礼部下属设置主要讲授儒学思想的教育机构———国学。公元747年,新罗在国学设置诸业博士和助教。公元759年,新罗改国学为大学监。但其后继位的惠恭王又将大学监恢复为国学:“惠恭王复故”,[6]把《论语》、《孝经》作为共修之科目,目的是强调儒学的实践意义。公元992年,高丽在首都开京设置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招收贵族两班子弟学习儒家经典。除朝廷官办的儒学教育机构外,高丽还出现了私人兴办的儒学教育机构,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其中朝廷重臣、学术泰斗崔冲被誉为“海东孔子”。此后,高丽历代国王都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公元788年,新罗设立读书三品科的科举考试制度,即从国学之学生中选拔官吏。考试的内容为儒家典籍。这一制度的设置,充分表明新罗王廷对精通儒学思想的人才的需求。同时,新罗国王由于亲幸国学,曾多次听讲儒学经典,这一举动进一步表明了王廷对儒学思想的重视与渴求,从而更促进了儒学思想在新罗的传播与发展。公元958年,高丽国王光宗采纳中国后周人双冀的建议,“始设科举。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取进士兼取明经医卜等业”,且“大抵其法颇用唐制”。[7]高丽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基本为儒学经典,科举的实行使学习儒家典籍成为热潮。儒学与仕途的结合,使儒学具有了特殊地位,使其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同时,唐太宗还大力扩充国学和太学,这为新罗等国派遣大量贵族子弟入唐求学创造了条件。新罗派遣王族子弟入唐宿卫也是来唐学习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如金仁问为武烈王的次子,于公元651年奉王命入唐宿卫。又如金嗣宗为圣德王之弟,公元728年奉命入唐献方物,同时“兼表请子弟入国学”,[8]唐帝应允。新罗不仅派王族子弟入唐宿卫,还经常派遣贵族子弟赴唐求学。公元837年新罗在唐求学的学生为216人,公元840年,新罗自唐回国的学生达105人。除新罗王廷派出贵族子弟赴唐求学者外,新罗也有不少一般平民子弟赴唐求学,如崔致远、崔承佑、崔承 等皆为自寻途径赴唐求学者。高丽从建国初就派遣学生赴中国求学,学习儒学思想,高丽学生不仅在中国可以应试,还可以在中国任官。公元976年,高丽派金行成入宋国子监求学。翌年,金行成擢进士弟,授官,后官累至殿中丞。公元980年,在宋求学的高丽兵部侍郎康允之子康戬参加科举及第,并任为官吏,官至工部郎中。公元1115年,高丽派遣金端、甄惟底、赵奭、康就正、权适等五人入宋太学。高丽赴宋求学的学生应试中举后任宋吏者众多。另外,新罗还通过多种形式大量输入儒学典籍。公元686年,新罗遣使赴唐,“奏请《礼记》并文章”,武则天应允,“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戒者,勒成五十卷,赐之”。[9]公元743年,唐玄宗遣使嘉奖景德王,“并赐御注孝经一部”。[10]此外,不仅赴唐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回国时携带儒学典籍,而且新罗的商人也自唐购买书籍,其中有大量的儒学经典。到了高丽前期,随着高丽与宋、元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儒学典籍也大量输入高丽。其输入方式与途径更是多种多样,有奏请宋、元皇帝赐与的,有高丽使者、学生带回来的,这使得儒学典籍广为传抄和翻刻。三、结论朝鲜文化在与儒学的融合中逐渐形成其本土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百济、新罗对峙时期为朝鲜儒学的萌芽期;统一新罗时期为朝鲜儒学发展期;高丽前期为朝鲜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期。在每个时期,对于朝鲜的政治方面、教育方面及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朝鲜社会变革的各个时期,儒学都因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显现出来,成为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维护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精神法宝。而朝鲜文化在与儒学不断融合的基础上,结合了本民族文化特色,逐渐使儒学本土化,最终演化为与儒学相近同时又有所差异的朝鲜儒学,并使其成为朝鲜思想文化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深层动力。[参考文献][1] 杨昭全中国—朝鲜、朝鲜文化交流史[M]北京:昆仑出版社,[2] 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祭[Z][3] [朝]三国史记·卷7·新罗本纪第7·文武王下[Z][4] [朝]三国史记·卷5·新罗本纪第5·善德女王条[Z][5] [朝]三国史记·卷11·新罗本纪第11·宪安王条[Z][6] [朝]三国史记·卷38·杂志第7·职官上·国学条[Z][7] [朝]朝鲜史略·卷3·高丽史[Z][8] [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圣德王条[Z][9] [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神文王条[Z][10] [朝]三国史记·卷9·新罗本纪第9·景德王条[Z]
