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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追求杂志电子版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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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追求杂志电子版阅读

要算清楚人之一生能读多少书,先要从读书方法讲起。读书,一般分为、精读、略读、泛读和精读。顾名思义,略读,就是快速跳跃浏览,略过细节,以求抓住文章大概足以。据统计,以速度论,受过严格阅读训练的人,每分钟大约可读3000~4000个字。一般,这种阅读法,是针对不需要深层次理解的文章或者书的,比如武侠、言情小说,或者蛋疼书、口水书、看完一遍用来擦屁股或盖酱缸的杂志、报纸之类。因此,其理解率,约能达到50%~60%,足以。所谓泛读,就是指泛泛而读,无非看看标题,浏览浏览内容,以最快的速度抓住全书的筋骨脉络而已。其阅读速度,比略读慢,约为每分钟400~500个字,大约两分钟,能读完一页书。其理解水准,一般停留在浅尝辄止、不求甚解的水平线上。于谦诗:“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本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大概是说这种读法吧。精读,就是深入细致地研读。叶圣陶老在 《<精读指导举隅>前言》中说:“像这样把精读文章作为出发点,向四面八方发展开来,那么,精读了一篇文章,就可以带读许多书。”将薄文读厚,短文读长,一句顶一千句,就是精度的目的。想想,要深入,还要细致,还要研读,那这种读法,在时间界限上,自然就没有上限,在阅读速度上,也就没有了下限。✦✦✦好,弄清楚了读书的大概方法(实际上书有千百种读法,这种分法,只是为了建个参照系,好算),咱再算算人生几何,能读多少的问题。古语有云:“人生七十古来稀”。俺们这代人,天天上网看美女、帅哥,眼神好;日日敲键盘聊QQ,活动量够;外加西餐、中餐、泰国餐、日本生鱼片、韩国料理搭配,生活营养好、质量高,就算平均活个80岁吧。胎教、幼儿园,那是识字阶段,咱就掐了去,不算。从上小学,7岁算起。7岁到八十岁,73年,26280天。套用前面读书三分法中的读法。除去上班、工作、吃饭、睡觉、做爱、撒谎之外,我们一生略读的东西约有十多亿字。这个数字,没有实际意义。为甚?大概让我们上网溜达、翻阅报纸、看没营养的餐牌、痔疮小广告之类,消耗掉了。我们甚至可以将这一部分不计入那四小时中。那么,我们能计算的,是泛读和精读。平均搅和一下,每小时能读二十页书,算是不错的成绩了。一本书约算20万字,算200页左右,约三天读完一本书。73年,能读8700本书。很多吧。但实际上呢,人是做不到这么风雨无阻的。就算你意志力够强,五五分成,一生,大约能读到4500本书。这4500本书,你是无法做到全部都精读的。按照80/20原则分一下,其中,大约20%你精读过,那么大约是900本书。900本书分下来,大约每年你能精读12本书,一个月,最多能精读一本书。甚至,很多人,一年到头,都是泛泛而读,不曾精读过一本书。其实,我们真正读过,沉淀在我们脑海中的书,如孔乙己盘中的茴香豆,“多乎哉,不多矣”。✦✦✦上面有兄弟问了,这样算着读书,有什么意思呢?其实呢,这啥事,本没有意思,但你仔细想呢,意思就有了。比如:我们认为我们一生有很多时间,来日方长,其实呢,我们根本就没有那么多时间。比如读书。杜甫有诗:“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那么,古人所谓万卷,到底是多少呢?一部《二十五史》,3782卷。一部《全唐诗》,500卷。一部《资治通鉴》,294卷。就连一部小小的《古文观止》,也多达12卷呢。古人之所谓一卷,大约相当于现代人读书之一章,不超过30000字,少则不到4000字。一个人一天读个3~4卷,从7岁算起,如果每日不辍的话,不到20岁,就已经破了万卷了。但其实呢,很难破得了。想想,一天看《古文观止》3~4卷,能消化的了吗?所以,实际速度要慢很多。古人读破万卷,便可下笔如神。纵观自古至今,有几人能下笔如神?也就是说,古今中外,读破万卷的,其实不多,几可屈指而数。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我们之一生,用来读书的时间和真正读有用书的量,远比我们计算和想象的要小。古人遥远,我们举个能看得到,甚至摸得着的近现代学人,来佐证一下。梁启超,被目为神童,16岁中举,一生读书广博,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其一生著述达1400万言。这可算是很能读书的人了吧?他在“竭三日之力”“专凭忆想所及”的《国学要目及其读法》中,所开列书目名称达200左右。虽然他也提到了《四库全书》,但提倡只读其提要。如此算来,一生精读200本书,已可有所树见,堪称“家”了。而想我辈读书,忽忽几十年,仍一无所获,足见远未读到此数。✦✦✦其实,读书,是没有定规的。读多少,算够,怎样读,成“家”,也是没有方法和公式可以去计算的。特别是出版水准越来越高,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媒体越来越发达的当代。想古人,所读书大多靠抄写,后来虽有印刷,但书籍大面积传播,还受到交通物流的限制。而现在,一本书,可以多语言,不同国家,同步出版上市。我们不仅要读中国书,还要读外国书。书的种类与出版速度,正以几何级成长。一家普通大学的图书馆,藏书以十万种计。一家大型的图书馆,藏书以数百万种计。据说,美国国家图书馆,其藏书更是达到了惊人的九千多万种。书的语言种类,更是达到了470多种。就以中国而言,每年所出新书多达二十多万种,图书市场供应,更是超过了四十多万种。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现在算是彻底掉进了书的海洋,每年所能读的书,不过沧海一粟。再想想现在的网络,其传播速度,一秒钟绕地球九圈半。书若搬到网上,一起往你电脑中灌,一秒种,就会将你的电脑塞暴。加上那些曾出不穷,只需要过眼,不需要过脑的漫画书,绘本书,照片书,图画书;以及那些需要眼耳并用的多媒体书。还有那些怎么看也不像书的电子书。而那种纸质的,需要一本本堆放在书架上,或者床头来读的书,越来越变成了过时的精神消遣。现代人越来越追求需要花费大量金钱、时间和精力支撑的奢侈享受,比如电视、电影,乃至如《阿凡达》那样需要用巨型屏幕,戴上专用眼睛才能看的3D电影。大部分书除了用来刺激感官、追求一下眼球之外,剩下勉可一读的书,也正在变人们酒后茶余附庸风雅的谈资,很多所谓的“书生”或者“知识分子”,拿书当遮羞布,或者垫脚砖,而不再当作对真理的追求,科学的探索,哲理的思考,艺术的品味……读那些非消遣性的书,在越来越多人的眼里,变得不合时宜。所以,此时,谈所谓“一生能读多少书”,其实就是一个伪问题。读书,对于很多人而言,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甚至,跟他的人生,事业,根本就挂不上钩,也帮不上忙。读十年书,在商场、仕途上所起的作用,还不如包两个红包来得有效。而那些真正把书当书读的人,却大多因为生计艰难,竞争惨烈,逐渐放弃了精神家园。满意的请采纳哦!

李侃,1945年参加革命,历任本溪市民主青年联合会主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科长、办公室副主任。1957年任高等教育出版社副秘书主任。1958年8月调中华书局,先后任编辑室副主任、副总编辑。  李侃1958年7月进入中华书局,同时也开始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其充分利用“业余”时间,有系统地阅读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对各种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论文和学术动态,也留心阅读。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国内报刊上已发表了一百几十篇文章。  1983年12月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担负的社会工作主要有,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孙中山研究学会理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分编委及清史(下)卷主编、《中国史学年鉴》主编、《真理的追求》杂志兼任主编。  于2010年7月1日18时2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钱学森,中国著名科学家。1911年12月11日出生,1929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35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次年转入加州理工大学,师从著名的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1939年获博士学位。在这期间参加了美国早期火箭的研究工作。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胜利以后,他随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去欧洲考察欧洲国家火箭发展情况。从1950年开始,他受到美国政府的拘留、监视长达5年之久。 1955年9月l?日回国后.钱学森任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1956年他给国务院写了《关于我国国防航空事业的意见书》,被任命为航空工业委员会委员。1957年钱学森担任国防部五院院长。从此开始他作为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技术领导人的经历。为新中国的导弹和卫星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1986年,钱学森当选为中国科协主席。1989年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授予钱学森”小罗克韦尔奖章”和”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称号,表彰他对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和系统工程理论做出的重大开拓性贡献。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和”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 伽利略对亚里士多德的一个经典理论:如果把两件东西从空中扔下,必定是重的先落地,轻的后落地提出了怀疑。伽利略认为不管是轻的还是重的,他们从高空落下时,都同时落地。当时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被奉为金科玉律,自然没有人相信伽利略的话,于是伽利略决心搞一次实验,让人们亲眼看看。 这天,年轻的伽利略宣布要在比萨斜塔上进行一次试验,一些教授大为不满,便一起到校长面前告状。校长听了也很生气,但转念一想,这样也好,让他当众出出丑,也好杀杀他的傲气。 当伽利略左手拿一个铁球,右手拿要重十倍的另一个铁球爬上斜塔七层的阳台时,塔下已是人头攒动,比萨大学的校长、教授、学生,还有许许多多看热闹的市民。就在这时,还是没有一个人相信伽利略会是对的。 伽利略将身子从阳台上探出,当他两手同时撒开时,只见两只球从空中落下,齐头并进,眨眼之间,"咣当"一声,同时落地。塔下的人,一下子都懵了。先是寂静了片刻,接着便嗡嗡地嚷作一团。 这时,伽利略从塔上走下来。校长和几个老教授立即将他围住说:"你一定是施了什么魔术,让两个球同时落地,亚里士多德是绝对不会错的。"伽利略说:"不信,我还可以上去重做一遍,这回你们可要注重看着。"校长说:"不必做了,亚里士多德是靠道理服人的。重东西当然比轻东西落得快。这是公认的道理。就算你的实验是真的,但它不符合道理,也是不能承认的。"伽利略说:"好吧,既然你们不相信事实,一定要讲道理,我也可以来讲一讲。就算重物下落比轻物快吧,我现在把两个球绑在一起,从空中扔下,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道理,你们说说看,它落下时比重球快呢还是比重球慢?" 校长不屑一答地说道:"当然比重球要快!因为它是重球加轻球,自然更重了。"这时一个老教授忙将校长的衣袖扯了一下,挤上前来说:"当然比重球要慢。它是重球加轻球,轻球接拉它,所以下落速度应是两球的平均值,介乎重球和轻球之间。" 伽利略不慌不忙地说道:"可是世上只有一个亚里士多德啊,按照他的理论,怎么会得出两个不同的结果呢?" 校长和教授们面面相觑,半天说不出话来。一会儿才突然醒悟到,他们本是一起来对付伽利略的,怎么能在伽利略面前互相对立起来呢?校长的脸一下红到脖根,气急败坏地喊道:"你这是强辩,放肆!"这时围观的学生轰地一声大笑起来。伽利略还是不动火,慢条斯理地说:"看来还是亚里士多德错了!物体从空中自由落下时不管轻重,都是同时落地。 听了伽利略的这几句话,校长和那些教授再想不出一句反驳的话来,于是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就这样轻易地被这个初生牛犊推翻了。 生平和学术生涯

第八课短文两篇(八年级人教版) 8短文两篇 巴 金 教学目的 1.学习散文诗优美的语言,蕴含着哲理。 2.理解作者对人生、对生活的一种希望和信念。 教学重点、难点 1.课文中的联想与想像。 2.理解作品的主题。 教学时数: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预习 1.给下列加点字注音。 呖谷(y6ng)一撮灰(cuo1) 皓月(hao4)妲娥(heng2) 2.解释下列词语。 皓月:明亮的月亮。 露台:晒台。 yang谷:古书上指日出的地方。yang,日出。 二、导入 无数人咏叹太阳和月亮,留下了美好的诗篇。作者在特殊的年代里,对着这永恒的星球发出了自己的感叹。在《日>中,作者显然在飞蛾扑火、夸父逐日中寄托着深意;而寒夜里面对如镜的凉月,想起了嫦娥奔月,又是一种别样的心情。 作者简介: 巴金(1904~ ),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早年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学习,后赴法国巴黎学习。回国后长期从事著译。曾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建国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家>、中篇小说<憩园>和随笔集。其散文思想深刻,语言优美,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三、朗读课文,初步体会作品的主题 让学生交流读后心得。 四、精读《日》 学生朗读《日》一文。思考:文章按怎样的思路展开的?如何理解作品的主题? 学生讨论、交流。 明确: 这篇散文诗仅仅250余字,却浓缩着丰富的感情,它像一团火,炙烤着读者的心灵。 开头两段,作者把自己的感情形象化,先是赞美飞蛾,因为它是为追求光和热而被灯火烧死的,接着又怀念夸父,因为它是为追赶日影而渴死畅谷的。这是作者思想感情形象化的表白,他所歌颂的是追求光和热的执着态度,是为了得到光和热不怕粉身碎骨的献身精神。飞蛾和夸父的形象,是作者思想性格的真实写照。 三、四两段,对追求光和热的献身精神正面展开议论,指出了生命是可贵的,但为了追求光和热应该不怕牺牲,并且还指出追求光和热的目的是为了给人间争得光明与温暖。这里渗透着进步的价值观、生死观的理论原则,言简意赅,发人深思。 第五段,作者又进一步明确地表示自己的决心。自己愿作人间飞蛾,为了追求光和热,飞向日球,失去知觉,化为灰烬,在所不惜。这是作者庄严的宣言,具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 热情洋溢、感情奔放是巴金作品的突出特色,《日》一文便是凝聚着炽烈的热情的佳作。作者歌颂了不顾一切追求光明的精神,表露出不可遏制的为真理而勇于献身的思想,表达了为国家、为人民发光、发热,直到烧成灰烬的决心和意志。它蕴含着哲理,奔涌着热情,堪称“字挟风霜”、“声成金石”的艺术精品。 五、指导学习《月》 学生以小组形式,通过自主、合作、探究的方式来学习<月>。 学生自由朗读《月>,提出问题,共同解决。 提问:月亮在这里带给作者最突出的感觉是什么?你是通过文章中的哪些描写体会出来的?这里所表现的意境,能使你联想起古诗文中的哪些诗句? 学生讨论、交流。 明确: 月亮在文章这里带给作者最突出的感觉是寒冷。 相关的描写句子有: “寒夜对镜,只觉冷光扑面。面对凉月,我也有这感觉。” “我望着明月,总感到寒光冷气侵入我的身子……觉得自己衣服上也积了很厚的霜似的。” “的确,月光冷得很”。 “月的光是死的光。”…… 作者笔下的月给人的是寒冷、阴冷,让人冷静,不同于日带来的热情洋溢。 学生交流写月的古诗文,进行整理归类。 (一)月,呈现不同的形态。 “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白居易<暮江吟>)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李煜<相见欢>)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李白<渡荆门送别>) “浮光跃金,静影沉璧。”(范仲淹<岳阳楼记>) (二)月,撩拨满腹的愁绪。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李白<静夜思>)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张继<枫桥夜泊>)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李商隐<无题>) (三)月,包含着瑰丽的想像。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陶渊明<归园田居>)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辛弃疾<西江月>)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月下独酌>) 六、组织学生讲神话故事 如“夸父逐日”、“嫦娥奔月”等神话故事,小组之间进行比赛。 七、小结 <短文两篇>是巴金建国前创作的散文诗。它散发着作者忧郁而热情的青春气息。 。 《日》表现作者热情洋溢的一面,在那个“没有了光和热”,只有“黑暗的寒冷世界”,“我愿做人间的飞蛾”,“飞向火热日球”,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表现了作者对真理的追求。 《月》则表现作者细腻幽静的一面,作者赞颂妲娥为了一个不知名的理想而放弃原有的一切,“妄想”改变“月”这个冰冷的星球。妲娥是作者理想精神的化身。 这两篇短文都表现了作者对人生、对生活的一种希望和信念。 八、布置作业 1.研讨与练习三。 2.选用课时作业优化设计。综合性学习·写作·口语交际到民间采风去一、活动目标1.借“采风”引导学生关注生活、思考生活、欣赏生活、热爱生活。2.培养学生运用问卷调查、采访、搜集整理文献资料等方法的能力。3.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加工分析资料的能力。二、活动内容方法与形式方法:1.问卷调查 2.访问座谈 3.查阅文献 4.摄影录像活动形式:1.角色扮演 2.研讨辩论 3.编写报刊 4.举办讲座 5.举办展览活动内容:见教材三、活动建议1.因地制宜,因人而异,根据本地情况和学生实际确定活动主题,不求大而全,务求有实效,力求充分激发学生兴趣,积极认真投入到活动中去,在活动中增长知识,增强能力,尤其增加学生的生活体验,以此弥补课堂教学之不足。2.选题应充分尊重学生的自主性。本单元多项活动内容(家乡素描、认识方言、乡土发现、节日等)应由学生自由选定,自由组合,教师不宜强行指定。3.教师少干预多指导。指导学生根据选题制订计划,指导学生采用研究手段,为学生查阅资料提供帮助,鼓励学生用富于创造性的方法表达自己的采风结果。整个过程应由学生自行完成。4.注重评价。切忌虎头蛇尾不了了之。评价标准:侧重态度,侧重过程(占60%),兼顾活动结果(占40%)。评价方法:①评比②展览③学生自我评估④学校与社会评估(如校园橱窗陈列,新闻媒体报道等)。四、活动方案示例示例一:搜集“地方民谚”活动①确定研究方向与目标。②研究手段及工具:录音、笔录、文献检索、采访专家③制订活动程序:搜集民谚——阅读理解——深入研究——撰写论文。④整理有关资料,形成最终结果(或表演,或编写词典或做报告或写论文)视参与者的爱好及研究结果而定。具体过程:1.搜集民谚由于民谚来自农村,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有许多农谚已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伴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被人们淡忘。所以,要想真正地获得第一手材料,要特别关注那些年长的老者。