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税收与经济发展关系 结合目前的实际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就税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笔者谈些个人的看法。 一、经济形势与税种税目制定当前国家有必要采用调整税种税目的方法作用 于经济，其一是当前经济发展的要求，其二是中国社会发展之要求。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形势是客观好，微观不好；财政好，企业不好；中央好，地方不好；城市好，农村不好。这些“不好”的问题，集中体现在失业，生计危机，收入预期不稳；企业经营艰难，负担过重；一些地方的财政仍吃紧，甚至连工资发放都有困难；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对农业经济过于失望。其于以上问题，税收可有所作为：一是加大费改税的力度，改变“一税轻，二费重， 三费四费无底洞”的局面。开征社会保障税、环境保护税等，相应的收费取销。尤其开征社会保障税有着积极的意义。二是开征财产税和遗产税。在落实个人财产实名制之后，如果家庭财产去除债务后家庭成员人均财产达到一定数额后要征个人财产税，起征点可适宜高定一些，高起征点高税率。遗产税可比财产税起征点低些。三是调整部分税目税率。大大降低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促进民间投资农业开发，对经营规模农业的大投资，实行减免税政策，加速农业的发展。适时调整消费税，优化消费环境。 二、地域性、阶段性税收差异对经济的影响我国的区域性经济发展和各地财政收入的差异，使得财政政策在实际执行中违规采用税收倾斜，使地域性差异加大。 在税收的阶段性问题上，我国应适时调整政策，使用税收的职能，调整和维持社会必要的公平，维护社会的稳定，起到发展经济的作用。 三、税收的不公平性对经济的作用税收不公平性是实际存在的，所以我们讲税收就要努力做到公平。公平性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税收对整个社会的公平。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设立税制，确定税种税目开征、停征都有“公平”在起作用。 个人所得税如果能够调节全社会的分配关系，除能解决社会公平关系，还能提高国民的消费能力，提高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过剩经济时期无疑能促进经济大发展。 我们国家的发展和强国政策决定了必然是“效率优先”，但没有足够的能力达到最大的“社会性公平”。“社会性公平”只能以逐步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来解决。 四、税收执法存在的问题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富裕地区不自觉的放松“征管力度”、丰富的税源，带来足够的地方财政收入，使得他们有能力“兼顾公平”，有能力“放税（水）养余（鱼）”，但是这是一种地方性的“保护”，没有实现国家税制的制定与执法上的“一致性”。 各个领域的法规执行欠缺和纳税人的素质方面的问题。先说“会计法”不严格执行、违法违规的操作等等。再讲社会信用制度的缺损的问题。三角债，理还乱，纳税人利用三角债的存在现象隐埋收入逃避纳税。 地方保护主义与周边地区的矛盾。地方经济的发展增加了税源，对增加财政收入有很大贡献，因此各地方都做优先发展的文章。为吸引外围地区的投资，在税收“优惠”方面下功夫，以达到税收优惠之实。实行如此的招商引资，为发展本地区经济，直接损害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破坏了经济秩序，也直接造成国家税款严重流失。 征管手段及国民纳税意识和素质问题。由于征管手段及国民纳税意识和素质存在的问题，使法律意义上的税收公平被打破，税收对经济的作用也失灵，破坏了经济的竞争发展环境，损害经济的发展。
这个，主要有三层关系： 一是税收收入规模主要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即税收多少，取决于经济总量，还取决于经济质量。经济增长能促进税收增加。但由于行业税负不均衡，加上地方产业结构不同，即便GDP总量相同，税收规模也不会一致。比如，农业是弱质产业，税收贡献度较低，如果一个地方的农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较高，则其税收收入总量将受到一定影响。所以，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对税收收入变动影响较大，相比粗放型与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内涵式经济增长与内外均衡协调增长将带来更多的税收收入。 二是合理税收对经济增长有促进关系。实施合理性税收政策，从即期效果看，应有助于扩大企业投资意愿，提高居民现实消费能力；长期看，要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此外，税收是国民经济的“寒暑表”，能够真实反映出国民经济增长状况。 三是关注税收和经济增长关系，不仅要从税收筹集资源的角度分析，还要从税收使用层面来分析，即优化财税支出结构。只有支出结构合理了，才能发挥好税收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造福于民的作用，才能更好地助力经济增长。
据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发表的2005年度的“税负痛苦指数（Tax Misery Index）指出 ，从2000年中国开始进入福布斯的统计以来，中国的宏观税收负担指数便一路上扬，2002年位居第三，2004年位居第四，2005年更是以160的指数跃升全球第二。目前，我们无法客观评价该指数的合理性和真实性，但是，任何时候都需要合理确定政府税收收入规模，即确定一个合理的宏观税收负担水平。在这一水平下，既能满足政府对税收收入的需要，又在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之内，不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理性地界定宏观税收负担的合理水平并实现其优化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界定：影响因素与国际经验 （一）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影响因素 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总体税负水平，一般通过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税收总量占同期GDP的比重来反映。准确把握一定时期的宏观税负水平，需要全面、充分、科学地考察和分析影响宏观税负水平高低的因素，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正确处理宏观税负与这些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一定时期的宏观税负水平高低的决定因素主要有经济增长水平、政府职能范围和政府非税收入规模。 经济增长水平因素。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宏观税负水平的高低与经济增长水平正相关。经济增长水平愈高，社会产品愈丰富，人均GDP的水平就愈高，这样税基就比较宽广，整个社会税收的承受能力就强。