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写，头相内留有联系方【】。
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 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在当时条件下自然只能是秘密团体的国际工人组织，1847年11 月在伦敦代表大会上委托我们两人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周祥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结果就产生了这个《宣言》，《宣言》原稿在二月革命前几星期寄到伦敦付印。《宣言》最初用德文出版，后来又用德文在德国、英国和美国至少翻印过十二次。第一个英译本是由艾琳·麦克法林女士翻译的，于1850年在伦敦《红色共和党人》杂志上发表，后来在1871年至少又有三种不同的英译本在美国出版。法译本于1848年六月起义前不久第一次在巴黎印行，最近又在纽约《社会主义者报》上登载；现在又有人在准备新译本。波兰文译本在德国本初版问世后不久就在伦敦出现。俄译本是于六十年代在日内瓦出版的。丹麦文译本也是在原书问世后不久就出版了。 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地方本来可已作某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现在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应该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最近二十五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德文版第十九页，那里把这个思想发挥得更加完备。）其次，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做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1847年为止；同样也很明显，关于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问题所提出的意见（第四章）虽然大体上至今还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政治形式已经完全改变，而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进程所彻底扫除，所以这些意见在实践方面毕竟是过时了。 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力来加以修改。下次再版时也许能加上一篇包括从1847年到现在这段时期的导言。这次再版太仓卒了，以致我们竟来不及做这件工作。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72年6月24日于伦敦 1882年俄文版序言 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一版，在六十年代初，由《钟声》印刷所刊印问世。当时，西方认为这件事（《宣言》译成俄文出版）不过是文坛上的一件奇闻。这种看法今天是不可能有了。 当时（1847年12月），卷入无产阶级运动的地区是多么狭小，这从《宣言》最后一章《共产党人对各国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中可看得很清楚。在这一章里，正好没有说到俄国和美国。那时，俄国是欧洲全部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美国正通过移民在吸收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这两个国家，都向欧洲供给原料，同时又都充当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所以，这两个国家不管怎样当时都是欧洲现存秩序的支柱。 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这种农业生产的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此外，这种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特别是英国迄今为止的工业垄断地位。这两种情况，对美国本身也起着革命作用。作为整个政治制度基础的农场主的中小型地产，正逐渐被大农场的竞争所征服；同时，在各工业区，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和神话般的资本积聚开始发展起来。 现在来看看俄国吧！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不仅欧洲的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做是帮助他们对付刚刚开始觉醒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沙皇曾被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已成了革命的俘虏，被禁在加特契纳，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队伍了。 《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所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过程， 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2年1月21日于伦敦 1883年德文版序言 本版序言，不幸只能由我一个人署名了。马克思——这位对欧美整个工人阶级比其他任何人都有更大贡献的人物——已经长眠于海格特坟场，他的墓上已经初次长出了青草。在他逝世以后，根本谈不上对《宣言》做什么修改或补充了。因此，我认为更有必要在这里再一次明确地申述如下一点。 《宣言》中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 这一点我已经屡次说过，但正是现在必须在《宣言》本身之前也写明这一点 弗·恩格斯 1883年6月28日于伦敦 1888年英文版序言 《宣言》是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一起初纯粹是德国工人团体，后来成为国际工人团体，而在1848年以前欧洲大陆的政治条件下必然是秘密团体的工人组织的纲领发表的。1847年11月在伦敦举行的同盟代表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完备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手稿于1848年1月用德文写成，并在2月24日的法国革命前几星期寄到伦敦付印。法译本于1848年六月起义前不久在巴黎出版。第一个英译本是由艾琳·麦克法林女士翻译的，于1850年刊载在乔治·朱利安·哈尼的伦敦《红色共和党人》杂志上。同时也出版了丹麦文译本和波兰文译本。 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这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第一次大搏斗的失败，又把欧洲工人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要求暂时推到后面去了。从那时起，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又象二月革命以前那样只是在有产阶级的各个集团之间进行了；工人阶级被迫局限于争取一些政治上的活动自由，并采取资产阶级激进派极左翼的立场。凡是继续显露出生机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都遭到无情的镇压。