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律对电子证据法律效力的规定：电子证据，亦称计算机证据,是指在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以其记录的数据和资料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电磁记录物。1、我国《民事诉讼法》(1991年制订，2007年修订)。在第六十三条证据的种类里，只规定了七种,物证、书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以及勘验检查笔录，有“视听资料”，无电子证据这一证据分类。其余两大诉讼法的情况也是如此。传统的视听资料与电子证据在表现形式上是完全不同的。民事诉讼法制订在1991年，当时的中国法律实务界几乎没有计算机电子证据的摡念。到现在计算机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是否可以把电子证据归入视听资料，在法学界是存在比较大的争议的。2、(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01年)。作为民事证据的权威司法解释，其第二十二条规定：“调查人员调查收集计算机数据或者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应当要求被调查人提供有关资料的原始载体。”在这里，是把计算机数据作为视听资料。(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2002年)。其第十二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计算机数据或者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从高法的以上两个有关民事、行政证据的司法解释看，最高人民法院是把计算机数据这一电子证据作为视听资料来看待的。司法解释不能突破立法的框架，在诉讼法证据法对电子证据没有规定之前，勉强把电子证据归类到视听资料，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种归类却与《合同法》的规定相抵触。3、我国《合同法》(1999年)。其第十一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从合同法的规定看，是把数据电文作为合同的书面形式，也就是书证。这与高法的上述司法解释将电子证据作为视听资料是完全不同的。
分类不同，试听资料是属于物证，而电子证据是另设的一个证据类别
电子证据规则规定有详细内容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和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形成后，本次修改刑事诉讼法的证据制度方面，应坚持实事求是，充分考虑我国的基本国情，特别是应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内容予以合理吸收和采纳，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一、设计理念的三个“相结合” 首先为了有效的实现保障人权的理念，明确地吸收“不得强迫自证其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证据规则;就应根据惩治犯罪的需要，赋予追诉机关一系列的特殊侦查手段和措施;就应赋予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权地位和权利。其次，要坚持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相结合。要避免过去“超职权主义”模式下的“程序工具主义”所导致的程序虚无主义。实体公正主要是要求准确认定犯罪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使案件作出公正处理;程序公正主要是要求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案、取证合法、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等;而程序公正本身就直接体现着民主、法治、人权和文明的精神。正是因为程序公正的实现，实体公正才能真正凸显“案结事了”的实质意义。 目前存在的突出的实践问题依旧是“重实体、轻程序”，应当进一步确定程序法定原则、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等制度。坚决防止为了所谓的迅速“破案”违反法定程序，不择手段地“发现”事实和打击犯罪。再次，要坚持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相结合。只有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才能防止冤枉无辜的现象，才能树立国家的司法权威，才能提高司法公信力;而要让案件证据达到确实充分，就必须坚持证据裁判主义原则、质证原则和交叉询问方式，对所认定事实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程度。 二、证据应从“事实说”走向“材料说” 由于理论界对于“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这一定义在逻辑上的质疑，如果证据必须都是“真实的”，不真实的“事实”不属于证据;那么，一是通过何种方式或渠道才能知道或确定某一“案情”是真实的还是不真实的不得而知;二是既然证据是“真实的”，为何还要“查证属实”，二者之间的逻辑顺序应当如何演进;三是证据与“定案根据”两个概念间的种属关系应做如何理解。而证据的“材料说”则很好的解决这一逻辑悖论。首先，“证据材料”可以真，也可以假，真实的证据材料可以证实案件事实，而假的证据材料则可予以排除;其次，从证据种类的角度来看，作为证据材料的一种，鉴定只能是一种“意见”，而非“结论”，鉴定意见可以真也可以假，而不应称其为“结论”越俎代庖取代或否定法官的认证;再次，证据材料经“查证属实”到“定案根据”符合正常的逻辑法则和经验法则;最后，程序上只有“用于”证明案件的材料才可称为证据，不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只是“材料”，并非证据，即证据材料只有经过严格证明和质证，才能成为定案的根据。 