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大理国时期汉文化对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影响:南诏大理国是唐宋时期中国西南地区产生重大影响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是全面发展的文明社会，其文化呈现出开放多元、兼容和谐的特征，其文化受到了自然环境的影响，由于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和影响，使客观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和主观人文环境因素的发展相互产生了一定阻碍作用。由于云南本身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山高峡深的地形导致其交通在南诏大理国时期并不发达，对外界的联系早期并不充分。因此当时的地方民族文化呈现出一定的边缘化。因此造成了云南民族人口流动性小，社会开放程度低，形成了云南各民族社会发育程度的参差不齐。由于历史上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加之自然资源又较为丰富，很容易形成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并由此形成了一种比较完备的“隔离机制”。这样，其文化形态都较少发生重大变革，决定了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边缘化。同时，边缘性的原因是多样的，如少数民族有语言交流的问题，很多人不会普通话，而且他们的文化信仰、管理方法、技术，与汉族不同，和现代技术完全不一样。因此对于内地的主流文化来说，云南地方民族文化就成了一种边缘文化。在后期，随着中原汉文化的崛起，汉文化影响力逐渐提升，随着人口迁移，贸易以及俘虏等流入，汉文化对云南地方民族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同时，因为云南地方民族文化也有着强大的包容性，云南各民族文化的精神，即兼容并蓄的包容性、多元并存的开放性、亲近自然的本源性和文化生态的和谐性，体现着一种和谐的生活方式。“蜀身毒道”、“茶马古道”等都经由云南通往各地，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和不同的文化在此交融，造就了云南文化的多元特点和包容性。据历史文献记载，汉族文化与云南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在南诏大理国中后期也颇为频繁，在文化领域里，如耕作文化、食文化、茶文化、青铜文化各个领域二者都有充分交流，同时，汉文化对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冲击并不是同化，而是相互补充，融合发展，也因为汉文化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思想观念，也促进了云南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加强了云南与中原的联系，给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延续与发展注入活力。总而言之，南诏大理国时期汉文化对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有利于文化的互补融合发展，给南诏大理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注入了活力，云南，不但是亚洲各民族文化系统网络最重要的节点，也是人类文化遗产最珍贵的共生宝库，各族文化的乡土性、边缘性、包容性，终催生出了今日洋洋大观的民族文化多样性，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浓重而有力一笔亮彩。而南诏大理国的汉文化冲击更是使文化交流加深，给云南后世的文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云南地方与中原各地的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是云南文化历史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云南有着26个民族,有着瑰丽多姿的的民族文化论文我可以帮忙的
云南，人类重要发祥地之一，千百年来，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云南各民族融合、演变、发展，走过了漫长的历史，自战国时期建立滇王国以后，行政建制和区划经过无数次的演变，逐渐形成了今天的云南。元谋人：大约170万年前，原始人群时期的人类就生活在中国大地上。云南元谋人是我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猿人。到新石器时代，居住在滇池、洱海附近的人们，已能使用石斧之类简单的生产工具，从事原始的农业生产，有些地方的人还会建造简易木结构房，并逐渐形成较大的村落。庄跤入滇：公元前三世纪，庄跤通过黔中郡向西南进攻，“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建立了滇国。庄跤等将较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进了云南，促进了云南的发展，标志着云南从政治上与内地联系的开始。秦开五尺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在云南设置郡县，开“五尺道”，从四川宜宾至云南曲靖附近，因路宽仅五尺，故称“五尺道”。五尺道的开辟沟通了首都咸阳经四川与云南东部的联系，并委派官吏入滇治理，使其成为秦帝国的组成部份。汉武开滇：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将军郭昌率巴蜀之兵临滇，设益州郡，下属24县，郡府设在滇池县（今晋宁县），云南为其中一个县，县城设在今祥云县的，“云南驿”。