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人口数量，稳定就业形势，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既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稳步迈进的基本条件，也是我国深化改革，保持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一项根本性任务。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关键时期，如何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创造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是一个涉及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重大基础性问题。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人口、就业和社会保障三个领域的问题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始终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人口过多是我国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造成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对可持续发展战略形成挑战。劳动适龄人口的不断增加导致劳动力供求矛盾突出，就业形势严峻，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加剧了收入差距的扩大。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又进一步加大了社会保障的支付压力，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不但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而且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结构的加快调整。人口、就业和社会保障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长期面对的重大难点问题。因此，要以人口问题为出发点，从宏观调控的角度对人口、就业和社会保障统筹规划，继续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进一步改善就业结构，扩大就业空间，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就业机制；重点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基本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保障需求。社会保障作为一项基本制度，是社会的“安全网”，也是经济的调节器。从世界范围看，社会保障已有120多年的发展历史，历经多次世界经济大萧条而日益完善，显示出其在调节收入分配、纾解社会矛盾、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国家长治久安方面的强大功能。尤其是在经济危机条件下，社会保障不仅是消除民众恐惧、安定人心的重要保证，而且对于拉动消费、刺激经济复苏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责。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从零起步的。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保障框架体系已初步建立：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项社会保险制度基本建立并逐步完善，以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形成，各项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保障水平稳步提高。特别是近些年来，我们进一步加快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步伐：2003年开始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同年国务院颁布《工伤保险条例》；继续完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扩大做实个人账户试点，全国普遍实现了养老保险省级统筹；2007年开始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2009年在全国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出台重点针对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标志着我们正在实现从传统的家庭保障和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保障，到今天社会保障的历史性跨越。 但总体上看，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主要问题是：城乡社会保障发展不平衡，广大农村地区严重滞后；一些基本保障制度覆盖面比较窄，基金统筹层次低，保障水平不高。尤其是农民、农民工、被征地农民、城市无业人员和城乡残疾人等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比较突出。这些都要求我们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党的十七大对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作出全面部署，提出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到2020年，实现“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的目标。这是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总体规划和部署。实现这一目标，关乎国运、惠及全民，造福当代、泽被子孙，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做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工作，要重点把握好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明确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方针。世界各国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有大有小、保障水平有高有低，这与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水平有关，也与政治体制和历史传统有关。但就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基本保障项目而言，却是大同小异的。经过多年的实践，我们总结出12个字，即“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也可以说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方针。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项浩大的民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 第二，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要继续完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加快覆盖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各类劳动者。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要注意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完善制度，努力加快扩大覆盖面。改革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制度。大力发展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健全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做到应保尽保，并稳步提高保障标准。加快制度整合，逐步实现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统一和城乡衔接。要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社会保障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健全社会保障管理信息系统，建立个人终身社会保障号，并尽快实现全国联网。 第三，加大社会保障投入。要加快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稳步增加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财政性社会保障投入要重点向农民、农民工、被征地农民、城市无业人员和城乡残疾人等特殊困难人群倾斜。社会保障投入是用人单位、职工和政府的共同责任，要合理划分三方责任，形成科学的分担机制。要加快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加强基金征缴，增加缴费收入，强化基金监管。
浅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贫困人口自身必须面对的个人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贫困的理解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背景中进行,而不是仅仅关注贫困人口这一亚文化群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是一个经济匮乏的现实,但贫困的持续以及在其持续的过程中引发并连带的其他相关问题(如犯罪、受教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足以减少所有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宏观背景中,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理解离不开这一背景。何谓“转型期”?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包含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具备以上涉及的所有情况。何谓“城市贫困人口”?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认为,城市贫困人口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主要表现为: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1]。