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郭沫若(1892~1978) 现、当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 原名开贞,笔名郭鼎堂、麦克昂等。 四川乐山人。
郭沫若研究屈原的时间有几十年之久。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坚持不懈地进行研究的呢? 第一、是为了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传统。 郭沫若认为“发掘历史的精神”是史学家的重要任务之一。他走上研究史学的道路的重要动机，便是用史学为今天服务。 第二、是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 郭沫若之所以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坚持研究屈原，目的正在于通过捍卫屈原而捍卫中华民族的光荣的民族精神。
郭沫若，“侈靡篇的研究”，《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页27—62郭沫若先生是第一个用一整篇论文来研究该篇的学者"他在(侈靡篇的研究)!中写到*'他是肯定享乐而反对节约的"他主张大量消费"甚至主张厚葬!他的重点是放在大量消费可以促进大量生产这一面!$!+*从经济的角度看"侈靡消费一是可以促进生产"因为消费越高"需求越旺"实行高消费"能活跃市场"搞活经济!二是能增加就业机会"'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富人进行消费"穷人才可增加就业机会!认为侈靡消费可以促进共同富足!!
引用雪占龙的回答：郭沫若研究屈原的时间有几十年之久。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坚持不懈地进行研究的呢? 第一、是为了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传统。 郭沫若认为“发掘历史的精神”是史学家的重要任务之一。他走上研究史学的道路的重要动机，便是用史学为今天服务。 第二、是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 郭沫若之所以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坚持研究屈原，目的正在于通过捍卫屈原而捍卫中华民族的光荣的民族精神。
回答 亲，您好！很高兴为您解答问题！甲骨文的发现过程：1928年--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轫之年，安阳小屯村--一个近千年来默默无名的中原小村落，时间和地点的碰撞由此揭开了殷商历史的神秘面纱。小屯村附近方圆数公里，鳞次栉比的宫庙遗址，以及大量出土的甲骨，拉开了人们认识甲骨，研究殷商文明文化的重要序幕。
答案一样
郭沫若先生是第一个用一整篇论文来研究该篇的学者"
郭沫若 （1892—1978） 杰出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剧作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旗帜。四川乐山人。学识渊博，才华横溢。1914年留学日本。原学医，回国后从事文艺活动。 一 在四川大渡河与岷江汇合处，有一座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乐山市。这里是蜀王开明的故治，秦为安南县，隶蜀郡，汉代改隶犍为郡。北周为平羌县、郡治所，宣帝时置为嘉州。清雍正末年增置乐山县，始名乐山。 嘉州山水秀丽，有举世闻名的“仙山”峨眉山，有唐代凿建的世界第一大佛。峨眉第二峰绥山，俗称二峨。又有三峨，名为美女峰。在这美女峰正北有一小镇，唐代名为南林镇，清道光年间旧址被冲毁，迁至今天称为沙湾的地方。100多年前，这里是清末的四川省嘉定府乐山县观峨乡沙湾镇。 清光绪十八年（壬辰年）九月二十七（1892年11月16日）午时，母亲忍受着难产的巨大的痛苦，产下颇带“反叛”意味的婴儿――一个迫不及待“脚先下地”，跨出“反逆者的第一步”的“骄子”。母亲受胎之际，梦见一小豹咬自己左手虎口，便以文豹为这“逆产”婴儿的乳名，入家塾后以开贞为其学名，号尚武。 这家人祖上原籍福建省汀州府宁化县，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前迁蜀。传至此时，已是第六代了。祖父爱散财，以致家业凋零。父郭朝沛善理财，把家业恢复起来，并在旧居后园设立“绥山山馆”，为子弟们延师授业。母杜邀贞，又名杜荪福，进士之女，15岁嫁到郭家，勤苦操持，受到全家敬重。 1897年春开贞入家塾“绥山山馆”，8岁时塾师教读唐诗和司空图《诗品》，后来他关于诗的见解大体还受着《诗品》的影响。9岁左右开始学作对句及五言、七言试帖诗，产生了一个连本人都感到“有点奇怪的现象”，即“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进入20世纪的最初几年，开始大量接触新书刊，读古书也比较有条理了。同时，养成日后好议论和好做翻案文章的“脾气”。他毫不掩饰在“十一岁的时候”，性觉醒“泛滥到几乎不可收拾”的程度，以至沾染上手淫的毛病。然而“责备”有什么裨益呢？发蒙时天天读“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圣经贤传，对于“同年代的一般人的性早熟，怕要负很大的责任”。刚满13周岁，即入乐山县高等小学寄读。这个时候，他把《史记》读了一遍，“很喜欢太史公的笔调”。1907年秋升入嘉定府中学，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是“所嗜好”的一种读物，对其“后来文学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此间，“喜欢读的书是《庄子》、《楚辞》、《文选》、《史记》、严几道译的《天演论》、《群学肆言》”，并“特别喜欢《庄子》”。1910年2月，投考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三年级插班学习。 20虚岁一过，转瞬即是民国元年（1912）。正月十五上元节，奉父母之命与张琼华草草完婚。五天过后，人自此便分开了，但这个一生生活在孤寂“洞房”中的女人，始终使他感到“应该要忏悔”。经考成都高等学校理科、报考天津陆军军医学校，最终在长兄的帮助下赴日本留学。1914年1月中旬抵达东京，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经过半年的努力，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备班医科，成为中国的官费留学生。到1915年7月，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与在第二部工科的成仿吾相识。1916年8月初，正当其患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悲观到了尽头，屡屡想自杀”的时侯，“无意之中”与左藤富子相遇，为其取名安娜，致“恋爱发生”，“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年底，专程赴东京接安娜来冈山同居。因此，招来父母的指责，甚至一度与他断绝书信往来。 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的德语课，由于教员以文学士居多，对他产生了“与目标相反的影响”，即“把决心抛弃的文艺倾向又挑拨煽动了起来，而且使旧文艺和新文艺深深地结合了”。因为德语课而喜欢歌德，进一步熟悉斯宾诺莎，由当时日本的“太戈尔”热而喜欢太戈尔，“便和哲学上的泛神论（Pantheism）思想接近了”，同时“又把少年时分所喜欢的庄子再发现”。泛神论思想不仅影响他的诗歌创作和对中国古代神话的认识，还表现在他对先秦诸子思想的论述中。 1918年8月，免试升入在福冈的九州帝国医科大学。1919年9月发表新时，首次署名沫若，自谓是取其家乡的两条河――沫水（大渡河）、若水（雅河，又名青衣江）“合拢”而成。从此，沫若之名便取代开贞了。20年代中期，在出版翻译小说和戏曲集时，开始使用“郭鼎堂”三字。其后，在古文字、古器物研究领域，常以“四堂”----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郭鼎堂（沫若）、董彦堂（作宾）并称，成为显示其学术成就的一个代号。 在福冈4年半的学医生活，基本上被其诗歌创作、文学活动所取代，完完全全“凫进文艺的新潮”，走上“弃医从文”之路。与田汉、宗白华通信讨论诗歌创作、人生道路，与郁达夫、成仿吾方等发起成立创造社，往返于日本、上海之间，出版白话诗歌集《女神》，翻译出版《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及太戈尔、海涅、惠特曼、雪莱等人的诗文，发表诗剧、历史剧作……人虽然在福冈，但“旺盛的创作欲”使他对于繁重的医学课程“感到痛苦”。坚持到1923年3月，在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获医学士学位。当时有人高薪聘其为医生，但却被拒绝。他表示“医生至多不过是医治少数患者肉体上的疾病。要使祖国早日觉醒，站起来斗争，无论如何，必须创立新文学”。4月，携眷回国，到达上海。 一年以后，开始与泛神论决裂：“从前的一些泛神论的思想，所谓个性的发展，所谓自由，所谓表现，无形无影之间已经遭了清算。从前在意识边缘上的马克思、列宁不知道几时把斯宾诺莎、歌德挤掉了，占据了意识的中心”。翻译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博士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对于郭沫若“转向马克思主义和固定下来”，“起了很大的作用”。1924年8月，在写给成仿吾的信中自信地宣布：“我现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从《文艺论集》到《文艺论集续集》集中地反映了郭沫若文艺思想的转变过程，折射着他的整个思想、生活、作风的变化。 经瞿秋白推荐、林伯渠具体安排，1926年3月郭沫若自上海赴广州，应聘为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即文科学院长）。到达广州的当天，便在林伯渠家见到毛泽东。在随后的两个多月中，先后与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次见面，结下他们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从此，郭沫若便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和影响下，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6月，与阳翰笙、李一氓约定投笔从戎，参加北伐。经周恩来具体安排，由孙炳文向蒋介石和邓择生（演达）推荐，任北伐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上校军衔）。7月出征，郭沫若随两湖主战场一路。孙炳文为其饯行，赠以“戎马书生”的徽号。8月，由北伐军政治部秘书长（少将军衔）晋升为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在复杂尖锐的内部政治斗争漩涡中，郭沫若始终保持着他那清醒过人的洞察力。1927年3月，蒋介石秘密委任其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说“你无论怎样要跟着我一道走”，“文字上的事体以后要多多仰仗你”。郭沫若“虚与委蛇”，跟随其自南昌赴九江、安庆，终于完全“看出了他的真相”，决定脱离蒋介石，在朱德家中写成《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发表。