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典籍里的中国》节目中两位科学家袁隆平、宋应星跨越时空的“握手”令人动容。在《典籍里的中国》第二期节目中，宋应星（演员饰演）以现代礼仪和袁隆平（演员饰演）在稻田里上演跨越三百多年的“握手”，听闻袁隆平少年时读过《天工开物》，最喜欢里面的《乃粒》，宋应星激动到热泪盈眶。三百多年后的人们何止是还在读《天工开物》，更是在继往开来的科学实践中，在大地上奋力续写了更加恢弘而璀璨的“天工开物”。扩展资料《典籍里的中国》简介《典籍里的中国》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传统典籍当代化传播的又一次有益尝试，正如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兼总编辑慎海雄近期在《求是》杂志刊文中所说：“《典籍里的中国》，就是典籍的传播者、转化人，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探赜索隐、披沙拣金，通过电视独具优势的语境转换，让更多人爱上典籍，自觉传承中华灿烂文化。”牛年伊始，全新亮相的《典籍里的中国》将博大精深的厚重典籍作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着力从这些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入手，在钩深致远的求索之中，让年轻人和全世界了解“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以及“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典籍里的中国》第一期就敢于从佶屈聱牙的“上古之书”《尚书》入手，并且成功“出圈”。这一实践证明：中华传统文化绝不是晦涩艰深的古董，这背后需要的，是文艺工作者开啃“知识坚果”的壮志雄心。
一、沈括 (1031—1095) 北宋科学家、政治家。字存中，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仁宗嘉进士。神宗时参加王安石变法运动。晚年居润州，筑梦溪园(在今江苏镇江东郊)，举平生见闻，撰《梦溪笔谈》。 二、朱熹 (1130—1200) 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有不同程度贡献。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程颢、程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世称程朱学派。认为理和气不能相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要求人们放弃“私欲”，服从“天理”。他从事教育五十余年，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朱文公文集》卷十四《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二》)。他的理学一直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他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很有影响。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及后人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等多种。
晏子（？--前500），名婴，字平仲，春秋齐国人。 在君臣关系上，他提出了和而不同的观点，即君臣互补，取长补短，而非一味附和。 他是一位无神论者，相信人民的力量，认为统治者应当亲民爱民，采用“民本”的思想治理国家。 老子（前580-前500），姓李名耳，字伯阳，春秋楚国人。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 晚年，周王朝日趋没落，老子便弃官归隐，并且写出《道德经》，申述道德的含义。认为道是先天存在的，循环往复；德由道所产生，是道的具体表现，其思想论述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他还用道德的辨证关系辨证了万物的存在，基于这种认识，提出了“自然无为”，“无为而治”的思想观点。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人。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他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当未被当时战火连连的大小国所接受。因此他周游列国，招收弟子，形成了儒家学派。 孔子的学术思想以“仁”和“礼”为核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的思想观点被后来的封建统治阶级所采纳，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墨子（前468-前376），名翟，春秋鲁国人。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墨子最重要的伦理和政治主张是“兼爱”，但这种思想无法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在秦汉后便成为了绝学。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子子舆，战国鲁国人。 “孟母三迁”的典故自古便成为教育的典故。 在学术思想上，他作出了“心性论”的阐述，提出了著名的“性善论”，重视养心，保养自己的心性。。 在政治上，他提出了“王道仁政”、“民重于君”的学说，主张用“仁义”的思想治理国家。后代人认为孟子发扬了儒家学派的思想观点，并被尊称为“亚圣”。 庄子（前369-前286），名周，子子休，战国宋国人。 庄子的思想集中在《庄子》一书中，他的学术思想继承和发扬了老子关于道的绝对主义和神秘主义，后人以“老庄”相提，其学术思想主要是相对主义观点。 荀子（前313-前238），名况，子卿，战国赵国人。 