三、证明责任的强化 基于无罪推定原则，贯穿整个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一条金线就是：主张者必须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否则要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如果在审判结束后，没有能够满足这一要求，即说明控方没有能够证明被告人犯罪，被告人就有被宣告无罪的权利。不能因为被告人没有抗辩，或者抗辩证据不足，或者根本没有抗辩证据，而证明负担转由被告人承担。辩方如果在法庭上行使辩护权，提供证据证明其无罪或罪轻，这是其享有的基本辩护权利，而不是法定的举证义务。这就要求在制度上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证明责任分配的目的在于，通过控方提供证据，使得法官内心确信控方的主张是真实可信的。当然，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来承担。 四、证据规则的法定化 首先，应当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这就要求严禁司法人员为了达到破案的目的，采取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司法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要求侦查机关的讯问方式正当、合法、文明、人道，并且可以采取全程录音录像的方式进行讯问;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够处于正常的陈述环境，保证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和扩大非羁押措施的适用;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要求在陈述之前有被充分地告知有罪陈述可能导致的不利后果和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这就要求作为诉讼主体依法享有辩护权等广泛的诉讼权利并受法律保障。 其次，应当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取证问题在任何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下都可能发生，而设立排除规则的目的旨在排除通过酷刑等手段获取的不可采证据，从性质上属于针对滥用侦查权的一种程序性制裁措施，从而使得证据的取得方法的正当性决定证据可采性有了实质性的程序意义。我国在法律上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没有单独适用非法证据排除的司法程序。《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明确规定“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同时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机关、程序、后果和措施。建议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能够予以合理的吸收并可稍作扩大解释，不应仅限于审判阶段，而应将排除规则的适用期间向前延伸至侦查阶段，对于在侦查阶段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的依据;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检察机关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法庭上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控方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如果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处理。以保障任何人，特别是被追诉人所应当享有的基本人权，并抑制将来违法取证行为的发生，维护程序法治与正当程序价值。 五、证明标准的具体化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我国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该证明标准是对定案证据充足度在宏观上的要求，如何具体把握和认定什么是“清楚”、“确实”、“充分”，并没有具体地说明，《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于“证据确实、充分”这一证明标准作了详细规定：“(1)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2)每一个定案的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3)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4)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均已查清;(5)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为唯一结论。”上述几项具体条件充分体现了证据裁判原则、程序法定原则、质证原则、逻辑法则、经验法则、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等基本的证据法原理，应当将该证明标准具体化的合理成分纳入到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当中，并将其作相关调整后，作为一般原则性条款来规范所有的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的认定。 六、证人的保障机制 依照质证原理，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双方当事人展开质证，证人、鉴定人、勘验人等都要出庭接受对方当事人的交叉询问。通过交叉询问，才能攻讦对方证据的弱点或缺陷。而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证人极少出庭作证已是公开的事实，证人不出庭作证显然使得庭审流于形式。为了保证证人毫无顾虑的参与庭审，必须制订相关的保护措施来保障和促进证人出庭作证，如不公开证人的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采取“遮身不遮音”的方式作证;庭审期间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对于证人因出庭所造成的交通费、住宿费等予以解决;对于证人在诉讼期间请求予以保护，公检法机关应依法采取保护措施等等。
