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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客: 注册 | 登录 | 论坛向导 | 帮助 返回 学术论坛首页 Web 湘里妹子学术论坛 » 文艺评论 (Page:) » 狄更斯及其小说在20世纪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狄更斯及其小说在20世纪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作者: 标题: 狄更斯及其小说在20世纪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上一主题 | 下一主题 梦的轻波 超级版主 积分 1080 发贴 866 精华 43 注册 2003-9-22 状态 离线 第 1 楼 字号 ---- 10pt 11pt 12pt 13pt 14pt 15pt 16pt 17pt 18pt 20pt 25pt 30pt 35pt 40pt 45pt 50pt 狄更斯及其小说在20世纪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梦的轻波 2004-1-29 00:03 发表于: 湘里妹子学术论坛 作者：葛 桂 录 来源： 【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 (南京大学，南京210093) －－－－－－－－－－－－－－－－－－－－－－－－－－－－－－－－ [摘 要] 20世纪上半叶狄更斯及其多部作品被介绍到中国后，大大促进了普通读者对这位英国小说家非凡生活经历、独特创作风格，以及不朽文学贡献的了解和把握。20世纪下半叶，我们对狄更斯的评价总是特别强调其作品内容的批判暴露性特征、对下层人民的人道主义同情，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多局限性。不过，狄更斯小说的创作方法与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相去甚远。对其人道主义思想，我们也应该给予积极而客观的评价。 [关键词] 狄更斯 人道主义 中国 接受 影响 [中图分类号]I O－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JS07－005(2000)02－0114－07 [收稿日期] 2000－03－05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委社科基金项目《英国作家与中国》，课题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葛桂录，男，1967年生，淮阴师院中文系副教授，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著有《比 较文学教程》（执行主编）等。 一、“善状社会之情态的迭更司” ——20世纪上半叶狄更斯在中国 在20世纪上半叶，每一个喜欢狄更斯作品的中国读者首先要感谢林纾，因为就是他最早把狄更斯领到了中国。作为中国近代著名文学家和翻译家，大规模介绍西方文学到中国的第一人，林纾之真正认识西方文学的妙处，也是在接触狄更斯之后，因而在其所有译作中，最重视的也正是狄更斯的小说。林纾从1907年到1909年间共翻译了狄更斯的五部小说：《滑稽外史》、《孝女耐儿传》、《块肉余生述》、《贼史》、《冰雪因缘》。[1]这几部译作被公认为林纾所有翻译作品中译得比较理想的小说。中国读者正是通过他的译品，才最早认识了英国这位久负盛名的伟大小说家。对我国新文学作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林纾翻译介绍狄更斯小说五种并产生重要影响之后，民国时期又有一批翻译者陆续介绍了狄更斯的不少作品，深受人们喜爱。在长篇小说方面，薛一谔、陈家麟翻译了《亚媚女士别传》（上下卷，即《小杜丽》）；魏易翻译了《二城故事》（即《双城记》）；常觉、小蝶翻译了《旅行笑史》（上下卷，即《匹克威克先生外传》的节译本）[2]。狄更斯的中短篇小说也有一些翻译介绍，有的作品还有多种译本。如狄更斯《圣诞故事集》中的一个中篇故事《圣诞欢歌》（A Christmas Carol ）先后就有三个文言体译本、两个白话体译本和一个仿作改写本。其中，竞生的译本题作《悭人梦》刊于1914年《小说时报》21期；孙毓修的译本题作《耶稣诞日赋》刊于1915年《小说月报》5卷10号； 1919年上海东阜兄弟图书馆也出版了闻野鹤题为《鬼史》的译本；1928年上海商务馆出版了谢颂羔题为《三灵》的译本；1945年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方敬题作《圣诞欢歌》的译本。而根据狄更斯这个故事改写的一篇仿作则是天津人一鹃刊载于《礼拜六》杂志上的《一个侮辱圣诞节的人》（上、下）[3]。为大家竞相翻译或仿作的这个中篇小说，通过一个年迈而吝啬的商人从极端蔑视圣诞节日到虔诚信奉圣诞精神，从冷酷无情到最终变得温柔慷慨这样一个过程，充分体现了狄更斯相信人与人之间必须保存更多信任和爱的伟大思想，反映了大家的共同心声；加之这篇小说是通过三个幽灵去展开情节的，构思奇特，因而深受读者喜爱。 狄更斯的中篇小说《生活的斗争》（The Battle of Life）也是《圣诞故事集》中的一篇。这篇小说出现了周瘦鹃题为《至情》的文言体译本，以及陈原题为《人生的战斗》的白话体译本[4]。狄更斯的短篇小说《星》也有烟桥、佩玉的译本和周瘦鹃的译本[5]。周瘦鹃还翻译了狄更斯的其他小说，如《幻影》、《前尘》[6]等。 20年代以前也出现了一些有关狄更斯的介绍和评论文章。1911年《小说月报》第二年第四期上就刊登了一篇为纪念狄更斯百年诞辰而发行精美肖像情况的介绍文字。孙毓修在1913年《小说月报》4卷3号上著文则首先称狄更斯“非独著于一国，抑亦闻于世界。”并高度评价狄更斯小说所产生的社会作用，文中还特别介绍了狄更斯描写人物的特长，足见作者对狄更斯小说艺术魅力的赞赏溢于言表，同时也表明本世纪初期中国对狄更斯小说的认识、接受着重体现在其作品鲜明的社会功能和精湛的人物描写艺术这两个方面。 20年代也有不少对狄更斯作品的翻译介绍文字。1922年4月的《学衡》杂志第四期上刊有狄更斯的画像。1926年《小说世界》13卷14期到14卷25期连载了伍光建翻译的狄更斯名著《劳苦世界》（现通译为《艰难时世》），并作为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之一种，由上海商务馆于1926年12月出版了单行本，该书译者序概括了这部小说的特色及其重要价值。另外，1928年10月魏易自译自刊了狄更斯的另一部名著《双城故事》。沈步洲等译注的英汉合注本《二城故事》也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本时期对狄更斯的评价介绍也出现不少著述。谢六逸在《小说月报》13卷6号上的一篇文章就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狄更斯的创作情况。[7]文中把狄更斯称为继司各特之后描写社会贫困的最有势力的英伦第一小说家。《语丝》杂志刊载了德国批评家梅林格的《论迭更斯》一文。该文介绍了狄更斯这样一位最受德国人喜爱的大小说家，其具有旺盛创造力并确信民主主义、富于同情心的一面[8]。 周瘦鹃翻译了狄更斯的一些小说，同时他还多次向我们介绍了有关狄更斯的一些趣闻轶事。如《爱修饰的文学家》[9]就反映了狄更斯成名之后的一个生活侧面。同时，周瘦鹃在该文中还以狄更斯小说艺术创作特点为例说明做小说本非难事，“但须留意社会中一切物状。一切琐事。略为点染。少加穿插。更以生动之笔描写之。则一篇脱稿。未始不成名作。”并指出狄更斯这种小说取材的方法特点对自己创作产生的诸多影响等等[10]。 韩侍桁在《十九前半世纪英国的小说》一文中也认为狄更斯在英国文学中最与众不同。他有两种伟大的才干，即能够给死物加进人工的生气；能够象伟大的画家一般地捕捉与描绘人物的特形。文中特别强调狄更斯有一种讽刺家的才干，能够在刹那间观察出来某些奇异，而能生动地夸大地描画出来。[11] 与20年代相比，30年代出现了翻译介绍狄更斯的高潮。1930年上海北新书局印行的林惠元译《英国文学史》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狄更斯的生活经历、创作风格、重大功绩及其人道主义小说的显著影响等基本情况，书中称狄更斯作为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和最独创的作家，用小说来唤醒人们提倡合于人道的对社会弊端的改革，因而他是文学中改革运动的领袖。1931年上海广学会翻译出版了美国清洁理女士所著的《迭更司著作中的男孩》一书。1933年吕天石《欧洲近代文艺思潮》（上海商务版）一书论及狄更斯时，也明确揭示出其作品中表现个人反抗社会的小说主题。1934年《国闻周报》上发表一篇题为《英国文坛新发现不列颠博物院秘档记——小说名家狄更斯夫人之泪史》的译述文章，则非常及时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了狄更斯的情感经历、家庭生活中的不圆满状态以及在小说作品中的诸多表现，1935年《中学生》杂志55号上刊登的一篇朱自清写的《文人宅》（伦敦杂记之四），则带着我们参观了伦敦的狄更斯故居。1936年《文学》杂志6卷4号、6号上也载文介绍了英美国家纪念狄更斯成名作《匹克威克先生外传》发表百年的盛况。另外还有不少著作对狄更斯及其小说艺术作了详细介绍，如1935年出版的《西洋文学讲座》（英国文学部分，曾虚白著）、1936年出版的中译本《英国小说发展史》（Wilbur LCross原著）、1937年出版的《英国文学史纲》（金东雷著）等。这些书籍也为我们全面了解和接受狄更斯作品提供了很大帮助。 