因此，经济增长水平较高的经济发达国家，其宏观税负水平要高于发展中国家。从理论上讲，宏观税负水平增长应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协调同步。据有关专家测定，西方国家税收收入增长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通常大于1，而这一弹性系数在我国保持在8左右是比较合适的。 政府职能范围因素。一定时期宏观税负水平的高低取决于政府职能范围的大小。政府职能范围宽、事权多，需要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数量就多，宏观税负水平就应高一些，反之则低。现代社会中政府的规模和作用范围日益扩大。政府职能范围拓展，必将使政府支出的规模不断膨胀，要求有较大规模的税收来支持，这样必然要求宏观税负水平不断提高。在税收收入成为政府主要收入来源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一定时期财政支出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来反映税收对政府履行其职能的支持程度。根据灰色模型的测定量，税收规模对政府履行其职能提供稳定的支持，一般应满足：-03<政府职能税收支持的发展系数<+ 从非税收入规模因素。税收并不是政府筹集财政资金的惟一方式和渠道。在衡量宏观税负水平时，需要考察政府通过非税方式取得的收入规模的大小。因为一定时期内整个社会创造的可供分配使用的GDP是一个定量，政府的各种收入都来源于当期社会所创造的GDP，在满足政府一定支出需要的情况下，通过非税形式取得的收入规模大，通过税收取得的收入规模必然减少。在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以上缴利润代替税收，从而导致税制结构简单，税收数量减少，财政收入中企业利润的份额大，而税收的份额则相应少，宏观税负水平也随之较低。但是合理的税负，则要求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相结合，统筹安排。从各国财政收入构成看，都有或多或少的非税收入。如日本、美国、法国、荷兰、 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中央政府的非税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重都在10%左右。发展中国家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约为15%～25%所以，税收负担并不是纳税人的全部负担，政府取得财政收入也不仅仅只有税收一种形式。要保证宏观税负水平合理化，首先应保证政府收入形式规范化。按照灰色模型的测定量，在政府收入形式较为规范的条件下，实际税收状态与税收基本能力的发展系数的差距应小于 （二）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国际经验 早在1983年，原世界银行工业部顾问基思？马斯顿采用实证分析方法，选择21个国家，通过比较分析揭示了宏观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基本关系。他得出的结论是：低税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公共消费与私人消费的增长幅度、投资增长率和出口增长率、社会就业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均大于高税国家。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变量关系是：税收占GDP的比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就下降36%高税收负担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这几乎成为一个普遍的规律，而对低收入国家来说，提高宏观税负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为明显。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各国在确定宏观税负水平时非常重视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对各种类型国家宏观税负水平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是逐步上升的，目前的平均水平为30%以上；发展中国家税负平均水平一般在16%~20%之间。 按照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进行综合分析，从发展中国家税负水平的一般情况看，15%～25％这个区间的宏观税负水平较为适宜，比较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平均利润水平。 二、我国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分析 （一）宏观税收负担水平与经济增长水平的比较 一般认为，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个国家人均GDP水平增加，宏观税负水平也不断提高。我国人均GDP水平自1991年以来一直保持着6%以上的年增长率，是宏观税负水平提高的基础。但是由表2可见，从1994年以后，税收占GDP比重的增长要高于人均GDP水平的增长速度。我国税收收入增长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在1996年以前是小于1的，即税收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从1996年开始，税收收入增长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超过1，在2005年达从税收收入增长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的变化，可以明显地看出近几年我国宏观税负在多年下降滞后转向升高趋势，具有一定的恢复性质。但是，这一上升的过程恰好发生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时期，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方向相背离。 （二） 宏观税收负担水平与政府执行职能需要的比较 我国尚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尚不完全清晰，政府职能的界定还存在不规范之处，这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调整。但应看到，虽然我国财政收入逐年增长，仍不能完全保证政府职能部门运转及公共支出的基本需要。不少基层政府仍是“吃饭财政”。我国财政在增加农业、科技、教育等重点支出方面虽然尽了很大努力，但仍然难以满足各方面发展的需要。以教育为例，我国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占GDP的比重1994年为19%，到2005年为54%，仍然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发展的需要看，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也会不断地增加，公共支出占GDP比重的不断扩大已是被许多国家发展实践证明了的一个规律。