为了方便他们采访,我首先给同学们上了一堂文明礼仪课,教会他们如何深入调查,如何文明采访,如何使用采访工具(录音机、照相机等),如何尊重老人等等。为了方便工作,我们还请了地方文史研究人员来指导他们确定采集的地点和采访的对象。2.阅读理解要教会学生如何阅读自己搜集来的民间农谚和理论文章,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要求学生不搞信息封锁,提倡资源共享。通过互相交流,拓展阅读视野。我们给他们耐心讲解农谚的一般特点、阅读的基本方法、怎样进行比较、如何欣赏等等。其中方言的演变是我们研究中的一大难题,因为有些搜集到的民谚由于太久远,现代人已不能准确理解其内在含义了。为此,我们又特地邀请了地方的方言研究专家来帮助学生阅读理解。3.深入研究在充分阅读的基础上,我们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让他们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对他们不懂的问题要适时点拨,如农谚的历史演变,农谚的时代性、人民性、地域性等特点。经过讨论研究后,学生们的观点基本一致,便教他们如何去归纳总结自己的观点。学生们又集中在一起画呀,改呀。不久,一张张“观点汇总图”便诞生了。4.撰写论文如何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撰写成文呢?此时教师要发挥主导作用,对于他们的研究成果持欣赏的态度,并对论文写作提出相关要求。当然,我们绝不能以规范的学术论文的标准来衡量它,只要学生在文章中有自己的独特视角、独立思考和独到见解就行,哪怕是胡思乱想,异想天开(当然没有实践的胡编乱造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所获得的生活体验和研究经验也许是他们在书本中永远也学不来的。附:学生研究性学习成果沭阳地方农谚《九九歌》评析寒假里我们到民间采风,在几位老人的帮助下收集到了我们沭阳的两首农谚——《九九歌》。仔细读来,深感韵味无穷,我们不禁为我们先祖们的智慧所惊叹。沭阳虽不是什么人杰地灵的地方,但也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千百年来,祖先们在这块大地上辛勤劳作,创造了灿烂的民族地方文化。我们收集到的这两首《九九歌》,不但对计算气候时令十分方便,而且它通俗形象,内容丰富,涉及很多方面,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充分地显示出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也透视出沭阳地方文化深刻的内涵。《九九歌》之一一九和二九,满天寒气冷飕飕;三九尖嘴九,滴水变成冻琉琉; 最冷是四九,冰上行人结队走;五九回阳九,沿着河岸插杨柳; 六九解冻九,渐渐舒开两只手;屈指数七九,脱下棉衣把路走; 时节交八九,家家户户犁耙修;张口说九九,牛鞭遍野响不休; 九九尽了九,冬去春来花草稠。《九九歌》之二扳指数九冷风来,毛衣外套滑雪衫;二九天气变了脸,大衣毛帽不支(顶)寒; 三九四九冰封河,火炉旁边读报刊;五九禽畜圈里看,牛生新犊鸡下蛋; 五六七九春色新,韭黄青菜绿茵茵;八九吹面风不寒,收拾农具忙生产; 数九尽了草木青,红红绿绿新春衫。通过阅读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两首民谚有如下特点:一、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两首农谚每首只有短短九句或七句,但却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九九歌》的命名,反映了沭阳人民的文化价值取向。我们中华民族向来以“九”为大,认为“九”是最吉利的数字,如“九九重阳”、“九九归一”、“九五之尊”、“一言九鼎”等等。名为《九九歌》,第一首歌正好九句,暗合“九”意。由于五六七九天气的变化不太大,所以第二首便合三为一:五六七九春色新,韭黄青菜绿茵茵。读起来更加简洁易懂。另外,从一些语句中可以透视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审美观。我们知道,“红色”是喜庆的象征,“绿色”充满了生命的活力。红绿相配不仅符合大自然的配色规律,而且具有一定的艺术魅力。充满智慧的沭阳人民也许早已发现了这一规律,沭阳的俗语中便有“红配绿(方言读lu,入声),看不足(看不厌)”的说法。所以第二首谚语便有“红红绿绿新春衫”之说。二、形象生动的语言两首农谚中使用了许多方言俗语,当地人读起来倍感亲切自然,充分表现了地方语言特有的淳朴和深刻,即便是外地人也能从中品味到其语言的形象性、生动性。如“尖嘴九、交、冻琉琉”等词。“尖嘴”在沭阳方言中意为“厉害、刻薄”,如,“这个人尖嘴毛唇的”,在这里充分表现出天气的干冷无情;“交”在沭阳方言中为“到”意,如“他交新年十八岁了”。“冻琉琉”指冬天雨雪天在屋檐下结挂成的冰柱,在本地还常用来指透明的物体,如称玻璃球为“琉琉球”。还有一些表现物象的词语,准确地表现出数九天不同时节人和物的不同表现。有的再现了数九寒冬冰天雪地的酷冷,如:滴水变成冻琉琉。有的写出了寒冬中人们行动的艰难,如:冰上行人结队走。有的写出了春回大地,人间焕发出的新春喜庆气息,如:沿着河岸插杨柳、冬去春来花草稠、数九尽了草木青、红红绿绿新春衫。在言语表达中,两首农谚充分体现了民歌的感情朴素、纯真、活泼的特点。如有一处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来表情达意,如:二九天气变了脸。写出了二九天气的寒冷无情,变化无常,时而寒风凛冽、寸步难行,时而北风呼啸,滴水成冰。我们也能从中想像出人们在风中缩头拢袖的情景,形象生动,表意深刻。三、真实独特的感受这两首农谚,把人们在不同时节通过各种感官所获得的不同感受描述得淋漓尽致。如通过视觉来写时令景物的变化,如:冬去春来花草稠、韭黄青菜绿茵茵、红红绿绿新春衫、数九尽了草木青;通过触觉来写人对冬季来临的无奈和对春回大地的喜悦:扳指数九冷风来、满天寒气冷飕飕、渐渐舒开两只手、八九吹面风不寒;从听觉上来写入冬后寒流南下,北风呼啸的独特感受:一九和二九,满天寒气冷飕飕;还有写了春回大地,牛鞭不绝于耳的声响:牛鞭遍野响不休。这两首谚语,还形象巧妙地通过入冬以后人们随时令而变的所有穿着打扮来表现对冬天的切肤之“感”,如:毛衣外套滑雪衫、大衣毛帽不支寒、脱下棉衣把路走、红红绿绿新春衫。四、鲜明的时代特征尤其让人欣喜的是两首农谚虽同出一地,形式上如出一辙,但内容却有所不同,从中可以透现出民歌的人民性和时代性特点。几千年来,农业生产一直是华夏儿女生存发展的根本。一年之计在于春,作为勤劳的农民,最紧要的应该是适时而耕、及时劳作。农事大于一切,所以要“家家户户犁耙修、收拾农具忙生产、牛鞭遍野响不休”。当然也充分反映了过去人们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从事农业生产仍然要依靠笨拙的木制农具和工作效率极低的耕牛。而在第二首中,却出现了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现代的时髦名词:毛衣外套滑雪衫、火炉旁边读报刊。这些名词的出现,充分地表现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精神文明的追求。前后比照真可谓是沧海桑田,翻天覆地!五、科学准确的结论这两首农谚还形象地揭示了生物的周期性现象与时节气候的关系,与现代科学家竺可桢的物候学理论研究成果竟不谋而合,如:五九回阳九,沿着河岸插杨柳;九九尽了九,冬去春来花草稠。农谚中“五九回阳九,沿着河岸插杨柳”之说,这里的“回阳”是有科学依据的。地理学、天文学研究表明,从冬至日也就是开始数九之日始,太阳已从南回归线渐渐向赤道转移。到了五九时节,天气明显变暖,太阳也离人越来越近了,当地的农民的“回阳”之说正与此不谋而合。从气候、物候及农事活动的实际考察来看,这两首歌不仅适用于我们宿迁一带,还大体适应于黄河流域,对于指导农副业生产和日常生活,都有一定的作用。“当然由于我国地域辽阔,气温变化、气候寒冷的程度不同,《九九歌》也因地而异。晋冀鲁豫等北方地区流传的是:“一九二九莫伸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江浙沪等南方地区流传的是:“头九暖,二九寒,三九冻得百鸟乱,四九腊中心,冻死腊虫精,五九四十五,刀斩勿入土,六九五十四,再冷无意思,七九六十三,衣帽两可挽,八九七十二,猫狗找阴地,九九八十一,百草报青叶。”这些都生动地反映了冬至后的八十一天中,气温变化的客观规律。但不知怎的,读起来好像都没有我们所采集到的这两首农谚亲切自然,因为它语意中还透着一股家乡的泥土气息和甘醇如酒的亲情!(资料来源:)示例二:民俗文化调查活动准备:1.开始布置:教师动员,阐明“民俗文化调查”制作的目的和意义,让同学们按照各自实际情况自由组合,以3~5人为一组,制定题目并上交教师审阅。2.提出要求:教师根据各小组上交的题目,讲授题目制定的科学性和制作要求:封面设计要有标题、作者姓名、制作时间、班级等;内容排版美观,一定要有图片,正文内容不得少于3页;制作时间不得超过一个学期。3.搜集素材:各小组按照要求和题目去搜集,包括书刊、杂志、CD—ROM等。4.讲授方法:介绍一些计算机编辑软件及使用方法。5.成果制作:利用WPS、WORD、PHOTOSHOP、VB等软件设计制作。活动成果:由于学生选题的范围广泛,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因而丰富和补充了课堂教学内容,在地方乡土史调查、专题史、文化史等方面。如《家乡城建史》《宗教建筑史》《茶楼建筑史》《民间忌语》《歇后语研究》《春节礼仪的沿革》《点心与小吃》《徽菜与徽文化》《宣纸历史研究》《牌坊与贞节、礼教》等。学生须自己搜集素材、编辑展览,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必须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去搜集素材和学习,改变了过去作业形式的单调性,这是一种质的变化。这个网站相当详细,并且免费的,教案,课件,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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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的四种理论》(<美>韦尔伯·斯拉姆等)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资源链接:链接:-Wayn4nug 提取码:919a书名:报刊的四种理论作者:<美>韦尔伯·斯拉姆等译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豆瓣评分:6出版社:新华出版社出版年份:1980年11月页数:182内容简介:50年前,即1956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推出了3名新闻学者撰写的《报刊的四种理论》(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一书。该书共论述了新闻媒介的四种理论模式,即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论和苏联共产主义理论模式。一时间,该书和它的3名作者声誉鹊起。学界公认,此书开了比较新闻学之先河,以其鲜明夺目的标题填补了大众传播文献的空白,揭示了新闻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它不但在美英等国被当作教科书,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与争辩,得到美国领导团的赏识,美国新闻学荣誉学会曾授予研究奖章,而且还被译成多种文字,“属于最畅销的非虚构类书籍”⑴,成为新闻史研究的经典。在我国,《报刊的四种理论》(下文简称《四种理论》)的中译本自1980年公开出版以来,对我国新闻学界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对于这样一本经典的新闻理论著作,我们理应细细研读。下面我将浅析一下该书作为新闻理论研究经典的生成、消解及其在新闻史上产生的主要影响。一、《四种理论》作为新闻理论研究经典的生成1、满足社会需求《四种理论》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不论是从美国传媒环境来说,还是从整个社会环境来说,那个年代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从美国传媒环境来说,战后美国传媒业的发展,以报业发展呈现出兼并的倾向和电视业的迅速发展为突出标志。传媒业的兼并导致垄断化和集中化趋势,造成消息来源的单一化,破坏了传媒信息内容的多样化,这同美国立国时即确立的言论、观点的多样化原则显然格格不入;此外,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作为私有的营利企业的美国传媒业,受追求利润的目的驱动,不时出现滥用新闻自由、大量刊播耸人听闻、低级庸俗内容的现象;同时,由于广电传播的频道/波段等电讯资源是有限的,而且会相互干扰,所以需要实行统一的电波管制……这些都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原则逻辑构成了挑战,促使美国社会极力寻找应对办法。研究界围绕着传媒——政府——公众的关系,对传媒自由主义理论进行深入反思,探索传媒的社会责任,也就势所必然。就整个社会环境而言,当时正是冷战时期。战后美国国际地位的上升、美国社会参与国际事务的欲望的高涨,必然使其产生了解其他国家的情况的愿望。在新闻传播领域,这种愿望则体现为研究其他国家尤其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传媒体系。《四种理论》就是由与传媒的社会责任研究相关的四篇文章汇编而成,对传媒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一定程度上能够应对美国传媒业所面临的困境。第四部分对共产主义理论的研究则能满足人们了解苏联传媒体系的欲望。可见,本书的出版很大程度上迎合和满足了当时美国的社会需求,书中对社会责任理论的系统阐发,更是大大促进了此理论在美国及西方国家的推广。这样一本满足需求的书便理所当然的成为新闻传播学中的经典之作。2、作者的声望地位《报刊的四种理论》是由美国伊利诺大学教授弗雷德•西伯特(Fred SSiebert)、西奥多•彼得森(Theodore Peterson)和韦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三人合作出版。这三个人都是美国新闻界的权威人物。本书的第一作者西伯特是美国传媒法领域的先驱学者。他撰写了关于新闻自由和新闻传媒业的权利及特许权的许多重要著作,曾担任传媒机构的法律顾问,并制定了新闻传媒业和出版业群体所追求的法律条款。他还是一位新闻教育家,长期担任伊利诺大学和密歇根州立大学一流的新闻学院的院长。他在新闻学领域尤其是新闻法学研究领域成果卓著,于1962年获得美国的杰出贡献奖。彼得森是伊利诺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首任院长。由于彼得森在新闻学研究与教学中的杰出成就,他曾多次荣获美国的各种教育奖项。在这些荣誉中,彼得森本人最珍视“伊利诺大学杰出本科教学奖”,这位知名学者深深热爱本科教学,他与美国全国各地他的许多昔日的学生保持通信联系。在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他为美国传媒业培养了大量人才,他的学生许多后来成了纽约杂志业中的领导者。而传播学大师施拉姆在此书出版前,已经分别于1949年和1954年出版了著名的传播学著作《大众传播学》和《大众传播过程和效果》。除了理论上的声望外,他还出任过事实与数据办公室和战争信息办公室的教育主管,衣阿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之后于1947年到伊利诺大学任教,并创办了美国也是全世界第一个传播学专业的博士生项目。1947年-1955年,他成为伊利诺大学研究型教授,并曾担任该校出版社经理,50-55年期间,他还出任了伊利诺大学传播处主任。1954年,他还曾兼任全国安全委员会的研究项目主任,与政府联系密切。在伊利诺大学,他创建了美国第一家传播学研究所,担任所长。而且更值得一提的是《四种理论》一书的项目,是施拉姆揽来的、由美国全国教会委员会赞助的研究项目。三位作者在美国及全世界的声望大大促成了经典的生成。3、后人的赞誉在传播业界和学术界,人们公认《四种理论》开了比较新闻学之先河,而且它在阐释和发挥“社会责任论”方面有较高理论造诣,被西方新闻学界公认为权威著作,曾获美国新闻荣誉学会的研究奖章。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新闻学教授约翰•梅里尔(John Merrill)说:“几乎所有谈论新闻哲学的文章和书籍都要提及该书,评述或援引其中的观点。”⑵阿特休尔在《权力的媒介》中评价说:“(社会责任这个术语)对在职新闻工作者还是有重要价值的。首先,它给新闻工作者一种积极的精神,即自己是在为社会做出贡献,是在为大众利益操办一项公共事业而工作,比如像英国广播公司。第二,它可以使新闻工作者避免盲目性……第三,它使新闻工作者不计这门行业的经济收入。他可以去选择报道矛盾冲突,因为社会责任要求他这样做,而不是用闲言,色情和暴力这类东西去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之需。第四,它可以消除政府对新闻界进行干涉的威胁……”⑶在我国,由中国人民大学翻译的《报刊的四种理论》于1980年出版之后,得到了新闻界学者的广泛关注,虽然学者们都认识到此著作明显带有冷战思维,但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容忽视的,不少学者认为《四种理论》是新闻理论研究史上最有价值的文献之一,是专业必读书目。对《四种理论》的赞誉最系统的要算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芮必峰了,他认为,该书的历史功绩在于:(1)探究不同社会制度与报刊的关系,这种研究方法对西方新闻学研究产生了影响;(2)对各种报刊体系差异所作的哲学根源上的探究,提升了新闻学的理论层次;(3)“四种理论”模式一直影响甚至左右着后来的媒介理论;(4)西方推崇的“社会责任理论”经过该书的系统阐发得以广泛传播。⑷这些赞誉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四种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生成为新闻传播界的经典著作。二、《四种理论》作为新闻理论研究经典的消解《四种理论》虽然引起了西方学界的普遍赞扬,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这一理论的批评和修正也日见增多,这不断的消解了它的经典地位。1、《四种理论》是冷战的产物就整个社会环境而言,该书出版于冷战时期。当时美国社会中弥漫着以美、苏及其各自的盟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对峙划线、非此即彼的两分法冷战思维方式和“恐红”的反共情绪,这影响着美国对国际问题、国际关系等的看法。冷战式思维,孳生出将世界视为分别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概念,使美国社会对事物的评判,陷入视己方阵营的一切为优,观他方阵营的一切为劣的非理性模式,这些难免要在其社会学科的学术研究中印上烙印。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问世的《四种理论》,对此必然会有所反映。这一反映突出体现在该书的第四部分,即施拉姆所写的“报刊的苏联共产主义理论”部分。施拉姆对“报刊的苏联共产主义理论”的论述后来成为传播业者和学者们批判的重点。对这一部分的批判,焦点集中在意识形态上,传播学者认为,韦尔伯• 施拉姆执笔的这部分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例如,施拉姆写道:“马克思几乎从来没有谈过公众通讯工具问题。”⑸而下面这句话则完全否定了这一点,“交往工业(Die Kommunikations industrie),它或是真正的货客运输业,或者只是消息、书信、电报等等的传递”。这是马克思选集24卷第65页里的一句话,可见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已经明确谈到了公共通讯工具问题。另据史料记载,施拉姆在写作此理论之前,对苏联的传媒体系是通过间接手段了解的,他根本就没有亲自去过苏联。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意识形态的敌意阻止了科学研究对方的可能性,施拉姆可能根本就没有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他对苏联共产主义报刊理论的论述可能只是在看了一系列的也许是有失偏颇的报道和资料后的主观臆断呢?1980年,前苏联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主任扎苏尔斯基教授在其主编的《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一书中就指出,《报刊的四种理论》作为美国新闻学理论的代表作,竭力美化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通讯社、广播、电影和电视,鼓吹这些国家实行的是自由主义传播制度;同时它又对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制度进行了歪曲和攻击,认为这种制度是集权主义的。