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孙子兵法研究史大致可分成7个时期。 （一）孕育产生时期——远古至春秋 学界一般认为，《孙子兵法》产生于我国春秋末期；亦有认为成书于战国或更后者。关于此书的作者，多认为系孙武亲著，又经后人校理。对于孙武的生活时代，学术界也有不同观点，一般认其为春秋末期人，大约与孔子同时。 《孙子兵法》在产生以前，应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孕育过程。其产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应有以下几点：中国远古以来，特别是春秋时期频繁、激烈、多样的战争是《孙子兵法》产生的源泉；此前已有的兵学理论成果，如《军志》、《军政》、古《司马法》、令典等，是《孙子兵法》跃上兵学峰颠的阶石；春秋时期的社会思潮，特别是关于“道”、“仁”、“阴阳”、“保民”等的理论，是《孙子兵法》形成的文化因素；崇武尚智的齐文化是培育《孙子兵法》这朵军事理论奇葩的沃土。孙武个人的天赋与努力，则是《孙子兵法》产生的主观因素。另外，中华民族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的统体思维、辩证思维、象类思维等思维方式对《孙子兵法》理论体系的构筑起了指导性作用。这是《孙子兵法》之所以产生于中国而不产生于外国，之所以产生于春秋而不产生于其他时期的主要原因。 （二）增益和早期校理时期——战国至秦汉 《孙子兵法》十三篇于公元前512年在吴国问世后，并未迅速广泛传播开来，究其原因，大致有吴国王廷对“十三篇”密而不宣，当时传播媒介落后，社会上重礼轻诈观会对此书的贬斥，其价值未被时人所发现等几个方面。至战国时，此书才开始广泛传播，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孙子热”，所谓“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孙子兵法》自身以“出奇设伏”、“变诈”取胜为主要内容的军事理论适应了当时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的需要，是其基本原因；而其后世子孙孙膑对《孙子兵法》卓有成效的宣传和运用，则是其直接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孙武后学在这一时期对“十三篇”做了大量解释、阐发、增益的工作，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见吴王》等，均应是他们解释、阐发、增益“十三篇”之作，而在被《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之内。总之，在这一时期，《孙子兵法》在“十三篇”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扩增。1996年西安“发现”的伪书《孙武兵法八十二篇》说，孙武先写成“八十二篇”，后因其“天机阴杀”，就接受其儿子的建议，缩编成“十三篇”，乃是向壁虚构，是违反历史事实的。 到了汉代，官方组织人力，对《孙子兵法》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整理。一次是在汉高帝时，时间大致在高帝六年（前201年）至高帝十一年之间，由张良、韩信“序次”。第二次是在武帝时，由军政扬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第三次是在孝成帝时，由任宏“论次兵书”，将其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孙子兵法》位在“兵权谋”之首。这三次整理对《孙子兵法》的定位、定型和流传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削繁和注释时期——魏晋至隋唐 曹操《孙子略解序》中所批评的关于《孙子兵法》的“训说况文烦富”，应包括《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中“十三篇”之外的各篇在内。杜牧《注孙子序》中说：“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曹自为序，因注解之。”这里的“削”（删除）其“繁剩”，应包括“十三篇”之外的六十九篇，“笔（校、注）其精切”，则是指的“十三篇”。曹操只注“十三篇”，称《孙子略解》，因而使其得以广泛流传，甚余则因其“烦富”且“未得旨要”而陆续散佚。曹操《孙子略解》的问世，标志着《孙子兵法》真正进入了注解的时期。曹注重文字训解，但他本人又是军事家，更重实际运用，因此，其注理论性、实践性兼备，对后世有重大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曹注孙子之外，还有东吴沈友撰《孙子兵法》、贾诩《钞孙子兵法》，曹操、王凌集注《孙子兵法》、张子尚《孙武兵经》、《孟氏解说》等。从目前所见到的这一时期的注解内容看，其注文大都比较简略，偏重文字训诂，表现了《孙子兵法》早期注解时期的特点。 隋唐五代是《孙子兵法》注释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注解《孙子兵法》之书主要有：隋代的《萧吉注孙子》、唐代的《李筌注孙子》、《贾林注孙子》、杜佑《通典》中的训解《孙子》、《杜牧注孙子》、《陈暤注孙子》、《孙镐注孙子》、《孙燮集注孙子》、五代的《张昭制旨兵法》等。宋人辑的《十一家注孙子》中，唐人就占了五家。除注家多外，这一时期的注孙子还具有另辟蹊径、纠谬补缺、义详例丰、整体把握等特点。较魏晋南北朝时已有较大进步。如李筌已注意从整体上把握孙子的思想，他依《遁甲》注《孙子》，成一家言；杜牧“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其注纵谈横论，广征博引，多有新见。这一时期在运用《孙子兵法》指导实践方面也卓有成效，人们注意总结新的经验教训，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孙子兵法》在唐朝时传入了日本，开始了在国外的传播。（本文源自《孙子兵法研究史》） （四）武经首位确立时期——宋代 宋朝自仁宗起，官方就重视兵学研究和整理，至神宗，诏令司业朱服、武学教授何去非校定《孙子兵法》等七书，号“武经七书”，以官方名义颁行，同时，重办武学，以“七书”试士。至此，以《孙子兵法》为首的七部兵书，在一定意义上说，取得了与儒家经典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后各代率相尊奉，其武经之首的地位一直得到了官方的肯定，《武经》本《孙子兵法》成为后世流传的最主要的版本。 宋朝前期的《孙子兵法》研究以官方组织为主。到了后期（北宋末至南宋亡），则以私人著述为主，反映了战乱年代整个社会对《孙子兵法》研究的重视。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大约成书于两宋期间的《十家孙子会注》，学界一般认为，此书就是存世的《十一家注孙子》。由于辑者将各家之说辑在了一起，具有重要的军事和史料价值，因而成为后来研究《孙子兵法》者的必读之书。此书的校定刊行，是宋人对孙子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此后的孙子书，以《武经》本《孙子兵法》和《十一家注孙子》这两个版本为底本不断繁衍，形成了传世版本的两大基本系统。《梅圣俞注孙子》、《张预注孙子》、郑友贤《孙子十注遗说》、施子美《七书讲义》等，代表了这一时期《孙子兵法》注解的新水平，对后世影响较大。尤其是张预注，集诸家之长，成一家之言，博而切要，多有发明，文字亦好，有杜牧之风。另外，此时还出现了西夏文《孙子兵法》，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国内少数民族文字译本。 总之，宋代在孙子文献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在版本较勘、注解讲义、专题研讨、兵书合刻、集注汇解、分类辑编、少数民族文字翻译等方面，均有成果传世。特别是《武经》本《孙子》和《十一家注孙子》的编定刊行，深益后世，功不可没。但宋人对《孙子兵法》军事理论体系的系统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进展不大，理论与实践脱节严重，实际运用是其薄弱环节。其成就和教训对后世均有深刻影响。 （五）阐发和考据时期——明清 如果说宋代施子美的《七书讲义》开疏解阐发《孙子兵法》之先的话，那么，明清就是《孙子兵法》疏解、阐发和考据的大丰收时期。刘寅的《孙子直解》、赵本学的《孙子书校解引类》、李贽的《孙子参同》、黄献臣的《武经开宗》、朱墉《孙子汇解》、顾福棠《孙子集解》、黄巩《孙子集注》等，都注意在理论阐发上下功夫，而不仅仅是注字训词，其讲解多有新见，且更注意了系统性，指导性，体例也更趋完备。