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14日，郭沫若潜入上海，通过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与李一氓、周恩来取得联系。周恩来听取了郭沫若的汇报，结合上海的实际情况，向中央提出《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建议。5月，郭沫若遭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南京政府通缉。几经辗转，于8月4日赶赴南昌，找到周恩来、贺龙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任其为主席团成员、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即，与南昌起义部队南下。8月17日抵达广昌，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郭沫若与贺龙等一道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2月，经与周恩来商定，再次东渡日本。此一去，海外十年，在受着“双重监视”和“为糊口文字百忙”的艰难情况下，郭沫若“走了他应该走的唯物主义研究道路”，一连写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殷契粹编》等重要学术论著，成为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开拓者，奠定了他在甲骨文、青铜器研究领域的崇高学术地位。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南京政府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郭沫若即“别妇抛雏”秘密回国。12月，日军攻占上海之后，国民党南京政府迁都重庆，郭沫若与何香凝、邹韬奋等赴广州。1938年1月，辗转到武汉，始与于立群开始了新的家庭生活。4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0月下旬，撤离武汉，辗转长沙、桂林，于年底到达重庆。1940年9月，三厅被撤销。10月，重新组建文化工作委员会，继续担任主任之职，并请回三厅原班人马。就这样，郭沫若以双重身份度过了八年抗战岁月。此间，一方面写下大量政论性的文章，另方面又在学术研究上写出《屈原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历史人物》，在文艺创作上推出《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历史剧，做出“至少使得自己较为满足的成绩”。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沫若全力投入到“反对独裁”和迎接“人民新春”的活动当中。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郭沫若连选连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相继当选为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又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1954年以后，连选连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69年以后，又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49年－－1959年的10年间，郭沫若连选连任世界保卫和平理事会副主席（主席为约里奥·居里），“一直在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不曾间断”。在国际交往中，为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了解，郭沫若做出重要贡献，先后被苏联及东欧各国科学院授予院士或荣誉院士称号。 “文革”期间，郭沫若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外事工作。1970――1977年的8年间，他先后接待外宾数百次，尤其是在为中日建交和中美建交方面，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 作为国务活动家和世界和平使者，耗去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郭沫若毕竟是文坛巨匠，从政之余继续追寻一个个的学术高峰，实践其“努力攀登不问高”的誓言，留下了学术论著《奴隶制时代》、《管子集校》、《李白与杜甫》和大量文物考古论文以及文艺创作精品――《蔡文姬》、《武则天》，讨论《再生缘》及其作者的一系列论文等，并主编了《甲骨文合集》、《中国史稿》等。 郭沫若的学术研究大体可以作如此划分：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以甲骨文和青铜器等古文字、古器物为基础，进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中，一面配合历史剧创作进行历史人物研究，一面纵论先秦诸子思想学说；50年代主要精力放在古代社会分期问题和古籍整理方面，60年代则以历史人物研究与历史剧创作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在50－70年代的20余年间，随时都有对于古文字、古器物的单篇考释或研究论文发表。 郭沫若一生留下千余万字的著作，经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的《郭沫若全集》历史编8卷、考古编12卷、文学编20卷。尚待出版的还有译著12卷、佚文集等。其著作被翻译为日文和欧、美主要文字，受到广泛的热爱，并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郭沫若北京前海西街18号的故居、四川乐山沙湾的旧居，均辟为纪念馆供国内外人士参观。 二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最富时代特征的文坛巨星，他的学术文化成就呈球形发展态势，表现在诸多领域中。下面，分十个方面作简要介绍。 一、以中国文化为基点的世界文化观 在对20世纪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郭沫若形成以中国文化为基点的世界文化观：瞩目异民族的优秀文化，以中国的传统考验其适应度，吸吮其科学的甘乳，促进民族新文化的创造，再走出去填写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如何认识和吸收“异民族文化之优秀成分”，郭沫若有过两次重大的选择。如果说第一次选择是凭着感情的喜好，创作了白话诗《女神》，开辟出新文学的发展路径。那么当郭沫若进到理性的追求时，瞩目“异民族的优秀文化”的目光便集中在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上。他注意到辩证唯物论的阐发与高扬“已经成为了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同时意识到要让这一外来的思想和方法置根于中国“固有的文化”当中，为中国人所接受，就要看其适应不适应中国的国情了。自1919年至1978年的60年间，郭沫若正是这样走过来的。郭沫若开辟的这一路径，在进入开放时代的今天，仍然为我们的学术文化发展所遵循着。 二、接受科学，走科学的中国化途径 在郭沫若的世界文化观中，包含着一个“科学的中国化”的思想，即关于“接受科学，主要的途径应该是科学的中国化”以及“以大众化为其目标，以文学化为其手段”和以“政治的民主化以为前提”的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 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提出“要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而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30年代翻译英国著名学者威尔士（H G Wells）的巨著《生命之科学》（Science of Life），涉及到科学的综合化、大众化与文艺化的问题，认为科学的“综合化是以大众化为其目标，以文学（艺）化为其手段的。”40年代为上海“大众科学丛书”作序，强调“科学在今天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也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我们人类精神所发展到的最高阶段。”这是科学在最高层次上的综合，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全方位的综合！“科学的中国化”，与反对愚昧迷信、实行科学大众化紧密联系在一起。郭沫若分析中国落后的原因，认为“主要的就是由于科学不发达，一切不合理的累赘太多。”同时强调“不仅要使科学知识大众化，而且要使科学精神大众化。”真正做到这一点，愚昧迷信自然就无存身之地了！“科学文艺化”是郭沫若科学思想中的特殊认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始终充满着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的融通。后面将要说到，建立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体现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艺术思维与科学思维的完美结合。历史剧创作，更是被当作“科学与艺术”结合的成果。“科学的中国化”，又是与政治的民主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科学与民主的关系，郭沫若说得很清楚：“要做到这一层（按：指科学的中国化），总要有政治的民主化以为前提。” 直至逝世之前发表《科学的春天》，郭沫若最后的心声依然是：“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我们科学发展的道路。”仍然融汇着科学思维和艺术思维：“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三、个人本位 --“革命文学”-- 人民本位的文艺观 由个人本位的“自我表现”的创作主张到“革命文学”的文艺主张，再进到以人民本位的文艺观，既标志着郭沫若所走过的创作道路，又反映其文艺思想的不断成熟。这当中，折射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孔孟以人民为本位，墨子以帝王为本位，老庄以个人为本位。这样的认识，长期贯穿在郭沫若的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中。把握住这一点，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他对历史人物的种种评论了。 四、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把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确立起“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在“清算中国的社会”，以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来考验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这一“外来的异物”的适应度的同时，郭沫若发现恩格斯的《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便决心以这部名著为“向导”来撰写“续篇”，提供出来恩格斯“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写下具有开拓意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针对当时的“国故”之争，在认识上有着三个重要的突破：一是“国故”不再局限于经史子集等文献，扩展到地下出土实物----甲骨卜辞、青铜铭文等。