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mm杜比环绕立体声故事片《妈妈》（副录音 2005年青年电影制片厂出品 获2006年度以色列特拉维夫国际学生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2006年度韩国国际学生电影节苹果电脑奖；第三届北京电影学院国际大学生电影节一等奖）故事片《太阳》（录音师 2005年出品 2006年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影像艺术展展映）故事片《沸点》（录音师 2006年出品 2007年5月入围第四届独立影像年度展；2007年6月获得“影想·放映”中国独立电影优秀作品奖；2007年6月获山西省第十五届电视艺术评奖文学专题类三等奖；于2007年7月入选挪威奥斯陆电影节）数字电影《夏至》（录音师 2006年出品 2007年9月获国际独立电影人电影节特别故事片奖；入围悉尼国际电影节、布里斯班国际电影节、31届圣保罗国际电影节、第二届中国独立电影论坛、柏林热门电影节、鹿特丹国际电影节；被美国UCSD收藏）电视剧《女检察官手记》（录音师、作曲 200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品 2009年6月获山西省第十七届电视艺术评奖文学专题类一等奖）电视剧《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音乐编辑 2007年广东风之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广州市打击走私办公室联合出品）数字电影《101朵玫瑰》（录音师、作曲 2009年北京怡力平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 电审数字[2009]第205号国家广电总局批准数字院线发行；（2009）影字701号入选国家广电总局2009年第三批推荐影片片目）电视栏目《陕北民歌》（录音师 2009年9月山西卫视播出 文化部民歌展演项目）数字电影《暗夜》（录音师 2010年）数字电影《黑色塑料袋》（作曲2011年）（以上作品并非全部作品）1、浅析艺术传播视野观照下的晋商文化——从话剧《立秋》内外看晋商文化传播中国校外教育,2009,(07) ；2、“高雅艺术进校园”之我见内蒙古电大学刊2009，（05）；3、影视同期录音中传声器的设置和景别的关系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06）；4、浅析分镜头剧本在影视声音创作与制作中的作用吕梁教育学院学报2009,(12)；5、电影与小提琴契合共鸣黄河之声 2009,(24)；6、跟着走跟党走——电影《我的长征》声音艺术创作分析电影评介 2010,(24)；7、文学艺术小百科山西教育出版社（参编）。科研： 1、影视同期录音传声器的设置和景别的关系；2、高职高专院校非录音专业录音类课程教学现状与对策研究；3、不同景别下影视同期录音传声器设置的模型构建4、省级精品课《影视作品分析》；5、国家级精品课《电视栏目策划》。
人要勤奋，要坚持，要乐观，要坚强 读勃朗特三姐妹作品有感-《简爱》《呼啸山庄》 第一次接触勃朗特三姐妹的作品，是中学时阅读大姐夏洛蒂·勃朗特的经典著作《简爱》。 正值青春年少的自己，一捧起这本书便沉溺进去。整晚熬夜把它读完，也觉得意犹未尽。此后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阅读，甚至把它偷带去学校。当我们可尊敬的语文老师对着篇乏味的文章，大谈其中心思想扬漾着革命主义精神的时候，我就把头埋在桌洞里，沉浸在故事当中。我为幼年的简爱所受到的虐待而悲愤，感同身受般的体会着简爱那幼小敏感的心灵所受的伤害。多么不公平啊！我在心里和简爱一起呐喊。我也为成年的简爱而倾倒。喜欢她在地位比她高的所谓上流社会人士面前表现出的那种不卑不亢的态度，喜欢她在面对爱时表现出的的那种自尊自强的精神，心中不禁感叹在距离她所处的年代进步了二百年的现代，又有几个女人有勇气为了自己的尊严而对一个心爱又富有的男人说不呢？简爱就可以！总之,那一段时间的我,完全被小说俘虏了。在阅读中随着情节的发展，为她所遭受的伤害而泣，为她在待人和谈吐中流露出的自信和少许的俏皮而会心微笑。不过因为在上课时间我所表现出的这种时而眼角挂泪，时而嘴角留笑的疯癫表情，倒着实让我当时的同桌担心了好一段时间。 我因为喜欢《简爱》这本小说，就想要进一步了解它的作者。从而知道了她是一个贫穷牧师的女儿，有一个荒唐的拖累家庭的兄弟，还有两个同样会写书的妹妹。她和她的妹妹们在人生中的大多数时间里都生活在英国北部荒凉的乡村。在旷野里散步，似乎就是她们最好的运动和娱乐。封闭的环境、糟糕的家庭、平淡的生活，这一切同我心目中的那个充满热情的女作家是多么不相称啊！就像沙漠里开出玫瑰一样让人意想不到。 我试图通过阅读她妹妹的作品来更好的了解她。抱着这种心理我先是在书店里找到了夏洛蒂的小妹安妮·勃朗特所写的小说。小说的内容是讲一个因生活所迫而从事家庭教师工作的女孩子，在经历了几个难管教的坏孩子和不讲道理的父母后，顺利结识了令自己倾心的富有绅士，并最终缔结良缘的故事。总体上来说算是琼瑶小说的19世纪古典英国版。这是一本让人沮丧的书。她的大姐夏洛蒂书中优美的细节描写和高尚的思想情操在这里都是找不到的。因为只勉强看了一遍，索性我把书名也忘了，只记得好像是女主人公自己那长长的啰哩啰嗦的名字。 一位文采平庸的妹妹并没能让我退缩，我又找到了夏洛蒂的大妹艾米莉·勃朗特所写的《呼啸山庄》。 那是怎样的一本书啊！我第一遍读它的时候只觉得像是有乌云在头上笼罩。沉重和压抑的感觉渗透在字里行间，弥漫在整本书中。我虽然强忍着把书看完 ，却留下了后遗症——此后的整个星期看到的天空都是灰色的。虽然如此，我仍要公平的说，这本书振撼了我的灵魂。 首先它是特立独行的。所描写的男女主人公希克厉和凯瑟琳既邪恶又自私，人类美德的光辉绝照不到他们身上。但他们彼此之间的爱情却又是可以超越一切的。凯瑟琳口中的“我就是希克厉，希克厉就是我。”和“我不知道灵魂是什么料子的，但我和希克厉的一定是一种料子。”像这种炙热的情感表达，完全有别于同时期的英国作品。其次它是离经叛道的。当其它作品中的人物追求自己的灵魂能在天堂里得到安宁的时候，凯瑟琳却作了个可怕的恶梦——她梦见自己到了天堂，她痛苦的大哭，尖叫，她要回家，回那个在读者眼中像是地狱的家。在我看来，这本书更可能出自一个起义天使之手，而不是一位牧师女儿的作品。总之，它颠覆了世俗的德道观，要把人们心上那道狭窄的感情之门完全撕开，跟随它的主人公一起去体会那像火一样 奔放的灵魂和燃烧的激情。读过它才让我发觉，看书的过程有时候就像是一种爱情。《大话西游》里的至尊宝原以为他用‘月光宝盒’回到500年前，是要找他的娘子白晶晶，结果却找到了一生的至爱紫霞仙子。 我因为想了解《简·爱》的作者而找到《呼啸山庄》，才发现后者在思想深度和情感表达方面远超过前者。如同月亮无法在太阳面前争辉。那一刻，我完全能体会至尊宝的心情。 直到现在，我也无法了解在英国北部那样保守、闭塞的环境下何以会孕育出像勃朗特姐妹那种情感丰富的，只用一部作品便可划亮文坛的天才女作家。我只能说，可以让人感动的作品，往往来自于作者自己的内心，而不是来自于外界的浮华。 勃朗特三姐妹的女性独立意识
《张掖邵家杖头木偶戏班初探》发表于《河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比较儒家礼乐思想与道家自然乐论》发表于《吕梁教育学院学报》 2008年第2期；《论汉代乐府的衰落与诗体乐府的流变》发表于《歌海》2010年第2期；《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曲式刍议》发表于《河西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河西民间小戏调查综述》发表于《丝绸之路》2010年第18期。主持科研项目主持2010年度河西学院青年教师科研基金项目《张掖邵家杖头木偶戏班的调查与研究》；主持2011年度甘肃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河西民间木偶戏班的调查与研究》；主持2011年度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项目《河西民间小戏研究》。