文森特·帕里罗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中指出,公认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四个要素:第一,它们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第二,它们触犯了社会里一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第三,它们持续很长时间;第四,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会作出不同评判,对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往往多种多样,因而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2](P6-13)。这四个要素可以简单归纳为四点:即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持续性;过多的解决方案。本文将基于上述对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理解,以及界定社会问题的四个要素来论述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一、转型期与城市贫困人口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贫困人口相当普遍。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贫困人口,存在的是与全国农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贫困”人口,全国人民都在“共同贫困”的状态下生活着,这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号召,打破了“共同贫困”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但随之也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城市中贫困人口逐年上升[3]。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展,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和调整,这使城市下岗职工迅速增加。在当前社会救济制度和失业保险尚未健全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失业和下岗人员在再就业之前就已经进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同时,一些退休较早和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极易陷入贫困。除此以外,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城市中还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往往收入较少、缺乏社会保障,也容易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计,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200万人,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表明,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被低估了,实际数目约4600万人,占总城镇人口的8%,这个比例要高于农村[4]。城市贫困人口的扩大,不仅会导致城市贫困家庭生活困难,而且还会引发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害因贫困造成的后果,不仅对贫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对社会有害。首先,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来说,贫困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教育、就业、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中,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低下,这不仅会导致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困难,而且还会导致他们难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医疗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务。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会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生理素质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而间接地导致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下降,同时,也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使他们的下一代仍可能面临贫困的窘境。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贫困人口却无法公平地像非贫困人口一样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贫困人口的一种社会排斥。其次,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有着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城市贫困人口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影响社会生产的增长,从而制约社会的供给水平;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由于经济条件匮乏,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低下,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第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变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贫困人口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贫困程度的加剧影响社会的稳定。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这些人口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无法得到满足,而且还面临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会刺激他们发生越轨行为甚至犯罪,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团结[3]。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某些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文森特·帕里罗在解释“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这一要素时指出:“所有社会都包括若干个阶层或等级,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声望……然而更为通常的情况是以经济为基础划分的等级,统治阶层的划分主要是由人们的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所决定的。地位较高的人明显地拥有最多的权力和制定社会规程、决定政策以及推进社会活动的影响力。”[2](P7)在我国,情况却有所不同。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只能用来决定它们的拥有者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而社会规程、政策等是由国家的政府部门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制定的。如果说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触犯了某些权力集团的标准,那么,更多地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给政府管理社会及调动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麻烦,以及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引起“富人阶层”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间接地触犯了“富人阶层”的利益。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等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势必要实施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保险等,而用于这些措施的经济支出来源于国家税收,这样,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就间接地触犯到税收对象(有一定收入的人)的利益。从这两方面来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会触犯到社会中某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四、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持续性在我国,虽然贫困问题早已存在,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要是制度性贫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形成的一整套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以及退休等社会保障已失去了效用,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在逐步的健全中,在这种形势下,城市中原有体制下的获益者成为体制变革的利益受损者。那些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不具有劳动力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或接近退休年龄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成为被劳动力市场首先抛弃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或直接步入贫困的行列。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变革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性的下岗与失业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随之,这部分城市贫困人口会长期存在。此外,随着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贫困人口也逐渐向城市中蔓延。世界银行的Martin Ravallion (2001)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贫困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速度要快于城市化速度,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快速地向城市移动[5]。