二是“国故”包含“古代的真实的情形”。三是提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虽然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但其对“国故”的了解“是有莫大的帮助”的。“跳出”经史子集的范围，以地下出土实物为出发点，“跳出”传统观念的范围，引进外来的辩证唯物论观念，以此去认识“古代社会之真情实况”，一个全新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确立起来。这就是：“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古代”，“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材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而确立起来的“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尽管《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有“好些错误的结论”，但具体结论的错误却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是以20世纪20年代最新的思想观念----唯物史观为指导，综合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两大学术派别----古史辨派、古史新证派的最新成果，确立起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体系，领导了此后的学术文化潮流。在这之后，郭沫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继续进行探索，不断完善他的奴隶制时代研究体系，成为古史分期讨论中颇具影响一派的代表。 为着认识“古代的真实的情形”，郭沫若首先是对《易》、《诗》、《书》等传统经典进行考察。因“疑经”而深入地下发掘的实物，于甲骨卜辞、青铜器铭“创通条例，开拓阃奥”，在甲骨卜辞、青铜器铭研究两大领域分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五、推进甲骨学由草创迈向成熟，并预示着后来发展的基本趋势 自1899年河南安阳发现甲骨和甲骨上的文字，到20世纪20年代，识其文、断其字，加之罗振玉、王国维等“导路”、“考史”的业绩，甲骨文研究走出草创阶段。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对殷墟先后组织了15次科学发掘。在此期间，郭沫若推出了他的《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三部巨著，使甲骨学由草创迈向成熟。 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走着一条“读破它、利用它、打开它的秘密”的路径。《甲骨文字研究》，反映的是对于甲骨文“读破它、利用它”的初始阶段的水平。《卜辞通纂》通过传世的精品，确立起认识甲骨文的“系统”，使甲骨文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郭沫若“所怀抱之系统”是将甲骨文按照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游、杂纂8类编排，不仅将甲骨卜辞各项内容的内在联系交代得一清二楚，而且为初涉这一领域者指明入门的路径。这一“系统”的建立，既使其得以纠罗振玉、王国维所误释，识罗振玉、王国维所未识，更使其洞悉了甲骨卜辞本身的诸多奥秘。突出的例证是：《卜辞通纂》考释“世系”类的卜辞之后，列出了一个基本完整的殷代先公先王先妣世系表，解决了其中的一些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殷契粹编》也对殷代世系多有发明，为纠正《史记》记载之误提供了可靠证据。 郭沫若对于甲骨卜辞自身奥秘的探索，大致表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当时如何占卜记事（包括占卜、刻写、用辞、行文等），二是后人如何科学利用（包括区分时代、断片缀合、残辞互足以及校对去重等）。对于当时如何占卜记事，郭沫若虽然没有亲身发掘甲骨的经历，仍然获得了与董作宾（彦堂）差不多是殊途同归的巨大成就。对于占卜的次数即“兆序”、占卜用骨和卜后刻写的问题，都提出了带规律性的概括和有预见性的合理探索。特别是甲骨文的刻写部位、行款顺序，即所谓甲骨文例，《卜辞通纂》阐发尤多，纠正了前人不少错读。在科学利用卜辞方面，断片缀合和残辞互足是重大创获。断片缀合，是将二片乃至三片、四片残破、分散的甲骨片经过缀合而基本恢复原貌，使片断记事得以完整。由于一事多卜，关于同一事的残损严重的卜辞可以相互补足，成为较比完整的史料，这就是所谓的“残辞互足”。由于缀合和互补，还发现著录重复的甲骨片。《卜辞通纂》中校出重片18片，《甲骨文合集》校出重片6000余片，为著录甲骨以来的一次总清理。 郭沫若从60年代起开始主持《甲骨文合集》的编纂，直至其去世后才陆续出版完成13大册，成为甲骨学的集大成巨著。郭沫若虽然未来得及为《甲骨文合集》写出“前言”就离世而去了，但他作为主编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六、建立起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 《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金文丛考》等，体现着郭沫若考释器铭的新思路----把考古学纳入“美术的视野”，从器物的形制、花纹入手，以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结合，求得器物的历史系统，以历史系统与地域分布建立起认识中国青铜器的科学体系。 北宋以来著录的殷周青铜器多达三四千件，但多数年代和来历不明。郭沫若翻译出版德国人米海里斯《美术考古学发现史》，并以书中“对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进行最初的实践，完成《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郭沫若改变以往“以器为类”的著录方法和孤立考释器铭的传统，理出两周青铜器铭的历史系统和地域分布。《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编为西周金文，“仿《尚书》体例，以列王为次”。下编为列国金文，“仿《国风》体例，以国别为次”。所录器铭，西周铭辞162器，东周铭辞162器，合计两周金文辞324器。《图编》专辑形象，《录编》专辑铭文。《图编》所录图像，依器类形制和年代排比。该书完整地表达出郭沫若在这一领域形成的新的治学思路，以及首次建起的研究两周彝铭的学术体系。后来，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有一段自我总结：先寻到一些表明年代的标准器，把它们作为联络站，再就人名、事迹、文辞的格调、字体的结构、器物的花纹形式等以为参验，寻出一个至少比较近是的条贯。凡有国度表明的，在国别中再求出时代的先后。就这样，一共整理出了324个器皿，都是铭文比较长而史料价值比较高的，两周800年的“混沌”被凿穿。从这又发展出花纹学、形制学等的系统，作为社会史料来征引，就更有着落。以花纹、形式作为考定器物时代的重要手段，从彝器形象出发，郭沫若勾画出中国青铜器发展的基本轮廓，将中国青铜器时代（自殷周前期至战国末年）划分为四期----滥觞期、勃古期、开发期、新式期，为中外学术界所接受和沿用。如此的分期和论述，标志着郭沫若以考古学的科学方法研治金石之学，做出划时代的重大贡献。 释读周代彝铭，确立断代体系，是要探讨两周社会。由此出发，郭沫若发掘出若干重要史实，为研究两周社会开出新局面，这是郭沫若超出其他古文字学家、古器物学家的地方。 七、苏活古代文献生命，倡导古书今译 在以实物证史的同时，郭沫若念念不忘苏活古代文献的生命，倡导古书今译，尤其注重古代文献的年代，将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一起。 《<屈原赋>今译》、《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崖州志》校勘等，从不同领域、不同侧面展示出郭沫若在古籍整理方面的特色和成就。其中，以《管子集校》最有代表性。在版本搜集、对勘下大功夫中，发现不同的版本系统，同时尽可能无遗漏地网罗了以往校释《管子》的诸家著述。全书写有2000余条“沫若案”，总字数不下20万字。以校为主，校注一体；校释与辨伪、断代结合；运用甲骨文、金文、隶、草等新旧文字，并注入现代经济学等学科思想，将《管子》一书的整理推向新的高度。 八、系统考察先秦社会与周秦诸子思想 考察周秦诸子思想，与郭沫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不满意“游离了社会背景”而专谈周秦诸子的做法，便对秦以前的社会和思想作了系统研究，呈献出考察周秦之际学术高潮的“姊妹篇”----“偏于考证”的《青铜时代》和“偏于批评”的《十批判书》，成为其贯通诸子学说的代表作。其中，关于辨识儒家两重性、探究道家渊源与流派、区分法家与法术家等的研究，颇具久远影响，成为研究先秦学术思想的一家之言。 九、研究古典文学，产生巨大社会效应 郭沫若关于古典文学的论著，总字数近百万言，主要写成于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虽然这在他的全部学术研究论著中只占较小的一席之地，却有着其他绝大部分论著难以产生的社会效应。其中，以考释屈赋、辨胡笳诗、考陈端生、评李（白）说杜（甫），最能展示其学识渊博、思路敏锐、勇于创新的治学特点和研究成果的长久学术价值。兼具诗人气质和学者博识，一生贯穿热爱诗人的美、崇尚哲人的真的双重追求，形成郭沫若独特的思维特点和学术风格。诗人、学者兼而为之，性情、理智交相融汇，写出《李白与杜甫》。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审视，透过李、杜尤其是李白的遭遇，生动地展现了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画卷；二是以诗证史，把李白身世、李杜宗教生活等项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三是突破了杜诗研究的旧框?
答案一样
郭沫若 （1892—1978） 杰出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剧作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旗帜。四川乐山人。学识渊博，才华横溢。1914年留学日本。原学医，回国后从事文艺活动。
郭沫若，“侈靡篇的研究”，《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页27—62郭沫若先生是第一个用一整篇论文来研究该篇的学者"他在(侈靡篇的研究)!中写到*'他是肯定享乐而反对节约的"他主张大量消费"甚至主张厚葬!他的重点是放在大量消费可以促进大量生产这一面!$!+*从经济的角度看"侈靡消费一是可以促进生产"因为消费越高"需求越旺"实行高消费"能活跃市场"搞活经济!二是能增加就业机会"'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富人进行消费"穷人才可增加就业机会!认为侈靡消费可以促进共同富足!!
