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专业本科毕业论文你可以在网上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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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中西方两者的观念不一样，在短期内根本无法达到成功的效果，那时候的中国是一个封建主义国家，这个主义是为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阶级的利益而服务的，在变法的时候损害了封建官僚阶级的利益，所以遭到了严厉得反对。而那时的人民都是被这些封建官僚主义而愚弄，不知道西方法的精髓，反而认为西方法“大逆不道”、“妖魔鬼怪”。等等，所以西方法得不到支持，失败是必然的事情。
法理的小论文（论述题），表面上看，可以论述的自由度大，又没有标准答案。好像无从准备。在考场中有限的时间内写出漂亮的小论文并不容易。在平时准备时可以总结出有效的答题步骤（模板）。首先，我们要明白以下几点：论述题是一种典型的应试型题目，其规律是显而易见的。这种题目，完全可以理解成考试经常见到的供材料作文。其考查的观点明显的隐含的隐藏在材料中，因此阅读材料时注意提炼观点。我们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让阅卷老师在短短的时间内给我们一个理想的分数，而不是其他。这样短的时间，阅卷者只能是去寻找题目所要求的有效信息。这样一来，如何将最有效的信息明确无误地提供给阅卷者，就是考生遵循模板式答题技巧所要达到的目标。模板式训练的目的是有效缩短答题时间，避免因为时间不够用而做不完题目。在训练中，我们可以尝试把论述题变成“填空题”，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答题并取得理想的分数。其次，我们把一篇文章分成五个段落，可能会更具有可操作性：第一段 原材料概述，提出文章总的观点。第二段 主要概念的界定。为什么会提出这个观点？——原因的分析：逻辑的或理论的。（析概念，写原因）第三段 从正反两面论述提出这个观点的好处和坏处。（如何好，如何坏）第四段 如何做到这样及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怎样做，注意点）第五段 总结和提升全文观点。第三、因此，对论述题的训练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1．文章结构训练（模板式答题法），要求考生熟练模板的每一部分结构。这种训练不需要太多的时间，一般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可以彻底掌握。2．文章提纲训练（五段式提纲），通过训练快速把握题目所蕴含的真正法学观点。需要提醒考生注意，论述题更多考查的是考生的基本法学素养。3．卷面整洁训练（凑字数能力训练）。由于考试题目中有字数的规定，因此，考生一定要注意每一个段落的字数限制。要控制总的字数。字数太少的话，会给阅卷老师以字数不足的印象；而字数太多，又会浪费你太多的答题时间，也容易造成卷面结构的不均衡。另外，还要特别注意卷面的整洁，写字不求漂亮，但一定要一笔一画地去写。还要注意千万不要随意修改，宁可错了的字不改动，也不要弄脏了卷面，更不可以大面积地修改。4．法学专题训练（应试法言法语）。论述题的语言是与大家平时的法学素养息息相关的，总的来说靠的是日常的积累。但对于考试来说，可以去记忆些“法律格言”，不要多，30条就足够用了。另外，一定要注意在文章中避免用极端的语言，而要以客观、平实的语言来反映你的观点。第四、以一遍司法考试的论述题为例分析：（西政的法理小论文与司法考试卷四论述题比较象似，可以作为参照）这是2005年考试论述题，也可以使大家理解模板式答题技巧的奥妙。2005年司法考试卷四第八题（本题25分）：英美法系国家实行判例法制度，法官的判决本身具有立法的意义，并对以后处理类似案件具有拘束力。我国主要以成文法律及司法解释作为审判案件的依据，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也通过公布案例指导审判实践。请围绕“判例、案例与司法解释”谈谈你的看法。答题要求：1．在分析、比较、评价的基础上，提出观点并运用法学知识阐述理由；2．说理清楚，逻辑严谨，语言流畅，表达准确；3．字数不少于500字。【答题思路】这是一道有关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特点对比的题目，属于自由评论式的论说文。它考查的重点是考生对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各自的优缺点的认识，但千万注意不要做成一道简答题，仅仅解释什么是大陆法系，什么是英美法系，这样分数肯定是很低的。论述必须要有自己明确的观点。简单分析后，我们会发现，它能谈的观点就三个，根本不用大家过多思考。一是赞同英美法系而排斥大陆法系；二是赞同大陆法系而排斥英美法系；三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各有其优缺点，并正在互相学习和融合。只有选定一个观点，全面阐述即可，但观点要鲜明，切忌“立场不坚定”。对于论述题拟个标题往往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但有的考生害怕写跑题了而不写题目，这是不可取的。如果怕跑题的话，可以写出笼统的题目：如《浅议“判例、案例与司法解释”》、《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之对比》、《有关“判例、案例与司法解释”之我见》等；当然也可以直接写出自己的观点如《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相互融合》等。为了保证写作时卷面的整洁，一定要先列出一个简要的写作提纲，比如：浅议“判例、案例与司法解释”第一段（129字） 抄原文，提观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有某种走向融合的趋势。第二段（268字） 析概念，写原因——什么是判例、案例和司法解释？我国古代就有融合的实证。第三段（350字） 如何好，如何坏——法律必有漏洞，判例可做补充；成文法的滞后性。第四段（135字） 怎样做，注意点——美国、日本的做法值得我们思考。第五段（88字） 喊口号——借鉴但不照搬。【范文赏析】浅议“判例、案例与司法解释”英美法系国家实行判例法制度，法官的判决本身具有立法的意义，并对以后处理类似案件具有拘束力。我国属于大陆法系，主要以成文法律及司法解释作为审判案件的依据，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也通过公布案例指导审判实践。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有某种走向融合的趋势。（抄原文，提观点）判例是指对以后的审判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院判决，具有造法功能，是英美法系国家重要的法律渊源。案例可以将其界定为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具有指导审判实践作用的个案判决。司法解释是指司法机关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对有关法律问题所作出的解释，其中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是规范性解释。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历朝历代的司法改革都是从变法修律开始的，成文法是主要的法律渊源，但这并不代表我国不存在判例制度，秦代的“廷行事”、汉代的“决事比”、宋代的“断例”都是以成例作为判案依据。因此判例在我国古代的司法体制中是占有一席之地的。（析概念，写原因）拉丁法谚云：“法律必有漏洞。”这是因为立法者的观察能力有限，不可能预见将来的一切问题，也不可能所有的法律问题都能在立法上完全体现。当司法活动中遇到法律漏洞、又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裁判时，怎么办？在英美法系国家，判例是重要的法源之一，因此，可运用判例来补充法律漏洞。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延续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成文法传统，将制定成文法律、编纂法典作为法治建设的成就，在审判案件时更是将制定法作为审判的唯一依据。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制定法的滞后性弱点日益凸现。为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不断出台司法解释，以适应形势的发展，这些司法解释本身已经具备法律规范的要素，并且实际上也起着法律规范的作用，其在审判实践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其修正过于僵化的法律条文、实现个案公平的作用是很明显的。（如何好，如何坏）目前，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已不再是楚河汉界，泾渭分明，而是呈现出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之势。例如，美国先后制定了《证券法》、《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破产改革法案》等；又如，日本《裁判所构成法》规定，下级法院必须遵循上级法院的判例；法国行政法则将判例作为其重要法源之一。（怎样做，注意点）当前我国也在积极探索判例法制度和成文法适用机制的完善和改革，注重继续发挥和完善司法解释机制的作用，注意借鉴但不照搬普通法系的判例法制度，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审判指导制度。（喊口号）从该例文可以看出，对于应试型的论说文来讲，只要弄清了题目要求，就可以轻松地写出前两段，也就是提观点和析概念。后面几段的写作就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第五、现在，你可以用这样的方法试着写一下辅导班上法理老师发的题中的10道论述题了。最好考前能够练习完。肯定会用益匪浅的！例析我校主观题打分方法我校考试评卷基本是按采点给分的模式。因此答题贵在“全深兼顾”，见前文《我校研究生考试答题经验：贵在“全深兼顾”》出自，此处不赘述。以下举例说明如何采点给分。 一、概念比较题 法律效力和法律实效（5分） 评分标准： 法律效力与法律实效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第一，法律效力指法律具有的约束力和保护力，属于“应然”范畴；法律实效是指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的实际实施状态，属于“实然”范畴。(1分)第二，法律效力一般强调形式有效性，即法律只要满足由有权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制定或认可，即获得约束力和保护力；法律实效一般侧重实质有效性，即法律只有在实践中部分或全部被遵守、执行、适用，才是有实效的。(1分)第三，法律效力是证成法律存在的必要条件；法律实效是对有法律效力的法律实施以及实现状况的一个评价指标。（1分）没有法律效力的“法”就谈不到法律实效问题；但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在实践中也不一定都有实效。（2分） 二、辨析题[即判断分析题]（判断命题正误，并简要说明理由） 法律价值之间不可能存在冲突（5分） 评分标准： 错误（1分） 法律价值本身是一个体系或者系统。（1分）组成法律价值体系的各法律价值并非是平行的，而是具有一定的层次性，每一个价值都有自身相对的独特性。（2分）多种规定性不同的价值共存，在逻辑上旧有冲突的可能。（1分） 三、简答题 简述正义与法律关系的学说并说明通过法律实现正义的基本方法。（10分） 评分标准： （1）通过立法分配权利以确立正义，使正义要求规范化、明确化。（3分） （2）通过法律实施，发挥法律的特殊强制性，惩罚费正义行为，促进正义的实现。（3分） （3）通过公正地解决冲突和裁决纠纷，补偿损失以恢复正义。（4分） 四、论述题 结合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论述人类的平等诉求及其法律保护机制。（15分） 评分标准： 法律与平等的一般关系。（4分） 法律将平等权利化。（5分） 法律为平等提供统一标准。（3分） 法律保护被确认的平等。（3分） 五、案例分析题（15分） 位于重庆市主城九龙坡区繁华地带的一个危旧房改造项目工地中，二百八十户拆迁房屋已搬迁，仅剩一户未搬迁。三年多来这里孤独地耸立着一栋二层小楼，小楼周围已向下挖空数米。这座像“孤岛”一样的小楼照片在今年三月流传开来，被网友称为重庆甚至中国历史上“最牛的钉子户”。 重庆“最牛钉子户”的房主杨武、吴苹夫妇在现身两天内迅速成名。据了解，夫妇俩要求开发商在原位置给其安置一套面积相同的房子，开发商未答应，并向当地拆迁主管部门提出行政裁定。后双方协商未果，主管部门向重庆市九龙坡区法院提出司法强拆的申请，法院作出杨武夫妇限期自行搬迁的裁定。 面对裁定，房主吴苹表示，他们“要用生命捍卫自己的合法财产”；杨武则重回空置两年、已被断水断电的小楼中，挂上国旗，打上“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横幅。 某位学者断言，个人在行使物权时，必须要顾及公共利益。…这个公共利益如何界定…这需出台具体的规定来完善。…在完善之前，根据目前公众对公共利益的认识，开发商建商业用房，一般来说不属公共利益范畴，所以，若《物权法》已生效，该“钉子户”应可胜诉。 另一位学者提出，认为吴苹一家拒绝拆迁的理由不涉及公共利益的观点是不成立的。旧城改造本来就是一项涉及“公共利益”的事情，而且法院已经作出了裁定，认为拆迁是涉及公共利益的行为，如果吴苹一家自己不把房子拆掉，那么就是违法行为。