2、作者与政府和传媒联系紧密1995年,美国伊利诺大学的威廉•伯里(Willam E· Berry)等人撰写的《最后的权力:重议报刊的四种理论》一书,对“四种理论”进行了“总体批判”。书中指出:第一作者西伯特的经历反映了新闻教育与传播媒介的亲密关系。出身于新闻工作者的西伯特,在教书之余,长期担任新闻界的法律顾问,其某些学术研究一直受美国报业大亨的资助。与新闻出版界的“良好”关系使得这本书代表了媒介行业界的某些观点。而施拉姆本人的学术生涯显示了他与美国政治的深厚渊源。《四种理论》第四部分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全球战略议程的一面。⑹由此可见,《四种理论》作者的写作动机和中立立场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理论论述,其论述的客观性遭到学界强烈的质疑。3、“社会”与“责任”界定的模糊正如《最后的权利》一书对“四种理论”进行“总体批判”时所表明的那样,作为理论阐述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在分析中采用的概念和术语多有不周严之处,这突出体现在“社会”与“责任”这两个术语上。首先,“社会”是一个没有表达清楚的抽象概念,如果把它同“国家”(State)这个概念联系起来,不仅会导致语意上的混淆,甚至会引起思想上的巨大混乱。“国家”有时候可以指政府、民族,还可以指社会,如此一来,这三个术语也就含混不清了。⑺其次,“责任”在新闻工作者这里似乎也遇到了难题。英国哲学家格林认为,“义务可由法律强制执行,而责任则不然。除非我们是自由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⑻如果新闻工作者是不自由的,他就不可能尽责,至少不可能对社会公共事业尽责。而如果他是自由的,他就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力,他可以选择为出版商负责,也可以选择为自己的职业负责,还可以凭自己的责任感行事。由此可以看出,“社会”及“责任”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都是语意模糊的。身处不同社会、不同意识形态下的新闻业者,对社会责任的理解会有很大的差异。即便在同一社会形态下,社会责任论中的新闻业者该负责的对象也难以厘清。一名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针对的是什么?为了什么?如果他至少在理论上要对自己所报道的消息的合理性和正确性负责,那么这个责任该归究于谁?这些问题都是《四种理论》尚未阐明的。同时,社会责任还为那些信奉这一学说的人披上了神圣的外衣,提供了一个主张道德尊严的机会,使其行为具有合理性,其实质是为社会上流分子统治者效力尽责。阿特休尔在《权力的媒介》中就指出:社会责任这个术语毫无意思,被当作社会控制的一种途径加以使用。⑼4、基本上没有揭示经济制度对传媒的影响《报刊的四种理论》揭示了新闻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最多的莫过于不同政治制度对传媒的影响,而对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的权利集中及其对传媒的影响所论太少。1984年阿特休尔的《权力的媒介》出版之后,学术界称此书为美国新闻界继《四种理论》之后一本全新的重要理论著作,对经典的《四种理论》第一次构成了重大的挑战。能得此赞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权力的媒介》对由《四种理论》所奠定的经典分类作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它从经济角度把世界新闻媒介这首交响曲划分为三个乐章,分别命名为:“市场经济”乐章;“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乐章、“进步中世界”(发展中世界)乐章。⑽这种分类模式对以“四种理论”为代表的经典模式构成重大挑战。5、“四种理论”无法涵盖现今世界各种不同的传媒体系这四种理论只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媒介体系和苏联共产主义媒介体系做了探讨论述,并且有的详细(如集权主义),有的简略(如自由主义),它忽略了同时代其他种类的媒介模式。而且,随着各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媒介体制的变革,“四种理论”无法涵盖现今世界各种不同的传媒体系,新的理论模式便会应运而生。这也加速了它经典地位的消解。三、《四种理论》在新闻史上产生的主要影响1、开了比较新闻学的先河比较新闻学是20世纪初在西方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是一门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然而,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比较新闻学领域是非常贫瘠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则开了比较新闻学的先河,它将世界上的新闻体制归为四类:集权主义制、自由主义制、社会责任制和苏联共产主义制,前三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体制研究,而第四种理论则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体制研究;同时,作者在绪论中提到,《四种理论》试图对“今天世界上所有不同种类报刊背后的哲学和政治的原理或理论”⑾进行研究,并在书中探讨了政治哲学有关人的本性、社会的性质、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知识与真理的性质等问题。此书这种跨文化、跨学科比较研究的方法,成为比较新闻学最基本的方法,此书也成为比较新闻学的奠基石。到目前为止,西方比较新闻学界的思维仍然没能跳出跨文化、跨学科研究这个窠臼。例如,70年代英国安东尼•史密斯所著的《报纸:世界的发展》一书,便是平行地描绘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报纸进程;1983年,美国学者乔治•马登和安居•格瓦拉编著的《媒介制度比较研究》一书,则比较研究了西方、第三世界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的媒介制度;1987年,劳伦斯•坎才的《传播理论:一个对东方和西方的观察》从文化背景和民族哲学的角度出发,将世界新闻界分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媒介和以中国、朝鲜、印度为代表的东方媒介。跨文化、跨学科的思维在上述著述中清晰可见。2、开启从哲学根源入手探讨新闻理论问题的方法该书对四种报刊体系差异的探讨都是首先从哲学根源上展开的。“集权主义理论,基于从柏拉图到马凯维利几百年来的独裁主义政治思想;自由主义理论基于密尔顿、洛克、米尔和启蒙运动;社会责任理论基于通讯工具的革命及对启蒙运动的哲学的某些行为派的怀疑论点;苏联共产主义理论基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苏联共产主义的专政”。⑿这种探讨方法给我们的新闻研究以启示。正如芮必峰所说:不论这种探索的结果怎样,探索本身就很有意义。它通过自身的研究提高了新闻学的理论层次,为以后的“媒介哲学”研究打下了较结实的理论基础。⒀3、对之后的媒介理论产生深刻影响“四种理论”模式一直程度不同地影响、甚至左右着后来的媒介理论。下面我们将看到,此后提出的其他各种模式,绝大部分都直接间接地吸收了“四种理论”中的若干主要论点或观点。1971年,美国学者拉尔夫•洛温斯坦(Ralph Lowenstein)和约翰•梅里尔在其出版的《媒介、讯息与人》一书中对“四种理论”作了修正,提出了他们的“五种理论”,即权威主义理论、社会权威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自由主义理论、社会集权主义理论。10年后,美国学者威廉•哈希顿(William Hachten)在《世界新闻面面观》一书中提出的“五种理论”则对“四种理论”作出了较大改进,增加了关于第三世界的媒介理论。该模式保留了集权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理论,而将自由主义和社会责任理论合并为“西方理论”(Western concept),并增加了两种新的理论:革命(revolutionary)理论和发展(develepment)理论。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哈希顿模式的指导思想并没有超越前人,他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西伯特、彼得森、施拉姆,以及洛温斯坦、梅里尔都是一致的。1983年,英国学者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在他的首版《大众传播理论》中提出了类似的“六种(5+1)理论”,它们是权威主义理论、自由报刊(新闻自由)理论、社会责任理论、苏联理论、发展理论、民主参与理论。1985年,罗伯特•毕加德(Robert Picard)在《报刊与民主的衰落》(The Press and the Decline of Democracy)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带综合性质的模式。该模式保留并综合了“四种理论”及上述的几种理论,增加了“民主社会主义”(democrocy socialist)理论,提出了“七种理论”,即权威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理论、革命理论、发展理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可见,上述理论模式都只是“四种理论”模式的部分修改或者发挥,它们总体上并没有摆脱西伯特,彼德森和施拉姆的思想窠臼,可见《四种理论》对世界新闻界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注释:⑴郭镇之:《北美传播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39页。⑵John CMerrill,The Dialectic in Journalism;Toward a Resprns:ble Use of Press FBatom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9,97-⑶赫伯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342页。⑷芮必峰:“西方‘媒介哲学’评介”,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4期。⑸韦尔伯·施拉姆等:《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132页。⑹郭镇之:《对‘四种理论’的反思与批判》,载《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1期。⑺同⑶,344页。⑻同⑶,343页。⑼同⑶,342页。⑽同⑶,316页。⑾同⑸,2页。⑿同⑸,7页。⒀同⑷。参考文献:1、郭镇之:《北美传播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2、韦尔伯·施拉姆等:《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3、胡兴荣:《新闻哲学》,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4、赫伯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5、芮必峰:“西方‘媒介哲学’评介”,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4期。6、张咏华:《新闻传媒的四种理论》,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网站7、郭镇之:《北美传播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作者:陈丽 山东大学新闻系作者简介:弗雷德里克·S·西伯特,美国新闻传播学者,媒介法学家。1957年至1960年担任州立密歇根大学新闻学院院长,1960年至1967年担任该校传播艺术与科学学院院长。西伯特是一位杰出的教师和学者,除了与彼得森和施拉姆合著了《传媒的四种理论》以外,他还著有极富声望的历史著作《1476年—1779年的英格兰的新闻自由》和《新闻界的权利和特许权》。西奥多·彼得森,美国新闻传播学者,伊利诺伊大学传播学院首任院长。他与西伯特和施拉姆合作撰写了《传媒的四种理论》,此外,其著作还有《为杂志撰写非虚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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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码:h31a书名:忏悔录作者:卢梭译者:陈筱卿豆瓣评分:3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出版年份:1995-1页数:592内容简介:在《忏悔录》书中,他回忆了自己五十多年的经历,在表白自己“本性善良”的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的种种劣迹,他想强调一个哲理:人性本善,是罪恶的社会环境使人堕落。作者简介:卢梭(1712——1778)是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出生于瑞士日内瓦一个钟表匠的家庭,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哲学上,卢梭主张感觉是认识的来源,坚持“自然神论”的观点;强调人性本善,信仰高于理性。在社会观上,卢梭坚持社会契约论,主张建立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主张自由平等,反对大私有制及其压迫;提出“天赋人权说”,反对专制、暴政。在教育上,他主张教育目的在培养自然人;反对封建教育戕害、轻视儿童,要求提高儿童在教育中的地位;主张改革教育内容和方法,顺应儿童的本性,让他们的身心自由发展,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从封建专制主义下解放出来的要求。主要著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等。酷爱读书卢梭1712年6月29日出生于瑞士日内瓦一个钟表匠的家庭。父亲是钟表匠,技术精湛;母亲是牧师的女儿,颇为聪明,端庄贤淑。母亲因生他难产去世。他一出生就失去了母爱,他是由父亲和姑妈抚养大的。比他大7岁的哥哥离家出走,一去不返,始终没有音训。这样,家里只剩下他一个孩子。卢梭懂事时,知道自己是用母亲的生命换来的,他幼小的心灵十分悲伤,更加感到父亲的疼爱。他的父亲嗜好读书,这种嗜好无疑也遗传给了他。卢梭的母亲遗留下不少小说,父亲常常和他在晚饭后互相朗读。每读一卷,不一气读完是不肯罢休的,有时通宵达旦地读,父亲听到早晨的燕雀叫了,才很难为情地说:“我们去睡吧,我简直比你还孩子气呢。”在这种情况下,卢梭日复一日地读书,无形之中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渐渐充实并滋养了他年幼的心灵。7岁的卢梭就将家里的书籍遍览无余。他还外出借书阅读,如勒苏厄尔著的《教会与帝国历史》、包许埃的《世界通史讲话》、普鲁塔的《名人传》、那尼的《威尼斯历史》、莫里的几部剧本等等,他都阅读过。由于这些历史人物的典范影响和他父亲的谆谆教诲,卢梭深深体会到了自由思想和民主精神的可贵。他既有父亲的爱国血统,又以这些伟人为榜样,甚至言行之间常把自己比作那些历史中的人物。有一天,他在桌旁叙说斯契瓦拉的事迹,在座的人全都很惊讶地看到卢梭走上前去,把手放在熊熊燃烧的炉火之上,来表演斯契瓦拉的英雄壮举。这种早熟早慧的表现,正是卢梭特有天资的最初显露。独立谋生卢梭快活的童年生活很快就结束了,在他13岁时,舅舅决定将他送往马斯隆先生那里,在他手下学当律师书记,希望他能赚点生活费用。但卢梭非常讨厌这种只为了赚钱而缺乏趣味的职业,每天琐碎的杂务使他头晕目眩,难以忍受。马斯隆先生似乎也不怎么喜欢卢梭,常常骂他懒惰愚蠢。卢梭无法忍受这种侮辱,便辞掉了工作。不久,卢梭又换了一个职业,在一位雕刻匠手下当学徒。鉴于以前做书记时得到的不少教训,所以他对这个新工作依命而行,毫无怨言。卢梭本来很喜欢这种工作,因为他爱好会画,挥动刻刀也觉得很有趣,而且镂刻零件,用不着多么高超的技术,所以他很希望在这方面取得卓越的成就。有一天,卢梭在空余时间为几位朋友刻骑士勋章,他的师傅发现后,以为他在制造假银币,便痛打了他一顿。其实,当时卢梭年纪很小,对于银币根本没有什么概念,他只是以古罗马时期的钱币形状,做为模型罢了。由于师傅的暴虐专横,使卢梭对本来喜爱的工作感到苦不堪言。卢梭在师傅家的生活非常不愉快,但这却使他恢复了时隔已久的读书习惯。这种兴趣受到当时环境的限制,不能顺利发展,但愈受限制,学习的兴趣反而愈浓。附近有一个女租书商,经营一家租书店,卢梭经常去那里,手不释卷地看书,有时甚至误了工作时间,受到师傅的责骂和体罚。不到一年功夫,卢梭把这家小店的书全读光了。在这些书的熏陶下,他纠正了许多幼稚的脾气和不良习惯。同时无形之中也在他内心里唤起了更高尚的感情。他觉得雕刻师傅这里的环境很不理想,一切都缺乏情趣,令人难以忍受。16岁时,他离城出走,他相信自己可以独立生活,自由地支配一切。崇尚自然卢梭离城出走后,经由一位朋支的介绍,结识了华伦夫人。他原以为华伦夫人是个老态龙钟的丑老婆子,不料她却是一位满脸和气、风韵十足的年轻女子。这使他大感惊讶和激动,正是这位夫人影响了他日后的生活。卢梭听从华伦夫天的劝告,开始他的远途旅行。这也正适合他那早已形成的漫游癖好,他觉得这样的年纪就有机会爬山越岭,登临阿尔卑斯山的高峰,真是件美事。一路上,卢梭心情十分愉快,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这次旅程虽短,但卢梭喜爱自然风光,沿途的美景尽收眼底,他将感情寄托于大自然,虽然身处漂泊之中,却没有精神空虚之感。凡是映入卢梭眼帘的东西,都令他内心感到一种醉人的享受。大自然的奇伟、多彩和实际的美,深深地影响了卢梭的人生观。以后他又经历了多次旅行,不论是旅途中的美景,还是乡村的田园生活,仍使他陶醉着迷。他热爱自然,崇尚自然。“他最伟大的教师,并不是任何一种书籍,他的教师是'自然'”。从少年期起,卢梭便酷爱自然。这种热忱,他曾不厌其烦的摹写、表现于他的著作中。自然,渗透了他整个生命。他用华伦夫人的某些清醒而夺人心目的特质,表现了自身,并使他陷入剧烈的情绪,这在他较晚的生活中,显得特别明晰,且使他和东方的大神秘主义者,呈现出相似之点。涉足音乐卢梭在华伦夫人家居住的这段时期里,他感到非常满足和快活。华伦夫人的嗓子轻柔动人,还会弹琴,她常教卢梭唱歌,熏陶激发卢梭对音乐的兴趣。后来卢梭去神学院学习,华伦夫人送他音乐方面的书。卢梭在神学院除学习外,经常带着歌谱,练习歌唱。华伦夫人认为卢梭对音乐感兴趣且有天赋,有意让他朝音乐方面发展。她经常在家里举办一些小型音乐会,并介绍卢梭与一些作曲家认识,使他的音乐水平不断提高,后来他不断地自学和研究,想出一种用数字代替音符的简易记谱法,即以数字1234567来代替Do、Re、Mi、Fa、So、La、Si音阶,并写出了具有独创性见解的著作《音乐记谱法》,希望借此革新音乐世界。同时还撰写了《现代音乐论文》一并带到巴黎,呈交给巴黎科学艺术院,想借此机会出名,这时的卢梭,灵感有如泉涌,他写了一部名为《新世界的发现》的歌剧,充分表现了他的创作才华。后来卢梭带着修改好的稿子去科学院,当众宣读了他的论文,它那简洁的内容有力地吸引了委员们的注意力,博得了赞扬。他认为自己的记谱法是音乐史上的创新和改革,但委员们不赞成这种意见,经过几次讨论,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卢梭的记谱法可用于演唱,但不适合于演奏。为了安慰卢梭,艺术院给他颁发了一张奖状,措词中夸奖了他一番。卢梭虽遭受了失败,但心里很不服气,他将自己的手稿重新整理之后,找到一个愿意接受这部手稿的出版商,以《现代音乐论》为书名出版。卢梭满怀希望,盼望这本音乐著作能引起较大的反响,然而销路很差,这使卢梭又一次遭受沉重的打击。虽然他一心想在音乐方面有所创新,希望对音乐爱好者能有所启发,但效果却不佳,除了少数几个学者对他倍加赞誉外,并未产生什么大的反响。征文获奖卢梭自从离开华伦夫人以后,开始自谋生活,先后当过家庭教师、书记员、秘书等。同时也广交了各方面的人士,尤其是他结识了大哲学家狄德罗。