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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是核心期刊。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杂志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正式批准公开发行的优秀期刊。自创刊以来，以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为主题，坚持"期期精彩、篇篇可读"的理念。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内容详实、观点新颖、文章可读性强、信息量大。
中国党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新华每日电讯》、《解放军报》、《半月谈》、《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日报 》、《学习时报》。中国党刊分为中央级党刊和地方党刊（1）中央级党刊：《求是》、《党建》、《党建研究》、《人民论坛》、《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行政管理》、《中国发展观察》、《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当代中国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理论视野》、《理论前沿》、《党的文献》、《中共党史研究》、《百年潮》。（2）地方党刊：北京市的《前线》、天津市的《天津支部生活》、河北省的《共产党员》、山西省的《前进》、内蒙古自治区的《实践》、辽宁省的《共产党员》、吉林省的《新长征》、黑龙江省的《奋斗》、上海市的《上海支部生活》、江苏省的《群众》、浙江省的《今日浙江》、安徽省的《江淮》、福建省的《海峡通讯》、江西省的《当代江西》、山东省的《山东支部生活》、河南省的《党的生活》、湖北省的《政策》、湖南省的《新湘评论》、 广东省的《南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今日广西》、海南省的《今日海南》、重庆市的《当代党员》、四川省的《四川党的建设》、贵州省的《当代贵州》、云南省的《云南支部生活》、西藏自治区的《新西藏》、陕西省的《当代陕西》、甘肃省的《党的建设》、青海省的《党的生活》、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共产党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今日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兵团建设》。
论和谐社会视野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革与调整 一 转型时期，中国面临着政府与社会关系变革的重大课题。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如何重新界定政府权限范围、规范政府行为、转变政府职能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成为当前中国理论界讨论的热门话题。而从社会方面来说，如何提高社会自治能力、培育社会中介组织、建立社会对政府的监督制约机制也成为当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一个全新的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模式，需要一个善于调动、开发和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及其能动性的社会管理新体制。这一新体制的核心在于，政府与社会之间能够形成共生共长、相辅相成的良性互动关系。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政府、小社会”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不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特征在于“小政府、大社会”。而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要求，也决定了采纳“小政府、大社会”模式的必然性。（注：葛红艳、赵明洁：《影响政府与社会基层组织分权的因素》，《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4。） 大致说来，中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改革“大体经历侵蚀、转型和重建三个阶段”（注：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社会结构转型课题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战略与管理》，1998，5。）。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其侵蚀阶段是对旧体制的瓦解阶段，它始于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表现为政府在意识形态目标约束下的自下而上的局部性改革；转型阶段始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当改革过渡到城市以后，开始逐步明确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目标，以大规模的政策和法律来推进市场经济建设。从当前的情况看，转型阶段尚未结束，它在体制上的典型特征是“双轨制”。改革的最后阶段，则是政府与社会双向的全面重建阶段。鉴于此，选择改革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目标模式，首先意味着要放松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转变政府职能，即“放权”、“让利”、“松绑”、“扩大民主”等等，也就是政府要由“划桨者”变为“掌舵者”（注：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同时，要构建与政府相对应的市民社会。