李贽主张“以《七书》与《六经》合而为一，以教天下万世”（《孙子参同序》），王阳明合心学、兵学于一体，戚继光融兵、儒于一炉，并注重应用理论研究，将《孙子兵法》高深的理论具体化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方法；清代的顾福棠、黄巩等开始将《孙子兵法》和西方的军事理论相结合，在《孙子兵法》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明、清两代的许多将领和学者将《孙子兵法》的理论用之于海防建设、火器战法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观点，在《孙子兵法》研究史上闪耀着特有的光辉。另外，这一时期以服务于武科应试为目的的武闱孙子研究，重视对《孙子兵法》的义理阐发，具有积极和消极（充当考生进入仕途的敲门砖）的双重作用。 与偏重讲解《孙子兵法》义理研究相对应的，是清代中期有关孙子的考据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孙星衍，毕以珣，章学诚等。他们在关于孙子事迹、《孙子兵法》成书时间、篇数和内容、文字校订和注释等方面作了深入考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特别是孙星衍据华阴《道藏·孙子》为底本、参《通典》、《太平御览》等书校订而成的《孙子十家注》，纠正了原书的不少错误，刊行后，广泛流传，成为《孙子兵法》流传的最主要的版本之一，改变了自宋以来主要靠《武经》本《孙子兵法》流传的单一格局。但他的这一版本因所见资料不全也出现了新的错误。 这一时期的《孙子兵法》研究在方法上仍主要承袭前朝，在内容上创新不足，特别是在清朝时期，西方军事理论已有长足发展，清人却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研究气氛沉闷，成果内容呆滞，表现出中国古代孙子研究即将终结的征兆。 （六）近代中西军事融合时期——民国 民国时期的孙子研究和古代孙子研究相比，有了重大变化。一是《孙子兵法》与火器条件下的战争实践结合紧密，在战役战术乃至战略思想上均有新的重大发展，和冷兵器时代诸注家阐发的理论相比，已有了质的飞跃；二是《孙子兵法》的理论与西方军事理论在碰撞中相融合，已不单是闭关锁国的近亲繁衍，使孙子研究因获得新生而表现出某种生机勃勃的气象；三是注重对《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进行系统阐发，而不只是训字、注词、解句、讲章，已初步将《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概括为战争问题、战争指导、战略战术、治军思想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系统的论述，为现代人更科学地概括《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框架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著作有：蒋方震、刘邦骥《孙子浅说》、李浴日《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钱基博《孙子章句训义》、陈启天《孙子兵法校释》等。近代虽然时间短暂，但却是《孙子兵法》研究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它标志着中国古代孙子学的终结，孙子研究新时代的开始。 （七）孙子学确立与大发展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的《孙子兵法》研究，在继承近代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础上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毛泽东、刘伯承、郭化若等老一辈革命家首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孙子兵法》之端，其后遂成一代新风，出现了一批批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光辉的研究《孙子兵法》的力作。郭化若《孙子译注》、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子兵法》、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说》、杨丙安《孙子会笺》、陶汉章《孙子兵法概论》、吴九龙《孙子校释》、李零《〈孙子〉古本研究》等，或译注信达公允，或版本弥足珍贵，或笺注广征精取，或解说深入浅出，或论述多有新义，或校释集粹于一，或在古文献研究上独辟蹊径：各以其特有的光彩流传于世。尤其是汉简本《孙子兵法》版本系统的出现，打破了《武经》本和十一家注本《孙子兵法》两大基本版本系统流传的格局，影响重大，意义深远。这一时期的论文更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这些论文大多不拘成说，不但在《孙子兵法》版本流传、文字校勘、注释训解、军事思想阐发、哲学思想研究等方面颇多建树，而且开辟了多学科、多领域研究的新局面。有的从系统论入手，有的从决策学着眼，有的从管理学探讨，还有的从经济学、预测学、谈判学、语言学、心理学、逻辑学、地理学、数学、医学等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孙子兵法》的非军事运用研究逐步成为《孙子兵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从而使孙子研究逐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这就是“孙子学”。孙子学的确立，进一步促进并规范了《孙子兵法》的研究，使之更加繁荣而有序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论《孙子兵法》的哲学思想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虽然做人做事并不如兵事一样，动错一步会招致死生之事，但生活事业之中，动错一步往往会导致成败变更。我认为自己本不应该是一个学规划专业的人，而应当是一个研究兵法理论的人！但我并不是一个军事发烧友，我并不对各种兵器或各方面的军事信息过敏，我唯一感兴趣的是兵法理论里面的博大精深思想。曾经对兵法非常的痴迷，加之高中的时候对文言有特殊爱好，也就顺势把《孙子兵法》十三篇给背了下来，内容也不多，事实上《孙子兵法》也就是一篇5000字的小论文。后来听说有那么一个天才开创了把《孙子兵法》系统地运用到商业战争中，也就开始注意在生活中运用《孙子兵法》，用它来指导自己做人做事。下面，我从自己的体会来分析自己从《孙子兵法》中所习得的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 计划周详：始计篇———“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古语有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因此做一件事前，特别是比较重大的事情，一定要经过周密的计划，再有步骤地实施。做重大决定时一定要慎重，三思而后行：火攻篇——“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因此，只有在合适的时候才去做事，不要在不适当的时候做不适当的事。我并不赞同古代那些士大夫的犯言直谏，事实也表明那样一种方式成功的机会很小，只有在他们遇到类似于唐太宗那么有限的几位明君才有可能意见得到重视，而另一方面古代的一些伶优的上谏却成功率相当高，如楚庄王的“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就是伶人在适当时机上谏成功的典型代表。孙子又有“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现实中，虽然不至生死，但成败是显而易见的。想要做成某件事，那么就先做好一系列事，造成一种必定成功的态势：势篇——“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我喜欢这样一种方式，动手做一件事之前，先把各方面的情况了解清楚，然后再针对性的进行，做好了促成这一系列事的事情后，你所想做的事就水到渠成了。认真研究对象和自身优劣：谋攻篇——“故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军争篇——“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因此，在着手做一件事，一定要对对象进行深入研究，研究它的特点和各方面的习性，进而采取不同的策略来应对，而对自身的了解则需要长期对自己进行审视，许多时候要进行换位思考以来获取对自身的全面、不失偏颇的了解。洞悉自身的缺点：作战篇中“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老子说过，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许多时候我们总是可以看到，成功的道路往往各自不同，而失败的原因总是那么几个。在这里面，了解自身的缺点并在对事对人时注意克服对于我们行事极其重要，能做到这样，离成功就不那么遥远了。