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信息资料是学习和研究工作的基础，各项学习和研究工作都将根据我们搜集到的文献信息资料来开展。信息资源越丰富，学习和研究工作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有人说：“知识有两类，一类是自己知道的，另一类是知道在什么地方能找到的。”面对日益增长的文献资源，如何通过一种有效的方法，以最少的时间与精力来获取自己所要的信息？这就需要具备文献检索的基本技能，通过文献检索，可以获取学术动态；通过文献检索可以寻找未知问题的答案；通过文献检索可以培养信息意识、提高自学的能力……可以说，同学们平时的学习及毕业论文的写作等都与文献检索密切相关。
法律的基本价值 [摘要]：当前，出于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客观需要，产权经济学和法经济学备受瞩目。作为产权经济学和法经济学的基础性定理，科斯定理拥有着强大的阐释能力。在交易费用为零的世界中（标准经济理论的一个假设），当事人各方之间的谈判将会导致带来财富最大化的制度安排，而这状况与权利的初始配置是无关的。在科斯定理中，法律的诸种价值，如秩序、自由、效率、正义等等均能得到论证。科斯定理与法律价值相结合的研究不仅拓宽了法律制度研究的畛域，而且对现代产权制度建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有更深刻地揭示。
法律文献的意思就是法律条文。文献【拼音】[ wén xiàn ]【解释】（名）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资料|历史～。【近义词】文件、公文文献的近义词1、文件【拼音】[ wén jiàn ]【解释】（名）公文、信件等；指有关政治理论、时事政策等方面的文章。【近义词】文献2、公文【拼音】[ gōng wén ]【解释】（名）机关之间相互联系事务的文件：～袋|批阅～。【近义词】公函、文移、公牍【反义词】私信、私函
民主是实质，法律是保障，两者相辅相成。
文献信息资料是学习和研究工作的基础，各项学习和研究工作都将根据我们搜集到的文献信息资料来开展。信息资源越丰富，学习和研究工作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有人说：“知识有两类，一类是自己知道的，另一类是知道在什么地方能找到的。”面对日益增长的文献资源，如何通过一种有效的方法，以最少的时间与精力来获取自己所要的信息？这就需要具备文献检索的基本技能，通过文献检索，可以获取学术动态；通过文献检索可以寻找未知问题的答案；通过文献检索可以培养信息意识、提高自学的能力……可以说，同学们平时的学习及毕业论文的写作等都与文献检索密切相关。
体现一篇文献的学术价值的主要方面就是被其他作品的引用的情况，如果引用的最多，那就说明它的学术价值非常高
法国：《人权宣言》主张：宣布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天赋不可剥夺的人权、言论、信仰、著作和出版自由，阐明了司法、行政、立法三权分立的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1793年6月24日，雅各宾派通过的新宪法前面所附的《人权宣言》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宣布“社会的目的就是共同的幸福”，提出“主权在民”，并且表示如果政府压迫或侵犯人民的权利，人民就有反抗和起义的权利。意义：是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最彻底的一次革命。确立了法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体制，扫荡了法国的封建势力，动摇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基础，推动欧美资本主义发展。《人权宣言》揭示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原则，否定了封建等级制度，体现了摧毁封建君主专制的要求，成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思想武器，它实际上宣告了旧封建王权灭亡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诞生。 《人权宣言》的公布表明，法国资产阶级用以法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权利取代了君主个人意志为标志的封建特权。这是在政治和法律领域带有根本性的变化。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它将启蒙思想发扬光大，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作用，特别对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还推动了其他很多国家民主思想的发展，推动了世界资产阶级民主化的进程。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和学说对亚洲和中国的革命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局限：这份宣言里保障的人权受历史发展的局限，仅仅是针对“拥有市民权的白人男性而言的。在当时，女性、奴隶、有色人种是不被当作完整的“人”来看待的。