然而，由于我国曾长期推行了一套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非政府的市场要素和社会要素基本上未能发育起来。因此，探求现代社会自治的实现方式，解决好政府与社会的权力配制与职能分解问题，对于处理好和谐社会视野中的政社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 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一切矛盾和问题，都是由政府以政治的、行政的手段去解决，社会自身几乎没有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能力和空间。可以说，权力过分集中是我国传统政治体制产生诸种问题的一个总病根。过分集中的权力不仅容易导致权力运行成本的增加与效率低下，而且为权力的滥用和腐化提供了可能性空间，直接影响政府权威。邓小平曾经深刻指出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是导致机构和人员膨胀的弊端，他说：“我们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这涉及到管理体制中权力和职能的调整、改革，触及到机构改革权能结构的变革，关键是政企(事)关系，即政府与企事业的关系；政市关系，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亦称之为“两只手”“(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关系；政社关系，即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这三大关系中权能结构的变革，归根到底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说，企业与市场都可以包容于社会经济组织与手段模式之中。（注：李大琨：《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推进机构改革》，《理论前沿》， 9。） 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调整政府权力的运行范围及方式。具体到政府与社会之间，就表现为将原有高度集中的政府权力转移一部分给社会。由于一部分政府权力向社会的转移是由实践需要和政府自我认识而推动的自上而下的一种路径，所以又可以称之为权力下放。党的十三大指出，政府下放权力要“结合职能转移和改革机构来进行。但由于当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还没有被明确提出来，所以，在既有的体制框架内，实践层面上如何具体操作仍然缺乏清晰的思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一方面存在着要求政府进行权力调整的迫切愿望，另一方面也为政府权力调整提供了契机。此后的20年来，政府权力调整的步伐和速度逐渐在加快。从总体上来说，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权力调整体现在政府向经济领域的活动主体——企业放权和向社会领域的活动主体——个人、社会中介组织和事业单位放权。调整的各项措施实质上是将政府的权限划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其目的在于追求有效率的政府。（注：孙晓莉：《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权力调整》，《社会科学》， 5。） 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的政府与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首先始于改革初期对“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以及为重建党和政府的权威基础而进行的一系列努力。在政府管理模式方面表现为一是政府控制的范围开始缩小。对农村管理和农业经营的放松管制，使农民通过家庭联产承包制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对国营企业的“放权让利”和允许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形式的存在和发展；对社会生活、学术文化活动的干预也在减少。人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地与市场或时尚发生联系，而不再受政府管制。二是政府控制力度减弱（注：孙立平：《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 2。）。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和撤社建乡，城市中人事制度和政府对单位经济控制的松动以及个体、私营、外资经济的快速发展，都标志着政府控制力的大大减弱。三是政府控制手段的规范性增强。在政府仍然保持控制的领域，控制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注意加强法制建设，开始由直接控制、行政干预转向间接调控、综合利用多种手段调控社会发展。在政府管理模式变化的同时，大大拓展了社会的自由空间，导致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分化。它突出表现在一是各类社会主体的自主权扩大，成为相对独立的资源提供者，它们主要通过市场调节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对政府的依赖性大大降低。二是社会结构分化速度加快。一方面，社会功能结构的分化使各社会主体政治职能开始减弱、专业职能不断加强；另一方面，社会利益结构分化的核心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和利益结构的调整，传统既得利益被大大削弱，一些新兴职业和掌握权力资源的传统职业则获得了更多的利益。三是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开始形成。新的社会角色群体和组织大量涌现，体制外的社会力量，如较为独立的企业家阶层、个体户阶层都有了明显的发展。