集中力量，不要偏离目标：谋攻篇——“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不要偏离目标，做事一定要目标清晰，事实上这也就是军事里面常提到的集中优势兵力，就是在对事时一定要认准其中要解决问题的主要部分、关键点，用最大的功夫来解决它，那么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虚实篇——“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做事不可生搬硬套，虽然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但基本上所有的人都犯过这样的错误。所以在生活中，在行事中，要经常有意识地提醒自己，不要固守以前经验。历史也表明，重大的创新很多都是在辩证地否认前人的基础上取得的。看准时机，不强为不可为之事：谋攻篇——“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做人做事很多时候讲求一个时机，时机不成熟，强为之，往往不能够取得成功。扬长避短，错位竟争：势篇——“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 虚实篇——“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 军争篇——“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每个人都有自身的优势劣势，每件事也都可以找到它的突破口，因此，利用好自己的优势，进行错位竟争，必将取得好的回报。不走直路，以迂为直：军争篇——“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永远不可能找到你所认为的唯一的直线路径，虽然我们一直在试图找到，因此，我的做法是，不寻求直路，以迂为直，才是最大的直。学会创造机会：九变篇——“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聪明的人善于把握机遇，而智者则善于创造机会。机遇不会总是不期而至，我们不会总是有那么好的运气，既然好机会不会总是到来，那么我们应当学会创造机会，增加我们成功的筹码。必要时要有破釜沉舟的气概：九地篇——“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任何事情都存在一定的风险，只是我们在许多时候选择自动忽视这些风险，或是将风险看得过大。因此，必要的时候，要有勇气、有一定的魄力去面对风险。 以上《孙子兵法》中的经典名句，每句都丝丝入扣的体现着《孙子兵法》在实际生活中为人处世的哲学思想，让人历历在目，发人深省，当今和平年代《孙子兵法》的伟大哲学思想不仅可以用于军事对抗，更可以在投资理财、经营管理、竞技体育等诸多方面发挥璀璨的光芒，这就需要我们年轻的一代不断的在实践中开拓进取，把中国传统军事理论不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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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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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孙子兵法》的哲学思想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虽然做人做事并不如兵事一样，动错一步会招致死生之事，但生活事业之中，动错一步往往会导致成败变更。我认为自己本不应该是一个学规划专业的人，而应当是一个研究兵法理论的人！但我并不是一个军事发烧友，我并不对各种兵器或各方面的军事信息过敏，我唯一感兴趣的是兵法理论里面的博大精深思想。曾经对兵法非常的痴迷，加之高中的时候对文言有特殊爱好，也就顺势把《孙子兵法》十三篇给背了下来，内容也不多，事实上《孙子兵法》也就是一篇5000字的小论文。后来听说有那么一个天才开创了把《孙子兵法》系统地运用到商业战争中，也就开始注意在生活中运用《孙子兵法》，用它来指导自己做人做事。下面，我从自己的体会来分析自己从《孙子兵法》中所习得的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 计划周详：始计篇———“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古语有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因此做一件事前，特别是比较重大的事情，一定要经过周密的计划，再有步骤地实施。做重大决定时一定要慎重，三思而后行：火攻篇——“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因此，只有在合适的时候才去做事，不要在不适当的时候做不适当的事。我并不赞同古代那些士大夫的犯言直谏，事实也表明那样一种方式成功的机会很小，只有在他们遇到类似于唐太宗那么有限的几位明君才有可能意见得到重视，而另一方面古代的一些伶优的上谏却成功率相当高，如楚庄王的“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就是伶人在适当时机上谏成功的典型代表。孙子又有“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现实中，虽然不至生死，但成败是显而易见的。想要做成某件事，那么就先做好一系列事，造成一种必定成功的态势：势篇——“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我喜欢这样一种方式，动手做一件事之前，先把各方面的情况了解清楚，然后再针对性的进行，做好了促成这一系列事的事情后，你所想做的事就水到渠成了。认真研究对象和自身优劣：谋攻篇——“故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军争篇——“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因此，在着手做一件事，一定要对对象进行深入研究，研究它的特点和各方面的习性，进而采取不同的策略来应对，而对自身的了解则需要长期对自己进行审视，许多时候要进行换位思考以来获取对自身的全面、不失偏颇的了解。洞悉自身的缺点：作战篇中“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老子说过，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许多时候我们总是可以看到，成功的道路往往各自不同，而失败的原因总是那么几个。在这里面，了解自身的缺点并在对事对人时注意克服对于我们行事极其重要，能做到这样，离成功就不那么遥远了。集中力量，不要偏离目标：谋攻篇——“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不要偏离目标，做事一定要目标清晰，事实上这也就是军事里面常提到的集中优势兵力，就是在对事时一定要认准其中要解决问题的主要部分、关键点，用最大的功夫来解决它，那么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虚实篇——“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做事不可生搬硬套，虽然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但基本上所有的人都犯过这样的错误。所以在生活中，在行事中，要经常有意识地提醒自己，不要固守以前经验。历史也表明，重大的创新很多都是在辩证地否认前人的基础上取得的。看准时机，不强为不可为之事：谋攻篇——“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做人做事很多时候讲求一个时机，时机不成熟，强为之，往往不能够取得成功。扬长避短，错位竟争：势篇——“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 虚实篇——“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 军争篇——“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每个人都有自身的优势劣势，每件事也都可以找到它的突破口，因此，利用好自己的优势，进行错位竟争，必将取得好的回报。不走直路，以迂为直：军争篇——“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永远不可能找到你所认为的唯一的直线路径，虽然我们一直在试图找到，因此，我的做法是，不寻求直路，以迂为直，才是最大的直。学会创造机会：九变篇——“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聪明的人善于把握机遇，而智者则善于创造机会。机遇不会总是不期而至，我们不会总是有那么好的运气，既然好机会不会总是到来，那么我们应当学会创造机会，增加我们成功的筹码。必要时要有破釜沉舟的气概：九地篇——“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任何事情都存在一定的风险，只是我们在许多时候选择自动忽视这些风险，或是将风险看得过大。因此，必要的时候，要有勇气、有一定的魄力去面对风险。 以上《孙子兵法》中的经典名句，每句都丝丝入扣的体现着《孙子兵法》在实际生活中为人处世的哲学思想，让人历历在目，发人深省，当今和平年代《孙子兵法》的伟大哲学思想不仅可以用于军事对抗，更可以在投资理财、经营管理、竞技体育等诸多方面发挥璀璨的光芒，这就需要我们年轻的一代不断的在实践中开拓进取，把中国传统军事理论不断发扬光大。
