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等《书目答问补正》王欣夫《文献学讲义》张舜徽《中国文献学》、《文献学论著辑要》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中国古典文献学史简编》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钱基博《版本通义》黄永年《古籍版本学》严佐之《古籍版本学概论》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古籍版本学500问》程千帆等《校雠广义》（版本编、目录编、校勘编、典藏编）陈垣《校勘学释例》陈正宏等《古籍印本鉴定概说》王力《古代汉语》裘锡圭《文字学概要》方一新《训诂学概论》唐作藩《音韵学教程》孙钦善等《中国古文献学文选》
文书是指古代盟约、公文、契约、书札、案牍以及诏诰、奏议、文告、诉状等，如侯马盟书、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档案经过立卷归档集中保管起来的，具有查考、使用价值的各种文件材料，称为档案。中国档案起源很早，清末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就“属于王室的文书记录，是殷代的王家档案”（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46页）。存世和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所记有册命、赏赐、志功、征伐、诉讼等各个方面的大事活动，自然也是具有档案性质的。中国现存的档案实物以明、清档案所存为最多，大约还有一千多万件（册），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是人们在各项社会活动中自然产生的，是原始的文字记录，从未经过修改和加工，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可以直接反映出历史原貌。档案与图书不同。由于档案具有这样的原始性和客观性，所以它比其他史料、典籍更加真实可靠。总集汇集多个作者的单篇诗文为一书，称为总集，它是与别集相对而言的。总集这种体裁的产生，则首推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晋书·挚虞传》：挚虞“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日《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可惜《文章流别集》今已亡佚。所以，今天所能见到的现存最早的总集，应是南朝梁萧统所编的《文选》。别集指汇集某个作者所著多种文体作品为一书的文献著作，与“总集”相对而言。“别集”这个词出现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早在东汉就出现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别集开始盛行，并有了很大的发展，到唐宋以后就更加繁荣，出版的别集相当之多。类书是我国古代采辑或杂抄各种古籍的有关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编排列于从属类目之下，以供人们查阅的工具书。类书，“以杂见称”为其特点。所收内容往往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旁及社会生活、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举凡人间的学问，世上的知识，以类相从，无所不收，是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古典文献。政书是辑录文献中的典章制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编排和叙述，以便查考的工具书。简言之,政书就是专门记载历代或一代典章制度的专书。涉及的内容范围很广，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天文、地理、文学、艺术都包罗在内。 最早创制政书这种体裁的是唐代的刘秩,他收录了大量典章制度资料,编成《政典》，该书于唐玄宗开元(713～741年)末编成。政书按其收录典章制度的时代范围,可分为两大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通古今”的,即所谓“九通”十通”。一类是断代性质的,即所谓“会要”和“会典”。丛书又称丛刻，丛刊，丛编，汇刻，合刻，是编辑根据一定的目的,汇刻有关的著作并冠以总名的一种著作集。丛书所收的著作，多的有几千种，少的只有寥寥数种。对丛书来说,这些被收入的著作，称为丛书的子目。以“丛书”命名的图书,最早的是唐朝陆龟蒙的《笠泽从书》，但该书不是汇刻群书的丛书只是作者的诗赋杂文集。真正的汇刻丛书始于五代冯道倡议校刻的《九经》（又称《监本九经》），这是类编丛书汇编丛书,一般变为以南宋嘉泰二年(1202年)俞鼎孙、俞经辑抄的《儒学警语》为最早。该书汇辑了有关“举子之事业,人事之劝惩”的七种著作,是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丛书。丛书种类很多,大体上可以分为综合性和专科性两大类《中国丛书综录》分为“汇编”和“类编”。“汇编”下分杂纂、辑佚、郡邑、独撰五目,“类编”下分经、史、子、集四目。笔记指中国古代著作者随记录的短篇文献，并将这些短篇文献汇集成册出版的图书，也叫笔谈，或随笔。笔记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笔记起始于先秦，魏晋南北朝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的志怪体笔记较多，例如晋代张华的《博物志》和干宝的《搜神记》。