朝鲜文化是朝鲜民族自古不断演化发展形成的民族思想、理念、风俗和习惯。虽然朝鲜战争后朝鲜半岛的南北对峙导致了南北韩现代文化的差异，但双方传统文化却一脉相承。朝鲜半岛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密切的交往，因此朝鲜半岛传统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不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朝鲜半岛传统文化有着其独特的文化特征。 早在新石器时期，朝鲜半岛人就开始使用陶器。新罗时期陶瓷技艺在朝鲜半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完善。高丽王朝时期，青瓷的制造技术到达了很高的水平，并出口到世界其它国家。李氏朝鲜时期，白瓷取代了青瓷。朝鲜陶瓷在世界的欢迎度也有所下降。朝鲜王朝中期，蓝白相间的陶瓷后又成为主流。万历朝鲜战争，倭从朝鲜半岛掠去大量的瓷器和工匠。日本的陶瓷因此深受朝鲜半岛的影响。许多日本的知名陶瓷体系都是源于万历朝鲜战争被劫去的瓷器和工匠。
这个亚洲比较头痛的问题
以及朝鲜半岛统一的可能性的诚信写出来
朝鲜文化是朝鲜民族自古不断演化发展形成的民族思想、理念、风俗和习惯。虽然朝鲜战争后朝鲜半岛的南北对峙导致了南北韩现代文化的差异，但双方传统文化却一脉相承。朝鲜半岛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密切的交往，因此朝鲜半岛传统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不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朝鲜半岛传统文化有着其独特的文化特征。 早在新石器时期，朝鲜半岛人就开始使用陶器。新罗时期陶瓷技艺在朝鲜半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完善。高丽王朝时期，青瓷的制造技术到达了很高的水平，并出口到世界其它国家。李氏朝鲜时期，白瓷取代了青瓷。朝鲜陶瓷在世界的欢迎度也有所下降。朝鲜王朝中期，蓝白相间的陶瓷后又成为主流。万历朝鲜战争，倭从朝鲜半岛掠去大量的瓷器和工匠。日本的陶瓷因此深受朝鲜半岛的影响。许多日本的知名陶瓷体系都是源于万历朝鲜战争被劫去的瓷器和工匠。
朝鲜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2] 有着5000年的悠久历史。[3] 朝鲜战争后朝鲜半岛的南北对峙导致了南北韩现代文化的差异，但双方传统文化却一脉相承。朝鲜半岛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密切的交往，因此朝鲜半岛传统文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不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朝鲜半岛传统文化有着其独特的文化特征。[4]
论朝鲜文化与儒学的关联摘 要:中朝两国文化源远流长,儒学传入朝鲜后,对朝鲜的政治统治、思想观念、教育制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朝鲜立足本国国情,从多角度、多侧面与儒学发生了融合,并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关键词:朝鲜文化;儒学;关联一、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厘正春秋末期,中国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孔子以“治世”、“行道”为己任,总结历史经验,创立了儒学。儒学历经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们的不断加工改造,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深刻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著名历史学家杨昭全认为,“自春秋末期由孔子创立,至清末,历数千年之儒学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春秋末期至隋唐时的儒学、宋元时期的理学和明清时的实学”。[1]本文主要探讨儒学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对于朝鲜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儒学产生和发展以后,不仅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还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东方国家,与这些国家的传统思想相结合,成为该国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朝鲜和日本,儒学思想成为思想文化的主流而形成特殊的“东亚儒学文化圈”。据史料记载,儒学最先传入的国家是朝鲜。古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与我国山水相连,由于地理上的这种原因,中朝两国很快就开始相互往来,思想文化交流也日益深入。