这位学者支持支持强制拆迁，认为法院已经下达了裁定，就要按照(法院的裁定)执行。 两位学者的意见都是根据物权法作出来的，关于什么是“公共利益”，他们的认识并不统一。 试根据法律与利益的相关理论和人权理论，谈谈你对这个案件的中出现的“公共利益”的争论。 答题要求： 1、运用掌握的知识阐释你的观点和理由；2、说理充分，逻辑严谨，语言流畅，表达准确； 评分标准：观点突出。（4分） 论证充分。（4分） 逻辑严谨。（4分） 文字通顺。（3分） 六、材料分析题（15分） 案件发生在两千多年以后，4299年春末夏初的纽卡斯国。5月上旬，该国洞穴探险者协会的维特莫尔等五位成员进入位于石灰岩洞探险。但当他们深入洞内时发生了山崩。五位探险者发现受困后就在洞口附近等待救援。 由于洞穴地点地处偏远，山崩仍在继续，营救工作非常困难，而在营救过程中的一次山崩更是夺去了十名营救人员的生命。与此同时，洞穴内五位探险者随身所带的食物有限，洞内也没有可以维持生命的动物或植物，探险者很可能会在出口打通前饿死。 在探险者被困洞穴的第三十二天，营救终获成功。但当营救人员进入洞穴后，人们才得知，就在受困的第二十三天，维特莫尔已经被他的同伴杀掉吃了。 根据四位生还者的证词，在他们吃完随身携带的食物后，是维特莫尔首先提议吃掉一位同伴的血肉来保全其他四位，也是维特莫尔首先提议通过抓阄来决定吃掉谁，因为他身上刚好带了一副骰子。四位生还者本来不同意如此残酷的提议，但在危急的情况迫使他们接受了这一建议，最终选定了一种掷骰子的方法来决定他们的命运。掷骰子的结果把需要牺牲的对象指向维特莫尔，他于是被同伴吃掉了。 四位探险者获救后因营养失调而住院治疗。出院后，四位获救者被指控谋杀维特莫尔。初审法庭经过特别裁决确认上面所述的事实，根据纽卡斯国刑法的规定，法官判定四位被告谋杀维特莫尔的罪名成立，判处绞刑。四位被告向纽卡斯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法院意见: 纽卡斯国最高法院由五位法官组成，他们分别是特鲁派尼、福斯特、基恩、汉迪和唐丁。现在他们的判决将决定四位被告的命运。 特鲁派尼首席法官扮演了案情叙述者的角色，这让他所阐释的维持初审原判的理由非常简单。特鲁派尼认为，作为民主国家的法官，他的职责就在于根据法律条文的平常含义来做出自己的判决，而不能在立法机构所制订的法律条文加入自己的价值偏好。刑法规定：“任何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人都必须被判处死刑。”虽然同情心会促使法官体谅被告当时身处的悲惨境地，但法律条文不允许有任何例外。 第二位法官福斯特主张推翻初审法院的判决，并为此提出了两项各自独立的理由说明。首先，福斯特认为纽卡斯国的刑法并不适用于这些受困于洞穴绝境中的探险者。根据社会契约理论，自然状态下的人们正是为了在文明社会里的和平共存才成立了政治国家，这一契约也构成了国家法律的强制力基础。但在五位探险者受困于洞穴时，现实的困境决定了他们并非处于“文明社会的状态”，而是处在社会契约论所说的“自然状态”。在这种自然状态下，维特莫尔所提出并经所有人同意的生死协定就构成了他们的社会契约，也是在本案中应该适用的有效法律。 第三位法官基恩投下了维持初审法院判决的第二票。基恩法官一开始就说：“我不想讨论的问题是关于这些人所作所为的对错善恶。这同样是个无关法院职责的问题，因为法官宣誓适用的是法律，而不是个人的道德观念。” 第四位出场的汉迪法官主张撤销本案初审的有罪判决，汉迪法官就指出，如果统治者理解民众的感情和观念就会带来仁政。但如果统治者缺乏这种理解，民众感受到的只能是暴政。那么民众的常识和意志是什么？汉迪提出了主流媒体的一个民意调查，“你认为最高法院应该如何处理洞穴探险者？”大约百分之九十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宽恕被告或仅给予象征性的处罚。民众的态度显而易见。因为“法庭应该考虑民情”，被告的被控罪名不成立。 鉴于四位法官的表决形成2比2的平手，最后出场的唐丁法官的态度就决定了被告的最终命运。唐丁法官最终做出最高法院历史上没有先例的裁决：宣布退出对本案的判决。 问题：如果你是第五位法官，你将如何作出判决？ 答题要求： 1、在分析、比较、评价的基础上，提出观点并运用法理学知识； 2、观点明确，论证充分，逻辑严谨，文字通顺。 评分标准： 对材料的简要叙述。（4分） 法律与人权相关理论的阐释。（6分） 论证充分。（4分） 逻辑严谨。（4分） 文字通顺。（2分）
老大// 你不是吧这种东西你是要听真的还是假的?要听假的 我想你也没有必要这麼大费周章/那麼你就是要听真的 但是我告诉你,这种带有政治性的真话 你别想在百度发出来所以你还是补充一下你的邮箱比较好这是常识
同学你也太抠了把！！！！！！！五个悬赏分！！！自己辅助粘贴都懒得？？ ？ 简直没看懂 呵呵
司法体制改革不仅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把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赋予司法体制改革在整个政治体制改革中更加重要的地位，承载起探索依法治国条件下在法治轨道上用法治方式完善中国政治体制的使命，探索依法循序渐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1、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举措。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既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保障。只有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才能在全社会建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的法治秩序，才能切实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2、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公平正义，是司法工作的生命线，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只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才能实现长久稳定的和谐。必须加大司法体制改革力度，拓展司法体制改革深度，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让司法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3、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迫切需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司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由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和我们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社会公众对司法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要求维护社会稳定，而且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权；不仅要求实体公正，而且要求程序公正；不仅要求享有知情权、表达权，而且要求享有参与权、监督权。
从百度上输入“法学论文”一搜就可以了，选择那些资料多的写，把四篇拼成一篇就行了！论律师职业道德的非和谐因素及其对策 律师职业是近现代法治文明的产物。毋庸置疑，在现代法治社会的舞台上，值是依靠货币这还有些律师为了赚钱，不惜以身试法，利用律师的便利条件，为当事人通风报信(二)社会不良风气的作用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曾一度恶化，虽然党和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努力纠正，但并未得到根本好转，不正之风仍然在各地区各部门盛行。“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党政干部经商”“吃回扣”等不良风气相继出现。我国一些意志不坚的司法工作人员在这种不正之风的熏染之下，其心理失去平衡，产生一种从众心理，为适应社会不正之风的现状而改变了自己信念和行动，忘记了党和人民赋予了自己的神圣职责，迷失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反而认识了手中权力的力量，致使手中的权力发生了病变，成了谋取私利的手段。有些法官、检察官直接或间接的启发当事人，要想胜诉，你必须给我“意思意思”一下。因而很多律师深谙此道，在出庭前，频频和法官相约在宾馆、夜总会、酒楼、洗脚城诸如此类的地方。现在我国一些法官执法素质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国律师职业道德存在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原故。 (三) 对律师执业规范体系不完备、不健全 总体上来讲，我国对律师执业行为的规范立法，是一个循序渐近的过程。中国律师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前前后后经历了近三十年时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律师制度得以恢复。1980年8月份我国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全文4章21条，构成了我国律师制度的整体，标志着我国律师制度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分别于1981年和1986年先后发出了《关于律师参加诉讼的几项具体规定的联合通知》及《关于律师参加诉讼的几项补充规定》。为了进一步健全律师执业行为的规范体系，1996年第1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人和国律师法》，这标志着我国律师制度进入了一个更新的阶段。对律师执业行为的规范体系比过去更加健全、成熟，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纵观对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的立法，发现该规范体系存在不少的缺陷和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比如与《律师法》配套实施的《律师资格考试办法》第五条将“品行良好”作为报名条件之一，这说明国家从一开始已将考生的道德水准作为进入律师行业的门槛。但是，在该《办法》第七条关于报名应提交的证明中却没有要求考生提交品行状况证明，这使得“品行良好”的条件要求流于形式。同时在每年的律师资格考试中，关于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考试内容的分值低且形式呆板，不能使考生在考前引起足够重视，也难以对其日后的执业形成深刻影响。这说明我国对律师的道德素质，从一开始就没有从严要求，让一些品行不正的人混进律师队伍，影响律师执业的神圣性，玷污律师队伍的纯洁性另外，我国没有针对律师业务广告宣传的专门立法，这方面的规定散见于一些关于律师不正当竞争的法律和规章中。如《律师法》第24条规定:“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不得以低毁其他律师或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司法部1995年发布的《关于反对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的若千规定》第4条列举了8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中第一种是:“通过招聘启事，律师事务所简介、领导人题写名称或其他方式对律师事务所进行不符合实际的宣传”；第二种是:“在律师名片上印有律师经历、专业技术职务和其他头衔”。这两条规定均可看作是对律师广告宣传的限制。此外，作为我国律师的行业管理规章，1900 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通过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第37条第3款规定:律师不得“利用新闻媒介或其他手段炫耀自己，招揽业务，排斥同行”。稍加分析，我们就可发现上述规定存在下面几个问题:一是没有对律师业务广告宜传作出明确、肯定的规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律师业务广告宣传具有必然性，我国立法对此采取回避态度，这种做法欠妥。二是上述规定在内容上缺乏完备性。由于立法者的回避态度，使有关规定仅仅局限在对某些特定的不当广告行为的禁止上，而没有形成对一般的律师业务广告行为进行规制的完整体系。如在广告的内容方式、审批、非法广告的惩戒等方面均缺少明确、具体的规范。三是某些条文存在明显的不妥之处。比如，一切“不符合实际的宣传”都是应该禁止的不正当行为。但司法部的规定都单把“招聘启事”“简介”“领导人题写名称”列举出来，是因为这几种方式更具普遍性，还是危害更大呢?显然都不是，相比较而言，通过媒介的广告宜传更为普遍，引响也更大，但该条款对此却避而不谈等等不容赘述。还有其它一些规范存在很多漏洞，比如对律师惩罚规定过于原则、笼统、不易操作等等。 由此可见 ，对律师行为规范体系不完备，也是我国一些律师的职业道德水准下降的重要原因。 三、促进律师职业道德和谐的基本对策 (一) 完善律师职业道德规范体系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律师职业道德规范体系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完善。如果不完善的话，会大大影响我国律师执业道德素质的提高。