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又称文学批评，是评论者在文艺欣赏的基础上，在某些文艺理论的指导下，对文艺创作、文艺思潮等文艺现象，文艺实践活动进行 阐述和评判的文章，是评论者科学理性认识的体现。文艺评论的直接对象包括作家、艺术家、文艺作品、文艺思潮、文艺流派、文艺理论、文艺运动、文艺史以及读者鉴赏接受等一切文艺活动的现象。文艺评论，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对文艺实践和文艺现象的具体评析，揭示评论对象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意义，探讨文艺创 作的艺术方法和内在规律，激浊扬清，推陈出新，繁荣文艺创作，提高读者的欣赏能力，增强健康的艺术情趣。
评论：和平的国内和区域环境是南盟发展的关键 新华网北京1月6日电 （记者姬新龙）2002年1月6日，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盟）第十一届首脑会议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落下帷幕。这是南盟七个成员国的领导人在新世纪首次聚首，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舆论认为，这次南盟首脑会议是南亚各国在新世纪进一步开展合作，提高这一地区总体发展水平的新契机。 16年前成立的南盟的宗旨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促进各成员国在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领域的相互合作。南亚各国都是发展中国家，该地区目前仍有近5亿人生活贫困。对于南盟来说，当务之急是发展各成员国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但是，对南盟各国而言，发展经济需要一个和平的国内和区域环境。由于民族、宗教、社会等种种原因，南盟一些成员国内战频仍，社会动荡；一些成员国间摩擦不断，时而剑拔弩张，这大大制约了南盟各国间开展经济合作。原定2001年建立的“南亚自由贸易区”迟迟没有启动，2002年前在南亚地区消除贫困等目标仍十分遥远。 南盟要发展，首先在于南盟各国稳定国内局势。南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一些国家政局不稳，一些国家民族矛盾、社会不平等问题突出。巴基斯坦的政权更迭和尼泊尔的王宫血案使原定1999年举行的首脑会议推迟至今；斯里兰卡政府与泰米尔猛虎组织之间的内战已持续了18年，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以及庞大的军费开支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尼泊尔反政府游击队的兴起源自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平衡，反过来又进一步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当今国际和平与发展的大势要求南盟各国采取积极措施，缓解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实现民族和解，结束纷乱、冲突和内战，为发展经济创造条件。 印度和巴基斯坦是南盟的两个重要成员国，对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负有重要责任，印巴关系的状况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南盟的前途。半个世纪以来，印巴长期不和，影响了南盟内部的经济合作。印巴冲突有着领土分歧、战争仇恨和种族冲突等多方面深刻的历史渊源，绝不可能一朝一夕之间得到解决。国际社会普遍希望印巴双方保持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恶化，并通过对话和协商妥善解决问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本次南盟会议期间，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与印度总理瓦杰帕伊两度握手，给一段时间来阴云密布的印巴关系带来了一丝和平的曙光。人们希望以这次会议为新的起点，南亚各国、尤其是印巴两国能搁置争议，加强团结，增进了解和信任，使南盟成员国建立互信、推进合作、走向和平发展的意愿得以实现。（完）
1、everyday use for your grandmama 中文名为《外婆的日用家当》。2、英语修辞学角度分析（1）1968年，作为现当代西方修辞学中占重要地位的修辞 大家罗埃德·比彻，在PhilosophyandRhetoric刊物上革新 性地提出了 “修辞形势”这一经典理论，刘亚猛将此核心 概念 “rhetoricalsituation”翻译为 “修辞形势”，本文将沿 用这一译文，因为相较于 “修辞情景”，其更能体现出 “形 势逼人的意味”。（2）比彻将 “修辞形势”定义为 “由一系 列人物、事件、物体以及相互间关系所构成的综合体，展 现出一种实在的或潜在的缺失 （exigence），如果引入形势 的话语能够制衡人的决定或行动以致改变缺失，则此缺失 就可被彻底或部分解除”。同时，他提出 “修辞形势”由 三个基本成分构成，分别是 “缺失”、“受众”和 “修辞局 限”。（3）比彻指出，“缺失是一种当下存在的迫切需要；一种 缺憾，一个障碍，一个待解决的问题，或是一种偏离正轨的情况”。“修辞受众仅涵盖能够受到话语影响并能干预 其中改变现实的一群人”。而 “修辞局限”则 “包含了一 系列的人物、事件、物体以及相互关系，这些都是修辞形 势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们有能力制约改变缺失所需的决定 和行为”。（4）比彻的 “修辞形势”理论不再局限于静态的、单体的 研究，而是突显了 “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将 “修辞形 势”理论运用于文学理论与实践，具有很大的启发效果， 为解析作者意图和文学作品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角，亦使 得历时性共时性的研究进入更为动态的过程。（5）分析框架提纲：第一点描述缺失，第二点描述受众，第三点描述修辞局限。参考文献： ［1］Bitzer，LloydF．TheRhetoricalSituation［J］．Philosophyand Rhetoric，1968，（1）：1－14． ［2］Burke，Kenneth．AGrammarofMotives．Berkeley／LosAngel－ es／London：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9． ［3］Tuten，N．AliceWalker’s“EverydayUse”［J］．TheExplicator 51，2（Winter1993）：125－128． ［4］李洁平·《日用家当》中的女性形象解读［J］．外语与外语教 学，2007（3）． ［5］李荣庆· 论《日用家当》对日常生活的批判［J］．天津外国语学 院学报，2010（6）．［6］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M］．北 京：三联书店，2004扩展资料1、《Everyday Use for your grandmama》的作者是美国黑人作家艾丽斯·沃克代表作之一。2、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女，普利策奖得主、小说家、诗人和社会运动人士，她在作品中反映黑人妇女为自身权利而奋斗，获得广大的回响，其代表作品有《紫色》（The Color Purple）。由其小说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紫色》，是美国电影史上第一部以黑人为题材的电影。电影的主要演员几乎全部为黑人，参与影片摄制的工作人员也大半为有色人种。参考资料链接：中国知网-《日用家当》的修辞构建
以上几位说的都有道理！
继汤氏之后,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先后出版的修辞学论著为数众多,人们给修辞学所下的定义也各说不一,其中较有影响的主要有如下几种说法:1 、美辞说在我国修辞学界,持美辞说的学者较多,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修辞专著中,如王易的《修辞学》和《修辞学通诠》、陈介白的《新著修辞学》、章衣萍的《修辞学讲话》都从“美辞”的角度给修辞学下过定义。王易认为“, 修辞学一名美辞学,因其讲述修饰辞句而使增其美之理论也。又说:“修辞学者,乃研究文辞之所以成美之学也。”陈介白认为“, 修辞学是研究文辞之如何精美和表出作者丰富的情思,以激动读者情思的一种学术。”[章衣萍指出“, 修辞学是研究文辞美化的一种艺术。”以上三家之言虽然提法有别,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都强调修辞的核心是“美化文辞”,都侧重从美学角度给修辞学下定义。 特别是陈介白给修辞学所下的定义,实际上包含了以下三个要点:一是文字表达得要精美,这是要求形式美;二是要有丰富的情思,这是要求内容美;三是要能激起读者的情思,这是要求效果美。当然“美化文辞”是属于修辞学研究范围之内的事,但是,修辞和修辞学绝不能局限在“美化文辞”这一狭小的天地之中。比如从语体的角度而言,科技语体和公文事务语体并不追求什么“美化文辞”,但属科技语体和公文事务语体的文章、文件、著作,同样存在修辞问题,同样需要人们去认真加以研究。 鉴于早期的“美辞”论者过分强调书面语而忽视口语以及其他方面的缺陷,四十年代以后持“美辞说”的一些学者,在论及修辞和修辞学的定义时,在提法上有了一些明显的改变。如郑建业在《修辞学》一书中是这样给修辞学下定义的:“修辞学者,为研究语言文字之组织,使说者或作者了解运用语言文字之技巧,以期获得听者或读者之同情及美感之科学。质言之,即研究增美语言文字之方法论,故曰美辞学。”张弓在《现代汉语修辞学》一书中,对修辞作了这样的界定:“修辞是为了有效地表达意旨,交流思想而适应现实语境,利用民族语言各种因素以美化语言。”由上不难看出,郑氏所谈的“美辞学”,主要涉及以下三个要点:一是以语言文字之组织作为研究对象,既包括书面语,也包括口头语;二是研究增美语言文字之方法论,并善于运用增美语言文字之技巧;三是要获得听者和读者的同情与美感，重视交际双方的情感交流。而张氏所谈的“美化语言”,则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修辞必须有效地表达意旨;其二,修辞应适应现实语境;其三,应调动民族语言的多种因素(如语言、词汇、语法等) 以达到美化语言的目的。显然,郑、张二氏对修辞学特质的认识,已较早期的学者深化了一步。此外,台湾学者黄庆萱在其专著《修辞学》中,大陆学者谭永祥在其专著《汉语修辞美学》中,均有鲜明的美辞说倾向。从前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长期以来“, 美辞学”在修辞学界的影响的确是深远的,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辞说”尚存在明显的缺失。因为修辞不仅仅要求“形象”、“鲜明”、“生动”,也还少不了“明确”、“通顺”、“平匀”、“稳密”。也就是说,修辞有“积极”与“消极”两端,二者必须兼顾,而“美辞说”的主要缺点,就在于强调了“积极”一端而忽视了“消极”一端。2 、调整语辞说最先提出此说的是陈望道先生。陈氏在《修辞学发凡》一书中没有给“修辞学”下定义,但对“修辞”却作了如下解释:“修当作调整或适用解,辞当作语辞解,修辞就是调整或适用语辞。”在书中作者对上述提法作了进一步的说明:陈氏认为“, 语辞”并非单指“文辞”,而应包括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而所谓“调整和适用”,指的是在“材料配置定妥之后,配置定妥和语辞之间往往还有一个对于语辞力加调整、力求适用的过程;或是随笔冲口一恍就过的,或是添注涂改穷日累月的。”这就是说,“调整或适用”语辞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需要经过仔细修改润饰的,另一种是“随笔冲口一恍就过”,即时完成的。而不论是哪种情况,作者都十分强调“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不应是仅仅语辞的修饰,更不应是离开情境的修饰。”由于陈望道先生和《修辞学发凡》在修辞学界所具有的重大影响,其后有不少修辞论著或工具书,都根据陈氏对“修辞”所作的解释和说明来给修辞和修辞学下定义。例如:修辞:简单地说,就是调整和修饰语言。修辞学:语言学的一门学科。它研究如何依据题旨情境,运用各种语文材料、各种表现手法,来恰当地表达思想和感情。修辞学就是研究修辞现象,探讨运用语辞以适应各种各样题旨情境的科学。这里有必要指出,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中提出“调整语辞”说,这在当时是很有针对性的。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修辞学界,“美辞说”及由此说而派生出的“修饰学”,一度相当盛行。