略谈外国文学评论 外国文学和外国文学评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没有,何来评论?是评论的依据。没有评论,便难于健康地发展,可能会长期存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不良局面,因此,评论对外国文学起着一种净化和提高的作用。 我国老一辈作家、家,尤其是作家兼家,不仅给我们留下宝贵的文学遗产,而已在外国文学评论面,也为我们树立了永远值得学习的光辉榜样。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着郑振铎是怎样实事求是客观公允地评论中国第一个外国文学大师林纾(琴南)的功过: 我们看了这个统计(指林纾所外国文学作品的统计),一面自然是非常的感谢林琴南凭外,因为他介绍了这许多重要的世界名着给我们,但一面却不免可惜他的劳力之大半归于虚耗,因为在他所的一百五十六种作品中,仅有这六七十种是着名的(其中尚杂有哈葛德及科南道尔二人的第二等的小说二十匕种,所以在一百五十六种中,重要的作品尚占不到三分之一),其他的书却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可以不必的,这大概不能十分归咎于林先生,因为他是个懂得任何外国文字的,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了与他合作的口者之身上。 还有一件事,也是林先生为他的口者所误的:小说与戏剧,性质本大不同,但林先生却把许多极好的剧本、成了小说--添进了许多叙事,删减了许多对话,简直变成与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书了。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纪》、《亨利第六》、《凯撒遗事》以及易卜生的《群鬼》(梅孽)都是被他得变成了另外一部书了--原文的美与风格及重要的对话完全消灭不见,这简直是在步武却尔斯·兰在做莎士乐府本事,又何必写上了"原着者莎士比亚"及"原着者易卜生"呢? 林先生的,还有一点不见得好,便是任意删节原文。如法 国雨果的《九三年》,林先生之为《双雄义死录》,拿原文来一对不知减少了多少。我们很惊异,为什么原文是很厚的一本,成了中文却变了一本薄薄的了。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统计林先生的,其可以称得较完善者已有四十余种。在中国,恐怕了四十余种名着的,除了林先生外,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呀。所以我们对于林先生这种劳苦的工作是应该十二分的感谢的。 在那些可以称得较完善的四十余种中,如西万提司的《魔侠传》,狄更司的《贼史》,《孝女耐儿传》等,史各德之《撒克奄后英雄略》等,都可以算得很好的本。沈雁冰先生曾对我说,《撒克奄后英雄略》,除了几个小错处外,颇能保存原文的情调,文中的人物也描写得与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并无什么变更。 离开他的的本身的价值不谈,林先生的工作在当时也有很大的影响与功绩,其最大的是: 中国近二十年作小说者之多,差不多可以说大都受林先生的感化与影响的。即创作小说者也十分的受林先生的影响。小说的旧体裁,由林先生而打破,欧洲作家史各德、狄更司、华盛顿·欧文、大仲马、小仲马诸人的姓名也因林先生而始为中国人所认识。① 其次,再让我们来看一看茅盾又是多么细致地分析、比较、评论《简爱》的两种本的。一本是伍光建的《孤女飘零记》,一本是李霁野的《简爱》。茅盾一开始便摘引了原文第一章的头两段来评比:There was no possibility of taking a walk that We had been wandering, indeed, in the leafless shrubbery an hour in the morning; but since dinner(M Reed,when there was no company, dined early)the cold winter wind had brought with it clouds so sombre,and rain so penetrating,that further outdoor exercise was out of the question。 (伍)那一天是不能出门散步的了。当天的早上,我们在那已经落叶的小丛树堆里溜过有一点钟了;不料饭后(李特太太,没得客人来,吃饭是早的,)刮起各大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的了。 (李)那一大是没有散步的可能了。不错,早晨我们已经在无叶的丛林中漫游过一点钟了,但是午饭之后--在没有客人的时候,里德夫人是早早吃饭的--寒冷的冬风刮来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再做户外运动是不可能的了。 茅盾指出,这两段文都是直,但有一同中之异,即李是尽可能地移了原文的句法的。如果细较量起来,我们应当说李更为"字对字";第二句中间的"indeed"一字,两个助词"so"以及"penetrating"一字,在伍是省过了。然而这是小节。如果我们将这两段文读着读着,回过去再读原文,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李泽更近于原文那种柔美的情调。伍的第二句后半,"刮起冬天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了,"诚然明快,可是我们总觉得缺少了委婉。而所以然之故,我以为是和依照原文的句法与否有关。又原文中之"the cold winter wind had brought With it… "一段,李亦比伍更为"字对字",而且更为妥贴。除了'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在字面上也比"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更为切合原文而外,"寒冷的冬风刮来……"云云也比"刮起冬天的寒风"更合原文的意思;而这,也足因为伍要避去欧化句法,所以这半句就不能"组织"的恰好。否则,这半句并不怎样难,以伍先生的才一定能得很妥贴的。② 再来比较原书第一章的第二段:I was glad of it: I never liked long walks, especially on chilly afternoons,dreadful to me was the coming home In the raw twilight,with nipped fingers and toes,and a heart saddened by the chidings of Bessie, the nurse, and humbled by consciousness of my physical inferiority to liza, John, and Georgiana R (伍)这我却很欢喜:我不愿意走远路,尤其是遇着跟冷的下午,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手脚的冰冷,奶奶贝西的臭骂,已经够我害怕,而我的身体的孱弱,比不上伊里西,左珍纳,约翰他们三个,更使我自惭形秽了。 (李)这是我高兴的:我从来不喜欢长的散步,尤其在冷的下午:手指和足趾都冻坏,怀着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觉得身体不如以利沙,约翰,和乔治安那里德而受着委曲,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在我看来是可怕的。 这一段一长句,因为原文的句法的关系,颇难得好。原文的"dreadful to me"直贯句尾,李移装在句本,好是好的,但文字稍觉累赘。伍移在句中("已经够我害怕"),我以为比较明快。自然,倘使我们逐字对照起来,伍是省去了若干字的;"我不愿意走远路"中间略去了"从来"(never),"手指和足趾"简略为"手脚","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简略为"奶妈贝西的臭骂",--这都是。 但是通读全句,我还是喜欢伍。我以为伍此句的神韵很好。"