儒学传入朝鲜后,经过朝鲜学者的理解消化,儒学已深深融进朝鲜的传统文化中,影响了朝鲜的社会发展,并形成了其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对于儒学传入朝鲜的时间,中外学者观点不一。主要观点有:商末箕子东走朝鲜时引入;由战国燕与秦末中国移民引入;汉初,卫满率众避难至朝鲜时传入;汉四郡建立时引入;朝鲜百济、新罗时期传入。而笔者较认同杨昭全学者的观点:儒学传入朝鲜以汉四郡的建立(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为宜。其一,公元前135年(西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学开始成为全国占统治地位的独尊思想,为其对外传播创造了前提条件。其二,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西汉灭卫满朝鲜,并于其地设立乐浪、临屯、真番郡,翌年复设玄菟郡,即汉四郡。汉四郡设置后,封卫满朝鲜原官员为侯。汉武帝在卫满朝鲜故地封五侯,立四郡,标志着体现儒学思想的儒家政治制度进入朝鲜。其三,在汉四郡建立儒家政治制度,俎谷、朝服、鼓吹等体现儒家思想的中华文物随处可见。因此,在汉四郡建立起的体现儒家思想的政治、礼仪制度,标志着儒学已传入朝鲜。二、儒学朝鲜化的系统性由于儒学符合百济、新罗和高丽王廷的利益,又符合朝鲜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致使百济、新罗和高丽封建王朝对儒学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在发展中儒学逐渐对百济、新罗和高丽的统治理念、道德秩序、教育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朝鲜理念体系的构建中国汉代董仲舒的天命论标志着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其学说的最高范畴是“天”。天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万物非天不生,同时又是最高的神灵。“天者,百神之大君也。”[2]他认为宇宙万物皆天之产物,人类社会一切也是天意之安排,君主贯通天地人,是上天在人世间之代表,具有绝对的权威。他的这一理论论证了封建专制的合理性,君王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即君权神授论。儒学这种君权神授和秉承天意治国的理论自然符合朝鲜历代国王的需要,因此成为维持与巩固其封建统治的护身符。而宣扬其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与安排,其治国治民秉承天之意志,实质是借助天界之权威强化人间之权威。这就致使朝鲜历代国王与王廷信奉天命、信奉君权神授。再者,朝鲜历朝统治者提出以德治国。所谓“道”,即儒学,意即用儒学治理国家,以道德治理国家,即德治。同时,《书经》指出,要以德治与武功结合并重来治理国家。高句丽太祖东明王将自己一生的政治经验概括为“以道与治”,这是德治思想的最初提出。此后,高句丽历代国王都把它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理念,并努力加以实施。孔子创立的仁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仁者爱人。从对人的关怀出发,孔子反对统治者执政之穷奢极欲,要求他们贯彻仁爱原则,关心百姓生活,使其安居乐业。朝鲜历代王朝也将“仁”,即“爱民”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如公元676年新罗统一半岛后,新罗文武王为此颁令减轻百姓负担。公元681年,文武王“欲新京城。问浮屠义相。对曰‘虽在草野茅屋,行正道则福业长。苟为不然,虽劳人作城,亦无所益。’(文武)王乃止役”,[3]从而减免了百姓的徭役。(二)朝鲜道德秩序的完善“三纲五常”是儒学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朝鲜历代王朝的国王都利用儒学的伦理理论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完善国家的道德秩序。朝鲜固有“子孝于父”的孝道思想,与儒学伦理理论相结合,进而提出了子女对父母尽孝是天经地义的事,将孝道提高到人伦的最高原则。这就使得孝道深入民间,成为人们事亲的行为规范。《三国遗事》中记载的“贫女养母”、“孙顺埋儿”就是很明显的事例。另外,儒学三纲中的“夫为妻纲”实是男尊女卑,朝鲜历代深受其影响。高句丽著名实学家金富轼就曾强烈地抨击过新罗曾有的善德、真德两位女国王。他曾写到,“新罗扶起女子,处之王闰,诚乱世之事,国之不亡,幸也”。[4]又如,公元861年(新罗宪安王五年)新罗国王宪安王病危时,曾嘱其臣下说:“寡人不幸,无男子有女。吾邦故事,虽有善德、真德二女主,然近乎牝鸡之晨,不可法也。甥膺廉年虽幼少,有老成之德,卿等立而事之,必不坠祖宗之令绪,则寡人死且不朽矣”。[5]可见,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十分普遍,也十分严重。(三)朝鲜教育体制的确立儒学对于朝鲜文化教育思想方面的影响也尤为巨大,也成为朝鲜教育体制确立的影响因素。公元682年新罗于礼部下属设置主要讲授儒学思想的教育机构———国学。公元747年,新罗在国学设置诸业博士和助教。公元759年,新罗改国学为大学监。但其后继位的惠恭王又将大学监恢复为国学:“惠恭王复故”,[6]把《论语》、《孝经》作为共修之科目,目的是强调儒学的实践意义。