汉王朝调整了郡县，改变部落相立，不相统属的状况，带进了一些封建生产关系。这一时期青铜工具的使用，牛耕的出现进一步提高了农业耕作水平。高超的冶炼技术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各种青铜器物品的出土，显示了民间艺术家们的精湛技艺。大群被放牧的牛、马、绵羊和山羊与家畜猪、犬一道，标志了滇国发达的畜牧业。汉武帝还派唐蒙扩建“五尺道”，改名“西南夷道”。汉王朝还组织人力开凿博南古道，日趋频繁的商贾往来，促进了西南与东南亚各国，尤其是与缅甸、印度的国际贸易与文化交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汉武开滇。 诸葛亮治南：三国时期，现在的云南及黔西，川西南的部份地区统称为“南中”。公元225年，蜀汉丞相诸葛亮统三路大军亲征云南，他采取“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的政策，当进入滇西地区洱海（大理一带）时，迅速平定了云南奴隶主贵族发动的叛乱，降服了当地大姓孟获，对孟获“七擒七纵”，使盂获心悦诚服地投降，井发誓永不造反。因此诸葛亮很快平定南中，云南成为蜀汉的一部分。爨氏据滇：公元317年司马睿称帝，建东晋，东晋初年，由内地迁至云南的爨（音窜cuan）势力逐渐强大，爨琛自主为王，统治滇池地区，爨氏历统治400多年，把滇池地区称作昆川（或昆卅），并与随、唐王朝保持经济文化联系。六诏统一：公元738年贞观时期，唐王朝扶持蒙舍诏统一“六诏”，建立以洱海为基地的“南诏国”，诏主皮罗阁被封为“云南王”，南诏历传13王，统治200余年。段氏建立大理国：公元937年，段思平灭南诏建大理国，公元1117年，宋朝封大理首领为“云南节度使”，政治中心在洱海区域，以大理为都城，相传22 世，共统治316年。在大理国统治期间，鄯阐城（今昆明）逐渐成了滇中最繁盛的一座城池。其间留下了著名的“孔雀胆”的故事。元跨革囊：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军征云南，破大理国，1267年封第五子忽哥赤为云南王， 1271年其子被害身亡。公元1274年忽必烈派赛典赤·赡思丁到云南。公元1276年，元朝已正式建云南行中书省为全国11个行省之一，从此“云南”正式作为省级行政区的名称。政治中心由大理迁至昆明。赛典赤到云南后，在经济上制定赋税，发展生产，兴修水利；在政治上，一改过去残酷屠杀的做法，代之以善民族关系，兴办教育、安定政治形势的政策。突出的如五百里滇池，原常泛滥成灾，赛典赤征召民工，凿开海口，疏通螳螂川，使滇池水由海口经螳螂川流入金沙江通。云南现有世界遗产有：丽江古城、三江并流保护区、石林三处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昆明、丽江、大理、建水、巍山现有历史遗迹：元谋人、白沙壁画 、滇越铁路、茶马古道、沧源崖画、陆军讲武堂 、爨龙颜碑云南历史名人：熊庆来、郑和、龙云、卢汉、楚图南、李根源、赵藩、钱南园
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发展现状是形态各异的，这既有内在制度结构差异的原因，又有外在的社会交往情况、自然条件不同等原因。总体上看，传统的生产方式已经很难肩负起民族地区发展的重任，单一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也是难于解决无论是资金还是技术都严重不足的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问题的。云南省丰富的文化资源是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支撑点，云南省民族旅游开发已经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绩，对民族旅游进行理论思考及对云南特色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的理解是十分必要的；对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路径及意义的考察以及未来发展需要注意问题的理解都是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发展民族地区文化产业也是保持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该课题组按原计划完成了公开发表三篇论文及一个研究报告的任务，就研究计划中提出的“民族旅游的政治—经济分析”、“文化差异与文化产业”及“乡村文化业发展的道路”等三个问题做出深入研究，并公开发表与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紧密相关的三篇学术论文：（1）“民族旅游的政治—经济分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cssci来源期刊）2007年第6期；作者：马翀炜。（2）“‘云南十八怪’与民族文化产品开发”，载《文化遗产》2009年第3期；作者：孙信茹。（3）“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及意义——以云南省为例”，载《西南边疆民族研究》（cssci来源期刊）第6辑。作者：马翀炜、孙美璆、李德建。 二、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或对策建议： 该课题认为，云南省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能够在近年来获得较快的发展，是与云南省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紧密相关的。基于此，要真正理解云南省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问题就有必要对民族旅游进行理论上的分析。