1937年是狄更斯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纪念。这一年《译文》新三卷一期为此刊发了“迭更斯特辑”，翻译介绍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是苏联批评家写的纪念文章《迭更司论——为人道而战的现实主义大师》。文章指出，狄更斯作为一个人道情感的提倡者，其小说描述了小人物的境遇，同时其作品也体现出了明显的思想矛盾性：“他要想除去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社会罪恶，但并不去触动这制度本身，因此产生了他那拥护明确的缓和办法的创作活动，因此产生了他那希冀劳资妥协和贫富妥协的倾向。这产生了他那些和解的‘圣诞故事’，这些和解的倾向反映着作为一个中等阶层的人道主义者的迭更斯的性格” [12]。作者认为此种和解的倾向正是狄更斯思想意识中的消极面。通过这篇译文，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苏联学术界对包括狄更斯在内的西方人道主义作家的总体评价标准，进而也为建国以后我国学术界评论这些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西方作家奠定了一个基调。《译文》新三卷一期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是克夫翻译的《年青的迭更司》一文，文章则向我们展示了狄更斯童年的苦难经历、青年的创业过程以及创作方面的独特才能。另外，该期《译文》还刊登了许天虹翻译的法国传记大师莫洛亚写的《迭更司与小说的艺术》。《译文》新三卷三、四两期又连续译介了莫洛亚的《迭更司的生平及其作品》（上、下）。后来1941年的《现代文艺》二卷六期上也继续译介了莫洛亚的《迭更司的哲学》。以上四部分正是莫洛亚传记名作《狄更斯评传》一书的全部内容。后来又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的单行本（1943年7月版）。莫洛亚虽是法国人，但对狄更斯的理解似乎比大多数英国批评家还要深刻，而且有许多见解异常新颖，启人心智。因此，译介莫洛亚这部评传对我国读者全面深刻细致地认识狄更斯是功不可没的。 《译文》新三卷三期上还发表了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文章《我对迭更司所负的债》。另外，《译文》新三卷一期配合出版“迭更司特辑”，还刊发了有关狄更斯不同时期的肖像、生活、写作及住宅等方面的图片10幅。总之，《译文》杂志刊发的多篇译文及多幅图片为我们比较集中地了解狄更斯发挥了良好作用，也为30年代我国介绍狄更斯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40年代在狄更斯作品的翻译方面出现了新的高潮，而对狄更斯的评论和介绍文章虽不多见，但颇见新的角度。比如，朱维之就是从宗教的角度去接受和理解狄更斯及其作品的。他在《基督教与文学》一书中称狄更斯是一个人道主义的作家，笔下常流露着基督教的思想和感情，其许多作品的基础是建筑在《新约·福音书》之上的。[13]。林海则从比较的角度去分析评价狄更斯及其小说的创作特点。通过比较狄更斯与萨克雷的小说创作后，林海形象地指出：“迭更斯像一个宗教家，背着一面人道主义的大旗，站在十字街头说法，想以苦口婆心来挽回世道人心。萨克雷则俨然一个鲁克理细阿（Lucretius）派的哲学家，专门坐在十八层楼上的沙发里，俯着拖泥带水、蝇营狗苟的人群，顺便发出几声感慨，或来个会心的微笑”。但作者认为：“细想一下，坐十八层楼冷眼静观的萨克雷，要比站十字街头闭眼瞎说的迭更斯可靠一点” [14]。其他评论文章还有如蒋天佐是从翻译的角度论及了狄更斯小说语言运用方面灵活之极、丰富之极的特点[15]；何家槐译的一篇文章则通过一个少年酷爱狄更斯小说的生动情形，充分展示了狄更斯作品不朽的艺术魅力[16]；林海在另文中也介绍了包括狄更斯式人道主义在内的有关狄更斯及其作品的详细内容[17]。 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狄更斯作品颇为丰富。除以前各种译本不断得到再版外，还有不少是初版的译作。如邹绿芷翻译了《黄昏的故事》（收入六个短篇，1944年2月重庆自强出版社）和《炉边蟋蟀》（1947年11月上海通惠印书馆）；《大卫·科波菲尔》有许天虹译本（1945年6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和董秋斯译本（1947年6月上海骆驼书店）；《奥列佛·退斯特》有蒋天佐译本（1948年3月上海骆驼书店）；《双城记》有海上室主译本（1940年4月上海合众书店）、许天虹译本（1946年1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和罗稷南译本（1947年5月上海骆驼书店）；《匹克威克外传》有许天虹译本（1945年11月上饶战地图书出版社）和蒋天佐译本（1948年3月上海骆驼书店）等等。这些译本多数附有译者序或译后记之类的内容，比较详尽而深刻地介绍分析了小说家及其作品，这对指导读者理解认识和把握接受狄更斯大有助益。 总之，20世纪上半叶中国翻译介绍狄更斯及其作品的基本情况如上所述。不过，狄更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接受和影响，无论在广泛性上还是在深刻性上，都比不上俄罗斯作家，如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等。俄罗斯文学曾引起中国新文学先驱者们的巨大兴趣和热烈向往之情，其原因是由于中俄两国在国情上具有相似性，而促成中俄两国在文学上的亲密关系的深刻共鸣，这是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的文学所无法比拟的。正是社会现实需要和文学本身的要求，使得中国作家群体对于俄国文学产生出这种喜爱和亲切感。相比较而言，包括狄更斯在内的其他欧洲作家在中国新文学作家心目中的地位要稍逊一些。而且狄更斯现实主义小说中那种理想主义的成分、浪漫主义的气息、人道主义的基调，也难以被主张为社会为人生的新文学家们普遍接受。更有在民族文化心理方面，中国作家接受狄更斯小说所展现的英吉利民族心理和文化生活时，也多少存在着某些心理隔膜。因此，狄更斯在本时期就无法达到全面而深刻自觉接受的程度。 二、“为人道而战的社会批判者” ——20世纪下半叶狄更斯在中国 建国以后涉及狄更斯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题为《狄更司笔下的美国》的译文，该文译自苏联刊物。文中谈及狄更斯1842年美国之行及其《游美札记》，认为狄更斯的美国见闻激起了他的愤怒和责难，《游美札记》则是控告美国社会组织与一切生活方式的起诉书，暴露了美国奴隶主的原形。同时文章也指出，狄更斯该书在今天仍未失去真实性，它所暴露的社会和国家制度，也属于这个世纪的美国，它目前正在幻想把整个人民变成服服贴贴的奴隶[18]。 我国对狄更斯的研究评价受到苏联学术观点的影响很大。苏联学术界在接受狄更斯时，特别强调其作品中的批判暴露性内容、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的两面性，以及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并且鲜明地反对英美批评界对狄更斯的认识评价。这在1956年《文史译丛》创刊号上刊载的两篇译自苏联的文章《英国文学概要》和《关于狄更斯作品的评价问题》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中后一篇文章的作者还说英国反动的批评家完全丧尽民族自尊心，完全不懂得爱护自己民族的伟大艺术，对其伟大遗产闭口不谈，或故意贬低歪曲，压抑其暴露性作品的意义，贬低他创造形象的批判意义，并对批判现实主义的方法问题避而不谈，而把他称为浪漫主义作家。进而认为西方资产阶级批评家无法揭示出狄更斯现实主义的真实内容及意义，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及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的著作武装起来的苏联文艺学，才能给狄更斯创作以科学的评价[19]。受苏联学术界这种研究思路的影响，我国学者评价狄更斯的出发点及基本内容也大致如此。比如，全增嘏1954年写了《谈狄更斯》一文，其写作目的就是批驳英美批评家对狄更斯作品的弃绝态度。针对英美批评界认为狄更斯作品结构散漫、人物夸张、嘲笑露骨、感伤过分的看法，该文结合作品一一加以辩驳。文章最后也指出：“在今日之下来读狄更斯有重大意义。今天英美等国资本主义虽是在作垂死的挣扎，但仍然是很猖狂的。和资本主义做斗争，狄更斯仍然是我们的同盟军，仍然是一个坚强的战斗力量。”[20] 紧接着以后的几年间，学术界和读书界都非常重视对狄更斯的介绍与研究，特别是在1957年和1962年发表了大量文章，形成了两次高潮。 1957年我国大量介绍狄更斯，是由几部根据狄更斯小说改编的电影《匹克威克外传》、《孤星血泪》和《雾都孤儿》等在中国上演所引起的。为满足观众对狄更斯及其作品了解的浓厚兴趣，学者们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北京日报》、《中国电影》和《大众电影》等多种报刊上纷纷撰文介绍狄更斯及其相关作品。尽管这些介绍都是一般知识性、鉴赏性的，但却为我国普通读者认识狄更斯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该年发表在《南大学报》第一期上华林一写的《谈谈狄更斯的“劳苦世界”》一文，分析了狄更斯的重要作品《艰难时世》。在这篇文章中首次所采用的社会政治历史批评方法，后来成为我国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评价西方作家的一种基本研究模式。 