由于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和志向,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彼此都热心于学术工作,狄德罗和卢梭等人便着手合编:一部《百科全书》,卢梭负责音乐部分,这项工作由于狄德罗被捕而中断了。卢梭四处向朋友求援,希望把狄德罗放出来,但收效甚微。卢梭经常前往狄德罗被关押的监狱探望他。1749年夏天,天气非常炎热。从巴黎到监狱之间有较长的路程,卢梭步行去看狄德罗,常带着一本书,走累了休息时可看看书。有一天,他带了一本《法兰西信使》杂志,忽然看到第戎科学院的征文启示:《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对改良风尚是否有益》。卢梭看到这个题目时,好象被千道光芒刺射了一样,许多富有生气的思想不知不觉地从他心中涌现出来。他顿时感到窒息,仿佛看到另一个宇宙,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脑子里不仅涌现出与第戎科学院的论文有关的思想,而且一连串的想法相继而起,就象大浪一样冲击着他。这次心灵的震荡,显示了他思想上真知灼见的潜力。卢梭把这件事告诉了狄德罗。狄德罗鼓励卢梭继续发挥自己的思想,写出文章去应征。卢梭积极撰写了这篇论文,写成后又送狄德罗审阅,自己又反复修改了多次,以《论艺术和科学》为题寄出应征。1750年,他这篇论文获得了头等奖。他在这篇文章中否定艺术和科学的价值,从反面进行了论证,表露了他对巴黎社会的不信任和憎恶,并反对这种社会中所隐藏着的欺诈。他斥责科学,文学和艺术,认为这些东西被权力所主宰了。隐居著述1756年,44岁的卢梭接受朋友的馈赠——一座环境优美的乡村小房子,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卢梭的个性适合于在乡下居住,他在巴黎住了15年,早已厌倦了城市生活。隐居之后,他便决定不再回巴黎。这时的卢梭已有点名气,不用为生活费用发愁,他继续抄乐谱,虽然不能赚大钱,但是靠得住,自给有余。他的歌剧《乡村卜者》和其他作品的收入还剩下两干法朗,其他的著作也正在整理之中,这样,生活就不至于受穷了。他的文笔和天赋已使他成为知名的文人,只要他稍微愿意把作家的手腕和出好书的努力结合起来,他的作品就可以使他生活得很富裕。但是,卢梭觉得为面包而写作,不久就会窒息他的天才,毁灭他的才华。他的才华不是在笔上,而是在心里,完全是由一种超逸而豪迈的思维方式而产生出来的。他始终认为作家的地位只有在它不是一个行业的时候才能保持;当一个人只为维持生计而思维的时候,他的思想就难以高尚;为了能够和敢于说出伟大的真理,就绝不能屈从于对成功的追求。卢梭隐居6年之中,写了许多著名的著作,有政治学名著《民约论》,这是世界政治学史上著名的经典著作之一;他的政治观点,对后来的法国革命产生了很大影响。教育学论著《爱弥儿》,简述了他那独特而自由的教育思想,这是一部儿童教育的经典著作,虽然卢梭在世时,曾因此书而遭受攻击,但其独到的教育思想,不但对后来的教育学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其民主自由的思想也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动力。自传体小说《新爱洛绮丝》,这本书的出版,成为人人争看的畅销书,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风靡全欧。横遭迫害按照法国当时的习俗,一本书出版之前必须经过某些知名人士的传阅。《爱弥儿》经过外界传阅后,顿时成为大家争论的中心。令人奇怪的是,卢梭这本天真无邪、充满灵感和独具创见的教育学著作,反而被外界视为异端邪说,还被法国法庭列为禁书。起初,卢梭对外界的传闻并不在意,他想这本教育学著作是为了人类的幸福而写的,怎么会遭受知识分子、教会和国家的反对呢?怎么会将他看成邪恶之徒呢?在外界的压力下,出版社也劝卢梭不要用真实姓名发表这本书,但卢梭坚持要面对那些无谓的攻击。他想他一直服从国家的法律制度,努力做一个忠顺的公民,象其他法国人一样遵守国家法律,总不至于因热爱人类,追求人类幸福而遭受迫害吧。但是恶运偏偏降临到了他的头上,舆论界把卢梭看成了罪犯。一天晚上,卢梭正在床上阅读圣经。有人送信来,说法院明天——就要派人逮捕他,最高法院判决将《爱弥儿》焚毁,并立即发出逮捕令,要将卢梭打入监牢。不得已卢梭只好告别朋友,离开法国去了瑞士。不久这个国家也命令他在一天之内离开瑞士领土,尔后卢梭又搬到普鲁土国管辖的地区。与此同时,欧洲读者不断来信,女士、年轻人和年轻的哲学家纷纷来函,请求卢梭给予指导,这使他在精神上受到很大鼓舞。以后,卢梭又应英国哲学家休谟的邀请,去了英国,终因与休谟之间的分歧愈来愈大而离开英国。他不得已改名回到法国,重新过隐居的生活。流亡生涯、不安宁的岁月并未影响到卢梭的著述。他先后著有《忏悔录》、《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山中书信》、《公民的情感》等著作。归于自然卢梭的《爱弥儿》为什么会遭到法国反动当局如此仇视呢?原因在于,卢梭以他的《爱弥儿》在教育上掀起的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教育从来是以成人的能力和需要为标准的,卢梭却大声疾呼,要打破这个传统。“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则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他不愿意事物天然的那个样子,甚至对人也是如此,必须把人象练马场的马那样加以训练;必须把人象花园中的树木那样,照他喜爱的样子弄得歪歪扭扭。”(《爱弥儿》上卷第5页)这是《爱弥儿》里开宗明义的一段话,表达了卢梭自然主义教育理论的基本观点。那就是人之生性善良,教育应“归于自然”。卢梭的“性善论”虽然并不科学,但它在历史上是有积极的进步意义的。因为若把人象基督教那样视为先天罪犯,则必然诉之严酷惩戒,迫使人们盲目顺从而摧毁人权;不如强调人们向善发展的可能性,更有助于提高人的政治地位和保障人的社会权力。变抑制天性的教育为尊重天性的教育,是教育上的巨大变革。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卢梭是关键性的人物。由“归于自然”的理论出发,卢梭主张教育要根据受教育者的年龄特征而实施。他说:“处理儿童应因其年龄之不同而不同。”又说:“在万物中,人类有人类的地位,在人生中,儿童期有儿童期的地位;所以必须把人当人看待,把儿童当儿童看待。”他批评封建教育不顾儿童的天性发展,抹杀了儿童与成人的区别,以致不根据儿童的特点施教,硬把对成人适用的教育强加于儿童。这种教育,在他看来,无异于使儿童成为教育的牺牲品。因此,他竭力主张根据受教育者不同阶段的身心特征来规定教育任务。卢梭“归于自然”的理论体现在教育目标上,要求培养自然人;而身心调和发达的自然人,既不同于贵族豪绅和王孙公子,也不同于空疏无用的书生士子。这比以往的和当时的教育理想跨越了一大步。而卢梭塑造的爱弥尔,既有哲学家的头脑,又有劳动者的身手,而且有改革家的品德。无疑,卢梭所憧憬的自然人,是资产阶级新人的形象。这正是他的思想比封建主义教育进步的地方,也是他横遭迫害的主要原因。知识教育在知识教育方面,卢梭主张学以致用,行以求知。在教学内容上,卢梭坚决反对书本诵习和空洞的文字说教,要求追求真正的有用的知识。他说:陷入于咬文嚼字的书本教育,是摧残心智的。儿童所需获得的是对于事物的真正理解,而书籍“只教我们谈论我们不懂得的事情。”不过,卢梭对于12岁以后的理性开始发达的青年,则设想了许多门类的学科,要他们进行学习,粗略地划分起来,以知识教育为主的青年期应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以道德教育为主的青春期应学习社会科学知识。过去说寓言、历史、古典语文是不必学的,如今应该学了。因为学寓言,可以使人们从中获取教益;学历史可洞古知今,学古典语可理解语言艺术的规律。这就说明,卢梭虽然反对腐朽的古典主义的教学内容,却不反对学习古典的知识,两者并非等同。前者把青年引向故纸堆,使他们泥古而忽今,食古而不化;后者要求知晓古代文化,吸取其精华,借鉴其得失,从而博古通今和古为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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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的四种理论》(<美>韦尔伯·斯拉姆等)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资源链接:链接:-Wayn4nug 提取码:919a书名:报刊的四种理论作者:<美>韦尔伯·斯拉姆等译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豆瓣评分:6出版社:新华出版社出版年份:1980年11月页数:182内容简介:50年前,即1956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推出了3名新闻学者撰写的《报刊的四种理论》(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一书。该书共论述了新闻媒介的四种理论模式,即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论和苏联共产主义理论模式。一时间,该书和它的3名作者声誉鹊起。学界公认,此书开了比较新闻学之先河,以其鲜明夺目的标题填补了大众传播文献的空白,揭示了新闻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它不但在美英等国被当作教科书,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与争辩,得到美国领导团的赏识,美国新闻学荣誉学会曾授予研究奖章,而且还被译成多种文字,“属于最畅销的非虚构类书籍”⑴,成为新闻史研究的经典。在我国,《报刊的四种理论》(下文简称《四种理论》)的中译本自1980年公开出版以来,对我国新闻学界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对于这样一本经典的新闻理论著作,我们理应细细研读。下面我将浅析一下该书作为新闻理论研究经典的生成、消解及其在新闻史上产生的主要影响。一、《四种理论》作为新闻理论研究经典的生成1、满足社会需求《四种理论》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不论是从美国传媒环境来说,还是从整个社会环境来说,那个年代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从美国传媒环境来说,战后美国传媒业的发展,以报业发展呈现出兼并的倾向和电视业的迅速发展为突出标志。传媒业的兼并导致垄断化和集中化趋势,造成消息来源的单一化,破坏了传媒信息内容的多样化,这同美国立国时即确立的言论、观点的多样化原则显然格格不入;此外,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作为私有的营利企业的美国传媒业,受追求利润的目的驱动,不时出现滥用新闻自由、大量刊播耸人听闻、低级庸俗内容的现象;同时,由于广电传播的频道/波段等电讯资源是有限的,而且会相互干扰,所以需要实行统一的电波管制……这些都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原则逻辑构成了挑战,促使美国社会极力寻找应对办法。研究界围绕着传媒——政府——公众的关系,对传媒自由主义理论进行深入反思,探索传媒的社会责任,也就势所必然。就整个社会环境而言,当时正是冷战时期。战后美国国际地位的上升、美国社会参与国际事务的欲望的高涨,必然使其产生了解其他国家的情况的愿望。在新闻传播领域,这种愿望则体现为研究其他国家尤其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传媒体系。《四种理论》就是由与传媒的社会责任研究相关的四篇文章汇编而成,对传媒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一定程度上能够应对美国传媒业所面临的困境。第四部分对共产主义理论的研究则能满足人们了解苏联传媒体系的欲望。可见,本书的出版很大程度上迎合和满足了当时美国的社会需求,书中对社会责任理论的系统阐发,更是大大促进了此理论在美国及西方国家的推广。这样一本满足需求的书便理所当然的成为新闻传播学中的经典之作。2、作者的声望地位《报刊的四种理论》是由美国伊利诺大学教授弗雷德•西伯特(Fred SSiebert)、西奥多•彼得森(Theodore Peterson)和韦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三人合作出版。这三个人都是美国新闻界的权威人物。本书的第一作者西伯特是美国传媒法领域的先驱学者。他撰写了关于新闻自由和新闻传媒业的权利及特许权的许多重要著作,曾担任传媒机构的法律顾问,并制定了新闻传媒业和出版业群体所追求的法律条款。他还是一位新闻教育家,长期担任伊利诺大学和密歇根州立大学一流的新闻学院的院长。他在新闻学领域尤其是新闻法学研究领域成果卓著,于1962年获得美国的杰出贡献奖。彼得森是伊利诺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首任院长。由于彼得森在新闻学研究与教学中的杰出成就,他曾多次荣获美国的各种教育奖项。在这些荣誉中,彼得森本人最珍视“伊利诺大学杰出本科教学奖”,这位知名学者深深热爱本科教学,他与美国全国各地他的许多昔日的学生保持通信联系。在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他为美国传媒业培养了大量人才,他的学生许多后来成了纽约杂志业中的领导者。而传播学大师施拉姆在此书出版前,已经分别于1949年和1954年出版了著名的传播学著作《大众传播学》和《大众传播过程和效果》。除了理论上的声望外,他还出任过事实与数据办公室和战争信息办公室的教育主管,衣阿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之后于1947年到伊利诺大学任教,并创办了美国也是全世界第一个传播学专业的博士生项目。1947年-1955年,他成为伊利诺大学研究型教授,并曾担任该校出版社经理,50-55年期间,他还出任了伊利诺大学传播处主任。1954年,他还曾兼任全国安全委员会的研究项目主任,与政府联系密切。在伊利诺大学,他创建了美国第一家传播学研究所,担任所长。而且更值得一提的是《四种理论》一书的项目,是施拉姆揽来的、由美国全国教会委员会赞助的研究项目。三位作者在美国及全世界的声望大大促成了经典的生成。3、后人的赞誉在传播业界和学术界,人们公认《四种理论》开了比较新闻学之先河,而且它在阐释和发挥“社会责任论”方面有较高理论造诣,被西方新闻学界公认为权威著作,曾获美国新闻荣誉学会的研究奖章。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新闻学教授约翰•梅里尔(John Merrill)说:“几乎所有谈论新闻哲学的文章和书籍都要提及该书,评述或援引其中的观点。”⑵阿特休尔在《权力的媒介》中评价说:“(社会责任这个术语)对在职新闻工作者还是有重要价值的。首先,它给新闻工作者一种积极的精神,即自己是在为社会做出贡献,是在为大众利益操办一项公共事业而工作,比如像英国广播公司。第二,它可以使新闻工作者避免盲目性……第三,它使新闻工作者不计这门行业的经济收入。他可以去选择报道矛盾冲突,因为社会责任要求他这样做,而不是用闲言,色情和暴力这类东西去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之需。第四,它可以消除政府对新闻界进行干涉的威胁……”⑶在我国,由中国人民大学翻译的《报刊的四种理论》于1980年出版之后,得到了新闻界学者的广泛关注,虽然学者们都认识到此著作明显带有冷战思维,但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容忽视的,不少学者认为《四种理论》是新闻理论研究史上最有价值的文献之一,是专业必读书目。对《四种理论》的赞誉最系统的要算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芮必峰了,他认为,该书的历史功绩在于:(1)探究不同社会制度与报刊的关系,这种研究方法对西方新闻学研究产生了影响;(2)对各种报刊体系差异所作的哲学根源上的探究,提升了新闻学的理论层次;(3)“四种理论”模式一直影响甚至左右着后来的媒介理论;(4)西方推崇的“社会责任理论”经过该书的系统阐发得以广泛传播。⑷这些赞誉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四种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生成为新闻传播界的经典著作。二、《四种理论》作为新闻理论研究经典的消解《四种理论》虽然引起了西方学界的普遍赞扬,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这一理论的批评和修正也日见增多,这不断的消解了它的经典地位。1、《四种理论》是冷战的产物就整个社会环境而言,该书出版于冷战时期。当时美国社会中弥漫着以美、苏及其各自的盟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对峙划线、非此即彼的两分法冷战思维方式和“恐红”的反共情绪,这影响着美国对国际问题、国际关系等的看法。冷战式思维,孳生出将世界视为分别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概念,使美国社会对事物的评判,陷入视己方阵营的一切为优,观他方阵营的一切为劣的非理性模式,这些难免要在其社会学科的学术研究中印上烙印。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问世的《四种理论》,对此必然会有所反映。这一反映突出体现在该书的第四部分,即施拉姆所写的“报刊的苏联共产主义理论”部分。施拉姆对“报刊的苏联共产主义理论”的论述后来成为传播业者和学者们批判的重点。对这一部分的批判,焦点集中在意识形态上,传播学者认为,韦尔伯• 施拉姆执笔的这部分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例如,施拉姆写道:“马克思几乎从来没有谈过公众通讯工具问题。”⑸而下面这句话则完全否定了这一点,“交往工业(Die Kommunikations industrie),它或是真正的货客运输业,或者只是消息、书信、电报等等的传递”。这是马克思选集24卷第65页里的一句话,可见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已经明确谈到了公共通讯工具问题。另据史料记载,施拉姆在写作此理论之前,对苏联的传媒体系是通过间接手段了解的,他根本就没有亲自去过苏联。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意识形态的敌意阻止了科学研究对方的可能性,施拉姆可能根本就没有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他对苏联共产主义报刊理论的论述可能只是在看了一系列的也许是有失偏颇的报道和资料后的主观臆断呢?1980年,前苏联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主任扎苏尔斯基教授在其主编的《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一书中就指出,《报刊的四种理论》作为美国新闻学理论的代表作,竭力美化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通讯社、广播、电影和电视,鼓吹这些国家实行的是自由主义传播制度;同时它又对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制度进行了歪曲和攻击,认为这种制度是集权主义的。2、作者与政府和传媒联系紧密1995年,美国伊利诺大学的威廉•伯里(Willam E· Berry)等人撰写的《最后的权力:重议报刊的四种理论》一书,对“四种理论”进行了“总体批判”。书中指出:第一作者西伯特的经历反映了新闻教育与传播媒介的亲密关系。出身于新闻工作者的西伯特,在教书之余,长期担任新闻界的法律顾问,其某些学术研究一直受美国报业大亨的资助。与新闻出版界的“良好”关系使得这本书代表了媒介行业界的某些观点。而施拉姆本人的学术生涯显示了他与美国政治的深厚渊源。《四种理论》第四部分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全球战略议程的一面。⑹由此可见,《四种理论》作者的写作动机和中立立场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理论论述,其论述的客观性遭到学界强烈的质疑。3、“社会”与“责任”界定的模糊正如《最后的权利》一书对“四种理论”进行“总体批判”时所表明的那样,作为理论阐述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在分析中采用的概念和术语多有不周严之处,这突出体现在“社会”与“责任”这两个术语上。首先,“社会”是一个没有表达清楚的抽象概念,如果把它同“国家”(State)这个概念联系起来,不仅会导致语意上的混淆,甚至会引起思想上的巨大混乱。“国家”有时候可以指政府、民族,还可以指社会,如此一来,这三个术语也就含混不清了。⑺其次,“责任”在新闻工作者这里似乎也遇到了难题。