《民族旅游的政治—经济分析》一文认为：追求自由的旅游与现代社会建构的强调控制以及牟利的旅游业之间的冲突是民族旅游中具有根本性的矛盾,民族文化符号在现代旅游中的重新编码是民族文化产生变化的一个直接原因。民族文化产品进入主流文化消费系统的意义则在于通过交往而使不同文化之间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文化价值的相互承认。改变现实交往活动中的不合理性的可能路径在于文化拥有者通过实践来提升自己的参与旅游业的行为能力,并参与到交往制度的修改与制定中。《“云南十八怪”与民族文化产品开发》一文以独具特色的“云南十八怪”文化现象及围绕“云南十八怪”进行的民族文化产品开发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云南十八怪”是外地人贬抑云南地方性文化的形象表达。近二十年来，“云南十八怪”以商品符号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云南十八怪”所包含的文化意蕴随历史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云南十八怪”文化符号效应经历的有轰动到平淡的变化过程中可以发现，地方性文化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有可能通过积极的参与而获得进入主流社会及主流经济活动的机会。而这些地方性文化以及以这些文化为核心价值的民族文化产品要改变其边缘性的地位，就必须努力使这些地方性文化逐步成为主流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结构性要素。《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及意义——以云南省为例》一文从大量的田野调查材料的研究入手，对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及意义得出如下认识：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现已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在依托旅游业发展、开拓市场的过程中，云南乡村文化产业化逐步探索出了如下几种路径：日常生活用品向民族工艺品转化；民族歌舞转化为民族歌舞演艺业；独特的民俗风情与优美的自然景观结合开发；传统民族艺术品转化为文化产品；传统的民居的开发利用等。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增长，提高了村民参与市场经济的能力，而且使社区的组织结构得到了改善。乡村文化产业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报告《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在大量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点面结合的介绍。认为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在近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许多成绩。到目前为止，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是与云南省旅游业发展紧密相关的，或者说是旅游业发展带动了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这是对这一个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其次，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探索出了多样化的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路径。在走过了村民自发性参与、政府倡导发展和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发展的20年的乡村文化业发展历程后，乡村文化产业已经探索出了多样化的发展路径：日常生活用品向民族工艺产品的转化。云南少数民族的许多日常生活用品，因其具有较为浓厚的民族审美文化特色，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其实用功能逐步被审美功能所取代而开始转化为旅游工艺品；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将民族歌舞转化为民族歌舞演艺业；利用特有的民族民俗风情，依托优美的自然景观开发乡村旅游；对传统民族艺术进行进一步的挖掘整理，引导这些艺术品走向市场是一些地区进行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方法；利用传统文化古镇、民居发展文化旅游业也是云南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大特色。第三，在乡村产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就业渠道，培养乡土人才；第四，发展乡村文化产业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第五，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改善了有形和无形基础设施建设。尽管云南省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出令人鼓舞的态势，但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中也还存在投入不足，基础较为薄弱，规模不大，单打独斗，人才不够，缺乏管理经验以及精品不多，后劲不足等诸多问题。 