当时有一些学者一味追求文辞的华美,不顾“意”和“情”,也不重视适应具体的语境。如有的学者认为:“修辞学是研究文辞美化的一种艺术。”修辞学追求的是文辞的美化,因此“辞”非“修”不可。“正如漂亮的女子一定讲求修饰”一样,“漂亮的文章, 一定也讲求修饰。”正是出于纠偏的考虑,陈氏首先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正本清源,十分明确地指出,调整语辞,为的是“达意传情”,即修辞是为表达一定的内容服务的。关于如何正确理解“调整”与“修饰”的区别与联系,陈氏在1962 年11 月29 日的一次谈话中,对此有过这样的追求:“那时修辞学界讲修辞一定要讲文言文,一定要讲修饰,讲雕琢,不问内容。我不提‘修饰’而讲‘调整’。其实调整也是修饰,只不过是离不开内容的修饰。为了与一般所说的修饰相区别, 我才提调整。”[ 14 ] 可见“调整语辞”说的产生,这是时代的产物。宗廷虎先生在陈氏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修辞”和“修辞学”所作的概括,则是对陈氏修辞思想的进一步发展。3 、规律说“规律说”最初是由王希杰先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提出来的。王氏在《修辞学的定义及其它》一文中,对“修辞”和“修辞学”是这样下定义的:“修辞是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修辞学是研究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的规律的科学。”作者之所以这样给“修辞”和“修辞学”下定义,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语法和逻辑都是指的某种规律———语法指的是语言的结构规律,逻辑指的是人类思维的规律,和‘语法、逻辑’相提并论的‘修辞’⋯⋯也应该是指的某种规律。”我们认为,这一见解是颇有新意,言之成理的。此后,有一些修辞论著和高校教材采用了这一说法。例如:“修辞,通常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修辞活动;一是指研究修辞规律的科学,也叫修辞学。”“修辞学是一门研究修辞活动中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规律、法则的科学。”我们认为“, 规律说”从总结修辞规律的视角给“修辞学”下定义,将其与“美辞说”和“调整语辞说”相比,有其独到之处。因为修辞活动中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和法则都是客观存在的。这些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法则的总和,便是需要人们去认真加以研究的修辞系统。而修辞学不过是人们对这一客观存在的修辞系统的主观认识和描述。为此,“规律说”受到人们的重视,这是很自然的事。4 、手段说在20 世纪30 年代,石苇先生就提出过这样的观点:“用文字的形式去有效地传达思想感情的技术,就是修辞。”这可以视为“手段说”的雏型。在当代学者中,“手段说”的持论者以张静先生为代表。在张氏主编的《实用现代汉语》一书中,对“修辞”和“修辞学”作了如下的解释:“简略点说,修辞是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手段;详尽点说,修辞是在一定语境中运用语言材料提高话语表达效果的手段。”“专门研究运用语言的技巧,提高话语表达效果的手段的学科,叫修辞学。”何以这样给“修辞”和“修辞学”下定义,作者作了如下的说明:第一,修辞是手段,是运用语言的技巧,这是修辞的主旨;第二,修辞手段的运用是为了提高话语的表达效果,这是修辞的目的;第三,提高话语表达效果的手段是借助于语言材料形成的,这是修辞的基础,也指出了修辞与语言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第四,在一定语言环境中,运用语言材料构成的修辞手段才能提高话语的表达效果,这是修辞的原则,也指出了修辞和语境的关系。此外,刘帆先生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说法：广义地讲,修辞是一种言语表达技巧,是创造语言美的手段。”个人认为,上述解释和说明,强调要注意修辞和语境的关系,强调修辞是为了提高话语的表达效果,这都是对的。但是,如果把“修辞”和“修辞学”主要定格在“技术”、“技巧”、“手段”的范围之内,那就值得商榷了。5 、综合说在当代学者中,“说”的持论者有日渐增多的趋势。例如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一书讲到:“修辞是为适应特定的题旨情景,运用恰当的语言手段,以追求理想的表达效果的规律。修辞学就是研究这种规律的科学。” 胡著对“修辞”和“修辞学”所下的定义,主要突出了以下要点:其一,修辞离不开特定的题旨情境,因为修辞现象总是特定的题旨情境的产物。其二,修辞讲究运用恰当的语言手段,这包括词语的锤炼、句式的选择、辞格的运用以及篇章结构和语体风格等诸方面的内容。其三,修辞追求理想的表达效果,这可以说是运用恰当的表达手段,适应特定的题旨情境所要达到的目的。以上所说的三个方面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是有规律可循的。此外,骆小所先生在《现代修辞学》一书中给“修辞学”下定义时,也提出与胡著较为接近的观点:“修辞学是研究适应特定语境,而运用语语言表达的方法、技巧或规律的科学。”由于“综合说”是在集各家之长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揭示修辞和修辞学的本质特征方面更具有科学性和全面性。关于修辞学的定义,除上面提到的较有影响的五种说法之外,尚有以张志公先生为代表的“选择说”,以吴士文先生为代表的“加工说”,以姜宗伦先生为代表的“修饰说”,以刘焕辉先生为代表的“言语形式的适切组合说”。限于篇幅,对以上各说这里就不一一详加评介了。应该承认,上述各派各家之言都有一定道理,都从不同角度对“修辞”和“修辞学”的本质属性作了这样或那样的归纳和概括。但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在一切科学中,越是基本的概念越难下定义。在修辞学中,对修辞学下一个人人满意的定义是很难的。”尽管给科学术语下定义很难,可是有一点这也是学术界业已取得的共识:给科学术语下定义,一是要尽可能准确地揭示该术语的本质属性;二是行文应力求简明扼要,不要拖泥带水。如果用这个尺度来衡量前面提到的名家之说,我们认为胡裕树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给“修辞”和“修辞学”所下的定义是比较可取的。你自己整理下，我也是摘录的
我也在学这课。13) And she stops and tries to dig a well in the sand with her (exaggeration)----P58, L14) I feel my whole face warming from the heat waves it throws out (exaggeration)15)After I tripped over it two or three times he told me to just call him Hakim-a-(metaphor)-------P60,L16) “Maggie’s brain is like an elephant’s”Wangero said ,laughing (ironic)—P62, L17)You didn’t even have to look close to see where hands pushing the dasher up and down to make butter had left a kind of sink in the wood (metaphor)----P62,L18) “Mama,”Wangero said sweet as a bird “can I have these old quilts?”(simile)---P63, L19) She gasped like a bee had stung her (simile)如果需要其他课的，留言哈~··
1 如我们有常说的“校花”，意思是学校里最漂亮的女生。那么学校里最英俊的男生呢？开始是找不到对应的暗喻式词语的，后来便有了相应的“校草”。紧接着“班花”、“班草”、“群花”、“群草”等一类指代词相继涌现，于是“×花”和“×草”就填上了这部分统称词语的空挡。如果说这个是中国本土原创的填空词，那么汉语中同样有“进口”的填空词。如，在汉语里，有“歌迷”——喜欢听歌的人，“影迷”－－喜欢看电影的人，“书迷”－－喜欢看书的人……可是这种“迷”们在汉语里竟没有统一的称谓。然而在英语中，就有“fans”一词的意义囊括了所有的“×迷”。中国人是聪明的，自晚清开始就提倡西为中用，所以马上用“fans”的中文译音“粉丝”来统称那些迷恋于某种事物或某个人物的群体。有些专用名词，在公众场合直接运用的话多有不便，或者是人群比较避讳的，时尚语言，特别是网络语言就有办法解决这种矛盾的尴尬：易换法，有把同性恋者称呼为“同志”；缩略法，有把“变态”缩成“BT”，“恐怖”缩成“KB”……而这些用法，已经被年轻人运用到现实生活中。 2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语言和思维是同劳动一起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产生的，其社会性几乎可以说是与生俱来。新闻语言直接的目的是用来传播社会新近发生的事实，因此，相对于其它的语言形式，其社会性显得尤为突出。新闻语言从来就不是一种超然于社会之外、独立发展、自生自灭的话语系统，其表现形式的诸要素无一不与社会系统诸要素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 其一，新闻语言的形态变化总是与一定时期的物质生产方式相适应，并随着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劳动为人类早期的新闻传播活动创造了主体，并直接导致了主体对新闻信息的需求。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新闻语言的形态也经历了手势、口头、符号、文字这样一个漫长的变化过程。19世纪末电子媒介出现以后，新闻语言的形式也日趋多样化，文字新闻、广播新闻、电视新闻，大大拓展了新闻语言向社会渗透的深度与广度。尤其是当代电脑技术的运用和网络化，演绎着一个信息传播新技术的革命，同时，新闻语言也面临着一场更为深刻的变革。新闻语言随社会形态的更迭而变化。不同的社会形态会产生各具特点的新闻语言，而新闻语言一旦形成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又会反过来作用于社会形态。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对舆论一直实行深文周纳、钳制言论的专制主义制度，新闻无论是内容还是语言，都浸透了“皇权至上”的印记。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与资产阶级反专制、反神权的政治需要相适应，其新闻语言在形式上呈现出个性张扬、多变求新的特点。同时，由于西方的新闻媒体产生的直接动因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竞争，为了追逐利润，适应受众不断变化的口味和兴趣，西方新闻记者在语言上又有追求标新立异、刺激的一面。 其二，新闻语言与社会思潮有密切的联系。文艺复兴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掀起了一股“平等、自由、博爱”的社会思潮，他们在古典文化的宝库中找回“天赋人权”利器的同时，突然发现古典语文（主要是拉丁文），作为神学长期统治的结果，已经成为一种僵死的语言，不能够很利落地、很有效地表达那个时代世俗人群的思维活动，于是，革新者便努力去寻找新的语言工具——他们找到了世俗语言。16世纪初，在威尼斯，继而在罗马以及西方其他一些国家，便出现了采用以世俗语言写作的“手抄新闻”。在中国，戊戌维新运动开始以后，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向社会广泛宣传变法维新的新思想，致力于新闻语言的通俗化，甚至提出“白话是维新之本”。乃至在科学民主的思潮中，《新青年》高举文学革命大旗，力倡白话文，终使新闻语言问题获得解决。可以说，新的思潮催生了新的文体，新的文体又反过来促使新的思潮向纵深发展。 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乔治·格伯纳提出的观念培养论认为，“电视对人们观念等的影响，在于使之主流化或相似化，即培养反映主流文化意识的观念。”格伯纳的表述说明，媒介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要把人们的思想观念培养、交融、纳入到主流文化中去。这个主流文化的核心，就是统治阶级的政治文化。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政治文化的核心是“内圣外王”，即：个人只要具备了高尚的道德修养，便具备了做圣王的条件。“德”是圣人的“德”，“德治”也就演变了“人治”。