目前我国在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环境、缩小地区发展差异、促进要素流动、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等各方面都对公共支出水平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 我国财政除了公共支出增长的压力以外，还存在着相当大的潜在的财政支出负担。多年的国债已经积累到相当规模，每年的国债还本付息支出已经占了财政收入一个不小的比例。虽然1997年以后国债规模的扩大与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有关，并不完全是因为财政困难所致，但是财政每年要承担相当数量的国债还本付息任务。以2005年为例，国债还息支出达730亿元，占财政支出的2%；国债还本支出为82亿元，占当年债务收入的8%在新的社会保障制度运行和人口的老龄化过程中，为支付改革前参加工作的老职工的社会保障开支和承担越来越多的老龄人口的社会保障负担，也形成财政潜在负债。冲销部分国有银行呆账和地方政府偿还债务也将是财政不可回避的一个负担。从这些方面看，我国目前税收占GDP比重水平与政府职能履行所要求的财力水平是不够适应的。 （三）宏观税收负担水平与企业负担的比较 宏观税负水平与企业税负有关，但两者又是不同的。企业税负水平主要取决于其适用税种的实际税率的高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税负水平的高低是影响宏观税负水平高低的基础性因素。宏观税负水平除了受税种和税率的影响之外，还受到税基和税源范围的影响，即使税种和税率不变，甚至有所减少和下降时，如果税基和税源扩大，也有可能导致宏观税负水平上升。如欧盟各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采取降低税率的措施，但其宏观税负仍不断上升，欧盟经济货币联盟区域2005年税收占GDP比率高达45%，使宏观税负达到历史新高，比美国和日本高出14%其原因就是欧盟各国在降低税率的同时，采取了扩大税基和加强征管的措施。因此企业的税负轻重并不能简单地看这个国家的税收／GDP比率，而且要看这个国家基本税种的税率。 我国近几年宏观税率上升，但企业基本税种的名义税率并没有变化，工商税收各税种的法定税率仍然保持在1994年税制改革时的水平上。企业的实际税率则是有升有降，一方面由于财税部门加强税收征管，纠正地方政府随意减免税收等措施而使实际税率上升；另一方面，1994年以来政府也出台了一些新的税收优惠措施，如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优惠、对西部地区的税收优惠、提高出口产品的退税率等，则起到了降低企业实际税率的作用。当然，在不同产业、不同类型企业之间，实际税率的这种升降分布是有所不同的。因此，比较客观地看，近年宏观税负上升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增加了企业的税负。 通过上述分析，作者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我国政府制度内的收入（指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的总和）占GDP的比重与国际上相近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接近，尚在正常范围内。但是还存在相当大的制度外政府收入，加大了政府实际集中资源的比例。（2）我国宏观税负上升的过程中，企业的法定税率并未提高，总体上讲是属于恢复性和发展性的上升。但是企业确实存在基本税率较高与制度外非规范负担过重的问题。（3）虽然宏观税负上升，税收收入有了较大的增长，但政府为执行基本职能和满足基本公共需要的财力仍然存在不足现象。（4）我国近年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GDP的增长速度，税收弹性系数提高较多，与经济低速增长时期扩张性财政政策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合理化并不单纯是税率水平调整的问题。 三、我国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理性选择 宏观税负合理水平的选择首先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我国目前还没有脱离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人均GDP水平比较低，这说明社会的剩余产品率还不高，难以提供更多的税收收入，因此宏观税负水平不宜过高。据世界银行的调查资料显示，一国宏观税负水平与该国人均GDP呈正相关，人均GDP在26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13%左右；人均GDP在750美元左右的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20%左右；人均GDF在2000美元以上的中等收入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23%；人均GDP在10000美元以上的高收人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30%参考国际经验，就政府制度内收入占GDP比重这一意义的宏观税负来说，我国应选择在20%左右。如果政府制度内收入中的非税收入占5%左右，则税收收入占15%左右比较合适。 我国税收以流转税为主体，企业是税收的主要提供者，企业纳税人的承受能力是宏观税负合理水平选择的重要依据。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完成，全社会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尚未完成，加上近几年世界经济不景气，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企业经济效益不佳的局面近期难以彻底改观，企业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宏观税负的上升应以不增加企业税负为基本前提，并且应为减轻企业的税外负担创造条件。 从政府履行职能所需要的财力来看，实践已经证明前几年占 GDP1l%左右的税收收入无法满足各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产品和调节经济的需要，还造成了对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的过度依赖，带来了管理上的困难和资金使用效率的低下。从发展的趋势看，社会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要会随着人均GDP的提高而增长，在体制改革过程中社会保障压力会增大，税费改革等整治政府制度外收入的措施都需要一定的政府财力条件，因此，政府制度内收入占GDP的比重回升到20%左右也是必要的。 综合我国生产力的水平、企业效益状况及政府履行职能的需要，参考宏观税负水平界定的国际经验，在整顿政府收入渠道，取消制度外收入，理顺税费关系和加强税收征管的基础上，将我国制度内政府收入的宏观税负水平保持在20%左右，税收占 GDP比重保持在15%左右是合理的。在宏观税负的变动趋势上，应当使其能够随着GDP的增长而提高，即将税收弹性系数保持在1以上，但不能过高。 四、我国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优化途径 （一）整顿政府收入渠道，理顺税费关系 在政府存在大量非规范的制度外收入的情况下，宏观税负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实际意义，即使降低税收占GDP的比重，也不一定能够减轻企业和纳税人的实际税负。