例如，普鲁士警察发觉了当时设在科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一些成员被逮捕，并且在经过十八个月监禁之后于1852年10月被交付法庭审判。这次有名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从10月 4日一直继续到11月12日；被告中有七个人被判处了三年至六年的要塞监禁。 宣判之后，同盟即由剩下的成员正式解散。至于《宣言》，似乎注定从此要被人遗忘了。 当欧洲工人阶级重新聚集了足以对统治阶级发动另一次进攻的力量的时候，便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但是这个协会成立的明确目的是要把欧美正在进行战斗的整个无产阶级团结为一个整体，因此，它不能立刻宣布《宣言》中所申述的那些原则。国际应该有一个充分广泛的纲领，使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都能接受。马克思起草了这个能使一切党派都满意的纲领，当时是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要产生的工人阶级的精神的发展。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而且失败比胜利更甚——不能不使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各种心爱的万应灵丹毫不中用，并使他们更透彻地了解工人阶级解放的真实条件。马克思是正确的。当1874年国际解散时，工人已经全然不是1864年国际成立时的那个样子了。法国的蒲鲁东主义和德国的拉萨尔主义已经是奄奄一息，甚至那些很久以前大半已同国际决裂的保守的英国工联也渐有进展，以致它们去年举行的斯温西代表大会的主席能够用它们的名义声明说：“大陆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再不可怕了。”的确，《宣言》的原则在世界各国工人中间都有已传播得很广了。 这样一来，《宣言》本身就重新提到前台上来了。从1850年起，德文原本在瑞士、英国和美国重版过数次。1872年，有人在纽约把它译成英文，并在那里的《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上发表
我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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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风风雨雨，九十年奋斗不息，才有九十年后的盛世中国。翻开中国当代史，追随八十五年前在一艘船上，中国共产党开始编织鲜艳的党旗-----这是一面代表中国人民岁月红火的旗帜，多少中国人和革命战士在这面鲜艳的党旗下，历尽艰辛，改造我们伟大祖国岁月山河。当我拿出《光辉的旗帜》这本书，看到第九课时，我深深地被吸引，特别是在烈火中永生的邱少云叔叔更加让我敬佩。当火烧到他身上时，邱少云只要翻动一下身子，就可以把火苗扑灭，当是这样做就会暴露目标，他为了不暴露目标，顽强地忍受着烈火烧身的剧痛，没有发出一声呻吟，直到最后牺牲。为了革命，为了胜利，不怕苦不怕痛，敢于面对，敢于牺牲的勇气值得我们敬佩、值得我们学习。可为什么他们为了打败敌人，连自己的生命都不要了呢？这是我想不通的问题，但我从中学习到了用勇气克服任何困难。这些历史都是风光如画的天府之国传来一首首英雄之歌，那歌声从嘉兴湖畔飘起，那歌声从老红军的脚下飞过，那歌声闪烁着熊熊火火焰的光彩，那歌声也把这种精神广为传扬，深入人心。特别是98年抗洪救灾的人民解放军为了保卫国家的财产和人民的安全，涌现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还有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也给我们留下了多少让人难以忘怀的感人事迹。我也要像他们一样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发动湘南起义后向井冈山转移，与毛泽东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鉴于革命斗争形势不断加剧，红四军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1929年，在红四军的英勇战斗下，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相继开创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红四军吸收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员，加上环境险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革命队伍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因此，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作为红四军党的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曾力图纠正这些错误思想倾向。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红四军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内在创建根据地、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党和军队关系等原则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1929年4月，毛泽东收到来自中央的“二月来信”，信中对在农村割据中红四军的前途较为悲观，并要求红四军在大敌当前时分散成小股游击队，转入民间。针对“二月来信”，毛泽东愤怒地说：瞎搞，不切实际的指挥。这是要把这支部队葬送掉。我不离开！拿轿子抬我也不走！鉴于当时革命斗争的严峻形势，红四军内部并未形成清晰统一的思想认识和觉悟。因此，毛泽东感到加强党和军队思想建设必须提上日程。1929年8月下旬，陈毅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8月29日政治局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委员会，起草一个决议，周恩来为召集人。经过1个月的讨论，形成了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伟大领袖的著作，以及研究伟大领袖的著作，历届党代会形成的文件，党史，党章等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 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深刻揭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特点，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8年来的主要经验，提出了民主革命中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个基本问题及其相互关系。毛泽东在文章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的法宝。