这种“人治”的政治文化源远流长，即使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一定的影响。 其三，新闻语言的世俗化与城市化密切相关。城市化使社会结构多元化，使城市本身成为一个社会传播的特殊机体。市民阶层既是新闻信息的受众，同时也是新闻传播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这就决定了新闻传播自纳入大众传播的范畴，新闻语言的世俗化就成为不可避免。大众新闻传播在负载政治宣传功能、教化功能的同时，必须十分注重满足社会一般大众对于周围环境和日常生活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来自信息高速公路以及多媒体电脑技术应用的挑战，不仅意味着新型传播方式的出现，将带来整个社会信息系统的结构性调整，而且使新闻语言的世俗化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以往和现今的大多数新闻传播活动，传播者和受众角色分明，两者很难交替。而在电脑网络系统中，交互性是重要的特点，受众可随时与职业传播者进行“对话”，发表意见。信息传播由原来的职业传播者单向的灌输式变为职业传播者与受众双向的互动式，一个互联网上的运用者既是新闻信息的受众，同时也可能是一个传播者。新闻传播行为的个人化所带来的新闻语言的世俗化也是显见的。更由于“信息高速公路”及电脑网络系统中信息把关管理的困难，新闻语言世俗化的倾向也将变得日益突出。 总之，新闻语言源于社会生活，随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随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但是，新闻语言与社会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又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而是错综复杂、交互作用、全方位的联系。因此，我们在研究纷繁复杂的新闻语言现象时，把语言置于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加以透视性的研究，会使我们对新闻学及新闻语言的研究更加开放，更富有生气，从而获得更为开阔的研究视野。 3 宋、元、明、清四代,市民文学有很大发展,从“说话”（后代称为“说书”）起，逐步有了多种类型的讲唱文学，有了相当发达的戏曲和长篇章回体小说。文学的发展，必然对修辞的发展有影响。这些文学形式在语言上不同程度地向口头语言（白语）靠近。这些新的文学形式（有的论著中称之为俗文学）不再只是写出来供人阅读，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了口耳之事，要好讲，好唱，让尽可能多的各阶层的人，包括文盲，能够听得懂。这种作品写出来也要让“略识之无”的人大概能看得懂。这些特点无疑会产生若干新的修辞手段。从文艺学的角度研究这些新的文学形式的已经很不少，并且取得了成果。但专门从修辞学角度来研究的，至今似乎还是个空白。汉语修辞研究者需要在这方面加以弥补。 ②从古代到近代，研究汉语修辞的都忽略了口头语言和俗文学里的修辞现象，研究对象都是书面上的诗赋词章史传典籍中的“ 雅言 ”。两部影响最大的著作是： 刘勰的《文心雕龙》成书于公元6世纪初年,南朝齐末梁初，共10卷，50篇。第1卷的5篇，总论辞章的本源和基本原则，发挥了《质文相资》的基本观点。第2～5卷的20篇，列出了20种文体，其中既有诗、赋等文学体裁，也有史传、论说,以至诏策、奏启等实用文体,每种文体既叙其源流，也品评了前人的作品。第6～8卷的15篇讲风格和技法，其中包括如现在所说的辞格。以下两卷10篇讲对辞章的鉴别，其中《时序》篇提出了辞章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部承前启后的巨著。它是先秦以来探讨辞章之学的总结，开此后1000多年研究辞章之学的先河。 陈□的《文则》成书于南宋乾道六年(1170)。它把比喻细分为直喻、隐喻、类喻、诘喻、对喻、博喻、简喻、详喻、引喻、虚喻10类，是古代修辞学著作中讲比喻讲得最为详备的。它不只讲应当怎么样，还讲了不应当怎么样，或者在什么情况应当怎么样。它讲到用语要注意搭配得当，避免语病，以至讲到语助词的修辞表达效果。这些都是对《文心雕龙》以下有关修辞学的各种著作的重要补充，并且影响到后世以至现代。有人认为《文则》是历史上第一部名副其实的修辞学专著。 从北宋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开始，经宋、元、明、清四代，陆续出现了一大批诗话、词话、文话一类的著作和论述文章作法的著作，虽然其中有很多芜杂庸劣之作，但是也有不少精到的见解，特别是在修辞技法方面。
本书简要回顾了西方修辞史，详尽阐述了英语中各类修辞格的特点和具体运用方法，对精心挑选的大量典型英语修辞格例句进行了系统分析讲解。并对容易混淆的相近辞格加以比较。便于读者赏析。书中既有经典例句，又有取自当代报刊杂志的例句。融知识性、经典性、时代性于一体。语言朴实，实践性强。每种辞格均附有相应的练习题。本书既可作为高等院校英语专业文体与修辞课程教材，也可供广大英语修辞爱好者参考。
长期以来，中国修辞学一直在学界（甚至包括语言学界）的斜视中存在着。然而近年却逐渐受到人们的正视和重视。就连一些“最”瞧不起修辞学的高校也频频与修辞学结缘，如北京大学聘请了美国的蒲安迪和加拿大的高辛勇分别做了《中国叙事学》与《修辞学和阅读》的演讲，出版了美国学者布斯的《小说修辞学》。这当然是十分可喜的事，然而却又有几分尴尬，因为推进这项工作的是文论界而不是语言学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们是请国外的学者用西方甚至我国传统的修辞理论对我国的文学文本进行修辞批评，而我们自己却很少有人去做这项工作。 文学的修辞批评，就是系统探讨文学修辞行为和规律，解读各种文学作品。在这一点上，我国古代做得相当出色，不少方面比现代西方毫不逊色。所以，我们非常同意钱钟书先生《读〈拉奥孔〉》一文中的观点：我们的注意力不能一直放在那些“名牌的理论著作”上，“诗、词、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人神智；把它们演绎出来，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因为，“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1]这就是说，问题并不在于中西方修辞学和修辞批评孰优孰劣，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阐释和发展中国传统的修辞学思想，而不仅仅是照搬西方现成的东西。本文就是通过对西方修辞学的借鉴，“演绎”中国的修辞理论，并试图对未来中国文学的修辞批评提出一点具有指导性的意见。中西修辞学都起于对说服性口语交际的研究，最后逐渐扩展到书面修辞。然而在对书面语修辞、尤其是文学修辞的研究方面，西方的发展速度却慢得多。虽然早在纪元前高尔吉亚就开了演讲文体文学化的先河，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也在修辞术和诗学两个领域中涉及到隐喻等文学修辞问题，但西方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主要还是放在演讲和辩论的说服性技艺上。罗马时代只有一些零星的文学修辞讨论，直到17世纪以后，修辞学才与文学评论较紧密地结合起来，而真正对文学进行修辞批评则是20世纪的事。 20世纪初，修辞学作为有效地使用话语的社会行为的理论逐渐被人们认识。1914年发端的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批评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语言批评和修辞批评。他们强调文学的自主性，认为艺术作品是技巧介入的产物，因为技巧才是一切创造活动的本质，才决定文学作品的特殊性，即文学性或艺术性。他们认为形式决定一切，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程序。认为程序是包括手法、技巧、安排、搭配等一切对现成材料进行变形处理而引起审美效果的艺术加工方式。可以看出，这些认识都是修辞学的，至少大部分是修辞学的。另外，形式主义独特的文学语言观也是建立在语言艺术使用的基础之上的，如什克洛夫斯基说：诗就是扭曲受阻的语言，是陌生化的语言。雅格布逊说：“诗歌性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词使人感觉到是词，而不只是所指之对象的表示者或者情绪的发作。表现在词、词序、词义及其外部和内部形式不只是无区别的现实引据，而都获得了自身的分量和意义。”[2] 雅格布逊还有一个重要贡献是把本是两种普通修辞方式的隐喻和换喻看作是语言的二元对立的典型模式，并把这两种基本模式提升为了解人类一般行为的普遍模式，这就获得了美学意义。雅氏认为：“在诗歌当中支配一切的原则是相似性原则；诗句的格律对偶和韵脚的音响对应关系引起了语义相似性和相悖性的问题；…… 散文则相反，它主要在毗连性上面做文章。结果使隐喻之对于诗歌，换喻之对于散文分别构成阻力最小的路线。这便是对诗歌比喻手法的研究主要围绕着隐喻的原由。”[3]无庸置疑，这是一种修辞学批评。 和俄国形式主义一样，50年代前后的英美新批评也把研究重心放在作品上，不过，如果说俄国形式主义是从语言学和修辞学双重角度研究文学，而新批评则更注重从修辞学角度研究文学，比喻、象征、反讽、复义等是他们集中讨论的问题，有人称这一理论为文学语义学，而新批评创始人瑞恰兹则称这种文学语义学为新修辞学，任务是对词语的功能进行系统详尽的探索，以个别场合单部作品的语义研究为基础，以文学研究为目的，“如果说旧的修辞学把复义看作语言中的一个错误，希望限制或消除这种现象，那么新的修辞学则把它看成是语言能力的必然结果。我们表达思想的大多数重要形式都离不开这种手段，尤其是在诗歌和宗教用语中更离不开这种手段。”而新批评的中坚人物燕卜荪的《含混七型》，布鲁克斯的悖论（Paradox）和反讽（Irony）,可以说主要是从修辞意义分离的角度分析文学文本。 如果说瑞恰兹为美国新修辞学奠定了理论基础，那么博克（Kenneth Burke）则对修辞学范围进行了重新定义和拓宽，并试图把它用于所有语言使用形式，“他的主要贡献是形成了修辞性的文学批评。”[4]他在《动机语法学》中提出了“戏剧五要素”分析法，从行动、场景、人物、工具和目的五个方面对各种文本进行分析，尤其成功的是对文学所作的修辞批评。 20世纪60年代在法国巴黎涌现出的结构主义思潮也对文学的修辞批评有重要贡献。如法国新诗学理论家J•柯亨在《诗歌语言的结构》中说：“修辞学是有关文学特有语言的程序的研究,‘诗学’则是有关一般诗作原则的全面知识”。[5]如巴尔特也强调 “技巧是一切创造活动的本质”，而这个创造活动又是通过分解、组合、形成和变形等步骤来进行的。他的“零度”写作论后来成了新修辞学描述风格的有用的操作性工具， “零度”和“偏离”成了修辞批评的两个重要概念。当然还有那个解构主义者保罗•德曼（Paul de Man），德曼的文学批评可说是一种精读方法，尤其是对文本(text)的修辞成分（包括辞格与语言的一般修辞性）的严密注视与分析。有人说他的修辞理论就是阅读理论，因为他从语言的修辞性来阅读作品。德曼的修辞批评，主要表现在中古就提出的人文三科：逻辑、文法和修辞。德曼认为，语言（包括修辞成分）不能由文法来解释，语言也不能自足地作为思想与现实的桥梁。只有把语言的修辞功用纳入文法的范畴，或曰“修辞的文法化”，才能达到这种理想。但修辞文法化是不可能的。于是这种批评在强调文学语言中的文学维度的同时，陷入了一种没有建设性的怀疑论，一种文学虚无主义。 可以看出，西方对文学的修辞批评以阅读为主，它强调形式与技巧，最后走向解构文本。 中国修辞学虽与西方修辞学起点相似，但它更注重书面语修辞的研究，尤其是对文学文本的研究。早在先秦时代，不少典籍就开始探讨文学的修辞问题，有的甚至就可以说是较为典型的修辞批评。比如《左传》成公十四年对《春秋》笔法的探讨：“《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这里的“春秋笔法”，用董仲舒的话说就是“为辞之术”，也就是钱钟书先生所说：“《春秋》之书法，实即文章之修辞。……《公羊》《谷梁》两传阐明《春秋》美刺 ‘微词’，实吾国修辞学最古之发凡起例：‘内词’、‘未毕词’、‘讳词’之类皆文家笔法，剖析精细处駸駸入于风格学。”[6]再如《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都对《春秋》中“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飞过宋都。”进行了细读式批评，公羊传从记闻记见记异的角度解读，谷梁传从有知与无知、物与人、物理与王道的角度阐释，都在探讨这一修辞行为的过程和策略。到了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更对《春秋》之常辞与变辞进行了深入分析，“《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这与西方二十世纪末提出的意识形态与话语权的社会批评是非常接近的。关于阅读方式，先秦也有较为科学的认识。