现存的证据法理论基础的主张大概有三:认识论、价值论、以及双重基础论。传统的认识论实际上是“目的论”意义下的“认识论”,它所坚持的是一种“以查明案件事实”为价值诉求的“一元价值论”,而价值论者批判矛头所向其实正是“一元价值论”,而双重基础论者所主张的观点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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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商法的行吗？
民 事 证 据 举 证 时 限 制 度 刍 议 一、 举证时限制度概述 对于举证时限，我国诉讼法学理论界并未见一致的定义与确定的内涵，而且其他国家也似乎没有明确的相同规定，依笔者的理解，举证时限是指在诉讼中应当向法院提交证据的时间及期限，以及未能提交证据时所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的法律制度。按“证据规定”的具体内容来看，举证时限可以分为二种类型，分别为指定举证时限及协商举证时限，但不论是何种类型人民法院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我国民事司法中的一个共同特点。在民事诉讼发展早期，司法公正占据主导地位，为了实现判决结果的公正法庭普遍认可案件当事人可以随时提交与案件有关的证据。但是，随着经济对社会的影响，人们发现这个权利也被一些当事人滥用，随时提交证据不仅违背了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而且有些当事人采用突然袭击提交证据的方式来影响到案件的审理时限，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案件的公正处理与判决，也严重地影响到了诉讼的效率。鉴于此，现代各国民诉法大多将随时提交证据改革为适时提交，最高法院的“证据规定”就是如此，至于其规定的作用与正当性如何，下文将予以简要分析。 二、 举证时限与证据失权 举证时限制度与证据失权制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谓证据失权，是指负有提交证据责任(而不是举证责任，请留意)的一方诉讼当事人如果未能按照约定或规定的时间向法庭提交证据时，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其提交的证据将不再予以组织质证，自然也就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规定”第34条就明确规定：“ 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笔者认为，证据失权的后果将及于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实现，从而将实质性地决定裁判的结果，所以不能轻率处理。首先，证据失权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应属于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内容之一，应当由法律作出规定才行，所以最高法院的这一解释有越权的嫌疑;其次，过于严苛的证据失权制度并不利于做到法院的裁判符合案件的客观事实，很有可能会产生错误的裁判，从而无法实现公正司法的最基本要求;第三，由于我国并未建立完全的律师代理诉讼制度，而且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普遍较低，往往无法正确理解某一证据的作用及举证不能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如果严格依照规定来处理，必然会出现许多与客观事实不符的认定与处理，减损法律的根本目的与真正价值。这一点已经在司法实践中有着突出的表现。 三、 举证时限与证据交换问题 “证据规定”第37条规定：“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人民法院对于证据较多或者复杂疑难的案件，应当组织当事人在答辩期届满后、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第38条规定：“交换证据的时间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指定。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的，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当事人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据交换日相应顺延。”此时出现了“举证期限届满日”与“证据交换日”这两种日期，其关系如何呢，笔者试作简要分析。按照规定理解，证据交换日既可以是在举证时限届满日之前、之日及之后这三种关系。如果是在其后，则规定举证时限有何意义?而且，规定证据交换的目的是什么呢?仅仅是为了“互相传递证据”吗?需要确定双方争议的焦点(即有些同志所称的争点)吗?如果一方当事人在举证时限届满之前或届满之日才向法院提交相关证据，而且提出了其未答辩或虽然答辩但未在答辩中提出的新的观点及证据，此时对方当事人的举证时限因证据交换而届满，那么他所收集到的反驳证据如何提交与处理?如果一方当事人在举证时限届满日进行证据交换时提交了此前未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如何提出反驳的证据?等等。尽管规定第40条规定：“当事人收到对方交换的证据后提出反驳并提出新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当事人在指定的时间进行交换。”如果这个“指定的时间”会在原指定的证据交换时间之后，而此时举证时限因证据交换而届满，岂不是宣告原指定时限根本不起任何作用?