荀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唯物论者。 在伦理道德观念上，他的思想观点与孟子的“仁”不同，荀子更加注重“礼”的作用。主张“性恶论”。 在政治思想上主张“礼治”与“法制”相结合，礼敬君子，法治小人。 韩非子（前280-前233），战国人。 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学术思想继承了老子的“道”，但把道理解为事物发展的规律，发展了荀子的“性恶论”。在政治上，主张以法为主的“法术势”结合。 董仲舒（前176-前104），西汉人。 董仲舒向武帝提出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主张，提出了“三纲五常”的思想观点，是儒家的“王道政治”和“仁政思想”。 王充（27-97），字仲任，东汉人。 王充的学术思想具有批判性。在哲学上，他提出了“天道自然论”的体系，反对“天人感应论”，强调天道的自然无为性。 王弼（226-249），字辅嗣，魏国人。 王弼能言善辩，是中国古代最年轻的玄学大师。 在学术思想上，提出了“贵无”的观点，认为“无”是事物的本源。因此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制”。在哲学认知论上，提出了“得意忘言”，并论证了《周易》的言、象和意的关系。 慧能（638-713），本姓卢。 禅宗的创始人。 慧能虽不识字，但悟性极高，针对神秀的偈语，指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若尘埃。主张“见性成佛”，提出了“顿悟”的修行方式。 周敦颐（1017-1073），子茂叔，北宋人。 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创始人，其思想被后代的程颐所发扬。 在道德修养上，提出了“主静”的主张。在学术思想上，“援道入儒”，发挥了《中庸》的天人合一思想。 朱熹（1130-1200），子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南宋人。 朱熹的学术思想继承合发展了二程（程灏、程颐）的思想，被后世称为朱程理学。 在知行问题上，提出“知先行后”，认为明白义理才能有所作为。 此外还有明朝的李贽，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清朝的戴震等
先秦的很多，个人认为孟子的比较好读懂。如果不怕饶舌，可以读读公孙龙子。另：《文心雕龙》是文论。
韩非子的。。王充的。先秦两汉的有许多这样的议论文 说难 孤愤 书名是《韩非子》是近代人集合他的学说编的孟子也不错。
“文”的本义是“错画”， 也就是花纹。在古代汉语里，它的意义有所引申：因为花纹总是画在载体上的，所以，在人类认知领域里，“文”引申为后天加工的品德、修养，与表示先天素质的“质”相对。《论语．雍也》曾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是对处理好人的先天自然素质和后天人为修养的关系所发的议论。 “文”在政治领域里，引申为“文治教化”， 文治也就是礼治，主张利用礼乐教化提高人们的修养而使国家安定，与诉诸军事征服他国的“武功”相对。中国古代对“文”的认识还反映在对天文和人文的区分上：《易．贲卦》说：“圣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指的是自然现象和规律，人文指的是社会现象和规律。 “化”的本义是改易。这种改易既包括从无到有的“造化”，也包括宇宙生成以后的“演化”和“分化”。许慎《说文解字》的第一个字是“一”，解释说：“唯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这是中国古代的宇宙发生说，“造分”与“化成”，就是造化。在宇宙发生之后的变化中，又分自然之演化与人为之教化。医学著作《易·系词》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这里指的是自然的生成演化。《荀子．不苟》说：“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注释说：“化谓迁善也”，又说：“驯至于善谓之化”，这些指的都是教化。这一系列概念，反映出中国古代对自然世界和人文世界既统一又区分的观察方法。不过，在古代典籍里，化指教化的情况更多一些，《礼记·中庸》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这说明，中国古代观察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出发点是人文。 古人对文化的认识又是包含着新旧更代的运动观念的。《礼记．中庸》说：“诚则形，形则著，著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注：“动，动人心也；变，改恶为善也，变之久则化而性善也”，疏[1]：“初渐谓之变，变时新旧两体俱有，变尽旧体而有新体谓之化”，这里不但包含着运动变化的思想，而且还包含了量变到质变的思想。发生了质变才叫“化”。 在中国典籍中，“文化”很早就已合成——《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我们把“文”与“化”意义的内涵合成后，可以看出早期的文化含义。中国经典的“文化”是指人的后天修养与精神、物质的创造。修养属改造主观世界的范畴，创造属改造客观世界的范畴。 基于汉语“文化”概念的传统解释，学术界经常把它与英语的culture对译。Culture的原义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由于物质创造包含人的智慧，与精神文明难以截然划分开，因而与“文化”一词成为同义语。实际上，不经Culture转译的中国传统的“文化”概念所具有的后天创造演化观念和人文精神，更适合于今天文化学的文化内涵。 2．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的定义 19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打破了束缚人性的僵化的神学，带来了以人为中心的思想解放，使人们看到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主义的扩充，使人们感到了人类社会的民族和地域差异。