城市化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趋势,取缔户籍制度和城乡经济融合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当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选择在城市定居生活之后,如果城市经济增长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城市仍将他们排斥在城市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大门之外,这些庞大的边缘化人口就极易演变成脆弱的群体,加大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可见,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中,城市贫困人口将会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城市化的发展而持续地存在。五、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过多解决方案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对策。例如,针对下岗职工的“两个确保”,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针对全国城镇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失业人员的免费再就业培训;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以及城市扶贫小额信贷等。虽然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最终消除城市贫困人口,一部分城市贫困人口“脱贫”以后不久就又“返贫”,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依然随着转型期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并演变出更多的城市社会问题。综合以上分析,在我国转型期的这一社会背景下,城市贫困人口不仅给自身及其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也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城市贫困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地触犯到社会中其他一些阶层的利益和准则。不仅如此,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将会随着社会转型的长期性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国针对贫困出台过非常多的解决办法,但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植根于我国社会转型这一社会背景中。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中心城核心区人口逐年递减 从图1中可以看出,1993年之后,作为城市中心城核心区的两个区的人口数均呈现逐年递减。1995年轨道交通1号线建成通车之后,由于交通便利,路途花费时间大大减少,使得居住在郊区,工作、娱乐、休闲在市区成为可能。而在这之前,将居住地点尽量安置在繁华中心市区是市民的第一选择。黄浦区人口在1990—1993年间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上述情况。黄浦区人口从1993年始逐年减少:1993年户籍人口数为9万,密度为65995人/km2;而2002年为22万人,密度为50943人/km2,降幅达到9%。当然,1993年之前黄浦区人口数所表现的增加趋势也有可能是因为当时的黄浦区有部分行政区区域位于浦东,而浦东部分行政区域的户籍人口数逐年增加,并且增加量大于其浦西部分人口数的减少量。卢湾区的户籍人口数也呈现逐年降低的变化规律:在1993年,户籍人口数为04万人,人口密度为52224人/km2;到2002年,户籍人口数为38万人,人口密度为41465人/km2,降幅达6%。以上数据说明,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区域中的上海中心城核心区,户籍人口数逐年降低。2 中心城边缘区和近郊区人口逐年增加 中心城边缘区的徐汇区,户籍人口数逐年增加:1993年为71万人,人口密度为14008人/km2,2002年为45万人,人口密度为16152人/km2,增幅为3%。近郊区的闵行区的户籍人口数量自1993年起逐年增加,到2002年人口密度增加至1927人/km2,增幅为4%。可见在地铁沿线区域中的近郊区和中心城边缘区,户籍人口数保持稳定的增加趋势。 普陀区属于中心城边缘区,地理区位与徐汇区相似,但其行政区域中并未建设有地铁线路,而轨道交通3号线在2001年开通,因此在本文所讨论的1990—2002年期间的人口迁移中未表现出较大影响。为此可将普陀区作为徐汇区、闵行区的对照。1988—1992年间,普陀区人口增长较快,从75万人增加到45万人,增幅为7%。但从1993年开始,普陀区户籍人口增加趋缓,10年间增加不到4万人,并且在1998和2001年出现户籍人口负增长。可见,在未建设有轨道交通线路的中心城边缘区区域,户籍人口数在近10年间增长缓慢,趋于稳定。
人口、粮食、环境、资源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四大问题，可见，新编教材增设“人口与环境”一节课是十分必要和有重大意义的。 教材从四个层次：①世界和我国人口的增长；②人口增长和资源危机；③人口增长与生态平衡；④计划生育，比较扼要地说明了人口与环境的关系，人口的发展状况。但由于本节内容较少，为了使学生全面充分地认识人口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资源的开发、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要相互协调；认识到我国把控制人口增长和加强环境保护，实行计划生育做为基本国策，是振兴中华的重大战略方针，我在教学过程中，加强以下几方面的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一、加强危机感的教育 1、人口发展简况 人类出现已有二三百万年的历史，但直至17世纪，全球只不过几亿人口，18世纪后开始加快，本世纪更是惊人，到1990年超过50亿，目前已接近了60亿。当今全世界每日增加6万人，一年增加7880万人，三年增加一个美国的人口。 17世纪以前，我国人口基本维持在55亿左右，但18世纪后至1949年已有4亿。建国后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增加到12亿，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2％，发展速度之快，人口总量之大，是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的难点。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已成为全民的共同任务。 2、资源短缺 由于人口的过快增长，人们对自然资源进行了掠夺性的开发，矿产、耕地、森林、淡水等资源相对越来越贫乏。据估计，全球蕴藏的石油100年后，基本开采完毕。 我国的人均资源较少，世界人均耕地为3亩，我国为3亩；世界人均森林面积为16亩，我国为8亩；我国的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排世界第80位；我国的淡水资源人均占有量排世界第88位。 3、大气、水、土壤等受到了严重的污染 大自然不断向人类出示警告：每年全球损失耕地2100万公顷；有600万公顷土地沙漠化；1100万公顷森林消失；250亿吨泥沙流入大海；4500亿吨废物、废水排入江河；1500万人死于水和空气污染。 我国同样有1/3的沙漠是人为因素造成的。近年已有1亿亩耕地盐碱化；黄河流量比六七十年代减少了一半多，连年出现断流现象；我国的湖泊1949年有1066个，但现在只有300多个。 以上的大量事实说明，人口的过度增长与资源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违反生态规律的人类活动，既创造了文明也产生了恶果，所以科学地解决人口问题已成为人类的当务之急。二、对学生进行计划生育教育 计划生育是关系到千家万户，国计民生的大事，而现在的中学生过几年又将进入生育大军的行列，对他们进行计划生育教育，对他们自己和整个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晚婚指男不早于22周岁，女不早于20周岁；晚育是指在晚婚以后生育。它有利于减轻我国的人口负担，延长人口生产的周期，调节生育高峰期。学生更不该早恋，应集中时间、精力，勤奋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国家多承担义务和多做贡献。 少生是指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有利于减轻个人、家庭、社会的负担。对此，要解放思想，扫除愚昧、落后的生育观。 优生是为了提高遗传素质和民族素质，因此要禁止近亲结婚，进行婚前、孕前、产前的检查，进行孕期保健、胎教等必要的措施，避免产出患有遗传性疾病的新生儿。
浅谈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形势及面临的主要问题 论文摘要：中国是在经济实力较弱、制度准备迟滞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的，现行养老保障体系、医疗保障体制、老年照料服务体系和传统管理体制都没有跟上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要求，是人口老龄化形势
浅谈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形势及面临的主要问题 论文摘要：中国是在经济实力较弱、制度准备迟滞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的，现行养老保障体系、医疗保障体制、老年照料服务体系和传统管理体制都没有跟上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要求，是人口老龄化形势最为严峻的发展中国家。 论文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老龄社会；养老保障；医疗保障；老年照料服务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形势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涉及到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诸多领域，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和战略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正处于体制深刻转换、结构深刻调整、社会深刻变革的重要时期，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十分关键的时期。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已经十分严峻．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 按照国际标准，我国已处于老龄社会，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44亿，占总人口的1l％，并将以年均3％速度增加。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也是发展中国家大国崛起过程中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国家。据预测，201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1．