1962年是狄更斯诞辰150周年纪念，这更成为我国学者集中介绍评价狄更斯的一个契机，各种报刊杂志发表了大批文章，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研究论文，由此也便形成建国后十七年中介绍和研究狄更斯的真正高潮。 值得注意的是南京大学陈嘉、范存忠、姚永彩三位先生写的文章。陈嘉的论文《论狄更斯的〈双城记〉》也是针对英美资产阶级文学史家和批评家在《双城记》理解与估价上的种种不正确、甚至故意歪曲的说法而写的。文中既驳斥了不少资产阶级文艺批评家企图贬低狄更斯而说他诋毁法国大革命的谬论，也指出由于狄更斯的阶级局限性和人道主义思想，使他对法国革命的历史过程采取一系列不正确、甚至根本错误的态度，但并未因此否定法国革命的正义性与必然性[21]。范存忠的论文《狄更斯与美国问题》则综述了狄更斯作品对19世纪中叶美国情况的反映以及对若干美国社会问题的认识情况，认为对美国社会尽情刻画和揭露，他提供的材料在不少方面比传统历史家所贡献的更真实更典型，有很大的进步意义。[22]姚永彩的论文《从〈艰难时世〉看狄更斯》在指出狄更斯揭露社会罪恶同情贫苦人民的痛苦不幸的同时，也表明他那种以情感与友爱作为改造社会现实的药方的做法，会引导人们脱离正确的斗争道路。文中也指出狄更斯人道主义思想有害的一面，即以抽象的爱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力图以阶级调和代替阶级斗争。[23]本时期全面分析狄更斯创作的一篇带有总结性的文章则是杨耀民发表在《文学评论》(1962年第6期)上的长达三万字的论文《狄更斯的创作历程与思想特征》。 以上的一些评论文章都是侧重于思想内容分析的，而且又倾向于社会政治层面的探讨，由此得到的结论就显得大同小异。王佐良在1962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狄更斯的特点及其他》，则是当时唯一的一篇侧重于狄更斯小说艺术分析的文章。该文篇幅不长，却紧紧抓住狄更斯的创作特点，指出在其小说艺术里，真实的细节与诗样的气氛的混合，具体情节与深远的社会意义的混合，幽默、风趣与悲剧性的基本人生处境的混合，正是这一切使狄更斯的作品丰富厚实，而且充满了戏剧性。 总而言之，回顾一下建国以后十七年期间狄更斯在我国的接受情况，可以看出： 第一，对狄更斯的认识和评价受前苏联学术界的影响很大。在思想观点与研究方法论上都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去分析狄更斯作品的思想内容，特别强调的是其作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暴露性，对下层人民的人道主义同情，以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运用等等；同时也无不指出狄更斯的阶级局限性、宣扬阶级调和论、人道主义思想的两重性等内容，这由当时的政治气候与理论导向使然。 第二，对狄更斯研究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反驳英美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的相关评价，认为以此可以捍卫狄更斯在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而介绍与评价狄更斯的另一个重要出发点是古为今用，借此来认识看待现今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丑恶现实，着重看待的是狄更斯小说的认识价值和文献价值，对其审美价值多加忽视甚至排斥。其原因与当时中苏社会主义阵营与英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抗的国际政治形势有关，也使得对狄更斯的评价和接受就成为反英抗美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起到了一种武器的作用，因此这一段时期的研究打上了鲜明的历史时代烙印。 “文革”以后，学术界对作为批判现实主义杰出代表的狄更斯的介绍与研究出现新的高潮。1978年《外国文学研究》创刊号上王忠祥的文章《论狄更斯的〈双城记〉》，和1979年《读书》第二期上赵罗蕤的文章《批判的现实主义杰出作家狄更斯》都基本承续了文革前对狄更斯的总体评价，并为新时期以后比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学术界评论狄更斯奠定了基调。 进入80年代，介绍和研究狄更斯的文章极多，并出现新的研究趋向，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狄更斯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涉及到的有关评论文章相当多，但毫无例外地都指出了它的两重性，而又凸现出其消极意义。有的文章评论中的“左”的倾向相当明显，这表明我们对狄更斯小说创作中的这种主导思想还应该尽量客观而深入地认识理解。 狄更斯在人物塑造上的卓越成就是人所共知的。这一时期就出现一些文章专门论及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问题。如任明耀探讨了狄更斯作品中别具一格的“怪人画像” [24]；郭珊宝则认为狄更斯人道主义的一个突出特征，即注意塑造儿童形象；[25]。其他还有文章谈及了狄更斯笔下的劳动人民形象、女性形象和扁平人物形象等问题。 关于狄更斯作品艺术特色方面的内容得到普遍重视，这方面的文章也很多。潘耀泉的文章首先比较早的对此作了总体论述[26]。李肇星、郭珊宝、王力在其文章中也都对狄更斯的小说作了细致阐述，富有启发意义[27]。 更值得我们加以注意的是，这时期评价狄更斯的作品，有些文章突破了传统定论，展示了更符合狄更斯小说创作实际情况的新认识。比如，《圣诞欢歌》作为一部充满人道主义思想的优秀作品，以往大多数评论都认为它提倡的是调和阶级矛盾的思想，而受到一致的批评否定。这种沿袭“阶级论”的过于简单的评论，到80年代初期受到挑战。郭珊宝在其文章中就认为这部作品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对人的性格的两重性的探索，是对人怎样丧失人性和怎样复归人性的探索。狄更斯的深刻之处在于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不仅在于阶级压迫与造成贫富对立，更在于摧残人性、摧残一切人的人性，而一切人性的沦丧，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弊端和更深重的创伤。一切人性的复归正是社会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作为一个人道主义作家，狄更斯的同情不仅倾注在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身上，而且倾注于一切被迫丧失人性的人身上[28]。 与《圣诞欢歌》在以往得到的普遍否定性批评相比，狄更斯的另一部作品《游美札记》获得的则是一致的肯定性评论。人们只看到狄更斯在作品中对美国社会生活和制度各方面，特别是奴隶制的暴露批评的一面，而这与作品本身叙述的实际情况也有较大出入。张玲在为《游美札记》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就明确指出，狄更斯访美时值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显得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狄更斯笔下对当时美国社会某些进步方面所做的肯定，符合历史真实。而以往有些评论家只根据本人研究这部作品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需要，对书中所反映的狄更斯的对美国的看法加以不确切的诠释，诸如把狄更斯对美国某些监狱管理制度的批评夸大为反映“监狱制度的惨无人道”，把狄更斯对于当时美国国民性和社会风尚以及日常生活的一般介绍或略试品评解释为强烈的贬斥和指责，也有的又由于肯定和赞美当时美国社会的某些长处和优点，而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这是狄更斯思想局限性的表现，等等[29]。张玲的这些看法对我们重新客观评价狄更斯作品应该是有启发意义的。 朱虹在1982年到1984年的《名作欣赏》杂志上发表了有关狄更斯小说的一组赏析文章，涉及到狄更斯的绝大多数作品，这些文章后来汇集出版了单行本《狄更斯小说欣赏》（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名作欣赏》杂志还从1984年第4期起连载了朱延生翻译的莫洛亚所著《狄更斯评传》一书的内容，这些内容也汇以单行本由山西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11月出版。另外本时期出版的有关狄更斯的著述还有：罗经国所编《狄更斯评论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张玲所著《英国伟大的小说家——狄更斯》（北京出版社1983年）、伊瓦肖娃的《狄更斯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赫·皮尔逊的《狄更斯传》（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等。这些著作大大促进了狄更斯及其作品在中国的广泛普及和深入研究的进程，为狄更斯在中国的接受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进入90年代后，也出版了不少有关狄更斯的传记，如埃德加·约翰逊的《狄更斯：他的悲剧与胜利》（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和杰克逊的《查