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对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对策提出如下一些建议： 一是 以民族文化资源为基础，进一步挖掘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潜力；二是进一步找准乡村文化产业定位；三是加强乡村人才培养，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四是充分认识市场规律，整合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等要素； 五是 采用政府授牌的方式，打造乡村文化产品品牌；六是延长产业链，联动产业资源，形成产业集群；七是以“政府引导、企业投资、村民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方式，使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具有更多的动力来源。该课题研究从理论上对民族旅游、民族文化产业进行了具有一定深度的思考，对民族传统文化对现实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进行了研究。并且对云南省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现状进行了点面结合的调查研究，研究基本呈现了云南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该成果对于扩大文化产业研究的领域是有一定的理论价值的。云南省民族传统文化十分丰富，传统文化正在以形态各异的方式对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分析是需要大量的实地考察的。这也意味着更多的经费和更多的人力投入是不可缺的。这些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只能留待今后完成。
一、关于中国梦历史任务的表述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十五大报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十九大报告二、中国梦已经实现和正在实现的目标或者说，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的任务1、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已经完成）；2、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持续进行）；3、实现社会稳定（持续进行）。三、中国梦尚未实现的目标1、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完全统一，这是最棘手的任务；两岸统一之日，才是圆梦之时！2、在主攻方向全面占领世界科技的制高点；3、在文化领域真正赢得中华民族的话语权。不忘初心、同心同德、砥砺前行，用实际行动去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论点的基本要求是：作者的主张看法和观点；论据基本要求是：事实论据（名人事例）和道理论据（有权威性的名言，格言，诗句和俗句）；论证的基本要求是：对比说理、比喻说理和引证法。写议论文要考虑论点，考虑用什么作论据来证明它，怎样来论证，然后得出结论。它可以是先提出一个总论点，然后分别进行论述，分析各个分论点，最后得出结论；也可以先引述一个故事，一段对话，或描写一个场面，再一层一层地从事实分析出道理，归纳引申出一个新的结论。这种写法叫总分式，是中学生经常采用的一种作文方式。也可以在文章开头先提出一个人们关心的疑问，然后一一作答，逐层深入，这是答难式的写法。还要以是作者有意把两个不同事物以对立的方式提出来加以比较、对照，然后得出结论，这是对比式写法，通过对比更突显作者的观点。
我知道的更多，我能写，我来完成的
文化是民族的血液，是民族的DNA。它蕴含着这个民族的历史与成就等！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文化，也就是等于失去了本身的来源，没有保护好祖先们给予的宝贵财产。我们不仅要保护好民族文化，还要发扬文化，只有文化才能证明我们是这里的人民，只有保护好文化才能证明我们爱国，当别的民族文化来到自己的生活中的时候，我们因该以热情的款待它国文化，不能遗忘自己民族的文化。来到他国的时候要尊敬他国的文化，只有尊敬他国的文化才能让他国人民爱戴你。其实我们中国的文化也随着西化和现代化也慢慢消失，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圣诞节在中国可谓是比春节还要热闹。中国文化都是我们祖先们在慢慢积累和发现和创造，经过了风吹雨打，走过了5000年的漫长岁月，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的祖先依然在创造新的文化。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里，我们却丢失了祖先给我们的文化。我想世界上的四大古国，三个古国消失了，是因为他们没有珍惜好他们的文化，长年战火连天，现在中国也快消失了，是因为我们被西化了！