具体说来我国律师职业道德规范和执业法律规范存在下列一些问题: 1、把为无能力交纳费用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作为律师的义务，那么律师心理不平衡，市场经济体制下，如果尽接一些法律援助案，自己的生活保障问题谁来解决?这又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法律帮助。有些律师便问:律师为无能力缴纳费用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那么国家应当为他们承担什么责任呢?所以，笔者建议，在市场体制下，应当建立法律援助基金制度，鼓励广大律师多办法律援助案。特别是对于那些在办理这类案件过程中，兢兢业业，不求回报的律师，要给予高度的表扬和适当的物质奖励，给其他律师树立榜样。促进整个律师业职业道德的进步与发展。 2、我国《律师法》和《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违反规定会见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不得向上述人员及有关工作人员请客、送礼或行贿，也不得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这条规范不完备。一是“礼”一词有点用词不妥。我国新华字典将礼解释为三种含义:①由一定的社会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形成的为大家共同遵行的仪节。②表示尊敬的态度或动作。③礼物，用来表示庆贺或敬意向法官等司法人员送礼物是礼节性的行为，表示庆贺之类，似无违法和道德原则，反而符合我国礼仪之邦的道德规则，再加上该规范当中请客送礼和行贿是不是有点重复之嫌?规范中的“不得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这一规定也有缺憾。影响执法部门和人员的不正当手段难道只有行贿一种吗?远不止，比如律师暗示当事人走后门，走关系等即是所以规范不完备，有些律师便就对自己的约束不严，开始走歪门邪道，律师职业道德水准下降。 3、在律师业务收费方面，尽管中国已有这方面规定，但缺乏职业特色，以致在实践中很难起规范作用。我国律师收费制度存在问题:一是收费标准不合理。比如统一定价收费，将不同能力和律师收费标准限制在同一水平线上，无法体现“优质优价”公平原则，影响了律师的服务质量。二是收费标准过低，西方国家律师收费比较高。所以他们在办案之时全力以赴，尽心尽力。我国收费比较低，影响了律师办案的积极性。所以应予以改律师收费制度，要尽快制定合理的收费制度，提高律师的积极性，更好的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二)改革律师管理体制，强化律师内部管理监督作用 我国对律师的管理监督模式仍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那一套。目前，虽然我国建立了律师协会，确立了律师协会对律师进行管理的制度，但从各地的做法看，律师协会大多设在司法行政部门之下，直接隶属司法行政部门，其领导主要由司法行政机关的领导兼任，律师的行政管理和业务管理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班人马”。这种管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 作为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在当时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但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巨大发展，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这种对律师的管理体制不再适应现时的要求。因而必须建立适应形势需要的律师管理体制，要冲破政府直接控制律师工作的传统管理模式，切实发挥律师协会的管理、监督作用。然而律师协会要真正能履行这一职责，必须赋予律师协会一定的权限。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我国的法律并未赋予律师协会在律师管理方面实质性权力。按照《律师法》第4条的规定，司法行政部门对律师工作的管理体现在“监督”和“指导”这两个方面，这与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提出的“宏观管理”是吻合的。“监督”“指加强制度建设，全国的地方律师协会，要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让协会会员自觉的遵照执行。对于遵守比较好的律师，大家都赞扬他，通过道德评价这个杠杆转化成为律师的内心品质，逐渐提高律师业道德素质的整体水平。 (三) 建立完备的外部监督体系 对律师执业行为要进行强有力的外部监督给律师以外在的力量，让律师在执业中更好的约束自己。所谓外部监督体系指的是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依法对律师的各种执业活动进行监督所构成的多层次的系统或网络。目前，我国对律师执业行为的监督体系还没有形成。笔者认为，在市场体制的新形势下，应当尽快建立起对律师执业行为的外部监督体系，该体系所包括如下四大系统:国家监督、社会舆论监督、人民群众监督、当事人监督。 1、国家机关应当对律师执业行为监督。国家机关监督，具体又分权力机关监督、行政机关监督和司法机关的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监督的主要内容是对法的实施活动的监督，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对实施《律师法》等规范律师行为的法律制度的活动监督，司法行政机关执行《律师法》活动监督，并监督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律师遵守《宪法》《律师法》的情况。权力机关对《律师法》的实施活动的监督，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现行的律师制度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从而推动我国法制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的历程。一旦发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有违法行为，要及时的处理。而且要采取相应措施，防患于未然。时常应组织各种形式的活动，对律师进行道德规范教育，更好的督促律师自觉遵守律业的道德规范三是司法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如果发现律师在执业中有严重违法行为，触犯国家刑律，应当及时立案、审判，绝不手软，以树立社会正气。 2、社会舆论监督、人民群众监督。社会舆论监督，主要是指通过报刊、杂志、广播、电话等新闻媒介，将律师在执业过程不遵守职业道德规范的行为和违法现象公之于众。这种监督具有反映快、影响广、震动大的特点。这种监督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对促进律师遵守道德规范却起着有力的作用。这种监督体系的存在，让律师就有了更强的约束力。如果在执业中职业道德差或有违法行为，报纸、电台一曝光，那么律师形象无疑会大打折扣，这就损害了自己在律师路上的发展前景。一个品德好的律师，一个极有“口碑”的律师，才能赢得社会各界的尊重，其业务的发展才会拥有广大的空间。要想使律师在执业中遵守道德规范，还需要人民群众的监督。人民群众有对律师活动进行监督的权利。人民群众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对律师执业行为进行监督。当某律师有向司法人员或行政领导行贿行为时，可向国家机关的信访机关写信或面谈;也可以向有关国家机关设立的举报中心举报；或者直接向司法机关和有关机关控告等。人民群众的监督是有力的，这样就督促律师在执业活动中自觉遵守律师业的道德规范。 3、当事人的监督。笔者认为应建立当事人监督体系。当事人对律师的执业活动最为了解。如果律师在执业中有向司法人员行贿之行为，当事人可以举报；如果律师乱收费用，当事人可以投诉；如律师在案件的代理过程中有伪造证据行为，当事人可以向司法机关控告。但当事人是否愿意承担监督的责任，是我国有关部门应予以考虑的。笔者建议，国家设立一项奖励基金制度。当事人对律师的违法犯罪行为，如果加以检举、揭发，可以给予奖励；或者国家免除应承担的有关诉讼费用，甚至可以代为交付聘请律师所需费用。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当事人监督的积极性，这就更好的规范律师的执业行为。 总之 ，只有对律师建立比较完备的外部监督体系，才能更好的约束律师执业行为，促进律师业道德水平的整体提高。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4页。 [③]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仅供参考，请自借鉴 希望对您有帮助 补充： 您说的脚注是结尾注释的一种，而脚注为每页的结尾注释，你可以把每页的脚注统计到文章结尾处，则为注释即可。 如需其他范文，请直接联系百度HI。 回答者： 冰凌妮妮 - 试用期 一级 3-26 13:07回答： 论律师职业道德的非和谐因素及其对策 摘 要：律师作为一个行业，其职业道德是指从事律师职业的人所应信奉的道德，以及在执行职务、履行职责时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但当前我国律师的职业道德存在很多非和谐因素。欲促进律师职业道德的和谐，我国必须完善律师职业道德规范体系、强化律师内部管理监督作用以及建立完备的外部监督体系。 关键词：职业道德 律师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弱化 律师职业是近现代法治文明的产物。毋庸置疑，在现代法治社会的舞台上，律师必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在构建我国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人们将更加关注律师，因为这一职业角色的兴衰和荣辱将直接关系到公民的权利和国家的法治，关系到广大公民正当的权利诉求能否得以实现，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基于此，强调律师的职业道德就尤为显得重要了。 一、律师职业道德的界定 （一）律师职业道德的涵义 在探讨律师职业道德涵义之前，有必要研究一下职业道德的涵义。所谓职业道德是指各行各业在自己的业务活动中形成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的总和。不同职业有各自不同的职业道德，正如恩格斯所说:“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①]职业道德是社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道德在社会职业中的特殊体现。职业道德与一般的社会道德相比，有明显的职业规范性。这些职业规范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并不断的纳新除旧，形成若干条“戒律”，成为从事这一职业的人们从事有关业务活动所遵循的规则或纪律。职业道德的另一特征，是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与本职业的本质属性有密切联系，体现了从事职业所必须遵循的一些规律。律师作为一个行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本行业的职业道德(有的国家将律师职业道德又称为律师执业行为操守)，称之为律师职业道德。具体的讲，它是指从事律师职业的人所应信奉的道德，以及在执行职务、履行职责时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它是律师政治素质、理想信念、思想品质、纪律作风、情操气质和风度的综合反映。 （二）律师职业道德的特征 1、律师职业道德具有阶级性。在有阶级的社会里，道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②]道德是建立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使人们生活在正常、健全的社会环境中最必须、最有效的手段统治阶级要维护自己的统治秩序，除了靠法律调节以外，还有不可缺少的手段——道德调节，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使一个国家的秩序得以良性运行。在一个国家里，有统治阶级的道德，也有被统治阶级道德，但占主导地位的是统治阶级道德，统治阶级按照他们的意志来要求被统治阶级，来保证本阶级的利益的实现。就律师职业道德来讲，其阶级性更为明显。步入21世纪的中国，将迎来法治时代的春天，而律师则是法治的使者，是法制的守护者。维护法律的正义与尊严，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是律师的神圣职责作为一名律师必须竭尽忠诚的对国家负责、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作为一名律师应当敢于爱恨情仇，敢于同贪官污吏作斗争，敢于同人民的敌人作斗争。《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中，明确了制定目的是“……保障律师切实履行对国家法制建设，对社会和公众所承担的责任和使命……”从以上看出，律师职业道德的阶级性，是非常明显的。 2、律师职业道德具有职业性。律师职业道德有明显的职业属性，它只为律师这个职业群体所遵守，并且只有律师把它作为自己的一种本行业的公德加以遵守。律师职业道德的制定或形成是以社会公德为基础，以律师的职业性质和职务活动的特点为根据，以律师的职业行为为调整对象。律师职业道德的适用范围是特定的，只对从事律师职业的人产生约束力。 3、律师职业道德具有继承性。