这两点激发了人类研究自身的高度热情。20世纪以来，随着国际交往的频繁，民族问题的尖锐化等新因素的增长，人们对人类自身研究的兴趣更加浓厚。200年来，文化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文化”也成为近代产生的内涵更丰富、外延更广泛的概念。由于文化问题得到多方的关注，使得它的定义极不统一。据有人统计，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出于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角度，对“文化”的定义约有一百多种。文化定义的不同，必然会影响到文化学的研究范围。但是，众多关于“文化”的定义，从总的方面看，不外乎狭义和广义两类： 广义的“文化”定义是以人类与非人类的分野作为立论的依据，所以，人类文化学、文化哲学取广义的“文化”定义。这里，我们举两种百科全书的广义定义来说明这种立论的角度。《大英百科全书》1974年版给文化下的一般性定义是：文化等同于“总体的人类社会遗产”。《苏联大百科全书》1973年版给广义的文化下的定义是：“（文化）是社会和人在历史上一定的发展水平，它表现为人们进行生活和活动的种种类型和形式，以及人们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钱穆在《中国文化精神》一书中用一句十分形象的话来概括广义的文化：“文化即是长时期的大群集体公共人生”。[2]我们把各种关于文化的广义定义综合在一起，可以说：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物质与精神存在的总和。这个定义应把握三个要点：（1）广义文化是与人类、与人类的创造活动相联系的，是以人为中心的概念；（2）广义文化是一个历史概念，它涵盖人类历史的全过程，是一个传承发展的综合概念；（3）广义文化的外延涵盖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全部。 狭义的文化专指人类的精神创造，它着重人的心态部分。其实，人类文化很难将物质创造与精神创造截然分开。一切以物质形式存在的创造物，都凝聚着创造者的观念、智慧、意志这些属于精神的因素。我们设置狭义文化概念的目的，是要排除纯粹的物化自然世界，把我们的眼光，集中到以人为中心的世界，来观察人类自身。狭义的文化又称人文文化，是某一社会集体（民族或阶层）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经传承累积而自然凝聚的共有的人文精神及其物质体现总体体系。这个定义也要把握三个要点：（1）狭义文化不但以人为中心，而且以人的精神活动为中心，即使观察物化世界，也是以其中的人文精神为内核的；（2）狭义文化关注的不是个别人的精神活动，而是经历史传承累积凝聚的共有的、成体系的人文精神；（3）狭义文化关注的不仅是全人类的普遍共性，而且更注重不同民族、阶层、集团人文精神的特点。所以，狭义文化的定义不但适用于人类文化学，而且适用于民族文化学、国别文化学等较为具体的范围。
读后感写作思路：首先描写《典籍里的中国》是一部什么样的节目，然后举例树立的内容，并结合自己的经历写出感悟。《典籍里的中国》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与央视创造传媒联合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节目聚焦优秀中华文化典籍，通过时空对话的创新形式，以“戏剧+影视化”的表现方法，讲述典籍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源起、流转及书中的闪亮故事。通过这些故事，让我们充分了解了中华文化之美。扩展资料：《典籍里的中国》聚焦享誉中外、流传千古的典籍，讲述从典籍出发的中华文明史。节目依托典籍的文化IP，另辟蹊径捕捉典籍中的亮点，把“珍珠”串联成文化之链，构建成深刻全面且有洞见的文化传播、交流的历史图谱，对中华文明脉络进行梳理。节目设立“历史空间”、“现实空间”两大舞台创新节目形态，在历史空间中采用影视化拍摄手法，对典籍的故事进行可视化呈现。节目邀请知名导演担当影视指导，口碑佳实力派的影视嘉宾进行故事演绎，结合环幕投屏、AR、实时跟踪等舞台技术，展现千年历史中经典书籍的诞生源起和流转传承。
《典籍里的中国》观后感？我们过于相信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力量，而不够相信政府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更不够相信它可以做得更好。市场经济的威力是惊人的，从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过来的传统中国人一旦掌握了市场经济这个法门，便如鱼得水，乐此不疲。这虽然总体上是好事，但同时我们对市场力量也开始产生依赖和迷信。近代的中国人开始讲究辩证地看问题，认为市场和政府是对立统一的，可是实际情况经常是只看到了对立，而忘记了统一。市场和政府本是一阴一阳，是一个事物的两个面相，是一不是二，但是这种对事情的正确看法却没有市场。邓小平说“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在实践中，我们往往完全偏向了一面，只沉醉于各种“一抓就死，一放就活”。过于迷信和强调市场一个方面显然是不对的，而政府的治理水平恰恰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强项，丢失了这个强项，不是等于自毁长城、自弃好牌吗？我们过于迷信私，而忽视了公。我们放任了自由，放大了个人私欲，而相对忽视了公共管理。人民是新中国的主人，这一点已经深入人心，毋庸置疑。但在实现方式上，我们一度受西方影响，过于追求自由选举，过于强调个人利益。结果是越自由，越混乱，越自私，越互相伤害。最严重的时候，几乎回到了解放前的一盘散沙状态。