英国哲学家格林认为,“义务可由法律强制执行,而责任则不然。除非我们是自由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⑻如果新闻工作者是不自由的,他就不可能尽责,至少不可能对社会公共事业尽责。而如果他是自由的,他就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力,他可以选择为出版商负责,也可以选择为自己的职业负责,还可以凭自己的责任感行事。由此可以看出,“社会”及“责任”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都是语意模糊的。身处不同社会、不同意识形态下的新闻业者,对社会责任的理解会有很大的差异。即便在同一社会形态下,社会责任论中的新闻业者该负责的对象也难以厘清。一名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针对的是什么?为了什么?如果他至少在理论上要对自己所报道的消息的合理性和正确性负责,那么这个责任该归究于谁?这些问题都是《四种理论》尚未阐明的。同时,社会责任还为那些信奉这一学说的人披上了神圣的外衣,提供了一个主张道德尊严的机会,使其行为具有合理性,其实质是为社会上流分子统治者效力尽责。阿特休尔在《权力的媒介》中就指出:社会责任这个术语毫无意思,被当作社会控制的一种途径加以使用。⑼4、基本上没有揭示经济制度对传媒的影响《报刊的四种理论》揭示了新闻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最多的莫过于不同政治制度对传媒的影响,而对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的权利集中及其对传媒的影响所论太少。1984年阿特休尔的《权力的媒介》出版之后,学术界称此书为美国新闻界继《四种理论》之后一本全新的重要理论著作,对经典的《四种理论》第一次构成了重大的挑战。能得此赞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权力的媒介》对由《四种理论》所奠定的经典分类作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它从经济角度把世界新闻媒介这首交响曲划分为三个乐章,分别命名为:“市场经济”乐章;“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乐章、“进步中世界”(发展中世界)乐章。⑽这种分类模式对以“四种理论”为代表的经典模式构成重大挑战。5、“四种理论”无法涵盖现今世界各种不同的传媒体系这四种理论只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媒介体系和苏联共产主义媒介体系做了探讨论述,并且有的详细(如集权主义),有的简略(如自由主义),它忽略了同时代其他种类的媒介模式。而且,随着各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媒介体制的变革,“四种理论”无法涵盖现今世界各种不同的传媒体系,新的理论模式便会应运而生。这也加速了它经典地位的消解。三、《四种理论》在新闻史上产生的主要影响1、开了比较新闻学的先河比较新闻学是20世纪初在西方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是一门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然而,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比较新闻学领域是非常贫瘠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则开了比较新闻学的先河,它将世界上的新闻体制归为四类:集权主义制、自由主义制、社会责任制和苏联共产主义制,前三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体制研究,而第四种理论则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体制研究;同时,作者在绪论中提到,《四种理论》试图对“今天世界上所有不同种类报刊背后的哲学和政治的原理或理论”⑾进行研究,并在书中探讨了政治哲学有关人的本性、社会的性质、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知识与真理的性质等问题。此书这种跨文化、跨学科比较研究的方法,成为比较新闻学最基本的方法,此书也成为比较新闻学的奠基石。到目前为止,西方比较新闻学界的思维仍然没能跳出跨文化、跨学科研究这个窠臼。例如,70年代英国安东尼•史密斯所著的《报纸:世界的发展》一书,便是平行地描绘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报纸进程;1983年,美国学者乔治•马登和安居•格瓦拉编著的《媒介制度比较研究》一书,则比较研究了西方、第三世界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的媒介制度;1987年,劳伦斯•坎才的《传播理论:一个对东方和西方的观察》从文化背景和民族哲学的角度出发,将世界新闻界分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媒介和以中国、朝鲜、印度为代表的东方媒介。跨文化、跨学科的思维在上述著述中清晰可见。2、开启从哲学根源入手探讨新闻理论问题的方法该书对四种报刊体系差异的探讨都是首先从哲学根源上展开的。“集权主义理论,基于从柏拉图到马凯维利几百年来的独裁主义政治思想;自由主义理论基于密尔顿、洛克、米尔和启蒙运动;社会责任理论基于通讯工具的革命及对启蒙运动的哲学的某些行为派的怀疑论点;苏联共产主义理论基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苏联共产主义的专政”。⑿这种探讨方法给我们的新闻研究以启示。正如芮必峰所说:不论这种探索的结果怎样,探索本身就很有意义。它通过自身的研究提高了新闻学的理论层次,为以后的“媒介哲学”研究打下了较结实的理论基础。⒀3、对之后的媒介理论产生深刻影响“四种理论”模式一直程度不同地影响、甚至左右着后来的媒介理论。下面我们将看到,此后提出的其他各种模式,绝大部分都直接间接地吸收了“四种理论”中的若干主要论点或观点。1971年,美国学者拉尔夫•洛温斯坦(Ralph Lowenstein)和约翰•梅里尔在其出版的《媒介、讯息与人》一书中对“四种理论”作了修正,提出了他们的“五种理论”,即权威主义理论、社会权威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自由主义理论、社会集权主义理论。10年后,美国学者威廉•哈希顿(William Hachten)在《世界新闻面面观》一书中提出的“五种理论”则对“四种理论”作出了较大改进,增加了关于第三世界的媒介理论。该模式保留了集权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理论,而将自由主义和社会责任理论合并为“西方理论”(Western concept),并增加了两种新的理论:革命(revolutionary)理论和发展(develepment)理论。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哈希顿模式的指导思想并没有超越前人,他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西伯特、彼得森、施拉姆,以及洛温斯坦、梅里尔都是一致的。1983年,英国学者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在他的首版《大众传播理论》中提出了类似的“六种(5+1)理论”,它们是权威主义理论、自由报刊(新闻自由)理论、社会责任理论、苏联理论、发展理论、民主参与理论。1985年,罗伯特•毕加德(Robert Picard)在《报刊与民主的衰落》(The Press and the Decline of Democracy)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带综合性质的模式。该模式保留并综合了“四种理论”及上述的几种理论,增加了“民主社会主义”(democrocy socialist)理论,提出了“七种理论”,即权威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理论、革命理论、发展理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可见,上述理论模式都只是“四种理论”模式的部分修改或者发挥,它们总体上并没有摆脱西伯特,彼德森和施拉姆的思想窠臼,可见《四种理论》对世界新闻界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注释:⑴郭镇之:《北美传播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39页。⑵John CMerrill,The Dialectic in Journalism;Toward a Resprns:ble Use of Press FBatom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9,97-⑶赫伯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342页。⑷芮必峰:“西方‘媒介哲学’评介”,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4期。⑸韦尔伯·施拉姆等:《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132页。⑹郭镇之:《对‘四种理论’的反思与批判》,载《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1期。⑺同⑶,344页。⑻同⑶,343页。⑼同⑶,342页。⑽同⑶,316页。⑾同⑸,2页。⑿同⑸,7页。⒀同⑷。参考文献:1、郭镇之:《北美传播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2、韦尔伯·施拉姆等:《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3、胡兴荣:《新闻哲学》,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4、赫伯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5、芮必峰:“西方‘媒介哲学’评介”,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4期。6、张咏华:《新闻传媒的四种理论》,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网站7、郭镇之:《北美传播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作者:陈丽 山东大学新闻系作者简介:弗雷德里克·S·西伯特,美国新闻传播学者,媒介法学家。1957年至1960年担任州立密歇根大学新闻学院院长,1960年至1967年担任该校传播艺术与科学学院院长。西伯特是一位杰出的教师和学者,除了与彼得森和施拉姆合著了《传媒的四种理论》以外,他还著有极富声望的历史著作《1476年—1779年的英格兰的新闻自由》和《新闻界的权利和特许权》。西奥多·彼得森,美国新闻传播学者,伊利诺伊大学传播学院首任院长。他与西伯特和施拉姆合作撰写了《传媒的四种理论》,此外,其著作还有《为杂志撰写非虚构作品》

第一节 学科名称梳理 1、哪些因素推动和促进了公共政策学的面世?(1)产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2)哲学思想的进步和一系列社会、人文科学的诞生和发展;(3)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产生;(4)、决策科学的形成;(5)行为科学的诞生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进展;(6)凯恩斯主义的出台与政府政策领域的扩大推动和促成了公共政策学的面世。 2、政策科学的创始人是谁?美国德斯坦福大学教授伊斯顿。罗斯威尔。第二代掌门人是叶海卡。德洛尔 3、政策分析的概念最早由谁提出?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 第二节 学科形成以前的政策研究 1、中国古代政策思想的主要内容有哪些?(1)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2)以民为本,政在得民的政策原则;(3)惠民、养民、富民的政策传统。(4)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5)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政策倾向;(6)无为而治的政策构想。 我国古代有两本与政策研究有关的著作:1、《战国策》;2、《智囊补》冯梦龙著,整理政策案例1238例; 2、中国古代出现发达的政策研究的原因:(1)古代王朝更迭,宗教不能充分解释;而孔孟之道主张从为政得失上去解释执政合法性的获得与丧失,这就使得统治者从维护王朝统治着想去重视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甚至在机构和制度上作一定安排;(2)古代先秦时期就形成“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到隋唐时期又形成科举制,这种制度安排成为中国古代的读书人热心于观察和分析政策的强大动力。 3、欧洲何时出现政策分析人才?欧洲中世纪的中期和晚期。 4、为何古代没有出现公共政策学?(1)人们有关政府政策的知识、思想和观点大多是对政策结果所作的观察和分析,而不是对政策过程所作的观察和分析。(2)古代有关政府政策的情况、思想和观点,通常是个人直观体验的产物,而且对政策解释往往是从权威、伦理、哲学的原则。 5、学科诞生前的理论和方法论准备(1)产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急速进步,为人们从经验和定量方面研究公共政策提供了新的条件和手段。(2)哲学思想的进步和一系列社会、人文学科的诞生和发展,为公共政策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 6、亚当?斯密对政策研究的贡献主要有哪些?(1)对当时的政策——提出了一整套理论和经济政策。(2)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国家——有关政府和市场的理论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提供了基本的政策理念,界定了政策的范围和方向。(3)对政策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他提出了经济人的假设。对后来的理性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有影响,并间接影响到现代的政策分析。 7、克劳塞维茨对政策研究有哪些贡献?(1)提出了系统的战略决策思想,设定了战略、策略与战术之间的关系,为“政策链”、“政策群”概念的形成提供了基础。(2)将战略要素分为精神要素、物质要素、地理要素和统计要素,这一战略要素分析为政策研究中的因素分析提供了典范。(3)强调战略决策必须根据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为公共决策如何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8、马克思对政策研究有哪些贡献?(1)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战略、策略、基本政策等的制定提供了理论指导。(2)辨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为政策研究从注重政策结果到注重政策过程的转变指明了方向。(3)历史唯物论有助于更加准确地掌握政策的本质,更加深入地认识政策系统与环境之间、政策过程诸环节之间的本质关系等问题。 9、马克斯?韦伯对政策研究有哪些贡献?(1)主张对社会政治现象进行文化解释,对后行为主义时期政策研究中倡导的价值分析有显著的影响。(2)认为人的行动或社会行动包含着动机和目标两大基本因素。这一主张对于公共政策学中的政策评估具有指导意义。(3)提出了官僚制的决策模型。(4)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上提出了理想类型和价值无涉。理想类型的提出为认识现实提供了中介手段。价值无涉为公共政策学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指导。 第三节 公共政策学的产生(第一阶段、50年代) 1、学科形成的时间和历史条件时间-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历史条件-(1)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产生,奠定了公共政策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三论提供的思维方法的特点是系统性、动态性和最优化。它提供的基本方法是:系统的方法;信息的方法;反馈的方法;功能模拟的方法)(2)决策科学的形成。其取得的成果直接成为公共政策学的内容。(3)行为科学的形成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进展,是公共政策学产生的催化剂。(4)凯恩斯主义的出台和政府政策领域的扩大,使得公共政策学研究的必要性迅速增加。 2、学科诞生过程(代表人物和著作)勒纳和拉斯韦尔:《政策科学:视野和方法的近期发展》(1951)——公共政策学的开山之作。拉斯韦尔(公共政策学的创立者)对公共政策学的界定:(1)以民主政治体制为前提;(2)哲学基础是逻辑实证主义;(3)对于时间和空间都极其敏感;(4)具有跨学科的特点;(5)须和政府官员共同研究;(6)以社会变迁和发展为对象,以动态模型为核心。 第四节 公共政策学的发展(第二阶段、60年代) 1、德洛尔对拉斯韦尔的批判:(1)偏重于方法论和忽视政策内容的研究;(2)片面强调运用纯科学的方法,而忽视了政策过程与自然过程的差别,以及各种政策问题在性质上的相互差别;(3)片面追求理性化和计量方法,而实际上有大量政策问题包含着价值判断,或者无法进行定量分析。 2、德洛尔对公共政策学的贡献:(1)分析了行为科学和管理科学在学科建设上存在的误区;(2)肯定了管理科学和决策科学研究中使用的系统群研究方法,并主张将其引入公共政策学;(3)提出并界定了“总体政策”、“超政策”和“政策系统”的概念;(4)强调公共政策学的跨学科性和实践性。 3、公共政策学在其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取得了哪些成就?(1)方法论的多样化——行为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结束;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公共政策学中的运用继续受到关注;公共选择方法论崭露头角;博弈论成为公共政策分析中的重要方法;个案研究受到重视。(2)对政策过程研究的重点转变——重点由原来的政策制定转向政策执行、评估和终结。(3)对政策过程中的价值因素和伦理因素的作用给予了重视。(4)公共政策比较研究开始起步。 4、公共选择理论(35)创始人是布坎南。该理论假定理性人为经济人,并以此为起点研究集体决策;其研究范围包括国家、政府、教育、环保等政治和政策问题。 5、公共政策学的近期发展(第三阶段、90年以来)(1)课题选择的新取向——伦理取向;管理取向;政府改革取向。(2)方法论的非科学化——以主观的研究方法(研究决策者主观的思维方式或倾向的)取代客观的研究方法(寻求客观真理)。(3)公共政策学的建制化——学会、专业研究机构以及专业和课程的建立。 6、公共政策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公共政策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应运而生。 7、1983年孟繁森在《理论研讨》杂志第七期上呼吁“建立一门研究党和国家生命的科学-政策学。 8、1984年李铁映在《哲学研究》第四期发表《决策研究论文》指出决策须由硬结构和软结构组成。 9、1997年初北京大学建立公共政策研究所,宁骚教授任所长,这是全国高校系统中第一个公共政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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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追求杂志电子版阅读感想

怀念

失去了位文学泰斗