74亿，约占总人口的12．8％；2020年将达到2．48亿，约占总人口的17．2％。从2005年到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要净增1亿。之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到2050年前后提升到30％以上，进入重度老龄化。届时我国老龄人口总量比美国全部人口还多。从本世纪前半叶开始，我国将始终是世界上老年人口规模最大国家。我国老龄化水平从10％提高到30％，仅用不到50年时间，而英国、法国和美国等西方工业化国家要用100年左右的时间。对于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而言，这一速度的确是惊人的。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家庭结构、老年群体状况及城乡老年人口分布将呈现许多变化。一是纯老年人家庭迅速增加。“三代同堂”式的传统家庭越来越少，“四二一”结构家庭(一对夫妇同时瞻养四个老人和一个小孩)逐渐增多。有关调查显示，目前我国纯老年人家庭占老年人家庭比例城市约为40．3％，农村约为37．8％，并在继续增加。二是高龄老年人口急剧增长。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1．4岁，80岁以上高龄老人高达1520万，预计到2020年将翻一翻，2052年将超过1亿，占世界高龄老人总量的1／4。高龄老人是老年人口中增长最快的群体，本世纪前半叶，我国高龄老年人平均增长率超过4％，是老年人口平均增长率的1．7倍。高龄老人的这种增长速度在世界人口老龄化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三是城乡人口老龄化程度倒置。发达国家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一般高于农村，我国的情况则相反。2000年我国农村老龄化水平为10．9％，比城镇高1．24个百分点，2020年、2030年将分别高于城镇5个和7个百分点。老龄化对农村的冲击比城镇更为严重。这是中国人口老龄化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重要特征。四是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我国是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未富先老。而发达国家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经济较为发达的情况下自然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先富后老。 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刚刚超过1000美元，属于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行列，而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一般都在5000—100013美元以上。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十分广泛而深远。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力年龄结构、人口瞻养比结构、代际利益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养老、医疗服务体系的完善，对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加强，对老年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面临的主要问题 中国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较弱，制度准备也较为迟滞，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 一是现行养老保障体系还不适应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要求。充足稳定的养老金供给是养老保障制度的核心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我国的快速老龄化将导致抚养结构的根本性转变，造成在本已较迟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情况下，养老金缴费者急剧减少和领取者大量增多，养老金供需矛盾日益尖锐。一方面，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资金支付压力逐年加大。1980年我国在职职工与离退休人员之比为l2．8：1，2004年锐减到3：1，养老负担急剧加重。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窄，只在城镇建立起养老保险制度，绝大多数农村老龄人口还没有纳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因此，完善养老保险制度的任务十分艰巨。 二是医疗保障体制不适应老年群体迅猛增加的要求。老年人是医疗卫生资源消费的主体，据统计，60岁以上老人余寿中约有2／3时间为带病期。而目前我国医疗资源总体不足、分布不均衡，医疗保障制度覆盖面小，政府投入相对不足，个人负担费用上涨过快。老年人口总量的迅速增长，对医疗资源的消费和占用越来越大，而支付能力有限，这将给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带来巨大压力和严峻考验。 三是老年照料服务体系不适应老年人服务需求增长的要求。不断增多的高龄、病残、独居老人。要求提供社会照料服务需求的日益增多。目前，我国约有3250万老人需要不同形式的长期照料护理服务。但社会养老床位数占老年人的总数只有0．84％，而发达国家约为7％。这表明，我国老年照料服务体系建设严重滞后，服务能力需要大力加强。 四是传统管理体制不适应社会化管理和服务的要求。随着各项改革的深化和政府职能的转换，企业退休人员由“单位人”转为“社会人”，越来越多的退休人员都将进入社区，对其实行社会化管理和服务已成必然。这就要求社区承担起健全老年工作机制、培育和发展老年群众组织、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提供老年活动项目、活跃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引导老年人参与经济发展和社会事务等任务，迫切要求加强社区建设，发展社区服务。但我国的社区建设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社区服务体系还很不健全，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都亟待快速提升。
世界人口发展概述根据人口发展的特点,人口学家将世界人口规模增长的历史过程划分为四个时期: ①史前的原始静止时期(公元前100万一前3000年); ②古代和中世纪的缓慢增长时期(公元前3000一1650年),③近现代的过渡增长时期(1650一1950年);④当代的急速增长时期(1950年以后) 史前时期 (旧石器,中石器,新石器时代)近100万年的时间里, 世界人口增长极其缓慢,几乎停滞不前地波动在静止线上下据人口学家推断,公元前100万年,世界人口为1-2万人,公元前1万年,为400万人,公元前3000年,为3000万人 古代和中世纪时期[包括奴隶社会(公元前3000年一纪元前后)和封建社会(纪元前后一1650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增长进入相对稳定并持续缓慢增长的时期这期间,总的看,封建社会的人口增长快于奴隶社会 这一时期的世界人口由公元前3000年的3000万人缓慢增长到公元元年的3亿人,再增长到1650年的45亿人近现代时期[包括近代阶段(1650一1900年)和现代阶段(1900一1950年)],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时期这时,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革,尤其是现代医疗卫生技术的进步和普及,为死亡率下降提供了条件因而出现了世界人口的第一次大增长, 即从1650年的45亿人增长到1900年的 50亿人,再增长到1950年的04亿人这期间,世界人口增长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国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仍比较缓慢1900年以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开始迅速增长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尤其是现代医药科技的迅速发展和传播,使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死亡率急剧下降,世界人口进入第二次也是有史以来最迅猛的增长时期1950―1985年,有约20个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5倍以上,近70个国家和地区增加了1―5倍到1996年,世界人口已达7亿人46年间,世界人口增长了3倍世界人口每增加10亿人的时间,由1804一1927年的123年,缩短到33年,14年,13年,11年按目前的年增长率预测,2015年世界人口将可能达到71亿 /FONT>78亿之间,2050年将达到79亿一119亿之间 人口剧增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19世纪以来,资产阶级人口学家纷纷提出节育的主张,医护人员开始创建节育指导所,开展计划生育实践活动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日益关注世界人口增长1954年,在罗马召开世界性非政府间人口科学讨论会,讨论有关人口理论和共同关心的人口问题1965年,在联合国主办下,国际人口学会,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在贝尔格莱德联合召开了世界人口会议,以期增进入们对人口问题的关注1974年,联合国在布加勒斯特召开全球性政府间会议,对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问题以及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进行广泛讨论,通过《世界人口行动计划》,提出人口政策是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的组成部分;认为凡人口增长妨碍实现增进人民福利的目标的国家,应选择适当的人口政策;所有夫妇和个人都应自由地同时又是负责任地决定生育孩子的数量和生育间隔,并有为此而获得信息,教育和手段的基本权利,夫妇和个人在行使这种权利时有责任考虑他们现存子女和将来子女的需要以及他们对社会的责任1984年,联合国在墨西哥召开国际人口会议,再次重申《世界人口行动计划》的原则和目标,并通过了进一步执行该计划钓具体建议1994年,联合国在开罗召开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通过国际人大会行动纲领》,确定今后20年人口与发展目标,广泛讨论了人口与持续的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提高妇女地位,包括计划生育和性健康内容的生殖健康等问题,表明世界对人口与发展,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日益重视今天,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认识到人口过快增长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先后制定了人口控制政策制定旨在降低人口增长率的政策的国家从1976年占世界国家总数的0%增加到1993年的9% 其中,发展中国家已占53%亚洲,拉美地区由于大力推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率显著下降, 1990年与1970年相比,妇女总和生育率均由5下降到L1,人口增长率均由30%左右降到20%左右 整个发展中国家妇女总和生育率也从8降到