春节期间，央视频道推出了《典籍里的中国》，观后我震撼不已。《典籍里的中国》用表演与对话的方式，演绎典籍中的故事，情景再现，让观众更深刻地品读典籍。第一期选择了《尚书》，“政书之祖，史书之源”。《尚书》又称为《书》有很多华夏文化的创始性论述，比如第一次出现“礼”，第一次制定历法。《尚书》是“文化元典”，很多很多第一次都在里面。教授们讲解《尚书》后，大幕拉开，表演开始。说到《尚书》，最重要的人是伏生，伏生本名伏胜，是秦朝秦博士，一生守《书》讲《书》，是《尚书》的传承者，因此是故事的主角。故事表演中以老年的伏生与现代人撒贝宁的对话为主线，插入了大禹治水，武王立誓两个书中故事与晁错受文帝之命前来学《书》的历史故事，让观众深入了解《尚书》中的故事。故事中的伏生让人感动。他一辈子爱《书》，一家人用生命保护《书》，年老后在山东一带讲《书》，传承《尚书》。倪大红老师把伏生演活了，仿佛就站在我面前。表演结束了，但我的思绪仍未结束。停留在开场的一句话上。“读《书》而知先贤治政之本，读《书》而知朝代之兴废之由，读《书》而知个人修身之要。”典籍是老祖宗智慧的结晶，是宝贵的财富。《典籍里的中国》讲述了在这片神州大地上创造文明的故事，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源起何从，我们的脚步迈入何方，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品读典籍，体味经典，吸取智慧，汲取精华，成为不一样的自己。
茶原本不是姓茶，是姓荼、姓槚，是神农尝百草而得之，故先为药用。经过多少人的演化、改进，去粗取精，终于形成了茶。中国唐朝是茶文化的发端，期间不但有陆羽的《茶经》问世和禅宗"吃茶去"公案的诞生，中国茶还漂洋过海到达日本，这也为以后日本茶道的演进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这种说法可能和风行宋朝的"斗茶"有关，除此之外，在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也记载着宋代对茶之产地、茶季、采茶、蒸压、制造、品质鉴评等发展情况。 在公元4-5世纪，中国茶最早传到了朝鲜（古高丽国）。到了明代嘉靖年间，中国茶文化知识开始在欧洲传播，这在威尼斯作家拉摩晓写就的一本《中国茶摘记》里有详尽的说明。明代万历年间，中国茶开始传入沙俄。明崇祯年间，英国威特斯船长专程率船从中国购买茶叶。到了清代顺治年间，中国茶开始传入到德国。十九世纪末期，中国茶叶、茶树、茶种又先后传入了印度尼西亚、印度、锡兰、乌干达、马来西亚等国……中国古代茶文化之花可谓遍地开放，在世界各地显示出不同的文化风采。于是中国这朵民族文化的奇葩一变成为世界的了，及至今日，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了没有不饮茶的国家，没有不饮茶的民族"了。 中国茶文化的关键不在于茶叶的本身，而在于茶文化的内涵上。从茶文化的内涵上来看，其"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最为重要，它是一种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将饮茶与人生处世哲学相结合，上升至哲理高度，"茶是人生"便由此而发，若再品出更深的境界，就成了"吃茶去"公案的禅宗开示以及茶道的精神之源。茶文化由于有了中国儒、释、道思想的加盟，形成了茶礼、茶德、茶道、茶艺等等，这就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部分。但是它又不是完全脱?quot;物质文明"的文化，而是两者相结合。先前，中国老百姓不太注重茶文化，因为每天要饮茶，方知青、红、黄、绿茶之类，这多半是和自己的饮茶习惯有关。但是，真正喜爱和关心茶文化的人，并不注重茶类之分，茶品之分。茶类、茶品他们早已烂熟于心中了。比如龙井、碧螺春、铁观音、君山银针、毛尖、毛峰、云雾等，谁人不知？而是注重着这些茶的"味"外之音--感兴着一种民族的审美趣尚，浸润着一派清雅的文化氛围，涵养着一个廉净的精神境界，充溢着一缕优美茵蕴诗意，提升着一种道德的精神素质。所以我说，茶文化精神层面上的一切是关键。在这一点上，日本的茶道体现的较为深刻。 星换斗移，时移势迁，人们常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认为是适用于宇宙间万事万物，茶文化何能例外！在举世审美价值、审美标准、审美观念剧变的情况下，青年人首当其冲。中国的美食甲天下，然而抵挡不住麦当劳、肯德基等等的冲击，茶不也难逃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星巴克咖啡等洋饮料的夹击吗？遑论茶文化！令人难过的是，时下一些"酒文化"、"咖啡文化"、"可乐文化"等这些不在精神文明范畴的亚文化，倒是充塞在各种媒体的时尚版块中大放异彩，真叫人看不懂了。振兴中国茶文化的呼声已经响起了许多年，然而，一直到今天，却收效甚微，有识之士，憬然忧之。我想，现在国内寥寥可数的几本茶刊，如上海的《茶报》杂志、杭州的《茶博览》杂志、广州的《茶文化》杂志等且都是内部刊物，流通范围太小。唯江西的《中国茶文化》号虽为公开发行，但也只能将就在《农业考古》编辑部的名下。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茶文化刊物的悲哀，但无论怎样讲，这些办刊之人毕竟是弘扬中国茶文化的领头羊，他们真是劳苦功高，让读者能深刻而又具体的感悟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茶文化中有许多细致的情况，圈外人是难以知识的，通过这些刊物，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我想读者对此会十分感激的。 这样能不能就振兴和弘扬中华茶
春节期间，央视频道推出了《典籍里的中国》，观后我震撼不已。《典籍里的中国》用表演与对话的方式，演绎典籍中的故事，情景再现，让观众更深刻地品读典籍。第一期选择了《尚书》，“政书之祖，史书之源”。《尚书》又称为《书》有很多华夏文化的创始性论述，比如第一次出现“礼”，第一次制定历法。《尚书》是“文化元典”，很多很多第一次都在里面。教授们讲解《尚书》后，大幕拉开，表演开始。说到《尚书》，最重要的人是伏生，伏生本名伏胜，是秦朝秦博士，一生守《书》讲《书》，是《尚书》的传承者，因此是故事的主角。故事表演中以老年的伏生与现代人撒贝宁的对话为主线，插入了大禹治水，武王立誓两个书中故事与晁错受文帝之命前来学《书》的历史故事，让观众深入了解《尚书》中的故事。故事中的伏生让人感动。他一辈子爱《书》，一家人用生命保护《书》，年老后在山东一带讲《书》，传承《尚书》。倪大红老师把伏生演活了，仿佛就站在我面前。表演结束了，但我的思绪仍未结束。停留在开场的一句话上。“读《书》而知先贤治政之本，读《书》而知朝代之兴废之由，读《书》而知个人修身之要。”典籍是老祖宗智慧的结晶，是宝贵的财富。《典籍里的中国》讲述了在这片神州大地上创造文明的故事，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源起何从，我们的脚步迈入何方，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品读典籍，体味经典，吸取智慧，汲取精华，成为不一样的自己。