十月十七日晚饭后,我正在电视机前观看神舟六号飞船胜利返回的新闻。电话传来了巴老逝世的消息。我没有吃惊,依旧平静地看完电视。可是上床休息却一夜无眠,六十年来与巴老往还的往事,纷至沓来,次第上心,不能自已。真是没有法子。想想只有将这些如尘的记忆片断,捉到纸面上来,作为对老人的纪念,才能获得心的平静。 我最早见到巴金,是1942年冬,在重庆。当时我只身入蜀,举目无亲,只带了他的三哥、我的老师李林的一纸便条,把我介绍给他。便条上什么都不敢写,只报告平安而已。巴金的话不多,但却热情地接待了我。记得曾介绍我去吴朗西在沙坪坝开的一家寄售商行,卖去了一件大衣,作为生活费。他还将我所写的旅行记事散文,介绍给“旅行杂志”。得到在重庆的第一笔稿费。 我们见面不多,不过两三次。谈话也简短。这以后,我就走到军中,当一名翻译官。在昆明、贵阳、印度都曾收到他的来信,都是商量把我发表过的散文收集起来的事。他也真不怕麻烦,为一个年轻人做这些琐碎的事。最后编辑成书,就是由他以编委身份,收入中华书局的“中华文艺丛刊”的《锦帆集》,时在1946年。这是我的第一本书。没有他,我不会走上文坛。 这以后,就是编入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的《锦帆集外》,他是出版社的总编辑。取回原稿一看,着实令我吃惊而脸红。那些零乱的底稿,一一都由他用红笔改定,连标点也不放过。例如我喜欢写的“里”字,也一一改成“�”字。从此我才懂得做编辑工作的责任与辛苦。当时他已是名作家,却肯埋头做这些“小事”。想来从他身上受到的教育、影响又何只此一端。他是大作家,又是伟大的组织者,从他手中推荐了多少新人,为文坛添加了如许新生力量,这许多,都是在默默无言中完成的。 1946年后,他定居上海卢湾区的淮海坊59号。这时我已成为他家的常客。因工作忙碌,我不常回家吃饭,经常在他家晚餐,几如家人。饭后聊天,往往至夜深。女主人萧珊好客,59号简直成了一处沙龙。文艺界的朋友络绎不断,在他家可以遇到五湖四海不同流派、不同地域的作家,作为小字辈,我认识了不少前辈作家。所谓“小字辈”,是指萧珊西南联大的一群同学,如穆旦、汪曾祺、刘北汜等。巴金工作忙,总躲在三楼卧室里译作,只在饭时才由萧珊叫他下来。我们当面都称他为“李先生”或“巴先生”,背后则叫他“老巴”。“小字辈”们有时请萧珊出去看电影、坐DD’S,靳以就说我们是萧珊的卫星。我还曾约他们全家到嘉兴、苏州去玩过,巴金高兴地参加。1956年我重访重庆,在米亭子书摊上买得巴金祖父的木刻本诗集,回沪后送给他,他十分高兴。巴金是喜欢旅游的,不只是对杭州情有独钟。 巴金也喜欢坐咖啡馆,随意聊天。没有什么郑重的话题。他没有宣传过什么“主义”,对文学批评也并不看重,虽然他和李健吾有深挚的友谊。他也偶尔对某些作品作些评价。我问过他,最出色的译本是哪一部,他脱口而出地答道,“鲁迅译的《死魂灵》”。他还说过胡适的白话文写得好,一清如水。他对徐懋庸是有意见的,但从未听他背后的议论。 巴金也有激动的时候。一次他和吴朗西、朱洗等在家里讨论什么问题,大概是有关文化生活出版社,大声争论,我枯坐一旁,听不懂也无从插嘴。 他还关心过我的恋爱生活,出谋划策。后来先室之丧,在告别仪式上,我发现有一只署名“老友巴金”的花圈,着实令我感动,其时他住在医院已好几年了。 为李林墓碑设计,我曾提出请马夷初写墓碑,被他立即否决了。后来是请钱君�设计的。 他喜欢买书,也喜欢赠书。我陪他走过不少西文旧书店,店夥都和他熟识,有好书都留给他。他的版税收入,大半都花在买书上。他喜欢将新出的书送给朋友,不论是自著还是别人的作品。因为经常见面,所以得到他签赠的书很多,有些是新刊的小册子,后来很难搜全了。至于大部头如“全集”“选集”,更是高兴地持赠,仿佛是夸示自己新生的孩子似的递过来。他的译文集曾有香港三联版,印得很精致。后来又出了台湾版,大本精装一叠,又欢喜地取来相赠。最后是“人文”本的译文全集。他实在又是一位出色的、成果累累的大翻译家。我最喜读的是他译的赫尔岑的《一个家庭的戏剧》,是一部难得的译品。我喜欢搜集亲近师友的著作,力求其全。不知何以不为某些人理解,加以讥嘲,真不可解。他迁居武康路宅时,我曾帮他搬过书,一束束洋书,搬上二楼他的书房,吃力得很。他真是位大藏书家,浩如烟海的卷册,生前多已捐赠各大图书馆。他还有个遗愿,想完成一座“尧林图书馆”,纪念三哥。我多次看到新华书店按时给他送来新出的图书,一次就是几十百册。可见他爱书的豪情。 有人认为,巴金当了好几届政协副主席,又当了多年作家协会主席,就认为他当了官。其实我觉得他对当官毫无兴趣。虽然在医院病房门口总有几位战士在卫护,出游时有车队,浩浩荡荡,对这些他都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平常闲谈,也从不涉及官场。在我的记忆中,只记得他曾提起周扬曾劝他入党,也就是闲谈中的一句话,没有深论。他多次去北京,也会见过高端政要,他都没有细说,只有胡耀邦请他吃饭,他说得较详,也有兴趣。 他喜欢西湖,晚年曾多次到杭州休养。1983年秋,还从杭州到鲁迅的故乡绍兴去过一次,我与内人陪同前去,黄河清(源)也同行。他的兴致好得很,虽腿脚不便,也还到了禹陵;在三味书屋坐进鲁迅当年读书桌的小凳子,顽态可掬。在百草园照了像,是他晚年最从容、最健康也照得最好的一帧。 一次单位搞个人鉴定,我请他给我提意见,他指出我“拼命要钱”是大缺点。这批评是确切的。因为买旧书,钱总是不够用。于是预支版税算稿费,编书也要编辑费(如《新时代文丛》),无所不用其极。为了买书,一次还向萧珊借过三百元,自然没几天就还了。可见他对我的批评也是说真话的。大型文学刊物《收获》一直是他主持着,八十年代我给《收获》写稿,没有一次退稿。但有两次小事可以看出他的处事风格。我有一篇“过去的足迹”,是写吴晗的。篇末有许多文字被他一刀砍掉了。还有一篇当中有对老友不敬的话,也被他删去了。两次都没有同我商量,只是由编辑转告,对第二篇的处理,说明将来编集时可以补入。我非常佩服他这种处事风格。觉得有如在大树密荫之下安坐,是一种幸福。 他总是劝朋友多写,多留下些东西。他苦口婆心地劝曹禺完成剧本《桥》,在病房里也是如此。他对我也总是勉励,每次见面几乎都希望我多写。回思往事,至今不敢懈怠。 他晚年完成的巨作《随想录》,在香港《大公报》的副刊“大公园”连载,曾引起一些流言蜚语。我也在“大公园”上写了一篇读后感(收入《榆下说书》),他曾当面称赞我说得好。这是少见的夸奖。不是说文章写得如何好,只是可见一时舆论风气而已。《随想录》陆续发表,不同意见也层出不穷。一时风云雷雨,作者的感受就像在太空飞行的航空员一般。但我在闲谈中从未见他有任何表露,沉着得可惊。所有细节我都是从侧面了解的。 写到这里,来了一位记者,问起许多古怪的问题,小故事,关于巴金的“小故事”,我回答不出,手足无措。好容易送走了客人,拿起一本《随想录》来读,随手一翻,翻到一篇“大镜子”,读罢身心通泰,写得好,是上好的散文,也是上好的杂文。文章中有这样几句话,“我不需要悼词,我都不愿意听别人对着我的骨灰盒讲好话”。好像正像两天前他讲的话。我记起他曾对我说,《随想录》就是当作遗嘱来写的。当时着实吃了一惊,觉得刺耳,也手足无措过。现在想来,他并不曾说谎。《随想录》就是一本讲真话的书,虽然有的人读了不舒服,但她要存在下去,直到谎言绝迹那一天为止,她也就自然灭亡了。 “文革”后期我陪黄永玉到武康路访问过一次巴金,这是睽隔了十多年后第一次相见,使我出惊的是,他的头发全白了。永玉是带了沈从文的问候来的。他一家都住在楼下的客厅里,别的房间全封了。萧珊不久前过世,他的神情落寞得很,话更少了。我们坐了一会就告辞了。得以从容访问长谈则是八十年代初期前后。 巴老逝世,是中国文学界的大损失,损失了一位领军的人物。他享年一百零一岁,但依然站在时代前面。记得过去谈天时,我曾对新出现的作者文字不讲究,不够洗练、不够纯熟而不满,他立即反驳,为新生力量辩护,像老母鸡保护鸡雏似的。他是新生者的保护者,是前进道路上的领路人。他的两项遗愿,一是现代文学馆的建立,现在已初步建成,日益壮大;另一项是“文革博物馆”的实现,虽然八字还没有一撇,但倡议确已得到广泛的拥护、认同。应可无憾。匆匆急就,写此小文,以为巴老纪念。掷笔惘然。 二○○五·十·十九1991年黄裳和巴金在巴金寓所谈天伟大的艺术是可以把人与人之间距离缩小的[同辈后辈忆巴金] 我今天带来一束鲜花却没有地方献,我就是这种心情 我是十四五岁时开始读他的作品,应该说我的成长是跟着巴老的文学作品,吸收他的智慧,吸收他的营养。大概是1921年,我的叔叔郁达夫从日本回来住在我们家,我只有五六岁,他的创造社的书放在我们家里。他离开之后,我开始读书,一直很方便地看创造社出版的书。同时也就开始接触到巴老的作品,就是我十四五岁的时候,上世纪30年代初期。所以我等于是受巴老的文学的哺育而成长起来的。 现在我们对巴老的纪念,千言万语我觉得不如一句最简单的话,他就是我们大家的良心。我们想到他,就要扪心自问,我做了什么好事坏事。他是我们民族的良心。想到他,我们就会更热爱我们的父母,热爱我们的孩子,热爱我们的朋友,想到他,我们就不敢做坏事。所以今天,我们纪念他,我们应该会想到很多,但是我一时什么都说不出来。 我知道他所痛苦的一件坏事,就是文化大革命。痛苦给他自己、给他的亲人、给他的时代、给他的朋友带来的不幸。因此,他就念念不忘,要让大家都记得这一段历史。所以他说过应该建立文革博物馆。巴金一百岁纪念日的时候,在北京现代文学馆举行过一个展览会,我们大家都参加,丁聪有一个作品,我也有一个作品。我就画了他的像,晚年的像,当然不像丁聪那个像被普遍转载。我的像主要的主题就是写了他这句话,我们应该建立文革博物馆。我觉得今天来说,就是他最大的遗嘱,就看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实现。我觉得最容易实现的,就是从小处做起。当我们还没有遗忘的时候,注意把这些材料收集起来。 读了他的《随想录》,我都不好、不敢用任何形容词,那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是时代的痛苦的伟大作品。 ■郁风(女著名画家)(本报记者孙飞翔根据录音整理) 巴金代表中国和世界、全人类不可摧毁的一种伟大精神 巴金,一个世纪的见证者,留下了他真实的记录。一个真理的追求者,留下了他不断追求,包括走弯路的记录,给历史,给后人。 巴金老人,以101岁的高龄,进入历史,回归自然,到先他离去的萧珊那里去了。这符合古人所说的“喜丧”,是应该点红蜡烛的。 巴金晚年缠绵病榻,就如他在1997年入院的时候说的,“从现在起,我是为你们活着了”。在祝贺巴金百年寿辰的时候,竟然把他“说真话”和“建立文革博物馆”视为禁忌。请想一想,抽去了这两条的巴金,还是我们熟悉的巴金么?现在巴金撒手而去,也可以说是从寿则多辱的桎梏下解脱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巴金作为一个伟大的生命个体,他终于获得了自由。 巴金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沉甸甸的精神遗产。接近这份遗产,清点这份遗产,继承这份遗产,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义务。这首先是思想界、文化界同仁要做的事情。今天开幕的学术研讨会,也正是有关的大量工作的一部分。我想,切切实实做好这些工作,才是对巴金最好的纪念。 我自己从小学生的时候初读巴金的散文、小说和图画,60多年来,随着时代曲折变迁的影响,在认识巴金上,经历了一个不断升华的过程。我以为纪念巴金,至少不要违背他老人家的遗愿。关于巴金的社会理想、人格理想,他毕生所追求、老而弥坚的愿望,哪些实现了,哪些没有实现,在这里,我不用多说。巴金晚年具体的遗愿,我听说过的有这样几个,一个是把骨灰与萧珊的并到一起,这我想是能够如愿的。还有一个是上世纪70年代末他就开始希望建立的现代文学馆,现在是硬件有了一定的规模,也许老人可以稍稍安息。不过,据我看到的,文学馆院子当中,五四运动代表性文化名人的塑像缺少了胡适、陈独秀。缺少了这两大先行者和骁将的形象,巴金老人如果知道自然又会感到不安。 不可回避的是,巴金在文革后复出,拼着老命实践的“说真话”,尽管他留下了几十万言的《随想录》、《真话集》,但从更广的视角看,开拓并且营造一个可以让真话畅通无阻的空间,使“说真话”成为社会氛围和普遍心态,不受阻挠,不受窒息,不受遮蔽和歪曲,还有一个长远的距离。 巴金是属于民间的,巴金是属于读者的。巴金,这个响亮的名字,不但标志着宇宙中一颗小行星,更代表中国和世界、全人类不可摧毁的一种伟大精神,那就是在巴金一生中贯彻始终的反专制、争自由的精神。因此我说,巴金没有离去,他永远在我们中间。 ■邵燕祥(著名作家诗人)(本报记者孙飞翔根据录音整理) [媒体人士看巴金] 他总是和时代脉搏相连 受访人:李辉 长期研究巴金,传记文学作家,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记者 最后这6年,事实上巴金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生命还在,但是与这个时代已经不是有直接的关联了。因为他已经不能够发表作品了,而作家是要靠作品说话的。 巴金的高峰在上个世纪80年代写《随想录》期间,作品体现了他真正的价值,即参与社会,影响时代,干预生活,这些才是巴金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 其实巴金本人一生都处在矛盾之中,真正想做的事情事实上最后都没有做成。比如他早年想离开家庭,批判家庭,但是他事实上是一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 我发现巴金的性格就是这样,永远在思考,一直很痛苦,在想问题。他总是对不能够达到他的理想,有一种忧郁,有一种不满,但是他又完全不能够控制进程。他很多想表达的东西其实已经在作品里了。 巴金是一个很低调的人,但恰恰是这样的人,又被时代赋予了最高的地位,成为偶像,而这又并不是巴金所愿意的。 从文学的成就上,当然鲁迅、沈从文,包括曹禺,都要超过巴金。但从综合的文化贡献来讲,巴金的地位也是别人无可取代的。 巴金生活的时间跨度大,他能够在两个不同的时代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比如早年的《家》、《春》、《秋》三部曲,他是以文学作品影响社会;到《随想录》时,他则是以文学随笔、政论对社会产生影响,所以,如果说巴金是“与时俱进”的话,可以理解为他总是和时代脉搏相连。■本报记者陆成钢 他走了 仍是一个榜样 受访人:徐开垒 巴金挚友、文汇报高级编辑、《巴金传》作者“我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就认识巴老了,他对我们这代人影响很大,而他的去世对我们这代人的打击也特别大。”徐开垒今年已是84岁高龄,他与巴金的交往更持续了超过半个世纪。 “1940年6月1日,我在《申报》副刊上发表了有关《秋》的读后感。那时,我还在上中学,和当时许许多多年轻人一样,受到巴金作品的深刻影响,无论是创作还是人格塑造上。” “巴老对年轻人写作非常鼓励。我那个时候做过报社的文学编辑。有时候,他会把一些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的优秀作品推荐到我这里发表。”徐开垒回忆说。此后,他写过多篇“巴金访问记”以及与巴金有关的传记和评论文章,并首次为其写成50万字的《巴金传》。 徐开垒对记者表示:“记录巴金,是我一生的幸运。现在,我越来越感到,他的存在,就是一种力量,不仅于我,更是对整个社会。” “人们可以从巴老那里获取温暖。”在徐开垒看来,巴金最终称得上是一个“完人”,也许并非完美,但十分完整。 尽管对于他的文学技巧,很多人还持有不同的观点,尽管在特殊年代,他也生产过一些“废品”,但是他的百年岁月贯穿于中国近现代的两次社会转型中,每个时期他都不是最典型的,但从整个过程看就是代表,代表了在风口浪尖的时代知识分子的表现。■本报记者陆成钢

读了《才能来自勤奋》这课,我深深地感受到,那些伟大的科学家,不是一生下来就才思敏捷、满诗书,而是从一个目不识丁平平凡凡的孩子开始的。 爱因斯坦和爱迪生都不是神童,爱因斯坦并不聪明,读中学时成绩也不好,但他并不气馁,努力自学,终于获得诺贝尔奖。爱迪生成绩也不好,但他努力自学,为了寻找灯丝,他摘录了4万页资料,试验过1600多种矿物和6000种植物,才使电灯发出了光华,这两个例子说明了勤奋出才能,勤奋出成果,李时珍是药物学家,他历尽艰险,呕心沥血,才编成巨著《本草纲目》;爱迪生说:“有些人以为我所以在许多事情上有成就,是因为我有什么‘天才’,这是不正确的。 从古到今,勤奋好因而流芳百世的人不计其数,曾参三审自身,知明无过:赢政少年立志,统一天下;孔子虚心好学,精益求精:陶宗仪专心读书,持之以恒…… 而我呢,做事情只做到一半就想放弃了,记得有一次,妈妈让我读书,我读了一段,就嚷着“不读了,不读了,我要出去玩!”妈妈就说:“你把这课读完,否则你就别想出门了!”我知道没办法,只好忍住把课文读完!还有一次,妈妈叫我做试卷,我做了一面就不做了,我正要跑出去玩,妈妈又把我拦住了,她拉着我坐下来,耐心地说:“你每次都是这样,什么事做到一半就放弃了,那叫做半途而废,不如不用做,要做,你就得做完!”听了妈妈的话,我脸“唰”地一下红了,我拿起笔,把整张试卷做完了。 读了《才能来自勤奋》,我重新审视自己,我明白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成为“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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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的牧师》([英] 理查德·道金斯)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资源链接:链接: 提取码:99kx书名:魔鬼的牧师作者:[英] 理查德·道金斯译者:马岩豆瓣评分:1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出版年份:2016-6-1页数:360内容简介:【编辑推荐】★没饭吃的非洲儿童VS濒临灭绝的黑猩猩,你给谁捐款?★Gay是天生的?“同性恋基因”真的存在吗?★12个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PK 1名法官,真理掌握在多数人手中?★占星、看风水、通灵、水晶球,这些伪科学,相信你就错了!1、继达尔文之后最有影响力的生物学家,畅销世界30年颠覆人类世界观的科学圣经《自私的基因》作者,备受比尔•盖茨、梁文道、刘慈欣、俞敏洪、姬十三等人热推的超级畅销书科普作家理查德•道金斯,科学创作25年来唯一自选集,告诉你正确打开科学世界的方式,国内首次出版!2、基因、克隆、占星、陪审团、创世说、进化论……满满当当的科学干货,结结实实的真知灼见,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生活智慧,不容错过!3、32篇精彩小品,幽默风趣,通俗易懂,绝对让你脑洞大开、爱不释手的科学入门书!4、道金斯作品延伸阅读——《自私的基因》《盲眼钟表匠》《地球上最伟大的表演》《解析彩虹》《祖先的故事》《攀登不可能的山峰》5、“科学可以有诗意。以科学的方式正确理解的真实世界,是绝美的,永远有着无穷的乐趣…… ”——理查德·道金斯------------------------【内容简介】“魔鬼的牧师”一词,首先由达尔文于1856年提出,指的是“为进化和自然选择辩护,反对上帝创世论,坚决主张无神论的人”。道金斯以此自居,高举科学大旗,倡导无神论,堪称坚定的进化论者。《魔鬼的牧师》是超级畅销书作家理查德•道金斯科学创作25年来唯一自选集。25年卓越的科学思考,遴选出32篇精彩的科学美文,涉及基因、宗教、道德、教育、公平、正义等重大公共话题,科学与理性兼具,犀利与温情并存,风格亲切幽默,通俗易懂,是一本绝佳的科普经典读物。理查德•道金斯以超凡的科学学识与独特的人生经验,坚决主张从真凭实据中追求科学真理,唤起人们对物理世界永恒的好奇心。------------------------【媒体推荐】非常发人深省。——《纽约时报》书评作为当代最知名的科学家、作者之一……道金斯对科学的热爱,无愧且波澜壮阔。论及神圣,于他而言,必然是真理和通往真理之路……他是杰出的作者,明智的簇拥者,学识广博而足智多谋的人。——《新共和国》道金斯……主张坚定,表述清晰,强劲有力。——《科学美国人》极其卓越。……让篇篇文章凝成整体的,也正是使之充满活力的因素:文笔儒雅清晰、内容知性真诚且富有真知和勇气。……作者的书读起来令人愉悦,散文写得优美,而且论点优雅有力。——《文学评论》透过字里行间,科学闪烁着光芒化作愉悦的源头。……他的视角清晰,非比寻常。——《闲暇》文集作者堪称世界优秀的进化论生物学家。作者笃信从真凭实据中追求科学真理,于文集中探讨所得。——《科学新闻》道金斯对地球生物多样性所表现的热情富有感染力。——《出版人周刊》通往科学原则的愉悦之旅……被美妙呈现与颂扬。——《科克斯评论》大力倡导经验科学而非迷信……即使他如此顽固,却真正唤起了人们对物理世界的好奇心。——《图书馆杂志》,获评年度最佳科技书籍作者简介: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1941— ),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教授,著名科普作家,进化论生物学家。他是英国最重要的科学作家,几乎每本书都是畅销书,并经常在各大媒体引起轰动。2005年,英国《前景》杂志会同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选出在世的全球100名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道金斯赫然在列。1976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他的基因观念颠覆了我们对自身的幻觉,深刻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其他作品有《盲眼钟表匠》《地球上最伟大的表演》《魔鬼的牧师》《解析彩虹》《祖先的故事》《攀登不可能的山峰》等。