引用雪占龙的回答：郭沫若研究屈原的时间有几十年之久。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坚持不懈地进行研究的呢? 第一、是为了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传统。 郭沫若认为“发掘历史的精神”是史学家的重要任务之一。他走上研究史学的道路的重要动机，便是用史学为今天服务。 第二、是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 郭沫若之所以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坚持研究屈原，目的正在于通过捍卫屈原而捍卫中华民族的光荣的民族精神。
郭沫若研究屈原的时间有几十年之久。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坚持不懈地进行研究的呢? 第一、是为了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传统。 郭沫若认为“发掘历史的精神”是史学家的重要任务之一。他走上研究史学的道路的重要动机，便是用史学为今天服务。 第二、是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 郭沫若之所以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坚持研究屈原，目的正在于通过捍卫屈原而捍卫中华民族的光荣的民族精神。
作者简介: 郭沫若(1892~1978) 现、当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 原名开贞,笔名郭鼎堂、麦克昂等。 四川乐山人。
一、文艺反映论--阶级的文艺 “阶级的文艺”这一主张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观点，是对文艺性质予以规定的主张，涉及到文艺反映论的实质。即文艺“是社会诸阶级和集团底意识形态--感情、意见、企图和希望--之形象化的表现。它是阶级关系底最敏感的最忠实的反映”1[P1] 二十年代前半期，在新文艺作家那里，“为人生的文学”、“个性主义文艺”,或者“国民文学”、“时代文艺”等文艺观是绝大多数文艺家的选择。对文艺阶级论的观点，当时的中国文艺界尚无人关注或理解到。即使茅盾这样早期倡导共产主义的文学家，也是在“血和泪”的为人生的文学范畴肯定“文学是有激励人心的积极性的。……能够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2[P114]而要求文学反映社会人生。从正面论及文艺的阶级性的，主要是创造社的郭沫若和郁达夫。1923年5月，郭沫若在他自称为“似是而非的普罗列塔利亚”论文《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中，首次提到文学要“反抗资本主义毒龙。”“要在文学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P285] 将文学与阶级的觉醒，阶级的反抗联系在一起，肯定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同时，郁达夫亦发表了《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不过此文并没有涉及文学的阶级性质，郭沫若批评 :“结果只是说了些斗争，并不曾说到阶级，离题自然是很远的。”4[P170]而创造社其他主将此时则多不主张阶级的文学。成仿吾强调的是“专求文学的全与美”5[P40];郑伯奇更称 :“阶级文学在今日的中国还太早，中国所要求的正是国民的文学。”6[P73]郭沫若可以称为是个性主义作家阵营中第一个站在阶级的立场来强调文学的性质，主张文学的“无产阶级精神”,重视文学反抗资本主义的政治社会目的。如果说1923年到1924年间，郭沫若由于初识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尚处在认识的朦胧阶段，他的“阶级文学”的主张并不清晰、明确。甚至将具有“五四”个性主义革命精神和具有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文学彼此混淆。在其《艺术家与革命家》、《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创作上的态度》、《文艺之社会使命》等论文中皆有此倾向。但是处于朦胧状态的阶级觉醒意识，以及自身处境与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经验，促使他努力摆脱个性主义文艺主张，改变了文艺的纯粹性，无功利性的观点，而重视文艺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倾向性。 按照马克思的政治逻辑，“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7[P260-261]阶级的文艺便是”革命的文艺“在郭沫若看来，”革命文艺“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必须实现无产阶级文艺的政治功能，要代阶级发声，书阶级之情，须反映共产主义理想。由此，郭沫若强调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是我们被压迫者的呼号，是生命穷促的喊叫，是斗士的咒文，是革命预期的欢喜。“3[P299]这些是郭沫若对文艺反映论最早建立的革命性话语。”阶级文艺观“的先声是他极力倡导的革命文学论。这是郭沫若建立其左翼文艺功能观的思想立足点和文艺反映论的思想指归，也是其由个性主义文艺思想转型为左翼文艺思想的标志。”阶级文艺观“体现了鲜明的无产阶级斗争意识和革命性精神，彰显了马列主义的文艺功能观实质，在文艺与社会政治革命之间建立起了必然的思想逻辑联系。到1926年，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倡导的革命文学初起时，文学的政治功能性就被鲜明地定位在 ”:革命的文学，是替被压迫阶级说话的文学 ;……无产阶级的理想要望革命文学点醒出来，无产阶级的苦闷要望革命文学实写出来。“3[P315-321]郭沫若倚重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的思想建构起来的”阶级文艺观“在以后蓬勃兴起的革命文学运动中得到进一步的补充、明确和巩固，被纳入中国左翼文艺理论的建设范畴，成为中国左翼文艺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成份，在以后的文艺实践中被给予了充分的表达和运用。毛泽东在其《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反复强调”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 ;你是无产阶级艺术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这是对”阶级文艺观“更明确的发挥。”阶级文艺观“迎合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文艺实现社会政治功能的需要，是左倾意识形态介入文艺思想的核心表达。 二、文艺本体论--工具的文艺 新文艺的工具观自提出以来就是”文以载道“观的一种现代表达，只是因时代不同，作家身份不同而所载之”道“不同罢了。郭沫若的文艺工具观建立在社会政治革命的立场上。与新文艺家旗帜鲜明地以新文艺载新文化之”道“不同，也与文研会所谓”文学要于人生起作用“、对社会人生产生影响的作用观不同。郭沫若的文艺工具观在其前期和后期的创作观中有不同的思想涵义。其早期强调个性主义文学时，否认文学的目的性、工具性，是含有不为”工具“”、目的“所束缚的自由个性主义意味。其实，在传统文论观的影响下，郭沫若一直是一个文艺工具论的践行者。其前期的诗作、剧作，如《匪徒颂》、《巨炮之教训》、《辍了课的第一点钟里》等，无不显示出将文艺用作毁灭旧思想、旧制度、创造新世界的工具的功利观念。在他1923-1924年思想转向阶段，这种工具观的功利性得到多方面运用。当他热衷于”艺术至上“观时，便强调”艺术是提高人类的工具“3[P81];在介入社会批评时，则肯定”文学是批评社会的工具“3[P262] 这时，其”工具观“还没同中国政治革命发生联系，尚不具备鲜明的意识形态倾向。到其倡导革命文学时期，其工具观意识与社会革命大潮结合后就旗帜鲜明地提出艺术家要用艺术宣传革命，”也就和实行家孥一个炸掉去实行革命是一样，一样对于革命事业有实际贡献。“3[P77]”文艺工具观“在郭沫若及左翼文艺理论家那里发挥的现实作用是充当政治斗争的利器，冲锋陷阵，宣传说教，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所用。1926年思想转向后的郭沫若疾呼 :文艺家要做”阶级的代言人“”,替被压迫阶级说话“,”做革命的先驱“,正式确立起作为阶级代言人的角色，以革命家的姿态，要求从事文艺的人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留声机“3[P348] 二十年代中国文坛的左翼思想主要源于苏俄。一批从苏俄回国的共产主义文化工作者奉苏俄左翼文化思想为圭皋，”普罗“文艺思想成为当时文坛极具影响力的现代文艺思潮。郭沫若接受马列主义学说，对苏联”普罗“文艺思想极为倾心。在他介入中国政治革命后，就给文艺确定了走苏俄模式的普罗列塔利亚文艺之路的方向，把文艺视作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工具。二十年代其思想转向的结果 :就是从”不当留声机器“转向到”当一个留声机器“,使文艺从个性主义的反抗工具转向集体主义的斗争工具。其文艺工具观属性的明确，表明了一个富有反抗精神，信仰马列主义的文学家在政治大势下所取的思想姿态。郭沫若的无产阶级工具观的文艺主张，与苏俄左翼文艺思想一脉相承。