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道家思想的共同点（一）儒家道家思想的价值体现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儒家在进行礼乐文化的重建过程中，为铸造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习惯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独领风骚两千多年，这不仅在于它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需要，还在于它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质。 老子是我国人民熟知的一位古代伟大思想家，他所撰述的《道德经》开创了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先河。他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儒家和道家的共同追求 对大道的追求是儒家和道家的共同目标，儒家和道家都怀着天下为公的理想，都期待着建立一个保障人们健康全面发展的政治制度。 二、儒家道家思想的不同点 （一）儒家道家的代表人物及思想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等，比较出名的代表作《论语》等。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等，比较出名的代表作《道德经》等。儒家入世、道家出世。儒家讲先天下之忧而忧、道家讲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儒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道家政治渺小艺术永恒，儒家讲究礼仪 尊孔孟之道，道家讲求修身养性，有朴素唯物主义。（二）儒家道家思想的政治效应 中国汉代以后的统治者所选择的是儒家，而不是老子的学说。汉武帝从汉初崇尚黄老之术转向独尊儒术，一定有其迫不得已的考虑。对他这种被现实政治的具体问题纠缠着的统治者来说，道家的理论与现实距离太大，而儒家理论与现实社会政治过程的差距较小，可操作性比较强。道德经的深刻博大反而阻碍了其推广应用，只有在消灭私有制的时机成熟之后，等到那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出现之后，它才能一展身手。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只能被束之高阁。在大道与现实差距很大而人们又无法改变现实的情况下，儒家学说作为一种不彻底的学说反而更加适用，它可以在不改变现有政治经济过程的情况下，追求人的精神解放，包括佛教也是如此，置人与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于不顾，一厢情愿地追求开悟。正是由于儒学与佛教在理论上没有深入到人性与社会政治经济过程的有机联系，因而能够与私有制兼容，所以便能够被统治者接纳，被奉为国教，实际地发挥着引导人心的作用，维系着道统的延续。 （三）儒家道家的“有”“无”思想 黑格尔在《小逻辑》一书中指出，绝对的逻辑起点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有”，即不加任何规定性的纯有，然而当这个“有”纯而又纯，以至于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时候，它便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变成了另一个逻辑环节——“无”。如果我们用这对范畴来理解中国文化，那么儒家的建构目标便是“有”，道家的解构目的则是“无”。同黑格尔观点相同的是，儒家的“有”在前，道家的“无”在后，二者的逻辑关系是不可易位的，否则，道家的解构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同黑格尔观点不同的是，儒家的“有”并不是由于缺乏规定性而自觉地转化为“无”的，相反的，它恰恰是由于过多的规定性而需要用“无”来加以消解，以实现一种历史性的回归。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古老而常新,它的许多思想,对当今社会存在的许多问题具有指导意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疑是当代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环境保护和国民素质的提高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以牺牲自然环境和国民素质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只能说是得不偿失。
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迎来儒学的繁荣发展。沿承上个世纪抗战期间儒家思想的理论建构与发展，作为民族哲学的儒学应积极面对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调整与挑战，面对中华民族的新发展，开拓出新的辩证吸收西方文化、发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儒家哲学，并从儒家立场对世界和人类的普遍性问题给出指引。 民族复兴与儒学的现代建构 谈到儒学的时代使命，不能不从回顾上个世纪儒家哲学在发展期对历史使命的认识与承担说起。 近代以来中国遇到的挑战，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挑战。儒家的回应也是对这个宏观文化挑战的回应。上个世纪30到40年代，儒家的回应以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冯友兰等人哲学体系的出现为代表。这些哲学体系不是对某个西方文化思潮的回应，而是对整个近代西方文化冲击和挑战的回应。同时，它们又是这个时期民族复兴意识高涨的产物。中华民族复兴意识的普遍高涨，成为这一时期儒家哲学的根本支撑。换言之，没有这一时期旺盛的民族复兴意识，就不可能有这些儒家哲学的现代构建。 在儒家哲学的这一发展期，熊十力坚持孟子所建立的本心的哲学思想，依据大易的原理，将本心建立为一个绝对的实体；这个实体是宇宙的实体，故同时建立了一套关于“翕辟成变”的宇宙论，因而他的哲学体系是一个注重宇宙论建构的哲学体系。马一浮把传统的经学、理学综合成一体，认为一切道术（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各种学科）统摄于六艺；他所讲的六艺就是六经，故他的哲学体系是一个注重经典学重建的哲学体系。冯友兰继承程朱理学对理的世界的强调，通过吸收西方的新实在论，在哲学里面建立起一个理的世界，作为儒家哲学形上学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冯友兰的哲学体系是一个注重形上学建构的哲学体系。梁漱溟早年研究东西文化论，后来又不断建构新的哲学。上个世纪40到70年代，他一直在努力完成一本书，叫做《人心与人生》。梁漱溟主张心理学是伦理学的基础，所以他的哲学体系是一个注重以心理学为基础的哲学体系。贺麟则强调“以儒家思想为体、以西方文化为用”，或者说“以民族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对儒学复兴进行了系统设计。 上述现代儒家哲学家（也称新儒家）的工作表明，这个时期建构性的、新的儒学出现了。这种新儒学对时代的回应，基本上采取的是哲学的方式。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以“哲学的回应”为儒学主要存在方式的时代。