在总体负担较高的情况下，很多人提出减税的主张，而实际上如果采取只重视减税，而忽视对制度外收入的整治，结果只会导致分配秩序的进一步混乱和加重企业的负担。因此，彻底整治政府收入渠道，理顺税费关系，减少非规范的制度外收入是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合理化的首要任务。 由于各种乱收费是造成我国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低，而政府部门实际集中财力占GDP比重高，企业负担重的主要原因，解决目前政府收入形式不规范的混乱局面，关键是理顺税费关系，建立起以税收收入为主，收费为辅，税费并存的财政收入运行机制。理顺税费关系必须在合理界定政府职能范围的基础上，对现行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根据其不同的内容实行取消、改税、规范和转制措施：（1）取消非规范的制度外收费；（2）将具有税收性质的基金和收费，通过扩大现有税种税基或设置新税种的办法实施“费改税”；（3）在取消不合理收费、对一部分收费项目实行“费改税”的基础上，对需要保留的收费项目，国家通过法律法规予以规范，保留的收费项目应严格限定范围，并实行公开化；（4）结合政府职能的转变，使经营性的事业收费转向市场。 （二）调整税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严格税收征管 由于我国同时存在企业承受能力弱和政府财力不足的矛盾，实现宏观税负合理化，关键是要在不加重企业负担的前提下，保证政府履行职能的需要。为此，需要完善和调整现行的税收格局，规范税收优惠政策，严格税收征管，以增加税收收入。 完善和调整税收格局主要应合理扩大部分税种的税基和扩大非企业税收。如适当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可以先扩大到交通运输业；扩大消费税、资源税、个人所得税、耕地占用税等税种的征税范围。提高目前低税或无税的产业部门和某些经济行为的税收贡献率，如适当提高第三产业的实际税负。强化个人所得税，在增强收入调节功能的同时，提高居民缴纳税收的比重，改善税收格局。可以通过逐步完善法人支付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和个人财产、收入申报制度，强化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制度。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结合完善地方税体系，开征一些新的地方税税种，如财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 过多的税收优惠以及由于税收优惠管理不严而衍生的任意减免税、越权减免税，是以往我国税收占GDP比重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影响了税收的公平性，不利于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继续清理过多的税收优惠规定、严格税收优惠管理，是增加税收收入、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的必要措施。各级政府应改变靠减免税收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思路，规范和完善目前对各种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沿边开放城市实行税收优惠的政策，纠正这些地区竟相以税收优惠和减免税来吸引投资的做法。税收优惠和减免税应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税收优惠的方式，除减免税外，应主要采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形式。杜绝任何税法规定之外的税收优惠和减免税。要坚持依法治税，强化税收征管，减少税收流失，保证税收政策目标的实现，保证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 （三）宏观税收负担水平与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 实现宏观税负政策与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一个新课题。从长远来看，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的波动在所难免，实现宏观税负政策与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必须改造现有的税收机制，加大所得税的份额，构造内在的“自动稳定器”，使税收水平能够与经济同方向变动。从流转税为主到所得税为主的税制过渡需要许多条件，我们应当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努力创造有利条件，逐步实现这一过渡。从近期来看，在税制条件尚不具备、财政收入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宏观税负水平（指制度内收入）还难以降低。在政府财政负担沉重、许多地方入不敷出的情况下，税收的减少会影响政府执行正常职能，减弱管理和调控能力，并驱使各级政府向制度外收入寻求补充，使制度外收入的整顿治理更加困难，企业负担更加沉重。同时，在以流转税为主体的情况下，降低税收水平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有限，反而可能带来许多负作用。 我国目前与宏观调控协调的宏观税负政策应当是保持总体水平的基本稳定，重在结构调整。即在近期内既不实行全面的减税措施，也不过度追求政府收入的增长，特别是不能为了完成增收任务而向企业征收过头税，保持税收收入占GDP比重15%左右的水平，或政府制度内收入占GDP比重20%左右的水平。重在结构调整，除了前面提及的整治政府收入渠道，减少制度外收入和预算外收入，减轻企业不合理负担以外，在税收方面，可以通过调整税收的内部结构，实行结构性减税，如改变对投资的控制性税收政策，对民间投资实行税收鼓励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等方面的投资实行税收优惠政策，与财政政策相配合，推动经济的发展。 仅供参考