列宁充分肯定，文艺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作用，强调”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8[P647]称赞国际歌作者欧仁。鲍狄埃”是一个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9[P435]卢那察尔斯基写于1914年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信》中，也讲到”艺术是武器“,”是具有巨大价值的武器“高尔基早在俄罗斯无产阶级文艺尚未萌生前，就意识到 : ”文学是一种战斗事业，为了给敌人狠狠的打击，您必须磨快您的武器，它将是柔韧的、锋利的、杀伤性很大的。“10[P311]郭沫若提出的文艺是革命工具的主张，与苏俄左翼文艺理论思想从本质到话语都完全一致。 他早于同时期的左翼文艺家，提出了文艺是”革命工具“观点，成为后来中国左翼文艺定位文艺于”政治工具“的观念基础。郭沫若的这一文艺主张，在”革命文学“倡导期被冯乃超作了明确、具体的阐述，即”我们的艺术是阶级解放的一种武器。“11[P204]到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蓬勃发展时，瞿秋白又对这一主张做了更为偏激的发挥 :即”要用文艺来做改造群众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武器。“认为”文艺--广泛的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传。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器’“12[P42-44]郭沫若的”工具论“所载之”道“是政治革命之”道“,阶级斗争之”道“,为中国左翼革命提供了文化理论资源和创作价值观的引导，它使文艺的政治功利性获得极大的发展和发挥的空间，为无产阶级崛起时代的文艺属性打下了浓重的意识形态烙印。 三、文艺表现论--大众的文艺 文艺应如何表现阶级的观点和利益，实现其载特定之道的工具价值，这涉及到文艺为谁创作的问题。郭沫若提出的”大众文艺“观规定了文艺的表现内容与表现形式应取的范式，是左翼文艺思想的一个创作原则。二十年代文坛对”大众文艺“的指称含义丰富。 有泛指全人类、全民的。如郁达夫之论”文艺应该是大众的东西，并不能如有些人之所说，应该将她局限隶属于一个阶级的。“13此说系针对”革命文学“倡导者将文艺专属于无产阶级而论。此论被倡导者们斥为”抹煞了文艺的阶级性“[1]其实，郁达夫的”大众文艺“观与成仿吾的”国民文学“观相类。也有统指”农工大众“[2]或”农工民众和工人之中的新的力量“之文艺（瞿秋白语）。郭沫若提出的”大众文艺“,虽然与成、瞿旨意相似，但存在一定差异。 首先，郭的提法比上述各人的笼统提法更具体明确。在郭思想转向前，他所指的”大众“,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乃指区别于特权阶层的普通民众[3];思想转向后，由于阶级观的确立，对”大众“的内涵增加了阶级意识的成分，而定位于专指”无产阶级工农兵大众“对其中的”兵“,郭沫若也有明确区分。郭认为军阀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但军阀下面的”兵士“却是”帝国主义破坏了中国固有的手工业使一般的人陷为游民，而为他们驱遣的鱼雀。“兵士们地位低下，生活无着，自然大多亦属被压迫阶级。而”民“则是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地位最为低下的”农民“,而非广义的，包括了市民群体的”民众“这在他后来的文论中有更具体的表述。在这样清晰的分豁下，”工农兵大众“的概念才变得明确具体起来，所以在《革命与文学》中，郭沫若要求文艺家们要认定文艺的主潮，”到兵间、民间、工厂间“去，深入到无产阶级工农兵生活中，将工农兵列为文艺服务的对象和表现的对象，写出”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文艺“ 其次，对”大众“的定义郭沫若又在马列主义阶级论基础上，分出了一般与核心。而将核心大众，作为文艺服务的重要对象，强调”我们的文艺要为大多数的人们的时候，那我们就不能忽视产业工人和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3[P338]如果说郭沫若在1926年对正在参与北伐革命的”兵“尚有期待，将他们与”工农“并列，喊出”到兵间去“的口号。那么，经历了1927年的政治事变，使他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最可靠的力量是”产业工人“和”农民“,尤其是产业工人，才在1928年革命文学兴盛时，强调重视工人阶级，积极主张建立无产阶级产业工人的”普罗列塔利亚文学“,以普罗列塔利亚文艺为核心，组成一个大众的”反拜金主义的文艺家大同盟“,进行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和文学革命。”大众文艺观“反映了左翼文艺家的创作立场和文学价值取向，关涉”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解决，前面所述的”阶级的文艺“、”工具的文艺“这两大主张，就缺乏坚实的基础和行为的对象。郭沫若在其文艺思想转向过程中，对”大众“定义的甄辩由笼统到清晰，也表明其世界观转变的情况是由自然自发的抗争向自觉的有目的的政治斗争发展的情况。”大众文艺“的主张，在后来毛泽东的文艺理论中更加明白或者说更加细化地被阐述成”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总方针，要求”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14[P820] 从而确定了中国文学从此沿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前行。具有左翼特色或无产阶级特性的”工农兵文艺“就此成为中国当代文艺长期以来必须遵循的一个指导性、政策性、思想性的原则。其实，郭沫若所谓的”大众“文艺，提出之初，规定的创作范畴是比较宽泛的，虽然是”无产者的文艺，也不必就是描写无产阶级“3[P338],重在要基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去创作，比如，可由资产阶级生活和思想的描写反映中激起无产阶级革命的想法和热情等等，这与后来只强调写工农兵生活、写工农兵人物而使文学表现对象简单和狭窄的做法不同的。郭沫若对”大众文艺“的服务对象，创作主体的厘定，在当时是有一定的科学，合理的概括，即以”无产阶级产业工人“和”占大多数的农民“为核心形成的大众性同盟。这个观点无疑是忠实了马克思的”人民“和列宁的”劳动群众“这种大众范畴。自郭沫若提出”大众文艺“的主张后，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时期，成为大众化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中心口号，引发了中国现代文艺自五四以后，真正回归于富有中国民族与民间特色的大众轨道。 四、文艺创作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 郭沫若在打出”革命文学“的旗帜之初，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主张，把革命文学的创作目标规定在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特色和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文学目的上。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主张郭沫若有两种说法 :其一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现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3[P311] 其二是”同情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9[P323]这两种提法并无本质区别。”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在二三十年代是两个说法不同而实质相同的概念。中国最早介绍现实主义文学的王国维、陈独秀等人皆以”写实“、”写实主义“等词来表达”现实主义“的概念。吴宓称俄国短篇小说中那些”专写劳工贫民之苦况，愁惨黑暗，抑郁愤激，若将推翻社会中一切制度而为快者“15的现实主义小说为”写实小说“,还有人将狄更斯、萨克雷等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称为”写实“小说，[4]或者称赞”现实主义地表现大众饥寒冻馁的生活的“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等是”伟大的写实主义作家“[5] 对”普罗列塔利亚“小说的性质也是定位于”小说的新写实主义“ 20郭沫若是当时最早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说法。这一文艺主张不仅在思想内容上规定了左翼文艺的性质和任务，也在艺术形式上限定了左翼文艺的创作方法，表明了郭沫若左翼文艺观的完整建立以及从艺术精神到艺术创作追求的质的飞跃。 在马列主义革命文艺理论体系中”现实主义“是一个重要的价值尺度和创作方法。恩格斯将现实主义视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强调”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恢复自己做人地位而作的剧烈的努力--半自然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16[P462] 充分肯定现实主义文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当苏俄或中国开展无产阶级革命后，现实主义文艺自然成为无产阶级文艺的重要构件。