价值观是关于事物的价值关系及其变化规律的观念体系，它是人类意识的重要形式，用以指导人们的行为和思想，使之按照自己的客观需要而对不同的事物采取不同原则、立场和行为取向。在一般人看来，价值观问题是一个非常神秘、复杂的理论问题，它涉及广泛而深入的精神领域。
法家的核心价值观是法治。价值观是建立在对自然和人生的观察基础上的，特别是对人性善恶的界定上面的。也就是说，要是你认为人性是善的，那么我们就要努力为善，否则就对不起我们内心的善性。要是你认为人性的恶的，那也不要悲观，也不能放任不管，要设计出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来制止人性的恶。所以法家的价值观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的。在法家看来，好利恶害，趋利避害是古往今来人人固有的本性，这种本性是不可改变的。如果说儒家的价值观是现实的，道家是超越的，而法家就是功利的。所谓功利，就是看一件事情在做之前，他是否有用，对社会有好处，那就去做，否则就不去做。所有看起来虚头巴脑大而无用的东西，都在被摒弃之列。那么什么东西你看不见但是又在实实在在的起作用？当然是法制了，它可以规范人的行为，规范国家的行为，特别是能对君主集权维护君主的权利起作用。所以法家就用严刑峻法去统治人民。建立在这个价值观的基础上，法家在人生价值观上特别强调诚信，因为诚信与法律精神是一致的。法家提出的是富国强兵、依法治国的理念，“不别亲疏，不分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为法家。儒家教育道德纲常，道家教育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法家则教育遵纪守法，这三家学派各有千秋，对社会的影响巨大，意义深远，无法比较谁的影响更大。法家价值观:鼻祖人物韩非子。法家不同与儒、道两家，过于强调的是以生命为代价，以“权、势、术”为武器，去实现自我的政治抱负。按照法家重在刑法，就是以法律为准绳来说也是对的，只不过所倡导的主张过于极端。“刀”要杀人，但杀人要见血，缺乏人性伦理道德。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也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在本质上同普通法律一致。但因为它是根本法，又与普通法律有所不同，具有其特殊属性。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国家生活的基本原则有的国家因此就把宪法称为根本法或基本法。宪法除规定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外，还规定国家政权机关组织和确认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宪法是一切组织和个人的根本活动准则。由于宪法所规定的是国家生活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则和制度，宪法就成为立法机关进行日常立法活动的法律基础。因而宪法又被称为“母法”、“最高法”，普通法律则被称为“子法”。但是宪法也只能规定立法原则，而不能代替普通立法。
文献学是一门研究范围十分广泛的综合性学科。开展文献学研究，对文献资源的收集、整理、管理和利用都有重要的价值。例如，通过对文献类型的研究，可以更科学地对文献群加以划分，从而提高文献管理水平；通过对文献流的研究，便于科学地建设和发展图书馆馆藏和开展整体化的文献资源建设，提高文献收集水平；通过专科文献学的研究，有益于对各学科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古典文献学应该算是文学类或是中文类，抑或汉语言文学。它包括的东西很多。它是古代文学、古代汉语、文献学等学科之间的交叉学科，包括古典文学文献整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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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学习法律知识，可以养成自觉守法的好习惯，能够有效地防止和避免违法犯罪行为的出现。使自己健康地成长，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意义：1、学习法律常识，是依法办事的需要。依法办事是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人们在法制社会里生活的必然要求。2、学习法律常识，是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需要。青少年通过学习法律知识，逐渐树立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观念，不断提高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才能确保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才能在法制社会里生存与发展。 3、学习法律知识，是承担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历史重任的需要。广大青少年只有从小学习法律知识，逐步提高法律素质，将来才能贯彻实施这一治国方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为国家的繁荣昌盛，为社会的文明进步做出贡献。法的作用：1、明示作用法律的明示作用主要是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告知人们，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行为是非法的。违法者将要受到怎样的制裁等。这一作用主要是通过立法和普法工作来实现的。2、矫正作用这一作用主要是通过法律的强制执行力来机械地校正社会行为中所出现的一些偏离了法律轨道的不法行为，使之回归到正常的法律轨道。像法律所对的一些触犯了法律的违法犯罪分子所进行的强制性的法律改造，使之违法行为得到了强制性的矫正。