南朝的刘义庆所著的《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轶事笔记的代表作。到了唐朝，笔记便“演志怪为传奇，变轶事为杂录”，例如《酉阳杂俎》。宋元以后，笔记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数量猛增，题材扩大。表谱指按照事物类别或系统编制的反映时间和历史概念的表册性参考工具书、是历表、年表等历史表谱的总称。 表谱能帮助人们考查和换算不同历法，年，月，日，能使读者系统地了解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发展和演变的情况，有助于对中外历史进行横向比较研究。表谱分为年表和表谱两种。地方志是指记述某一个行政区域的自然和社会各方面情况的图书，也称方志。这种书的内容非常广泛，一般包括行政建制、沿革、疆域、山川、津梁、名胜、资源、物产、天文、气候、灾害、人物、文化、教育、科技、体育、民族、民俗等各个方面，反映了不同阶段的社会历史生活状况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的发展状况，对于中国的经济、文化、科技建设和学术研究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中国的地方志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根据《周礼·春官》一书记载，周代曾经设有“外史”这一职务，负责“掌四方之志”。方志导源于我国古代记载地理知识的《山海经》和《尚书·禹贡》等。 1、书名与作者①古书多无书名古人著书，或叙事抒情，或论辩说理，都是动情于中，而形于言，往往是先写作而后命题，并不是先命题而后写作。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汉高祖刘邦初定天下，曾指示陆贾为他写一部历史故事书，陆贾写了二十篇，刘邦看了很高兴，认为书中故事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话，所以起名为《新语》。由此可知，陆贾在写作前并未拟定书名。古书不题书名，是常有的。现在所知的古书之名，大多数是后人追加的。②关于古书的命名：以著作开头二字为书名者。如汉代史游所著识字课本《急就篇》，开篇云：“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就是用“急就”二字作为书名。公羊传校本以作者姓氏或称号为书名者。如春秋三传：《左氏传》，左丘明撰；《公羊传》，公羊高撰；《谷梁传》，谷梁喜撰。 以概括内容命名者。如春秋时鲁国史书称《春秋》，就是以一年四季的春秋二字来概括一年，用以表示为一种按年纪事的编年史。以寓意命名者。如韩非子的《五蠹》、《孤愤》、《说难》等篇,屈原的《离骚》。先秦典籍，往往不提作者姓名，一部《诗经》，三百余篇中除极少数可以考见作者姓名外，绝大部分是无名氏的作品。先秦诸子著作，题为某子，但并非他们自己的手笔，不少是出于门生、弟子、宾客及其子孙后代之手。汉代以后，典籍作者署名逐渐增多，而标法不一，或标姓名，或标字号，或名号同时标出，或用自号而不用名，或带作者籍贯、官衔职务等等，如南宋词人张炎，号玉田，原籍天水，他的词集《山中白云》题为“西秦（指天水）玉田生张炎叔夏”。又如《资治通鉴》标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朝散谏议大夫充集贤殿修撰、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候、食邑一千八百户、赐紫金鱼袋臣司马光奉敕编集。”2、古书篇名与序传古书篇题列于正文之后古人编书的体例，常与后人不同。小篇及章的目录，一般都放在一篇或一章之末。例如《荀子》书中有一《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赋，每一赋的末了都把所赋的物名说出，并把这物名重叠一遍，这种重叠，决不是多余的重复。这礼、知、云、蚕、箴五个字，就是这五篇赋的题目，而且都题写在每篇之末。长沙马王堆汉墓土的帛书《老子》卷前4种佚书，题目都是在一篇或一章之后的。把古书目录放在卷首，大概都是雕版印刷术盛行以后的事，书籍应用日广，篇题置于全书之末，翻检不便，于是很自然地出现了这样的变化。古书序传常置全书之末了解一部书的内容主旨、篇目体例以及成书经过等,最好先读它的序文。古书往往有序文(统称为序传)。《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就是典型的序传，它总结作者自己的世系,叙述著书的经过,考证学术源流，还给每篇的述作大意逐篇作了提要。现代编印的书籍,序文均列于卷首，而古书的序传，则均列于一书之末。例如上列《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又《淮南子》的《要略》，《汉书》的《叙传》，许慎的《说文解字叙》，梁刘勰《文心雕龙》的《序志》等。3、古代“篇”与“卷”的含义古代文献的著录，都以篇、卷为计，从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开始就已如此。木简中国古代用竹、木简写书，编简成策（册），通常一策就是一编（篇）。故称之为“篇”。在竹、木简盛行的同时，也用缣帛写书，并以“卷”计。因此，对于“篇”“卷”两个词语的解释，一般认为：“篇”批量竹简、简册，后来用以指有首有尾完整的文章，也用来指称成著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作《孟子》七篇”。“卷”指写在缣帛上的卷子，后用以指全书的一部分，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一》：“凡书，唐以前皆为卷轴，盖今所谓一卷，即古之一轴。” 