上述这些重要哲学思想体系的准备、阐发乃至建构，都与抗日战争带来的民族复兴意识高涨有直接关系：由于这是一个民族意识高涨、民族复兴意识勃发的时代，所以民族文化与民族哲学的重建也得到很大发展。贺麟在当时表达了这种文化自觉，他认为：“中国当前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民族复兴不仅是争取抗战的胜利，不仅是争中华民族在国际政治中的自由、独立和平等，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儒家思想的命运是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盛衰消长同一而不可分的”。 儒学的当代“在场”：学术儒学与文化儒学 新儒家是以哲学的方式承担起自身时代使命的。然而，儒学的时代使命并不限于“哲学地”回应时代，而是更为广泛。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必须了解儒学在当代的存在特性和功能。 儒学的存在不等于儒家哲学家或儒家哲学体系的存在，不能认为有儒家哲学家才有儒学存在，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儒学在最基础的层面上，不仅仅是经典的解说，同时是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在民间、在老百姓的内心里面，儒学的价值持久存在着；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今天仍然受到传统儒家伦理的深刻影响。我们把在百姓内心存在的儒学，叫做“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没有自觉的儒学。正因为它不自觉，所以会受到不同时代环境的影响，不能顺畅表达出来，有时候甚至会被扭曲。 在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潜隐层面之外，当代儒学也有显性的“在场”。必须强调一点，就是在认识改革开放以来儒学的显性“在场”时，我们的儒学观念一定要改变，不能说一定要有儒家哲学家儒学才存在、才“在场”。在当代中国，30多年来虽然没有出现像上个世纪30到40年代那样的儒学哲学家，但在这个时期，我认为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个方面是学术儒学。对传统儒学进行深入研究，把握儒学发展演化的脉络，梳理儒学理论体系的义理结构，阐发儒家的各种思想，包括深入研究现代新儒家的思想，这套系统我称之为学术儒学。学术儒学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蔚为大观，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第二个方面是文化儒学。近30年来，我国很多文化思潮与文化讨论跟儒学有直接关系，比如，讨论儒学与民主的关系、儒学与人权的关系、儒学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儒学与文明冲突的关系、儒学与建立和谐社会的关系，等等。在这些讨论中，很多学者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场来阐发儒学的积极意义，探讨儒学在现代社会发生作用的方式。他们不仅阐述了很多有价值的文化观念和理念，也与当代思潮进行了多方面互动，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层面和思想界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些讨论和活动，也构成了儒学的一种“在场”方式，我称之为文化儒学。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儒学是儒家哲学的一种表现，是其在现代社会日常文化领域发挥批判和引导功能的表现。哲学的存在有不同的形式。尤其在当代社会，哲学应突破仅仅追求哲学体系的传统观念，更加重视对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引导，这一点也适用于儒学与儒家哲学。 所以，我们决不能说这30多年来没有出现儒家哲学大家，儒学就是一片空白。除了潜隐的存在形式以外，我们还需理解更为多样的儒学存在形式，所以我用学术儒学和文化儒学来概括和表达这个时代的儒学“在场”。事实上，在这个社会文化转型的时代，比起出现几个抽象的哲学体系，学术儒学和文化儒学对社会文化与社会思想所起的作用可能更大、更深入，同时它们也构成了儒学未来发展的基础。 对儒学未来发展的展望 进入21世纪，儒学复兴面临第二次重大历史机遇。如前所述，百年来儒学发展的第一次重大历史机遇出现在抗日战争时期，这是一个民族文化意识、民族复兴意识高涨的时期。当前，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和发展，人们的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伟大复兴呈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儒学现代复兴的第二次重大历史机遇到来了。儒学如何抓住这次机遇，儒学研究者如何参与这次儒学复兴，成为重大时代课题。在我看来，除了前面说到的学术儒学与文化儒学应继续努力发展之外，至少还有几个方面的理论课题应受到重视：如重构民族精神，确立道德价值，奠定伦理秩序，打造共同的价值观，增强民族国家的凝聚力，进一步提升我们的精神文明，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儒学复兴要参与的重要思想理论工作。儒学只有自觉参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时代使命相结合，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相结合，才能开辟广阔的发展前景。 在以上这些重要工作之外，还有一项中心工作应予以关注，即儒家哲学系统的重建与发展。也就是说，随着我国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新的儒家哲学应当出现，也必然会出现。它将是中华民族文化继往开来的见证，而且将是多彩多样的。新的儒家哲学将在传统儒学与现代新儒学的基础上，在学术儒学、文化儒学的配合下，随着中华文化走向复兴、走向世界而展开和显现。可以期望，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和文化大讨论，经历了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的国学热积累，伴随着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复兴进程，新的儒家哲学登场是指日可待的了。 （作者为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儒家传统，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多大？看完不敢相信
《制造儒家：中国传统与全球文明》百度网盘pdf最新全集下载:链接: -lqu1jg?pwd=6rqm 提取码: 6rqm简介：本书利用大量的材料和深刻的分析，检视了16、17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开启的对于“儒”“孔夫子”等概念和形象的建构过程，以及晚清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背景下，章炳麟、胡适等学者对于“儒”的再发明。作者认为，“在历史长河中，精神价值是一股建设性的力量”，正是在耶稣会士搭建的中西方交流中，西方人现在所熟知的“孔夫子”形象被建构了出来。这种建构夹杂了对于理想“他者”的想象和误读，并在启蒙时代对西方的思想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耶稣会士们借由“儒”这一概念进行的中文写作，又或多或少与胡适等近代知识分子对于“儒”的再发明相暗合。所谓“儒”的传统正是历史上的思想家们进行发明创造（也就是本书强调的“制造”）的结果，而这些“制造”又赋予传统以新的活力。