这些问题似乎有些自相矛盾。这些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不仅让当事人及律师摸不着头脑，连法官也是稀里糊涂，莫衷一是。还有，关于证据交换的次数及规定、证据交换的内容与范围、证据交换的方式与程序，等等，都需要得到明确的规定，以免不具有操作性。笔者揣测，制定此解释的主要目的似乎是为了达到英美诉讼法律制度中的证据开示制度的类似效果，故笔者先援引英美证据法中的“证据开示”概念略作比较。依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证据开示”(Discovery)是“指在英格兰，民事诉讼当事人可在一定限度内获得有关双方争议事项的全部文件的内容和已经存在的信息的一种程序。该程序旨在于审理前开示相关文件，从而避免在审理中出现意外以促进公正处理案件。”1而我国学者沈达明先生则称之为“发现程序”，并明确指出，此程序“起着以下几种作用：(1)保全审理时不能出庭的证人的证言;(2)暴露事实;(3)明确争执点;(4)把证言冻结起来以防止伪造;(5)双方当事人发现他们之间惟一争执点为法律争执点时，便于援用简易判决程序;(6)经过仔细的调查，双方摸清了对方的事实与法律点的份量后，很可能进行和解;(7)即使不能避免进行审理，运用得当的发现方式能为审理作好准备，使审理的事项达到具体化程度。”2笔者不敢掠人之美，但引用原文如此之多的文字乃是沈达明先生的归纳似乎已经说明了证据开示制度的主要作用，足可借鉴。在英美法国家，证据开示制度得到较大的发展及进一步完善，并结合到相关法律制度及法制传统，较好的实现了预期的目的，尽管目前尚存在一些问题，但正在逐步的研究和解决。但笔者认为，“证据规定”的举证时限及证据交换制度与证据开示制度存在显著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证据开示的范围、内容、方式、程序等方面，而且需要结合到较详尽完整的证据规则及熟练掌握该程序的法律服务人士的专业帮助才能较好地发挥这一制度的作用并实现其目的。由于我国并未建立起律师全部代理的民事诉讼制度，因此这施行这一制度的客观条件与制度环境似嫌不足，同时由于该证据规定太简单粗糙而使得效果很不理想，并产生了许多新问题，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妥善处理。 四、 新证据问题 我国民诉法第125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但在“证据规定”中却被明确否定了。而且，什么叫做“新证据”呢?“证据规定”第41条第(1)项分一审及二审这2种程序进行了规定：“一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经人民法院准许，在延长的期限内仍无法提供的证据。”后一种情形容易理解也较合理，但第一种情形就不易掌握了。有的学者认为：“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既可能是举证时限届满后新产生的证据，也可能是原来已经存在但由于种种原因当事人没有发现也没有提交的证据。如果是客观原因或者是当事人不存在过错时，似乎可以向法庭说明情况后得到法庭的谅解与认可。但如果是当事人对证据的作用及结果的错误认识而未推荐阅读：民 事 证 据 能提交法院时，如何处理呢?笔者的一些同事就遇到过此类问题，有些当事人在诉讼中根本无法确定某件证据的作用与重要性，而是只到在法庭辩论时经法官的调查与提醒才知道该证据已有但未提交，如果严格执行“证据规定”去处理，对这些证据不组织质证并不将其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则有相当一部份的案件结果显失公正甚至明显错误，不仅有悖于司法公正的宗旨，肯定也会引起当事人的强烈不满;如果对这些证据组织质证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则实际上使得“证据规定”形同虚设，根本没有约束力。看来这个问题并不是简单地从法律上进行规定或者作出一个司法解释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可能需要改革某些重要的相关联的司法制度才能解决的问题，各级法院岂能轻率处之?!从“发现”的词义上来看，按照《现代汉语成语词典》的解释，“发现”是指“①经过研究、探索等，看到或找到前人没有看到的事物或规律;②发觉。”3而“发觉”是指“开始知道(隐藏的或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事)。”4由词义可见也就包括证据此前已经存在但却被忽视而未予以相应的注意并提交的情形。但词典对此后新产生的事物却并未提及，“无存在何来发现”，属于发现应无异议。因此，不认是从语言学的理解还是证据法学的角度去理解，不去重视处理这一“忽视”或“未注意”的情况的处理无疑是不全面的，这也是必须认真研究处理的事情，不能视而不见。二审程序中也有关于“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理由如上，不再赘述。 五、 评价与建议 笔者在此仅对 “证据规定”有关举证时限制度进行粗浅的讨论。笔者坚持认为，由于最高法院规定了时限制度及证据失权后果，严重限制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并实质上影响到判决的结果，所以有越权的嫌疑。这实际上也是司法公正与效率之争问题的一个具体表现。尽管从表面上来看，法院这样做似乎更有“效率”，但笔者坚持认为，作为法律，追求公正是其最根本的目的，只有在公正司法的基础上兼顾效率，才能实现法律的本质特征与目的。如果过于追求效率而忽视公正，无疑会让社会公众对法律与司法制度的公正性产生动摇，这也将会是最无效率的作法。笔者认为，举证时限制度的建立需要完善的审前准备程序、高质量的法律服务体系、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法制环境与法律意识的建立与提高、可行且有力的证人保护制度等等作为基础或提供支持，目前实行严格的证据失权制度并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提供保障且过于严苛，不利于我国的法制建设。对于举证时限与证据失权问题，笔者认为不如规定举证时限届满后，如果一方当事人提交新的证据导致审判结果改变时，可以由其承担支付诉讼费用并赔偿相应损失的作法，甚至可以规定对其进行必要的制裁，等等，既能解决司法公正这一最本质要求，又可对举证不力者予以制裁，在现阶段似乎更加可行。当然，笔者也建议大家都来研究寻找其他更为合适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笔者建议不如正式建立较为完善与具体的证据开示制度或审前准备制度，使其更具可操作性，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基础上提高司法效率，以达到建立该项制度的预期目。 注释： 1 、戴维·M·沃克著、李双元等译《牛津法律大辞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29页。 2 、沈达明著《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40页。 4 、同上书，第338页。