《忏悔录》(卢梭)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资源链接:链接:_xpw 提取码:h31a书名:忏悔录作者:卢梭译者:陈筱卿豆瓣评分:3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出版年份:1995-1页数:592内容简介:在《忏悔录》书中,他回忆了自己五十多年的经历,在表白自己“本性善良”的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的种种劣迹,他想强调一个哲理:人性本善,是罪恶的社会环境使人堕落。作者简介:卢梭(1712——1778)是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出生于瑞士日内瓦一个钟表匠的家庭,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哲学上,卢梭主张感觉是认识的来源,坚持“自然神论”的观点;强调人性本善,信仰高于理性。在社会观上,卢梭坚持社会契约论,主张建立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主张自由平等,反对大私有制及其压迫;提出“天赋人权说”,反对专制、暴政。在教育上,他主张教育目的在培养自然人;反对封建教育戕害、轻视儿童,要求提高儿童在教育中的地位;主张改革教育内容和方法,顺应儿童的本性,让他们的身心自由发展,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从封建专制主义下解放出来的要求。主要著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等。酷爱读书卢梭1712年6月29日出生于瑞士日内瓦一个钟表匠的家庭。父亲是钟表匠,技术精湛;母亲是牧师的女儿,颇为聪明,端庄贤淑。母亲因生他难产去世。他一出生就失去了母爱,他是由父亲和姑妈抚养大的。比他大7岁的哥哥离家出走,一去不返,始终没有音训。这样,家里只剩下他一个孩子。卢梭懂事时,知道自己是用母亲的生命换来的,他幼小的心灵十分悲伤,更加感到父亲的疼爱。他的父亲嗜好读书,这种嗜好无疑也遗传给了他。卢梭的母亲遗留下不少小说,父亲常常和他在晚饭后互相朗读。每读一卷,不一气读完是不肯罢休的,有时通宵达旦地读,父亲听到早晨的燕雀叫了,才很难为情地说:“我们去睡吧,我简直比你还孩子气呢。”在这种情况下,卢梭日复一日地读书,无形之中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渐渐充实并滋养了他年幼的心灵。7岁的卢梭就将家里的书籍遍览无余。他还外出借书阅读,如勒苏厄尔著的《教会与帝国历史》、包许埃的《世界通史讲话》、普鲁塔的《名人传》、那尼的《威尼斯历史》、莫里的几部剧本等等,他都阅读过。由于这些历史人物的典范影响和他父亲的谆谆教诲,卢梭深深体会到了自由思想和民主精神的可贵。他既有父亲的爱国血统,又以这些伟人为榜样,甚至言行之间常把自己比作那些历史中的人物。有一天,他在桌旁叙说斯契瓦拉的事迹,在座的人全都很惊讶地看到卢梭走上前去,把手放在熊熊燃烧的炉火之上,来表演斯契瓦拉的英雄壮举。这种早熟早慧的表现,正是卢梭特有天资的最初显露。独立谋生卢梭快活的童年生活很快就结束了,在他13岁时,舅舅决定将他送往马斯隆先生那里,在他手下学当律师书记,希望他能赚点生活费用。但卢梭非常讨厌这种只为了赚钱而缺乏趣味的职业,每天琐碎的杂务使他头晕目眩,难以忍受。马斯隆先生似乎也不怎么喜欢卢梭,常常骂他懒惰愚蠢。卢梭无法忍受这种侮辱,便辞掉了工作。不久,卢梭又换了一个职业,在一位雕刻匠手下当学徒。鉴于以前做书记时得到的不少教训,所以他对这个新工作依命而行,毫无怨言。卢梭本来很喜欢这种工作,因为他爱好会画,挥动刻刀也觉得很有趣,而且镂刻零件,用不着多么高超的技术,所以他很希望在这方面取得卓越的成就。有一天,卢梭在空余时间为几位朋友刻骑士勋章,他的师傅发现后,以为他在制造假银币,便痛打了他一顿。其实,当时卢梭年纪很小,对于银币根本没有什么概念,他只是以古罗马时期的钱币形状,做为模型罢了。由于师傅的暴虐专横,使卢梭对本来喜爱的工作感到苦不堪言。卢梭在师傅家的生活非常不愉快,但这却使他恢复了时隔已久的读书习惯。这种兴趣受到当时环境的限制,不能顺利发展,但愈受限制,学习的兴趣反而愈浓。附近有一个女租书商,经营一家租书店,卢梭经常去那里,手不释卷地看书,有时甚至误了工作时间,受到师傅的责骂和体罚。不到一年功夫,卢梭把这家小店的书全读光了。在这些书的熏陶下,他纠正了许多幼稚的脾气和不良习惯。同时无形之中也在他内心里唤起了更高尚的感情。他觉得雕刻师傅这里的环境很不理想,一切都缺乏情趣,令人难以忍受。16岁时,他离城出走,他相信自己可以独立生活,自由地支配一切。崇尚自然卢梭离城出走后,经由一位朋支的介绍,结识了华伦夫人。他原以为华伦夫人是个老态龙钟的丑老婆子,不料她却是一位满脸和气、风韵十足的年轻女子。这使他大感惊讶和激动,正是这位夫人影响了他日后的生活。卢梭听从华伦夫天的劝告,开始他的远途旅行。这也正适合他那早已形成的漫游癖好,他觉得这样的年纪就有机会爬山越岭,登临阿尔卑斯山的高峰,真是件美事。一路上,卢梭心情十分愉快,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这次旅程虽短,但卢梭喜爱自然风光,沿途的美景尽收眼底,他将感情寄托于大自然,虽然身处漂泊之中,却没有精神空虚之感。凡是映入卢梭眼帘的东西,都令他内心感到一种醉人的享受。大自然的奇伟、多彩和实际的美,深深地影响了卢梭的人生观。以后他又经历了多次旅行,不论是旅途中的美景,还是乡村的田园生活,仍使他陶醉着迷。他热爱自然,崇尚自然。“他最伟大的教师,并不是任何一种书籍,他的教师是'自然'”。从少年期起,卢梭便酷爱自然。这种热忱,他曾不厌其烦的摹写、表现于他的著作中。自然,渗透了他整个生命。他用华伦夫人的某些清醒而夺人心目的特质,表现了自身,并使他陷入剧烈的情绪,这在他较晚的生活中,显得特别明晰,且使他和东方的大神秘主义者,呈现出相似之点。涉足音乐卢梭在华伦夫人家居住的这段时期里,他感到非常满足和快活。华伦夫人的嗓子轻柔动人,还会弹琴,她常教卢梭唱歌,熏陶激发卢梭对音乐的兴趣。后来卢梭去神学院学习,华伦夫人送他音乐方面的书。卢梭在神学院除学习外,经常带着歌谱,练习歌唱。华伦夫人认为卢梭对音乐感兴趣且有天赋,有意让他朝音乐方面发展。她经常在家里举办一些小型音乐会,并介绍卢梭与一些作曲家认识,使他的音乐水平不断提高,后来他不断地自学和研究,想出一种用数字代替音符的简易记谱法,即以数字1234567来代替Do、Re、Mi、Fa、So、La、Si音阶,并写出了具有独创性见解的著作《音乐记谱法》,希望借此革新音乐世界。同时还撰写了《现代音乐论文》一并带到巴黎,呈交给巴黎科学艺术院,想借此机会出名,这时的卢梭,灵感有如泉涌,他写了一部名为《新世界的发现》的歌剧,充分表现了他的创作才华。后来卢梭带着修改好的稿子去科学院,当众宣读了他的论文,它那简洁的内容有力地吸引了委员们的注意力,博得了赞扬。他认为自己的记谱法是音乐史上的创新和改革,但委员们不赞成这种意见,经过几次讨论,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卢梭的记谱法可用于演唱,但不适合于演奏。为了安慰卢梭,艺术院给他颁发了一张奖状,措词中夸奖了他一番。卢梭虽遭受了失败,但心里很不服气,他将自己的手稿重新整理之后,找到一个愿意接受这部手稿的出版商,以《现代音乐论》为书名出版。卢梭满怀希望,盼望这本音乐著作能引起较大的反响,然而销路很差,这使卢梭又一次遭受沉重的打击。虽然他一心想在音乐方面有所创新,希望对音乐爱好者能有所启发,但效果却不佳,除了少数几个学者对他倍加赞誉外,并未产生什么大的反响。征文获奖卢梭自从离开华伦夫人以后,开始自谋生活,先后当过家庭教师、书记员、秘书等。同时也广交了各方面的人士,尤其是他结识了大哲学家狄德罗。由于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和志向,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彼此都热心于学术工作,狄德罗和卢梭等人便着手合编:一部《百科全书》,卢梭负责音乐部分,这项工作由于狄德罗被捕而中断了。卢梭四处向朋友求援,希望把狄德罗放出来,但收效甚微。卢梭经常前往狄德罗被关押的监狱探望他。1749年夏天,天气非常炎热。从巴黎到监狱之间有较长的路程,卢梭步行去看狄德罗,常带着一本书,走累了休息时可看看书。有一天,他带了一本《法兰西信使》杂志,忽然看到第戎科学院的征文启示:《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对改良风尚是否有益》。卢梭看到这个题目时,好象被千道光芒刺射了一样,许多富有生气的思想不知不觉地从他心中涌现出来。他顿时感到窒息,仿佛看到另一个宇宙,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脑子里不仅涌现出与第戎科学院的论文有关的思想,而且一连串的想法相继而起,就象大浪一样冲击着他。这次心灵的震荡,显示了他思想上真知灼见的潜力。卢梭把这件事告诉了狄德罗。狄德罗鼓励卢梭继续发挥自己的思想,写出文章去应征。卢梭积极撰写了这篇论文,写成后又送狄德罗审阅,自己又反复修改了多次,以《论艺术和科学》为题寄出应征。1750年,他这篇论文获得了头等奖。他在这篇文章中否定艺术和科学的价值,从反面进行了论证,表露了他对巴黎社会的不信任和憎恶,并反对这种社会中所隐藏着的欺诈。他斥责科学,文学和艺术,认为这些东西被权力所主宰了。隐居著述1756年,44岁的卢梭接受朋友的馈赠——一座环境优美的乡村小房子,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卢梭的个性适合于在乡下居住,他在巴黎住了15年,早已厌倦了城市生活。隐居之后,他便决定不再回巴黎。这时的卢梭已有点名气,不用为生活费用发愁,他继续抄乐谱,虽然不能赚大钱,但是靠得住,自给有余。他的歌剧《乡村卜者》和其他作品的收入还剩下两干法朗,其他的著作也正在整理之中,这样,生活就不至于受穷了。他的文笔和天赋已使他成为知名的文人,只要他稍微愿意把作家的手腕和出好书的努力结合起来,他的作品就可以使他生活得很富裕。但是,卢梭觉得为面包而写作,不久就会窒息他的天才,毁灭他的才华。他的才华不是在笔上,而是在心里,完全是由一种超逸而豪迈的思维方式而产生出来的。他始终认为作家的地位只有在它不是一个行业的时候才能保持;当一个人只为维持生计而思维的时候,他的思想就难以高尚;为了能够和敢于说出伟大的真理,就绝不能屈从于对成功的追求。卢梭隐居6年之中,写了许多著名的著作,有政治学名著《民约论》,这是世界政治学史上著名的经典著作之一;他的政治观点,对后来的法国革命产生了很大影响。教育学论著《爱弥儿》,简述了他那独特而自由的教育思想,这是一部儿童教育的经典著作,虽然卢梭在世时,曾因此书而遭受攻击,但其独到的教育思想,不但对后来的教育学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其民主自由的思想也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动力。自传体小说《新爱洛绮丝》,这本书的出版,成为人人争看的畅销书,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风靡全欧。横遭迫害按照法国当时的习俗,一本书出版之前必须经过某些知名人士的传阅。《爱弥儿》经过外界传阅后,顿时成为大家争论的中心。令人奇怪的是,卢梭这本天真无邪、充满灵感和独具创见的教育学著作,反而被外界视为异端邪说,还被法国法庭列为禁书。起初,卢梭对外界的传闻并不在意,他想这本教育学著作是为了人类的幸福而写的,怎么会遭受知识分子、教会和国家的反对呢?怎么会将他看成邪恶之徒呢?在外界的压力下,出版社也劝卢梭不要用真实姓名发表这本书,但卢梭坚持要面对那些无谓的攻击。他想他一直服从国家的法律制度,努力做一个忠顺的公民,象其他法国人一样遵守国家法律,总不至于因热爱人类,追求人类幸福而遭受迫害吧。但是恶运偏偏降临到了他的头上,舆论界把卢梭看成了罪犯。一天晚上,卢梭正在床上阅读圣经。有人送信来,说法院明天——就要派人逮捕他,最高法院判决将《爱弥儿》焚毁,并立即发出逮捕令,要将卢梭打入监牢。不得已卢梭只好告别朋友,离开法国去了瑞士。不久这个国家也命令他在一天之内离开瑞士领土,尔后卢梭又搬到普鲁土国管辖的地区。与此同时,欧洲读者不断来信,女士、年轻人和年轻的哲学家纷纷来函,请求卢梭给予指导,这使他在精神上受到很大鼓舞。以后,卢梭又应英国哲学家休谟的邀请,去了英国,终因与休谟之间的分歧愈来愈大而离开英国。他不得已改名回到法国,重新过隐居的生活。流亡生涯、不安宁的岁月并未影响到卢梭的著述。他先后著有《忏悔录》、《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山中书信》、《公民的情感》等著作。归于自然卢梭的《爱弥儿》为什么会遭到法国反动当局如此仇视呢?原因在于,卢梭以他的《爱弥儿》在教育上掀起的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教育从来是以成人的能力和需要为标准的,卢梭却大声疾呼,要打破这个传统。“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则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他不愿意事物天然的那个样子,甚至对人也是如此,必须把人象练马场的马那样加以训练;必须把人象花园中的树木那样,照他喜爱的样子弄得歪歪扭扭。”(《爱弥儿》上卷第5页)这是《爱弥儿》里开宗明义的一段话,表达了卢梭自然主义教育理论的基本观点。那就是人之生性善良,教育应“归于自然”。卢梭的“性善论”虽然并不科学,但它在历史上是有积极的进步意义的。因为若把人象基督教那样视为先天罪犯,则必然诉之严酷惩戒,迫使人们盲目顺从而摧毁人权;不如强调人们向善发展的可能性,更有助于提高人的政治地位和保障人的社会权力。变抑制天性的教育为尊重天性的教育,是教育上的巨大变革。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卢梭是关键性的人物。由“归于自然”的理论出发,卢梭主张教育要根据受教育者的年龄特征而实施。他说:“处理儿童应因其年龄之不同而不同。”又说:“在万物中,人类有人类的地位,在人生中,儿童期有儿童期的地位;所以必须把人当人看待,把儿童当儿童看待。”他批评封建教育不顾儿童的天性发展,抹杀了儿童与成人的区别,以致不根据儿童的特点施教,硬把对成人适用的教育强加于儿童。这种教育,在他看来,无异于使儿童成为教育的牺牲品。因此,他竭力主张根据受教育者不同阶段的身心特征来规定教育任务。卢梭“归于自然”的理论体现在教育目标上,要求培养自然人;而身心调和发达的自然人,既不同于贵族豪绅和王孙公子,也不同于空疏无用的书生士子。这比以往的和当时的教育理想跨越了一大步。而卢梭塑造的爱弥尔,既有哲学家的头脑,又有劳动者的身手,而且有改革家的品德。无疑,卢梭所憧憬的自然人,是资产阶级新人的形象。这正是他的思想比封建主义教育进步的地方,也是他横遭迫害的主要原因。知识教育在知识教育方面,卢梭主张学以致用,行以求知。在教学内容上,卢梭坚决反对书本诵习和空洞的文字说教,要求追求真正的有用的知识。他说:陷入于咬文嚼字的书本教育,是摧残心智的。儿童所需获得的是对于事物的真正理解,而书籍“只教我们谈论我们不懂得的事情。”不过,卢梭对于12岁以后的理性开始发达的青年,则设想了许多门类的学科,要他们进行学习,粗略地划分起来,以知识教育为主的青年期应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以道德教育为主的青春期应学习社会科学知识。过去说寓言、历史、古典语文是不必学的,如今应该学了。因为学寓言,可以使人们从中获取教益;学历史可洞古知今,学古典语可理解语言艺术的规律。这就说明,卢梭虽然反对腐朽的古典主义的教学内容,却不反对学习古典的知识,两者并非等同。前者把青年引向故纸堆,使他们泥古而忽今,食古而不化;后者要求知晓古代文化,吸取其精华,借鉴其得失,从而博古通今和古为今用。

在飞速发展的社会,大学生越来越多,大家越来越重视教育,所以大学成了我们最快乐的一段学习时光,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大学生呢?这个就让我来带大家整理一下吧,希望我整理的对大家有所帮助,希望大家采纳哦。 认真上课,考取好成绩大学生的任务主要还是以学习为主,即便课程安排少,也不能懈怠学习,最好不要迟到早退,逃课旷课,只有这样才能为未来就业奠定扎实的基础。而且只要你认真听讲,那么期末考试一定能取得好成绩,否则就要挂科,要知道期末成绩不仅关系着你是否可以顺利毕业,还会影响评优评奖,入党保研等资格,千万不要听信“六十分万岁,多一分浪费”或是“不逃课的大学不是完整的”之类的话。学习实用技能在职场中想要获得更多机会,那么就要不断提高自身实力,在熟练掌握自己专业的基础上,尽可能多的学习一些实用技能,比如驾照、摄影、剪辑、广告设计等等,都能给自己创造更多的价值,正所谓技多不压身,多个技能将来的出路也会更多一些。想要成为一名新时代下合格的大学生,不仅要有过硬的专业知识,更应该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但从目前大部分学生的实际情况来看,很多大学生都没有树立明确的学习目标,而是沉迷于游戏不能自拔。所以,立志是新时代大学生的紧要任务。想要成为一名新时代合格的大学生,首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另外,现在社会对于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大学生不能只掌握理论知识,还要多参加一些实践活动,无论怎样,一定要合理的安排自己的大学生活,不要在上课睡觉和打游戏中荒废。新时代下的大学生要提高自身修养和个人魅力。共同的兴趣爱好,是你和朋友建立深厚感情的途径之一。也是人际交往的一个好助攻。如果学生实在没有什么兴趣爱好,那么多读一些书,丰富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修养,也是非常不错的。新时代下的青年,要学会团队精神和沟通能力。这就需要大学生们,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参加社团是步入社会前最好的磨练,在社团中,学生可以培养团队合作精神,也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平时和学生、老师之间的沟通,也会锻炼自己的,沟通能力。这也是大学生学习人际交往的一个好机会。参加社会实践,为人民服务学校是一个小社会,参与社团活动是步入社会前最好的磨练。在社团中,可以培养团队合作的能力和领导才能,也可以发挥你的专业特长。

《报刊的四种理论》(<美>韦尔伯·斯拉姆等)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资源链接:链接:-Wayn4nug 提取码:919a书名:报刊的四种理论作者:<美>韦尔伯·斯拉姆等译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豆瓣评分:6出版社:新华出版社出版年份:1980年11月页数:182内容简介:50年前,即1956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推出了3名新闻学者撰写的《报刊的四种理论》(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一书。该书共论述了新闻媒介的四种理论模式,即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论和苏联共产主义理论模式。一时间,该书和它的3名作者声誉鹊起。学界公认,此书开了比较新闻学之先河,以其鲜明夺目的标题填补了大众传播文献的空白,揭示了新闻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它不但在美英等国被当作教科书,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与争辩,得到美国领导团的赏识,美国新闻学荣誉学会曾授予研究奖章,而且还被译成多种文字,“属于最畅销的非虚构类书籍”⑴,成为新闻史研究的经典。在我国,《报刊的四种理论》(下文简称《四种理论》)的中译本自1980年公开出版以来,对我国新闻学界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对于这样一本经典的新闻理论著作,我们理应细细研读。下面我将浅析一下该书作为新闻理论研究经典的生成、消解及其在新闻史上产生的主要影响。一、《四种理论》作为新闻理论研究经典的生成1、满足社会需求《四种理论》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不论是从美国传媒环境来说,还是从整个社会环境来说,那个年代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从美国传媒环境来说,战后美国传媒业的发展,以报业发展呈现出兼并的倾向和电视业的迅速发展为突出标志。传媒业的兼并导致垄断化和集中化趋势,造成消息来源的单一化,破坏了传媒信息内容的多样化,这同美国立国时即确立的言论、观点的多样化原则显然格格不入;此外,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作为私有的营利企业的美国传媒业,受追求利润的目的驱动,不时出现滥用新闻自由、大量刊播耸人听闻、低级庸俗内容的现象;同时,由于广电传播的频道/波段等电讯资源是有限的,而且会相互干扰,所以需要实行统一的电波管制……这些都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原则逻辑构成了挑战,促使美国社会极力寻找应对办法。研究界围绕着传媒——政府——公众的关系,对传媒自由主义理论进行深入反思,探索传媒的社会责任,也就势所必然。就整个社会环境而言,当时正是冷战时期。战后美国国际地位的上升、美国社会参与国际事务的欲望的高涨,必然使其产生了解其他国家的情况的愿望。