《儒学小史》百度网盘pdf最新全集下载:链接：_HB28dNmMv1up03usSYoA?pwd=dz37 提取码：dz37简介：《儒学简史》是干春松教授全面梳理儒学从先秦时期直至现代的发展历史的论著，以历时性结构组织全书，从儒家学派的特点着手，分析不同时期"儒"的定位，于每一章节内均提炼出不同时期儒学发展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而展开论述，如先秦儒学中"仁"和"礼"的精神、孟子与荀子的学说，汉代儒学发展的关键人物董仲舒，魏晋玄学与儒学的关系，宋明理学，清代汉学与宋学等。并着重阐释了现代新儒学之概念、儒学发展的新方向以及新儒学谱系。本书不仅多方面地描述了儒家思想的内涵，勾勒出一幅儒学生发、演变的历史全景，更体现了作者对儒学分期的独特思考，以及对儒学使命的殷切关注。
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迎来儒学的繁荣发展。沿承上个世纪抗战期间儒家思想的理论建构与发展，作为民族哲学的儒学应积极面对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调整与挑战，面对中华民族的新发展，开拓出新的辩证吸收西方文化、发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儒家哲学，并从儒家立场对世界和人类的普遍性问题给出指引。 民族复兴与儒学的现代建构 谈到儒学的时代使命，不能不从回顾上个世纪儒家哲学在发展期对历史使命的认识与承担说起。 近代以来中国遇到的挑战，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挑战。儒家的回应也是对这个宏观文化挑战的回应。上个世纪30到40年代，儒家的回应以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冯友兰等人哲学体系的出现为代表。这些哲学体系不是对某个西方文化思潮的回应，而是对整个近代西方文化冲击和挑战的回应。同时，它们又是这个时期民族复兴意识高涨的产物。中华民族复兴意识的普遍高涨，成为这一时期儒家哲学的根本支撑。换言之，没有这一时期旺盛的民族复兴意识，就不可能有这些儒家哲学的现代构建。 在儒家哲学的这一发展期，熊十力坚持孟子所建立的本心的哲学思想，依据大易的原理，将本心建立为一个绝对的实体；这个实体是宇宙的实体，故同时建立了一套关于“翕辟成变”的宇宙论，因而他的哲学体系是一个注重宇宙论建构的哲学体系。马一浮把传统的经学、理学综合成一体，认为一切道术（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各种学科）统摄于六艺；他所讲的六艺就是六经，故他的哲学体系是一个注重经典学重建的哲学体系。冯友兰继承程朱理学对理的世界的强调，通过吸收西方的新实在论，在哲学里面建立起一个理的世界，作为儒家哲学形上学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冯友兰的哲学体系是一个注重形上学建构的哲学体系。梁漱溟早年研究东西文化论，后来又不断建构新的哲学。上个世纪40到70年代，他一直在努力完成一本书，叫做《人心与人生》。梁漱溟主张心理学是伦理学的基础，所以他的哲学体系是一个注重以心理学为基础的哲学体系。贺麟则强调“以儒家思想为体、以西方文化为用”，或者说“以民族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对儒学复兴进行了系统设计。 上述现代儒家哲学家（也称新儒家）的工作表明，这个时期建构性的、新的儒学出现了。这种新儒学对时代的回应，基本上采取的是哲学的方式。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以“哲学的回应”为儒学主要存在方式的时代。上述这些重要哲学思想体系的准备、阐发乃至建构，都与抗日战争带来的民族复兴意识高涨有直接关系：由于这是一个民族意识高涨、民族复兴意识勃发的时代，所以民族文化与民族哲学的重建也得到很大发展。贺麟在当时表达了这种文化自觉，他认为：“中国当前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民族复兴不仅是争取抗战的胜利，不仅是争中华民族在国际政治中的自由、独立和平等，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儒家思想的命运是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盛衰消长同一而不可分的”。 儒学的当代“在场”：学术儒学与文化儒学 新儒家是以哲学的方式承担起自身时代使命的。然而，儒学的时代使命并不限于“哲学地”回应时代，而是更为广泛。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必须了解儒学在当代的存在特性和功能。 儒学的存在不等于儒家哲学家或儒家哲学体系的存在，不能认为有儒家哲学家才有儒学存在，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儒学在最基础的层面上，不仅仅是经典的解说，同时是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在民间、在老百姓的内心里面，儒学的价值持久存在着；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今天仍然受到传统儒家伦理的深刻影响。我们把在百姓内心存在的儒学，叫做“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没有自觉的儒学。正因为它不自觉，所以会受到不同时代环境的影响，不能顺畅表达出来，有时候甚至会被扭曲。 在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潜隐层面之外，当代儒学也有显性的“在场”。必须强调一点，就是在认识改革开放以来儒学的显性“在场”时，我们的儒学观念一定要改变，不能说一定要有儒家哲学家儒学才存在、才“在场”。在当代中国，30多年来虽然没有出现像上个世纪30到40年代那样的儒学哲学家，但在这个时期，我认为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个方面是学术儒学。对传统儒学进行深入研究，把握儒学发展演化的脉络，梳理儒学理论体系的义理结构，阐发儒家的各种思想，包括深入研究现代新儒家的思想，这套系统我称之为学术儒学。学术儒学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蔚为大观，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第二个方面是文化儒学。近30年来，我国很多文化思潮与文化讨论跟儒学有直接关系，比如，讨论儒学与民主的关系、儒学与人权的关系、儒学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儒学与文明冲突的关系、儒学与建立和谐社会的关系，等等。在这些讨论中，很多学者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场来阐发儒学的积极意义，探讨儒学在现代社会发生作用的方式。他们不仅阐述了很多有价值的文化观念和理念，也与当代思潮进行了多方面互动，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层面和思想界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些讨论和活动，也构成了儒学的一种“在场”方式，我称之为文化儒学。