体制内的知识界、学术界、工商产业界以及一些党内人士开始扩大言论空间和自主利益要求。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民间社会力量的发育和成长。四是身份体系弱化，社会流动大大加快。社会精英流向多元化、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体制内工人和干部向体制外流动这三大趋势（注：孙立平：《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 2。） 正改变着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五是社会中介组织大量涌现。这是政府行为退出一些领域以后保障社会活动有序化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社会自主性的重要表现。六是价值观念开始多元化。多年来社会成员形成的传统价值观念的高度一致性在改革开放以来明显趋于多元化。纵观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演进，它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寻求的社会整合机制的过程。其总的趋势是以市场经济的契约性社会整合为方向的。随着以市场取向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随着政府职能的不断转变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开启，可以预见，这种契约性社会整合机制将会更加巩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分化将更加深入，它将继续对社会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注：杨龙芳：《改革全能政府、构建市民社会——当代中国政府与社会关系发展变革的基本途径》，《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3。） 三 我国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是由政府对一切社会事务“大包大揽”，等级性的行政联系通过各种形式的单位以及农村组织渗透到整个社会，社会组织实质上承担着国家行政机关的部分功能，成为一级政权的附属物。这种社会管理方式的直接后果是，不仅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而且社会成员因为只有依附于某一个组织才能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和发展资料，个人的自由选择权无从体现，从而导致既不利于个人发展，也不利于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发展。伴随着企业制度、住房制度、医疗制度和福利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施，传统的无限政府正在向有限政府转变。这是政府权力定位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变化。但这只是改革的初级目标，紧接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进一步实现从有限政府向高效政府的转变。事实上，有些社会事务完全可以通过社会自身的力量，通过国家行政联系之外的各种社会联系，通过各种社会协调机制得到解决。当前，利用社会自身的力量和政府合作来有效提高社会管理效率，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如何提高政府管理社会的能力这一问题上，我们既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同时也不能完全排斥外来经验。国外已有的经验可以为我们借鉴的一是社会中间组织(还有的称之为非营利部门、志愿组织、非政府组织、中介组织、公民社会、市民社会等等)的蓬勃发展、二是合作主义(也有称之为法团主义、统合主义)理论的盛行。（注：孙晓莉：《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权力调整》，《社会科学》， 5。） 由于我们提供的是效能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网络型政府、前瞻型政府、亲市场政府等政府模式，就必须对政府职能进行新的定位，在精简政府机构的基础上进一步简政放权，但又要充分保证政府应有的经济、社会、文化等职能。计划经济时期的许多政府职能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成为政府的冗余职能，而这些职能恰恰是社会自治能力增强后所必须的职能，我们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将政府部分冗余职能进行外移，将政府包揽一切的权力还权于社会和市场，要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保证市场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增强社会自治能力，加强社会自治作用，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和谐发展。（注：杨代贵：《论政府与社会间的职能转移》，《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科版)》， 1。） 因此改革传统“全能政府”的畸形关系模式，实现政府与市民社会相互分立的理想关系模式，需要进行双向的努力。即一方面需要进行有限政府的制度创新，需要界定政府权力的限度，“校正”政府的越界行为，改变政府无所不包、无所不管的规模、权力和职能扩张倾向；另一方面需要进行构建市民社会的制度创新。要大力培养社会力量，建立充分发育的社会肌体，努力构建市民社会。这个过程也就是实现社会从依赖政府、甚至被纳入政府体系的地位上解放出来，形成政府与市民社会相互分立的过程。实现有限政府的制度创新，就需要以政社分开为原则，从制度上明确政府与社会组织各自在社区社会工作事务方面的职能与权限。