在三大法宝中，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扩展资料现实意义：《<共产党人>发刊词》之所以是党的建设的经典文献，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毛泽东在文章中的重要观点不仅适应了当时的时代需要，给予中国革命以重要的指导，而且文章中的基本的理论观点、基本原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经典的意义在于，随着时间的发展，无论是在新时代的今天，或是对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发展都有着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在新时代，思想建设仍是党的基础性建设，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推动全党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学习型政党，每个党员不仅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而且要将学习成果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共产党人>发刊词》发表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共产党人发刊词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是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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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思路：可以根据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的背景进行阐述，中心要明确突出，语言要符合逻辑等等。正文：中国共产党诞生至今，已经走过96年艰辛而又辉煌的历程。不忘初心，才能继续前进。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既有学术价值，更有现实意义。要认清这个问题，从建党过程本身来讲，还不太容易看得清楚，必须拓宽视野，把中共的创建摆到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分析，必然性的问题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是偶然现象，也不是人为促成，而是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中国原本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强大帝国，一直到清朝初期社会生产力仍处于世界的前列。由于封建王朝对内实行专制统治，对外采取闭关自守政策，逐步衰落下来。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不是自己改变的，而是资本殖民主义的铁舰洋炮轰开的。从1840年至1900年的60年间，西方列强先后发动了包括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在内的5次大规模战争。5次侵华战争前后持续了10年，也就是说当时中国有六分之一的时间在挨打。战败的结果是被迫签订《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100多个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放口岸、丧失主权。中华民族经受了西方列强侵略的深重灾难和屈辱，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面对外患内忧、民族危机的境遇，中国人民是不会甘愿长期忍受外敌侵略、亡国灭种的。中国的志士仁人和各阶层民众先后发起了一系列救亡图存的斗争。但是，这些努力都一一失败了，亿万人民仍在水深火热中挣扎。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自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实行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经过多次武装起义都遭失败，终于在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取得成功。一个月内，当时全国24个省就有14个省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加入革命阵营。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孙中山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结束了持续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胜利，也是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作出的一个历史性贡献。令人惋惜的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没有得到巩固，被袁世凯所篡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双方力量悬殊，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长期在海外活动，国内的基础较为薄弱。而当时的实力派袁世凯控制着军队和经济资源，使革命派没有还手之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袁世凯大耍两面派手腕，对革命派表示“拥护共和”，对清皇室则逼其退位交权。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乘势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中国由此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把持政权之后，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依赖封建势力，种种倒行逆施尤其是复辟帝制，引起了革命派和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孙中山团结一大批爱国志士展开了顽强不懈的斗争，先后发起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但都遭受失败，未能挽回国势衰败的命运。北洋势力统治期间，军阀混战连绵不断，民不聊生，中国社会存在的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不仅没有解决，某些方面还更为激化，如何挽救民族的危亡、人民的痛苦，成了人们最迫切的期待。在此前后，还出现了一段政党政治的闹剧。随着封建帝制的崩溃，受西方政治体制的影响，中国政坛也兴起了一股议会竞选、政党组阁的热潮。各派政治势力为了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席位，争取在权力分配时得到更多利益，纷纷组建各自的政党，使中国一度呈现出政党林立的局面。1912年前后的几年间，涌现出大大小小的政党几百个，争权夺利，喧嚣一时。大多数政党思想庞杂，组织涣散，有的政见不一，多次改组；有的根基浅薄，转瞬即逝；也有的内部对立，不欢而散。即使少数坚持下来的政党，也在纷繁复杂的斗争中束手无策。这股热闹了一阵的政党政治，不久也就销声匿迹了。中国进入近代以来，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各个阶级和政治力量纷纷登上历史舞台，结果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迅即成了过眼云烟；种种救国方案也各显身手，但都化为泡影，没有找到救世良方。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在沉闷、彷徨中寻找新的社会力量和前进道路。几经失败之后，人们把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希望寄托到新兴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背景，是历史必然性的依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