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儒学是儒家哲学的一种表现，是其在现代社会日常文化领域发挥批判和引导功能的表现。哲学的存在有不同的形式。尤其在当代社会，哲学应突破仅仅追求哲学体系的传统观念，更加重视对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引导，这一点也适用于儒学与儒家哲学。 所以，我们决不能说这30多年来没有出现儒家哲学大家，儒学就是一片空白。除了潜隐的存在形式以外，我们还需理解更为多样的儒学存在形式，所以我用学术儒学和文化儒学来概括和表达这个时代的儒学“在场”。事实上，在这个社会文化转型的时代，比起出现几个抽象的哲学体系，学术儒学和文化儒学对社会文化与社会思想所起的作用可能更大、更深入，同时它们也构成了儒学未来发展的基础。 对儒学未来发展的展望 进入21世纪，儒学复兴面临第二次重大历史机遇。如前所述，百年来儒学发展的第一次重大历史机遇出现在抗日战争时期，这是一个民族文化意识、民族复兴意识高涨的时期。当前，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和发展，人们的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伟大复兴呈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儒学现代复兴的第二次重大历史机遇到来了。儒学如何抓住这次机遇，儒学研究者如何参与这次儒学复兴，成为重大时代课题。在我看来，除了前面说到的学术儒学与文化儒学应继续努力发展之外，至少还有几个方面的理论课题应受到重视：如重构民族精神，确立道德价值，奠定伦理秩序，打造共同的价值观，增强民族国家的凝聚力，进一步提升我们的精神文明，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儒学复兴要参与的重要思想理论工作。儒学只有自觉参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时代使命相结合，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相结合，才能开辟广阔的发展前景。 在以上这些重要工作之外，还有一项中心工作应予以关注，即儒家哲学系统的重建与发展。也就是说，随着我国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新的儒家哲学应当出现，也必然会出现。它将是中华民族文化继往开来的见证，而且将是多彩多样的。新的儒家哲学将在传统儒学与现代新儒学的基础上，在学术儒学、文化儒学的配合下，随着中华文化走向复兴、走向世界而展开和显现。可以期望，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和文化大讨论，经历了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的国学热积累，伴随着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复兴进程，新的儒家哲学登场是指日可待的了。 （作者为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基督教与儒学的关系 一、丰富多采的佛教 各派佛学的百家争鸣。欧阳渐是唯识学巨擘，他以印度的瑜伽系佛学为准绳，推崇虚妄唯识宗，但对华严、般若、涅盘诸学也有深入的研究。《竟无内外学》二十六种是其代表性著作。太虚是出家新派的首领，基思想融贯中西学，崇尚真常唯心系，著有《道学论衡》、《楞严摄论》、《楞严研究》、《起信论研究》、《觉社丛书》、《佛乘宗要论》、《唯识新论》、《维摩诘经讲义》等佛学书籍。月霞是华严宗的代表，对传统华严系佛学如杜顺的法界观及法藏、澄观的著作都有研究，经常赴各地讲授《楞伽经》、《维摩经》、《华严经》。有《维摩经讲义》等书存世。弘一将南山律宗发扬光大，对佛戒律之学研究最精，著有《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南山律在家备览要略》等佛籍。谛闲组织观宗学社、弘法研究社弘传天台宗教义，著有《圆觉经讲议》、《大乘止观述记》、《教观纲宗讲义》、《金刚经新疏》等。谛闲弟子倓虚、道阶、默庵也积极地宣讲天台宗。印光为净土宗第十三祖，在他的大力弘传下，该宗在佛教界影响很大，归依弟子遍及海内外。著有《净土决疑论》、《印光法师文钞》等。禅宗的代表人物虚灵积极主持南华、云门等道场，宣讲禅学，力图保持该宗的影响。各派人士学纷纷创办自己的刊物，宣传自己的教义思想。 当时著名的佛教刊物有《潮湿音》（注释：为民国最著名的佛教刊物，创刊于一九二0年一月，太虚、唐大圆等人曾为其编辑。该刊内容丰富，中外、新旧佛学一并介绍，尤大力倡导佛教革新。一九四九年四月在大陆停刊，共出版地下十卷。）《佛化新青年》、《佛学月刊》、《佛学丛报》、《觉群周报》、《中国佛教季刊》、《现代佛教》、《正信》、《世间解》、《觉有情》、《佛海灯》、《佛佛周刊》、《人间觉》、《圆音月刊》等几十种。 现代佛教团体的组建。一九一二年，敬安、道阶等僧人发起成立了中华佛教总会。一九二九年，中国佛学会成立，太虚为会长，不仅吸收佛徒参加，而且吸收不信佛但又研究佛学的人士参加。该会定期举办佛学研究、座谈会。一九三0年，太虚、圆瑛、谛闲等人在上海召开全国佛教会议，成立中国佛教会，以之为全国佛教的最高机构，但不久新旧两派失和，该会名存实亡。总的说来，民国时期，全国各省区都建立过佛教协会等现代团体，起了一些作用，但未能发挥大的功用。 佛教教育的现代化。民国佛教界受西方、日本新式教育的影响，开始对佛教徒进行现代学院式教育。全国各地，由出家僧和居士创立的佛学院为数不少，最著名的是欧阳渐创立的支那内学院和太虚创立的武昌佛学院。支那内学院一九二二年成立于南京，办学宗旨为“阐扬佛学，育材利世”。设教学、研究、述译、考验等学科，及刻经、宣传、藏书等事科。学样成立头五年，著重于教授学生法相、唯识要典；倡导居士右以住持佛法，奠定居士道场之基；编印唐代唯识学著作。一九二八～一九三七年著力于整理佛典，编《藏要》三辑，共三百余卷，收佛典五十余种。一九四0年编印《精刻大藏经》，一九五二年停办。共培养学生数百人。武昌佛学院成立于。一九二二年，开设有法相唯识学、传统佛学、中国哲学、西洋哲学等课程，一九三二年学院设立了世界佛学苑图书馆，藏书二二四二八种。学院的学生可以自由地研习各派佛学教义和科学、哲学、外文等新知识，并将其融汇贯通，以期养成学通中西、富有革新精神的新一代佛教人才。武昌佛学院因其独特的办学风格而很快名震全国，成为僧学子们的向往的之地，为僧教育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在太虚、欧阳渐等人的带动下，各地佛学院纷纷成立，较有影响的有闽南佛学院、江南佛学院、法源寺佛学院、河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华南佛学院、华严大学、极乐寺佛学院等。这其中有的为革新派创立和主持，有的是由月霞等守旧派建立的。 佛教界还派人赴德国、日本、印度、斯里兰卡等国留学，学习古印度佛学、密宗、小乘佛学及梵语、巴利语等。其中学成回国并较有成说的有持松、显荫、王弘愿等人。 上海还成立了佛学书局，专门印行佛书。佛学热使其他非专业书局也纷纷印行与佛有关的著作，如丁福保的《佛学大辞典》等。 佛学研究的兴盛。先谈佛教界旧派对佛学的研究，具体而言，是指禅、天台、华严、净土、律诸宗人士及其团体地传统佛学的研究，成果颇丰，出版了一批专著。研究范围涉及《大乘妙法莲华经》、《楞严经》、《金刚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地藏经》、《梵纲经》、《心经》、《四十二章经》和《大乘起信论》等。 太虚新派的佛学研究。大虚的弟子中，法舫研究小乘佛教，大勇研究密宗，至于印顺，在印度大小乘佛学的澄清疏解方面，当时少有人能与之并驾齐驱。他把大乘佛教分为性空唯名、虚妄唯识、真常唯心三系，认为性空唯名系最权威、最究竟，这就与其师太虚的观点有根本的不同。印顺的观点得到了世界佛教研究界认同。