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似乎比"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多些韵味,而"humbl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 my physical inferiority to…"伍的比较自由的成语(把humbl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为“自惭形秽”,我亦觉得比李的"觉得身体不如……而受着委曲"似乎更见熨贴。 比较这一段的两种文,颇有意思。第一,此句的伍实在比第一段更为切近直,这证明了直法的不容怀疑;第二,这又证明了直法如果太拘泥于"字对字",便容易流为死板,使文缺少了神韵;太拘泥于"字对字",往往会变成死,--这跟直有相当的距离。久历此句加添了些意义。"已经够我害怕"的一个"够"字,和"更使我自惭形秽"的"更"字,--这两字在文中是互相呼应的,然而把原文的语气太加重了;我以为"更"字可以换为"也"字。 看,茅盾对两种本的评论是多么公毫无成见,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动机是与人为善,措词是委婉中肯,绝无哗众取宠之意,更无损人利己之心。评论的目的,乃是总结的宝贵经验,从而促进我国事业的个断发展。 前辈在外国文学评论面,早已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接受批评,毫无疑问,是更加困难的一个面,前辈中也不难找到永久值得效法的楷模。他就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人旗手鲁迅,他虚心接受批评意见的事实,大量存在于他同翟秋白关于问题的通讯中。例如鲁秋白先生对于地重的法捷耶夫《毁灭》,根据俄文提出九点商榷,他都欣然同意,回信说:"如来信所举的例,我都可以承认比我得更'达',也可以推定并且更'信',对于读者和者,都有很大的益处"。③ 在外国文学评论面,甚至在接受批评面,都有前辈树立了卓越的榜样和楷模。但统观半个世纪以上的外国文学评论,似乎还同外国文学的发展不相适应,没有做到相辅相成,同步前进。不仅没有形成一个健康发展的为文学事业服务的面军,而且还出现或"左'或右的现象。所谓"左",典型的表现见五十年代出版的《通报》。北京《通报》编辑委员会一出版了《通报》第一卷~期;--出版了第二卷~期;--出版了~期(期为特大号);出版了一月号;二月号因故休刊。直到此刻为止,《通报吨理论研究和外国文学介绍与评论面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经过年月的作刊整顿,三月号便以配合三反运动的严峻面目出现,例如三月号首篇文章,便是题为《展开界的三反运动》的动员报告紧接着就是检举和斗争,并在批评栏中开始点名批判已经相当有名气的一些家。到了四月号,旗帜就更加鲜明了,大字通栏标题则三反运动中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辑》,接着分《自我批评之部》和《批评之部》。一些名家在《自我》部和《批》部相继被点名批判和作检查。五、六两月号仍为特辑,检讨和批判仍在继续进行,不过其火药味已开始有所减弱,好端端的《通报》他就跟着三反运动的结束而停刊。 不容讳言,当时界少数人确实存在着抢、滥、剽窃,甚至作"中间把头"等等恶劣现象,严重的可作三反对象清查处理。但绝大多数家,虽然工作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仍然见有所不为的,在专辑中所发表的"批判"和"检讨",究竟有多少符合真学术意义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己信服也让人信服,恐怕需做进一步的研讨和商榷,很难盖棺论定。 所谓"右",表现在前几年对于黄色或接近黄色的书刊的放之任之,无人过问、那几年,学术着作和严肃的文学市场,已被蚕食殆尽,但外国文学批评界则然若寒蝉,无敢挺身而出者致使黄色泛滥,臭气熏天。 如何健康地开展常的外国文学的评论工作呢? 我认为,第一,评论有两个任务:一是奖善,一是罚恶,而前者应为其主要任务。所谓奖善,是向读者介绍推荐善佳,使他们有所欣赏和借鉴。所谓罚恶,是分析批判那些诲淫诲盗或错误百出的品,使读者知所警惕,免得继续受害。 第二,评论法应当是宏观和微观的结合。如是善佳,首先应从宏观的即文学的观点评论~下者是否重现或者切合或者接近了原文的风格,其次应从微观即语言学的观点,研究文是怎样利用语言特点来体现原文的风格的。为了使读者容易理解,自然免不掉要举些实例、同例、句例以及段例,如是劣、坏,亦应宏微结合,首先评论一本原着本身的文学价值如何,社会效益如何,其次应毫不留情地指出者的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实例。 第三,要想常地开展评论工作,还必须有个调节机构。建议由《中国》编辑部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为"外国文学评论联合调节部",一则两部都有强大的编辑力量,二是舆论反应出版信息比较灵通,除掉本身有力量及时撰写发表有分量的评论,还可组约与自己有联系的者动笔撰写。此外,文学出版社还有能力肩负以优代劣的任务,那就是,一发现一部值得的作品被得不堪入目,除及时撰文予以严厉批评外,文学社有义务也有能力马上组织胜任者重出版。只有采取这种双管齐下的补求办法,才能使坏劣逐步退出市场。 第四、批评者应有象郑振铎、茅盾前辈等那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切忌意气用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受批评者应有鲁迅那样的虚怀若谷的精神,对的就应该接受,不断地提高自己。如果自以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其结果只能是自己受害。 ①参着郑振铎《林琴南先生》,《中国文学研究》下册,作家出版社,年版。 ②参看茅盾《简爱的两个本》,《文》年新卷第期。 ③李季《鲁迅对于工作的贡献人《通报}年月。
《简·爱》宣扬的爱情观——世俗爱情的宗教化反叛与平衡——评《简·爱》和《呼啸山庄》中的女性呼声从“失乐园”到“复乐园”——《简爱》故事情节的“圣经”原型意象上帝的召唤——论简·爱宗教意识的形成历程《简·爱》女主人公的“三部人格”解析基督教《圣经》与《简·爱》《简·爱》: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文学的范本独立女性的情感世界——简·爱与莎菲比较论……等等。这些文章都是公开发表过的论文，需要的话给我发消息或留言，我发给你。
面对新的趋势，适应新的需要，吕梁教育学院调整办学结构、优化办学模式。提升办学层次、强化办学特色，逐步形成了集普通高等师范教育、成人高等师范教育和远程网络教育、中小学教师职前培养及职后培训为一体的完整的教育体系。现有各类在校在册学生2200余名，其中普通高等教育师范类专科生717名。学院地处吕梁市中心，交通便捷，环境优越。全院有教职工150人，副厅级干部2名，副处级干部6名，科级干部18名。专职教师98人，正、副教授52人，讲师31人；现设数学、物理、外语、中文、政史五个教学系和党委办公室、院长办公室、教务处、学生处、科研处、函授处、体卫处、院务处、团委、工会、人事处十六个处室系及附属育英中学。建有计算机教室、教师电子备课室、语音实验室等教学配套设施和设备;《吕梁教育学院学报》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是对外进行学术和科研交流的重要窗口；内涵丰富，别具特色的校园文化活动，为吕梁教育学院创设了特有的人文环境和育人氛围。根据山西省教育厅和吕梁市政府关于吕梁市教育结构布局调整的基本思路和规划意向，吕梁教育学院将与吕梁高专合并组建本科大学——吕梁学院。面对新的机遇和发展前景，吕梁教育学院将继续秉承“博学厚德，励志树人”的校训精神和办学理念，进一步发挥优势、不断创新，在吕梁教育发展史上写下更加光辉的一页。