导读：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在真诚地为民请命的时候，却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开始觉醒。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我们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同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 对外开放，在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回过头来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文化史研究因此而兴。 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浑沌一体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的织成物，存在着地域、民族、阶级、职业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别，其中，阶级差别是文化差别的重要原因，不同的阶级，由于其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历史传统和教育机会的不同，而承当和依循着不同的文化，在古代中国，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统治阶级、知识阶级和平民阶级文化，三种文化无疑都对整体的民族文化有所贡献，问题是，在三者中，何者应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因而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 文化是由人承当并作用于人的，如果文化丧失了对人的作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而成了仅供游人观赏的文物古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承当的，因此，在民族人口中占主体的阶级的文化，自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固然应关心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上层文化，即所谓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但更应该关注民众的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只有民间文化而不是别的，才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首先应该是民间文化史。 如果我们承认无论过去和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永远是民众，承认民众是历史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要理解我们这个民族，要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就首先要理解民众，理解民间的历史和精神，而民间精神和历史只能保存于民间文化中，在气象万千的民间文化中，蕴含了民间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寄托了民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惟有理解了民间文化，才算真正切中了我们民族的命脉，聆听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如果说，民间文化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浩浩巨流，那么，帝王豪杰、文人精英的文化只能是这一巨流偶或激起的浪花，甚或只是虚浮的的泡沫。 将民间文化确立为文化史的主体，有着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 其实践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一个民族的变革，主要是人的变革，而首要的自然是展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大众的变革，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一切文化侧面的变革，而欲求自新，必先温古，即认识民族主要是民众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人们不是常说要现代化首先要了解国情么？而中国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传统与现状，就是最大的国情。