印顺著述颇多，有《般若经讲记》、《大乘起信论讲记》、《佛法概论》等四十余部佛学、佛学史著作。 居士的佛学研究。这又以欧阳渐、吕澄、王恩洋、韩清净等人为代表。吕澄精通日、英、梵、藏、法、德等多种外语，对印度古佛学、中国传统佛学、藏学都有深入的研究。著有《中国佛教源流加重讲》、《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因明纲要》、《西藏佛学原理》、《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等。王恩洋研究唯识学，著有《佛法概论》、《八识规矩颂释论》等书。韩清净是北京三时学会的主持人，也是唯识学大师，撰有《瑜伽师地论科积句披寻记丛编》等。另外，梁漱溟年轻时笃信佛教，曾以居士的身分对佛教进行过研究。 梁启起对于佛学研究，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他在研究中，坚持历史学的考据、辩伪方法：注意地理与佛学的关系；注重整理、研制佛典，特别是原始佛典；把目录学引入佛学研究，强调佛教经录的价值。其研究成果颇丰，著有《饮冰室佛学论集》等。 陈垣对于佛学的研究，主要在佛教史方面。著有《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等书，见微知著，明察秋毫，在学术界颇受推崇。 汤用彤著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印度哲学史略》等书，在佛教史研究上享有很高的地位。 胡适动用西方及乾嘉的治史方法研究禅宗，对禅宗史颇有研究，对禅宗人物、典籍也很能了解，考证出《六祖坛经》是伪经。但也没有自己的对于佛教大义、佛教整体特征等的宏观认识，而之怕以会如此，按耿云志的话来讲，就是“他的著眼点和用力处不在佛教的教义和禅宗的禅法透解，而重在揭示历史”。胡适本人后来则乾脆说：“我必须承认我对佛家的宗教和哲学两方面皆没有好感……禅宗佛教里百分之九十，甚或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一团胡说、伪造、、矫饰和装腔作势（注释：转引自耿云志《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王月版。）。” 民国佛教繁荣的又一个表现，是佛学与西学的交涉、交融。在这一问题上，有关各方也是百家争鸣。在佛学与科学的关系上，既有“科学为本论”，又有“佛学超科学论”、“佛学统摄科学论”；在佛学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新思潮的关系上，佛教界人士一方面肯定后者的价值，另一方面又指出其不足，并在对比了佛家和世人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观后，总结指出：佛家所说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要比世人所言高明得多。世人所言“根于权利，故其所豫期者，不必能实现，而先已召乱”，而佛家所言“根于心性，故其果报也，得涅盘大乐；而其华报也，善人满地，世成吉祥”。因此人类要获得真正的现代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只有“宏扬佛化，随顺佛心”（注释：邢定云<现今文明生活之彻底的观察及提倡佛化之必要>，《佛化新青年》第一卷一期，一九二三年二月。）。 在佛教与基督教的关系上，内部存在的教徒素质不齐、因人损教等问题相近，所面临的顺时代、改革图存、振兴自身等任务相似，因而也有所交流，甚至发生争执辩论。两教各有一些人撰文，对比评论双方的教义、思想。结总起来，共有四种代表性论点，即“佛耶相同论”、“佛耶相异论”、“佛耶同异兼具论”、“佛耶取长补短论”。尽管大家意见不一，但有一点是佛教界多数人士承认的，即基督教有三个长处值得佛教界学习：不离世间，建设人间宗教，以革命的精神来阐发教义；厉行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关于这些，我们在后文将详细论及。 民间佛教。当时禅宗、净土寺在民间最为流行，因为这两宗的说教和成佛方法最简宜。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阿弥陀佛和弥勒佛是一般民众最崇信的佛教人物。 民众拜佛的主要形式有烧香、叩头、吃素、念佛、上供、施舍、许愿还愿及自发参加各种佛教节日，如阴历四月初八的佛诞节、二月十五的佛涅盘节、七月十五的盂兰盆节等。这些活动因人因地而稍有不同。如吃素，有的人长年吃，有的人则分期吃。一些人吃“观音素”，“自二月朔持斋，至是日（十九日……六月、九月朔至十九日，皆如是”（注释：极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三，第四五页。） 吃素、念佛、上供多是在信徒家中进行，而烧香、叩头、施舍、许愿还愿等大一些的佛事活动则多在寺庙中进行。当时寺庙把这些居士分为三六九等，对于官员、富人，多由方丈新迎，并好吃好住好招待，亲陪上香，亲受施舍。而这些人每次到寺，也刻意讲排场，摆阔气，为显示自己，也每每出手大方，施舍寺庙银钱，特别在还愿更是如此。对于一般信徒，“则是任其来往，称为是‘随喜群众’，只有寺内一般执事招待”（注释：《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第二0七页，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九0年版。）。 信徒到寺庙叩头、烧香、拜佛，一般是遇到大事、难事。他们认为观音菩萨心肠最软最好，所以重点参拜观音。信徒们“群往（寺院）拈香顶礼，尤以妇女为盛。多有联集观音会，醵资为礼神用费、热闹极盛”（注释：胡朴安《中华全民风俗志》下篇卷七，第一四页。）。 寺庙中的和尚、比丘尼从事的社会性质的佛事活动主要是为信众做水陆佛事、吉祥道场或荐亡道场，总称水陆道场。地点可在寺庙内，也可在信徒家。水陆道场费用大，用人多，一办就是七天，“迎神请鬼，普济孤魂，昼夜不断，经声佛号，钟鼓齐鸣，真是别有洞天”（注释：《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第二0三页。）举行这种佛事活动的信徒，有的是为了追悼逝去的亲人，使共超升西方极乐世界；有的是为自己延年益寿，求福免难。 最热闹的佛事活动多发生在佛教节日里。除隆重的纪念活动外，还要举办打七、念佛、念经、拜忏、祝愿等活动。因为是佛的节日，所以信徒们格外虔诚，纷纷向寺庙捐钱捐物，还要举行仪式。最隆重的仪式叫“十供养”，又名“十献”，即献香、献花、献灯、献花、献灯、献涂、献茶、献宝、献如意、献衣等。其中以“献宝”为最表诚心。所献之宝，计有金无宝、金戒指、金手镯、裴翠饰品、玉石饰品、银具、珍珠、玛瑙等，至于金钱布施就更多了。 二、基督教的中国化潮流 民国建立以后，中国政府一再声明对名种宗教一视同仁，基督教在中国遂有了惊人的发展。以新教为例，一九0六年，教团有八十二个，宣教师有三、八三三人，信徒十余万人。一九一三年，宣教师就增于五、三九四人，信徒则达二四五、九五九人。到了一九三五年，全国新教教会有七二八一个，信徒达百万余人（注释：邵玉铭《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问题》，第七页，正中书局一九八0年九月版。）。而天主教徒在一九三六年约有二百八十万人（注释：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三二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四月版。）。天主教、新教各教团，除积极传教外，还致力于各种社会事业，如办大学、中学、小学、幼稚园、孤儿院，设医院、书局、救济所等等。 据一九三七年的统计，是年教会男子中学有一百所，女子中学有九十五所，男女合校的中学有五十四所，共计二五九所，学生五万余人。