在新闻传播领域,这种愿望则体现为研究其他国家尤其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传媒体系。《四种理论》就是由与传媒的社会责任研究相关的四篇文章汇编而成,对传媒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一定程度上能够应对美国传媒业所面临的困境。第四部分对共产主义理论的研究则能满足人们了解苏联传媒体系的欲望。可见,本书的出版很大程度上迎合和满足了当时美国的社会需求,书中对社会责任理论的系统阐发,更是大大促进了此理论在美国及西方国家的推广。这样一本满足需求的书便理所当然的成为新闻传播学中的经典之作。2、作者的声望地位《报刊的四种理论》是由美国伊利诺大学教授弗雷德•西伯特(Fred SSiebert)、西奥多•彼得森(Theodore Peterson)和韦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三人合作出版。这三个人都是美国新闻界的权威人物。本书的第一作者西伯特是美国传媒法领域的先驱学者。他撰写了关于新闻自由和新闻传媒业的权利及特许权的许多重要著作,曾担任传媒机构的法律顾问,并制定了新闻传媒业和出版业群体所追求的法律条款。他还是一位新闻教育家,长期担任伊利诺大学和密歇根州立大学一流的新闻学院的院长。他在新闻学领域尤其是新闻法学研究领域成果卓著,于1962年获得美国的杰出贡献奖。彼得森是伊利诺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首任院长。由于彼得森在新闻学研究与教学中的杰出成就,他曾多次荣获美国的各种教育奖项。在这些荣誉中,彼得森本人最珍视“伊利诺大学杰出本科教学奖”,这位知名学者深深热爱本科教学,他与美国全国各地他的许多昔日的学生保持通信联系。在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他为美国传媒业培养了大量人才,他的学生许多后来成了纽约杂志业中的领导者。而传播学大师施拉姆在此书出版前,已经分别于1949年和1954年出版了著名的传播学著作《大众传播学》和《大众传播过程和效果》。除了理论上的声望外,他还出任过事实与数据办公室和战争信息办公室的教育主管,衣阿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之后于1947年到伊利诺大学任教,并创办了美国也是全世界第一个传播学专业的博士生项目。1947年-1955年,他成为伊利诺大学研究型教授,并曾担任该校出版社经理,50-55年期间,他还出任了伊利诺大学传播处主任。1954年,他还曾兼任全国安全委员会的研究项目主任,与政府联系密切。在伊利诺大学,他创建了美国第一家传播学研究所,担任所长。而且更值得一提的是《四种理论》一书的项目,是施拉姆揽来的、由美国全国教会委员会赞助的研究项目。三位作者在美国及全世界的声望大大促成了经典的生成。3、后人的赞誉在传播业界和学术界,人们公认《四种理论》开了比较新闻学之先河,而且它在阐释和发挥“社会责任论”方面有较高理论造诣,被西方新闻学界公认为权威著作,曾获美国新闻荣誉学会的研究奖章。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新闻学教授约翰•梅里尔(John Merrill)说:“几乎所有谈论新闻哲学的文章和书籍都要提及该书,评述或援引其中的观点。”⑵阿特休尔在《权力的媒介》中评价说:“(社会责任这个术语)对在职新闻工作者还是有重要价值的。首先,它给新闻工作者一种积极的精神,即自己是在为社会做出贡献,是在为大众利益操办一项公共事业而工作,比如像英国广播公司。第二,它可以使新闻工作者避免盲目性……第三,它使新闻工作者不计这门行业的经济收入。他可以去选择报道矛盾冲突,因为社会责任要求他这样做,而不是用闲言,色情和暴力这类东西去迎合读者的低级趣味之需。第四,它可以消除政府对新闻界进行干涉的威胁……”⑶在我国,由中国人民大学翻译的《报刊的四种理论》于1980年出版之后,得到了新闻界学者的广泛关注,虽然学者们都认识到此著作明显带有冷战思维,但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容忽视的,不少学者认为《四种理论》是新闻理论研究史上最有价值的文献之一,是专业必读书目。对《四种理论》的赞誉最系统的要算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芮必峰了,他认为,该书的历史功绩在于:(1)探究不同社会制度与报刊的关系,这种研究方法对西方新闻学研究产生了影响;(2)对各种报刊体系差异所作的哲学根源上的探究,提升了新闻学的理论层次;(3)“四种理论”模式一直影响甚至左右着后来的媒介理论;(4)西方推崇的“社会责任理论”经过该书的系统阐发得以广泛传播。⑷这些赞誉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四种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生成为新闻传播界的经典著作。二、《四种理论》作为新闻理论研究经典的消解《四种理论》虽然引起了西方学界的普遍赞扬,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这一理论的批评和修正也日见增多,这不断的消解了它的经典地位。1、《四种理论》是冷战的产物就整个社会环境而言,该书出版于冷战时期。当时美国社会中弥漫着以美、苏及其各自的盟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对峙划线、非此即彼的两分法冷战思维方式和“恐红”的反共情绪,这影响着美国对国际问题、国际关系等的看法。冷战式思维,孳生出将世界视为分别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概念,使美国社会对事物的评判,陷入视己方阵营的一切为优,观他方阵营的一切为劣的非理性模式,这些难免要在其社会学科的学术研究中印上烙印。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问世的《四种理论》,对此必然会有所反映。这一反映突出体现在该书的第四部分,即施拉姆所写的“报刊的苏联共产主义理论”部分。施拉姆对“报刊的苏联共产主义理论”的论述后来成为传播业者和学者们批判的重点。对这一部分的批判,焦点集中在意识形态上,传播学者认为,韦尔伯• 施拉姆执笔的这部分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例如,施拉姆写道:“马克思几乎从来没有谈过公众通讯工具问题。”⑸而下面这句话则完全否定了这一点,“交往工业(Die Kommunikations industrie),它或是真正的货客运输业,或者只是消息、书信、电报等等的传递”。这是马克思选集24卷第65页里的一句话,可见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已经明确谈到了公共通讯工具问题。另据史料记载,施拉姆在写作此理论之前,对苏联的传媒体系是通过间接手段了解的,他根本就没有亲自去过苏联。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意识形态的敌意阻止了科学研究对方的可能性,施拉姆可能根本就没有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他对苏联共产主义报刊理论的论述可能只是在看了一系列的也许是有失偏颇的报道和资料后的主观臆断呢?1980年,前苏联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主任扎苏尔斯基教授在其主编的《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一书中就指出,《报刊的四种理论》作为美国新闻学理论的代表作,竭力美化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通讯社、广播、电影和电视,鼓吹这些国家实行的是自由主义传播制度;同时它又对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制度进行了歪曲和攻击,认为这种制度是集权主义的。2、作者与政府和传媒联系紧密1995年,美国伊利诺大学的威廉•伯里(Willam E· Berry)等人撰写的《最后的权力:重议报刊的四种理论》一书,对“四种理论”进行了“总体批判”。书中指出:第一作者西伯特的经历反映了新闻教育与传播媒介的亲密关系。出身于新闻工作者的西伯特,在教书之余,长期担任新闻界的法律顾问,其某些学术研究一直受美国报业大亨的资助。与新闻出版界的“良好”关系使得这本书代表了媒介行业界的某些观点。而施拉姆本人的学术生涯显示了他与美国政治的深厚渊源。《四种理论》第四部分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全球战略议程的一面。⑹由此可见,《四种理论》作者的写作动机和中立立场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理论论述,其论述的客观性遭到学界强烈的质疑。3、“社会”与“责任”界定的模糊正如《最后的权利》一书对“四种理论”进行“总体批判”时所表明的那样,作为理论阐述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在分析中采用的概念和术语多有不周严之处,这突出体现在“社会”与“责任”这两个术语上。首先,“社会”是一个没有表达清楚的抽象概念,如果把它同“国家”(State)这个概念联系起来,不仅会导致语意上的混淆,甚至会引起思想上的巨大混乱。“国家”有时候可以指政府、民族,还可以指社会,如此一来,这三个术语也就含混不清了。⑺其次,“责任”在新闻工作者这里似乎也遇到了难题。英国哲学家格林认为,“义务可由法律强制执行,而责任则不然。除非我们是自由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⑻如果新闻工作者是不自由的,他就不可能尽责,至少不可能对社会公共事业尽责。而如果他是自由的,他就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力,他可以选择为出版商负责,也可以选择为自己的职业负责,还可以凭自己的责任感行事。由此可以看出,“社会”及“责任”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都是语意模糊的。身处不同社会、不同意识形态下的新闻业者,对社会责任的理解会有很大的差异。即便在同一社会形态下,社会责任论中的新闻业者该负责的对象也难以厘清。一名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针对的是什么?为了什么?如果他至少在理论上要对自己所报道的消息的合理性和正确性负责,那么这个责任该归究于谁?这些问题都是《四种理论》尚未阐明的。同时,社会责任还为那些信奉这一学说的人披上了神圣的外衣,提供了一个主张道德尊严的机会,使其行为具有合理性,其实质是为社会上流分子统治者效力尽责。阿特休尔在《权力的媒介》中就指出:社会责任这个术语毫无意思,被当作社会控制的一种途径加以使用。⑼4、基本上没有揭示经济制度对传媒的影响《报刊的四种理论》揭示了新闻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最多的莫过于不同政治制度对传媒的影响,而对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的权利集中及其对传媒的影响所论太少。1984年阿特休尔的《权力的媒介》出版之后,学术界称此书为美国新闻界继《四种理论》之后一本全新的重要理论著作,对经典的《四种理论》第一次构成了重大的挑战。能得此赞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权力的媒介》对由《四种理论》所奠定的经典分类作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它从经济角度把世界新闻媒介这首交响曲划分为三个乐章,分别命名为:“市场经济”乐章;“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乐章、“进步中世界”(发展中世界)乐章。⑽这种分类模式对以“四种理论”为代表的经典模式构成重大挑战。5、“四种理论”无法涵盖现今世界各种不同的传媒体系这四种理论只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媒介体系和苏联共产主义媒介体系做了探讨论述,并且有的详细(如集权主义),有的简略(如自由主义),它忽略了同时代其他种类的媒介模式。而且,随着各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媒介体制的变革,“四种理论”无法涵盖现今世界各种不同的传媒体系,新的理论模式便会应运而生。这也加速了它经典地位的消解。三、《四种理论》在新闻史上产生的主要影响1、开了比较新闻学的先河比较新闻学是20世纪初在西方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是一门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然而,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比较新闻学领域是非常贫瘠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则开了比较新闻学的先河,它将世界上的新闻体制归为四类:集权主义制、自由主义制、社会责任制和苏联共产主义制,前三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体制研究,而第四种理论则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体制研究;同时,作者在绪论中提到,《四种理论》试图对“今天世界上所有不同种类报刊背后的哲学和政治的原理或理论”⑾进行研究,并在书中探讨了政治哲学有关人的本性、社会的性质、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知识与真理的性质等问题。此书这种跨文化、跨学科比较研究的方法,成为比较新闻学最基本的方法,此书也成为比较新闻学的奠基石。到目前为止,西方比较新闻学界的思维仍然没能跳出跨文化、跨学科研究这个窠臼。例如,70年代英国安东尼•史密斯所著的《报纸:世界的发展》一书,便是平行地描绘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报纸进程;1983年,美国学者乔治•马登和安居•格瓦拉编著的《媒介制度比较研究》一书,则比较研究了西方、第三世界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的媒介制度;1987年,劳伦斯•坎才的《传播理论:一个对东方和西方的观察》从文化背景和民族哲学的角度出发,将世界新闻界分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媒介和以中国、朝鲜、印度为代表的东方媒介。跨文化、跨学科的思维在上述著述中清晰可见。2、开启从哲学根源入手探讨新闻理论问题的方法该书对四种报刊体系差异的探讨都是首先从哲学根源上展开的。“集权主义理论,基于从柏拉图到马凯维利几百年来的独裁主义政治思想;自由主义理论基于密尔顿、洛克、米尔和启蒙运动;社会责任理论基于通讯工具的革命及对启蒙运动的哲学的某些行为派的怀疑论点;苏联共产主义理论基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苏联共产主义的专政”。⑿这种探讨方法给我们的新闻研究以启示。正如芮必峰所说:不论这种探索的结果怎样,探索本身就很有意义。它通过自身的研究提高了新闻学的理论层次,为以后的“媒介哲学”研究打下了较结实的理论基础。⒀3、对之后的媒介理论产生深刻影响“四种理论”模式一直程度不同地影响、甚至左右着后来的媒介理论。下面我们将看到,此后提出的其他各种模式,绝大部分都直接间接地吸收了“四种理论”中的若干主要论点或观点。1971年,美国学者拉尔夫•洛温斯坦(Ralph Lowenstein)和约翰•梅里尔在其出版的《媒介、讯息与人》一书中对“四种理论”作了修正,提出了他们的“五种理论”,即权威主义理论、社会权威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自由主义理论、社会集权主义理论。10年后,美国学者威廉•哈希顿(William Hachten)在《世界新闻面面观》一书中提出的“五种理论”则对“四种理论”作出了较大改进,增加了关于第三世界的媒介理论。该模式保留了集权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理论,而将自由主义和社会责任理论合并为“西方理论”(Western concept),并增加了两种新的理论:革命(revolutionary)理论和发展(develepment)理论。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哈希顿模式的指导思想并没有超越前人,他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西伯特、彼得森、施拉姆,以及洛温斯坦、梅里尔都是一致的。1983年,英国学者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在他的首版《大众传播理论》中提出了类似的“六种(5+1)理论”,它们是权威主义理论、自由报刊(新闻自由)理论、社会责任理论、苏联理论、发展理论、民主参与理论。1985年,罗伯特•毕加德(Robert Picard)在《报刊与民主的衰落》(The Press and the Decline of Democracy)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带综合性质的模式。该模式保留并综合了“四种理论”及上述的几种理论,增加了“民主社会主义”(democrocy socialist)理论,提出了“七种理论”,即权威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理论、革命理论、发展理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可见,上述理论模式都只是“四种理论”模式的部分修改或者发挥,它们总体上并没有摆脱西伯特,彼德森和施拉姆的思想窠臼,可见《四种理论》对世界新闻界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注释:⑴郭镇之:《北美传播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39页。⑵John CMerrill,The Dialectic in Journalism;Toward a Resprns:ble Use of Press FBatom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9,97-⑶赫伯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342页。⑷芮必峰:“西方‘媒介哲学’评介”,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4期。⑸韦尔伯·施拉姆等:《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132页。⑹郭镇之:《对‘四种理论’的反思与批判》,载《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1期。⑺同⑶,344页。⑻同⑶,343页。⑼同⑶,342页。⑽同⑶,316页。⑾同⑸,2页。⑿同⑸,7页。⒀同⑷。参考文献:1、郭镇之:《北美传播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2、韦尔伯·施拉姆等:《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3、胡兴荣:《新闻哲学》,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4、赫伯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5、芮必峰:“西方‘媒介哲学’评介”,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4期。6、张咏华:《新闻传媒的四种理论》,中国新闻研究中心网站7、郭镇之:《北美传播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作者:陈丽 山东大学新闻系作者简介:弗雷德里克·S·西伯特,美国新闻传播学者,媒介法学家。1957年至1960年担任州立密歇根大学新闻学院院长,1960年至1967年担任该校传播艺术与科学学院院长。西伯特是一位杰出的教师和学者,除了与彼得森和施拉姆合著了《传媒的四种理论》以外,他还著有极富声望的历史著作《1476年—1779年的英格兰的新闻自由》和《新闻界的权利和特许权》。西奥多·彼得森,美国新闻传播学者,伊利诺伊大学传播学院首任院长。他与西伯特和施拉姆合作撰写了《传媒的四种理论》,此外,其著作还有《为杂志撰写非虚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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