民间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凝炼的民间精神，直接关乎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等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 不过，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民间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迫切要求文化研究对民间文化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文化热” 虽历久不衰，但热点却似乎总是那有限的几个，什么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嘉乾朴学等等，主要是一些思想史问题，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虽也不乏默默的工作者，但其成果却未能在学术界激起应有的反响，民间文化仍处在学术视野的边缘，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思想史，而人们却是在文化史的名义下谈论思想史问题的（只要翻检一下时下流行的几份精英学术刊物，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于是，文化史被归结为思想史，而思想史又被顺理成章地简化为哲学史、经典著述史。 思想史固然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如知识分子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文化史的主要部分，更不能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 首先，就文化形态学而言，思想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只是最表面的层次，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文化整体结构的“上层建筑”。 按其存在形态，文化现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事情层。指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具体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的涌现着和消失着的人生百态、世间万象，诸如送往迎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文化的这一层次以具体的行为的形态而存在，说穿了，就是生活本身。第二，制度层，即引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制约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或模式，包括生活方式、交际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等等，它们使人们的行为成为有序的、可预期的。文化的这一层次以成文的或口传的典章制度的形态而存在，如礼仪、法典、谣谚等等。第三，意义层。即人们用以解释世界以领会其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等，它赋于世界以意义，使人们的世界成为意义世界。 文化的这一层次往往以高度抽象化、合理化的思想体系的形态而存在，如神学、哲学等。 文化的三个层次，相互引发、相互依托。从现成的形态学的角度讲，毋庸置疑，意义体系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总是受一定的文化制度所制约的，而一定的文化制度总需相应的意义体系作为其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辩护，因此，一言体系，或曰特定的思想体系，就被当成整个文化构成的奠基者，要理解一种文化现象，就首需理解其相应的思想或哲学体系。 然而，现成的形态学的关系不能被当成历史的发生学的顺序。文化史既然是关于文化的历史，就必须以历史的目光来理解文化，按文化现象各层次的自然发生顺序来理解其相互关系。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意义体系是文化整体构成的最表面层次，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这正与其形态学意义上的关系相反。 这实在并不难理解。因为，生活，惟有具体的生活本身，才是文化萌芽、成长并植根于其中的沃土。先有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才有人类的一切，也才有人类的文化。具体地讲，人们只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总结、升华和抽象，才建立了一定的文化制度：礼仪是交往的产物，语法是说话的产物，逻辑是思考的产物，总之，文化制度在生活中涌现并凝结成形的，说穿了，人们只有先如此这般地做事情，然后，才会有如此这般的做事情的方式和规范，这些方式和规范，无非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们流传于口头就成了谣言、古训，著于竹帛就成了典章、史册，而体现于生活本身就是民俗仪节。另一方面，文化制度产生于生活，却又反过来约束和规定生活：礼仪源于交际又反过来约束交际，语法源于说话又反过来约束说话，逻辑源于思考又反过来约束思考。文化制度又是意义体系赖以产生的基础。一定的文化制度确定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设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从而，就决定了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中并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制度来领会和理解世界的，人们置身于怎样的制度中，他在这一制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就怎样领会和理解世界，世界就会又怎样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一定的意义体系总是建立于一定的文化制度之上的，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制度而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阶级也因其在文化制度中的不同地位而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