《孟子》就从接受的角度对《诗经》中的一些诗做了分析： 咸丘蒙曰：“……《诗》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 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叟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万章上》）这可能就是董仲舒说的“《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对此，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加以发挥，指出“辞虽已甚，其义无害”的道理，而后来学者尤其是钱钟书氏更有精到的见解。 《毛诗序》中的“风雅颂赋比兴”可说是中国较早的文类批评，它对修辞阅读和修辞表现有着重要的贡献。《毛诗序》中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赋”是直言，“比”是比方，“兴”是托物，这后人基本没有异议，但对“风雅颂”却多分歧，我们认为“风”是修辞手段——婉讽，“雅”指修辞策略——文饰，颂言修辞目的——赞美。 魏晋南北朝时期，清谈成风，文学独立，佛教传入，文学修辞理论相应发展，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钟嵘的《诗品》、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都有关于修辞批评的论述，并且多有对作家作品的修辞解读。尤其是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有不少专论修辞和修辞批评的篇章，这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宋可说是中国修辞学的成熟期，一部《文则》，标志着中国修辞学的独立，打破了修辞学的附庸地位，其中对文体与修辞关系的论述，兼及表达与接受两个方面。尤其是从诗话开始一直延伸到后来的词话曲话小说评点再到钱钟书集其大成的独特的“细读”修辞研究方式，很有一点现象学的意味。 “批评”就是判断和评价，就是选择特定视角根据特定标准对特定对象做出判断和评价。特定视角是指批评的角度，如政治角度、道德角度、文化角度、审美角度、逻辑角度、语言角度等等；特定标准是指批评依据，如价值观、文学观、语言观、人生观等等。按照逻辑上的附性法推理，“中国文学的修辞批评”则是指从修辞的角度对中国文学做出评价。这就引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以什么样的修辞标准来评价？也就是说，对文学进行修辞批评，首先关涉到对“修辞”内涵和外延的界定问题，因为“修辞”有着广狭不等的范围。一、从修辞之阶段看，狭义修辞是指高效表达，而广义修辞则既指高效表达，也指高效接受；二、从修辞之功能看，狭义的修辞指说服的手段，而广义的修辞则既指说服的手段，也指表现的技巧。因为说服重在影响受众，而表现重在解译创造现实；三、从所修之“辞”看，狭义修辞指高效语言行为，而广义修辞则是指高效符号行为。那么，对中国文学做修辞批评，应该建立在怎样的“修辞”基础上呢？我们认为，中国文学的修辞批评应该以中国传统的修辞思想为核心。我们不取亚里斯多德的定义，因为“说服论”外延太小，但也不取后现代主义把一切符码化、话语化也就是修辞化的定义，因为这种泛化修辞其实是文化批评。我们所依据的修辞特指“高效的言语行为”，不包括非言语行为，如绘画、舞蹈、音乐等。不过这个言语行为既包括表达也包括接受，既包括说服也包括表现。也就是说，它分析文学主体的整个认知加工过程，包括宏观的修辞策略和微观的修辞技巧，包括影响文学修辞行为的诸多因素。这样既可避免西方修辞批评的刻板和偏激，也可克服中国传统批评的玄虚和朦胧。 前面提及，修辞是一种交际行为。而交际行为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一是信息传达者，二是信息接收者，三是信息。所以说，文学修辞批评是一个系统阐释文学交际（修辞）行为的过程，它必须对文学的修辞运作做全程跟踪。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同意西方修辞批评设定的范围：“如何做修辞批评呢？根据索妮娅•福斯的看法，修辞批评可分为如下四个步骤：提出一个问题，选择一个文本；选择一种分析工具；分析文本；撰写评论文章。”[7]可以看出，西方的修辞批评只是对文本即信息一环做出评价，而我们同时强调文学传达与接受。那么，这样是不是与文学批评、与写作学等冲突？答曰不然，对文学做修辞批评，只是对关涉文学的语言传达做出评价，它肯定与其他批评有叠合的地方，但其目的和角度是不一样的。（一）作家的修辞运作：修辞目的与修辞策略 一位文学批评家说：“就修辞学本身而言，我们常常谈到它所使用的三种‘方法’：对讲演者来说，那就是‘教授’（即‘传授知识’）、‘愉悦’和‘感动’，也就是说建立一种人与人的联系。”[8]这里说的三种方法其实是三种目的。大家知道，修辞是话语建构或文本生产的技艺和程序，但它首先起于因需求所产生的创作目的。虽然这个目的与创作目的总体上是相同的，如是娱乐还是教育，是愉悦还是感动，是说服还是诱导等等，但修辞学更多地关注其修辞行为的直接目的，即修辞性。而这往往决定文学体裁的选用和修辞方式的取舍。如果目的是通过A去说明B，那就用叙事性散文文体；如果是借助A抒发B，那往往就用抒情性诗歌体。比如，郭沫若的自传小说与他的抒情诗歌就取决于他的不同目的。当然，修辞目的还可进行下位切分，因为相同体裁中也可表现不同的目的。还如郭沫若，同是诗歌，同是抒发感情，在《女神》中因其要唤醒民众，所以风格如狂风暴雨，其修辞择词多刚硬奇崛，修辞手法也多反复铺排超常组合；而《瓶》中因其是表现男女之情爱，故风格如柔风细雨，其修辞择词多柔媚细腻，其修辞手法多婉言曲说象征隐喻。换句话说，作为创作目的，文学可以与其他文体相同，如惩恶扬善，说服教育等。但是作为修辞目的，就不仅在这个层面，它还要使文学更像文学，也就是文学要有文学性，即修辞性——至少要有作者理解的修辞性。正如钱钟书所说：“所谓 ‘不为无病呻吟’者即‘修辞立诚’之说也，窃以为惟其能无病呻吟，呻吟而能使读者信以为有病，方为文艺之佳作耳。文艺上之所谓‘病’，非可以诊断得；作者之真有病与否，读者无从知也。亦取决于呻吟之似有病与否而已。故文艺之不足以取信于人者，非必作者之无病也，实由其不善于呻吟；……盖必精于修辞，方足 ‘立诚’，非谓立诚之后，修辞遂精，舍修辞而外，何由窥作者之诚伪乎？”[9]这里说的就是具体的修辞目的问题。比如同是表现性爱，孙犁用隐喻：一个碧绿的蝈蝈爬在白色的匏子花上；林斤澜用象征：他写鱼、写鳗、写泥鳅、写水；汪曾祺用暗示：写明海与英子划船划到芦苇丛中；王小波用白描，写王二与陈清扬的性爱过程。我们说，四种写法都很有修辞性，但他们的修辞目的都很明确，前三者是通过物事写性爱，后者是通过性爱写社会。 作家创作始于目的，但他必须通过一定的策略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说过，修辞是一种复杂的言语行为，它是修辞者为了达到信息传递最优化而对语言作的某种选择，是根据修辞目的、环境、对象以及各种随机因素的交互作用所作的言语决策，而这主要表现为修辞策略问题。我们也说过，修辞策略是根据已在的条件，对未来的语言表达作出决策。它的根本任务是：如何利用自己已掌握的语言材料，根据对象的语言水平，按照表达与语境、目的和内容的函数关系等去制定修辞方案。“然而，这个方案或程序并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它必须考察修辞过程中的各种因素。一般地说，修辞策略的制定必须考虑三个维度：一是修辞态度，二是修辞格调，三是修辞方式。每一维度中又有对立的两个方面，最后综合运算，确定出修辞的最终策略。”[10]我们读作品，首先必须了解作家的态度策略：是根据听众或读者的价值观念、文化修养和社会性期待去调整自己的语言方式的适应策略呢，还是通过自己语言的魅力吸引读者改变读者的引导策略；其次必须了解作家的格调策略：是充分体现一个民族的伦理道德规范和文化修养的较高级形态的高雅策略呢，还是为了适应中等文化水平以下和某种特定群体的受众所采用的浅俗型策略；再次是必须了解作家的传达策略：是凸显对规范表达的偏离的出奇式策略呢，还是建立在共有的语言文化知识前提基础上符合常规的直言式的守常型策略。这就是说，修辞策略是一个三维的世界，只有把这三方面综合起来才能制定或复原其总策略。比如，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态度上采用了引导型策略，格调上采用了高雅型策略，表达上采用了出奇型策略。而汪曾祺的小说修辞则分别是适应——高雅——守常型策略。如果我们把影响每一具体策略的各种因素考察清楚了，那么，就可再现作家的文学决策过程，从而客观地接受作品。（二）作品的修辞评价：修辞环境和修辞技巧 在古代中国和现代西方，文本批评是修辞批评的主要内容。加拿大学者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Frye）在《批评的剖析》一书中借鉴英美“新批评”的方法，分析了文学中各种文体的修辞问题，研究文学作品的用词、造句、辞格等方面的特点。因为“任何文本都归属于某种体裁，而任何体裁都离不开修辞，因为“体裁”这个概念是一个社会性的概念。”[11]西方修辞学从本世纪复兴以来主要是新亚里斯多德主义，其修辞批评关注三件事：一是建构修辞性的话语所产生的背景；二是分析修辞性的话语本身；三是衡量修辞性话语在观众身上产生的影响。而早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有比较完备的相同认识。我们认为，未来中国的修辞批评，还须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考察文学文本的生存环境，也就是文学语境问题。修辞学关注的语境，虽然也涉及诸如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文化习俗的制约等时空坐标中的复合关系，如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的言说方式，如不同文化生态中的特殊表现等，但它更关注文学言说的直接语境制约，如语体，如上下文。修辞学认为，任何文本都以它赖以生存的语体为前提，而任何语体又以它赖以存在的语言传达方式为前提。所以，要评价一个文学文本是否优秀，既要评价它是否得体——与语体相一致；又要评价它是否合“式”——与修辞方式相一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莱才说文类（体）批评的基础是修辞，修饰性的修辞与文学密不可分。也就是说，是修辞性决定了文学性，是不同的修辞特性决定了不同的语体分岔。从修辞出发我们不仅得出了口传史诗、虚构作品、戏剧、抒情诗四种主要文类，而且，修辞学更关注叙事性文体与叙事性文本、抒情性文体与抒情性文本之间的函数关系。也就是说，叙事文本是如何在叙事文体中把叙事做为一种修辞行为的，抒情文本又是如何在抒情文本中把联想做为一种修辞行为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判别出哪是文学作品哪是非文学作品，哪是小说哪是诗。更进一步，哪是优秀的小说，哪是一般的小说等等。 其次要考察文学文本，即一部作品是由哪些修辞材料、借助什么样的修辞手法构成的？这样建构的修辞学理据是什么？它对文学的贡献在哪里？如前所述，在这方面中国古代的诗话词话和西方现代的解构阅读都有非常丰富的案例。下面以明末清初李渔的《无声戏•丑郎君怕娇偏得艳》为例说明修辞阅读的重要作用。该小说的故事很简单，说一个相貌奇丑、肢体多残的有钱人“阙不全”想找一个和自己相貌相匹配的妻子，不料连找了三个，都是才貌奇佳，开始时三个女子都不情愿且设法摆脱他，可后来一个个心甘情愿地服侍他。对这样一个叙事文本，加拿大学者高辛勇做了较为详细的修辞分析。高氏认为，这个故事运用了修辞衍生方法——“倒反”（inversion）：把传统中常见的主题或故事的意思颠倒过来，成为新的故事，小说题目就说明这是传统的“才子佳人”故事的倒转版。再比如入话里阎王判那恶人投身为美女嫁丑夫的故事，比如“红颜薄命”与“才子佳人”的意念对立，比如入话佳人配丑夫与正文丑郎娶美妻叙事角度的转换，都可以看作修辞上的“倒反”操作。同时，高氏还认为，李渔的故事与传统的“套破”是互文关系（intertext）：“他在故事一开头便提出‘红颜薄命’这个老套的成语，但是李渔给了这个cliché新的诠释。说话人说：‘只是这四个字也是解释明白，不是因她有了红颜，然后才薄命；只为他应该薄命，所以才罚她作红颜’也就是说，他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倒转了一下，修辞上看便是把原来的说法转成‘薄命红颜’（在汉语修辞术里它是‘红颜薄命’的‘倒置’辞式）[12]当然，小说还用了文字游戏式修辞手法，如对“阙不全”姓氏、“身事”及生世描写的游戏式趣释，对五官描写的夸张式铺排，对学识描写的比喻式借代，还有对“才子佳人”与“财主佳人”的反仿，整个故事从“阙不全”、“不全阙”与“全不阙”的修辞结构等等，最后收到了“救得人活，笑得人死”的修辞效果。作者把叙事修辞和说服修辞统一为一体，既完成了文学的说教功能，又完成了文学的娱乐功能……可以看出，这种批评方式，是对文学优化传达的最深入的探讨，因为它切入了文学创作的全方位，小到选词造句用格，大到谋篇创意运思，最后揭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真正含义。这一点，我们的古人做得很好，钱钟书进行了总结性的提高，而今后我们必须进一步发扬光大。（三）作品的修辞解读：修辞接受与修辞意义 所谓修辞解读，是指根据修辞学原理，对文学文本进行审美接受，然后读取其修辞意义。一般人认为，接受就是对作品进行逆向还原。其实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因为修辞接受正如谭学纯教授所说,不仅有等值接受，还有减值接受、增值接受和改值接受。[13]于是，读者——即修辞接受者也就成了文学修辞批评的终点性环节。