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不同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之间不是截然分开的，与之相适应具有相对稳定性质的道德意识也就会具有一定的连续继承性律师职业道德作为一种社会道德意识，继承性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律师职业道德内容之一“忠于法律和事实”，在我国古代就有之。不过，在我国清朝之前，没有律师的称呼，那时叫“讼师”。作为“讼师”如不忠于法律和事实，将会受到严惩。如《唐律疏议·斗颂》规定，“诸如人作词赚，加增其状(将罪情夸大)，不如所告者(与事实不符)答十五，若加增罪重，减诬告一等(按诬告罪减一等)。”[③]唐、宋、明、清都有类似规定。到现在，我国律师职业道德更加强调这一点。如《律师法》第3条规定:“律师执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如果律师歪曲事实，为当事人伪造证据，将负刑事责任。从以上可以看出，律师职业道德，是对以往历史上遗留下的道德思想资料进行批判的吸收，把其中尚有生命力的道德观念范畴等用来不断地丰富自己职业道德内容的。 二、律师职业道德的非和谐因素 (一)“拜金主义”思潮的影响 拜金主义是商品拜物教的变种。在发展市场化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价值是依靠货币这一特殊商品作纽带，通过市场而实现的。货币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的提高，必然会引起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崇拜金钱，向往金钱，“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思想。当前为数不少的律师“唯钱是图”，甚至还有些律师为了赚钱，不惜以身试法，利用律师的便利条件，为当事人通风报信，向法庭提供虚假的证据，引诱当事人规避法律。因而，我国的一些律师职业道德低下，拜金主义思潮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社会不良风气的作用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曾一度恶化，虽然党和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努力纠正，但并未得到根本好转，不正之风仍然在各地区各部门盛行。“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党政干部经商”“吃回扣”等不良风气相继出现。我国一些意志不坚的司法工作人员在这种不正之风的熏染之下，其心理失去平衡，产生一种从众心理，为适应社会不正之风的现状而改变了自己信念和行动，忘记了党和人民赋予了自己的神圣职责，迷失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反而认识了手中权力的力量，致使手中的权力发生了病变，成了谋取私利的手段。有些法官、检察官直接或间接的启发当事人，要想胜诉，你必须给我“意思意思”一下。因而很多律师深谙此道，在出庭前，频频和法官相约在宾馆、夜总会、酒楼、洗脚城诸如此类的地方。现在我国一些法官执法素质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国律师职业道德存在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原故。 (三) 对律师执业规范体系不完备、不健全 总体上来讲，我国对律师执业行为的规范立法，是一个循序渐近的过程。中国律师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前前后后经历了近三十年时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律师制度得以恢复。1980年8月份我国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全文4章21条，构成了我国律师制度的整体，标志着我国律师制度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分别于1981年和1986年先后发出了《关于律师参加诉讼的几项具体规定的联合通知》及《关于律师参加诉讼的几项补充规定》。为了进一步健全律师执业行为的规范体系，1996年第1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人和国律师法》，这标志着我国律师制度进入了一个更新的阶段。对律师执业行为的规范体系比过去更加健全、成熟，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纵观对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的立法，发现该规范体系存在不少的缺陷和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比如与《律师法》配套实施的《律师资格考试办法》第五条将“品行良好”作为报名条件之一，这说明国家从一开始已将考生的道德水准作为进入律师行业的门槛。但是，在该《办法》第七条关于报名应提交的证明中却没有要求考生提交品行状况证明，这使得“品行良好”的条件要求流于形式。同时在每年的律师资格考试中，关于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考试内容的分值低且形式呆板，不能使考生在考前引起足够重视，也难以对其日后的执业形成深刻影响。这说明我国对律师的道德素质，从一开始就没有从严要求，让一些品行不正的人混进律师队伍，影响律师执业的神圣性，玷污律师队伍的纯洁性另外，我国没有针对律师业务广告宣传的专门立法，这方面的规定散见于一些关于律师不正当竞争的法律和规章中。如《律师法》第24条规定:“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不得以低毁其他律师或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司法部1995年发布的《关于反对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的若千规定》第4条列举了8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中第一种是:“通过招聘启事，律师事务所简介、领导人题写名称或其他方式对律师事务所进行不符合实际的宣传”；第二种是:“在律师名片上印有律师经历、专业技术职务和其他
摘要: 本文在习惯这一词语的基础上,仔细阅读了英、德、日、传统中国法制度建设的相关内容,分析习惯在对各国法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试提出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启示习惯对于中国法制建设是良好的,有传统基础的;习惯汇编是实现习惯对中国法制建设影响的重要条件之一 关键词习惯法制建设影响启示 造成一国之拙本,形成一国之国风,即习惯也故此如有无视该民族之习惯,而规定各种法令,则不能期待于行政之完全者明矣习惯是无论何种法律文化背景下都存在的一种法的渊源,法律中有不少规则就直接来自于习惯 一、习惯对英国法制建设的影响 (一)习惯对属人主义产生影响的背景 属人主义指的是法律适用于一个族群,民族,而这个民族中的每一个人也都拥有了该法律,无论身处何处,均适用这法律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中》分析了日耳曼法属人主义产生的原因,他认为环境的因素影响日耳曼人的居住方式,他们喜欢分开居住,分开居住造成了各个群体产生各自的生活习惯和各自处理问题的方法,当日耳曼的各个群体相聚一起时,他们自然的按照各自已有的习惯去处理问题,这就是孟德斯鸠所理解的属人主义的由来 (二)属人主义对英格兰及其殖民地的影响 日耳曼人的这种属人主义思想深刻影响着世界法学的发展方向,英格兰王国威廉一世原来是法国诺曼底公爵,他在征服英格兰后,并没有把自己领地原有的一套法律体系灌输于英格兰,而是在尊重当地英格兰民众原有的习惯习俗来进行断案,这样有效地缓和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矛盾,巩固他在英格兰的统治后来的亨利二世继续在英格兰的实施属人主义,进行了一系列司法改革,他定期派巡回审判的专员到各地,这些专员在办案时,除依据国王诏书敕令外,主要是依据日耳曼人的习惯法和地方习惯凡是他们认为正确、合理,并与国王的立法不相抵触的习惯和惯例,便被确认为判决的依据他们经常聚集在中央所在地威斯敏斯特交换意见,彼此认可各自的判决这样,一些被引为依据的习惯便成了以判例法形式出现的普通法总之,英国的"普通法大部分是以接受和一般化全国的或广泛流行的习惯为基础的;英国的普通的,一般的习惯变成了普通法"通过该措施,中央的司法权力得到统一,地方领主的司法权力得到削弱 这一习惯很好的贯彻到后来英国的殖民地统治当中,当时英国人统治香港时,也并没有将英国的法律直接适用于华人群体中去,只是当双方或者单方是英国人是才适用英国法,由此得出英国人在殖民地中的统治实施属人主义当地的华人群体援用的仍然是大清律例,只有当他们的法律严重违反人权价值时,港英立法机关才会干预这样就出现这这么一种现象,一个政府,两个司法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华人接受和认同了英国法的价值时,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主动放弃大清律例作为法律适用的依据,由原来的属人主义最终演变为属地主义大清律例已经不再适用,但里面的一些规定,以习惯的方式存在于华人群体中去詹宁斯指出,统治乃是一种合作的功能,而法律规则不能单独地促成合作的行动惯例有助于民主制度的运转,能促使国家机构更加协调,否则,就会产生摩擦这就是属人主义所带来的优点,它是一种缓和方式促进司法统一,它有利于维护统治者的统治,促进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属人主义就像用文火熬成的汤,汤的营养价值得到很好的保存英格兰和香港都一样,当地民众的优秀习惯得到了很好的保留这些都是有利于本土法学文化的继续传承 二、习惯对德国法制建设的影响 (一)萨维尼思想对德国成文立法的影响 萨维尼在其《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使命》中阐述了他反对在全德立即制定包括民法典、刑法典、诉讼法在内的成文法典,他的主要观点为:"法律首先产生于习俗和人民的信仰,其次是假手于法学--职是之故,法律完全是由沉潜于内,默默无言而孜孜~~的伟力,而非法律制定者的专断意志所孕就的"进而可以得出这样结论:本国的法律应该随着时间自然形成,立法机关的制定过于急进地制定法律必然使得法理的讨论不甚充分,从而使得有法律则无实施民众不能充分理解其法理,则其实施的效果不大因此,萨维尼非常重视习惯的作用,在笔者看来这个习惯不止是日耳曼习惯,也包括罗马法习惯 (二)萨维尼的研究方法中止所产生的影响 1896年德意志帝国制定了民法典,并规定1900年1月1日施行,当今的联邦德国还是在适用该民法典民法典的制定客观上确实促进了国家的政治统一,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民法典的颁布,确实将罗马法以及日耳曼法送进了历史里面去了,人们的研究再也不是民族传统习惯,而是专注于法典理论的研究,怎么样使得法典的逻辑结构能够更加完善,这样做确实能使得法典体系更加的完备此时的我,不禁想起这么一个问题,萨维尼的研究方法,为什么德国成文法的出现就会嘎然终止呢?我想,应该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德国人出现了像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这样的大家,他们最为有名的是哲学理论,哲学使得人们变得有思辨,变得严密,变得具有逻辑性,他们觉得逻辑性的东西能够自我完善,因此制定一部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民法典是德国人的首要选择;第二,当时政治、经济的需要德国的统一,经历血与火的考验德国人的统一,由于教会的力量阻拦,再加上,英法等国不希望欧洲中部出现一个强大的国家来破坏其原有的政治、经济秩序因此,德国人民希望尽快制定成文法典来维护这来之不易的统一,增强国家统一意识,实现民族复兴第三,法国大革命不止冲垮了欧洲大陆的封建势力,不止为欧洲其他国家带来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而且也为其他国家带来了法典化的思想因此,德国人自然受到法国法典化的思潮但是过于注重法典本身难以有效解决实际问题,法典是具有滞后性的,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法典是不可能完全解决,因此,传统民族所遗留下来的习惯和民族精神此时将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三、习惯对日本法制建设的影响 (一)从日本文化中的启发 有一位学者说日本的文化是一种"洋葱"文化,把他一片一片地洋葱拨开之后,我们发现其是没有核心日本文化的包容性实在领人值得深思当深入了解日本,你会发现相扑运动,人们还是十分的喜爱,你会发现日本人民喜爱橄榄球你会发现日本的时装还是让人着迷,你会发现和服是那样的端庄所有这一切,引起我们对日本的法制现代化产生更加深入的思考 (二)习惯在日本法制近代化中的体现 