ISSN的特点：申请国际期刊号（ISSN），可使刊物达到国际标准，得到联合国的认可刊物名称只要不重复，便可使用，如期刊名不变，则该期刊号长期有效。国际标准期刊号可以准确、快捷的识别该期刊（报纸/杂志等）的名称及出版单位等。该系统在全世界大部分国家被使用，成为标准期刊的显著标志。（在部分国家或地区，一份标准的期刊出版物除配有国际标准期刊号外，同时要求配有本国或当地的期刊号，以便于管理）
期刊的特点 (1)报道及时 期刊与图书相比较，出版周期短，刊载论文的速度快、数量大、内容新颖、发行与影响面广，能及时反映国内外科学技术的新成果、新水平、新动向。 (2)内容广泛 期刊发表的文献，大多数是原始论文，提供的资料包括研究方法、仪器装置、结果讨论和参考文献等。此外，期刊还刊登文献述评、动态介绍、会议消息，书评和新书预告、产品广告等，内容十分丰富。不仅如此，其它类型的文献，也常常在期刊上发表，如会议论文、科技报告、学位论文等，重要的专利在期刊上也常有报告。 (3)连续出版 期刊连续出版，不仅有利于情报的传递，而且它们所积累的大量文献，历史地、系统地记录了某一学科或某一研究对象的发展过程。期刊每期都有目录，卷末或年末编有各种索引，有的期刊还出版多卷或多年的累积索引，便于文献情报检索。
要分种类学术性期刊学术性期刊就是，具有相应的权威性，在合法范围内能阐述个人不同的观点。出版周期有长有短--（一般情况下）出版周期越长 可以体现其学术价值更高。这种期刊是需要给杂志社版面费的 。非学术性期刊非学术性期刊就是类似《知音》这样的刊物。文章质量好就可以投。可能还会拿到部分稿费、
根据散文的内容和性质可分为以下几类：(1)叙事散文 以写人记事为主的散文这类散文对人和事的叙述和描绘较为具体、突出,同时表现作者的认识和感受,也带有浓厚的抒情成分,字里行间充满饱满的感情叙事散文侧重于从叙述人物和事件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反映事物的本质,具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因素,从一个角度选取题材,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例如：鲁迅的《藤野先生》、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朱德的《母亲的回忆》根据该类散文内容的侧重点不同,又可将它区分为记事散文和写人散文 偏重于记事的散文以事件发展为线索,偏重对事件的叙述它可以是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如许地山的《落花生》,也可以是几个片断的剪辑,如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在叙事中倾注作者真挚的感情,这是与小说叙事最显著的区别 偏重于记人的散文,全篇以人物为中心它往往抓住人物的性格特征作粗线条勾勒,偏重表现人物的基本气质、性格和精神面貌,如鲁迅《藤野先生》人物形象是否真实是它与小说的区别(2)抒情散文 注重表现作者的思想感受,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的散文这类散文有对具体事物的记叙和描绘,但通常没有贯穿全篇的情节,其突出的特点是强烈的抒情性它或直抒胸臆,或触景生情,洋溢着浓烈的诗情画意,即使描写的是自然风物,也赋予了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思想感情优秀的抒情散文感情真挚,语言生动,还常常运用象征和比拟的手法,把思想寓于形象之中,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例如：茅盾的《白杨礼赞》、魏巍的《依依惜别的深情》、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冰心的《樱花赞》、当代作家 田茂泉的《哦,棋山》(3)写景散文 以描绘景物为主的散文这类文章多是在描绘景物的同时抒发感情,或借景抒情,或寓情于景,抓住景物的特征,按照空间的变换顺序,运用移步换景的方法,把观察的变化作为全文的脉络生动的景物描绘,不但可以交代背景,渲染气氛,而且可以烘托人物的思想感情,更好的表现主题例如：刘白羽的《长江三峡》(4)哲理散文 哲理,是感悟的参透,思想的火花,理念的凝聚,睿智的结晶它纵贯古今,横亘中外,包容大千世界,穿透人生社会,寄寓于人生百态家长里短,闪现在思维领域万千景观高明的作者,善于抓住哲理闪光的瞬间,形诸笔墨,写就内涵丰厚、耐人寻味的美文时常涵咏这类美文,自然能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启迪和熏陶,洗礼和升华,这种内化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哲理散文以种种形象来参与生命的真理,从而揭露万物之间的永恒相似,它因其深邃性和心灵透辟的整合,给我们一种透过现象深入本质、揭示事物的底蕴、观念具有震撼性的审美效果把握哲理散文体现出的思维方式,去体悟哲理散文所蕴藏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积淀 哲理散文中的象征思维：哲理散文因为超越日常经验的意义和自身的自然物理性质,构成了本体的象征表达它摒弃的是浅薄,而是达到一种与人的思想情性相通、生命交感、灵气往来的境界,我们从象征中获得理性的醒悟和精神的畅快,由心灵的平静转到灵魂的震颤,超越一般情感反应而居于精神的顶端 哲理散文的联想思维：由于哲理散文是个立体的、综合的思维体系,经过联想,文章拥有更丰富的内涵,不至于显得单薄,把自然、社会、人生多个角度进行了融合 哲理散文中的情感思维：哲理散文在本质意义上是思想表达对情感的一种依赖“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由于作者对生活的感悟过程中有情感参与,理解的结果有情感及想象的融入,所以哲理散文中的思想,就不是一般干巴巴的议论,而是寓含了生活情感的思想,是蘸满了审美情感液汁的思想从哲理散文的字里行间去读解到心智的深邃,理解生命的本义这就是哲理散文艺术美之所在
还是可以写的，题目有点大，要加入具体案例，可以给你模版
文章标题：一般不超过20个汉字，必要时加副标题，并译成英文。作者姓名、工作单位：题目下面均应写作者姓名，姓名下面写单位名称（一、二级单位）、所在城市（不是省会的城市前必须加省名）、邮编，不同单位的多位作者应以序号分别列出上述信息。提要：用第三人称写法，不以“本文”、“作者”等作主语，应是一篇能客观反映文章核心观点和创新观点的表意明确、实在的小短文，切忌写成背景交代或“中心思想”，100－200字为宜。关键词：3－5个，以分号相隔，选择与文章核心内容相关的具有独立性的实在词。正文标题：内容应简洁、明了，层次不宜过多，层次序号为一、（一）、1、（1），层次少时可依次选序号。正文文字：一般不超过1万字，正文用小4号宋体，通栏排版。数字用法：执行GB/T15835－1995《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凡公元纪年、年代、年、月、日、时刻、各种记数与计量等均采用阿拉伯数字；夏历、清代及其以前纪年、星期几、数字作为语素构成的定型词、词组、惯用语、缩略语、临近两数字并列连用的概略语等用汉字数字。图表：文中尽量少用图表，必须使用时，应简洁、明了，少占篇幅，图表均采用黑色线条，分别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号，应有简明表题（表上）、图题（图下），表中数据应注明资料来源。注释：注释主要包括释义性注释和引文注释，集中列于文末参考文献之前。释义性注释是对论著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引文注释包括各种不宜列入文后参考文献的引文和个别文后参考文献的节略形式，其序号为①②③……。参考文献：参考文献是作者撰写论著时所引用的已公开发表的文献书目，是对引文作者、作品、出处、版本等情况的说明，文中用序号标出，详细引文情况按顺序排列文尾。以单字母方式标识以下各种参考文献类型：普通图书[M]，会议论文[C]，报纸文章[N]，期刊文章[J]，学位论文[D]，报告[R]，标准[S]，专利〔P〕，汇编[G]，档案[B]，古籍[O]，参考工具[K]，其他未说明文献〔Z〕。格式与示例如下：（1）图书类格式：[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其他题名信息(任选)[文献类型标识]其他责任者(任选)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2）期刊文章格式：[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建议外文刊名后加ISSN号),年,卷(期):起止页码（3）报纸文章格式：[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4）古籍格式：[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O]其他责任者(包括校、勘、注、批等) 刊行年代 (古历纪年)及刊物机构(版本)收藏机构（5）析出文献格式：[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原文献主要责任者(任选)原文献题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析出文献起止页码（6）电子文献格式：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载体类型标识]出处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任选）（7）文献重复引用标记：同一作者的同一文献被多次引用时，在文后参考文献中只出现一次,其中不注页码；而在正文中标注首次引用的文献序号，并在序号的角标外著录引文页码。11．基金项目： 获得国家基金资助和省部级科研项目的文章请注明基金项目名称及编号，按项目证明文字材料标示清楚。14．其他：请勿一稿两发，并请自留原稿。