也就是说，文学作品只有在读者的创造性接受中才算完成。正如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阿•基比迪•瓦尔加所说：“传授真理的人和接受真理的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真理不会自己证明自己，总是有个传授者——活着的或死去的，有个作者，有个传统——“要”传播某个真理，有个或多或少自愿同意接受真理并且承认——或者否认（这是同一回事）——传授者权威的学生。”[14]一般地说，作者在创作时都有一个假定的读者，而读者在读作品时也要尽可能地贴近作者，双方在修辞上必须存在一种默契，如果没有起码的默契，那就不存在任何交际（文学也是交际）的可能性，而接受的程度取决于这种默契的程度。人们一般认为的接受是从相反方向重新设想作者的创作历程——从修辞到动机，但接受既是社会的，也是个人的。说它是社会的，因为表达者与接受者必须共享通用的语言代码，必须遵守特定的文化契约，必须满足规范的社会期待。说它是个人的，是因为表达者和接受者就其人生体验、语言修养和修辞能力并不相同，所以人们在接受时不仅会出现“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且由于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不同视角对一个作品的解读也会不同，于是又出现了一个读者有几个哈姆雷特的情况。因此，修辞接受必须与接受者紧密关联。所以，同是李商隐的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周汝昌读出了“上句情在缠绵，下句语归沉痛”[15]，而朱大可却读出了“以‘春蚕’和‘蜡炬’暗喻男性生殖器，‘丝’与‘泪’暗喻精液”。[16]当然，还是这两句诗，朱大可在十年前或二十年前未必读出了现在的意义。这就提醒我们，对文学的修辞解读，要对接受者的综合情况进行考察。 那么，怎样才能更贴近作者，或创造性的贴近作者呢，我们认为，必须运用修辞理论去解读。上文的荷兰教授又说：“信息的‘隐藏’性是文学的特点，那是因为它就是要把读者引入歧途。作者尽其所能来掩饰阐释者所寻找的东西。文学的‘隐性真相’与修辞学的意图之间的冲突只能通过寻找文本掩饰目的的反复尝试来解决。想在他的文本分析得到修辞学的帮助的阐释者只能走和作者一样的路：他从谋篇开始，每当他通过后面的论证和辞格验证发现自己的方向错了的时候，他就重新回到谋篇阶段，以纠正和确实他最初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修辞分析是一种受到作者意图启发的的阐释形式。”[17]其实，更确切地说，修辞解读就是找出文本意义的各种可能性，也就是其文学的实指与虚指、单指与复指、他指与自指。如钱钟书对《离骚》中“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意义的解读：“‘修’ 字指‘远贤’而并指‘修洁’，‘服’字谓‘服饰’而兼谓‘服行’”[18] “两意均虚涵于‘謇吾’二句之中”[19]，这可以视为双关的特殊形态。王希杰对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中“落花时节”的意义解读为：“指春天，又暗指李龟年晚年之不幸，又暗指杜甫本人之不得意，还暗指唐王朝之衰败”。[20] 总之，我们认为，文学是“情理美三维、意义意思两面的话语形式”，[21]修辞阅读或曰修辞接受就是要把这些含义全部挖掘出来，从而完成文学的高消费。修辞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陈騤的《文则》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分别是中西方修辞学的开山之作。论文正是从正本清源的角度出发来选择这两部著作进行比较的，力图通过比较阐明中西修辞学的相同相异之处。论文首先从理论出发点、研究方法、具体修辞理论三个方面对这两部著作进行了比较。其次分析了两部著作修辞思想不同的原因,主要从社会原因、语言原因、思维原因三个大的方面进行了分析。最后通过比较得出四点启示。
自然科学与工程&医学研究 复旦大学诞生了中国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第一台电子模拟计算机和第一个ALGOL-60编译器，第一台X25分组交换机，第一套因特网监控装备、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数字电子计算机。在人类基因组学、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等领域都取得了重要的科技进展。医学科研的经费和项目数，已从两校合并初期的25%左右，增长到全校总量的一半。 科研经费&项目2010年度，学校理工科、医科共获得各类项目1393项，到款总经费108186万元。其中纵向项目1045项，到款经费93660万元；横向项目348项，到款经费14526万元。获得“973”计划项目2项，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项，获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6项。共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745项，获资助项目482项，获资助经费17465．9万元。其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54项，青年科学基金159项，重点项目10项，重大研究计划重点项目2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4项。获得教育部博士点基金博导类项目资助20项，新教师类项目资助37项，资助经费为253．2万元。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19项，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39项，经费128．5万元。获得霍英东教育基金资助立项3项。获得财政部、教育部“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4357万元。 论文发表2010年度，学校理工科、医科申请中国专利671项，数量较2009年增长近30%。授权专利数量164项，全校累计有效专利（维持中）841项。已完成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17项，为历年最高。全校2009年发表SCI论文1958篇，比上一年增长12．98%。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历年发布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学校2004—2008年共发表SCI论文7269篇。其中有2419篇论文在2009年被引用，共被引用9106次，平均被引次数1．25次，位列全国高校第一。被引用达10次以上的论文有26篇，也居全国高校之首。被引用论文占发表论文总数的33%，位居全国第二。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医学研究院的研究成果被《自然》于2010 年2 月以连续两篇研究论文的方式发表，生命科学学院的研究论文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 科技获奖2014年度，该校医科共有2个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其中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1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科普类）1项。2013年度，该校医科共有1个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另外周良辅院士荣获2013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该校理工科获国家技术发明奖1项。2012年度，该校共获国家科学技术奖7项，其中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项，技术发明奖二等奖2项，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项。2011年度，该校共获国家科学技术奖4项，其中自然科学奖二等奖3项，技术发明奖二等奖1项。2010年度，该校共获国家科学技术奖4项，其中科技进步奖二等奖3项，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 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 从2003年到2007年，该校文科研究和发展费用累计达到6亿元，承担国家社科基金146项、教育部课题194项、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236项。出版各类著作2200部，发表论文5万篇，研究报告2300篇，共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励222项。 复旦大学获获第五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各类奖32项、获上海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各类奖79项、获上海市第十届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各类奖17项、获上海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各类奖80项。 馆藏资源 复旦大学图书馆前身为戊午阅览室，1922年正式建馆。由文科馆、理科馆、医科馆、张江馆、江湾馆（李兆基图书馆）、古籍部（国家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组成。截至2014年底，图书馆馆藏纸本文献资源约500余万册，其中线装古籍约40万册（包括善本6万册），民国时期图书10万册。订购中西文纸质期刊6124种，订购中外文数据库271个，电子图书93万种，中西文全文电子期刊52万种，特色馆藏包括古籍、民国时期文献、外文图书、复旦人著作以及各类专题赠书。其中复旦医科图书馆藏书刊40余万册，重点收藏基础医学、临床医学、药学、预防医学、法医学、护理学等领域的中英文书刊。拥有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Web of Knowledge、EMBase、Proquest、OVID医学全文数据库、EBSCO的Academic Search Elite、Elsevier 的ScienceDirect、Kluwer等200多种数据库。 学术期刊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要刊载文、史、哲、经、法等学科论文。创刊于1935年6月，1978年复刊，并为此组成了直接由校党委领导的文科学报编辑部。《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中、英文混版）：创刊于1935年6月30日，主要刊登数学、化学、生命科学、技术科学、信息科学、管理科学、医学科学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研究快报、研究简报等。《复旦学报（医学版）》：其前身是《上海医科大学学报》，创刊于1956年6月。主要刊登基础医学、临床医学、药学、预防医学等领域的以原创性研究为主的论文。《数学年刊》：2008年，该刊出版《数学年刊A辑》（中文版）6期，《数学年刊B辑》（英文版）6期，以及A辑中译英版C辑（英文版）4期（Chines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Mathematics 《中国当代数学》，由美国阿伦顿出版公司在美国出版发行）。《复旦教育论坛》：已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并且入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之教育类的核心期刊，《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RCCSE权威、核心期刊排行榜与指南》核心期刊。《新闻大学》：为全国新闻核心期刊，中国社科期刊学术论文统计数据库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与引文数据库首批来源期刊，并被许多名牌大学在学术评审时内定为权威刊物。《当代修辞学》：为语言学中文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核心期刊。《世界经济文汇》：属于CSSCI来源期刊，经CSSCI社会科学评价中心2008年的评审，杂志的综合学术影响力在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72种经济学刊物中名列第十，是排名前十的杂志中唯一一份来自北京之外的经济学学术杂志。