《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始计第一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孙子兵法－－作战第二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军罢马，甲胄矢弓，戟盾矛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忌杆一石，当吾二十石。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故兵贵胜，不贵久。 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孙子兵法－－谋攻第三孙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①□②，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 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故曰：知己知彼，百战不贻；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注：]①：[车贲]。②：“温”字“氵”旁换“车”旁。孙子兵法－－军形第四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 称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孙子兵法－－兵势第五孙子曰：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瑕投卵者，虚实是也。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 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扩弩，节如发机。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 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 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孙子兵法－－虚实第六孙子曰：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 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必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之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 故曰：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候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 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孙子兵法－－军争第七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 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军争为利，军争为危。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和为变者也。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 《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之耳目也。民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故夜战多金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 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陈，此治变者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遗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孙子兵法－－九变第八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合。泛地无舍，衢地合交，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九变之利，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行军第九孙子曰：凡处军相敌，绝山依谷，视生处高，战隆无登，此处山之军也。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渡而击之利，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绝斥泽，唯亟去无留，若交军于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此处斥泽之军也。平陆处易，右背高，前死后生，此处平陆之军也。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流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远之，敌近之；吾迎之，敌背之。军旁有险阻、潢井、蒹葭、小林、翳荟者，必谨覆索之，此伏奸之所处也。 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辞卑而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杀马肉食者，军无粮也；悬□②不返其舍者，穷寇也；谆谆□③□③，徐与人言者，失众也；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谨察之。 兵非贵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卒未亲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注：]②：[垂瓦]。③：[讠翕]。孙子兵法－－地形第十孙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利。可以往，难以返，曰挂。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敌虽利我，我无出也，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远形者，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凡兵有走者、有驰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灾，将之过也。夫势均，以一击十，曰走；卒强吏弱，曰驰；吏强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敌怼而自战，将不知其能，曰崩；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隘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 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孙子兵法－－九地第十一孙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泛地，有围地，有死地。诸侯自战其地者，为散地；入人之地不深者，为轻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我可以往，彼可以来者，为交地；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众者，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为重地；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泛地；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是故散地则无战，轻地则无止，争地则无攻，交地则无绝，衢地则合交，重地则掠，泛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 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敢问敌众而整将来，待之若何曰：先夺其所爱则听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掠于饶野，三军足食。