报刊的产生对近代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改变了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2、冲击了传统经典对人们思想的禁锢3、促进并产生了新思想新文化的气门运动4、开创了近代文明的先河,帮助国人了解世界
报刊的产生对近代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改变了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2、冲击了传统经典对人们思想的禁锢。3、促进并产生了新思想新文化的气门运动。4、开创了近代文明的先河,帮助国人了解世界。
近代中国报纸的发展
自海通以还，新学渐兴，域外学术书籍译介遂成近代中国“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胡适语）之重要途径；而对外国学者中国史研究著述的译介，不仅有益于学术的繁荣发展，更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国外中国史研究林林总总，洋洋大观，几十年来（特别是近20年）对其译介虽多，终也只能是“取一瓢饮”，因此这种译介的态度和选择标准本身小而言之实际又是学术变迁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说是时代、社会变化的一种折射，成为值得研究的对象。本文不拟对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的丰硕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论，更非具体的书评书介，仅想对这种译介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特点、对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响和意义等试作初步研究概述，难免挂一漏万，诚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迭，而是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上层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变，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基础，因此一种全面的社会变动要求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学术”属上层建筑．所以对旧有的学术进行“改造”就“势所必至”了。由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与中国革命关系重大，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相对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中，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样，以前者改造后者，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自然成为这一领域的中心任务，对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自然也不可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 对此意图，当时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几乎都有明确的说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中译本序言”谈到之所以翻译此书一是因为该书的资料“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但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它“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现在“不要忘记这些谬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思想界。应该说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①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莱特著《中国关税沿革史》、约瑟夫著《列强对华外交》、威罗贝著《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伯尔考维茨着《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的译者“前言”或“后记”，都毫无例外地郑重声明了这一点。 在当时百废俱兴的历史条件下，就数量而言，翻译出版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并不算多。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组织选译的绝大多数著作的确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选书之精当与译品质量之高至今仍令人钦佩，此皆说明选译者眼光的不凡、学识的深厚与态度的严肃认真。例如，直到现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仍是被国内中外关系研究者引征最频的著作之一；《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一书在整体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义的是，当时代环境发生变化后，这些译著的学术性便立即显示出来，为一些相关学科在新时期的迅速发展打下一定基础。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对苏“一边倒”，各学科都在自身建设方面竞相翻译出版“苏联老大哥”的有关著作作为“教科书”，并奉为“典范”时，有关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却翻译出版极少，更无被视为“典范”之作。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派当时即已相对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方法，无需像其他不少学科那样匆忙照搬苏联的“教科书”。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对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分析、批判言辞也日趋激烈，这种“译介”更明确被提到“了解敌情”、“兴无灭资”、“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2卷）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近120万字，选译了从19世纪末叶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仍有影响的英、美、法、德、日等国数十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经济及文化问题、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在长达万言的“序言”中，选编者对近百年来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中国研究状况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对各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并进一步申明了编译的目的：“我们选译这些资料，即是为了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可以进一步认清学术思想领域内，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真面目，认识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侵略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借以激发我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上主义的斗争，并且从斗争中清除资产阶级历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流毒和影响，壮大历史科学队伍，团结一切爱国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文化。”