针对人口问题的政策及其效果人口问题及相应政策针对人口问题应做出的政策调整
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十一五"乃至更长的时期内,发展的这一地位依然不容怀疑和动摇"十一五"发展的目标,内容和手段过去不是,将来也不应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发展内外环境的变化发展的目标,内容和手段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一,"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根据初步判断,与"十五"时期相比,"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将会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国家安全将面临更多挑战:"十一五"时期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世界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不会改变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基本态势不会改变因而,中国发展的国际政治环境也不会发生显著变化但是"十一五"时期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有可能增加,从而对中国国家安全提出更多的挑战一方面国际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和地区潜在冲突有可能增加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有可能增加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区域合作加强与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并存一方面,在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将继续发展,传统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将逐渐式微;另一方面,由于全球生产,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相对过剩贸易保护主义将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盛行"十一五"期间,中国将举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市博会这除了会带来无限商机外还将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更大程度的融合3,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及政策的制定实施产生重要影响"十一五"期间,入世过渡期结束,中国的"入世"承诺基本兑现履行"入世"承诺,执行世贸组织规则,有利于规范对外经济活动,有利于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维护自身权益,也有利于促进国内市场竞争,有利于为长期发展构造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扩大内需的宏观政策可能要进行调整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扩大内需的政策已经实施5年多,从2003年经济状况来看,"十一五"时期宏观经济政策对于经济运行的调控方向将发生变化,着眼点有可能不再是抑制通货紧缩而可能是实现经济既无通货膨胀又无紧缩的适度增长5, "三大差距"更受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地区和阶层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虽然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采取或强化了一些措施抑制收入差距扩大但收入差距问题似乎日益严重,"十一五"期间,抑制"三大差距"扩大的趋势必将成为社会发展政策的重点之一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中国的人口结构以及变动趋势,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改革开放向纵深的扩展,决定了就业不足是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长期性问题"十一五"期间,就业不足不仅表现在文化水平较低的劳动者的就业难上,更严峻的是,由于近年来大学扩招速度迅猛,各种民办和中外合资高等教育发展较快,就业的不足还将表现在文化水平较高的劳动者的就业难上,这将造成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战略性资源的约束日益强化"十一五"时期,人地矛盾将继续加剧,森林和草地资源将继续呈下降之势:土地沙化等问题将日益突出,北方水资源短缺形势更为严峻,合理配置全国水资源的要求将更为紧迫;全国水资源污染问题更加严重,治理水污染将需要更多投入公共安全将备受重视2003年初爆发的"非典"疫情,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损失,暴露了公共事业发展,公共管理,政府协调能力等方面的不足"非典"微机警示人们,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人员往来日趋频繁的现代社会中,危机随处存在"十一五"期间,公众的危机意识将增强,从而将对公共安全提出更高的要求;提高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协调能力改革完善公共管理制度,发展公共事业,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二,"十一五"乃至更长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发展的内外环境决定了"十一五"乃至更长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适当平衡各种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机会,降低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建设和谐稳定的社会,完成上述任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协调与和谐为目标以协调与和谐为目标的发展有别于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的发展,有别于以经济单项突进的发展,有别于忽视资源,环境和生态代价的发展它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是整个发展问题的核心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共同进步,经济增长量与质的统一,强调城市与乡村的共同繁荣,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共同发展,强调各阶层的共同受益,全社会的和谐共存主要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1),地区之间的协调(2),城乡之间的协调(3),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谐(4),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5),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之间的和谐(6),纵向(中央和地方),横向(部门之间)关系的协调(7),开放和创新能力之间的协调(8),近期和长远之间的协调三,制定"十一五"计划需要研究解决的几个问题1, 确定全国建设小康社会总目标以及阶段性目标,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全国建设小康社会可分解为5个方面的目标,既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降低经济发展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构建和谐社会关系体系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同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可分成若干阶段,每一阶段都应有相应的阶段性目标"十一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制定科学可行的阶段性目标,无论是对于"十一五"计划的完成,还是对于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 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约5%的快速增长,但是,快速增长也使我国经济发展付出了沉重代价,包括资源的过快消耗,环境的巨大破坏和生态的显著变化,以及社会冲突的明显增多等,"十一五"时期维持经济增长的一些因素可能不复存在,如以低廉的价格获得建设用地,大规模国债投资等需要研究在降低资源和环境代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前提下,如何通过寻求技术创新等新的替代性增长因素,来维持经济快速增长建设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通过近年来的努力,我国的市场环境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市场分割,竞争不足等现象依然存在,影响了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的提高和经济的长远发展,甚至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建设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需解决:如何打破地区封锁,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建设全国统一市场;如何打破某些行业的垄断,进一步促进市场竞争;如何建立诚信制度;如何将强执法力度,切实保护消费者利益,和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主要应做到这些方面:加快制定空间整体规划;保持西部大开发的可持续性;增强东部地区的国际竞争力;加快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与发展;加强中央政府权威,增强政府协调能力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发展差距巨大,只有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才能整合方方面面的利益,才能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提高,才能在非常时期保证经济社会的稳定运转6, 