早在远古时代，青海就有人类活动，最早生息在这块土地的是中国西部古老民族之一氐、羌族群。众多的古文化遗存表明，青海的开发至少已有6000年的历史。夏商时期，部分羌人逐渐定居东部地区，开始进行农耕，随着中原地区先进生产技术的传入，农牧业有了一定发展，人口也逐渐增加。这部分羌人渐与华夏诸融合，成为后来的汉族。西汉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于湖北岸置西海郡，隋朝时北部是中国领土，大业五年（609）于伏俟城置西海郡，均为时不久即废。自晋至唐为吐谷浑所占，曾建都于湖西十五里伏俟城。龙朔三年(663)地入吐蕃。宋代为西番角厮罗所辖。公元13世纪，蒙古族进入青海，今天青海1242年全部并入蒙古大汗国，蒙古大汗国后成为元朝，从元朝开始时全部是中国领土，其土地属宣政院管辖；忽必烈继大汗位，元代有蒙古部落驻此，在河州设吐蕃等处宣慰使司、管辖青甘一带吐蕃部落。至元十八年（1281年），设甘肃行中书省，辖西诸州和东北部的贵德州。明属朵甘都司等；明洪武五年（1372年），改西州为西卫，下辖六千户所，以后又设“塞外四卫”：安定、阿端、曲先、罕东。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设西宁兵备道，直接管理蒙藏各部和西宁近地，“塞外四卫”由西宁卫遥控。明初在青海东部用的土汉官参设制度，几经演变，逐渐成为土司制度。在青南、川西设有朵甘行都指挥司。明正德四年（1509）后为东蒙古所据，史称西海蒙古。厄鲁特蒙古的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于崇祯九年(1636)率部自乌鲁木齐一带移牧来此，史称青海蒙古，并控制卫藏。流居青海的蒙古人尚有喀尔喀、准噶尔、土尔扈特、辉特等部（见厄鲁特蒙古）。五部蒙古后渐分支派，总名十八家。清顺治十年(1653)封顾实汗为遵文行义敏慧顾实 。康熙三十六年（1697）顾实汗幼子达什巴图尔被封为亲王，其余蒙古贵族亦分别授予贝勒、贝子等爵号。 雍正二年（1724），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年羹尧建议：青海蒙古仿内蒙古札萨克之例，划定游牧地界，统一分编为旗；原属诸番，另行安插，勿许蒙古管辖。三年分青海蒙古为二十九旗，每旗设札萨克一员，协理台吉一员，管旗章京、副章京、参领各一员；按一百五十户设一佐领，共计佐领一百零四个半，重定王公爵秩，颁授印信册诰；各旗首领每年祭海会盟一次届时钦差大臣莅临，处理各旗纠纷，奏选盟长；各旗王公、台吉分为三班，三年一次，九年一周，赴京朝见；每季仲月为各部与内地贸易之期，开日月山（后移至丹噶尔）、北川、洪水（今民乐）为集市，由官兵督守，禁止私入边墙。同时清查藏族各部户口，设立土司，以户口多少，分别封以百户、千户名号。蒙藏各部，统归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简称西宁办事大臣）管辖。从此，凡称青海者，意即指该大臣所辖各族地界。1912年北洋军阀政府任命马麒为西宁总兵，1915年又任命其为蒙蕃宣慰使和甘边宁海镇守使。从此，马家军阀在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下统治青海近40年。1929年青海省正式成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落后、残酷的封建军阀统治推翻，建立了新的民主政权。青海省，简称“青”，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为黄河、长江及澜沧江（湄公河）之源头。因境内有全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而得名，省会是西宁市。
做法是把有机的民俗事象先做一番“肢解”，所余片断作为结构的“民俗素”。民俗学诞生时英国人GJGomme在《作为科学的民俗学》中把民俗分析为ABCD等一些要素/html/shehui
藏族 [民族简介] 藏族，约有人口4,000,000人，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以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临近省。 藏族是汉语的称谓。西藏在藏语中称为“博”，生活在这里的藏族自称“博巴”。“博巴”又按不同地域分为“兑巴”（阿里地区），“藏巴”（日喀 则地区），“卫巴”（拉萨地区），“康巴”（四川西部地区），“安多娃”（青海、云南、川西北等地区）。藏语依地区划分为卫藏、康、安多三个方言。 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西藏，美丽神奇，是藏族的主要聚居地，在现有1 3 0 多万人口中，藏族占9 5 ％。 藏族是中国古老的民族之一。据史书记载：早在秦汉以前，藏族先民就聚居在雅 鲁 藏 布江中游两岸。由于草原辽阔，水草肥美，生产多以牧业为主。主要有绵羊、山羊和牦牛、犏牛。其中牦牛体大毛长，耐寒负重，除供奶、肉外，还是交通运载的“高原之舟”。农业以种植青稞为主，也有小麦、油菜、碗豆等农作物。 藏族服饰无论男女至今保留完整。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服饰，对研究藏族的服饰文化有着重要价值。 藏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藏文的使用，加强了藏族与祖国中原地区经济的联系。十世纪到十六世纪，是藏族文化的兴盛时期，几百年间，藏族文化大放异彩。除举世闻名的《甘珠尔》、《丹珠尔》两大佛学丛书外，还有关于韵律、文学、哲理、史地、天文、历算、医药等专著问世。 藏族人民热情开朗、豪爽奔放。他们以歌舞为伴，自由地生活。藏族民歌抑扬顿挫，合辙贴韵，悦耳动听。唱时还伴以各种舞蹈。舞姿优美，节奏明快。其中踢踏舞，锅庄舞、弦子舞最为广泛流传。 藏族信仰佛教。公元七世纪佛教从印度传入西藏，至今已有1 3 0 0 多年的历史。公元1 3 至1 6 世纪中叶，佛教日益盛行，佛事活动频繁，佛教寺 庙遍及西藏各地。著名的寺 庙有甘丹 寺、哲蚌 寺、色拉 寺、扎什伦布 寺和布达拉宫。
西藏，这个耸立于地球之巅、平均海拔4000余米的雪域高原，以其恢宏的气势傲然于世。千百年来，生活于这块高天厚土神奇大地上的藏门珞各族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西藏文化。西藏民俗文化是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厚重的文化内蕴和特有的高原风采深受世人的瞩目和关注。 一 民俗是生活于某一特定地域的民族或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俗惯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的活动方式。显然，民俗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 民俗文化产生的历史十分久远。