35mm杜比环绕立体声故事片《妈妈》（副录音 2005年青年电影制片厂出品 获2006年度以色列特拉维夫国际学生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2006年度韩国国际学生电影节苹果电脑奖；第三届北京电影学院国际大学生电影节一等奖）故事片《太阳》（录音师 2005年出品 2006年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影像艺术展展映）故事片《沸点》（录音师 2006年出品 2007年5月入围第四届独立影像年度展；2007年6月获得“影想·放映”中国独立电影优秀作品奖；2007年6月获山西省第十五届电视艺术评奖文学专题类三等奖；于2007年7月入选挪威奥斯陆电影节）数字电影《夏至》（录音师 2006年出品 2007年9月获国际独立电影人电影节特别故事片奖；入围悉尼国际电影节、布里斯班国际电影节、31届圣保罗国际电影节、第二届中国独立电影论坛、柏林热门电影节、鹿特丹国际电影节；被美国UCSD收藏）电视剧《女检察官手记》（录音师、作曲 2007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品 2009年6月获山西省第十七届电视艺术评奖文学专题类一等奖）电视剧《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音乐编辑 2007年广东风之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广州市打击走私办公室联合出品）数字电影《101朵玫瑰》（录音师、作曲 2009年北京怡力平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 电审数字[2009]第205号国家广电总局批准数字院线发行；（2009）影字701号入选国家广电总局2009年第三批推荐影片片目）电视栏目《陕北民歌》（录音师 2009年9月山西卫视播出 文化部民歌展演项目）数字电影《暗夜》（录音师 2010年）数字电影《黑色塑料袋》（作曲2011年）（以上作品并非全部作品）1、浅析艺术传播视野观照下的晋商文化——从话剧《立秋》内外看晋商文化传播中国校外教育,2009,(07) ；2、“高雅艺术进校园”之我见内蒙古电大学刊2009，（05）；3、影视同期录音中传声器的设置和景别的关系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06）；4、浅析分镜头剧本在影视声音创作与制作中的作用吕梁教育学院学报2009,(12)；5、电影与小提琴契合共鸣黄河之声 2009,(24)；6、跟着走跟党走——电影《我的长征》声音艺术创作分析电影评介 2010,(24)；7、文学艺术小百科山西教育出版社（参编）。科研： 1、影视同期录音传声器的设置和景别的关系；2、高职高专院校非录音专业录音类课程教学现状与对策研究；3、不同景别下影视同期录音传声器设置的模型构建4、省级精品课《影视作品分析》；5、国家级精品课《电视栏目策划》。
《张掖邵家杖头木偶戏班初探》发表于《河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比较儒家礼乐思想与道家自然乐论》发表于《吕梁教育学院学报》 2008年第2期；《论汉代乐府的衰落与诗体乐府的流变》发表于《歌海》2010年第2期；《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曲式刍议》发表于《河西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河西民间小戏调查综述》发表于《丝绸之路》2010年第18期。主持科研项目主持2010年度河西学院青年教师科研基金项目《张掖邵家杖头木偶戏班的调查与研究》；主持2011年度甘肃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河西民间木偶戏班的调查与研究》；主持2011年度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项目《河西民间小戏研究》。
面对新的趋势，适应新的需要，吕梁教育学院调整办学结构、优化办学模式。提升办学层次、强化办学特色，逐步形成了集普通高等师范教育、成人高等师范教育和远程网络教育、中小学教师职前培养及职后培训为一体的完整的教育体系。现有各类在校在册学生2200余名，其中普通高等教育师范类专科生717名。学院地处吕梁市中心，交通便捷，环境优越。全院有教职工150人，副厅级干部2名，副处级干部6名，科级干部18名。专职教师98人，正、副教授52人，讲师31人；现设数学、物理、外语、中文、政史五个教学系和党委办公室、院长办公室、教务处、学生处、科研处、函授处、体卫处、院务处、团委、工会、人事处十六个处室系及附属育英中学。建有计算机教室、教师电子备课室、语音实验室等教学配套设施和设备;《吕梁教育学院学报》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是对外进行学术和科研交流的重要窗口；内涵丰富，别具特色的校园文化活动，为吕梁教育学院创设了特有的人文环境和育人氛围。根据山西省教育厅和吕梁市政府关于吕梁市教育结构布局调整的基本思路和规划意向，吕梁教育学院将与吕梁高专合并组建本科大学——吕梁学院。面对新的机遇和发展前景，吕梁教育学院将继续秉承“博学厚德，励志树人”的校训精神和办学理念，进一步发挥优势、不断创新，在吕梁教育发展史上写下更加光辉的一页。
《张掖邵家杖头木偶戏班初探》发表于《河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比较儒家礼乐思想与道家自然乐论》发表于《吕梁教育学院学报》 2008年第2期；《论汉代乐府的衰落与诗体乐府的流变》发表于《歌海》2010年第2期；《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曲式刍议》发表于《河西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河西民间小戏调查综述》发表于《丝绸之路》2010年第18期。主持科研项目主持2010年度河西学院青年教师科研基金项目《张掖邵家杖头木偶戏班的调查与研究》；主持2011年度甘肃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河西民间木偶戏班的调查与研究》；主持2011年度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项目《河西民间小戏研究》。
面对新的趋势，适应新的需要，吕梁教育学院调整办学结构、优化办学模式。提升办学层次、强化办学特色，逐步形成了集普通高等师范教育、成人高等师范教育和远程网络教育、中小学教师职前培养及职后培训为一体的完整的教育体系。现有各类在校在册学生2200余名，其中普通高等教育师范类专科生717名。学院地处吕梁市中心，交通便捷，环境优越。全院有教职工150人，副厅级干部2名，副处级干部6名，科级干部18名。专职教师98人，正、副教授52人，讲师31人；现设数学、物理、外语、中文、政史五个教学系和党委办公室、院长办公室、教务处、学生处、科研处、函授处、体卫处、院务处、团委、工会、人事处十六个处室系及附属育英中学。建有计算机教室、教师电子备课室、语音实验室等教学配套设施和设备;《吕梁教育学院学报》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是对外进行学术和科研交流的重要窗口；内涵丰富，别具特色的校园文化活动，为吕梁教育学院创设了特有的人文环境和育人氛围。根据山西省教育厅和吕梁市政府关于吕梁市教育结构布局调整的基本思路和规划意向，吕梁教育学院将与吕梁高专合并组建本科大学——吕梁学院。面对新的机遇和发展前景，吕梁教育学院将继续秉承“博学厚德，励志树人”的校训精神和办学理念，进一步发挥优势、不断创新，在吕梁教育发展史上写下更加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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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近代化改革之比较 --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 摘要：中日两国近代化进程起步相同，但结果迥异，其中原因很多。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是主要因素，领导人的因素一是不容忽视的，外部的列强对两国近代化进程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近二十年 中日 近代化 比较 19世纪60年代起，中日两国都开始了近代化改革的进程。这不是偶然的，两国都是在内忧外患的状况下而走上改革道路的。然而不同的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逐步强大，中国屡次改革却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强，反而加剧了列强的瓜分脚步。 