校雠是简册时代校书的一个环节，刘向所下的定义是：“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其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曰雠”。所谓“校雠”就是今天校勘中的对校，也即版本校。由于那时简册笨重，这一工作通常由两个人来完成。而今天的校勘含义较“校雠”宽泛了很多，除对校外，还包括本校、它校和理校等方法。校勘与校对的区别：校对是出版的一个环节，它的唯一任务就是：保障出版物和原稿绝对一致。因此，校对基本上是一项机械性工作。有时为保障正确率，校对者甚至从文章末尾倒着校，使校对者读不成句子，以保证一个字一个标点的与原稿进行核对。校对虽然也是“对”，也是“核查”，很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的校勘，但校对是单向的，必须忠实于原稿，因此，与作为学术工作的校勘有明显的不同。 1、校勘有助于古籍整理：古籍整理主要包括校勘、标点、注释、翻译、汇编等九个方面的工作。校勘除了本身就是古籍整理的一项重要工作以外，还是其他八项古籍整理工作的先导。因为，这八项工作都需要有一个文字正确无误的底本。如果不先做好校勘工作而以误本为底本，从而误解误释，不仅劳而无功，甚至得不偿失。2、校勘有助于古籍研究：对于某种古籍进行研究，首先应该有一个正确无误的底本。3、校勘有助于疏通文字词义：（1）祛疑。看到文字错误难以疏通之处，谬妄者往往穿凿附会，望文生义，哄了自己也误了别人。（2）显真。有些文字虽是错的，但意义没有太大的变化。碰到这种情况，校勘同样必要。（3）明微。有些语词的含义，看上去简单易懂，而真要弄懂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4）欣赏。文字作品中，往往一字之差，就会影响到作品的韵味，埋没作者经营的苦心。
古文献研究的内容主要有古文献目录、古籍版本、古籍校勘、古籍辨伪、古文献辑佚。针对不同的内容有不同的方法。但是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法：首先是“古典文献的普查登记与学科分类方法”。古典文献学最首要的任务就是系统全面地认识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中国古典文献的总体面貌，只有通过全国范围的古典文献普查登记，并对普查登记材料进行条分缕析，使之分门别类，才能掌握其数量和大致的学科类别。因此，普查登记与分类是古典文献学最基础的工作，也是最基本的方法。 其次是“古典文献的编目与著录方法”。古典文献的典藏与查阅都需要目录书和目录卡片提供按图索撰的途径，而编制书本式目录和卡片式目录，既要遵循一定的编目原则，又要按照一定的著录规则，这就需要掌握科学的方法。由此可见，“编目与著录方法”也是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学的重要方法之一。再者是“古典文献的鉴定与辨伪方法”。古典文献学在考辨古典文献的源流、判断某一部书或某一篇文献的价值、分析不同文献版本之间的关系时，都需要对文献的特征和内容予以鉴别，特别是对那些伪造的书籍和文献档案子以断定。
董治安《经部要籍概述》黄永年《史部要籍概述》黄永年《子部要籍概述》曾枣庄《集部要籍概述》骈宇骞《简帛文献概述》赵国璋等《文史工具书概述》赵国璋、潘树广《文献学辞典》最后不要忘了各种史书的《经籍志》《艺文志》以及各种经典的目录学书籍，如“私家目录双璧”、《四库全书总目》等等。
第一，高度切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研究生培养的教学实际。本书的初稿草创于1995年，12年来，编著者每年都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两个专业的研究生讲授该门课程，并在课堂讲授、师生讨论和课外作业的基础上，对本书的内容进行了反复修订。可以说，本书凝聚着编著者十多年的教学与研究的心得，也凝聚着十多届研究生的学习心得，是师生教学互动的产物。第二，充分体现编著者对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基本构想。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是以古籍整理与研究为基本对象的学科，而古籍整理与研究应该包括文献形态、版本、校勘、目录、注释、考证、编纂、检索等相关的组成部分，由此构成完整的学科体系。因此古典文献形态学、古籍版本学、古籍校勘学、古籍目录学、古籍注释学、古籍考证学、古籍编纂学和古籍检索学等，便构成本书自成体系的结构内容。本书对上述各个学术板块的内容进行了科学的整合，使全书具有较为严整的逻辑体系和独特的理论色彩。书中将传统的辨伪学并入古籍考证学，辑佚学并人古籍编纂学，也体现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第三，在“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整体构架中偏重于文学文献学的内容。文献学在现有的学科体制中属于二级学科，设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称为“中国古典文献学”，设在历史学一级学科下称为“历史文献学”。虽然“文史不分家”，但在学科传统中，二者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还是有所区别的，前者侧重于语言文学文献，后者侧重于历史文献。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课程一直是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两个二级学科——中国古典文献学和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生基础课，在研究生一年级第一学期开设，作为研究生学术入门的基础。