论税收与经济发展关系 结合目前的实际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就税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笔者谈些个人的看法。 一、经济形势与税种税目制定当前国家有必要采用调整税种税目的方法作用 于经济，其一是当前经济发展的要求，其二是中国社会发展之要求。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形势是客观好，微观不好；财政好，企业不好；中央好，地方不好；城市好，农村不好。这些“不好”的问题，集中体现在失业，生计危机，收入预期不稳；企业经营艰难，负担过重；一些地方的财政仍吃紧，甚至连工资发放都有困难；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对农业经济过于失望。其于以上问题，税收可有所作为：一是加大费改税的力度，改变“一税轻，二费重， 三费四费无底洞”的局面。开征社会保障税、环境保护税等，相应的收费取销。尤其开征社会保障税有着积极的意义。二是开征财产税和遗产税。在落实个人财产实名制之后，如果家庭财产去除债务后家庭成员人均财产达到一定数额后要征个人财产税，起征点可适宜高定一些，高起征点高税率。遗产税可比财产税起征点低些。三是调整部分税目税率。大大降低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促进民间投资农业开发，对经营规模农业的大投资，实行减免税政策，加速农业的发展。适时调整消费税，优化消费环境。 二、地域性、阶段性税收差异对经济的影响我国的区域性经济发展和各地财政收入的差异，使得财政政策在实际执行中违规采用税收倾斜，使地域性差异加大。 在税收的阶段性问题上，我国应适时调整政策，使用税收的职能，调整和维持社会必要的公平，维护社会的稳定，起到发展经济的作用。 三、税收的不公平性对经济的作用税收不公平性是实际存在的，所以我们讲税收就要努力做到公平。公平性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税收对整个社会的公平。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设立税制，确定税种税目开征、停征都有“公平”在起作用。 个人所得税如果能够调节全社会的分配关系，除能解决社会公平关系，还能提高国民的消费能力，提高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过剩经济时期无疑能促进经济大发展。 我们国家的发展和强国政策决定了必然是“效率优先”，但没有足够的能力达到最大的“社会性公平”。“社会性公平”只能以逐步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来解决。 四、税收执法存在的问题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富裕地区不自觉的放松“征管力度”、丰富的税源，带来足够的地方财政收入，使得他们有能力“兼顾公平”，有能力“放税（水）养余（鱼）”，但是这是一种地方性的“保护”，没有实现国家税制的制定与执法上的“一致性”。 各个领域的法规执行欠缺和纳税人的素质方面的问题。先说“会计法”不严格执行、违法违规的操作等等。再讲社会信用制度的缺损的问题。三角债，理还乱，纳税人利用三角债的存在现象隐埋收入逃避纳税。 地方保护主义与周边地区的矛盾。地方经济的发展增加了税源，对增加财政收入有很大贡献，因此各地方都做优先发展的文章。为吸引外围地区的投资，在税收“优惠”方面下功夫，以达到税收优惠之实。实行如此的招商引资，为发展本地区经济，直接损害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破坏了经济秩序，也直接造成国家税款严重流失。 征管手段及国民纳税意识和素质问题。由于征管手段及国民纳税意识和素质存在的问题，使法律意义上的税收公平被打破，税收对经济的作用也失灵，破坏了经济的竞争发展环境，损害经济的发展。
这个，主要有三层关系： 一是税收收入规模主要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即税收多少，取决于经济总量，还取决于经济质量。经济增长能促进税收增加。但由于行业税负不均衡，加上地方产业结构不同，即便GDP总量相同，税收规模也不会一致。比如，农业是弱质产业，税收贡献度较低，如果一个地方的农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较高，则其税收收入总量将受到一定影响。所以，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对税收收入变动影响较大，相比粗放型与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内涵式经济增长与内外均衡协调增长将带来更多的税收收入。 二是合理税收对经济增长有促进关系。实施合理性税收政策，从即期效果看，应有助于扩大企业投资意愿，提高居民现实消费能力；长期看，要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此外，税收是国民经济的“寒暑表”，能够真实反映出国民经济增长状况。 三是关注税收和经济增长关系，不仅要从税收筹集资源的角度分析，还要从税收使用层面来分析，即优化财税支出结构。只有支出结构合理了，才能发挥好税收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造福于民的作用，才能更好地助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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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收入分配现有问题 2009年12月07日 09:51:12 来源：瞭望 【字号 大 中 小】 【留言】 【打印】 【关闭】 【Email推荐： 】 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 从收入法核算的GDP看，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从1995年的4%下降到2007年的7%。在此期间，统计口径的调整，是其原因之一。即便考虑这一因素，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下降过快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影响了居民消费的增长。近年来我国储蓄率持续上升，主要是企业储蓄上升的结果。企业储蓄率1992年为3%，近年超过20%。对于居民来说一定程度上不是消费相对少了，而是收入水平相对下降了。 从国际比较看，在初次分配中我国劳动者占比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而企业盈余则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世界重要经济体的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份额近年一般介于50%到57%之间，比我国2007年7%的水平高10～17个百分点。而这些国家的企业营业盈余介于20%～25%之间，比我国3%的水平低6～11个百分点。 收入分配不公平导致收入差距明显偏大 城乡间、行业间、人群间收入差距扩大，以及收入分配不公平等问题比较突出，也是我国当前收入分配中老百姓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城乡差距是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198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86倍，2007年时达到33倍的高位。这说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很大程度上依然反映的是城乡差距问题。 行业间收入差距问题日益突出。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各行业间收入水平最高是最低的8倍。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除了行业特征和技术密集等合理因素外，当前我国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是垄断因素导致的。 二次分配的收入调节效果不明显。1990～2005年基尼系数从35上升到45，2008年进一步上升到48。最高20%的收入组的收入相当于最低20%收入组的3倍。