“阶级的对立和矛盾是产生现实主义的土壤。阶级斗争的发展，促进了现实主义的发展。”17 [P40] 中国二十年代中期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让现实主义获得了良好的生长发展的机会。过去一直被写“血和泪的文学”的“为人生派”文学家青睐的现实主义，开始被参与现实政治斗争的众多文艺家接纳。个性主义主观浪漫派作家郭沫若不仅接受了现实主义创作观，同时还对现实主义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 :以集体主义的革命浪漫主义取代了个人主义的浪漫主义 ;将负载了阶级、革命、集体、暴力的无产阶级政治意识与现实反动意图的革命浪漫主义同控诉阶级压迫，表现现实底层痛苦的现实主义结合，而形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观念内涵。在郭沫若之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在苏俄文艺理论中亦有论述。卢那察尔斯基将浪漫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部分，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浪漫主义参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不可思议的。”18 [P592]高尔基肯定社会主义的文艺，“这既不是现实主义的，也不是浪漫主义，而是两者的一种综合。10 [P448] 显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这个概念涵纳着双重意蕴 ;一方面标志着它来自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体系的血统和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特征 ;另一方面在文艺创作方法上强调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形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要求以理性的现实主义的写实精神为基础，描写无产阶级的生活、斗争。 又因为与具有理想（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关联，而具有浪漫的理想主义性质。郭沫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主张的提出，是在苏俄尚未将其纳入自己的文艺理论的规范化范畴，中国正在提倡现实主义的”普罗列塔利亚文艺“,文坛尚未注意到代表理想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时。郭沫若在”革命文学“到来之际，最先认识到生活与艺术，革命与艺术，理想与艺术的最佳结合形式，要求”无产阶级文艺是倾向社会主义的“3[P327] 从而建立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观，这一观念的建立，对于强调”二十世纪是理想主义复活的时候“3[P127],而怀抱社会主义理想，积极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郭沫若而言，是一种文艺现代精神的觉悟和文艺革新意识的萌发。在当时左翼文艺家群体中，郭沫若以思想领先者的姿态，占据了左翼文艺理论的制高点。这一主张在构建中国左翼文艺理论体系时被充分汲取。毛泽东的文艺理论核心就是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当代文学事业也被要求 :”我们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作为我们整个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19客观而言，郭沫若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张时，考虑并不成熟，只是一种口号式的倡议，没有具体、明确的方法论表述和准确系统的理论体系阐述，但如大吕之音，引发了左翼文坛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的关注、探索和构想，从而在后来的实践中获得了理论虚空的补足，并在落实这一主张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代表无产阶级文艺的理想形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
郭沫若先生是第一个用一整篇论文来研究该篇的学者"
郭沫若先生在语言文字学领域，其成就突出地体现在古文字学方面，尤其是甲骨文、金文和石鼓文的研究方面。郭沫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古文字为工具，以甲骨卜辞青铜器铭文为史料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和古代社会。“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这就是他研究古文字的鲜明的目的性。 他研究甲骨文的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大东书局，1930年）、《甲骨文字研究》（大东书局影印，1930年）、《卜辞通纂》（日本文求堂书店，1933年）、《殷契粹编》（日本文求堂书店，1937年）、《甲骨文合集》（主编）等。其中《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运用甲骨文资料，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在史学界影响很大。该书共收入5篇论文，其中与甲骨文直接有关的是第3篇文章《卜辞中的古代社会》。文中开创性地利用古文字材料系统地说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卜辞通纂》是一部关于甲骨文字全面精选总编通释的著作。全书正编与别录共编收甲骨929片。依内容分为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畋游、杂纂等8类，且每类之后都有小结。这对于研究历史、考古、古汉语、汉语史等的读者都非常便利。书中考释多有创见。其中还收录了63字的长文，为卜辞中字数最多的。《殷契粹编》选印了收藏家刘体智所藏的甲骨精品1595片，并加以分类、考释。它与《卜辞通纂》可帮助初学者认识甲骨文字，理解词义，学习研究古文字的方法。 在金文研究方面，他首先确定了厘定器物年代的尺度，找到了贯穿所有青铜器“历史的串绳”，从而建立了此项研究的科学体系，这是他在金文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金文研究的主要著作有《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大东书局石印，1931年）、《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国科学院 ，1957年）（为《两周金文辞大系》《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三书的合集）、《文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收入关于金文的单篇论文及五六十年代新出土的铜器铭文的考释文章）、《金文丛考》（1954年，其中收入了《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古代铭刻汇考》《古代铭刻汇考续编》等书中有关金文的部分）。 石鼓文的研究为郭沫若古文字研究的又一重要方面。石鼓文是我国现在最早的刻石文字，发现于唐初。他著有《石鼓文研究》（商务印书馆，1939年）一书。 除研究
郭沫若，（1892～1978）现、当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原名开贞，笔名郭鼎堂、麦克昂等。四川乐山人。在中小学期间，广泛阅读了中外文学作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1914年初到日本学医，接触到泰戈尔、海涅、歌德、斯宾诺莎等人的著作，倾向于泛神论思想。由于五四运动的冲击，郭沫若怀着改造社会和振兴民族的热情，从事文学活动，于1919年开始发表新诗和小说。1920年出版了与田汉、宗白华通信合集《三叶集》。1921年出版的诗集《女神》，以强烈的革命精神，鲜明的时代色彩，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豪放的自由诗，开创了“一代诗风。同年夏，与成仿吾、郁达夫等发起组织创造社。1923年大学毕业后弃医回国到上海，编辑《创造周报》等刊物。1924年，通过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较系统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1926年任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7月随军参加北伐战争，此后又参加了南昌起义，1929年初参与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其间写有《漂流三部曲》等小说和《小品六章》等散文，作品中充满主观抒情的个性色彩。还出版有诗集《星空》、《瓶》、《前茅》、《恢复》，并写有历史剧、历史小说、文学论文等作品。