日本的法制现代化自倒幕运动开始,倒幕运动的成功,使得天皇的统治的模式得以重新确立为下一步中央集权奠定十分深刻的基础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内阁实行一系列集权政策:(1)废藩置县,版籍奉还;(2)废除士、农、工、商身份,实行新的身份,建立崭新的户籍制度;(3)文化教育上,实行全面的义务的国民教育(4)实行殖产兴业政策,集中以国家的力量进行经济建设(5)法制建设上,翻译照搬法国的法典通过一系列这些政策,日本的近代化速度加快,大久保等人想进一步地脱亚入欧,对日本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结果是因改革过于激烈,改革过于去习惯化,大久保被暗杀新上任的伊藤博文对此进一步的思考,改革的力度不仅要强,而且改革应该要更加注重习惯为此,伊藤博文为此到了与日本国情更加相似的德国进行考察,以德国《普鲁士普通法》为蓝本对日本的宪法的蓝图进行勾画,天皇就像是人的脑袋,政府就像是人的心脏,上下两院如同人的左右两臂,海陆军就像人的拳头,政府各部门、司法部门组成人的躯体,民众是人的两条腿脚基于此,伊藤博文基于日本国民所习惯的自然理念设置日本的宪政,天皇于1889年基于上述的构想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此后日本对六法在仿照德国法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制定了适合日本国情的六法体系,日本的法制近代化基本完成比如日本民法中有这么一条规定:"因特定行为选定假住址,关于其行为视为住址"假住址制,是日本结合本国习惯所采用的制度德国民法中不采用此原则,因为德国用数个住址主义,故不必有假住址 四、习惯对传统中国法建设的影响 在传统中国,基层存在着许多婚姻的缔结、解除,家庭财产继承等各种各样的民事纠纷在当时,统治者重刑轻民,民事方面的法制不发达民众在解决民事纠纷中往往是依据当地的习惯,并且在当地的社会中,这种解决方式得到大家的遵循这些习惯被当时的基层长官以及他的法律助手们所认真的关注实际上,基层的长官们并不一定要按照习惯对案件进行判决,他们可以依照当时律令等进行判决但是,这些当地习惯之所以被他们娴熟地运用,最为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判决应该要得到当地民众的接受以及使得这些判决符合礼的规定,从而起到教化的目的 上级政府在收集习惯上的不遗余力有助于规范其行政以清朝为例,地方的习惯经过按察使以及布政使的整理被编入省级资料库中,他们在法律布告中引用这些习惯用以纠正基层不良的民风民俗除此之外,各地的有代表性的惯例,经过筛选被纳入到国家正式法典当中最为有名的例子:"承继两房宗祧"的做法于1775年被编入到大清律例第78条第5条例中其中规定了:"如可继之人,亦系独子,而情属同父母亲,两相情愿者,取其阖族甘结,亦准其承继两房宗祧""承继两房宗祧"这样一个民间习惯关系到当时整个清帝国的利益,民间的继承秩序得到明确修正,有利于当时的社会稳定以及财产安全如今,"承继两房宗祧"这种制度虽然已经没有在成文法中规定,但是这样一种习惯仍然在农村社会普遍存在,正如刘作翔所说,习惯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遗存下来,成为人们的心理积淀或意识表现,在社会生活中以隐文化形态发挥功用 五、启示 通过上面的分析,笔者以为有两点启示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一是重视习惯在法制建设中的良好作用从英、德、日法制建设中可以看出尊重习惯并不是保守的表现,相反,在各国法制的改革中尊重习惯可以使得法制改革变得更加平稳对于一个成文法的国家来说,尊重习惯也是有利于克服成文法典的僵化性以及滞后性苏力指出,国内民商法极少强调尊从民商事习惯和惯例2500件法律文件中没有任何法律明确提出"依习惯",只有一件强调了依据商事习惯而另一方面,《民法通则》明确规定,"法律没有规定,应当遵守国家政策"而在同样的2500件制定法中,竟然有1015件(2412条)以不同方式提及了各种类型的"政策"政策能否解决一切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传统中国法有着深厚地尊重习惯和惯例的传统,中国的法制建设应该继承这些有益习惯,在这种基础上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新法律制度只有这样,民众对法才能比较容易接受,法律的执行效果才能更好,更充分 二是重视习惯的整理汇编或许有人认为这项工作意义不大,因为现在人口流动频繁或者习惯的适用很不方便等各种原因但笔者认为建立完整的习惯汇编应该说还是必要首先,我们要清楚中国人有"同乡"以及"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我们很容易地发现,同乡借钱的现象屡见不鲜;在外打工的人们工作多年还是会回老家定居的情况也不少建立习惯汇编有利于同籍同地的人们解决各种各样的纠纷其次,习惯汇编也是中国法文化的宝贵资产习惯的整理汇编促进法理、法史的理论发展,尤其是民商法的理论发展,进而得出这样一个观点中国民商法典的制定应该更加注重本民族的习惯最后,各省在收集习惯时,应该归纳总结一些相同的习惯和惯例以方便人们使用,进而总结各省通用习惯来充实我国的成文法典 (本回答来源于学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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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还可以，对你应该有帮助，拿走不谢。 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从百度上输入“法学论文”一搜就可以了，选择那些资料多的写，把四篇拼成一篇就行了！论律师职业道德的非和谐因素及其对策 律师职业是近现代法治文明的产物。毋庸置疑，在现代法治社会的舞台上，值是依靠货币这还有些律师为了赚钱，不惜以身试法，利用律师的便利条件，为当事人通风报信(二)社会不良风气的作用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曾一度恶化，虽然党和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努力纠正，但并未得到根本好转，不正之风仍然在各地区各部门盛行。“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党政干部经商”“吃回扣”等不良风气相继出现。我国一些意志不坚的司法工作人员在这种不正之风的熏染之下，其心理失去平衡，产生一种从众心理，为适应社会不正之风的现状而改变了自己信念和行动，忘记了党和人民赋予了自己的神圣职责，迷失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反而认识了手中权力的力量，致使手中的权力发生了病变，成了谋取私利的手段。有些法官、检察官直接或间接的启发当事人，要想胜诉，你必须给我“意思意思”一下。因而很多律师深谙此道，在出庭前，频频和法官相约在宾馆、夜总会、酒楼、洗脚城诸如此类的地方。现在我国一些法官执法素质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国律师职业道德存在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原故。 (三) 对律师执业规范体系不完备、不健全 总体上来讲，我国对律师执业行为的规范立法，是一个循序渐近的过程。中国律师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前前后后经历了近三十年时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律师制度得以恢复。1980年8月份我国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全文4章21条，构成了我国律师制度的整体，标志着我国律师制度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分别于1981年和1986年先后发出了《关于律师参加诉讼的几项具体规定的联合通知》及《关于律师参加诉讼的几项补充规定》。为了进一步健全律师执业行为的规范体系，1996年第1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人和国律师法》，这标志着我国律师制度进入了一个更新的阶段。对律师执业行为的规范体系比过去更加健全、成熟，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纵观对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的立法，发现该规范体系存在不少的缺陷和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比如与《律师法》配套实施的《律师资格考试办法》第五条将“品行良好”作为报名条件之一，这说明国家从一开始已将考生的道德水准作为进入律师行业的门槛。但是，在该《办法》第七条关于报名应提交的证明中却没有要求考生提交品行状况证明，这使得“品行良好”的条件要求流于形式。同时在每年的律师资格考试中，关于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考试内容的分值低且形式呆板，不能使考生在考前引起足够重视，也难以对其日后的执业形成深刻影响。这说明我国对律师的道德素质，从一开始就没有从严要求，让一些品行不正的人混进律师队伍，影响律师执业的神圣性，玷污律师队伍的纯洁性另外，我国没有针对律师业务广告宣传的专门立法，这方面的规定散见于一些关于律师不正当竞争的法律和规章中。如《律师法》第24条规定:“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不得以低毁其他律师或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司法部1995年发布的《关于反对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的若千规定》第4条列举了8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中第一种是:“通过招聘启事，律师事务所简介、领导人题写名称或其他方式对律师事务所进行不符合实际的宣传”；第二种是:“在律师名片上印有律师经历、专业技术职务和其他头衔”。这两条规定均可看作是对律师广告宣传的限制。此外，作为我国律师的行业管理规章，1900 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通过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第37条第3款规定:律师不得“利用新闻媒介或其他手段炫耀自己，招揽业务，排斥同行”。稍加分析，我们就可发现上述规定存在下面几个问题:一是没有对律师业务广告宜传作出明确、肯定的规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律师业务广告宣传具有必然性，我国立法对此采取回避态度，这种做法欠妥。二是上述规定在内容上缺乏完备性。由于立法者的回避态度，使有关规定仅仅局限在对某些特定的不当广告行为的禁止上，而没有形成对一般的律师业务广告行为进行规制的完整体系。如在广告的内容方式、审批、非法广告的惩戒等方面均缺少明确、具体的规范。三是某些条文存在明显的不妥之处。比如，一切“不符合实际的宣传”都是应该禁止的不正当行为。但司法部的规定都单把“招聘启事”“简介”“领导人题写名称”列举出来，是因为这几种方式更具普遍性，还是危害更大呢?显然都不是，相比较而言，通过媒介的广告宜传更为普遍，引响也更大，但该条款对此却避而不谈等等不容赘述。还有其它一些规范存在很多漏洞，比如对律师惩罚规定过于原则、笼统、不易操作等等。 由此可见 ，对律师行为规范体系不完备，也是我国一些律师的职业道德水准下降的重要原因。 三、促进律师职业道德和谐的基本对策 (一) 完善律师职业道德规范体系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律师职业道德规范体系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完善。如果不完善的话，会大大影响我国律师执业道德素质的提高。具体说来我国律师职业道德规范和执业法律规范存在下列一些问题: 1、把为无能力交纳费用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作为律师的义务，那么律师心理不平衡，市场经济体制下，如果尽接一些法律援助案，自己的生活保障问题谁来解决?这又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法律帮助。有些律师便问:律师为无能力缴纳费用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那么国家应当为他们承担什么责任呢?所以，笔者建议，在市场体制下，应当建立法律援助基金制度，鼓励广大律师多办法律援助案。特别是对于那些在办理这类案件过程中，兢兢业业，不求回报的律师，要给予高度的表扬和适当的物质奖励，给其他律师树立榜样。促进整个律师业职业道德的进步与发展。 2、我国《律师法》和《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违反规定会见法官、检察官、仲裁员，不得向上述人员及有关工作人员请客、送礼或行贿，也不得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这条规范不完备。一是“礼”一词有点用词不妥。我国新华字典将礼解释为三种含义:①由一定的社会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形成的为大家共同遵行的仪节。②表示尊敬的态度或动作。③礼物，用来表示庆贺或敬意向法官等司法人员送礼物是礼节性的行为，表示庆贺之类，似无违法和道德原则，反而符合我国礼仪之邦的道德规则，再加上该规范当中请客送礼和行贿是不是有点重复之嫌?规范中的“不得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这一规定也有缺憾。影响执法部门和人员的不正当手段难道只有行贿一种吗?远不止，比如律师暗示当事人走后门，走关系等即是所以规范不完备，有些律师便就对自己的约束不严，开始走歪门邪道，律师职业道德水准下降。 3、在律师业务收费方面，尽管中国已有这方面规定，但缺乏职业特色，以致在实践中很难起规范作用。我国律师收费制度存在问题:一是收费标准不合理。比如统一定价收费，将不同能力和律师收费标准限制在同一水平线上，无法体现“优质优价”公平原则，影响了律师的服务质量。二是收费标准过低，西方国家律师收费比较高。所以他们在办案之时全力以赴，尽心尽力。我国收费比较低，影响了律师办案的积极性。