往往被思想史家视为文化最基本层次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传统，实际上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迟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层次，它最初还是水乳交融地寓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制度中，只是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专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的产生，它才以神学或哲学的形式蜕变和分化出来，而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巫史兼王的身分出现的），同时也就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思想体系置于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借助为之所垄断的历史叙述和学术著述宣传和强化这一被颠倒了的文化观，而昧于历史辩证法并囿于文字典籍理解历史的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果真相信了这种编造的文化历史，并继续编造着这种颠倒了的历史，以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被头足倒立地颠倒了过来。 既然，只是由于人们先已如此这般地生活着，然后才演生出如此这般的文化制度，才最终编造出如此这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那么，要研究文化，就必须从生活、从活生生的生活出发，只有首先理解了生活本身，理解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制度，然后才能理解思想。文化研究应从研究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如何从生活实践中生成和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研究生活是如何莫名其妙地从思想体系中分泌出来的，毕竟，人是为生活而思想，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人们从来不是先建立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然后才开始生活，而只是在生活历程中才逐渐有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即是表面看来是先有思想后有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具体选择何种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有其粗俗的物质生活前提的，这个道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巨著中已讲得很明白，马克思将被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颠倒的历史重新扳正过来。 应该说，自从马克思出，人们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范畴叙述思想史，再也没有理由使文化史的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尤其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在西方人文科学界已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目光投向世俗文化从而导致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人文学术界却仍执著于一些陈旧的问题和理路不放，古代经院学术（经学）的哲学方法，仍被奉为学问正宗，几千年的学统和道统绵绵不绝，既是我们的骄傲，可也是我们的包袱，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觉悟，学术方法的积习较之思想观点的教条更难于被觉察和清除，学统较之道统更根深蒂固。
《典籍里的中国》观后感？我们过于相信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力量，而不够相信政府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更不够相信它可以做得更好。市场经济的威力是惊人的，从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过来的传统中国人一旦掌握了市场经济这个法门，便如鱼得水，乐此不疲。这虽然总体上是好事，但同时我们对市场力量也开始产生依赖和迷信。近代的中国人开始讲究辩证地看问题，认为市场和政府是对立统一的，可是实际情况经常是只看到了对立，而忘记了统一。市场和政府本是一阴一阳，是一个事物的两个面相，是一不是二，但是这种对事情的正确看法却没有市场。邓小平说“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在实践中，我们往往完全偏向了一面，只沉醉于各种“一抓就死，一放就活”。过于迷信和强调市场一个方面显然是不对的，而政府的治理水平恰恰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强项，丢失了这个强项，不是等于自毁长城、自弃好牌吗？我们过于迷信私，而忽视了公。我们放任了自由，放大了个人私欲，而相对忽视了公共管理。人民是新中国的主人，这一点已经深入人心，毋庸置疑。但在实现方式上，我们一度受西方影响，过于追求自由选举，过于强调个人利益。结果是越自由，越混乱，越自私，越互相伤害。最严重的时候，几乎回到了解放前的一盘散沙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