1928年起，郭沫若流亡日本达10年，其间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学，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著作，成绩卓著，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只身潜回祖国，筹办《救亡日报》，出任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负责有关抗战文化宣传工作。其间写了《棠棣之花》、《屈原》等6部充分显示浪漫主义特色的历史剧，这是他创作的又一重大成就。这些剧作借古喻今，紧密配合了现实的斗争。1944年，写了《甲申三百年祭》，总结了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抗战胜利后，在生命不断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坚持反对独裁和内战。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曾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以主要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活动和文化的组织领导工作以及世界和平、对外友好与交流等事业。同时，继续进行文艺创作，著有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骆驼集》，文艺论著《读（随园诗话）札记》，《李白与杜甫》等。郭沫若一生写下了诗歌、散文、小说、历史剧、传记文学、评论等大量著作，另有许多史论、考古论文和译作，对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他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著作结集为《沫若文集》17卷本（1957～1963），新编《郭沫若全集》分文学（20卷）、历史、考古三编， 1982年起陆续出版发行。许多作品已被译成日、俄、英、德、意、法等多种文字。 著作书目 《女神》(诗集)1921，泰东 《三叶集》(散文集)与宗白华、田汉合著，1920，亚东 《星空》(诗集)1923，泰东 《聂莹》(剧本)1925，光华 《文艺论集》(论文集)1925，光华 《塔》(小说、戏剧集)1926、商务 《落叶》(小说、戏剧集)1929，创造社 《三个叛逆的女性》(戏剧集)1926，光华 《西洋美术史》(理论)1926，商务 《橄榄》(小说、散文集)1926，创造社 《瓶》(诗集)1927，创造社 《前茅》(诗集)1928，创造社 《恢复》(诗集)1928，创造社 《水平线下》(小说、散文集)1928，创造社 《我的幼年》(自传)1929、光华 《漂流三部曲》(小说、戏剧集)1929，新兴书店 《山中杂记及其他》(小说、戏剧集)1929，新兴书店 《黑猫与塔》(小说、散文集)1931，仙岛书店 《后悔》(小说、戏曲集)1930，光华 《黑猫与羔羊》(小说集)3931，国光 《今津纪游》(散文集)1931，爱丽书店 《桌子跳舞》(小说、散文集)1931，仙岛书店 《文艺论集续集》(论文集)1931，光华 《创造十年》(回忆录)1932，现代 《沫若书信集》1933，泰东 《豕谛》(历史小说)1936，不二书店 《北伐途次》(散文)lQ37，潮锋出版社 《甘愿做炮灰》(剧集)1938．北新 《战声》(诗集)1938、战士出版社 《创造十年续编》(回忆录)1938，北新 《羽书集》(散文、论文集)1941，香港盂厦书店 《屈原》(剧本)1942，重庆文林出版社 《蒲剑集》(散文、论文集)1942，重庆文学书店 《棠棣之花》(剧本)1942，作家书屋 《虎符》(剧本)1942，群益 《屈原研究》(论文)1943，群益 《今昔集》(论文集)1943，东方书社 《孔雀胆》(剧本)1943。群益 《南冠草》(剧本)1944，群益 《青铜时代》(史论)1945，文治出版社 《先秦学说述林》(论文)1945，福建永安东南出版社 《十批判书》(史论)1945，群益 《波》(散文集)1945，群益 《苏联纪行》(散文集)1946，上海中外出版社；改名《苏联五十天》，1949，大连新中国书店 《归去来》(散文集)1946，北新 《筑》(剧本)1946，群益 《南京印象》(散文集)1946，群益 《少年时代》(自传)1947，海燕 《革命春秋》(自传)1947、海燕 《盲肠炎》(杂文集)1947，群益 《今昔浦剑》(散文、杂文集)1947，海燕 《历史人物》(史论)1947，海燕 《沸羹集》(散文、杂文集)1947，大孚出版社 《天地玄黄》(散文、杂文集)1947，大孚出版社 《地下的笑声》(小说集)1947，海燕 《创作的道路》(理论)1947，文光 《抱箭集》(小说、散文集)1948，海燕 《蜩螗集》(诗集)1948，群益 《雨后集》(诗集)1951，开明 《海涛》(散文集)1951，新文艺 《奴隶制时代》(史论)1952，新文艺 《沫若文集》(1—17卷)1957一1993，人文 《雄鸡集》(诗集)1959，北京 《洪波曲》(自传)1959，百花 《蔡文姬》(剧本)1959，文物 《潮汐集》(诗集)1959，作家 《骆驼集》(诗集)1959，人文 《沫若全集》(文学编l—5卷)1982一1987，人文翻译书目： 《菌梦湖》(小说)德国施笃谟著、与钱君胥合译，1921，泰尔 《少年维特之烦恼》(长篇小说)德国歌德著、1922，泰东 《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论文)日本河上肇著，1924，商务 《雪莱诗选》(诗集)英国雪莱著，1926，泰东 《浮士德》(诗)德国歌德著，1928，创造社 《沫若译诗集》印度枷里达若著，1928，创造社 《石炭王》(小说)美国辛克莱著，1928，上海乐群书店 《政治经济学批判》(理沦)德国卡尔马克思著，1921，神州 《战争与和平》(长篇小说)俄国列托尔斯泰著，1935，光明书局 《艺术的真实》(理论)德国卡尔马克思著，1947，群益 。 翻译书目： 《菌梦湖》(小说)德国 施笃谟著、与钱君胥合译，1921，泰尔 《少年维特之烦恼》(长篇小说)德国 歌德著、1922，泰东 《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论文)日本 河上肇著，1924，商务 《雪莱诗选》(诗集)英国 雪莱著， 1926，泰东 《浮士德》(诗)德国 歌德著，1928，创造社 《沫若译诗集》 印度枷里达若著，1928，创造社 《石炭王》(小说)美国 辛克莱著， 1928，上海乐群书店 《政治经济学批判》(理沦)德国 卡尔马克思著，1921，神州 《战争与和平》(长篇小说)俄国列托尔斯泰著，1935，光明书局 《艺术的真实》(理论)德国卡尔马克思著，1947，群益 -------------------------------------------------------------------------------- 作品欣赏 《雪莱的诗》小引 郭沫若 雪莱是我最敬爱的诗人中之一个。他是自然的宠子，泛神宗的信者，革命思想的健儿。他的诗便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便是一首绝妙的好诗。他很有点像我们中国的贾谊。但是贾生的才华，还不曾焕发到他的地步。这位天才诗人也是夭死，他对于我们的感印，也同是一个永远的伟大的青年。 雪莱的诗心如像一架钢琴，大扣之则大鸣，小扣之则小鸣。他有时雄浑倜傥，突兀排空；他有时幽抑清冲，如泣如诉。他不是只能吹出一种单调的稻草。 他是一个伟大的未成品。宇宙也只是一个永远的伟大的未成品。古人以诗比风。风有拔木倒屋的风（Orkan），有震撼大树的风（Sturm ），有震撼小树的风（Stark），有动摇大枝的风（Frisch），有动摇小枝的风（Maessig），有偃草动叶的风（Schwach），有不倒烟柱的（Still）。这是大宇宙中意志流露时的种种诗风。雪莱的诗风也有这么种种。风不是从天外来的。诗不是从心外来的。不是心坎中流露出的诗通不是真正的诗。雪莱是真正的诗的作者，是一个真正的诗人。 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译诗不是鹦鹉学话，不是沐猴而冠。 男女结婚是要先有恋爱，先有共鸣，先有心声的交感。我爱雪莱，我能感听得他的心声，我能和他共鸣，我和他结婚了。——我和他合而为一了。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的诗。我译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在创作的一样。 做散文诗的近代诗人 Baudelaire，Verhaeren，他们同时在做极规整的Sonnet和 Alexandrian。是诗的无论写成文言白话，韵体散体，它根本是诗。谁说既成的诗形是已朽骸骨？谁说自由的诗体是鬼画桃符？诗的形式是Sein的问题，不是Sollen的问题。做诗的人有绝对的自由，是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的诗流露出来形近古体，不必是拟古。他的诗流露出来破了一切的既成规律，不必是强学时髦。几千年后的今体会成为古曲。 几千年前的古体在当时也是时髦。体相不可分——诗的一元论的根本精神却是亘古不变。 十二月四日暴风之夜 选自一九二三年二月版《创造季刊》第一卷 梦 与 现 实 上 昨晚月光一样的太阳照在兆丰公园的园地上。一切的树木都在赞美自己的幽闲。白的蝴蝶、黄的蝴蝶，在麝香豌豆的花丛中翻飞，把麝香豌豆的蝶形花当作了自己的姊妹。你看它们飞去和花唇亲吻，好像在催促着说：“姐姐妹妹们，飞吧，飞吧，莫尽站在枝头，我们一同飞吧。阳光是这么和暖的，空气是这么芬芳的。” 但是花们只是在枝上摇头。 在这个背景之中，我坐在一株桑树脚下读泰戈尔的英文诗。 读到了他一首诗，说他清晨走入花园，一位盲目的女郎赠了他一只花圈。 我觉悟到他这是一个象征，这盲目的女郎便是自然的三美室。 我一悟到了这样的时候，我眼前的蝴蝶都变成了翩翩的女郎，争把麝香豌豆的花茎作成花圈，向我身上投掷。 我埋没在花圈的坟垒里了。—— 我这只是一场残缺不全的梦境，但是，是多么适意的梦境呢！ 下 今晨一早起来，我打算到静安寺前的广场去散步。 我在民厚南里的东总弄，面着福煦路的门口，却看见了一位女丐。她身上只穿着一件破烂的单衣，衣背上几个破孔露出一团团带紫色的肉体。她低着头踞在墙下把一件小儿的棉衣和一件大人的单衣，卷成一条长带。 