所以应予以改律师收费制度，要尽快制定合理的收费制度，提高律师的积极性，更好的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二)改革律师管理体制，强化律师内部管理监督作用 我国对律师的管理监督模式仍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那一套。目前，虽然我国建立了律师协会，确立了律师协会对律师进行管理的制度，但从各地的做法看，律师协会大多设在司法行政部门之下，直接隶属司法行政部门，其领导主要由司法行政机关的领导兼任，律师的行政管理和业务管理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班人马”。这种管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 作为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在当时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但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巨大发展，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这种对律师的管理体制不再适应现时的要求。因而必须建立适应形势需要的律师管理体制，要冲破政府直接控制律师工作的传统管理模式，切实发挥律师协会的管理、监督作用。然而律师协会要真正能履行这一职责，必须赋予律师协会一定的权限。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我国的法律并未赋予律师协会在律师管理方面实质性权力。按照《律师法》第4条的规定，司法行政部门对律师工作的管理体现在“监督”和“指导”这两个方面，这与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提出的“宏观管理”是吻合的。“监督”“指加强制度建设，全国的地方律师协会，要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让协会会员自觉的遵照执行。对于遵守比较好的律师，大家都赞扬他，通过道德评价这个杠杆转化成为律师的内心品质，逐渐提高律师业道德素质的整体水平。 (三) 建立完备的外部监督体系 对律师执业行为要进行强有力的外部监督给律师以外在的力量，让律师在执业中更好的约束自己。所谓外部监督体系指的是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依法对律师的各种执业活动进行监督所构成的多层次的系统或网络。目前，我国对律师执业行为的监督体系还没有形成。笔者认为，在市场体制的新形势下，应当尽快建立起对律师执业行为的外部监督体系，该体系所包括如下四大系统:国家监督、社会舆论监督、人民群众监督、当事人监督。 1、国家机关应当对律师执业行为监督。国家机关监督，具体又分权力机关监督、行政机关监督和司法机关的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监督的主要内容是对法的实施活动的监督，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对实施《律师法》等规范律师行为的法律制度的活动监督，司法行政机关执行《律师法》活动监督，并监督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律师遵守《宪法》《律师法》的情况。权力机关对《律师法》的实施活动的监督，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现行的律师制度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从而推动我国法制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的历程。一旦发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有违法行为，要及时的处理。而且要采取相应措施，防患于未然。时常应组织各种形式的活动，对律师进行道德规范教育，更好的督促律师自觉遵守律业的道德规范三是司法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如果发现律师在执业中有严重违法行为，触犯国家刑律，应当及时立案、审判，绝不手软，以树立社会正气。 2、社会舆论监督、人民群众监督。社会舆论监督，主要是指通过报刊、杂志、广播、电话等新闻媒介，将律师在执业过程不遵守职业道德规范的行为和违法现象公之于众。这种监督具有反映快、影响广、震动大的特点。这种监督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对促进律师遵守道德规范却起着有力的作用。这种监督体系的存在，让律师就有了更强的约束力。如果在执业中职业道德差或有违法行为，报纸、电台一曝光，那么律师形象无疑会大打折扣，这就损害了自己在律师路上的发展前景。一个品德好的律师，一个极有“口碑”的律师，才能赢得社会各界的尊重，其业务的发展才会拥有广大的空间。要想使律师在执业中遵守道德规范，还需要人民群众的监督。人民群众有对律师活动进行监督的权利。人民群众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对律师执业行为进行监督。当某律师有向司法人员或行政领导行贿行为时，可向国家机关的信访机关写信或面谈;也可以向有关国家机关设立的举报中心举报；或者直接向司法机关和有关机关控告等。人民群众的监督是有力的，这样就督促律师在执业活动中自觉遵守律师业的道德规范。 3、当事人的监督。笔者认为应建立当事人监督体系。当事人对律师的执业活动最为了解。如果律师在执业中有向司法人员行贿之行为，当事人可以举报；如果律师乱收费用，当事人可以投诉；如律师在案件的代理过程中有伪造证据行为，当事人可以向司法机关控告。但当事人是否愿意承担监督的责任，是我国有关部门应予以考虑的。笔者建议，国家设立一项奖励基金制度。当事人对律师的违法犯罪行为，如果加以检举、揭发，可以给予奖励；或者国家免除应承担的有关诉讼费用，甚至可以代为交付聘请律师所需费用。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当事人监督的积极性，这就更好的规范律师的执业行为。 总之 ，只有对律师建立比较完备的外部监督体系，才能更好的约束律师执业行为，促进律师业道德水平的整体提高。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4页。 [③]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仅供参考，请自借鉴 希望对您有帮助 补充： 您说的脚注是结尾注释的一种，而脚注为每页的结尾注释，你可以把每页的脚注统计到文章结尾处，则为注释即可。 如需其他范文，请直接联系百度HI。 回答者： 冰凌妮妮 - 试用期 一级 3-26 13:07回答： 论律师职业道德的非和谐因素及其对策 摘 要：律师作为一个行业，其职业道德是指从事律师职业的人所应信奉的道德，以及在执行职务、履行职责时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但当前我国律师的职业道德存在很多非和谐因素。欲促进律师职业道德的和谐，我国必须完善律师职业道德规范体系、强化律师内部管理监督作用以及建立完备的外部监督体系。 关键词：职业道德 律师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弱化 律师职业是近现代法治文明的产物。毋庸置疑，在现代法治社会的舞台上，律师必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在构建我国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人们将更加关注律师，因为这一职业角色的兴衰和荣辱将直接关系到公民的权利和国家的法治，关系到广大公民正当的权利诉求能否得以实现，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基于此，强调律师的职业道德就尤为显得重要了。 一、律师职业道德的界定 （一）律师职业道德的涵义 在探讨律师职业道德涵义之前，有必要研究一下职业道德的涵义。所谓职业道德是指各行各业在自己的业务活动中形成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的总和。不同职业有各自不同的职业道德，正如恩格斯所说:“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①]职业道德是社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道德在社会职业中的特殊体现。职业道德与一般的社会道德相比，有明显的职业规范性。这些职业规范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并不断的纳新除旧，形成若干条“戒律”，成为从事这一职业的人们从事有关业务活动所遵循的规则或纪律。职业道德的另一特征，是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与本职业的本质属性有密切联系，体现了从事职业所必须遵循的一些规律。律师作为一个行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本行业的职业道德(有的国家将律师职业道德又称为律师执业行为操守)，称之为律师职业道德。具体的讲，它是指从事律师职业的人所应信奉的道德，以及在执行职务、履行职责时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它是律师政治素质、理想信念、思想品质、纪律作风、情操气质和风度的综合反映。 （二）律师职业道德的特征 1、律师职业道德具有阶级性。在有阶级的社会里，道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②]道德是建立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使人们生活在正常、健全的社会环境中最必须、最有效的手段统治阶级要维护自己的统治秩序，除了靠法律调节以外，还有不可缺少的手段——道德调节，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使一个国家的秩序得以良性运行。在一个国家里，有统治阶级的道德，也有被统治阶级道德，但占主导地位的是统治阶级道德，统治阶级按照他们的意志来要求被统治阶级，来保证本阶级的利益的实现。就律师职业道德来讲，其阶级性更为明显。步入21世纪的中国，将迎来法治时代的春天，而律师则是法治的使者，是法制的守护者。维护法律的正义与尊严，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是律师的神圣职责作为一名律师必须竭尽忠诚的对国家负责、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作为一名律师应当敢于爱恨情仇，敢于同贪官污吏作斗争，敢于同人民的敌人作斗争。《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中，明确了制定目的是“……保障律师切实履行对国家法制建设，对社会和公众所承担的责任和使命……”从以上看出，律师职业道德的阶级性，是非常明显的。 2、律师职业道德具有职业性。律师职业道德有明显的职业属性，它只为律师这个职业群体所遵守，并且只有律师把它作为自己的一种本行业的公德加以遵守。律师职业道德的制定或形成是以社会公德为基础，以律师的职业性质和职务活动的特点为根据，以律师的职业行为为调整对象。律师职业道德的适用范围是特定的，只对从事律师职业的人产生约束力。 3、律师职业道德具有继承性。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不同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之间不是截然分开的，与之相适应具有相对稳定性质的道德意识也就会具有一定的连续继承性律师职业道德作为一种社会道德意识，继承性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律师职业道德内容之一“忠于法律和事实”，在我国古代就有之。不过，在我国清朝之前，没有律师的称呼，那时叫“讼师”。作为“讼师”如不忠于法律和事实，将会受到严惩。如《唐律疏议·斗颂》规定，“诸如人作词赚，加增其状(将罪情夸大)，不如所告者(与事实不符)答十五，若加增罪重，减诬告一等(按诬告罪减一等)。”[③]唐、宋、明、清都有类似规定。到现在，我国律师职业道德更加强调这一点。如《律师法》第3条规定:“律师执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如果律师歪曲事实，为当事人伪造证据，将负刑事责任。从以上可以看出，律师职业道德，是对以往历史上遗留下的道德思想资料进行批判的吸收，把其中尚有生命力的道德观念范畴等用来不断地丰富自己职业道德内容的。 二、律师职业道德的非和谐因素 (一)“拜金主义”思潮的影响 拜金主义是商品拜物教的变种。在发展市场化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价值是依靠货币这一特殊商品作纽带，通过市场而实现的。货币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的提高，必然会引起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崇拜金钱，向往金钱，“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思想。当前为数不少的律师“唯钱是图”，甚至还有些律师为了赚钱，不惜以身试法，利用律师的便利条件，为当事人通风报信，向法庭提供虚假的证据，引诱当事人规避法律。因而，我国的一些律师职业道德低下，拜金主义思潮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社会不良风气的作用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曾一度恶化，虽然党和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努力纠正，但并未得到根本好转，不正之风仍然在各地区各部门盛行。