最基本的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和社会保障职能；再就是改革政府行为方式，将依法行政、依法治国作为基本的治国方略；此外，还要改革政府体制，健全制度化的参与机制，完善整个社会利益聚合和利益表达的结构与规则，同时完善社会对政府的各项监督机制。培育市民社会的制度创新则是要大力扶持和发展各类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不断增强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重建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培育“中产阶级”队伍，在政府、社会精英与民众之间建立制度化的沟通、服务和互动机制。（注：李凯：《转型时期我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迁》，《四川行政学院学报》， 4。） 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往往被称为“伙伴关系”，即政府和社会组织构成了发展社区、建设社区的合伙人关系。在这种“伙伴关系”模式中，政府除了在公共安全、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实施直接的行政管理职能之外，其他方面一般依靠各种社会组织自己进行管理。因此，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的进一步成熟，我国应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合作伙伴关系。 四 自近代国家诞生以来，作为政治统治的政府和构成管理对象的社会之间“反复出现诸如和谐与反目、妥协与抵触以及镇压与叛乱等各种样态的制衡关系”。政府产生之后，社会不仅在形式上试图摆脱政府的控制，而且时常出现与政府的程度不同的对抗。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在目标上必须坚持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在途径上要转变观念，充分发挥社会自身的作用。我国政府与社会在实现民族振兴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根本点上是完全一致的，我国新生的经济组织和社会团体既有自主性、独立性的一面，又有许多方面依赖政府，同政府保持密切的合作，这就为政社关系的良性互动奠定了基础。在变革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途径上，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不能认为政府能够解决和处理所有的问题，因此完全依赖政府，社会要树立自主意识和历史责任感，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注：王瑞华：《转型时期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革》，《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 通过社会管理体制一系列的改革，应该看到“大政府、小社会”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可以说，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本质上就是释放和解放社会(或“释放市场”)的过程，因而也就是政府和社会关系“现代模式”的中国化过程。中国转型期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兼容传统控制型模式和现代释放型模式即注重权力集分统合的“复合式形态”。从目的与价值层次即社会自治的马克思主义视角对社会高度释放，同时又从工具理性即“政府是‘必要的恶’”之古典理念出发诉诸于必要控制，实现在释放中控制，在控制中释放，定位于现代模式与传统模式的良性耦合，这便是转轨期中国政府在处理自身与社会关系上的基本价值和政策取向。（注：罗自刚：《合作抑或冲突——变革时代的政府与社会关系考察——对马克思主义治理学说的历史诠释》，《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重大突破和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运行体制的建立，也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重大突破和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政府与社会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这就包括合理分担的责任关系：政府对社会的职能定位应从“管制”转移到“服务”，以前我们的政府对社会的很多作用或功能就是管制社会，而服务的成分很少。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政府在社会发展方面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政府需要将更多的工作着眼点转移到社会发展领域，转移到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来调节的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相互尊重的权利关系：政府和社会都要依法办事，政府要高效廉洁、公正公开公平、取信于民。同时完善和加强政府工作的社会监督机制，改变一些地方的干部只向上负责、不向群众负责的状况。合理整合的资源配置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多元化，资源渠道多样化，社区、社团、中介组织、民间组织等社会组织能够从不同渠道获得资源。政府既要运用所掌握的资源，又要调动、引导社会资源，办好社会事业，形成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局面。建立政府与社会的新型关系，是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关键。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中国的现实境遇出发，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社会科学》， 3。） 