这说明二次分配既没有在总量上改善居民的收入状况，也没有在结构上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只是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差距拉大的速度。 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占比偏低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一国发展水平的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支出中的比重呈现逐步上升趋势。特别是人均GDP在3000美元至10000美元阶段，随着居民消费逐步由耐用品消费向服务消费升级，公共服务在政府支出中的比重将显著提升。以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主要公共服务为例，国际平均升幅达到13个百分点。其中，教育支出保持相对稳定，而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分别大幅增加了4个和7个百分点。当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比将逐步趋稳。 虽然经过近年持续加大投入，我国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仍然不足。2007年，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合计只有2%，与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国家和人均GDP3000～6000美元国家相比，分别低5和8个百分点。其中，医疗支出比重分别低7和2个百分点；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分别低9和3个百分点。我国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不足问题十分突出，在主要经济体中仅略高于印度的水平。我国政府教育支出总量尽管达到了较高水平，但也存在资源分布不均衡等问题。 由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不足，迫使居民用自身的收入来支付快速增长的教育、医疗、社保等支出，不仅挤压了居民的其他消费增长，而且强化了居民的谨慎预期，降低了居民消费倾向。以2007年为例，我国城镇居民用于教育的消费支出比重为4%，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不到4%。其中，德国和英国分别为l%和5%，美国和日本分别为3%和2%。我国城镇居民用于医疗卫生消费支出比重为7%，而发达国家平均不到5%。公共服务具有明显的收入再分配作用，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不足成为我国收入分配不合理和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归结起来，我国现有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确有要素禀赋、发展阶段、国际分工格局等方面的原因，但是体制性弊端是根本性原因。 一方面，初次分配过于“亲资本”，劳动者报酬占比总体偏低，而且行业间差别过大，使广大居民相对没有钱可花；另一方面，二次分配力度不足，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公共服务和社会安全网不健全，使得有钱也不敢花。居民“没钱花”和“有钱不敢花”正是当前收入分配格局引发的内需相对不足的症结所在。 另外，由于对内开放不足，金融、电信、电力、石油等基础产业，教育、医疗、文化、出版等服务业，社会资本和民营经济依然难以进入，结构性供给不足问题同样突出。高收入群体消费意愿不足和低收入群体支付能力不足同时并存，有效供给不足与有效需求不足同时并存，成为制约我国内需驱动增长和长期经济平衡发展的重要原因。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多种分配方式，就是按劳分配方式与非按劳分配方式并存。非按劳分配方式，主要是指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方式。 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构想，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和社会生产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符合我国国情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 “效率优先”就是使生产要素投入者能按投入要素的数量、质量、贡献取得报酬，承认个人在生产要素拥有的质和量以及个人对生产或财富创造上贡献大小的差别，进而承认个人之间劳动收入和要素收入的差别。 （2）形成收入差距的原因 合理和合法的原因有： ① 由于人的劳动能力不同，按劳分配本身包含着人们富裕程度的差别； ② 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优胜劣汰法则必然导致一定程度的两级分化； ③ 由于人们占有的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数量的不同，承认按生产要素分配也会产生人们富裕程度的不同； ④ 我国改革开放的梯度推进战略也会使一部分地区和一部人先富起来。 其中不合理的原因有： ① 一些行业依靠行政资源，以国家的名义占有和瓜分本属于全社会的经济资源，由此造成垄断部门的从业人员与所占有的资源的比例极不协调。 ② 由于对统一市场的不合理分割和地方行政干预导致的人力资源和物资资源不能正常、合理地流动，从而形成人们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异。 不合法的原因有： ① 以个体经济和私人经济为主的偷税漏税收入； ② 各级党政官员的腐败贿赂收入； ③ 集团消费转化为个人消费的收入； ④ 走私贩假等其他的非法非正常收入。 不合理和不合法的原因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十分巨大的阻碍作用，即使是合法和合理的原因产生的收入差距也应是适当的和有限度的。 （3）调节收入差距的措施 ① 保护合法收入。② 取缔非法收入。③ 整顿不合理收入。④ 调节过高收入。⑤ 保障最低收入。
从表面上看，收入的不公平会促进经济的增长，在一个收入水平差距不大的社会里人们促使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会失掉很多。但是这是在一个度的范围内，如果不公平失去了 控制导致社会混乱经济增长则会停滞。但是经济增长绝对不是由收入分配不平等决定的，也不是因它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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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是一个古老的历史范畴，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税收，是支撑起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经济支柱。按时交税，是每个公民必不可少的义务。纳税光荣，逃税可耻。