“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党政干部经商”“吃回扣”等不良风气相继出现。我国一些意志不坚的司法工作人员在这种不正之风的熏染之下，其心理失去平衡，产生一种从众心理，为适应社会不正之风的现状而改变了自己信念和行动，忘记了党和人民赋予了自己的神圣职责，迷失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反而认识了手中权力的力量，致使手中的权力发生了病变，成了谋取私利的手段。有些法官、检察官直接或间接的启发当事人，要想胜诉，你必须给我“意思意思”一下。因而很多律师深谙此道，在出庭前，频频和法官相约在宾馆、夜总会、酒楼、洗脚城诸如此类的地方。现在我国一些法官执法素质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国律师职业道德存在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原故。 (三) 对律师执业规范体系不完备、不健全 总体上来讲，我国对律师执业行为的规范立法，是一个循序渐近的过程。中国律师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前前后后经历了近三十年时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律师制度得以恢复。1980年8月份我国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全文4章21条，构成了我国律师制度的整体，标志着我国律师制度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分别于1981年和1986年先后发出了《关于律师参加诉讼的几项具体规定的联合通知》及《关于律师参加诉讼的几项补充规定》。为了进一步健全律师执业行为的规范体系，1996年第1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人和国律师法》，这标志着我国律师制度进入了一个更新的阶段。对律师执业行为的规范体系比过去更加健全、成熟，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纵观对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的立法，发现该规范体系存在不少的缺陷和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比如与《律师法》配套实施的《律师资格考试办法》第五条将“品行良好”作为报名条件之一，这说明国家从一开始已将考生的道德水准作为进入律师行业的门槛。但是，在该《办法》第七条关于报名应提交的证明中却没有要求考生提交品行状况证明，这使得“品行良好”的条件要求流于形式。同时在每年的律师资格考试中，关于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考试内容的分值低且形式呆板，不能使考生在考前引起足够重视，也难以对其日后的执业形成深刻影响。这说明我国对律师的道德素质，从一开始就没有从严要求，让一些品行不正的人混进律师队伍，影响律师执业的神圣性，玷污律师队伍的纯洁性另外，我国没有针对律师业务广告宣传的专门立法，这方面的规定散见于一些关于律师不正当竞争的法律和规章中。如《律师法》第24条规定:“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不得以低毁其他律师或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司法部1995年发布的《关于反对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的若千规定》第4条列举了8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中第一种是:“通过招聘启事，律师事务所简介、领导人题写名称或其他方式对律师事务所进行不符合实际的宣传”；第二种是:“在律师名片上印有律师经历、专业技术职务和其他
摘要: 本文在习惯这一词语的基础上,仔细阅读了英、德、日、传统中国法制度建设的相关内容,分析习惯在对各国法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并试提出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启示习惯对于中国法制建设是良好的,有传统基础的;习惯汇编是实现习惯对中国法制建设影响的重要条件之一 关键词习惯法制建设影响启示 造成一国之拙本,形成一国之国风,即习惯也故此如有无视该民族之习惯,而规定各种法令,则不能期待于行政之完全者明矣习惯是无论何种法律文化背景下都存在的一种法的渊源,法律中有不少规则就直接来自于习惯 一、习惯对英国法制建设的影响 (一)习惯对属人主义产生影响的背景 属人主义指的是法律适用于一个族群,民族,而这个民族中的每一个人也都拥有了该法律,无论身处何处,均适用这法律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中》分析了日耳曼法属人主义产生的原因,他认为环境的因素影响日耳曼人的居住方式,他们喜欢分开居住,分开居住造成了各个群体产生各自的生活习惯和各自处理问题的方法,当日耳曼的各个群体相聚一起时,他们自然的按照各自已有的习惯去处理问题,这就是孟德斯鸠所理解的属人主义的由来 (二)属人主义对英格兰及其殖民地的影响 日耳曼人的这种属人主义思想深刻影响着世界法学的发展方向,英格兰王国威廉一世原来是法国诺曼底公爵,他在征服英格兰后,并没有把自己领地原有的一套法律体系灌输于英格兰,而是在尊重当地英格兰民众原有的习惯习俗来进行断案,这样有效地缓和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矛盾,巩固他在英格兰的统治后来的亨利二世继续在英格兰的实施属人主义,进行了一系列司法改革,他定期派巡回审判的专员到各地,这些专员在办案时,除依据国王诏书敕令外,主要是依据日耳曼人的习惯法和地方习惯凡是他们认为正确、合理,并与国王的立法不相抵触的习惯和惯例,便被确认为判决的依据他们经常聚集在中央所在地威斯敏斯特交换意见,彼此认可各自的判决这样,一些被引为依据的习惯便成了以判例法形式出现的普通法总之,英国的"普通法大部分是以接受和一般化全国的或广泛流行的习惯为基础的;英国的普通的,一般的习惯变成了普通法"通过该措施,中央的司法权力得到统一,地方领主的司法权力得到削弱 这一习惯很好的贯彻到后来英国的殖民地统治当中,当时英国人统治香港时,也并没有将英国的法律直接适用于华人群体中去,只是当双方或者单方是英国人是才适用英国法,由此得出英国人在殖民地中的统治实施属人主义当地的华人群体援用的仍然是大清律例,只有当他们的法律严重违反人权价值时,港英立法机关才会干预这样就出现这这么一种现象,一个政府,两个司法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华人接受和认同了英国法的价值时,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主动放弃大清律例作为法律适用的依据,由原来的属人主义最终演变为属地主义大清律例已经不再适用,但里面的一些规定,以习惯的方式存在于华人群体中去詹宁斯指出,统治乃是一种合作的功能,而法律规则不能单独地促成合作的行动惯例有助于民主制度的运转,能促使国家机构更加协调,否则,就会产生摩擦这就是属人主义所带来的优点,它是一种缓和方式促进司法统一,它有利于维护统治者的统治,促进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属人主义就像用文火熬成的汤,汤的营养价值得到很好的保存英格兰和香港都一样,当地民众的优秀习惯得到了很好的保留这些都是有利于本土法学文化的继续传承 二、习惯对德国法制建设的影响 (一)萨维尼思想对德国成文立法的影响 萨维尼在其《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使命》中阐述了他反对在全德立即制定包括民法典、刑法典、诉讼法在内的成文法典,他的主要观点为:"法律首先产生于习俗和人民的信仰,其次是假手于法学--职是之故,法律完全是由沉潜于内,默默无言而孜孜~~的伟力,而非法律制定者的专断意志所孕就的"进而可以得出这样结论:本国的法律应该随着时间自然形成,立法机关的制定过于急进地制定法律必然使得法理的讨论不甚充分,从而使得有法律则无实施民众不能充分理解其法理,则其实施的效果不大因此,萨维尼非常重视习惯的作用,在笔者看来这个习惯不止是日耳曼习惯,也包括罗马法习惯 (二)萨维尼的研究方法中止所产生的影响 1896年德意志帝国制定了民法典,并规定1900年1月1日施行,当今的联邦德国还是在适用该民法典民法典的制定客观上确实促进了国家的政治统一,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民法典的颁布,确实将罗马法以及日耳曼法送进了历史里面去了,人们的研究再也不是民族传统习惯,而是专注于法典理论的研究,怎么样使得法典的逻辑结构能够更加完善,这样做确实能使得法典体系更加的完备此时的我,不禁想起这么一个问题,萨维尼的研究方法,为什么德国成文法的出现就会嘎然终止呢?我想,应该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德国人出现了像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这样的大家,他们最为有名的是哲学理论,哲学使得人们变得有思辨,变得严密,变得具有逻辑性,他们觉得逻辑性的东西能够自我完善,因此制定一部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民法典是德国人的首要选择;第二,当时政治、经济的需要德国的统一,经历血与火的考验德国人的统一,由于教会的力量阻拦,再加上,英法等国不希望欧洲中部出现一个强大的国家来破坏其原有的政治、经济秩序因此,德国人民希望尽快制定成文法典来维护这来之不易的统一,增强国家统一意识,实现民族复兴第三,法国大革命不止冲垮了欧洲大陆的封建势力,不止为欧洲其他国家带来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而且也为其他国家带来了法典化的思想因此,德国人自然受到法国法典化的思潮但是过于注重法典本身难以有效解决实际问题,法典是具有滞后性的,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法典是不可能完全解决,因此,传统民族所遗留下来的习惯和民族精神此时将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三、习惯对日本法制建设的影响 (一)从日本文化中的启发 有一位学者说日本的文化是一种"洋葱"文化,把他一片一片地洋葱拨开之后,我们发现其是没有核心日本文化的包容性实在领人值得深思当深入了解日本,你会发现相扑运动,人们还是十分的喜爱,你会发现日本人民喜爱橄榄球你会发现日本的时装还是让人着迷,你会发现和服是那样的端庄所有这一切,引起我们对日本的法制现代化产生更加深入的思考 (二)习惯在日本法制近代化中的体现 日本的法制现代化自倒幕运动开始,倒幕运动的成功,使得天皇的统治的模式得以重新确立为下一步中央集权奠定十分深刻的基础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内阁实行一系列集权政策:(1)废藩置县,版籍奉还;(2)废除士、农、工、商身份,实行新的身份,建立崭新的户籍制度;(3)文化教育上,实行全面的义务的国民教育(4)实行殖产兴业政策,集中以国家的力量进行经济建设(5)法制建设上,翻译照搬法国的法典通过一系列这些政策,日本的近代化速度加快,大久保等人想进一步地脱亚入欧,对日本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结果是因改革过于激烈,改革过于去习惯化,大久保被暗杀新上任的伊藤博文对此进一步的思考,改革的力度不仅要强,而且改革应该要更加注重习惯为此,伊藤博文为此到了与日本国情更加相似的德国进行考察,以德国《普鲁士普通法》为蓝本对日本的宪法的蓝图进行勾画,天皇就像是人的脑袋,政府就像是人的心脏,上下两院如同人的左右两臂,海陆军就像人的拳头,政府各部门、司法部门组成人的躯体,民众是人的两条腿脚基于此,伊藤博文基于日本国民所习惯的自然理念设置日本的宪政,天皇于1889年基于上述的构想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此后日本对六法在仿照德国法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制定了适合日本国情的六法体系,日本的法制近代化基本完成比如日本民法中有这么一条规定:"因特定行为选定假住址,关于其行为视为住址"假住址制,是日本结合本国习惯所采用的制度德国民法中不采用此原则,因为德国用数个住址主义,故不必有假住址 四、习惯对传统中国法建设的影响 在传统中国,基层存在着许多婚姻的缔结、解除,家庭财产继承等各种各样的民事纠纷在当时,统治者重刑轻民,民事方面的法制不发达民众在解决民事纠纷中往往是依据当地的习惯,并且在当地的社会中,这种解决方式得到大家的遵循这些习惯被当时的基层长官以及他的法律助手们所认真的关注实际上,基层的长官们并不一定要按照习惯对案件进行判决,他们可以依照当时律令等进行判决但是,这些当地习惯之所以被他们娴熟地运用,最为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判决应该要得到当地民众的接受以及使得这些判决符合礼的规定,从而起到教化的目的 上级政府在收集习惯上的不遗余力有助于规范其行政以清朝为例,地方的习惯经过按察使以及布政使的整理被编入省级资料库中,他们在法律布告中引用这些习惯用以纠正基层不良的民风民俗除此之外,各地的有代表性的惯例,经过筛选被纳入到国家正式法典当中最为有名的例子:"承继两房宗祧"的做法于1775年被编入到大清律例第78条第5条例中其中规定了:"如可继之人,亦系独子,而情属同父母亲,两相情愿者,取其阖族甘结,亦准其承继两房宗祧""承继两房宗祧"这样一个民间习惯关系到当时整个清帝国的利益,民间的继承秩序得到明确修正,有利于当时的社会稳定以及财产安全如今,"承继两房宗祧"这种制度虽然已经没有在成文法中规定,但是这样一种习惯仍然在农村社会普遍存在,正如刘作翔所说,习惯仍以其顽强的生命力遗存下来,成为人们的心理积淀或意识表现,在社会生活中以隐文化形态发挥功用 五、启示 