一个四岁光景的女儿踞在她的旁边，戏弄着乌黑的帆布背囊。女丐把衣裳卷好了一次，好像不如意的光景，打开来重新再卷。 衣裳卷好了，她把来围在腰间了。她伸手去摸布囊的时候，小女儿从囊中取出一条布带来，如像漆黑了的—条革带。 她把布囊套在颈上的时候，小女儿把布带投在路心去了。 她叫她把布带给她，小女儿总不肯，故意跑到一边去向她憨笑。 她到这时候才抬起头来，啊，她才是一位——瞎子。 她空望着她女儿笑处，黄肿的脸上也隐隐露出了一脉的笑痕。 有两三个孩子也走来站在我的旁边，小女儿却拿她的竹竿来驱逐。 四岁的小女儿，是她瞎眼妈妈的唯一的保护者了。 她嬉玩了一会，把布带给了她瞎眼的妈妈，她妈妈用来把她背在背上。瞎眼女丐手扶着墙起来，一手拿着竹竿，得得得地点着，向福煦路上走去了。 我一面跟随着她们，一面想： 唉！人到了这步田地也还是要生活下去！那围在腰间的两件破衣，不是她们母女两人留在晚间用来御寒的棉被吗? 人到了这步田地也还是要生活下去！人生的悲剧何必向莎士比亚的杰作里去寻找，何必向川湘等处的战地去寻找，何必向大震后的日本东京去寻找呢？ 得得得的竹竿点路声……是走向墓地去的进行曲吗？ 马道旁的树木，叶已脱完，落时在朔风中飘散。 啊啊，人到了这步田地也还是要生活下去！…… 我跟随她们走到了静安寺前面，我不忍再跟随她们了。在我身上只寻出了两个铜元，这便成了我献给她们的最菲薄的敬礼。 1923年冬，在上海 《访 沈 园》 -------------------------------------------------------------------------------- 感动中国的作家 《天上的街市》给我带来的快感记忆犹新我早在上小学时就在课本上读到了郭沫若的名诗《天上的街市》，课本上似乎没有署作者的大名，或者说，即使署了，我也没记住；因为我从小读各种文学作品，哪怕是《水浒传》、《哈姆雷特》，我也不注意作者姓甚名谁，借用钱锺书先生的比喻来说，我只管吃鸡蛋，压根没想着这蛋是从哪儿来的，是从哪只鸡的屁股底下滚出来的。直到读研究生时，为了要做所谓的学问，才开始翻阅郭沫若的传记材料。但那些枯燥乏味的文字根本无法跟《天上的街市》相比，它是那样纯真、明朗而新奇，它在几乎是四分之一个世纪前给我带来的快感，至今还让我记忆犹新。 在原来关于牛郎织女的传说中，那阻隔他俩的银河是何其宽广，他俩的相见是何其艰难，一年才一次。而在郭沫若的诗中，银河并不宽，牛郎织女能骑着牛自由随意地来往。这表现了作者对牛郎织女的同情，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把人间天上都美化了，不仅给我幼小的心灵以美的享受，而且使我也被感染了，我也同情起更早时候从母亲口里听来的牛郎织女的不幸境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老想着自己能变成诗中的那颗流星，以灯笼的形象去照亮他俩的闲游。 胡适的《尝试集》虽说是中国第一部新诗集，但正如胡适自己所承认的，他的一首首诗就像是一只只被裹了很长时间以后重新放开的脚，那样的脚不大不小，那样的诗则半新不旧，都散发着陈腐气息，他甚至用楚辞体翻译拜伦勋爵的诗。真正称得上成熟的现代汉语诗集的当数《女神》。从精神内核，到形式音韵，它都是“五四”时代的弄潮儿。郭沫若这些写于1920左右的诗作，今天读来，依然感人肺腑。在现代文学的草创期，他对现代汉语这一极其稚拙的媒介，已经把握到了非常娴熟的地步，现在的好多诗人都未必能应用得那样自如。郭沫若是现代中国第一个预言诗人，《女神》中那激昂的斗志、浪漫的情怀和反抗的决心，曾激励了一代又一代读者。闻一多曾盛赞《女神》，说：“若论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甚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的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的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的一个肖子。” 《女神》不仅是某一时代的肖子，而且其中有些篇章，如《维纳斯》、《地球，我的母亲！》、《凤凰涅盘》、《天狗》、《炉中煤》和《天上的街市》等都是不朽的诗篇，将感动所有时代的读者。“我把你这对乳头，／比成着两座坟墓。／我们俩睡在墓中，／血液儿化成甘露！”读着这样自然天成又情意绵绵的诗句，哪一个感受力正常的读者不会怦然心动？ 他的讨蒋檄文让他亡命日本 郭沫若使中国受到震撼的散文作品是那篇让他出尽了风头也吃尽了苦头的讨蒋檄文《试看今日之蒋介石》。从1926年到1927年，郭沫若参加了北伐战争的全过程，从而了解了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险恶为人和罪恶目的。1927年3月23日，蒋制造了“安庆惨案”，露出了反革命的狰狞面目。虽然当时郭沫若跟蒋的个人关系还没有破裂，蒋在离开安庆时，甚至还致函郭沫若，要郭跟他一起走。但郭沫若出于真理和大义，断然拒绝了蒋的好意，化名化装溜出安庆，来到南昌，在朱德寓所里，写下了这篇被广为传诵的、痛快淋漓的檄文：“蒋介石就是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的罪魁祸首，我们为尊重我们革命先烈所遗下来的光荣历史……尤须急于地打倒他，消灭他，宣布他的死罪！”蒋介石当时手握兵权，权倾一时；郭沫若作为一介文人，能公开列数蒋的各种罪行，谴责蒋的流氓行径，并号召民众革蒋的命；这需要多大的胆气啊！这篇文章一出手，就引起了中国社会的震动，使人们看清了蒋的真面目，对蒋“这位革命领袖”开始有了怀疑和警惕。对中国现代革命诸种势力的分化与重组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现实作用。郭沫若也因为这篇文章大大得罪了蒋介石，蒋悬赏三万大洋要郭沫若的脑袋；迫使郭于1928年亡命日本。 卓文君和王昭君鼓舞了多少中国妇女，同样感动过并依然在感动中国读者的是郭沫若的几部戏剧杰作。1923年郭沫若创作了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1925年又创作了《聂嫈》；1926年他把这三个剧本汇编成《三个叛逆的女性》出版。这些早期剧作表现了一代代青年所渴慕的“藐视一切权威的那种反抗的精神”，他替千百万千百年来一直受到压制的中国妇女呼喊道：“我们女子要谋种种独立的生活，要要求种种平等的待遇呢！”在当时真可谓胆大包天、石破天惊。这部剧一发表就受到了封建卫道士的围攻。据说，当时绍兴女子师范学校在演出这部戏时，引起了当地新旧势力的公然对决，以至于县议员们动议要罢免校长；后来，浙江省教育会还以它“不道德”、“大伤风化”为名，禁止学生把这个戏搬上舞台。 如果说卓文君反抗的是以父亲为代表的族权的话，那么王昭君反抗的是以皇帝为代表的君权，她的反抗同样悲壮。郭沫若以天才诗人的霸气，一改旧剧中王昭君“恋恋不忘君”的懦弱形象，使她跟汉元帝对立起来。元帝本来意欲甚至逼迫她留在宫中，但她不畏强权，不图享受，坚持要去荒沙漫漫的塞北，嫁给匈奴王。王昭君的形象鼓舞中国女性跟男性站在同一条战壕里，敢于挑战、迎战来自权力顶峰的威胁，誓死捍卫作为合法公民的权利和尊严。有相当数量的妇女正是在郭沫若这些戏剧作品的感召下，走上独立自主的生活道路甚至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道路。 《屈原》每次上演我都要去观看 郭沫若影响最大的、最震撼人心的剧作是《屈原》。此剧以无比豪迈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赞颂了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讴歌了反抗压迫、反抗侵略的斗志，鞭挞了苟合与媾和的投降主义，怒斥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主义。它虽然是历史剧，但矛头直指现实；反映了整个中国各色人等的面貌和心态，但它又高度浓缩，戏剧冲突极为强烈，场面极为紧张。其中屈原的一段独白《雷电颂》就像是真的电闪雷鸣，绝对能把观众从座位上震起来：“风！你咆哮吧！你咆哮吧！尽力地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正是应该你咆哮的时候，应该你尽力咆哮的时候！”据说，1942年春，此剧在重庆演出时，正好是一个暴风雨即将到来的晚上，舞台上的朗诵应和着剧场外的雷鸣，一下子使整个山城轰动震惊，人们在此后的好几天里，都沉浸在《屈原》的情绪氛围里，很多人一遍又一遍地朗诵《雷电颂》，从中汲取力量，从而投入战斗。《雷电颂》，还有像《凤凰涅盘》之类的诗篇，至今还是许多朗诵会的保留节目，都会引起相当轰动。《屈原》每次上演，我都要去观看，让文字的雷电击打我，使我从庸庸碌碌的世俗人生中惊醒过来。 纵然有一千个错误也还是文化巨匠 我承认，我的诗歌创作一直受益于《女神》。哪怕不是专门用来朗诵的作品，我也尽量写得朗朗上口，音韵酣畅。我曾找来《女神》的各种版本，读了不知多少遍。我至今还能背出其中的不少诗句。有些诗句的韵律已经内化到了我的思维深处，想摆脱都摆脱不了，有意无意间就在自己的作品上打上了烙印。我觉得，那是有益的影响，所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讲解是所谓专家讲解，我也忝列其中。每次讲到郭沫若，我都会抱拳颔首，微微表示一下特殊的敬意，每次讲到《女神》，我都会像见到失散多年的初恋情人似的，血往上涌，气往上冲。一个人身体不佳，是不宜讲《女神》的。 我敬慕鲁迅，但仰慕郭沫若；因为郭沫若有天国之思，他的诗篇能引领我仰望云天，而不仅仅扫视尘寰。我认为，在20世纪中国的文化版图上，鲁迅思最深，郭沫若才最高，钱锺书学最富。我曾当着数人的面，真诚地对郭老的哲嗣郭平英女士说，“以郭老的才华，如果他专攻一门，哪门弄个诺贝尔奖都绰绰有余；当然，以他的经天纬地之才，他恐怕不屑于被某一个专门领域所拘牵。” 我知道，现在有不少学者对郭沫若的晚年表现颇有微词，甚至有扳倒他的架势。但我认为，那都是蚍蜉撼大树，自取其辱。郭沫若纵然有一千个错误，也还是文化巨匠。瑕不掩瑜，他的许多开创性的成就不会因为他晚年有所失节而失去光芒。现在我们还一直在阅读他、研究他，朗诵他的诗歌，上演他的戏剧，就是不言而喻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