《研究与发展管理》：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中国管理科学类重要期刊之一。《中国感染与化疗杂志》：获得2007年度“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刊”称号。经过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遴选指标体系综合评价，被评选为2008年度中国精品科技期刊。《中国眼耳鼻喉科杂志》：是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复旦大学核心期刊，被万方数据、中国知网及重庆维普数据库全文收录。《微生物与感染》：2008年，共发表述评3篇，论著25篇（其中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论著5篇，国家“973”和“863”计划资助的论著5篇，其他项目资助的论著3篇），综述21篇，其他文章34篇。《中国循证儿科杂志》：全年共发7期(包括增刊1期)。刊发论著42篇，专家对谈录7篇，讲座2篇，综述10篇，病例讨论2篇，病案报告7篇。《中国临床神经科学》：2000年起为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等5家期刊数据库收入并评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医学计算机成像杂志》：为中国科技期刊、中国学术期刊（核心期刊）。《中华手外科杂志》：已加入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数字化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临床医学》：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被中国期刊全文数据（CJFD）、万方数据库数字化期刊全文收录；被国家图书馆、中国版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全文收录。《中国癌症杂志》：被“中国期刊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入选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来源期刊”；加入“万方数据库―数字化期刊群”全文上网，被《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被北大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收录为中文核心期刊。
1 如我们有常说的“校花”，意思是学校里最漂亮的女生。那么学校里最英俊的男生呢？开始是找不到对应的暗喻式词语的，后来便有了相应的“校草”。紧接着“班花”、“班草”、“群花”、“群草”等一类指代词相继涌现，于是“×花”和“×草”就填上了这部分统称词语的空挡。如果说这个是中国本土原创的填空词，那么汉语中同样有“进口”的填空词。如，在汉语里，有“歌迷”——喜欢听歌的人，“影迷”－－喜欢看电影的人，“书迷”－－喜欢看书的人……可是这种“迷”们在汉语里竟没有统一的称谓。然而在英语中，就有“fans”一词的意义囊括了所有的“×迷”。中国人是聪明的，自晚清开始就提倡西为中用，所以马上用“fans”的中文译音“粉丝”来统称那些迷恋于某种事物或某个人物的群体。有些专用名词，在公众场合直接运用的话多有不便，或者是人群比较避讳的，时尚语言，特别是网络语言就有办法解决这种矛盾的尴尬：易换法，有把同性恋者称呼为“同志”；缩略法，有把“变态”缩成“BT”，“恐怖”缩成“KB”……而这些用法，已经被年轻人运用到现实生活中。 2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语言和思维是同劳动一起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产生的，其社会性几乎可以说是与生俱来。新闻语言直接的目的是用来传播社会新近发生的事实，因此，相对于其它的语言形式，其社会性显得尤为突出。新闻语言从来就不是一种超然于社会之外、独立发展、自生自灭的话语系统，其表现形式的诸要素无一不与社会系统诸要素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 其一，新闻语言的形态变化总是与一定时期的物质生产方式相适应，并随着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劳动为人类早期的新闻传播活动创造了主体，并直接导致了主体对新闻信息的需求。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新闻语言的形态也经历了手势、口头、符号、文字这样一个漫长的变化过程。19世纪末电子媒介出现以后，新闻语言的形式也日趋多样化，文字新闻、广播新闻、电视新闻，大大拓展了新闻语言向社会渗透的深度与广度。尤其是当代电脑技术的运用和网络化，演绎着一个信息传播新技术的革命，同时，新闻语言也面临着一场更为深刻的变革。新闻语言随社会形态的更迭而变化。不同的社会形态会产生各具特点的新闻语言，而新闻语言一旦形成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又会反过来作用于社会形态。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对舆论一直实行深文周纳、钳制言论的专制主义制度，新闻无论是内容还是语言，都浸透了“皇权至上”的印记。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与资产阶级反专制、反神权的政治需要相适应，其新闻语言在形式上呈现出个性张扬、多变求新的特点。同时，由于西方的新闻媒体产生的直接动因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竞争，为了追逐利润，适应受众不断变化的口味和兴趣，西方新闻记者在语言上又有追求标新立异、刺激的一面。 其二，新闻语言与社会思潮有密切的联系。文艺复兴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掀起了一股“平等、自由、博爱”的社会思潮，他们在古典文化的宝库中找回“天赋人权”利器的同时，突然发现古典语文（主要是拉丁文），作为神学长期统治的结果，已经成为一种僵死的语言，不能够很利落地、很有效地表达那个时代世俗人群的思维活动，于是，革新者便努力去寻找新的语言工具——他们找到了世俗语言。16世纪初，在威尼斯，继而在罗马以及西方其他一些国家，便出现了采用以世俗语言写作的“手抄新闻”。在中国，戊戌维新运动开始以后，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向社会广泛宣传变法维新的新思想，致力于新闻语言的通俗化，甚至提出“白话是维新之本”。乃至在科学民主的思潮中，《新青年》高举文学革命大旗，力倡白话文，终使新闻语言问题获得解决。可以说，新的思潮催生了新的文体，新的文体又反过来促使新的思潮向纵深发展。 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乔治·格伯纳提出的观念培养论认为，“电视对人们观念等的影响，在于使之主流化或相似化，即培养反映主流文化意识的观念。”格伯纳的表述说明，媒介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要把人们的思想观念培养、交融、纳入到主流文化中去。这个主流文化的核心，就是统治阶级的政治文化。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政治文化的核心是“内圣外王”，即：个人只要具备了高尚的道德修养，便具备了做圣王的条件。“德”是圣人的“德”，“德治”也就演变了“人治”。这种“人治”的政治文化源远流长，即使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一定的影响。 其三，新闻语言的世俗化与城市化密切相关。城市化使社会结构多元化，使城市本身成为一个社会传播的特殊机体。市民阶层既是新闻信息的受众，同时也是新闻传播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这就决定了新闻传播自纳入大众传播的范畴，新闻语言的世俗化就成为不可避免。大众新闻传播在负载政治宣传功能、教化功能的同时，必须十分注重满足社会一般大众对于周围环境和日常生活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来自信息高速公路以及多媒体电脑技术应用的挑战，不仅意味着新型传播方式的出现，将带来整个社会信息系统的结构性调整，而且使新闻语言的世俗化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以往和现今的大多数新闻传播活动，传播者和受众角色分明，两者很难交替。而在电脑网络系统中，交互性是重要的特点，受众可随时与职业传播者进行“对话”，发表意见。信息传播由原来的职业传播者单向的灌输式变为职业传播者与受众双向的互动式，一个互联网上的运用者既是新闻信息的受众，同时也可能是一个传播者。新闻传播行为的个人化所带来的新闻语言的世俗化也是显见的。更由于“信息高速公路”及电脑网络系统中信息把关管理的困难，新闻语言世俗化的倾向也将变得日益突出。 总之，新闻语言源于社会生活，随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随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但是，新闻语言与社会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又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而是错综复杂、交互作用、全方位的联系。因此，我们在研究纷繁复杂的新闻语言现象时，把语言置于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加以透视性的研究，会使我们对新闻学及新闻语言的研究更加开放，更富有生气，从而获得更为开阔的研究视野。 3 宋、元、明、清四代,市民文学有很大发展,从“说话”（后代称为“说书”）起，逐步有了多种类型的讲唱文学，有了相当发达的戏曲和长篇章回体小说。文学的发展，必然对修辞的发展有影响。这些文学形式在语言上不同程度地向口头语言（白语）靠近。这些新的文学形式（有的论著中称之为俗文学）不再只是写出来供人阅读，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了口耳之事，要好讲，好唱，让尽可能多的各阶层的人，包括文盲，能够听得懂。这种作品写出来也要让“略识之无”的人大概能看得懂。这些特点无疑会产生若干新的修辞手段。从文艺学的角度研究这些新的文学形式的已经很不少，并且取得了成果。但专门从修辞学角度来研究的，至今似乎还是个空白。汉语修辞研究者需要在这方面加以弥补。 ②从古代到近代，研究汉语修辞的都忽略了口头语言和俗文学里的修辞现象，研究对象都是书面上的诗赋词章史传典籍中的“ 雅言 ”。两部影响最大的著作是： 刘勰的《文心雕龙》成书于公元6世纪初年,南朝齐末梁初，共10卷，50篇。第1卷的5篇，总论辞章的本源和基本原则，发挥了《质文相资》的基本观点。第2～5卷的20篇，列出了20种文体，其中既有诗、赋等文学体裁，也有史传、论说,以至诏策、奏启等实用文体,每种文体既叙其源流，也品评了前人的作品。第6～8卷的15篇讲风格和技法，其中包括如现在所说的辞格。以下两卷10篇讲对辞章的鉴别，其中《时序》篇提出了辞章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部承前启后的巨著。它是先秦以来探讨辞章之学的总结，开此后1000多年研究辞章之学的先河。 陈□的《文则》成书于南宋乾道六年(1170)。它把比喻细分为直喻、隐喻、类喻、诘喻、对喻、博喻、简喻、详喻、引喻、虚喻10类，是古代修辞学著作中讲比喻讲得最为详备的。它不只讲应当怎么样，还讲了不应当怎么样，或者在什么情况应当怎么样。它讲到用语要注意搭配得当，避免语病，以至讲到语助词的修辞表达效果。这些都是对《文心雕龙》以下有关修辞学的各种著作的重要补充，并且影响到后世以至现代。有人认为《文则》是历史上第一部名副其实的修辞学专著。 从北宋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开始，经宋、元、明、清四代，陆续出现了一大批诗话、词话、文话一类的著作和论述文章作法的著作，虽然其中有很多芜杂庸劣之作，但是也有不少精到的见解，特别是在修辞技法方面。