我们要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本着科学发展观，切实加强和改进政府职能，提高社会自治能力，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四位一体，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积极稳步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战略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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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还是要看你想了解什么方面的。常规省委党校具备的功能都有，诸如省管干部培训班、中青干部培训班等培训班次，大专、本科、研究生等党校系统学历教育班次，常设的研究部门可以到网站看一下，硬件设施可以说还行，微机教室、语音教室、图书馆、数字图书馆、食堂、宾馆、学员宿舍等。科研水平方面，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和承担课题还是不少的，拥有一批知识能力水平高的教师。再就是一般党校没有的，国民教育本科部。这是山西大学与山西省委党校合作办学开设的，目前共开设四个专业，思想政治教育、行政管理、劳动保障事业、公共事业管理。学历层次，本科（二本A），毕业颁发山西大学毕业证书和相应学士学位证书。由于本身所处的环境不同，今年来，毕业生考取公务员、研究生的数量和质量还是不错的，公务员有省委机关的、各个县市的等等，研究生有人民大学的，有中国政法的，很不错。综合来说，要是参加系统内的选派培训，没有选择。要是来上大学，那就好好学吧，呵呵。我是04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的，第一届
(3)关于太谷县转型跨越发展的思考郭侠军(6)推进会业综合治理维稳工作迈上新台阶王晋明(8)山西文化改革发展：脉络、成就与推进周荣科学社会主义(11)少数民族族群对核心州体系的认同分析——以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为例莫素娟(15)中国特色社金主义理论钵系科学性橼侯艾蓉(18)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及其现实启示周献术(21)邓小平政治发展观的三维特征刘艳萍(24)邓小平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体系探讨张辰(27)邓小平理论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任会芬党史党建(31)完善“四种机制”化解“四个危险”孙珠峰(34)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四维透析赵跃先(38)推动网络党建持续健康发展刘丰杰(41)完善县委书记干事创业的激励机制陈焕文吴迪(44)论干部培训机构的智者角色屈亚经济与社会发展(47)马克思消费理论对低碳生活的启示柯利(50)循环经济本质研究的新视角李英姿(53)基于企业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政策探析——以山西省为例林洁(56)煤炭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规范与创新闫萍(59)促进农村土地流转的有效对策——以五保户、低保户为研究视．角许英康虎吕世辰(61)农村信用社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对策——以山西省晋城市为例马东彦任志江(64)基于减贫公用事业改革中的亲贫规制蒋寒迪行政与法(67)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路径出自善治的视角——出自善治的视角马明华(70)有限政府权力界限的多维解析郭华生(74)区域旅游合作中的政府主导作用李小勇(77)创新公共行政文化推进行政审批蛘左宏碧(80)法治精神·法律教育·法律人梁华林(83)提高应对涉检网络舆情的能力杨丽娟孙瑞峰(86)环境公益诉权行使的冲突及其解决机制田信桥杜晓斌(90)商业诽谤行为的司法认定及法律规制冯昱强 注意：杂志目录每期更新，仅供参考。
送你俩字 别来 ，不然后悔自负
教学质量还好，学习氛围也挺浓，但是由于学校较小，环境简陋，体会不到一个大学的感觉，有好多应该有的资源也没有，专业也只有四个：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和思想政治教育。这四个专业都属于文科专业，就业较难，考研究生如果继续这些专业也没有多大意思，总的来说，不怎么样，建议想要就读的人慎重考虑。
1994年，经山西省委、省政府批准，中共山西省委党校与山西行政学院体制合一，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在原有职能之外又承担培训全省在职中级公务员的任务。山西省委党校实行校务委员会领导体制，下设行政管理处室13个，教学科研处室16个，直属事业单位2个。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忻州分校坐落于本省忻州市顿村温泉休假区，是五台山风景区旅游线的准组成部分。全校现有教职工413人，其中，教授13名，研究员3名，副教授31名，副研究员10名，其他高级专业技术人员8名。学校办有《理论探索》、《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山西党校报》、《科研信息》等报刊。图书馆拥有藏书33万册（社会科学类占80%，古籍线装书近4万册），订有多种报纸杂志1300多种，外文和港台期刊10多种。学校还拥有现代化的电教设备、远程教学站等。