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大化改新中的全盘中化，明治维新中的全盘引进西方文化，将西方先进技术引进国内产业，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与国内天皇制相结合而成的具有本国特色的君主立宪制，使日本统一于以天皇为中心的统治阶级之下。 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是文化大革命后才广泛展开的，在近代中外关系研究中是取得成果最多的一块，近二十年来，不少学者对这一方面进行了大量论述。主要的论著有依田憙家著《近代日本与中国 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中日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近代日本的历史问题》等史学专著。论述的主要论文主要有，高旺著《晚清宪政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分析》、田毅鹏著《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一百年》、董以山著《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刘越英著《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若干条件之比较研究》等。 一、改革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 在改革前，中日两国都面临着国内人民起义不断和外部列强侵略加剧。因此，两国近代化道路上都充满了激烈的斗争。但由于两国的传统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同而又有所差异，并对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近代前，对两国社会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传统的政治制度。改革前，中日两国都是封建专制的国家。日本的传统体制属于封建世袭领主制。在幕藩体制下，日本是一个松散的有多个藩地组成的国家，藩主有很大的自治权，可以说是地方自治；但是这些藩地有很强的天皇中心观念，这使得明治政府的中央集权体制相对简单得建立起来。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属于集权官僚型的政体，权利集中于皇帝一人，官僚机构庞大，民间难以形成类似明治维新中的各种社会势力，政权的社会基础难以扩大，改革的道路必将曲折。日本政府统治阶层面临人民斗争不断。30年代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加上藩主的自治权大，促成了后来的强藩改革，这些小规模的改革也为明治维新培养了一批有实践经验的领导者。 幕藩体制下等级森严，被统治阶级受着本国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的双重压迫，日本农民阶级的反封建反侵略斗争高涨，成为明治维新成功的最根本动力。这一系列的反抗，使本身已经危机重重的统治秩序更加不稳定。 中日两国都是“后发型”现代化，但日本“后发”的同时又是“外生”的，有学者认为日本实现较彻底改革的关键是立志推进现代化的领导人掌握了国家实际的政治权力，能将传统政治领导转化为具有现代化倾向的政治领导，并维持领导集团内部的高度团结。[高旺：《晚清宪政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分析》求索，5] 日本在幕府时代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并无实权，幕府末期，掌握实权的幕府统治者又不得人心，在对内对外的政策上引起了国内人民的不满，出现了统治危机。这使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得以发动并成功。无实权的天皇和下层资产阶级可以联合以夺取实权，下层的资产者可以利用天皇的名义去反对幕府统治者，这些条件在中国是没有的。[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山东大学学报，1〕在“尊王”的口号下，各阶层很自然得都拥戴天皇，使天皇在实际上取得了统治权。 中国的清末宪政只是一场统治阶层的自救运动，其目标不是改变落后面貌，而是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清政府发布的政令都流于书面，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戊戌变法虽然有涉及政体方面，但光绪皇帝没有实权，他颁布的诏书对各地官员没有约束力，得不到实行；维新派没有注意到发动群众，改革仅局限于部分知识分子阶层，没有像明治维新那样强大的基础力量，康梁等人提出的改革措施很少涉及农民阶级的切身利益。 日本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较早，试图组织商品生产或商品流通的现象，主要只是在江户时代的初期才能见到，到了幕府末年，无论是幕府还是诸藩，都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现实。中国传统的经济观主要以刘锡鸿为中心，他提出“农务久安”的观点，反对发展工商业，其主要观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强化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为防止封建社会瓦解而极力反对采用新的交通手段去促进商品流通，阻止工商业的发展。 日本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以次为背景商业资本也获得长足发展，并为求得利润的扩大而重视海外贸易，到了幕府末年出现了贸易振兴论和商品立国论等思想。随着传统的经济观逐步崩溃，中国的传统经济观在经历了林则徐、魏源等人之后也有所动摇，但是始终不能像日本那样彻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封建的自然经济观仍然占统治地位。[依田憙家：《中日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1月）第233、240-241、252页〕 中国戊戌变法时期与幕府末年经济水平相当，当时中国已经拥有一些正规的资本主义企业，而幕府时期的“日本资本主义还处于它的前身阶段--商业高利贷资产阶级的阶段”，然而这个阶级却“成了维新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吴嘉延：《戊戌与明治时期的中日维新运动之比较》世界历史，4]中国农村自然经济接替过程缓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强大的抵制力量，日本幕府的商品资本却冲破樊篱，侵占了生产领域。不像中国的商业资本停留在奢侈性消费，日本商业资本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大生产，促使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中国商业分散，且规模小，多与农业生产和家庭副业结合起来，成为资本主义资金积累的障碍。 中国洋务运动在国家出资兴办近代企业后，实行垄断经营，排斥商人投资新式企业，而明治维新时期，政府不但引进技术，而且鼓励和支持私人资本的经营。 二、传统和改革派的态度 从传统文化及改革派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来看，中日两国也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由于曾经有过极其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历史，统治者素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外国为“夷”，加上长期的出超，使统治者一直以为中国无所不有，甚至资方的富裕也以来于中国。