② 十年“文革”特别是它的中后期，有关俄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在一片荒芜的学术园地中突然“一花独放”，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这种“一花独放”，完全是由于“反修”斗争和中苏边境冲突的需要。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的中译本“出版说明”写道：“本书炮制者以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法，全面、系统地伪造近代中国历史”，“恶毒诽谤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这篇个到5000字的“说明”充满了“恬不知耻”、“疯狂攻击”、“秉承其主子出意旨”……这样一些几近谩骂的文字，并认定这部书的目的是“妄图否定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否定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制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③当时的“时代精神”可说尽在其中。而有关中俄边境著述的译介更多，由于这些译著以资料、回忆录为主且限于本文篇幅，恕不细述。但是这些翻译为后来的中俄关系史研究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基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美关系在1971年开始解冻，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也在“供有关部门研究中美关系时批判和参考之用”的名义下，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 （二）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开始，沉寂已久的学术开始复苏，由于较长时期的自我封闭，学界对国外学术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这种形势，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介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开风气之先且成效最著的则为中的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国门初启的1980年创办的不定期刊物《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该刊编者在创刊号中明确表示其“目的在于及时介绍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了解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动态，沟通中外学术交流”。承认“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领域内，国外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一些我们还未涉及的问题，国外也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外还不时对我国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榷或争论。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及时了解，以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活跃学术空气，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观点、新资料，或新进展，至于内容与观点正确与否，则不一定要求”。④从“了解敌情”、“反面教材”……到“沟通中外学术交流”、彼此平等地“进行商榷或争论”，承认自己多有不足、曾经“闭目塞听”……这种转变是巨大的、根本性的。这篇“编者的话”虽只短短400多字，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代的新精神，亦说明所谓新时期确非虚言泛论，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变化。后人或许很难想象，这种平实如常的语言所说的本是最“平常下过”的道理、然而实际却是那样地“不平常”，因为它是那样地来之不易。这种态度，可说是新时期译介的代表。从1980年创刊到1995年终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5年来共出版27辑，发表了40O余篇近80O万字的译作。其中有国外学术期刊的论文翻译，也有著作摘译，文种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诸多语种，以较快的速度、较为全面地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外部世界的有关信息，对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对学术发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个于几年前停刊，学界至今仍咸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从1990年创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国外有关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关译介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其中影响较大的译丛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1987年起出版“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陆续出版的有美国学者魏斐德著《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孔飞力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从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费维恺著《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陈锦江著《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施坚雅著《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英国学者杨国伦著《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江苏人民出版社从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与近代中国有关的译著有美国学者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格里德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郭颖颐著《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柯文著《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墨子刻著《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杜赞专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O―1942年的华北农村》、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一1907）》、任达著《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周策纵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萧公权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收有译著《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美国学者施瓦支（舒衡哲）著《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灏著《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纪文勋著《现代中国的思想遗产——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日本学者近藤邦康著《救亡与传统》。 