教会大学有十五所，为上海的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沪江大学、北京的燕京京大学、辅仁大学，济南的齐鲁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学院，苏州的东吴大学，成都的华西藏自治区协和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武昌的华中大学，福州的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广东的领南大学。教会书局有一三0家，仅一九三五年就出版基督教丛书四千余种，教会期刊也为数众多，抗战前史文杂志有二一一种，英文杂志有二十七种，合计总数为二三八种。教会医院及诊疗所一九三七年达二七一家。虽一方面，中国的自治教会，也逐渐增加并不断发展，终至遍及中国各地，还远及海外，使中国基督教呈现出日益“中国化”的特点。 民国时期基督教不断“中国化”，确实是该教的一大特点。由于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现状，以及其他一些不利因素，直到一九四九年这一进程也未完成。谈到导致这一历史现象产生的因素，很多学者都把它归经为反帝爱国运动的必然结果。而实际上，基督教的“中国化”，是中国民众斗争和外中传教士及其领导机构适应中国形势的变化转变策略的双重结果。这一进程的速度、规模、深入程度都受两个因素既妥协又斗争的具体情况的影响，五十年代初，基督教最终的彻底的中国化，则是以实力为后盾的第一个因纯素完全压倒了后一个因素的结果。 先谈天主教的中国化。 民国建立以后，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日益高涨，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思想也日渐深入人心。面对这种形势，罗马以天主教会做出了中国教区的天主教本土化的决定，以求得天主教在中国的继续生存和发展。一九一九年，教皇本笃十五世明令，“由于天主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不是外国的，因此，每一个国家应当培养它本国的神职人员”（注释：德祖贤《天主教会在中国》，第六五页，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四年版。），中国的天主教地必须尽快起用中国人做神职人员。一九二二年，新教皇庇护十一世继位不久，就派刚恒毅为教皇特使出中国，具体实施天主教“中国化”的计划。 一九二四年，刚恒毅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国教区第一届主教大会，提出必须迅速使天主教会中国化。大会决定重化中国教区为十七个大教区，即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河北、东北、蒙古、湖北、湖南、四川、江西、浙江、广东、福建、苏皖、黔桂滇、甘肃教区。大会还强调必须加速培养、提拔中国籍的主教。 一九二六年，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教皇庇护十一世为来自中国的六名神甫举行“祝圣”仪式，提升他们为主教。这六人是胡若山、朱开敏、赵怀议、孙德桢、成和德、陈国砥。一九三三年，教皇再次为崔守恂、李容兆、樊恒安三位中国神甫“祝圣”，任其为主教。到一九三六年，做主教中国天主教人士已尼达二十三人。 与引同时，在梵蒂冈的坚持和有意培训提拔下，中国教区的中国籍神甫和修女的人数也大大增加。民国初年只有数百人，到了一九三三年，已达到五千余人。 在天主教中国化的过程中，罗马教皇十分注意取得中国政府的支持。在北洋军阀时期，教皇的特使恒毅就与曹锟等人有密切的往来，对其表示拥护，以换取其对教会在中国利益与行动的保护。在蒋介石执掌常国政权并在宋美龄的影响下皈依基督教后，尽管蒋并非天主教徒而为新教教徒，但教皇庇护十一世仍感高兴。一九二八年八月，庇护十一世向中国教区下了圣谕： ……圣父的旨意是：希望天主教各修会对中国的和平、幸福和时步作出贡献。按照我先前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五日颁发的文件，现在重申：天主教宣告、教训和劝导它的教徒们要尊敬和服从中国合法组成的政府，要求天主教的传教士和教徒们在法律保护下享受自由和安全。 作为传教事业的公社圣父命令：中国各教区的主教们，要组织和发展天主教的行动，以使男女天主教徒，特别是可爱的青年教徒，通过祈祷、良善的语言和工作，对和平、社会幸福作出应有的贡献，把福音的神圣而有益的原理常使人们知道，使中国更加伟大，并协助主教和神甫们传播基督的恩泽，用其督的慈善事业增进个人和社会的福利……。（注释：《教务杂志》，一九二九年一月。） 天主教会对蒋介石的支持和其“中国化”的政策，也确实换来了蒋对教会的重视和保护，考虑到民国兵荒马乱的现实，这种保护的意义是不而喻的。当时，军队占住寺院和道观是很常见的现象，而教堂因为国民政府明令禁止驻军，严禁军队骚扰，教会的财产和日常教务活动都其本能得到保证。 下面介绍新教及其“本色教会”。 新教教会在华教务策略的转变，始终一九二二年新教各差会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基督教大会”，大会提出了“本色教会”的主张，对其含义，大会的宣言做了阐释，“我们对于西来的古传、仪式、组织倘若不事批评，专做大体的抄袭，卑鄙的摹仿，实在不利于中华基督教永久实在的建设……呈中华信徒应用谨慎的研究，放胆的试验，自己删定教会的礼节和仪式，教会的组织和系统，以及教会布道推扩的方法。务求一切都能转导现在的教会，成为中国本色的教会”（注释：《基督教全国大会报告书》，一九二二年。）。 在这一策略指导下，“本色教会”的倡导者们，如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诚静怡等人主张基督教由中国人“自养”、“自汉”、“自传”，要使中国基督教从形式、人事、思想上逐步实现中国化，一方面发挥中国信徒的作用，使其担负更多的责任，另一方面消除掉基督教是洋教的恶名。他们建议盖中国建筑式样的教堂，也过中国的传统的节日，用中国民族曲调唱赞美诗，采用适合中国国情的婚丧礼仪，培养中国籍主教神甫等。他们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国出现了民族化的教堂建筑、宗教绘画、宗教音乐、宗教仪式。各教会大学的校长也换成了中国人。基督教学者赵紫宸、吴雷川、韦卓民等人还选写出版了论述基督教与另文化关系的著作，力图沟通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使二者相融合。但由于事实上教会的利益外国在华的整体利益是紧密相连的，列强在华利益既不能由中国人“自有”，其教会也就不可能让中国人真正自主，因此整个民国时期，中国教会始终未实现“三自”目标，基督教也未摆脱洋教之名。 天主教和新教“中国化”策略的出台，是与中国众的爱国民主斗争的日益高涨有较为密切的联系的。除了人们熟知的五四运动、五卅运动、非基督教同盟运动等对外国在华教会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爱国斗争外，基督教界中国教徒的斗争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我们接著介绍中国基督教的“自立”运动。 早在十九世纪七0年代，广东基督教徒陈梦南就提倡另教徒应自主传教，自理自立，并发起成立华人宣道会，为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之始。民国成立后，中国教徒建立的自立教会越来越多，一九二0年有八十多所，一九二四年有三百十多所，一九四0年有六百多所，抗战胜利后则达到一千余所。不仅遍及河北、河南、湖北、四川、浙江、江苏、山东、福建、广东、辽宁、陕西、山西等省，而且远播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韩国、日本、美国等地。其中较有名的有“教会聚会所”、“中华基督教会”、“福音堂”、“真耶苏教会”等（注释：邵玉铭《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问题》，第八二～八四页，正中书局一九八0年九月版。） 