通过上面的分析,笔者以为有两点启示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一是重视习惯在法制建设中的良好作用从英、德、日法制建设中可以看出尊重习惯并不是保守的表现,相反,在各国法制的改革中尊重习惯可以使得法制改革变得更加平稳对于一个成文法的国家来说,尊重习惯也是有利于克服成文法典的僵化性以及滞后性苏力指出,国内民商法极少强调尊从民商事习惯和惯例2500件法律文件中没有任何法律明确提出"依习惯",只有一件强调了依据商事习惯而另一方面,《民法通则》明确规定,"法律没有规定,应当遵守国家政策"而在同样的2500件制定法中,竟然有1015件(2412条)以不同方式提及了各种类型的"政策"政策能否解决一切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传统中国法有着深厚地尊重习惯和惯例的传统,中国的法制建设应该继承这些有益习惯,在这种基础上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新法律制度只有这样,民众对法才能比较容易接受,法律的执行效果才能更好,更充分 二是重视习惯的整理汇编或许有人认为这项工作意义不大,因为现在人口流动频繁或者习惯的适用很不方便等各种原因但笔者认为建立完整的习惯汇编应该说还是必要首先,我们要清楚中国人有"同乡"以及"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我们很容易地发现,同乡借钱的现象屡见不鲜;在外打工的人们工作多年还是会回老家定居的情况也不少建立习惯汇编有利于同籍同地的人们解决各种各样的纠纷其次,习惯汇编也是中国法文化的宝贵资产习惯的整理汇编促进法理、法史的理论发展,尤其是民商法的理论发展,进而得出这样一个观点中国民商法典的制定应该更加注重本民族的习惯最后,各省在收集习惯时,应该归纳总结一些相同的习惯和惯例以方便人们使用,进而总结各省通用习惯来充实我国的成文法典 (本回答来源于学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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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花钱”不容轻视（政治小论文）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家庭日益富裕起来，孩子们的零花钱便也在不止不觉间不断上涨，有的甚至到了让人膛目结舌的地步。 远的不说，就说我们班吧！班里有些男生女生，学习成绩不怎么样，可是对于穿着打扮，可都是“行家”。"BALENO"的上衣，"NIKE"的鞋子，"adidas"的书包，“SONY”的MP3……真可谓集名牌于一身。另有一些男生，通常每天身上都会带有上百块的钱，用于所谓的“吃喝玩乐”，泡网吧，打游戏，看色情录像、结交不良少年；更有的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手机……这种例子在如今的校园中已不再是凤毛麟角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认为，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有以下几点原因：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家庭经济状况与之前相比有了较大改善；二，目前家庭多是独生子女，父母过分溺爱；三，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而其中家长对孩子的过分溺爱是最主要原因。在中国的家庭教育传统中，父母们都会用零花钱来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思想观念，比如：勤俭节约、财务自理。但在今天，生活富裕了，孩子的那点零花钱家长也不会放在心上。但这种超前消费意识是不适合中学生的，将给他们带来诸多不良影响。 首先，会促使他们养成一些不良的习惯。第一，吃零食的习惯，尤其是初中学生，一旦身上有了钱，见到喜欢吃的零食便会毫无节制地买。一些学校的校门前就有不少卖零食及饮料的小卖部，周围还有很多摆地摊的，卖些廉价的冰棒、棉花糖、油炸食品等。吃零食本身已经对身体无益了，更何况这种环境下出售的往往是一些三无食品。这样一来，不但浪费了钱，更重要的是不利于身体健康。 第二，浪费的习惯。许多学生自以为有的是钱，所以对很多东西都不珍惜。比如，买了丰盛的午饭一句“没胃口”就原封不动地“回收”了；早餐的馒头咬了一口就慷慨地留给了“垃圾桶”，等等。如果有人“介意”，他们会满不在乎地说："反正我花的是我自己的钱。"但他却没有意识到，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他潇潇洒洒所花的钱凝聚了父母多少的血汗。 其次，孩子之间容易产生攀比心理，从而引发一些孩子的心理失衡。今天你在“肯德基”搓一顿几十元；明天我在“XX酒家”摆一桌几百元，看谁更有风度。现在的孩子谁手里要是没几个零花钱，看着同伴经常拿着钱去买这买那，总是羡慕得很，又尴尬的很。这种羡慕、尴尬处理得好那是幸运，若是处理得不好，带来的后果将不可想象。4月12日江北区一名约7岁的女孩哭喊着要跳楼。不为别的，就只是为了从父母那得到零花钱。而有的孩子可能萌生或多或少的拜金主义，以金钱或能换取金钱的一切作为自己的钟爱。 再次，会给其他人树立不好的榜样，给他们的父母造成压力。有的孩子由于心理还未成熟，分辨是非能力不足，看到别的同学有那么多钱用，于是也向父母要。可是，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很有钱。我相信，现在很多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收人也一般，但是为了满足孩子，甚至维护他们的“尊严”，他们只好省吃俭用地挤出一点来给孩子。可孩子并不心疼，钱花到不该花的地方，还嫌不够。 第四，会使孩子形成错误的金钱观，以为“金钱是万能的”，“有钱能使鬼推磨”，不知道应认真学好知识，不懂得承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有的孩子，把父母的叮咛嘱咐，老师的教诲当成“耳边风”，只懂得吃喝玩乐，腹中却空空如也。更是忘却了将来有独立生活，赡养父母，为社会作贡献的责任。 最后。也是最严重的，可能会导致某些孩子走上犯罪之路。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人俭难。"可能今天你的家庭是相对富裕的，但谁也不能保证将永远富有，倘若已经养成了奢侈的习惯，将来要如何面对贫穷呢?也许有的人靠自己的意志能熬过去，但有的人却会难以自拔。前不久，报纸曾经报道，广州一名14岁的中学生在潜入同字家中盗窃被发现后，向同学的母亲狂刺38刀实在是惨无人道。 身为父母，谁不爱自己的孩子，谁不愿给孩子付出呢?但是，家长们该给孩子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味地给钱显然是错误的，而应该给他们以知识和正确的引导。金钱是把双刃剑，用得不好就伤人———家长们对此一定要有充分认识。在处理孩子的零花钱问题上，家长首先要牢记：零花钱，也是一种教育孩子的手段。 一是培养劳动意识。家长可以把零花钱作为一种奖励手段。比如，孩子做了什么家务劳动，学习上取得了什么成绩或进步，可以按照事先的约定给孩子一定的奖励作为零花钱。让孩子形成劳动最光荣的观念。 二是培养合理的消费观念。花钱也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就像学游泳一定要亲自下水一样，不让孩子自己掌握、使用零花钱，他们就学不会合理消费，这对他们以后走上社会，独立生活是不利的。 三是培养自立能力。许多家长没有意识到给孩子零花钱是孩子的“成长需要”。让孩子自己乘车、买文具、买图书，其重要意义是通过“购买”这种最基本的社会生活方式，培养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专家建议，至少在孩子七八岁时，家长就应该有意识地给孩子一些零花钱，并随着年龄的增长合理提高孩子自由支配的数额。家长也可以帮助孩子掌握一些最基本的理财知识，如消费、储蓄等。 零花钱是每个家庭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如何对待“钱”，是人生道德大厦中一根重要的支柱。孩子对零花钱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其成年后道德的形成。作为父母，首先，绝不能在经济上放纵孩子，从小培养他们勤俭节约的思想；其次，在此基础上，教会他们如何消费与分配零花钱，掌握一些基本的经济知识。一句话，要使孩子合理使用零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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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治原则在宪法中的体现 论我国宪法监督机制的完善 论依法治国与坚持党的领导 关于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思考 论法与正义 论法律移植 论法的功能 论法律信仰 人格权的法律保护 论隐私及其立法保护 论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完善法律监督机制的几点思考 论国家司法豁免权 论人权的国际保护与国家主权 论中国的领海制度 论契约自由原则 论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论无权代理 论知识产权法律特征 20。关于完善我国监护制度的讨论 论无效合同的确认和处理 论合同的违约责任 论罪刑法定原则 论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界定 诉讼成本论 计算机犯罪的认定与处理 论虚假广告罪的构成 论非法传销与刑事犯罪 论我国毒品犯罪的立法完善 论我国关于环境犯罪的立法 论权利质押 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法律运用 论民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 论民法的基本原则 关于完善私有财产法律保护的思考 论国家赔偿制度的完善 加入WTO对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影响 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思考 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 论我国失业保险制度的完善 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 论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 网络立法研究 网络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网络隐私权的立法保护 论刑法中的单位犯罪及其处罚 论正当防卫 试论侵权著作权的犯罪 论刑法中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过时的关系 论刑法的效力 论数罪并罚 论刑诉法“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 论对被害人诉讼地位的诉讼权利的保障 论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 56。论诉讼代理人在民事诉讼中的主体地位 论行政处罚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 58。论公司的法律人格 论律师的诉讼地位 反垄断立法的几个问题 论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职责 论我国的物权体系 制定民法典若干问题浅论 我国反倾销制度评析 论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 执行难原因探析与对策研究 论刑事科技手段在刑事侦查中的作用 论夫妻共同财产制度的完善 论夫妻忠诚义务与我国婚姻法完善 司法体制改革与政治文明建设 关于新时期我国军事法体系建构的设想 中国军事法的历史演进 论我国军事法治的现代化 中国近代军事法文化的若干特征 我国军事法律文化现代化 中外军事法律文化比较 论军事法的价值构造 维护军事秩序与军人合法权益 论我国军事刑法体系的构造 我国军事法的本土资源探析 试论军队律师队伍制度的特点及其体系构造 论新《立法法》对军事立法秩序的优化 83论军事检察机关的监督权 国防动员立法研究 论我国军事行政执法的特点 新时期完善军事司法制度的思考 论军事执法中武装冲突法的地位和作用 对台军事斗争中的国际法问题研究 现代战争与战争法若干问题的思考 论对台使用武力的法理依据 从国际法看台湾的主权归属 论战时军事刑事诉讼制度 论战时军事审判制度 国际惩治战争犯罪研究 提高依法治军水平的法理思考 关于军事行政诉讼制度的探讨 国防监查法律制度研究 论法制教育与依法治军 军事法人才培养与改革 论我国军事法制人才培养机制的完善 (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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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中西方两者的观念不一样，在短期内根本无法达到成功的效果，那时候的中国是一个封建主义国家，这个主义是为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阶级的利益而服务的，在变法的时候损害了封建官僚阶级的利益，所以遭到了严厉得反对。而那时的人民都是被这些封建官僚主义而愚弄，不知道西方法的精髓，反而认为西方法“大逆不道”、“妖魔鬼怪”。等等，所以西方法得不到支持，失败是必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