其他译著更是难以胜数，对不同专业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 通论性的主要有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两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两卷），另外费氏的《美国与中国》不断重印，《费正清集》、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费正清自传》和《费正清看中国》等都翻译出版。还有美国学者石约翰著《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史景迁著《天安门》、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以及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著《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等。 经济史方面主要有美国学者郝延平著《中国近代商业革命》、《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日本学者中村哲著《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美国学者珀金斯著《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杨格著《近百年来上海政治经济史（1842―1937）》、法国学者白吉尔著《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等。 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易劳逸著《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胡素珊著《中国的内战》、齐锡生著《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小科布尔著《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施坚雅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英国学者贝思飞著《民国时期的土匪》、加拿大学者陈志让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著《加伦在中国，1924―1927》、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贾比才等著《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论文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等。 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译著主要有英国学者季南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美国学者李约翰著《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威维尔著《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著《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塔克曼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菲斯著《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科尔著《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柯伟林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包瑞德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布赖克福特著《卡尔逊与中国》、凯恩著《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孔华润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谢伟思著《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日本学者藤村道生著《日清战争》、苏联学者鲍里索夫等著《苏中关系》等。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伯纳尔著《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法国学者卫青心著《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传教自由（1842―1856）》（两卷）等。 人物研究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德雷克著《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麦柯马克著《张作霖在东北》、日本学者松本一男著《张学良》、苏联学者普里马科夫著《冯玉祥与国民军》、英国学者施拉姆著《毛泽东》、美国学者特里尔著《毛泽东传》、迈斯纳著《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周明之著《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弗思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等。 以上仅是一个极为粗略的鸟瞰，但从中却足可看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在这20年中的繁荣盛况，确实起到了“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沟通中外学术交流”的作用，对这期间中国近代史学界学术的活跃和发展起了不能忽视的推动作用。 （三） 这期间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的影响、促进是多方面的。当然，学术的变化、各种新观点的产生总体而言自有更为深刻的社会与学术自身的背景和原因，这种“译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但由于本文的任务只是分析这种“译介”的作用，不必对其他背景与原因作深入探讨与详细论述，故祈读者勿因此而以为笔者认为新时期的种种新观点完全是这种“译介”外在作用的结果；同样，对各种新观点本身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评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务。故本文亦仅限于客观论述“译介”对各种新观点的影响和作用。大体而言，这种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争论的观点是从现代化（本文中“现代化”与“近代化”二词意义相同，根据行文需要选择使用）的角度，而不仅仅或主要不是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史。“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总序”明确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冲击一中国反应”模式是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派。这一模式认为“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中国近代的历史尤其是现代化史的动力完全来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战，因此“19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中国作为‘中央之国’，其自我独立的政治和文化运转体系，以长期未受到外来挑战而闻名于世”。但也因此“直到现代挑战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门口之时，都未能领悟到这种挑战的性质”，因而错过了现代化的时机。⑤新观点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中国近代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探讨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时对西方的侵略带来的不同（广义的）文化的“碰撞”以及这种“碰撞”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变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结论。