傅斯年创办《新潮》时所谦称“妄自负荷”的历史责任，于思想革命之外，又包括推动学术进步的追求。对文献学研究来说，他有关认真“整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学问”，积极倡导“朴学家的方法和精神”，借鉴“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的主张，以及所提出的“要必以科学方法为之条理，近代精神为之宰要，批评手段为之术御”的学术原则，也有积极的意义。傅斯年《故书新评》中透露出的务求其“真”的科学思想，可以看作五四新文化洪潮中的一派清流，对于二十世纪的文献学研究，也是澄湛的来源之一。一、“真精神”与“真学者”1918年秋，傅斯年创立北京大学新潮社。1919年1月1日，傅斯年任主任编辑的《新潮》第一卷第一号问世。其文化作用，确如傅斯年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所预言，“未必不可普遍国中，影响无量”（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第一册第1页。），一时果然掀起了新文化的洪波。《新潮》第一卷第五号刊出鲁迅的来信。其中就傅斯年对于《狂人日记》的赞美，自谦地说，“大约是夜间飞禽都归巢睡觉，所以单见蝙蝠能干了。”并且不无含蓄地申说其著说之用意，“我自己知道实在不是作家，现在的乱嚷，是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我想中国总该有天才，被社会挤到在底下，——破破中国的寂寞”。傅斯年在复信中针对“破破中国的寂寞”一语，也有一番议论。他说：“先生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实在是我们《新潮》创立的目的了。平情而论，我们正当求学的时代，知识才力都不充足，不去念书，而大叫特叫，实在对不起自己。但是现在的中国是再要寂寞没有的，别人都不肯叫，只好我们叫叫，大家叫得醒了，有人大叫就是我们的功劳。有人说我们是夜猫，其实当夜猫也是很好的；晚上别的叫声都沉静了，乐得有他叫叫，解解寂寞，况且夜猫可以叫醒了公鸡，公鸡可以叫明了天，天明就好了。”（注：《新潮》第一卷第五号，第一册第945页至第946页。）新文化运动主力们的呐喊或者叫嚷，是要唤醒中国文化的光明，中国社会的光明。但是他们谦称“妄自负荷”的历史责任，于思想革命之外，又包括推动学术进步的追求。《新潮》健将们的文化理想，据傅斯年所说，“一则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国人，二则为将来之真学者鼓动兴趣。”他们又宣称：“同人等深渐不能自致于真学者之列，特发愿为人作前驱而已。名曰‘新潮’，其义可知也。”所谓一则“真精神”，二则“真学者”，其实二者之间相互关连。甚至如果没有“真学者”的存在与努力，则“新精神”的焕发与鼓舞亦无从谈起。傅斯年说，“今日出版界之职务，莫先于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他认为，“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其结果不特学术销沉而已，堕落民德为尤巨。”作为对于这一认识的说明，傅斯年又写道：“不曾研诣学问之人恒味于因果之关系；审理不了而后有苟且之行。又学术者深入其中，自能率意而行，不为情牵。对于学术负责任，则外务不足萦惑；以学业所得为辛劳疾苦莫大之酬，则一切牺牲尽可得精神上之酬偿。试观吾国宋明之季甚多独行之士；虽风俗堕落，政治沦胥，此若干‘阿其所好”之人终不以众浊易其常节。又观西洋'Renaissance'与'Reformation'时代，学者奋力与世界魔力战，辛苦而不辞，死之而不悔。若是者岂真好苦恶乐，夫人之情耶？彼能于真理真知灼见，故不为社会所征服；又以有学业鼓舞其气，故能称心而行，一往不返。”于是傅斯年表示：“同人不敏，窃愿鼓动学术上之兴趣。”于是学术建设方面的努力，被看作《新潮》的主要责任之一。《新潮发刊旨趣书》中特别指出，《新潮》将“特辟《出版界评》《故书新评》两栏，商榷读书之谊”，并且注明：“此两栏中就书籍本身之价值批评者甚少，借以讨论读书之方法者甚多。”（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第一册第1页至第3页。）其中《故书新评》，《新潮》第一卷第一号发表了署名“孟真”的（一）《清梁玉绳之〈史记志疑〉》，（二）《宋郭茂倩之〈乐府诗集〉》，（三）《英国耶芳斯之〈科学原理〉》。此后，1919年2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二号目录后有一“附告”，宣示读者：“本号因稿件过多，《出版界评》《故书新评》两栏暂缺。”然而，随后1919年3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三号这两栏依然“暂缺”。1919年4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四号则有《故书新评》一栏，发表了署名“傅斯年”的两篇文章：《宋朱熹的〈诗经集传〉》，《清代学问的门径书数种》。