1、everyday use for your grandmama 中文名为《外婆的日用家当》。2、英语修辞学角度分析（1）1968年，作为现当代西方修辞学中占重要地位的修辞 大家罗埃德·比彻，在PhilosophyandRhetoric刊物上革新 性地提出了 “修辞形势”这一经典理论，刘亚猛将此核心 概念 “rhetoricalsituation”翻译为 “修辞形势”，本文将沿 用这一译文，因为相较于 “修辞情景”，其更能体现出 “形 势逼人的意味”。（2）比彻将 “修辞形势”定义为 “由一系 列人物、事件、物体以及相互间关系所构成的综合体，展 现出一种实在的或潜在的缺失 （exigence），如果引入形势 的话语能够制衡人的决定或行动以致改变缺失，则此缺失 就可被彻底或部分解除”。同时，他提出 “修辞形势”由 三个基本成分构成，分别是 “缺失”、“受众”和 “修辞局 限”。（3）比彻指出，“缺失是一种当下存在的迫切需要；一种 缺憾，一个障碍，一个待解决的问题，或是一种偏离正轨的情况”。“修辞受众仅涵盖能够受到话语影响并能干预 其中改变现实的一群人”。而 “修辞局限”则 “包含了一 系列的人物、事件、物体以及相互关系，这些都是修辞形 势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们有能力制约改变缺失所需的决定 和行为”。（4）比彻的 “修辞形势”理论不再局限于静态的、单体的 研究，而是突显了 “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将 “修辞形 势”理论运用于文学理论与实践，具有很大的启发效果， 为解析作者意图和文学作品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角，亦使 得历时性共时性的研究进入更为动态的过程。（5）分析框架提纲：第一点描述缺失，第二点描述受众，第三点描述修辞局限。参考文献： ［1］Bitzer，LloydF．TheRhetoricalSituation［J］．Philosophyand Rhetoric，1968，（1）：1－14． ［2］Burke，Kenneth．AGrammarofMotives．Berkeley／LosAngel－ es／London：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9． ［3］Tuten，N．AliceWalker’s“EverydayUse”［J］．TheExplicator 51，2（Winter1993）：125－128． ［4］李洁平·《日用家当》中的女性形象解读［J］．外语与外语教 学，2007（3）． ［5］李荣庆· 论《日用家当》对日常生活的批判［J］．天津外国语学 院学报，2010（6）．［6］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M］．北 京：三联书店，2004扩展资料1、《Everyday Use for your grandmama》的作者是美国黑人作家艾丽斯·沃克代表作之一。2、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女，普利策奖得主、小说家、诗人和社会运动人士，她在作品中反映黑人妇女为自身权利而奋斗，获得广大的回响，其代表作品有《紫色》（The Color Purple）。由其小说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紫色》，是美国电影史上第一部以黑人为题材的电影。电影的主要演员几乎全部为黑人，参与影片摄制的工作人员也大半为有色人种。参考资料链接：中国知网-《日用家当》的修辞构建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诠释 --读《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有感 1、 基本说明 对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武德曾这样评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并非在这个词的通常意义上，即当代史意味着为期较近的过去的历史，而是在严格的意义上，即人们实际上完成某种活动时对自己的活动的意识。因此，历史就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识” 。这段话恰当的说明了这一命题的重要内涵——当代史是自我认识在历史中的再现。而要把这种再现归结为历史本身，重心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当代史对历史的全面涵盖，这种涵盖需要对当代史做出一番新的诠释：“‘当代’一词只能指那种紧跟着某一正在被做出的活动而出现的、作为对那一活动的意识的历史” 。当代并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更多的是一个思想概念。正如克罗齐自己所表明的，“当代”是对历史做出叙述时所出现的一种思考状态。这种思考无疑是思想的现实化和历史化，并通过思想的历史花进而发现了历史学的真谛所在，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在这里，作为主词的历史与作为宾词的当代史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当代之所以能够穿透死亡的束缚而规定了历史的全部内涵，原因在于外在时间和编年史意义上的年代序列派生了历史思维的内在时间 ，这种与思维具有同一性的内在时间通过生活和实际行动达到了哲学和历史的合一，或者说是思想与历史的合一。“历史决不是关于死亡的历史，而是关于生活的历史” 。在克罗齐那里，历史重新复活了，而且是以生活的名义、并借助思想的当下性成为正当的历史。 然而，这种“关于生活的”当代史却很容易受到恶意的曲解和善意的误读，特别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成为人人皆知的口号之后，误解就更深了：似乎当代史的历史就意味着历史学家对于历史拥有绝对的权利，而不管这一权利的出生证明是什么；如果历史仅仅是当代史，历史学家似乎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书写历史，因为这也是当代史，而且是绝对肯定的历史。相反的错误观念也存在，富有历史正义感的历史学家可能会想当然的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明显存在着对历史事实的猥亵，这是决不能容忍的轻率行为；退一步讲，即使当代史对历史事实的误解只是一个小错误，那么，当代史的提法也是缺乏历史感的，因为根据显而易见的字面阐释，如果历史只是当代史，那么还有什么历史进步、历史动因可谈？ 对于上述诸种错误之看法，笔者是试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2、 历史叙述的权利 确实，当历史学家以思想的名义进行历史叙述时，历史学家是自由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没有权利对历史学家提出自己的要求。“毫无疑问，想象力对于历史家是必不可少的：空洞的判断、空洞的叙述、缺乏自觉或想象的概念，全是无用的；……，我们要求对我们所将叙述其历史的事件应有生动的体验，意思也就是要使事件作为直觉与想象重新被提炼出来。没有这种想象性的重建或综合是无法去写历史或读历史或理解历史的” 。简单的说，丰富的想象力是历史学家必须具备的品质，但仅仅有想象力还不够，还需要一种直觉，历史是“对个别事物的认识”，而且是对真实的历史的认识，“直觉的成分和逻辑的成分共同构成了历史判断。在历史研究中，自觉能力的高下就成其为历史学家历史认识能力高下的一个重要尺度” 。克罗齐之所以把编年史看作“假历史”，就在于编年史缺乏历史家的想象力和直觉对历史的当下构造，简言之，就缺乏了“当代”的、或者说是思想的在场。 想象力和直觉共同构成了历史写作的技术基础，但这种基础却不能保证想象力和自觉的恰当运用。如果历史学家凭空想象某种能够证明自己某种“主张”的乌有之物，或者让“我们的爱情、眼泪、蔑视”等等克罗齐称之为“情操价值”的价值左右对历史的思考，那么，历史也不是真历史，历史也就成为一种“诗歌性历史” 。比如对异教徒、对犹太人或者对某某阶级的仇恨融入在历史叙述当中，历史的价值就不是思想的价值了，这样的历史也不能称为历史了。要写一部真正的历史，“我们就要清除神话和偶像，清楚朋友和情人，一心注意历史问题，那就是精神或价值（如果爱用哲学味较少而较通俗的词说就是文化、文明、进步），我们就要用两只眼睛和单一的思想目光看待它们” 。历史的主观性不是个人情感的主观性，而仅仅是思想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不是为了张扬历史学家的爱恨情仇，而是为了实现思想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也就是历史的内在的一致性。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引人注目的另外一个误解是，既然历史是当代史，那么历史学家就有权利根据现实的需要进行历史写作。而所谓的现实需要，可以是政治的，比如爱国主义；也可以是个人目的，比如为了说服别人而专门引用某些有利于自己的观点，而有意无意忽略了那些也曾是事实的历史事实。克罗齐把这两种历史分别称之为“实用性历史”和“修辞学的历史”。 “实用性历史（但它并不是历史）作为一种实际活动是不受非难的：我们每个人都不仅想要探讨历史，而且想要探讨行动，在行动中很好的利用这一形象或者那一形象的重新召来去推动自己的或（结果是一样的）别人的工作。 ”当代史的提法决不是为了当前的目的，或者是为了历史学家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理想而任意切割的当代史，实用性历史作为一种对历史学（注意，不是历史本身）成果的一种生活化运用而受到作者的肯定（修辞性历史也是如此）。这并不在于这种历史所抱有的历史叙述目的具备历史学上的价值，而在于它的行动本身符合了历史的真义，这个真义就是历史是关于“生活的历史”，正如历史学家通过自己的思想来理解历史那样，实用性历史只是，而且也仅仅是作为一个当下的眼光看待历史时，它的实用性获得克罗齐的肯定，除此之外，实用性历史并无可取之处。 同样，“修辞学的历史”也“具有一定的重要性”，“我们无法攻击它而只能攻击它的理论”，这种理论就是“把历史看成是演说家的作品、……、或看成是心灵的教育（如果它是政治性的）、或看成是能引起愉快的”。这些都表明：“修辞性历史是以一种既存的历史为前提，至少要以一种诗歌性历史为前提，是抱着一种实际目的叙述出来的” 。这些实际目的主要是一种教化的目的，然而，“‘历史’就不仅会在一种形式之下而会在所有这些形式之下参与教育的过程。但就历史本身而论，它只会在一种形式之下参与教育的过程，那不是纯然抽象的道德教育的形式，而是思想教育或发展的形式” 。因此，把历史冠之以道德教育等等名义来进行思考，那还没有洞见历史，因为所这些功能或者目的，都是外在于历史的，比如为了爱国主义教育、比如为了证明某种天堂必然来临等等理想和预言。真正的历史，是内在的、是通过思想的发展而自然达到这些思想的价值和目的。这种思想的发展正如历史的发展，决不含有任何外在于思想的目的和价值。 那种把当代史视为一种可以供历史学家任意阉割和曲解的庸俗看法，实际上是侮辱了克罗齐的思想（或者哲学）的真正内涵。把历史看成是个人情感的发泄场所、或者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实用的教育工具或者是政治家的政治手段，都是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亵渎。 3、 历史的真实性问题 历史是真实的吗？一切对当代史提出质疑的看法都或多或少认为：如果历史就是当代史，历史的真实性就无法保证。虽然克罗齐反对以当下的任何实用性目的对历史进行“剪刀加浆糊”（柯林武德语）式的研究，但当代史本身就意味着历史的客观性无法保证。对于历史的真实性问题，克罗齐先从不可知论的观点入手进行剖析。 不可知论“并不绝对否认历史的真实性，但它否认历史具有完全的真实性” 。不可知论认为历史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至少历史的全部真相不能完全被历史学家所掌握，换句话说，不可知论否认历史具备真知识。不可知论以历史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真实性而否认历史的真理性品格，但是，如果不可知论面对历史所提出的无数个历史真相问题都得到解决，“如果全部疑问都得到满意的答复，如果我们掌握了所有的答复，我们又该怎么办呢？通向无限的道路跟通向地狱的道路一样宽广，如果它不导向地狱，它就必然会导向疯人院” 。企图解决所有历史问题的奢望是不必要的，而由于解决不了这些无穷无尽的问题而产生苦恼和失望是幼稚的，所以“即使无限的历史之全部特定的无限事物能给我们的欲望以满足，我们所该做的也只有从我们的心中把它们清除出去，忘掉它们，而只聚精会神于与一个问题相适应和构成活生生的积极历史、既当代史的某一点上” 。历史的真理品格不在于洞察真相本身，而在于思想本身。历史真实与否，并不是问题的核心。克罗齐把历史的客观性问题搁置起来，这个疑问也离开了克罗齐的视域范围。 既然历史的真实性不是核心所在，那么，克罗齐又是如何对待历史叙述中必然遇到的史料问题呢？克罗齐对于史料并不怀有在一般历史学家那里常见的尊重感，他曾这样评价史料学工作者：“可怜的学者、档案工作者和考古学家是无害的，是一些有用的小人物” 。不仅这些史料工作者是小人物，而且对于史料本身，他也认为“把想象的、虽则是以猜想形式想象出来的细节添到实在的材料上去也是可以被容许的” 。当然，这种想象性不是“要求历史把他们带回到中世纪的古老堡邸和市场中去”，而是“在想象中去重现过去，并从现在去重想过去，不是使自己脱离现在，回到已死的过去” 。克罗齐很诚实的道出了那些标榜以真实性为第一要义的历史学家所特有的虚伪性。既然历史的真实性是不能实现的一种理想境界，那么，历史学家的文学想象能力也是可以容许的，如此，历史学家何必要遮遮掩掩自己并不孱弱的想象力？当然，克罗齐对史料的漠不关心并不是对历史的无知，恰恰相反，这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内在逻辑使然。“以证据为依据的历史归根到底完全是一种外在的历史而决不是根本的、真正的历史，根本的、真正的历史是当代的和当前的” 。