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无论是计划经济年代还是市场经济年代，税收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成为文教、卫生、国防、科技领域资金的重要来源。税收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是共和国前进的基石，是经济平稳发展的保障。尽管税收如此重要，可还是有些人要逃税，死活不肯交。这是对祖国不负责任的表现！祖国养育了你，而你却不肯尽自己应尽的义务。这种人，是被大家所唾弃的。“税收促进发展，发展改善民生。”纳税光荣，逃税可耻，有了税收的支持，社会才会稳定进步，而发展又是为了让人民的生活更好，民生又是税收的来源。你瞧！税收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依法纳税，何乐不为？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企业开展税收筹划对财务管理的意义，并研究了企业在财务管理中开展税收筹划的可行性，最后论述了企业在财务管理中开展税收筹划的原则。 关键词：税收筹划 财务管理 税收筹划的原则 税务筹划指一切采用合法和非违法手段进行的纳税方面的策划和有利于纳税人的财务安排。包括非违法的避税筹划、合法的节税筹划与运用价格手段转移税负的转嫁筹划和涉税零风险。企业开展税务筹划是以符合税收政策导向为前提的，不仅有利于正确发挥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而且对于在市场经济中追求效益最大化的我国企业而言，在财务管理活动中开展税务筹划工作，尤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企业税收筹划对财务管理的意义 有助于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理论界对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争论较多，有“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持续发展能力最大化”等目标论。但不管哪种观点，都要求致力于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和获利能力，都不能回避企业的税收环境，不能不考虑企业的税收负担，不能忽略税收法律对企业经济发展的约束。这是因为：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要求企业最大化降低成本包括税收负担。企业的税收负担包括直接税收负担和间接税收负担。直接税收负担是指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发生应税行为依照税收法律缴纳的税款支出，间接税收负担是指企业在办理涉税事宜过程中发生的支出。税收负担的降低，只有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的事先筹划和安排，进行科学的税收筹划，选择最佳的纳税方案来降低税收负担，才符合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要求，才是实现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有效途径；现化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应有利于企业和国家长期利益的增长，要求理顺企业和国家的分配关系。税收作为市场经济国家规范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中最重要的经济杠杆，受到法律的保护。企业只有通过科学的税收筹划，才能保证企业在获取最大的税收利益的同时兼顾国家利益，才能使企业财务分配政策保持动态平衡，保证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进行，促进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任何忽视或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都可能失去国家对企业的信任和支持，阻碍企业的发展；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是战略性目标和战术性目标的有机结合，要求企业在选择纳税方案时必须兼顾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企业选择的纳税方案如果不能体现企业的战略发展思想，必然导致企业财务管理上牺牲长远利益为代价换取眼前利益的短期化行为；企业选择的纳税方案如果不立足于现实，就可能导致降低企业的积累能力和偿债能力，动摇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础。只有通过科学的税收筹划，选择兼顾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最佳纳税方案，才能更大程度的支持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实现。 有助于财务管理水平的提高。财务管理水平的高低取决于财务决策。现代企业财务决策主要包括筹资决策，投资决策，生产经营决策和利润分配决策四个部分。这些决策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税收的影响，不考虑税收的决策不可能成为一项英明的决策，税收筹划贯穿于企业财务决策的各个领域，已成为财务决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企业筹资决策中，不仅要考虑企业的资金需要量，而且必须考虑企业的筹资成本。不同渠道、不同方式取得的资金，其成本列支方式在税法中所作的规定不同，如债券的利息费用可在税前列支，而股票的股利只能在税后列支。因此，要降低企业的筹资成本，就必须充分考量筹资活动所产生的纳税因素，并对筹资方式、筹资渠道进行科学合理的筹划，选择最合理的资本结构；在企业投资决策中，必须考虑企业投资活动给企业所带来的税后收益。税款是投资收益的抵减项目，而税法对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不同的投资区域、不同的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方式、不同的投资期限的税收政策规定又存在着差异，这就要求企业在投资决策中必须考虑税制对投资的影响，进行科学的税收筹划；在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中，生产规模决策、购销决策、存货管理决策、成本费用决策等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纳税因素，都存在着如何进行税收策划的问题；在企业的利润分配决策中，利润分配方式的选择、企业分得利润的处理方式、亏损弥补时间的安排等都受到税收法律的影响，同样需要进行税收筹划。此外，在企业产权重组决策中，也应根据企业分立、企业合并和企业清算的税收政策差异进行税收筹划。 现代企业财务管理中实现税收筹划的可能性 开展税务筹划已成为市场经济下企业的一项合法权益。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行为自主化，利益独立化，权利意识得到空前强化。企业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可以说是一种本能，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和利已的特征，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利益是十分正常的。