民国的基督教自立运动，具有强烈的爱国色彩，其矛头直指各国强加于中国的各项不平等条约，要求废降这些不平等条约。如一九二五年，王治心发起成立中华基督教废除不平等条约促进会，开展废约运动，就受到了各自立教会的广泛支持。他们坚持认为外国人把持的中国教区各教会“不是为爱基督而来，更不是为爱华人而来”，因此坚决要求收回教权，脱离外国教会，中国教区各教会真正独立自主。他们也提了“三自”主张，但内容确是“自有”、“自理”、“自享”，这就远较“本色教会”的“三自”彻底。后者根本未涉及教会所有权问题，只求与外中国教会平等、均权。而后者理直气壮地提出了中国教会中国人所有，并付诸于实践。 中国的基督教自立，在当时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相反，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其经历一波三折，颇为坎坷。蒋介石当政后，碍于和英美的关系，对宗教自治并不热心，又恐其有革命之嫌会加以防范，这给基督教的自立带来了负面影响。一九二七年中国自立教会就曾达到六百多所，但到了一九三五年只剩下二百多所，只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情绪高涨，才又趁势而起发展了起来。 最后，我们来谈谈基督教文化的中国化问题。 由于上面所说的几个因素的影响，民国基督教文化越来越呈现与中国本土化交融结合的特点，这首先反映在教会的名称上，纷纷加上了“中国”、“中华”等字眼。如长老会、会理会、伦敦会、合并在一起，统称“中华基督教联会”，信义会改称“中华信义会”，浸礼会改称“中华浸信会联会”，监理会、美经美会、循理会、循道会、美道会合并，统称“中华卫理公会”。 在教义上，力图与儒家说教、佛家思想相契合。与儒家的交融方面，最显著的例子在于新译本《圣经》不仅引用儒家经典中的“上帝”、“神”来称呼基督教的造物主，而且《圣经》中的伦理道德说教也可经常与儒家经相参证。举例而言，“爱人如已”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爱仇敌”与“报怨以德”、“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与“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惟有敬奉神，遵行他旨义的，神才听他”与“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等等都很类似，皆可与相参证。民国学者林悟真在其《宗教比较学》、周亿孚在其《基督教与中国》等书中都对基督教与儒学的关系做了论述。教徒聂云台则乾脆主张“基督教儒教化”，完全用儒家思想来说明基督教。 基督教的仪轨，也多多少少受到了中国佛教、道教的影响，而有些中国特色了。如上海宝兴路教会就曾采用佛教祈拜方式，在礼拜时燃香、跪诵经文。当时，经过变革有些中国化了的仪轨有以下这些：天主教徒通行“七圣事”，即领洗、坚振、告解、圣体、终传、神品、婚配。而新教徒即狭义的基督教徒则主要从事两种圣事：洗礼和圣餐（圣体）。
孔子在《论语》中，谈到“仁”的地方有一百零五次之多，虽然涉及的对象包括了礼义忠恕勇孝恭敬等广泛的领域，但是强调“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又说：“吾道一以贯之”。孔子以“仁”为其学说的根本之道，是比较没有争议的。问题在于，什麽是“仁”呢？一．至道无形对于“仁”，孔子在回答弟子的提问时给出过若干不同的答案。对颜渊说“克己复礼为仁。”对仲弓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司马牛说“仁者其言也韧。”对樊迟说“爱人”，又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对鲁哀公的提问，则说：“仁者人也。”学者多以训诂和语义的角度去推敲。例如，以“二人”解释仁为亲亲之义。《说文解字》解做：“仁，亲也，从人从二。”但是现在有的从出土古字中读到“上人”（人字边在上，二字在下面），乃谓仁指上等人之间的爱。以此类推，莫衷一是。这就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揣测的空间（或曰做学问的空间）。也有的学者，据此认为孔子对“仁”的概念含糊不清。 通常认为，“仁者爱人”是对“仁”最贴切的表述。可是后来孟子接着讲到“亲亲”和“爱民”的爱有差等，成为理学定论。以至后世又引申到公德私德、亲情法制等等的争论，甚有人得出结论来说孔子要对社会腐败负责云云。 其实上述种种，都只是从文字上面去求证“仁”的含义。包括从训诂、考古、中西文化制度比较的角度来研究，也都是从文字上去考证和推断。儒家文献浩如烟海，我们有没有可能直接上承孔子本人的“仁”的境界？这是本文想要提出来探讨的。 大有深意的是，我们在《论语》里面看到孔子在对 “仁”的范畴做过上述的反复表述以后，又对弟子们说：“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 又对子贡说“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是什麽意思？而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渊感叹夫子之道难以穷尽，“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又是为什麽呢？ 这是很微妙的。孔子的孙子子思作《中庸》一书传儒道心印，其中说：“君子之道费而隐。”“不见而章（彰），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大道的运行，变化无方。天地之道由一而生二、二生三、以至于无穷数的现象世界，所以至道始于无形。“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小到一茶一饭的琐事，大到宇宙天地间的道理，无一不是道的表现形式。 用一个通俗的比喻。比如我们见到波浪，就知道是水。可是如果认定只有波浪才是水，就会失于偏见。因为通过固体的冰、气体的蒸汽，都可以表现出水的不同形式。我们寻找“仁”的含义，也是同样的。前面孔子对于“仁”的表述，每一个答案都在特定的环境下表达了“仁”的意思；但是如果执著起来，每一个答案又都不完全。因为至道无形，如同四时行百物生，在孔子的言行上随时随地显现着仁之大道；这个实质无形无相而又显现万象的至道，是不能以特定的言语或某一个具体的物质形态完全充分地来定义和表述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孔子之仁是一个用心体悟、从而把握全体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考据文理逻辑的问题。离开了这个基点，“仁者爱人”就成了无源之水。可见，寻求“‘仁’是什麽”这个经院式（或哲学式）的答案，一开始就错了。二．体用相济如此说来，孔子之仁不是无法被了解了吗？很多人可能有过和我同样的体会：研究《论语》多年，读来都是说的别人家事。去年三月里我重读《论语》，至“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便觉得有大愿心充满胸臆，不可抑止。此中意味，恰如古人云“十字街头遇阿爷”，忍不住伸臂攥拳，手舞足蹈。从此读来每一句都是说的自家事。 明代大儒王阳明指出：“诸君要实见此道，须从自己心上体认，不假外求始得。”（《传习录上》）什麽是“实见”？不是从眼耳鼻舌身感知，而是由心灵智慧开启，无所不见而又实无所见。不执著在一事一物上，才能见到真理的全体。什麽是“不假外求”？不假文辞，也不由口说，而是向心内寻求悟入，一朝打破桶底，才得真解。 （1）孔子本人很少直接谈到仁的悟境，《论语》记载，“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朱子注：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但是我们仍可以从孔子自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简洁的表述中窥见一二。 我体会，“从心所欲”者，澄心静虑，恬淡如如，则不为物欲所牵。“不逾矩”者，是超越了自我，彻见人我善恶、乃至天地万物在其本源上无二无别。这种无分别心的大智慧，便是仁心的显露。这境界，依孟子说是“尽心知性”，也就是阳明说 “致良知”。这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玄。其实圣人与俗人本来没有差别，我们不见大道真理，是因为有私心障碍，虽见也不能明白。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后世效仿圣人的美德，可仅仅停留在形式上，那就还没有进门。虽然清心寡欲，心里还有一个我在。直到损而又损，连我也没有了。忽然诸念销落，万籁俱寂，一点孤明，觉而不昧。好像云破月出，就见到（不是用眼睛看）这个浑然自在、无二无别的真心。不来不去，如如不动。此时，天理不需存而自在，人欲不待灭而已无；当下心安，能够从容面对一切环境而心定不动。这才见到圣人所说“爱人”的本旨。