第一次数学危机编辑简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现代意义下的数学（也就是作为演绎系统的纯粹数学）来源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这个学派兴旺的时期为公元前500年左右，它是一个唯心主义流派。他们重视自然及社会中不变因素的研究，把几何、算术、天文学、音乐称为“四艺”，在其中追求宇宙的和谐及规律性。他们认为“万物皆数”，认为数学的知识是可靠的、准确的，而且可以应用于现实的世界。数学的知识是由于纯粹的思维而获得，并不需要观察、直觉及日常经验。毕达哥拉斯的数是指整数，他们在数学上的一项重大发现是证明了勾股定理。他们知道满足直角三角形三边长的一般公式，但由此也发现了一些直角三角形的三边比不能用整数来表达，也就是勾长或股长与弦长是不可通约的。这样一来，就否定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信条：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能归结为整数或整数之比。引起不可通约性的发现引起第一次数学危机。有人说，这种性质是希帕索斯约在公元前400年发现的，为此，他的同伴把他抛进大海。不过更有可能是毕达哥拉斯已经知道这种事实，而希帕索斯因泄密而被处死。不管怎样，这个发现对古希腊的数学观点有极大的冲击，换句话说，如果希帕索斯发现的无理数真的存在，那么古希腊的数学理论体系就完全崩溃了。这表明，几何学的某些真理与算术无关，几何量不能完全由整数及其比来表示，反之数却可以由几何量表示出来。整数的尊崇地位受到挑战，于是几何学开始在希腊数学中占有特殊地位。同时这也反映出，直觉和经验不一定靠得住，而推理证明才是可靠的。从此希腊人开始由“自明的”公理出发，经过演绎推理，并由此建立几何学体系，这不能不说是数学思想上一次巨大革命，这也是第一次数学危机的自然产物。回顾以前的各种数学，无非都是“算”，也就是提供算法。即使在古希腊，数学也是从实际出发，应用到实际问题中去的。比如泰勒斯预测日食，利用影子距离计算金字塔高度，测量船只离岸距离等等，都是属于计算技术范围的。至于埃及、巴比伦、中国、印度等国的数学，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危机和革命，所以也就一直停留在“算学”阶段。而希腊数学则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形成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公理体系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危机产物古典逻辑与欧氏几何学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对于数学方法的影响是巨大的，他指出了正确的定义原理。亚里士多德继承自己老师柏拉图的观念，把定义与存在区分，由某些属性来定义的东西可能未必存在(如正九面体)。另外，定义必须用已存在的定义过的东西来定义，所以必定有些最原始的定义，如点、直线等。而证明存在的方法需要规定和限制。亚里士多德还指出公理的必要性，因为这是演绎推理的出发点。他区别了公理和公设，认为公理是一切科学所公有的真理，而公设则只是某一门学科特有的最基本的原理。他把逻辑规律(矛盾律、排中律等)也列为公理。亚里士多德对逻辑推理过程进行深入研究，得出三段论法，并把它表达成一个公理系统，这是最早的公理系统。他关于逻辑的研究不仅使逻辑形成一个独立学科，而且对数学证明的发展也有良好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对于离散与连续的矛盾有一定阐述。对于潜在的“无穷大”和实在的“无穷大”加以区别。他认为正整数是潜在无穷的，因为任何整数加上1以后总能得到一个新的数。但是他认为所谓“无穷集合”是不存在的。他认为空间是潜在无穷的，时间在延长上是潜在无穷的，在细分上也是潜在无穷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对数学发展的作用无须在此多谈。不过应该指出，欧几里得的贡献在于他有史以来第一次总结了以往希腊人的数学知识，构成一个标准化的演绎体系。这对数学乃至哲学、自然科学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和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等都采用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体例。欧几里得的平面几何学为《几何原本》的最初四篇与第六篇。其中有七个原始定义，五个公理和五个公设。他规定了存在的证明依赖于构造。《几何原本》在西方世界成为仅次于《圣经》而流传最广的书籍。它一直是几何学的标准著作。但是它还存在许多缺点并不断受到批评，比如对于点、线、面的定义是不严格的：“点是没有部分的对象”，“线是没有宽度的长度(线指曲线)”，“面是只有长度和宽度的对象”。显然，这些定义是不能起逻辑推理的作用。特别是直线、平面的定义更是从直观来解释的(“直线是同其中各点看齐的线”)。另外，他的公理五是“整体大于部分”，没有涉及无穷量的问题。在他的证明中，原来的公理也不够用，须加上新的公理。特别是平行公设是否可由其他公理、公设推出更是人所瞩目的问题。尽管如此，近代数学的体系特点在其中已经基本上形成了。诞生非欧几何学的诞生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是第一次数学危机的产物。尽管它有种种缺点和毛病，毕竟两千多年来一直是大家公认的典范。尤其是许多哲学家，把欧几里得几何学摆在绝对几何学的地位。十八世纪时，大部分人都认为欧几里得几何是物质空间中图形性质的正确理想化。特别是康德认为关于空间的原理是先验综合判断，物质世界必然是欧几里得式的，欧几里得几何是唯一的、必然的、完美的。既然是完美的，大家希望公理、公设简单明白、直截了当。其他的公理和公设都满足了上面的这个条件，唯独平行公设不够简明，像是一条定理。欧几里得的平行公设是：每当一条直线与另外两条直线相交，在它一侧做成的两个同侧内角的和小于两直角时，这另外两条直线就在同侧内角和小于两直角的那一侧相交。在《几何原本》中，证明前28个命题并没有用到这个公设，这很自然引起人们考虑：这条啰哩啰嗦的公设是否可由其他的公理和公设推出，也就是说，平行公设可能是多余的。之后的二千多年，许许多多人曾试图证明这点，有些人开始以为成功了，但是经过仔细检查发现：所有的证明都使用了一些其他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又可以从平行公设推出来，所以他们只不过得到一些和平行公设等价的命题罢了。到了十八世纪，有人开始想用反证法来证明，即假设平行公设不成立，企图由此得出矛盾。他们得出了一些推论，比如“有两条线在无穷远点处相交，而在交点处这两条线有公垂线”等等。在他们看来，这些结论不合情理，因此不可能真实。但是这些推论的含义不清楚，也很难说是导出矛盾，所以不能说由此证明了平行公设。