观念上的自大，一直束缚着统治阶层，改变现存的体制是难上加难。郭沫若曾指出：“中国固有文化的负担太重了，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年代太久，至少有3000年，所以对过去的文化怀着一种崇敬，对新的文化发生抵触，往往视欧美文化为夷狄之邦。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中国文化诚然是光辉的，但就因为太有光辉，在变革时期便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日本虽然有它的固有文化，有外国传来的文化，但细的说来，日本的负担没有中国那样重，所以便走得快些。” 日本民族具有吸收外来文化的传统。日本曾有过三次学习外来文化的高潮：一次是古代有选择地吸收我国古代文化、技术和政治制度，却没有完全“汉化”；一次是近代向西方学习，从中吸收和引进了近代文化思想与科技，但并没有完全“西化”；一次是二战后全面引进和吸收以美国文化思想和科技、制度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文化和科技，但仍然未“美化”。[袁艳、胡汉昌：《中日近代化之制度模仿比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版），vol57〕过去，日本一直都是以中国为师的，同时也从朝鲜、印度学到不少东西，幕府时期虽然实行锁国政策，但仍从荷兰等国学到一些新知识，并形成了要求革新的“兰学”派，兰学家们主张学习西方制度的理论成了明治维新的舆论准备。[刘越英：《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若干条件之比较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1] 1840年鸦片战争中，中国为英国所败，1853年，美国佩理舰队打开了日本大门，日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一直被日本人作为楷模的中国居然被西洋的船坚炮利所破，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先进文化伴随这殖民主义在古老的中国面前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廖丹青《试论近代中日两国向西方学习的差异》]自此，日本走上了学习西方的道路，西方先进的军事科技技术迅速被幕府和诸藩所引进。19世纪40年代后，西方的政治制度开始为日本关注，并逐步引进吸收。 两国的文化传统对近代化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西方诸国经历了工业革命进入工业文明时代时，中日等国东方国家要从封建时代过渡到资本主义时代的唯一途径进是吸收西方文化。因此，对西方文化吸取的方式，吸取的多少，直接影响着两国的现代化进程。 从中日两国吸收西方文化的历程来看，日本大致经理了“南蛮时期”（1543-1639）；“锁国时期”（1639-1720）；“兰学时期”（1720-1861）；“洋学时期”（1861-年以后）四个时期。这四个时期是日本向西方学习层层推进的进程，其文化一步步西化，国内各阶层都或多或少地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从16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西方殖民者陆续来到日本，把西方的武器、消费品、文化传到日本，日本西海岸的一些封建领主在自己的领地内引进西方的新科技，发展对外贸易，扩大自己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于是西方问民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侵入日本社会的土壤之中，日本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与西方文明的接触中打开了自己的眼界，热心学习传入日本的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而中国只出现过向西方学习的高潮，而高潮之外的时期出现了文化学习的中断。[田毅鹏：《鸦片战争前后中日世界史地研究比较论》，《社会科学辑刊》1993第3辑]因此，中国学习西方文化不连续而且不系统，受到影响的阶层也基本上局限于知识分子阶层。统治者由于传统的文化观，对西方较为“漠视”，而下层人民往往对统治者有盲从的习惯，对后来的历次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阻碍。在吸收西洋文化的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中国则是属于“部分摄取型”，日本的“和魂洋才”与中国的“中体西用”，在坚持传统、学习西方上是相同的。但“和魂”强调的是精神上的“民族性”，而“中体”所体现的是封建制度，这也就限制了两国所能学习的内容。同样的形式大却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果。[田毅鹏：《中日现代化比较研究一百年》世界历史，3] 三、改革中的比较 在19世纪后办期，中日两国都大力推进了工业化政策。但其结果是，日本在90年代确立了资本主义，20世纪初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而中国在同一时期却未能建立资本主义，进而在欧美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面前，增强了其半殖民地的程度。[依田憙家：《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1] 19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近代化文明中的制度、精神越来越成为日本人关注的对象。学习西方政治、经济政策、人文社会学说的倾向也日益增强。到了明治变革时期，日本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表现出从物质、制度、精神各阶层全面吸收西方。在政治方面实行了君主立宪制、内阁制，由在国会里获得多数票的政党组成内阁；经济上建立西方现代化的银行制度，引进西方的工厂和企业制度；军事上，政府聘请德国陆军教官来教导日本军队，军队从原来的属于割地贵族变成属于国家；教育方面推行了西方的义务教育制度。[袁艳、胡汉昌：《中日近代之制度模仿比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vol57] 从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宪政等改革也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对封建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上起了一顶的积极作用。然而最终都归于失败。 （一）政治方面 明治维新时期政治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制定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法，制定宪法的核心人物依藤博文在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的枢密院会议上说：“创立宪法的精神，第一是限制君权，第二是保护臣民的权利。”明治宪法规定大臣的任免权、对外缔约权、宣战、媾和、议会的开闭幕和解散权归天皇，但同时又规定天皇的权限要由国务大臣辅佐实施；规定统帅权归天皇，但“军人敕谕”中说：“朕统帅兵马大权，但其司掌委之臣下。”由此可见，明治宪法中相当强调“限君权”。在这样的明知体制下，操纵这一体制的元老们借助于天皇的权威逐步形成了后来的军部独裁。[依田憙家：《近代日本的历史问题》]加强中央集权。 1868年3月，新成立的天皇政府发表了《五条御誓文》，阐明了新政府的基本方针，表明了“天皇亲政”和“广兴议会，万机决于公论”的大政方针。