从税收法律关系的角度来看，权利主体双方应是对等的，不能只对一方保护，而对另一方不予保护。对企业来说，在税款缴纳过程中，依法纳税是其应尽的义务，而通过合法途径进行税收筹划以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维护自身的资产、收益，亦是其应当享有的最重要、最正当的权利。这一权利最能体现企业产权，属于企业所拥有的四大权利（生存权、发展权、自主权及自保权）中的自保权范畴。鼓励企业依法纳税、遵守税法的最明智的办法是让企业充分享受其应有的权利，包括税务筹划。对企业正当的税务筹划活动进行打压，只能是助长企业偷逃税款或避税甚至于抗税现象的滋生。 现行税制为企业税务筹划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税务筹划作为企业经济利益保护措施是完全必要的，但筹划的实施必须有一定的经济环境和配套措施作为前提。在我国现阶段所实行的复税制中，税收政策差别普遍存在：既有体现政策引导的激励性税收政策（出口退税；外企、高企的税收优惠等）、限制性税收政策（如特殊消费品的高消费税，某些货物的高关税等）；又有体现特定减免的照顾性税收政策（如自然灾害减免等），以及涉外活动中的维权性税收政策（如税收抵免及关税的互惠等）等。而且由于立法技术上的原因，企业在缴纳税种的选择上并不是唯一的。即便同一个税种，其税制要素的规定也不是单一。此外，现行的财务制度中的有些核算方法具有选择弹性，不同的处理方法将形成不同的纳税方案。由税收政策的这些差别所带来的选择性，为我国企业理财活动中开展税务筹划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空间。 市场经济国际化为企业进行跨国税收筹划提供了条件。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要求我国企业必须提高国际竞争能力以迎接来自国际市场的挑战，构建具有现代水平的企业财务管理制度迫在眉睫。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必然带来企业投资、经营和理财活动的国际化，企业在不同国家发生的经济活动产生的税收负担，不仅要受企业所在国的税收政策影响，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活动所在国的税收政策。不同国家的税收政策因政治经济背景不同而不同，这就为企业进行跨国税收筹划提供了条件。 现代企业税收筹划的原则 合法性原则。依法性原则要求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必须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具体表现在：企业的税收筹划只能在税收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征纳关系是税收的基本关系，税收法律是规范征纳关系的共同准绳，作为纳税义务人的企业必须依法缴税，必须依法对各种纳税方案进行选择。违反税收法律规定，逃避税收负担，属于偷漏税，企业财务管理者应加以反对和制止；企业税收筹划不能违背国家财务会计法规及其他经济法规。国家财务会计法规是对企业财务会计行为的规范，国家经济法规是对企业经济行为的约束。作为经济和会计主体的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如果违反国家财务会计法规和其他经济法规，提供虚假的财务会计信息或作出违背国家立法意图的经济行为，都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企业税收筹划必须密切关注国家法律法规环境的变更。企业税收筹划方案是在一定时间、一定法律环境下，以一定的企业经营活动为背景来制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的法律法规可能发生变更，企业财务管理者就必须对税收筹划方案进行相应的修正和完善。 服从于财务管理总体目标的原则。税收筹划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一个子系统，应始终围绕企业财务管理的总体目标来进行。税收筹划的目的在于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但税收负担的降低并不一定带来企业总体成本的降低和收益水平的提高。例如：税法规定企业负债利息允许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因而负债融资对企业具有节税的财务杠杆效应，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但是，随着负债比率的提高，企业的财务风险及融资风险成本也随之增加，当负债成本超过了息前的投资收益率，负债融资就会呈现出负的杠杆效应，这时权益资本的收益率就会随着负债比例的提高而下降。因此，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时，如不考虑企业财务管理的总体目标，只以税负轻重作为选择纳税方案的唯一标准，就可能影响到财务管理总体目标的实现。 服务于财务决策过程的原则。企业税收筹划是通过对企业的经营的安排来实现，它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投资、融资、生产经营、利润分配决策，企业的税收筹划不能独立于企业财务决策，必须服务于企业的财务决策。如果企业的税收筹划脱离企业财务决策，它必然会影响到财务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甚至透导企业作出错误的财务决策。例如，税法规定企业出口的产品可以享受退税的优惠政策，企业选择开放式的出口经营策略，必然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税收利益。但是，如果撇开国际市场对企业产品的吸纳能力和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片面追求出口经营带来的税收利益，那就可能诱导企业作出错误甚至是致命的营销决策。 成本与效益原则。一方面，企业税收筹划必须着眼于企业整体税负的降低，不能只盯在个别税种的负担上，因为各个税种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一种税少缴了，另一种税可能就要多缴；另一方面，企业的税收筹划不是企业税收负担的简单比较，必须充分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因为一个能降低当前税收负担的纳税方案可能会增加企业未来的税收负担，这就要求企业财务管理者在评估纳税方案时，要引进资金时间价值观念，把不同纳税方案、同一纳税方案中不同时期的税收负担折算成现值来加以比较。 事先筹划原则。事先筹划原则要求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时，必须在国家和企业税收法律关系形成以前，根据国家税收法律的差异性，对企业的经营、投资、理财活动进行事先筹划和安排，尽可能地减少应税行为的发生，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才能实现税收筹划的目的。如果企业的经营、投资、理财活动已经形成，纳税义务已经产生，再想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那就只能进行偷税、欠税，不可能进行税收筹划。 参考文献： 唐腾翔，唐向税收筹划[Ｍ]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 徐春立，苑泽明财务管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