谨养而勿劳，并气积力，运兵计谋，为不可测。 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 吾士无余财，非恶货也；无余命，非恶寿也。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颐，投之无所往，诸、刿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而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马埋轮，未足恃也；齐勇如一，政之道也；刚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民不得虑。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 九地之变，屈伸之力，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 凡为客之道，深则专，浅则散。去国越境而师者，绝地也；四彻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浅者，轻地也；背固前隘者，围地也；无所往者，死地也。 是故散地吾将一其志，轻地吾将使之属，争地吾将趋其后，交地吾将谨其守，交地吾将固其结，衢地吾将谨其恃，重地吾将继其食，泛地吾将进其途，围地吾将塞其阙，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 故兵之情：围则御，不得已则斗，过则从。 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则其城可拔，其国可隳。 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害，勿告以利。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 故为兵之事，在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是谓巧能成事。是故政举之日，夷关折符，无通其使，厉于廊庙之上，以诛其事。敌人开阖，必亟入之，先其所爱，微与之期，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孙子兵法－－火攻第十二孙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积，三曰火辎，四曰火库，五曰火队。 行火必有因，因必素具。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火发而其兵静者，待而勿攻，极其火力，可从而从之，不可从则上。火可发于外，无待于内，以时发之，火发上风，无攻下风，昼风久，夜风止。凡军必知五火之变，以数守之。 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 夫战胜攻取而不惰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惰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上。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说，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孙子兵法－－用间第十三 孙子曰：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故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乡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闻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者，反报也。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贤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兼死。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敌间之来间我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乡间、内间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间为诳事，可使告敌；因是而知之，故生间可使如期。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 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 这是我的答案
《孙子》由我国古代（春秋时期）伟大军事家孙武所著，也称为《孙子兵法》。《孙子》不愧为人类的思想瑰宝，不仅影响了历代中国众多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如曹操、杜牧、李筌和毛泽东等等），还为世界许多政治家和军事家所推崇，他被中西方共同奉为“战略思想”的鼻祖。《孙子》分上、中、下三卷共十三篇，分别是：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和用间篇。
《孙子兵法》是从战国时期起就风靡流传的军事著作，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们都使用其中论述的军事理论来指导战争，而且，其中论述的基本理论和思想还被运用到了现代经营决策和社会管理方面。然而，这部著作者是谁呢？学术界议论纷纷，一种认为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孙武所著，一种认为是孙膑整理而成，一种认为是战国初年某位山林处士编写，还有的说是三国时代曹操编撰的。直到1972年4月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的两座汉代墓葬中同时发现了用竹简写成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这样，数百年的争论方告结束，《孙子兵法》的作者被确认为春秋时期吴国的将军孙武。
现在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过于贬低传世文献价值的现象，即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存在差异时，过于相信出土文献，欲以出土文献取代传世文献。 到底应当如何看待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作用？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专访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阎春新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如何看待出土文献的真伪？阎春新：对出土文献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唐兰、杨宽、马雍等相关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史记》中的《苏秦传》错误百出，真伪参半。其它学者也有许多人持类似的观点。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如《史记》的各种版本及其流变等，对出土文献长沙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出土文献的过分相信，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对传世文献的过于怀疑。这种疑古精神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当时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说商纣王不会像古史中所描绘的那样残暴，是后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之于其一身的缘故；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以人之理性阐发传世文献的史迹记载，固然非常具有诠释意蕴，但过于相信主体的主观思维，会严重贬低、破坏原始文献的史料价值，而加以无端指斥。晋代《竹书纪年》的出土，更引起了当时人们对传世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文献的怀疑和重新认识，重启疑古之风。