[王金林：《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太政官制和内阁制的确立》世界史，5]同年闰4月又公布了《政体书》，整顿和充实了政府组织，确定了君主立宪制的政体。此后又通过建立常备军和警察制度进行了军事改革和警察治安制度的改革。通过“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铲除了地方割据势力，完成了建立现代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任务。同时明治政府通过颁布“征兵令”和实行“佚禄处分”等措施把旧有的饿剥削转变成新型资产阶级和新式地主。1885年起，政府又实行了内阁制，第二年开始设国会，从而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君主立宪的国家制度，完成了政治制度领域的改革。[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1] 与明治维新相比，同样是由一个皇帝领导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问题的戊戌变法却走向失败。在政治方面，中国维新派提出了开言路、兴民权、裁撤臃肿机构，以及在百日维新之前作为运动先声所提出的反对签订不平等条约等等，所涉及的都显然不是社会生活的个别问题或枝节问题，而是重大政治问题。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精英们，簇拥着光绪皇帝在政坛上兴云布雨，以期达到运动的目的，而日本则是得到武士支持的长州、萨摩二藩以及一些有识之士，把天皇推到历史前沿，以实现自身的抱负。[孙光礼：《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比较研究》，世界史，5] 两国在同样走过了围绕皇帝、发布政令之后，由“同途”走上了“殊归”。 （二）经济方面 经济改革是政治改革及其它一系列改革的基础。经济状况与社会稳定有着直接联系，中日两国在近代化改革中都涉及到了经济，但是由于两国改革的目的不同，引起的社会反响和结果也不相同。 明治维新是一场大规模流血的暴力革命，而不是和平改良；通过战争，扫除了腐朽势力，日本才得以全新的面貌励精图治，奋发求强。对比之下，中国的洋务运动是通过太平天国战争，改组了清统治集团后，进行的经济方面慢步调整的改革。[罗肇前：《中日两国近代化殊途原因》，史学月刊6] 明治政府在经济方面首先改革了土地制度。1870年明治政府提出了田租改革方案，接解除了幕府规定的土地永世不得买卖的禁令，推行了新的有利于政府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货币地租制度。在工商业方面，明治政府成立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直接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措施，成立了国家银行，创办了国营企业，扶植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使日本的工商业得以迅速发展起来。[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1] 洋务派首先创办的是军事工业，而不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之后创办的民用工业其目的也不是单纯为了“求富”，而是为军事工业服务的。因此，得不到广大人民的赞同。洋务派的改革几乎没有涉及到工商业，也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创办的企业多为官办或官督商办，实际经营权都在官府手里，且生产不计成本利益，导致官员腐败贪污成风，最终洋务派的改革消沉下去。 （三）军事方面 近代化改革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建立新式的军队，掌握了武装才是巩固政权的最有力手段。甲午战争是中日近代化改革以来第一次大规模交锋，两国军备不相上下，但是由于 中国军制建设不如日本完善，致使官兵素质、指挥系统、舰队作战能力逊于日本，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这不得不对中日两国军事制度及其形成作分析比较。 明治政府成立之后，在军制上作了重大调整。军政制度方面，将海域划分为若干海军区，并颁布条例规定了镇守府指责，完善了海军组织体制；舰队编制方面根据作战能力和任务来划分，以最大限度发挥海军作战能力。中国洋务运动中虽然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力量，但力量过于分散，各省督抚的抗命使海军衙门形同虚设。[姚锦祥：《十九世纪中晚期中日两国近代海军军制之比较》，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 武器装备上，日本政府比较注重实战，从炮火和速度上着眼编制，在训练中制定了《军人敕谕》，规定了必须遵守“忠节”、“礼仪”、“勇武”、“信义”和“质朴”五德，要求士兵一切行动唯天皇是从。并且，日本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兵役制度，给了志愿兵种种照顾，既保证了充足的兵源，又提高了海军士兵的素质。相对来说，清政府海军装备在实力上很强，但只知装配不知活用，再加上恤奉制度不完善，训练上军纪废弛，导致舰队实力上的下降。 两国海军建设内容大致相同，但成效迥异，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已经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层要求改革建立新式军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之所以建立海军完全是依赖封建皇帝的“恩准”，其次，两国建立海军的目的不同，同时也导致了建设纲领的不同。日本建立海军完全是为了求强，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扩张；洋务派形式海军的建立则是为了维护旧式政权的统治，因此在更新完善上不能同日本相比。黄海海战后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守备饶鸣衢总结道：“既设海军，必全按西法，庶足以御外侮，西人创立海军多年，其中利弊，著书立说，无微不至。我国海军章程与泰西不同，缘为我国朝制所限，所以难而尽仿，所以难而操胜算也。”[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400页] （四）教育方面 19世纪60年代，两国在内外交困中分别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契机启动了近代化教育的巨轮。日本在明治时期的40多年里不断更新教育制度，并由此建立了一套强有力的教育系统；而中国虽然前有洋务运动后有戊戌变法先后对教育进行改革，但始终没能彻底改变封建的教育制度。 在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之后，政府把教育作为文明开化政策的重心，并派考察团到欧美各国学习考察，有力得推动了改革。1871年废藩置县刚结束，明知政府立即设立了文省声，统辖全国的教育事业，第二年又颁布教育改革法令--《学制》，正式开始改革。1879年又以《教育令》取代《学制》，1880年的《改正教育令》又对《教育令》作了修改。为了维护新建立的近代天皇制，1890年以天皇的名义颁布《教育敕语》。除此之外为保证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政府在资金投入上也不遗余力，在经费的筹集和投入上采取了强制性和保护性的措施，教育经费的来源有了充分的保障；不但中央拨款，民间的赞助也成为学校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何桂端：《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时期中日教育改革比较研究》，哈尔滨学院学报，6] 而在中国，洋务派虽然也很重视教育改革，设立了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和技术学堂等30多所学校，但是始终没有统一的学制来对教育进行管理，并且，改革是在西太后的“授权”的情况下进行的不可能初级封建专制及其相关联的封建教育制度，改革流于形式，新式学堂没有得到发展。 