从旧的欧几里得几何观念到新几何观念的确立，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解放思想。首先，要能从二千年来证明平行公设的失败过程中看出这个证明是办不到的事，并且这种不可能性是可以加以证实的；其次，要选取与平行公设相矛盾的其他公设，也能建立逻辑上没有矛盾的几何。这主要是罗巴切夫斯基的开创性工作。要认识到欧几里得几何不一定是物质空间的几何学，欧几里得几何学只是许多可能的几何学中的一种。而几何学要从由直觉、经验来检验的空间科学要变成一门纯粹数学，也就是说，它的存在性只由无矛盾性来决定。虽说象兰伯特等人已有这些思想苗头，但是真正把几何学变成这样一门纯粹数学的是希尔伯特。这个过程是漫长的，其中最主要的一步是罗巴切夫斯基和波耶分别独立地创立非欧几何学，尤其是它们所考虑的无矛盾性是历史上的独创。后人把罗氏几何的无矛盾性隐含地变成欧氏几何无矛盾性的问题。这种利用“模型”和证明“相对无矛盾性”的思想一直贯穿到以后的数学基础的研究中。而且这种把非欧几何归结到大家一贯相信的欧氏几何，也使得大家在接受非欧几何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应该指出，非欧几何为广大数学界接受还是经过几番艰苦斗争的。首先要证明第五公设的否定并不会导致矛盾，只有这样才能说新几何学成立，才能说明第五公设独立于别的公理公设，这是一个起码的要求。当时证明的方法是证明“相对无矛盾性”。因为当时大家都承认欧几里得几何学没有矛盾，如果能把非欧几何学用欧几里得几何学来解释而且解释得通，也就变得没有矛盾。而这就要把非欧几何中的点、直线、平面、角、平行等翻译成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相应的东西，公理和定理也可用相应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公理和定理来解释，这种解释叫做非欧几何学的欧氏模型。对于罗巴切夫斯基几何学，最著名的欧氏模型有意大利数学家贝特拉米于1869年提出的常负曲率曲面模型；德国数学家克莱因于1871年提出的射影平面模型和彭加勒在1882年提出的用自守函数解释的单位圆内部模型。这些模型的确证实了非欧几何的相对无矛盾性，而且有的可以推广到更一般非欧几何，即黎曼创立的椭圆几何学，另外还可以推广到高维空间上。因此，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大部分数学家接受了非欧几何学。尽管有的人还坚持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独特性，但是许多人明确指出非欧几何学和欧氏几何学平起平坐的时代已经到来。当然也有少数顽固派，如数理逻辑的缔造者弗雷格，至死不肯承认非欧几何学，不过这已无关大局了。非欧几何学的创建对数学的震动很大。数学家开始关心几何学的基础问题，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几何学的公理化成为大家关注的目标，并由此产生了希尔伯特的新公理化运动。3第二次数学危机编辑简介早在古代，人们就对长度、面积、体积的度量问题感兴趣。古希腊的欧多克斯引入量的观念来考虑连续变动的东西，并完全依据几何来严格处理连续量。这造成数与量的长期脱离。古希腊的数学中除了整数之外，并没有无理数的概念，连有理数的运算也没有，可是却有量的比例。他们对于连续与离散的关系很有兴趣，尤其是芝诺提出的四个著名的悖论：第一个悖论是说运动不存在，理由是运动物体到达目的地之前必须到达半路，而到达半路之前又必须到达半路的半路……如此下去，它必须通过无限多个点，这在有限长时间之内是无法办到的。第二个悖论是跑得很快的阿希里赶不上在他前面的乌龟。因为乌龟在他前面时，他必须首先到达乌龟的起点，然后用第一个悖论的逻辑，乌龟者在他的前面。这两个悖论是反对空间、时间无限可分的观点的。而第三、第四悖论是反对空间、时间由不可分的间隔组成。第三个悖论是说“飞矢不动”，因为在某一时间间隔，飞矢总是在某个空间间隔中确定的位置上，因而是静止的。第四个悖论是游行队伍悖论，内容大体相似。这说明希腊人已经看到无穷小与“很小很小”的矛盾。当然他们无法解决这些矛盾。希腊人虽然没有明确的极限概念，但他们在处理面积体积的问题时，却有严格的逼近步骤，这就是所谓“穷竭法”。它依靠间接的证明方法，证明了许多重要而难证的定理。新问题到了十六、十七世纪，除了求曲线长度和曲线所包围的面积等类问题外，还产生了许多新问题，如求速度、求切线，以及求极大、极小值等问题。经过许多人多年的努力，终于在十七世纪晚期，形成了无穷小演算——微积分这门学科，这也就是数学分析的开端。牛顿和莱布尼兹被公认为微积分的奠基者。他们的功绩主要在于：1，把各种问题的解法统一成一种方法，微分法和积分法；2，有明确的计算微分法的步骤；3．微分法和积分法互为逆运算。由于运算的完整性和应用范围的广泛性，微积分成为了解决问题的重要工具。同时关于微积分基础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以求速度为例，瞬时速度是Δs/Δt当Δt趋向于零时的值。Δt是零、是很小的量，还是什么东西，这个无穷小量究竟是不是零。这引起了极大的争论，从而引发了第二次数学危机。十八世纪的数学家成功地用微积分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因此有些人就对这些基础问题的讨论不感兴趣。如达朗贝尔就说，现在是“把房子盖得更高些，而不是把基础打得更加牢固”。更有许多人认为所谓的严密化就是繁琐。但也正是因此，微积分的基础问题一直受到一些人的批判和攻击，其中最有名的是贝克莱主教在1734年的攻击。建立基础十八世纪的数学思想的确是不严密的、直观的、强调形式的计算，而不管基础的可靠与否，其中特别是：没有清楚的无穷小概念，因此导数、微分、积分等概念不清楚；对无穷大的概念也不清楚；发散级数求和的任意性；符号使用的不严格性；不考虑连续性就进行微分，不考虑导数及积分的存在性以及可否展成幂级数等等。一直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一些数学家才开始比较关注于微积分的严格基础。它们从波尔查诺、阿贝尔、柯西、狄里克莱等人的工作开始，最终由魏尔斯特拉斯、戴德金和康托尔彻底完成，中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基本上解决了矛盾，为数学分析奠定了一个严格的基础。波尔查诺不承认无穷小数和无穷大数的存在，而且给出了连续性的正确定义。柯西在1821年的《代数分析教程》中从定义变量开始，认识到函数不一定要有解析表达式。