《出版界评》依然阙如。1919年5月1日出刊的第一卷第五号以后不再出现《出版界评》《故书新评》两栏。而1919年10月出刊的第二卷第一号开始开辟的《书报评论》栏目，可能即原《出版界评》的替代。自1920年9月出刊的第二卷第五号起，《书报评论》亦不再出现。不过，1922年3月出刊的第三卷第二号为“一九二○年世界名著介绍专号”，说明《出版界评》和《书报评论》的内容仍然受到重视，但是《故书新评》则永远消逝了。《故书新评》前后只有两期面世，共发表了傅斯年的五篇文章。事实上，这一主题，至少在《新潮》这一新思想的园地中，似乎并没有得到其他学者的响应。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傅斯年独树一帜，孤力支撑。《故书新评》的命运，或许也与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所说的“自从五四运动以后，我们的杂志停顿了”以及“我往英国去”（注：《新潮》第二卷第一号，第二册第203页。）等情形有关。而更重要的因素，可能也在于主持者本人倾重的方向。傅斯年在《新潮》第一卷第四号《故书新评》栏下有这样的解释：“我们杂志的第一号里，曾有过这《故书新评》一栏。一般读者对这一栏的意见很不同：有的人很欢迎；有的人以为《新潮》里不必有他。为这缘故，我有两层意思要说明：——(1)我以为中国人读故书实在是件不急的事：因为披沙拣金是件不容易的事，所以照真正囗理说起来，应当先研究西洋的有系统的学问等到会使唤求学问的方法了，然后不妨分点余力去读旧书。只可惜这件事很不容易办到。一般的人对于故书，总有非常的爱情，总不肯稍须放后些。所以不得不‘因利乘便’，就读故书的方法讨论一番了。(2)我做这《故书新评》并不得就一部旧书的本身批评，只是取一部旧书来，借题发挥，讨论读故书的方法。简捷说来，不是做‘提要’，是做‘读书入门’。倘若照着一部旧书的本身仔细考察起来，我们杂志岂不要变成《旧潮》了吗？”（注：《新潮》第一卷第四号，第一册第691页。）事实上，傅斯年要说明的，是策划和主持《故书新评》的动机，与提倡保存国粹的学者有所不同，是要讲究“读故书的方法”，“求学问的方法”。在当时，傅斯年和他的同志们的文化态度，是“应当先研究西洋的有系统的学问等到会使唤求学问的方法了，然后不妨分点余力去读旧书”。于是，对于《故书新评》的主旨，其意识的深层，其实仍然不能不顾忌所谓“《新潮》里不必有他”以及所谓“我们杂志岂不要变成《旧潮》了吗”的意见。这一现象，可以作为分析当时思想界和学术界基本文化倾向的重要轨迹。另一方面，傅斯年所谓“同人等深惭不能自致于真学者之列，特发愿为人作前驱而已”，其向往自致于“真学者”之列以及发愿为“真学者”作前驱的心志，在《故书新评》中也有集中的反映。《故书新评》五种中，四篇以中国“故书”作为评论对象，是我们在总结二十世纪中国文献学研究时应当注意的。（注：《故书新评》记者前言说：“学术原无所谓国别。故本所评故书，不限此土。”《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第一册第139页。然而本文所关注的范围限于中国文献研究，因而对于傅斯年《英国耶芳斯之〈科学原理〉》一文不作讨论。）二、“因其疑可见其真”《故书新评》五种中首列清梁玉绳撰《史记志疑》三十六卷。题注：“《史学丛书》本最易得。”傅斯年开篇就写道：“世之非难此书者，恒以为疑所不当疑。自我观之，与其过而信之，毋庸过而疑之。”在“与其过而信之，毋庸过而疑之”句下，特别标有着重号，用意是明显的。傅斯年又指出：“中国人之通病，在乎信所不当信，此书独能疑所不当疑。无论所疑诸端，条理毕张，即此敢于疑古之精神，已可以作范后昆矣。”对于这一观点，又有较为详切的论说。傅斯年说：“读者以吾言为过乎，则请详其说。中国学术，壅塞无过唐代。唐代所以独敝者，实缘拘泥成说，信守师法，《五经正义》之伦，‘例不破注’，直类清朝‘高兴讲章’耳。赵啖《春秋》之妄，韩李《论语》之陋，虽不可以为是，而自信之风，以启其端。宋代学术再兴，则以此精神为之本也。《老学庵笔记》云：‘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及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嗟乎，陆游、王应麟以此致憾，不解宋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所以非前人所及者，正赖不难疑经之精神，树其本也！”对于宋儒“不难疑经之精神”，傅斯年又评论说：“论《诗》至王安石，可谓斯文扫地矣。‘视尔如翘，贻我握椒’之解，难为他说得出来。然安石不云乎，‘原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想变秀才为学究。’王氏五经说之作，正教人敢于自用，虽逾轨物无伤也。”对于宋代学术总的评价，傅斯年说：“宋儒所蔽，在于观察不肯精密，不能为客观的研究。若其疑古之处，正其所以超越汉唐处。”有清以来的疑古之风，傅斯年也有所总结。他说：“再就清代学术而论，顾炎武、阎若醵（璩），皆善于疑古者。毛奇龄辟草莱，斩荆棘，阮元推之，谅矣。降及乾嘉而有古文之学，及于嘉道而有今文之派。凡此所以造诣独深者，皆以变古为其内心所有发明，乃敢于自信，不轻信古人之效也。于是可知学术之用，始于疑而终于信，不疑无以见信。若《史记志疑》者，原非创造之才，独此过疑之精神诚哉不可没也。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一书，不伪者亦伪之；然较之伪者亦不伪之，度量相越，不可以道里计其短长也。”傅斯年所说“敢于自信，不轻信古人”，方可以有
先进的思想，更强调个人的权利，使得个人的权利在法律上得以保证，是伟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