至近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对历史文献持一味的怀疑态度，认为对于东周以后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种全盘否定传世文献价值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什么样的价值？阎春新：出土文献对促进传世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往往会促进后者相关领域研究的拓展，同时深化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而传世文献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得以流传，往往是经过整理和选择的，必有其长处。然而，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其真。以今日之所见古代文献而言，字词讹误，文句颠倒，段落、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已逐渐失去了它的初始价值。而出土文献因长期埋藏，故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它们的大量面世，激烈的冲击着传世文献。不过，总起来讲，我们认为，以出土文献校勘、补正传世文献而非横加置疑甚或取代后者的相关记载，应受到当前学界的认可赞同和广泛使用。概括来说，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三个方面的作用：校读传世文献之文本；补充传世文献之不足；印证、支撑传世文献或纠正传世文献之谬误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校对作用体现在哪里？阎春新：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整理选择和辗转抄写，其中的字词、文句早已与原文献大相径庭，也出现不少的错误。出土文献与之相对照，可以用来校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错误。以马王堆《老子》（乙本）为例，其中的一些篇目，跟《管子》里的不少文句可以相互对照；上博简第四支简《景公疟》所载晏子之言，可以在《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外篇》等传世古书中找到相对应的语句。还可以用来阐明传世文献中某些词语的意义，或者纠正某些词语书写上的错误。如：《汉书》古本所收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云：“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 ”而《文选》卷四一《报任少卿书》“茸”字作“佴”。 可见，《汉书》古本作“佴”。 “佴”字和“耻”字都从“耳”声，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都有以“佴”为“耻”的例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报任安书》的“佴”字也应该读为“耻”，“茸以蚕室”就是“受宫刑之耻”。1973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定县博物馆在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所得汉墓竹简《论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经整理，可知有《论语》简620枚，残简居多。通过比较，不仅简本各篇的分章与今本多有不同，而且在文字上同今本的差异也有七百多处，这就为今本《论语》的全部释文，提供了可注释和校勘的新证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成为研究《论语》的新材料，启发了新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厘清《论语》研究中诸多聚讼纷纭的问题。通过根据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中谬误的校勘，使文献的记载更加贴近历史事件，使历史面貌得以更好的恢复。通过研究这些恢复后的文献，可以极大地促进研究者的工作，使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出土文献对推动传世文献的字形、字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传世文献在传抄、印刷中流传，已逐渐失去了字形构造上的初始价值，这在与出土文献的对读中能得到有益弥补，而且不时还能带来认识上的新收获。在传世文献中一些字、词的走样，会使关键性语句的意义产生变化，进而导致对一种思想的理解发生变化，更有甚者还会致使相关史实的重新考量。所以出土文献在字形、字义研究上能非常有力地推动传世文献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的面世，自然对传世文献是一种补充，请您谈谈这个问题。阎春新：虽然传世文献浩如烟海，但仍有许多出土文献是传世文献中原本没有的，又或者一些文献的书名在传世文献中有所记载，但文献的内容却没有流传下来，使得传世文献的记载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它对历史事件或对历史时期的记载是有所遗漏和缺略的。随着出土文献的出土，这类文献才第一次展示在读者面前，使许多佚失多年的文献得以重新问世。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对照，可以补足这些遗漏和缺略，有利于研究者贴近历史真相，更有利于后人真实地了解历史。1899年以来出土的甲骨文，属于商代中晚期文字，是当时史官保留的重要文献。虽然每片甲骨文比较简单，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泛，包括国家争战、狩猎、畜牧、农业生产、祭祀等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丰富的甲骨文的出土，使我们当代的研究者见到了孔子、司马迁等古代史学家所没有见到过的可靠材料，扩大了史料范围，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商代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内外战争、帝王世系以及风土民俗等等历史的大量的珍贵资料，使我们对商代以及上古时代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众多突破性的进展，这是单纯依靠传世文献所无法取得的。1972年4月银雀山汉墓简出土，其中有《孙子》、《六韬》、《尉缭子》、《墨子》等传世文献，同时还有《孙膑兵法》一书。孙子》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就证明了孙武和孙膑确为二人，《史记》的记载是正确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确也是并存的两本书。《孙膑兵法》的重新面世，结束了学术界的长期争论，而且还为研究先秦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以往时代没有的、全新的研究对象，扩大了史料的范围，弥补传世文献史料之不足，使研究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事件、历史思想的发展脉络 。 中国社会科学网：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的印证和纠正功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阎春新：从整体考察，不言而喻，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有着双重的印证与纠谬功能。就前者而言，出土文献印证甚或支撑着某些传世文献的真实性，至少部分史料的可行性。一方面，某些早期简、帛书籍的样子，传世文献有简略的记载，而出土文献则使今人看到了简、帛书籍的实物，印证了其相关的说法。又如，最近清华简的部分材料，印证了儒家文献如《尚书》的记载；另一方面，新出土的文献，又为一些被辨伪学派打入学术冷宫的所谓“伪书”，平反、正位。疑古学风在宋代兴起后，不少传世的先秦子书被怀疑为后人的伪书，如今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缭子》都有人怀疑不是先秦之书，而是汉以后的伪作。七十年代汉墓出土的古书抄本，更为好几种这样的传世文献恢复了名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出土文献可以为一些因刻意辨伪而生造的“伪书”正名，这对于理解古籍的真伪有很大的帮助 。就后者而言，传世文献大多是经过长期辗转抄写与时代流变而累成或增削加工的。