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虽然一次又一次得上书要求进行教育改革，但他们他出的教育措施只局限于知识分子，没有涉及到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政府对教育改革也不够重视，兴办的新式学堂大多夭折。 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为了改变日本的落后状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明治政府采取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吸收方式，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推行了西方的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与此相比，中国则是伴随着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所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片面、孤立地吸收，在不同时期所吸收的西方文化是割裂的，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整体，加上受到当时种种政治力量的牵制和阻碍，致使中国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政治体制和落后状态。 四、人物及思想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历史进程的影响特别突出，中日两国近代化道路上所出现的人物或类似落迥异，存在着解很大的可比性。 中日两国改革中的领导阶层具有很多不同点，这也是两国改革朝着不同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 首先，是有无统一并且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明治维新是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下进行的；中国的洋务运动却始终缺乏有力的规划和领导，戊戌变法的领导者是被几个知识分子 拥护的没有经验没有实权的皇帝。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功地实现了领导核心的转换，将政治权力集中于以明治天皇为首的具有改革开放的下级武士的手中。[高旺：《晚清宪政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分析》，求索，5]他们相信即使现代化以为着丧失他们的特权也是值得向往的。因此，国家政权掌握在下层武士手中，对改革是相当有利的。明治维新是一种国家的行为，自始至终贯穿着国家政权的权威。[何明良：《浅论中国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差异性》，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2]洋务运动时期虽然名义上有清政府的各项政令及总理衙门的管理，但实际上只是李鸿章等人在地方上的各自为政，兴办“洋务”，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力量分散，难以对清政府的统治构成威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作了大量的宣传，使维新思潮传播开来，但由于反动势力强大，光绪皇帝及康梁等人对于慈禧太后为首的的顽固势力所发动的政变无能为力。 清末宪政改革中，政治领导集团并没有彻底现代化的决心和勇气，在改革上就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在内忧外患必须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巩固原有的体制，以至于难以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 其次，领导人本身的能力和经验也有很大的差异。 明治维新领导人同藩主有较密切的联系，对藩内政治改革也有较多的发言权，同时又比较了解下层武士的动向；在参与藩镇改革中比较巩固得掌握了藩内实权，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的政治谋略和行政才干是戊戌变法领导人所不能比的，他们善于利用形势，维新前，矛头直指幕府，争取和利用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平民乃至农民的武装。维新成功后，对封建贵族采取赎买政策，显著减少了封建阶级的反抗激烈程度，保证了实施改革所必须的政治安定局面。对西方有进一步的了解，从1871年到1873年，明知政府曾派改革派大臣木户孝允等人组成考察团到欧美各国考察。[方雪利：《近代日本和中国社会变革一成一败原因浅析》，吕梁高等专科学院学报，2] 相对来说，戊戌变法人物则缺少谋略。他们不注意团结社会各种势力，以减轻维新的阻力。在维新运动初期，对实力最强的李鸿章派系加以排斥。在处理翁同合问题上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至于同民众运动的联系就更谈不上了。中国维新派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对封建势力的反动性也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心里准备，在顽固势力发动的无须政变时，大多没有勇气面对而到处寻求庇护。在策略上，没有条理，维新短短的103天中，上书无数，，内部分轻重缓急，并且几乎没有一条能够扎实贯彻下去的。[刘越英：《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若干条件之比较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1]作为书斋型的改革派，康梁等人没有到国外做系统考察的经历，完全凭自己的主观发动维新，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如李鸿章、张之洞等，本身就是封建官僚，虽然学习西方，但引进的只有技术，不可能初级封建统治，各派系为扩大自己的势力又不断斗争，削弱了改革的力量，最终免不了失败。 再次，领导人人的对比。 佐久间象山和魏源。两人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所持观点也有所不同，佐久间象山认识到了研究自然科学的重要性，形成了与传统儒学相抵触的思想；而魏源始终认为“师夷长技”，信奉“器变道不变”，没有吸收西方近代科学精神和理性思想。 吉田阴松和康有为。他们都是西方近代思想的传播者和改革者。吉田久经政治风浪的考验，富于大无畏的精神，他以他的声明实践了“由当杀身成仁”的誓言，并影响他的学生继续战斗。中国的维新派也富于献身精神，但一旦事到临头，惟有“大众痛哭不成声”，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到处寻求庇护以保其身，无一人挺身而出收拾残局。[吴嘉延：《戊戌与明治时期中日维新运动之比较》，世界历史，4] 明治天皇与慈禧太后。明治天皇学习新知识，对当时社会形势有相当的了解，具有改革精神，大力推行明治维新运动，终于实现了日本的近代化。而慈禧太后却相形见绌，作为封建旧势力的代表，所希望的只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势力，维护封建专制，因循守旧，排斥西方近代思想，根本不可能推动中国近代化顺利实现。[姜铎：《慈禧与洋务运动》，历史研究，4] 福泽谕吉和梁启超。他们分别是中日两国近代化思想的启蒙，并对本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