太大了。一言难尽啊
儒家学说经历代学者的加工改造，并与其他学说相互争斗，或相互借鉴，不断的丰富自己的内容，经历两钱多年的风雨，最后终于凝聚成为民族进身精神的主要内容。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对我们民族的理想人格，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社会心理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文化的创始人是孔子，他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其弟子三千，有七十二成名。他的教育思想就是儒家文化的最好反应。孔子的教育内容包括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其中道德教育又是教育的核心内容。他的道德教育以“礼”为准则，以“仁”为核心，“仁”含有“修己”与“爱人”两个方面的意义。他提出道德修养应遵守的原则，即立志和力行，自省和自克，改过和迁善，乐道与安仁，鼓励人们提高道德水平。 我觉得孔子注重道德修养的培育这一点很重要，也非常有必要。目前我国的教育更注重的是知识方面的教育。因而，社会中出现了很多的高科技犯罪分子，如网上的黑客。现代的人太注重个人利益，因此缺乏了对他人的“仁”和“爱”，对物质生活的无限追求，导致了一些人的腐化堕落。 古代儒家文化很讲求遵师重道，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教条。回头看现在的学生对老师的态度与古人相比相差甚远。尤其实在大学生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如，上课经常迟到，缺课，课堂上不专心听讲，干其他事，路上见到老师不主动问好。这一系列的行为都是与儒家文化相背离的，应该加以改正。 我很喜欢孔子的教授的学习方法，如‘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温故而知新’；‘学与思结合，学与行结合’等。孔子的教导使我受益匪浅。 儒家思想以“求善”为目标，讲求“仁政”，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中国古代各朝各代的兴衰都很好的证明了这一观点。古人提倡“以和为贵”当今世界是和平发展的趋势，如果每个国家都推崇儒家文化的仁爱，博大，宽容，那么我们的社会将发展得更加美好，更加和谐。 儒家文化将天人相应的世界观，君民相维的政治观，上下相依的伦理观融为一体。以伦理道德为核心，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儒家文化以人伦为出发点，讲究“三纲，五常”，儒家的这一思想为皇权的巩固和集中，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障。今天来看，这些理论都极其荒谬，应当遗弃。而尊老爱幼的美德一直流传至今。儒家讲求齐家，治国，平天下。人人都应该有这样远大的抱负，而不会妄活一世，而无所作为。儒家文化代表；代表了中国的许多优秀传统文化，如担负历史责任，注重整体利益，讲求道德，关心他人，贵和持中，宽忍和平，豁达乐观，以道制欲望、。 儒家文化还有很强的哲理。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圣贤，对统治者的要求极为严格，其代表人物有，周公，孔子孟子，萧何，诸葛亮，他们都有高尚的人格。儒家的“八目”由远及近，由小及大，由个体到群体的修养方法，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古代哲学体系。提倡“温，良，恭，俭，让”，修生途径是：穷则独善其生，达则兼济天下。 儒学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中华民族有着深远的影响，儒学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在封建道德教育代替了宗教信仰，从而避免了社会陷入宗教的迷狂。儒学提倡用世进取，兼济天下，讲求修齐治平；儒学具有重视气节，操守的传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成为人们自觉维护正义，忠于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力量。 儒学文化与现代文化有冲突的一面，也有切合的一面。我国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正是对传统文化吸取精华，去其糟粕，不断改造更新，建设适合社会主义需求的新文化。～
因为儒家的文化让每一个人都上进，一个人努力的拼搏，就算是吸收了这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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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稳定的决定性因素
现在讲马列主义嘛 自然儒家就慢慢的变淡了 三国演义里 两军对垒时 的阵型 就能体现出 儒家思想对军事的影响！ 如果要一些长篇大论的就baidu一下好了
由于人们对于儒学的认识和评价的不同，因而对儒学未来也有不同的展望。依我个人肤浅的看法，儒学作为中国二千余年来流传不息的文化主体之一，具有丰富和深邃的思想理论，而且对东亚各国有着广泛的影响，甚至也是东亚一些国家，如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历史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必将随着中国和东亚地区的振兴，而越来越被这一地区的国家和人民所自觉与重视。同时，儒学作为东方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它与西方文化的互补性，也正在越来越为世界有识之士所瞩目。所以，对于儒学的未来发展，我是抱乐观态度的。当然，要获得这种发展的前提，首先要求儒学有一种开放的精神，既要继续吸收和融会本国各学派的精华，更要积极吸收和融会西方文化的精华，同时还要对儒学自身已有的基本精神和重要概念、命题等，“择其善者而明用之”（《荀子·王霸》），作出符合现代社会精神的新诠释。在这方面，我认为经过二十年代以来的各派新儒学，包括当前称之为新儒家第二代、第三代的一大批学者，以及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学者们的共同努力，还有许多至今已取得的成果与经验教训等，都证明了儒学现代发展的可能和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