抄写本身就容易造成众多的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而且抄写者往往会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有时也会根据它所处时代的价值标准来对传世文献进行增窜改作，这样就改变了文献本来的面貌；而出土文献则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它所依据的材料往往会更加充分、更加可靠。最为关键的就在于，出土文献在埋入地下以后，基本再也没有被人改动过，保持着文献书写时较为原始的状态，可以说是同种文献中较原始的版本，这显然能纠正传世文献因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记载的部分失实与讹误，文献的本来面貌也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得以恢复 。因此，出土文献对于传世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补充、辅助作用。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关照，综合运用古文字学、社会学与哲学等跨学科的多维度研究视角与方法，以文献学与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必然会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
孙膑
《孙子兵法》全书共分13篇，有6 000余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这部书基本上是以权谋为经线，以战争的一般进程为纬线来组织的，使兵法各篇既能各自独立成章，更是一个有机整体的呈现。第一《计篇》，论述怎样在开战之前和战争中实行谋划的问题，以及谋划在战争中的重要意义。孙武认为，在开战之前，必须对敌我双方的基本条件做周密的研究和比较，认真地实行谋划，以便制定正确的作战计划。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有五项，就是道义、天时、地利、将帅、法制。对这些条件胸有成竹，就可以判断战争的胜负。在战争过程中，也必须根据利害关系和不断变化的形势进行研究策划，采取机动灵活的措施，“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第二《作战篇》，论述速战速胜的重要性。因为出兵打仗要耗损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拖久了就会使军队疲惫、士气低落、补给枯竭，别的诸侯国会乘机进攻。从速胜的思想出发，孙武反对以当时简陋的作战武器去攻克坚固的城寨，也反对在国内一再征集兵员和调运物资，主张在敌国就地解决粮草，厚赏士兵，优待俘虏，用缴获来补充壮大自己。只有这样做，才能迅速战胜敌人。第三《谋攻篇》，论述用计谋征服敌人的问题。孙武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善之善者”，不损伤自己的兵士将帅，迫使敌人不战而降是最理想的作战方案。至于怎样才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孙武认为上策是“伐谋”，其次是“伐交”，再次是“伐兵”，通过政治攻势和外交手段来征服敌人，其次才是武装力量。孙武在此篇中还提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认为谋略必须建立在了解敌我双方情况的基础上。第四《形篇》，论述用兵作战要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孙武认为：战争的胜负决定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大小，要想战胜敌人，就必须在力量的对比上使自己处于绝对优势，还要等待有利时机，善于抓住敌人的弱点，这样，就能轻而易举地战胜敌人。兵力不足就防守，兵力有余就进攻；防守时要十分严密地隐蔽自己，进攻时要打得敌人措手不及。第五《势篇》，论述用兵作战要造成一种可以压倒敌人的迅猛之势，并要善于利用，做到以一当十，所向无敌。造成这种“势”，首先要给自己创造条件，使本身具有战胜敌人的强大力量。其次，要“择人而任势”，选择熟知军事、知人善任的将帅，指挥士兵作战灵活自如，引诱敌人陷入圈套，然后用伏兵狠狠地打击。第六《虚实篇》，论述用兵作战须采用“避实而击虚”的方针。第一，要使我方处于主动地位，使敌方处于被动地位，把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善于用兵作战的人，能够设法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第二，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击敌人兵力空虚之处。第三，要集中自己的兵力，并设法分散敌人的兵力，造成战术上的我众敌寡。孙武指出，运用避实击虚的作战方针，要从分析敌情出发，随着形势变化而变化。第七《军争篇》，论述如何争夺有利条件，使自己掌握作战的主动权。孙武认为，首先必须了解各诸侯国的政治动向，熟悉地形，使用向导。其次必须行动统一，步调一致，“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第三，要求指挥正确，机动灵活，“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做到以上几点，才能在战争中处于有利的位置。第八《九变篇》，论述将帅指挥作战应根据各种具体情况灵活机动地处置问题，不要机械死板而招致失败。孙武强调，将帅考虑问题要兼顾有利和有害两方面。在有利的情况下要想到不利的因素，在不利的情况下要想到有利的因素。根据不同的斗争目标，采取不同的斗争手段；要立足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不能存侥幸心理。还要克服偏激的性情，全面冷静地考虑问题。将帅要从实际出发处置问题才能战胜敌人，所以对于国君违背实际的命令可以不执行，因此，他大胆地提出了“君命有所不受”。第九《行军篇》，论述行军作战中怎样安置军队和判断敌情，还论述了军队在山地、江河、沼泽、平原四种地形，以及各种特殊地形上的不同处置办法。孙武还提出了31种观察、判断敌情的方法，把看到、听到和侦察到的各种现象加以分析，只有掌握真实的敌情，才能制定出正确的作战方案，获得胜利。第十《地形篇》，论述用兵作战怎样利用地形，着重论述深入敌国作战的有利之处。孙武认为，深入敌国等于把士兵置于死地，他们会迫不得已拼死作战，发挥更大的战斗力，而且，深入敌国，还可就地补充军粮，士兵因为离家太远而不会逃散，服从指挥，一心一意作战，从而夺得战争胜利。第十一《九地篇》，论述军队在9种不同战略地形下进行突袭作战的指导原则，特别强调要根据官兵在不同作战区域所具有的心理状态，制定切合实际的战略战术，确保在战略进攻中实施突然袭击以取得成功。第十二《火攻篇》，论述在战争中使用火攻的办法、条件和原则等问题。孙武认为，火攻着眼点在于摧毁敌人的人力、物力和运输线，其方法必须变化运用，而且应该注意防备。除了发火的器材必须平时有准备，纵火还要选在天气干燥和刮风的日子。实施火攻必须和士兵的进攻互相配合，这样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第十三《用间篇》，论述使用间谍侦察敌情在作战中的重要意义，并论述了间谍的种类和使用间谍的方法。孙武十分重视间谍的作用，认为军队应当依靠间谍提供的情报而采取行动，这是取得胜利的关键之一。《孙子兵法》是一部理论体系完备、历史影响深远的军事学术名著，是春秋以来战争经验和规律的总结，奠定了我国古典兵学体系的理论基础。千百年来，这部书以“兵经”、“第一部战略学著作”见称，不仅为中国的历代兵家所重视，而且被世界公认为成就最高的古典兵学体系之一。《孙子兵法》中的许多战略和战术思想对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因而也成为现代管理学者经常阅读的重要文献。书中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推动了古代中国辩证思维的发展，它所表达的思想理论，也是中国古代辩证法的一个源头，具有很高的哲学研究价值。
春秋末期齐国人孙武所著