人类要生存，离不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衣、食、住、行的物质民俗行为便与人类的活动相伴相生。人类要繁衍发展，离不开两性交媾与生育，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至关重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婚、育习俗。其他诸如信仰、礼仪、节日、游艺等精神民俗也都是在人的活动过程中逐渐出现和形成的。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的活动，便有了文化的创造，也就有了民俗活动形式。民俗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古老和最具有生命力的。 民俗文化一般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几大类别。物质民俗指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方式及相关的习俗礼仪；社会民俗包含家族村社、婚丧嫁娶及人生礼仪等相关内容；精神民俗则以信仰、节日、民间文学和游艺为其代表。西藏民俗文化囊括和涵盖着人类民俗文化的一切领域和方面，同时，又自成体系，内容极为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与地域特色。 西藏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考古学和地理学资料表明，青藏高原是人类的故乡之一。至迟在1万至5万年前，西藏高原便有古人类的活动足迹。发现于藏南定日县苏热、藏北申扎县珠各勒、多格则和各听、阿里日土县扎布等五处地点的达200余件旧石器便是明证。距今四五千年前，西藏各地已普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1]阿里、那曲、拉萨、昌都、山南、林芝、墨脱等地几乎遍及全藏的大量新石器的发现，特别是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证明西藏高原的远古先民已创造了堪与中原新石器文化相媲美的西藏古文化。 如果说混沌之初人类之始以至旧石器时代民俗文化的具体情形我们还无从知晓，那么，西藏民俗文化的滥觞则有据可考于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昌都卡若原始村落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西藏远古先民生活的图景。卡若遗址位于西藏东部昌都西南约12公里的卡若村附近，遗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掘出土了大量建筑遗迹及石器、骨器、陶器和各种动物骨骼、粮食等。发掘了房屋基址28座，有圆底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房屋三种类型。发掘出用作生产工具的各种石器近8000件，骨器约400件。出土的生活用具中有陶片20000多片，分罐、盆、碗三种器形。装饰品共出土50件，种类有笄、璜、环、项饰、贝饰、牌饰等。[2]卡若文化为我们展示了西藏远古先民衣、食、住、佩饰等物质和精神民俗的基本风貌。 继卡若遗址之后，拉萨曲贡遗址为我们揭示了西藏腹心地区距今三四千年前远古居民生活的情形。曲贡遗址分早期文化遗存和晚期文化遗存。在早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多种器形的石磨盘50件，磨石（磨棒）44件和石杵7件。这些磨盘磨石主要用于加工谷物。出土陶片50000余片，陶器种类有罐、盂、杯、碗、豆、盘、器座等，以罐为主。出土装饰品23件，质料为骨、陶、石三种，其中有骨牌饰1件，骨笄7件。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有牦牛、绵羊和狗等，牦牛和绵羊在当时饲养已比较普遍。在晚期文化遗存中，发掘土坑石室墓29座，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式，平面形状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墓坑内一般用砾石块堆垒成壁，葬式主要是二次葬和屈肢葬。曲贡土坑石室墓的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初年。在M203墓坑内出土一件铁柄铜镜。曲贡遗址还出土了两件网缀，在几座灰坑中还发现了鱼骨。[3]这一切，都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拉萨一带土著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料。 西藏各民族丰富的神话传说，也形象地反映了西藏高原远古先民的生活史。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讲述远古先民树居野处，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后逐渐繁衍，形成人类各支系的情形。珞巴族的许多神话，还讲述了人类如何受鸟的启发发明了弓箭，受蜘蛛活动的启迪学会了织布等。 据敦煌文献和藏文史籍载，西藏古代曾经历过众小邦统治。其中“十二小邦”之一的雅隆悉补野部后来不断壮大。约公元前3世纪，聂赤赞普作为第一个赞普（王）出现于藏族历史上，当时还修建了称为雍布拉康的第一座宫堡。到第30代赞普达日年塞时，诸小邦的大部分领地已归于悉补野治下。经过松赞干布祖孙三代的励精图治，在公元7世纪初，统一了吐蕃全境，建立了强大的吐蕃奴隶制政权。其时，“南方之‘珞’与‘门’”亦被收为属民，当时珞瑜的珞巴人和门隅的门巴人已臣属于吐蕃政权。吐蕃时代，是藏族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也是西藏民俗文化走向兴旺繁盛的时期。从史料看，当时民俗文化的主要方面和形式已基本定型。