证据的“三性”是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在法庭上对证据质证主要是围绕“三性”进行，最终法院也通过对证据的“三性”进行审查而决定是否采纳。真实性：指一份证据本身形成过程是客观真实的，不是出具证据的一方有意伪造的，同时其中的内容是能客观反映待证事实的。有时一份证据虽然不是一方当事人伪造的，但其中的内容却是不能客观反映待证事实的，同样不具有真实性，即真实性包括形式上的真实和实质上的真实两个方面，两者出现不一致时，形式上的真实必须服从实质上的真实，质证时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否则，该证据就不具有真实性。例如：一份合同，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签订的，但该合同双方所指的标的物是不一致的，如甲方要买100吨米，乙方表示出售100水泥，虽然这份合同是双方所签，具有形式上的真实，但内容不是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这份证据本身的形成过程虽然是客观真实的，不是伪造的，具有形式上的真实性，但因其内容不具有真实性，而不具有实质上的真实性，不能证明双方就买卖100吨大米达成合意这一待证事实。因此该份证据是不具有真实性的。合法性：证据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民事诉讼证据有七种法定形式，凡不符合这七种法定形式的都不具有合法性；证据符合形式上的要件。一份单位所签合同，必须盖有单位印章，一份单位证明必须具有单位印章和单位负责人签名，证人必须具有作证能力和证人资格等。证据的来源合法，包括出具证据的主体是否适格，取证程序是否合法等。主要表现在：出具证据主体是否具有相应的职责，譬如，一份村委会的证明，证明某某丧失大部分劳动能力，因出具该证据的主体没有认定某某是否丧失劳动能力的资质而不具有合法性。再譬如，一份没有相应鉴定资质的单位出具的鉴定书，因出具该鉴定书的单位没有相应的鉴定资质而不具有合法性。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所收集的证据，因取证程序不合法而不具有合法性。各种不同的证据具有不同的法定形式、形式上的要件、合法来源，在庭审时质证应注意。关联性：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必须具有一定的联系。笔者认为依据联系的紧密程度，可以将证据分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在庭审时，有些当事人对证据质证时讲这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应该讲该证据与举证一方（原告或被告、第三人）待证事实之间没有关联性。每一个案件，都有需要证明的待证事实，待证事实因案件而异甚至因案件处于不同的诉讼阶段而不同。只有一方所举证据来证明不属于本案应证明的待证事实，才可以讲，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例如一个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如果卖方为原告，原告的诉讼诉求要得到法院支持的话，必须对如下待证事实提供证据：原告具有本案合格的诉讼主体。双方于某年某月某日就某标的物达成买卖协议。原告按合同规定的期限交付了符合合同约定的标的物。被告已经按合同约定到付款期限。需要说明的是同一份证据可以证明不同的待证事实，几份不同的证据可以证明同一待证事实。
准确地讲，你的问题应该是：复印的借条能否被作为有效证据采信？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可一概而论。根据证据学理论，证据应该具备三性，即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三性缺一不可。一般地，作为一张复印的借条，后两性应该没问题的，因此，此不赘述。那么，能否得到采信，关键就看它的真实性了。因为，从技术上讲，复印件是可以伪造的，因此，如以上几为专家所述，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作出规定:无法与原件核对一致的复印件，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的真实性无法确定。那就是说，三性中少了一性。但我们也注意到，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只强调，无法与原件核对一致的复印件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那就是说，如果只有一张复印件，再没有其他任何证据了，这张复印件将不能被作为有效证据采信。但反过来说，如果有其他的传来证据或者间接证据（如证人证言、书证、视听资料，包括当时人本人客观可信的陈述等），能与该复印件相互印证，那就是说，形成了证据锁链，这张复印件就有可能被作为有效证据采信。根据法律理论及法律规定，原始证据大于传来证据的证明力，直接证据大于间接证据的证明力。但实践中，许多案件是缺乏原始证据和直接证据的，往往只有传来证据或间接证据。但没有原始证据和直接证据不代表案件的死亡，如果我们能收集一定量的传来证据或者间接证据，且相互印证，完全有可能挽回案件的。我曾打个比方，原始证据和直接证据好比大人，传来证据和间接证据好比小孩，一个大人往往一个人能搬动一样东西，而当没有大人的时候，如果有几个小孩，也能把这样东西搬动（比喻如果不恰当，望诸位勿笑。）,那就是说,几个传来证据或者间接证据,有可能抵得上一个原始证据或者直接证据的效力因此，当没有原始证据（本案中为借条原件），而只有传来证据（本案中为借条复印件）的时候，你也不要灰心，请你认真考虑，能否收集到以上提到的其他传来证据或者间接证据，以实现你的诉讼目的。以上意见，仅供参考。不妥之处，望诸位批评指正。