公元992年,高丽在首都开京设置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招收贵族两班子弟学习儒家经典。除朝廷官办的儒学教育机构外,高丽还出现了私人兴办的儒学教育机构,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其中朝廷重臣、学术泰斗崔冲被誉为“海东孔子”。此后,高丽历代国王都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公元788年,新罗设立读书三品科的科举考试制度,即从国学之学生中选拔官吏。考试的内容为儒家典籍。这一制度的设置,充分表明新罗王廷对精通儒学思想的人才的需求。同时,新罗国王由于亲幸国学,曾多次听讲儒学经典,这一举动进一步表明了王廷对儒学思想的重视与渴求,从而更促进了儒学思想在新罗的传播与发展。公元958年,高丽国王光宗采纳中国后周人双冀的建议,“始设科举。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取进士兼取明经医卜等业”,且“大抵其法颇用唐制”。[7]高丽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基本为儒学经典,科举的实行使学习儒家典籍成为热潮。儒学与仕途的结合,使儒学具有了特殊地位,使其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同时,唐太宗还大力扩充国学和太学,这为新罗等国派遣大量贵族子弟入唐求学创造了条件。新罗派遣王族子弟入唐宿卫也是来唐学习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如金仁问为武烈王的次子,于公元651年奉王命入唐宿卫。又如金嗣宗为圣德王之弟,公元728年奉命入唐献方物,同时“兼表请子弟入国学”,[8]唐帝应允。新罗不仅派王族子弟入唐宿卫,还经常派遣贵族子弟赴唐求学。公元837年新罗在唐求学的学生为216人,公元840年,新罗自唐回国的学生达105人。除新罗王廷派出贵族子弟赴唐求学者外,新罗也有不少一般平民子弟赴唐求学,如崔致远、崔承佑、崔承 等皆为自寻途径赴唐求学者。高丽从建国初就派遣学生赴中国求学,学习儒学思想,高丽学生不仅在中国可以应试,还可以在中国任官。公元976年,高丽派金行成入宋国子监求学。翌年,金行成擢进士弟,授官,后官累至殿中丞。公元980年,在宋求学的高丽兵部侍郎康允之子康戬参加科举及第,并任为官吏,官至工部郎中。公元1115年,高丽派遣金端、甄惟底、赵奭、康就正、权适等五人入宋太学。高丽赴宋求学的学生应试中举后任宋吏者众多。另外,新罗还通过多种形式大量输入儒学典籍。公元686年,新罗遣使赴唐,“奏请《礼记》并文章”,武则天应允,“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戒者,勒成五十卷,赐之”。[9]公元743年,唐玄宗遣使嘉奖景德王,“并赐御注孝经一部”。[10]此外,不仅赴唐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回国时携带儒学典籍,而且新罗的商人也自唐购买书籍,其中有大量的儒学经典。到了高丽前期,随着高丽与宋、元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儒学典籍也大量输入高丽。其输入方式与途径更是多种多样,有奏请宋、元皇帝赐与的,有高丽使者、学生带回来的,这使得儒学典籍广为传抄和翻刻。三、结论朝鲜文化在与儒学的融合中逐渐形成其本土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百济、新罗对峙时期为朝鲜儒学的萌芽期;统一新罗时期为朝鲜儒学发展期;高丽前期为朝鲜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期。在每个时期,对于朝鲜的政治方面、教育方面及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朝鲜社会变革的各个时期,儒学都因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显现出来,成为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维护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精神法宝。而朝鲜文化在与儒学不断融合的基础上,结合了本民族文化特色,逐渐使儒学本土化,最终演化为与儒学相近同时又有所差异的朝鲜儒学,并使其成为朝鲜思想文化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深层动力。[参考文献][1] 杨昭全中国—朝鲜、朝鲜文化交流史[M]北京:昆仑出版社,[2] 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祭[Z][3] [朝]三国史记·卷7·新罗本纪第7·文武王下[Z][4] [朝]三国史记·卷5·新罗本纪第5·善德女王条[Z][5] [朝]三国史记·卷11·新罗本纪第11·宪安王条[Z][6] [朝]三国史记·卷38·杂志第7·职官上·国学条[Z][7] [朝]朝鲜史略·卷3·高丽史[Z][8] [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圣德王条[Z][9] [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神文王条[Z][10] [朝]三国史记·卷9·新罗本纪第9·景德王条[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