用证据来说明历史，而不是用思想来理解历史，历史就退化为编年体历史了，其中全无血肉和心灵，更无人类的意识，而只有死亡的过去。“任何过去有过的事情都不会返回，任何过去有过的事情都不能被取消；即使我们恢复了一种古老的思想，新的敌手也会使保卫变成新的，并使思想变成新的。 ”尽管克罗齐对于死亡的过于怀有一种体面的尊重，但历史的核心决不在于过去，而在于现在。苛求历史学具备完全的历史真实性无疑是苛求历史学对过去的全知全能，这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因为历史学的真正主题是当下的时代精神或个人心灵所指引的历史。 4、 哲学与历史的合一 思想本身是不断演进的，历史真实的记录了人类意识的演进，而且历史也从思想、或者哲学中得到了规定性内容。“精神就是世界，它是一种发展的精神，因而它既是单一的，又是分歧的，是一个永恒的解决，又是一个永恒的问题；精神的自我意识就是哲学，哲学是它的历史，或者说，历史就是它的哲学，二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意识和自我意识是同一的，也就是说，意识和自我意识既有差别，同时又是同一的，就像生活和思想一样” 。在这样一种情境下，当代史有没有极具历史意识的“发展”可言？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能被看成是一种没有发展观、也没有历史感的历史命题。在克罗齐的眼中，历史和思想的内在性表明了历史的进步观念。正如思想的不断地辩证前行，历史也是如此。克罗齐坚持一种十九世纪以来的发展观念，这种观念坚信人类是不断前进的。在谈及黑暗的中世纪的史学时，他也认为中世纪也是有进步的 ，不仅如此，“甚至荒谬的人的毁谤和对人类良知得令人厌恶的错误批判的毁谤也是一种前进” 。 历史是不断前行的，这点毫无疑问，也合乎逻辑的包含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中，那么，这种前行有没有动力，它有没有一个预先设定好的目的因？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先从克罗齐认为历史必须具备的三点历史意识谈起，“这三点是，历史事件的完整性、叙述与文献的统一性和发展的内在性” 。如果历史和哲学互相分离，历史事件的完整性也没有实现；文献不与叙述历史、亦即思考历史的思想相统一，历史也不是历史；而发展的内在性则表明我们不能从历史之外寻找历史的发展。 在历史与哲学（或思想）相分离的情况下，历史学家只承认历史的动因只能从事实本身去寻找，先搜集历史，然后再从事实中寻找原因。这看上去很公正可靠，但这种被克罗奇称之为“实证主义”的做法却直接把各种庸俗的、陈旧的观念放逐于批判领域之外，他们“求助于求学时的记忆，求助于当时流行的哲学口号，求助于当时人们对于政治、艺术、道德的日常情操” ，并让这些观念毫无顾忌的引导历史学家编造一个关于历史原因的平庸传说。这看似尊重历史，实质上各种偏见、误解的大杂烩。 而那种以非历史的哲学思想与历史结合时，情况更为糟糕。比如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比如某种客观规律，他们博学而又自信的认为，历史有一个最高的终极原因，而且存在一个终极的目的，这种目的是外在于历史，比如天堂，比如共产主义社会。他们依据自己的需要，对历史进行人为的切割以至歪曲，然后采用这些所谓的历史事实比附他们的观念。这种做法与证明世上存在上帝的那些常用手法是没有多少差别的，他们既玷污了哲学的名誉，又使历史只能充当类似注脚的角色，甚至“把单纯的叙述性的历史当作身外的废物，而单纯叙述性的历史则应当作为道德家和政治家说教和教训的原料或脚本” 。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历史就可以完全取消，而单纯的奇思妙想就可以代替历史叙述了。这样思考出来的终极原因决不是历史的动因，同样，所谓的历史必然趋势也不是历史所渴求的天堂。 从上面可以看出，克罗齐既否认单纯从事实本身寻找历史发展原因的方法，也反对以观念的逻辑代替、说明历史的逻辑。如此，克罗奇所认为的历史动因又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从克罗齐所定义的“哲学”一词谈起。克罗齐认为，真正的哲学，“只能是史学的方法论阶段，即，关于构成历史判断的范畴的阐述或关于指导历史解释的概念的阐述” 。没有任何哲学能够离开历史的基础，“一般研究历史事项的人都应当成为自觉的和有训练的哲学家，因而一般的哲学家，即纯哲学家在知识的专业化中应当是无立足之地的” 。从这个定义中，我们至少可以明白以下几层含义：一是哲学给予历史以叙述的意义，没有哲学，历史就不成为历史了；二是历史给予哲学实在的存在理由，如果离开了历史，哲学就不能叫哲学。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历史发展的动因问题——如果对于克罗齐而言可以构成一个合法提问的话——不能从历史之外的纯哲学当中寻找，当然也不能单纯中历史事实中寻找，而应当克罗奇的历史化哲学和哲学化历史、亦即思想中去寻求。正如克罗齐自己所说的，“思想从内部重整历史，它就是它自己的证据，它不承认不可思议的东西，因为那是不能想象的” 。 5、 结语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恰当的表明了克罗齐的史学思想，但我们决不能忽视它的内涵及其背后的观念预设，更不能把这一命题口号化。许多错误的理解都是从一知半解中产生的，如果我们不能从克罗奇的整体思想本身去理解这一命题，那当代史这一命题就无任何价值了，更谈不上后人还能从中获得什么新的启发，思想的进步也会由此停止，正如克罗齐所说，“当人们认为已经不能再学习时，当人们被教育成再没有接受更好教育的可能性时，生命就停止，再不能说还活着而应说已死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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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veryday use for your grandmama 中文名为《外婆的日用家当》。2、英语修辞学角度分析（1）1968年，作为现当代西方修辞学中占重要地位的修辞 大家罗埃德·比彻，在PhilosophyandRhetoric刊物上革新 性地提出了 “修辞形势”这一经典理论，刘亚猛将此核心 概念 “rhetoricalsituation”翻译为 “修辞形势”，本文将沿 用这一译文，因为相较于 “修辞情景”，其更能体现出 “形 势逼人的意味”。（2）比彻将 “修辞形势”定义为 “由一系 列人物、事件、物体以及相互间关系所构成的综合体，展 现出一种实在的或潜在的缺失 （exigence），如果引入形势 的话语能够制衡人的决定或行动以致改变缺失，则此缺失 就可被彻底或部分解除”。同时，他提出 “修辞形势”由 三个基本成分构成，分别是 “缺失”、“受众”和 “修辞局 限”。（3）比彻指出，“缺失是一种当下存在的迫切需要；一种 缺憾，一个障碍，一个待解决的问题，或是一种偏离正轨的情况”。“修辞受众仅涵盖能够受到话语影响并能干预 其中改变现实的一群人”。而 “修辞局限”则 “包含了一 系列的人物、事件、物体以及相互关系，这些都是修辞形 势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们有能力制约改变缺失所需的决定 和行为”。（4）比彻的 “修辞形势”理论不再局限于静态的、单体的 研究，而是突显了 “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将 “修辞形 势”理论运用于文学理论与实践，具有很大的启发效果， 为解析作者意图和文学作品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角，亦使 得历时性共时性的研究进入更为动态的过程。（5）分析框架提纲：第一点描述缺失，第二点描述受众，第三点描述修辞局限。参考文献： ［1］Bitzer，LloydF．TheRhetoricalSituation［J］．Philosophyand Rhetoric，1968，（1）：1－14． ［2］Burke，Kenneth．AGrammarofMotives．Berkeley／LosAngel－ es／London：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9． ［3］Tuten，N．AliceWalker’s“EverydayUse”［J］．TheExplicator 51，2（Winter1993）：125－128． ［4］李洁平·《日用家当》中的女性形象解读［J］．外语与外语教 学，2007（3）． ［5］李荣庆· 论《日用家当》对日常生活的批判［J］．天津外国语学 院学报，2010（6）．［6］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M］．北 京：三联书店，2004扩展资料1、《Everyday Use for your grandmama》的作者是美国黑人作家艾丽斯·沃克代表作之一。2、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女，普利策奖得主、小说家、诗人和社会运动人士，她在作品中反映黑人妇女为自身权利而奋斗，获得广大的回响，其代表作品有《紫色》（The Color Purple）。由其小说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紫色》，是美国电影史上第一部以黑人为题材的电影。电影的主要演员几乎全部为黑人，参与影片摄制的工作人员也大半为有色人种。参考资料链接：中国知网-《日用家当》的修辞构建
修辞专题书目提要 一、《实用汉语修辞》，刘静敏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2006年7月第三次印刷。 本书分为七章。第一章修辞概说，主要讲了修辞的含义、原则和作用。第二章词语的锤炼，讲了词语和修辞的关系。第三章句式的选择，讲了句式与修辞的关系。第四、五章常见修辞格，主要讲了比喻、比拟夸张、回环等14种修辞格。第六章修辞评改，主要讲了词语的评改、句式的评改和修辞格评改。 第七章语体浅论，讲了语体与修辞的关系。 二、《当代汉语修辞学》，陈汝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书系统阐述汉语修辞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分析汉语修辞手段、修辞方法的结构和功能，概括了修辞交际的基本规律，特别是社会心理规律，揭示了话语构建和话语理解的理论和方法，简要概括了汉语修辞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 三、《修辞学散论》，沈卢旭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一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该文集收入作者60篇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在全国语文类刊物上发表过，内容涉及修辞、应用语言、写作方法、语文教学、广告讨论等。其中的《存瑕》为修辞方式新探，《杂采》为美语修辞，《基本修辞法》论述“基本修辞”和“美语修辞”，《修辞学者笔下的疏漏例说》从“画蛇添足”和“失却照应”两方法论述了修辞方法。该文集见解独特，意见精辟，实例丰富，有说服力，为修辞方面的优秀文集。 四、《修辞学的多视角研究》，宗守云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书从多个视角对修辞学的研究作了观照，不仅注意修辞学的多面性，也注意修辞学的整体性和一致性。共分六章。第一章概括论述修辞和修辞学的有关内容。第二章论述微观修辞学，主要讲语言内部要素与修辞的关系。第三章论述宏观修辞学，主要讲语言外部要素与修辞的关系。第四章论述核心修辞学，主要讲修辞学的核心本体——同义手段、修辞格、得体性。第五章论述应用修辞学，重点讲述商品牌号和标语口号的修辞问题。第六章论述历时修辞学研究，根据修辞学研究的时间顺序并结合具体研究著作和研究人物论述。 五、《现代汉语修辞学》，吴礼权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书全面地揭示从子句段落到篇章结构的诸般修辞规律，归纳特定有效的修辞文本模式，首次在修辞学中运用现代定量统计分析的科学方法。对现代汉语各种语体、各种言语风格与修辞的适应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以确凿无疑的有力数据印证了其所推导出来的修辞原则，使全书更具体科学化、现代化的时代气息。 修辞学未来发展趋势 随着中国修辞学理论在21世纪的发展和完善，其学科地位和影响将不断加强，以往修辞学重接受、轻输出的现象将得到扭转，其在国民教育体系中是地位将获得提升。 从设置修辞选修课，到设置修辞硕士点和修辞博士点，都体现了中国修辞学事业蓬勃发展的势头。修辞学的科学体系，不仅包括古典的演讲学、论辩学，还应该囊括说服学、辞格学、语体学、风格学以及修辞哲学、修辞美学、修辞伦理学和社会心理修辞学、传播修辞学等诸多的分支学科。 因此，在21世纪，修辞学的拓展必将带动其专业的确立——它将可能成为独立的专业方向，甚或成为独立的修辞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