他抓住了极限的概念，指出无穷小量和无穷大量都不是固定的量而是变量，并定义了导数和积分；阿贝尔指出要严格限制滥用级数展开及求和；狄里克莱给出了函数的现代定义。在这些数学工作的基础上，维尔斯特拉斯消除了其中不确切的地方，给出现在通用的ε - δ的极限、连续定义，并把导数、积分等概念都严格地建立在极限的基础上，从而克服了危机和矛盾。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魏尔斯特拉斯、戴德金、康托尔等人独立地建立了实数理论，而且在实数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极限论的基本定理，从而使数学分析终于建立在实数理论的严格基础之上了。同时，魏尔斯特拉斯给出一个处处不可微的连续函数的例子。这个发现以及后来许多病态函数的例子，充分说明了直观及几何的思考不可靠，而必须诉诸严格的概念及推理。由此，第二次数学危机使数学更深入地探讨数学分析的基础——实数论的问题。这不仅导致集合论的诞生，并且由此把数学分析的无矛盾性问题归结为实数论的无矛盾性问题，而这正是二十世纪数学基础中的首要问题。4第三次数学危机编辑简介经过第一、二次数学危机，人们把数学基础理论的无矛盾性，归结为集合论的无矛盾性，集合论已成为整个现代数学的逻辑基础，数学这座富丽堂皇的大厦就算竣工了。看来集合论似乎是不会有矛盾的，数学的严格性的目标快要达到了，数学家们几乎都为这一成就自鸣得意。法国著名数学家庞加莱（1854—1912）于1900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数学家会议上夸耀道：“现在可以说，（数学）绝对的严密性是已经达到了”。然而，事隔不到两年，英国著名数理逻辑学家和哲学家罗素（1872—1970）即宣布了一条惊人的消息：集合论是自相矛盾的，并不存在什么绝对的严密性！史称“罗素悖论”。1918年，罗素把这个悖论通俗化，称为“理发师悖论”。罗素悖论的发现，无异于晴天劈雳，把人们从美梦中惊醒。罗素悖论以及集合论中其它一些悖论，深入到集合论的理论基础之中，从而从根本上危及了整个数学体系的确定性和严密性。于是在数学和逻辑学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形成了数学史上的第三次危机。产生集合论悖论的原因在于集合的辨证性与数学方法的形式特性或者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的矛盾。如产生罗素悖论的原因，就在于概括原则造集的任意性与生成集合的客观规则的非任意性之间的矛盾。再次产物数理逻辑的发展与一批现代数学的产生。为了解决第三次数学危机，数学家们作了不同的努力。由于他们解决问题的出发点不同，所遵循的途径不同，所以在本世纪初就形成了不同的数学哲学流派，这就是以罗素为首的逻辑主义学派、以布劳威尔（1881—1966）为首的直觉主义学派和以希尔伯特为首的形式主义学派。这三大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把数学基础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三大学派的数学成果首先表现在数理逻辑学科的形成和它的现代分支——证明论等——的形成上。为了排除集合论悖论，罗素提出了类型论，策梅罗提出了第一个集合论公理系统，后经弗伦克尔加以修改和补充，得到常用的策梅罗——弗伦克尔集合论公理体系，以后又经伯奈斯和哥德尔进一步改进和简化，得到伯奈斯——哥德尔集合论公理体系。希尔伯特还建立了元数学。作为对集合论悖论研究的直接成果是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美国杰出数学家哥德尔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不完全性定理。他指出：一个包含逻辑和初等数论的形式系统，如果是协调的，则是不完全的，亦即无矛盾性不可能在本系统内确立；如果初等算术系统是协调的，则协调性在算术系统内是不可能证明的。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无可辩驳地揭示了形式主义系统的局限性，从数学上证明了企图以形式主义的技术方法一劳永逸地解决悖论问题的不可能性。它实际上告诉人们，任何想要为数学找到绝对可靠的基础，从而彻底避免悖论的种种企图都是徒劳无益的，哥德尔定理是数理逻辑、人工智能、集合论的基石，是数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美国著名数学家冯·诺伊曼说过：“哥德尔在现代逻辑中的成就是非凡的、不朽的——它的不朽甚至超过了纪念碑，它是一个里程碑，在可以望见的地方和可以望见的未来中永远存在的纪念碑”。时至今日，第三次数学危机还不能说已从根本上消除了，因为数学基础和数理逻辑的许多重要课题还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然而，人们正向根本解决的目标逐渐接近。可以预料，在这个过程中还将产生许多新的重要成果。参考来源：_szWPdqmGSy1yTM1KEHaGeYvk2yXRO76ONtXfwQfrwcxRN9kbyzXI1S2LIf望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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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经山西省委、省政府批准，中共山西省委党校与山西行政学院体制合一，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在原有职能之外又承担培训全省在职中级公务员的任务。山西省委党校实行校务委员会领导体制，下设行政管理处室13个，教学科研处室16个，直属事业单位2个。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忻州分校坐落于本省忻州市顿村温泉休假区，是五台山风景区旅游线的准组成部分。全校现有教职工413人，其中，教授13名，研究员3名，副教授31名，副研究员10名，其他高级专业技术人员8名。学校办有《理论探索》、《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山西党校报》、《科研信息》等报刊。图书馆拥有藏书33万册（社会科学类占80%，古籍线装书近4万册），订有多种报纸杂志1300多种，外文和港台期刊10多种。学校还拥有现代化的电教设备、远程教学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