落实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目前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随城市化的推进,农村人口的相对规模可能会缩小但是农村人口的绝对规模仍然巨大,在2020年城市化水平达到60%左右时,农村仍有6亿左右的人口,农村的发展和繁荣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不可少的方面,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撑现阶段,严重的"二元结构"正制约着内需的进一步扩大和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无论是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出发,还是从实施新型工业战略的需要出发,都需要认真研究如何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7, 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需要科学的发展观,这就是,一切发展都是为人类最终摆脱自然和非自然的"奴役",为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彻底解放创造条件;发展的直接目的在于为人们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使之享有富裕的物质生活和愉悦的精神生活;发展是量和质的统一,物质财富的增长只是其内容之一,为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十一五"时期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包括:如何通过增加教育投入,完善教育体制,显现义务教育的公平性,扩大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受益面;如何通过增加医疗卫生投入,完善医疗卫生制度 ,保证人人都享有最基本医疗服务的权利和能力;如何通过户籍制度,劳动制度的完善,保证城乡居民享有平等的劳动权;如何通过完善养老体系,应对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出现老龄化问题;如何通过完善人口政策,应对人口性比例严重失调带来的挑战保证改革的公正性,扩大改革的受益面由于所处的社会位置不同,人们在改革过程中获得的利益存在严重差别,这种并非源于个人能力的差别市民怨渐起的主要原因,如何保证改革过程的公平性将是"十一五"时期面临的另一个问题
世界人口发展概述根据人口发展的特点,人口学家将世界人口规模增长的历史过程划分为四个时期: ①史前的原始静止时期(公元前100万一前3000年); ②古代和中世纪的缓慢增长时期(公元前3000一1650年),③近现代的过渡增长时期(1650一1950年);④当代的急速增长时期(1950年以后) 史前时期 (旧石器,中石器,新石器时代)近100万年的时间里, 世界人口增长极其缓慢,几乎停滞不前地波动在静止线上下据人口学家推断,公元前100万年,世界人口为1-2万人,公元前1万年,为400万人,公元前3000年,为3000万人 古代和中世纪时期[包括奴隶社会(公元前3000年一纪元前后)和封建社会(纪元前后一1650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增长进入相对稳定并持续缓慢增长的时期这期间,总的看,封建社会的人口增长快于奴隶社会 这一时期的世界人口由公元前3000年的3000万人缓慢增长到公元元年的3亿人,再增长到1650年的45亿人近现代时期[包括近代阶段(1650一1900年)和现代阶段(1900一1950年)],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时期这时,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革,尤其是现代医疗卫生技术的进步和普及,为死亡率下降提供了条件因而出现了世界人口的第一次大增长, 即从1650年的45亿人增长到1900年的 50亿人,再增长到1950年的04亿人这期间,世界人口增长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国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仍比较缓慢1900年以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开始迅速增长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尤其是现代医药科技的迅速发展和传播,使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死亡率急剧下降,世界人口进入第二次也是有史以来最迅猛的增长时期1950―1985年,有约20个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5倍以上,近70个国家和地区增加了1―5倍到1996年,世界人口已达7亿人46年间,世界人口增长了3倍世界人口每增加10亿人的时间,由1804一1927年的123年,缩短到33年,14年,13年,11年按目前的年增长率预测,2015年世界人口将可能达到71亿 /FONT>78亿之间,2050年将达到79亿一119亿之间 人口剧增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19世纪以来,资产阶级人口学家纷纷提出节育的主张,医护人员开始创建节育指导所,开展计划生育实践活动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日益关注世界人口增长1954年,在罗马召开世界性非政府间人口科学讨论会,讨论有关人口理论和共同关心的人口问题1965年,在联合国主办下,国际人口学会,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在贝尔格莱德联合召开了世界人口会议,以期增进入们对人口问题的关注1974年,联合国在布加勒斯特召开全球性政府间会议,对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问题以及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进行广泛讨论,通过《世界人口行动计划》,提出人口政策是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的组成部分;认为凡人口增长妨碍实现增进人民福利的目标的国家,应选择适当的人口政策;所有夫妇和个人都应自由地同时又是负责任地决定生育孩子的数量和生育间隔,并有为此而获得信息,教育和手段的基本权利,夫妇和个人在行使这种权利时有责任考虑他们现存子女和将来子女的需要以及他们对社会的责任1984年,联合国在墨西哥召开国际人口会议,再次重申《世界人口行动计划》的原则和目标,并通过了进一步执行该计划钓具体建议1994年,联合国在开罗召开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通过国际人大会行动纲领》,确定今后20年人口与发展目标,广泛讨论了人口与持续的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提高妇女地位,包括计划生育和性健康内容的生殖健康等问题,表明世界对人口与发展,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日益重视今天,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认识到人口过快增长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先后制定了人口控制政策制定旨在降低人口增长率的政策的国家从1976年占世界国家总数的0%增加到1993年的9% 其中,发展中国家已占53%亚洲,拉美地区由于大力推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率显著下降, 1990年与1970年相比,妇女总和生育率均由5下降到L1,人口增长率均由30%左右降到20%左右 整个发展中国家妇女总和生育率也从8降到
回答 您好，请稍等，小度马上给你满意的答复，稍等几分钟，谢谢！(温馨提示，解答结束后，如果您还满意，可以给我赞哦) 您好，因为人口老龄化严重。 人口老龄化（又称人口老化或人口高龄化、老龄化社会）是指人口生育率降低和人均寿命延长导致的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现象。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世界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预期到2050年，老龄人口会达21亿。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1年9月，全国有149市已进入到深度老龄化，东北三省36地市全部进入深度老龄化。 目前，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我国一个极为严峻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着我国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 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 社会负担加重,社会文化福利事业的发展与人口老龄化不适应；家庭养老功 能减弱；老年人对医疗保健、生活服务的需求突出。2030年，我国60岁以上老人比例将接近四分之一。 综上所述，因此说人口问题始终是一个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 小度很高兴为您服务！愿您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假如您还有其他疑问，可以继续咨询！我会及时为您解答，别忘了赞哦，十分感谢您。 更多8条
浅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贫困人口自身必须面对的个人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贫困的理解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背景中进行,而不是仅仅关注贫困人口这一亚文化群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是一个经济匮乏的现实,但贫困的持续以及在其持续的过程中引发并连带的其他相关问题(如犯罪、受教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足以减少所有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宏观背景中,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理解离不开这一背景。何谓“转型期”?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包含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具备以上涉及的所有情况。何谓“城市贫困人口”?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认为,城市贫困人口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主要表现为: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1]。文森特·帕里罗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中指出,公认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四个要素:第一,它们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第二,它们触犯了社会里一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第三,它们持续很长时间;第四,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会作出不同评判,对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往往多种多样,因而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2](P6-13)。