如衣以毛褐，食以乳酪、牛羊肉和炒面，饮以酒浆和茶，住为“屋皆平头”的民居和“拂庐”（帐篷），信仰有自然崇拜、苯教和佛教，娱乐有歌舞、棋类、球类、抱石、赛马、摔跤等形式。此外，礼仪、婚丧等都有成文的规定和俗成的定制。在吐蕃时代就已成型的民俗生活的基本范式，一直绵延发展，影响至今。 吐蕃之后的一千多年间，随着西藏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扩大，西藏民俗文化得以不断发展和丰富，成为独具特色的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西藏民俗文化自成体系，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地域性特征 地域性特征是西藏民俗文化区别于其他民俗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生活于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其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地理空间和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也是从事生产活动以及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源泉。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各地的地理环境无论是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物等因素以及它们有机构成的自然综合体，都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因此，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必然带着各自鲜明的地域特征。即使是同一民族，由于居住于不同地域，其文化也会有一定的差异。西藏民俗文化正是如此。 西藏民俗文化产生于西藏高原这一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地域范围内。西藏地处世界屋脊，其北部是昆仑山脉，西北部是喀喇昆仑山脉，中部是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南部是喜马拉雅山脉，东部是横断山脉。这些高大的山脉构成了高原地貌的骨架。西藏的地势和地形结构可分为藏北高原（包括阿里高原），地处昆仑山、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之间，即“羌塘”（意为北部高地）的广大地域。藏南谷地，位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包括雅鲁藏布江及其主要支流拉喀藏布、年楚河、拉萨河、尼洋河等流域。喜马拉雅山地，主要指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和东南坡。藏东高山峡谷区，即西藏最东部的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峡谷地带，地处横断山区。[4] 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西藏民俗文化。辽阔的藏北高原地势高寒，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境内有众多的湖泊和纵横的水系，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和天然的牧场。人们世代逐水草而居，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高原游牧文化。牧民食以乳酪牛羊肉，穿、用以裘皮和毛织品，居以牛毛帐篷，行以马、牛代步和驮运。还有那高亢的牧歌、豪放的赛马、剽悍的性格，处处展现出游牧文化的风姿。藏南谷地海拔在2700-3700米之间，这里土层深厚，土壤肥沃，适宜农耕。人们从《猴子变人》的神话时代开始便从事农耕活动，延续至今，创造了西藏的农业文明。人们食以糌粑，聚族居于平顶的楼屋。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平原，是西藏远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相传西藏最古老的居民首先出现于此。西藏的第一块农田、第一座房屋、第一个赞普，无不与雅隆河谷相联系。正是雅隆悉勃野部的崛起，经过长达数百年的攻伐兼并，到公元7世纪前期才由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各部，建立了统一的吐蕃政权，使西藏的文化地域最终形成。至今，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仍是西藏最主要和最富庶的农业区。藏东三江流域属高山峡谷区，江河切割，沟壑纵横，气候呈立体分布。人们从事半农半牧的经济活动，依山势建房聚族而居。喜马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气候温和，多雨潮湿，森林密布，动植物资源丰富，决定了人们的经济活动方式长期以采集和狩猎为主，兼事刀耕火种的传统农耕。由于多林木，人们的生产生活用具、建房盖屋多以林木为主。潮湿的气候又使人们居住于杆栏式竹木楼内。正是地理环境的差异决定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并导致民俗文化地域性特征的形成。 西藏民俗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是区别于西藏高原以外其他民俗文化的显著标志。同时，在西藏高原内部又有许多小的地理单元，不同地区的文化又带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它们共同构成了西藏民俗文化多姿多彩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