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中，洋务运动自然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兴办洋务的最初动机则无足轻重，也因此才会在80年代形成洋务运动研究热。同样，一些研究者对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前的经济状况也作了更为客观的研究。 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等是近些年美国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有激烈的争论，而近年中国的有关研究，如对晚清商会、自治社团或组织、地方精英、公共机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丰，明显受此影响与启发。甚至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这种观念提出质疑、反对意见的，其基本“理论资源”也还是来自美国学界的不同观点，亦见其影响之深。 由于主要地不是从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而是从中西文化冲突、互补（在近代中国实际几乎是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的单向流动）的角度出发，不少研究者更侧重于“买办”、“租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意义。同样，传教士、教会学校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近年也得到更多的强调与重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或曰文化背后的社会意义，是近些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学术观点、方法和思潮，《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这种新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前者对19世纪山东省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区域性分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宗教、庙会、集市、尚武传统、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等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鲁西北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传统之间由多种原因“互动”的结果。后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以华北农村为例，详细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庙会组织、宗教、神话等深入社会底层的，如“龙王庙”的实际意义是掌管水资源的分配，乡绅关注“关帝庙”是将其。既作为国家的守护神又作为地方的保护者。这两本书对近年来国内的有关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传统文化与义和团的关系，庙会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被纳入近代国际体系的过程当然是国家主权受侵犯的过程，是被殖民的过程，但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破除“华夏中心”的过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观念、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几十年前的“侵华史”已渐为现在更加中性的“中外关系史”所取代，虽只一名之兴替，却也可略窥学术之变化，表明研究的“理论预设”今昔已有所下同。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获研究的“唯科学本义”开始被研究者注意，对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观，已从“政治批判”转入“学术研究”，这反映出“译介”的影响。《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了与五四遗产》一书中对“启蒙”与“救亡”关系的探讨，使中国思想、学术界深受启发。从70年代后期起，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的模式渐为新的现代化理论所取代，即“现代”从“传统”中发展而来，应更加注重承继、利用种种传统资源。《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更侧重对近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激烈”“全面”反传统思想的负面作用进行分析，在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激烈反传统”思潮再度产生的背景下，该书的翻译出版确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该书实际为90年代因种种原因而异军突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在人物研究方面，《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将孙中山个人与社会环境紧密结合起来考察，突破了以往人们讥称的“孙中心”框框。《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对以往注意不够的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细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讨，促进了有关研究的深化。而且，以上两书均在国门初启时翻译出版，当时也更引人注目。《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对李大钊思想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启发了关于民粹主义对中共其他领导人思想影响的研究，这种研究直到现在仍引起热烈的争论。相对于国内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于政治人物，国外对“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如对梁漱溟、丁文江、钱穆、洪业等都有研究专著，这些专著的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 简言之，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样走过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现在确可说是百花齐放。但在这种繁荣之下却仍有不能忽视的隐忧，即译作的质量有每况愈下之势，一些错译、误译反而起了学术的“误导”作用，倘长此以往，会使人对所有“译介”的准确性都产生怀疑，终将使这种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译介”本身受到严重损害。提高译作质量，是译介者的当务之急。当然，每个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是，在如此多样化的译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撷其精华而不是食洋不化，机械照搬。而这，却是更加艰难，也更加重要的。 注释： 本文写作中承蒙曾学白女士帮助搜集部分资料，谨表谢忱。 ① 邵循山：“中译本序言”，〔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页。该书第2卷、第3卷均为张汇文等译，分别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商务印书馆1960年出版。 ②“序言”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14页。 ③ “出版说明”，〔苏〕齐赫文斯基上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俄语系翻译小组译：《中南近代史》上、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1―6页。 ④ “编者的话”，《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中国主会科学出版社198O年版。 ⑤ 〔美〕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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