这四个要素可以简单归纳为四点:即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持续性;过多的解决方案。本文将基于上述对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理解,以及界定社会问题的四个要素来论述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一、转型期与城市贫困人口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贫困人口相当普遍。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贫困人口,存在的是与全国农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贫困”人口,全国人民都在“共同贫困”的状态下生活着,这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号召,打破了“共同贫困”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但随之也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城市中贫困人口逐年上升[3]。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展,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和调整,这使城市下岗职工迅速增加。在当前社会救济制度和失业保险尚未健全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失业和下岗人员在再就业之前就已经进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同时,一些退休较早和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极易陷入贫困。除此以外,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城市中还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往往收入较少、缺乏社会保障,也容易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计,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200万人,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表明,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被低估了,实际数目约4600万人,占总城镇人口的8%,这个比例要高于农村[4]。城市贫困人口的扩大,不仅会导致城市贫困家庭生活困难,而且还会引发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害因贫困造成的后果,不仅对贫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对社会有害。首先,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来说,贫困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教育、就业、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中,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低下,这不仅会导致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困难,而且还会导致他们难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医疗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务。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会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生理素质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而间接地导致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下降,同时,也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使他们的下一代仍可能面临贫困的窘境。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贫困人口却无法公平地像非贫困人口一样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贫困人口的一种社会排斥。其次,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有着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城市贫困人口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影响社会生产的增长,从而制约社会的供给水平;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由于经济条件匮乏,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低下,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第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变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贫困人口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贫困程度的加剧影响社会的稳定。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这些人口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无法得到满足,而且还面临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会刺激他们发生越轨行为甚至犯罪,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团结[3]。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某些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文森特·帕里罗在解释“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这一要素时指出:“所有社会都包括若干个阶层或等级,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声望……然而更为通常的情况是以经济为基础划分的等级,统治阶层的划分主要是由人们的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所决定的。地位较高的人明显地拥有最多的权力和制定社会规程、决定政策以及推进社会活动的影响力。”[2](P7)在我国,情况却有所不同。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只能用来决定它们的拥有者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而社会规程、政策等是由国家的政府部门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制定的。如果说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触犯了某些权力集团的标准,那么,更多地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给政府管理社会及调动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麻烦,以及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引起“富人阶层”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间接地触犯了“富人阶层”的利益。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等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势必要实施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保险等,而用于这些措施的经济支出来源于国家税收,这样,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就间接地触犯到税收对象(有一定收入的人)的利益。从这两方面来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会触犯到社会中某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四、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持续性在我国,虽然贫困问题早已存在,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要是制度性贫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形成的一整套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以及退休等社会保障已失去了效用,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在逐步的健全中,在这种形势下,城市中原有体制下的获益者成为体制变革的利益受损者。那些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不具有劳动力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或接近退休年龄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成为被劳动力市场首先抛弃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或直接步入贫困的行列。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变革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性的下岗与失业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随之,这部分城市贫困人口会长期存在。此外,随着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贫困人口也逐渐向城市中蔓延。世界银行的Martin Ravallion (2001)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贫困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速度要快于城市化速度,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快速地向城市移动[5]。