孙武，字长卿，后人尊为孙子或孙武子，春秋末期齐国人，学界大多认为与孔子同时而略晚。孙膑，战国中期齐国人，“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世传其兵法。” 学界大多认为约与商鞅、孟轲同时。 《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期，是我国现存最早、最杰出的军事著作，是孙武离开齐国到吴国之初隐居在都城姑苏时写出的。《孙子兵法》亦称《吴孙子》、《孙子》、《孙武子》等，全书十三篇，虽只有5900字左右，却是一部论述军事领域内部联系和规律的兵学杰作。据现存文献资料记载，《孙子》一书最早见于《史记》载述。《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这样写到，吴王阖闾对孙武说：“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见《孙子兵法》在孙武觐见吴王阖闾时就是一部独立的军事著作了。《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还写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也就是说《孙子兵法》早在战国中晚期，已广泛流传于天下。然而，古书之流传主要是靠传抄，在传抄的过程中，可能改变古书原有的面貌，尤其若是传抄者本人加入个人的意见，更可能使原书内容遭受改变而失去其完整性。《孙子兵法》存在着甚多作者与内容上的疑问，可能就是因为传抄上的因素所致。 古书传抄错误或书缺简脱在所难免，为求其保存上的完整，历来皆有古籍的整编工作。西汉对于兵法文献的整理，根据《汉书•艺文志•兵书略》的记载，曾经有三次。第一次是在西汉初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这三十五部也就是当时官方的兵书精华，但不知《孙子兵法》是否被选入其中，不过以韩信用兵常以《孙子兵法》为活用准则，盖可推断当在其中。第二次整理是在汉武帝时候，“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第三次兵书整理为孝成帝时代。当时实施全国性的大规模图书搜集工作，由光禄大夫刘向统领校雠整编。在兵书方面则由步兵校尉任宏负责，整理后之兵书归入于《七略》之中。西汉三次兵书整理后，《孙子兵法》在兵学中的地位得以确立。此次整理，“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兵书被区分为兵权谋、兵形式、兵阴阳、兵技巧等四类，而《孙子兵法》则列权谋类之首。后《七略》失传，一些基本的内容由班固《汉书•艺文志》保存下来。不过《汉书•艺文志》所录《孙子兵法》为八十二篇，清朝学者毕以珣在《孙子叙录》中指出了篇章骤增的原因，认为其余六十九篇都是孙武的佚文，是孙武及其弟子在十三篇的基础上不断增添所致。 东汉末年，曹操等人开始为《孙子兵法》作注。曹操《孙子注》，其自序中称“略解”，是现存世的《孙子兵法》最早注本，除了首先注释之功，曹操对《孙子兵法》的贡献还有两点，其一是独尊《孙子兵法》，认为此书是所有兵书中写的最好的一部，进一步确立了《孙子兵法》的地位。其二是恢复了十三篇原型，把汉以来很庞大的八十五篇《孙子兵法》作了区分，只为十三篇作注，而将十三篇之外的内容另编为《续孙子兵法》二卷。曹操的注释简明切要，具有很高的军事学术价值，问世后即备受人们的称誉推崇。曹操之后，注家纷起，各呈异态，一直到宋代，流传下来的著名注者有十家。注本的大量出现促进了《孙子兵法》的广泛传播，在流传过程中又形成了不同的版本体系。宋代时期《孙子兵法》的主要传本为《武经七书》与《十家注孙子》两大系统。到明代，则以《武经七书》本为主流。到了清代，孙星衍从《道藏》中抄出《十家注》本，并对其做了一番认真细致的校订考辨，使之名声鹊起，一举打破了自宋以来主要以武经本流传的局面。孙校《孙子十家注》也因此而成为近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同时也是最实用的《孙子兵法》读本。 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简本《孙子兵法》，系迄今为止发现的《孙子兵法》最早的手抄本。据专家考证，比《史记》的成书至少要早数十年以上。 它使我们注意到：（1）今本与简本除去个别句子的顺序变易和字词增减外，二者是大体一致的。（2）宋以前的古书引文虽经节引、改易、增删而不尽可据，但仍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古本原貌，要比今本更接近于简本。（3）宋以来的各种版本虽间有差异，但与简本相比，这些差异却显得微不足道，其中不少都是因翻刻、重刻而造成新的讹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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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武 《孙子兵法》是从战国时期起就风靡流传的军事著作，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们都使用其中论述的军事理论来指导战争，而且，其中论述的基本理论和思想还被运用到了现代经营决策和社会管理方面。然而，这部著作者是谁呢？学术界议论纷纷，一种认为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孙武所著，一种认为是孙膑整理而成，一种认为是战国初年某位山林处士编写，还有的说是三国时代曹操编撰的。直到1972年4 月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的两座汉代墓葬中同时发现了用竹简写成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这样，数百年的争论方告结束，《孙子兵法》的作者被确认为春秋时期吴国的将军孙武。 老子 公元前571年农历2月15日，在世界的东方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即现在的河南省鹿邑太清宫镇降生了一位伟人老子。他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道学家派的创始人，被当代评为世界百位名人之一。大家知道在老子之前，社会上仅有一些哲学观点出现，从《老子》开始形成了系统的哲学理论。因此，鹿邑这块宝地，即是降圣的仙乡，又是东方哲学的发源地。 据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号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司马贞《史记索隐》云：“苦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司马贞《史记索隐》云：“苦县本属陈，春秋时楚灭陈，而苦又属楚，故云楚苦县。”郦道元《水经注》称：“边韶老子碑云老子楚相人也，相虚荒，今属苦，城犹存，在赖游乡之东，涡水处其阳”，（元初涡河由太清宫南边改道走太清宫北边）。翻阅历代国史，各种词书，名人论著以及《河南省志》、《归德府志》、《鹿邑县志》、《江南通志》、《安徽省通志》、《毫州志》都明确记载，老子生地在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史学界、哲学界、宗教界及研老专家，或著书立说，或撰写老证论文，认为老子生于鹿邑太清宫镇证据凿凿。据《毫州志》记载：“太清宫在城西四十五里，今属鹿邑，老子所生地”。《江南通志》（清顺治时期，今安徽与江苏合称江南省）卷二百，有一项“辨讹”，专门考证旧志中的讹错其中有对李耳的考证。结论是：“李耳，归德鹿邑人，非今江南地。唐宋之毫州，邻六县，惟谯、城父二县今江南境，余俱属河南。旧志载李耳凤阳人物中，误矣”。在重修《安徽省通志》卷二百六十，却有这样两段记载：“太清宫在毫州西四十五里，老子所妊之地，基地犹存，旧名紫极宫，唐天宝二年改”。再一段是：“陈抟为毫州真源人，今河南归德府鹿邑县地，旧志收入颖州，与老子误同，兹并削之”。写得明明白白，自动纠正了过去的错误记载。一九九一年，新华社合肥五月十日电，报道安徽毫州决定举行世界老子学术研讨会的消息称：“生于二千五百多年前的老子，又称聃，是与孔子同时代并齐名的一位古代思想家，也是中国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其家乡在与毫州毗邻的今河南省鹿邑县”。实事求是，是我们传统的学风，应该发扬光大孔子（前551-前479），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孔子生年一般按《史记·孔子世家》所记为鲁襄公二十二年，而生月生日《史记》未记，按《谷梁传》所记“十月庚子孔子 生”。换算为当今之公历应为公元前551年9月8日生。 孔子生在鲁国。鲁国为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对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礼乐之邦”之称。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叹为观止。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晋大夫韩宣子访鲁，观书后赞叹“周礼尽在鲁矣！”鲁国文化传统与当时学术下移的形势对孔子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衰落。他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时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廪）与“乘田”（管放牧牛羊）。虽然生活贫苦，孔子十五岁即“志于学”。他善于取法他人，曾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他学无常师，好学不厌，乡人也赞他“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