根据诉讼活动中证明案件事实的客观规律，证据应具有“三性”，才能作为有效的证据，起到证明案件事实的作用。 所谓证据的“三性”，即 第一， 客观真实性，这是指诉讼证据必须是能证明案件真实**的、不依赖于主观意识而存在的客观事实。这一客观事实只能发生在诉讼主体进行民事、经济活动中，发生在诉讼法律关系形成、变更或消灭的过程中，是当时作用于他人感官而被看到、听到或感受到的、留在人的记忆中的，或作用于周围的环境、物品引起物件的变化而留下的痕迹物品，也可能由文字或者某种符号记载下来，甚至成为视听资料等等。客观性是诉讼证据的最基本的特征。 第二， 证据的关联性，这是指作为证据的事实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且它必须是与案件所要查明的事实存在逻辑上的联系，从而能够说明案件事实。正因为如此，它才能以其自身的存在单独或与其他事实一道证明保证案件真实的存在或不存在。如果作为证据的事实与要证明的事实没有联系，即使它是真实的，也不能作为证明争议事实的证据。 第三， 证据的合法性，这是指证据必须由当事人按照法定程序提供，或由法定机关、法定人员按照法定的程序调查、收集和审查。也就是说，诉讼证据不论是当事人提供的还是人民法院主动调查收集的，都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不按照法定程序提供、调查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另外，证据的合法性还包括证据必须具备法律规定的形式。对某些法律行为的成立，法律规定了特定的形式，不具备法律所要求的形式，该项法律行为就不能成立。
证据的“三性”是指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三大特性。一、合法性判断。证据合法性，侧重于形式，主要解决证据资格也就是证明能力的问题。 二、真实性判断。证据真实性，即证据所表达的事实或内容是真实的，不是臆想或虚构的。三、关联性判断。证据关联性，是指证据与待证事实必须密切相关，具备证明待证事实的属性。 关联性证据包括定罪证据和免罪证据两种。定罪证据与事实之间是内在的直接的关系，而免罪证据与事实之间则是外在的间接的关系。例如死刑案证明标准更严格，要求“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拓展资料：证据是指依照诉讼规则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证据对于当事人进行诉讼活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正确裁判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证据问题是诉讼的核心问题，在任何一起案件的审判过程中，都需要通过证据和证据形成的证据链再现还原事件的本来面目，依据充足的证据而作出的裁判才有可能是公正的裁判。目前学界对证据制度的研究已经形成一门专门科目，称为证据学或证据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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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案为何能复制”，载《人民法院报》2013年4月26日 “刑事司法大趋势”，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严惩不如严查”，载《法制咨询》2009第4期“反腐败：在严惩、严查与严防之间”，载《人民检察》2009年第7期“论法律语言的统一和规范——以证据法学为语料”，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用品格证明人身危险性的探索——评刘立霞博士的新著《品格证据在刑事案件中的运用》”，载《河北法学》2009年第2期“论推定概念的界定标准”，载《法学》2008年第10期“论推定规则的适用”，载《人民司法》2008年第18期“从自然推定到人造推定—关于推定范畴的反思”，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4期“论推定规则适用中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6期“从‘硬审讯法’到‘软审讯法’”，载《人民检察》2008年第17期“论职务犯罪侦查职权的优化整合”，载《人民检察》2008年第20期“享受法学”，载《法制资讯》2008年第10期“证据的审查与认定原理论纲”，载《法学家》2008年第3期“证据学抑或证据法学”，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1期“《奥运规则》专题报道之一 奥运·法治·民主”，载《民主与法制》2008年第15期“提高渎职犯罪的‘风险成本’”，载《先锋队》2008年6期“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实证研究与经济分析”，（何家弘、何然合著）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2期“从法律走向法治”，载《民主与法制》2008年第5期“证据法功能之探讨——兼与陈瑞华教授商榷”，载《法商研究》2008年第2期“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检警关系”，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23期“论职务犯罪侦查的专业化”，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5期“论司法证明的基本范畴”，载《北方法学》2007年第1期“多种些活树 少谈些森林——也说‘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载《现代法学》2007年第1期“中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5期“论证据的基本范畴”，载《法学杂志》2007年第1期“中国陪审制度的改革方向——以世界陪审制度的历史发展为借鉴”，载《法学家》2006年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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