城市化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趋势,取缔户籍制度和城乡经济融合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当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选择在城市定居生活之后,如果城市经济增长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城市仍将他们排斥在城市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大门之外,这些庞大的边缘化人口就极易演变成脆弱的群体,加大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可见,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中,城市贫困人口将会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城市化的发展而持续地存在。五、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过多解决方案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对策。例如,针对下岗职工的“两个确保”,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针对全国城镇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失业人员的免费再就业培训;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以及城市扶贫小额信贷等。虽然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最终消除城市贫困人口,一部分城市贫困人口“脱贫”以后不久就又“返贫”,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依然随着转型期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并演变出更多的城市社会问题。综合以上分析,在我国转型期的这一社会背景下,城市贫困人口不仅给自身及其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也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城市贫困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地触犯到社会中其他一些阶层的利益和准则。不仅如此,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将会随着社会转型的长期性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国针对贫困出台过非常多的解决办法,但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植根于我国社会转型这一社会背景中。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世界人口问题论文 （地理小论文） 一、影响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 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对人口自然增长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它决定了人口的增殖条件和生存条件，通过改变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来影响人口的自然增率。一般情况下，当人口数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时，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将会刺激；当人口数量超越了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消费总数后，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必将受到遏制。在现代生产力水平下，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往往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下降。经济因素对人口机械增长也有重要影响。通常情况下，经济发达或发展速度较快的地区，对人口具有一种吸引力和凝聚力，人口机械增长为正值；相反，经济落后或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的地区，对人口会产生一种排斥力和离散力，人口机械增长一般为负值。 文化因素： 这一因素更多地影响着人口的自然增长。随着科学文学水平的提高，人口自然增长率趋于下降，现代社会里这一趋势尤为明显，其表现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于人们接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平均婚龄也会相应推延；二是科学文化水平愈发达，人们的生理知识、育儿知识、保健知识就愈丰富，促成婴儿死亡率降低；三是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愈高，就愈加注意自身及其后代各项素质的提高，少生优育，把有限的收入用于将子女培养成具有更高科学文化素质的现代人。 医疗卫生因素： 医学的进步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对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有着直接影响。首先，它使得因各种疾病致死的死亡率下降，从而降低人口死亡率，延长人口平均寿命；其次，它对控制生育和实行优生优育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世界人口分布 人口地理分布是人口增长过程在空间的表现形式。它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即深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更受制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 世界人口分布不平衡 由于世界各国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因而人口的地理分布是不平衡的。世界人口空间分布分为人口稠密地区、人口稀少地区和基本未被开发的无人口地区。据统计，地球上人口最稠密地区的约占陆地面积的7%，那里却居住着世界70%人口，而且世界90%以上的人口集中分布在10%的土地上。人口在各大洲之间的分布也相当悬殊。欧亚两洲约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2%，但两洲人口却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尤其是亚洲，世界人口的60％居住于此。非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一半而人口尚不到世界总人口的1/4。大洋洲陆更是地广人稀。南极洲迄今尚无固定的居民。欧洲和亚洲人口密度最大，平均每平方公里都在90人以上，非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平均每平方公里在20人以下。大洋洲人口密度最小，平均每平方公里才2．5人。世界人口按纬度、高度分布也存在明显差异：北半球的中纬度地带是世界人口集中分布区，世界上有近80%的人口分布在北纬20°～60°之间，南半球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11％多；世界人口的垂直分布也不平衡，55％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海拔200米以下、不足陆地面积28％的低平地区。由于生产力向沿海地区集中的倾向不断发展，人口也随之向沿海地带集中。目前，各大洲中距海岸200公里以内临海地区的人口比重，已显著超过了其面积所占的比重，并且沿海地区人口增长的趋势还会继续发展。从国家看，情况也是这样。目前世界上约有2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人口1亿以上者有10个国家，它们是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联邦、巴西、日本、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孟加拉。这10国人口总数共有5亿多，约占世界总人口的60％。此外，世界上还有一些人口非常少的国家，如瑙鲁(0．7万人)、安道尔(5万人)、圣马利诺(2．3万人)、摩纳哥(3万人)、梵蒂冈(1380人)。从各国人口密度来看，摩纳哥的人口密度最大、每平方公里达2万人，新加坡4300人，梵蒂冈1920人，马尔他1110人等。世界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有法属圭亚那(1人)。蒙古(1人)、纳米比亚(2人)、利比亚(2人)、毛里塔尼亚(2人)、冰岛(2人)等。 人口越来越向城市集中 近代以来，世界人口越来越向城市集中，使全球人口分布表现出大小不等的一些密集的点。进入90年代，全世界总人口中已有49％以上集中于城市。 世界人口最稠密和最稀少地区 从人口地区分布图上能确切地反映出人口的实际分布状况。世界人口分布最稠密的地区有如下几类：①沿海沿湖的平原地带。特别是一些海岸线比较曲折、具有优良港湾地区，或某些大河入海口处。如亚洲大陆东部沿海区、南亚沿海区，欧洲波罗的海沿岸区，大西洋沿岸、地中海沿岸、非洲几内亚湾沿岸区，美国大西洋沿岸波士华地区，佛罗里达和墨西哥湾沿岸区、太平洋沿岸加利福尼亚、西雅图—温哥华(加)地区，五大湖地区，巴西——委内瑞拉沿海区，阿根廷——乌拉圭沿海区，智利——秘鲁沿海区、澳大利亚东南部沿海区；②流入三大洋的一些大河的中下游平原地带或河口三角洲地区。亚洲东部、南部尤为突出。③若干温带和热带的岛屿和半岛上。岛屿四面环海，半岛三面环海，若位置适中，并兼有优良港湾，则往往成为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地区；④内陆某些矿产资源丰富的地方。由于矿业开发，以及修筑铁路和公路，随之成为工业中心而形成一个城镇集团；⑤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某些内陆高原上。由于地势较高，没有平原或低地区那样炎热和潮湿，危害人们健康的热带疾病也大为减少，如墨西哥高原、巴西高原、秘鲁高原、东非高原等地；⑥沙漠中的绿洲地区等。世界人口非常稀少地区的有以下几类：①两极圈以内地区；②北半球北纬50度至北极圈之间广大的原始森林地带；③回归线附近和温带大陆内部的沙漠、戈壁地区；④热带雨林区；⑤高山地区。 三、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的人口论认为，人有两重性。人一方面是消费者，另一方面是生产者。人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生命过程都要消费生活资料；人作为生产则是相对的、有条件的。首先要具备一定的年龄条件，老人和小孩只能作为消费者，不能作为生产者；其次，要具备一定的身体条件，残废的人、有病的人都很难成为生产者；再次，人作为生产者要占有或使用一定的生产资料。此外，作为生产者还必须掌握一定的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所以人口增长要与物质资料增长相适应，如果做到这点，无论是人口多，还是人口少，都对生产有促进作用。如果人口增长大于物质资料的增长，一部分过剩人口无法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将从生产者转变为消费者，这将加重社会负担；如人口增长慢于物质资料的增长，一部分生产资料将无法与人口相结合，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开发，同样会影响生产发展。所谓人口问题就是人口增长与物质资料的增长不相适应并且影响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增长速度。马克思认为，通过人口自我调节，人类完全能够使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相统一。 所以现在人们应该有计划的生育，使世界人口与自然和社会相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