根据教学对象的特点和需要，本书在讲授中国古典文献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的前提下，偏重于介绍文学文献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书中列举了大量的文学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实例。当然，本书所说的“文学”，不是指20世纪以来界定的“纯文学”，而是指中国古代传统意义上的“大文学”或“泛文学”，而这也是适合古典文献学自身的时代特征的。同时，遵照启功先生制定的基本方针，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也始终坚持以整理为基础，以研究为导引，古籍整理与古籍研究并重、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贯通、学术研究与文化普及结合的学术特色，这一点在本书的撰述中也有所体现。第四，重视传授具体而实用的研究方法，有意识地引导研究生进行科研实践。中国古典文献学既是一门理论课程，也是一门实践课程，正如王欣夫在《文献学讲义》开篇所说的：“既称为‘文献学’，就必须名副其实，至少要掌握怎样来认识、运用、处理、接受文献的方法。”因此研究方法应该在这门课程中占据核心地位，并贯穿于教材的各个章节，成为教材的主干部分。比如版本鉴定、古籍校勘、目录编撰、诗文注释、史实考证等，本书大都加以较为详细的介绍，以期为研究生提供学术研究之梯航。而本书对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相关理论的解析，也格外注重以实践为基础，以实践为对象，以具体而实用的实例作为理论的支撑。本书在每一节后还设计了一些“思考与练习”的题目，可供学生进行学术实践时参考、选择。
《近代诗选》（合作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关汉卿戏剧集》（合作编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高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高适岑参诗选》（合作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近代爱国诗选》（合作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论语注译》，巴蜀书社，1990年《龚自珍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中国古文献学史》，中华书局，1994年《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论语〉〈孟子〉》（合著，本人撰写《论语》部分），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本书入选“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研究生教学用书”《中国古文献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本书入选“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正平版《论语集解》校点（收入《儒藏》10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校点（收入《儒藏》28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国古文献学文选》（选注），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本书入选“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论语本解》，三联书店，2009年 《高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本书对高适诗文作了考证编年对集外诗文作了钩稽补遗，对伪诗作了考辨剔抉。在考清版本源流的基础上，确定底本与校本，并首次利用敦煌残卷对高集作了校勘，是正颇多，被钱玄《校勘学》一书列为民国以来“利用新资料进行校勘，而成为目前比较完善的校本的”10例之一。注释亦切实有据，多有发明。所附《高适年谱》、《高适集版本考》创获亦多。《论语注译》，巴蜀书社，1990年本书集中个人多年讲授和研究《论语》的成果，对《论语》全书作了注释和今译。在注释上除了注明生僻字词及人物、史实、典制、名物等具体内容之外，还多方取证，据以分析思想内容，力求做到训诂、考证和义理辨析相结合，尤其在运用材料互证，特别是以《论语》前后互证的方法，以求在准确阐明孔子思想方面做出了成绩，在古代思想著作的整理、研究方面作了新的探索。《龚自珍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本书精选龚自珍诗、文、词的代表作，逐篇说明写作时间、背景，简释思想、艺术，并对篇中难词、名物、制度、地理、典故及有关人物、史实作了详细注释，多有考证成果。对龚自珍作品中习用的隐喻、曲笔，则综考有关篇什，参验核证，加以揭示，力求避免龚作解释中索隐一派刻意求新、牵强附会的倾向。本书兼顾提高与普及的需要，集中了个人30余年研究龚自珍的心得，被视为龚自珍研究的新成果，因此初版不久，1993年即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颇具影响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再版。2004年又被人民文学出版社以《龚自珍选集》为名收入《近代文学名家诗文选刊》丛书出版。《中国古文献学史》，中华书局，1994年本书为中国古文献学史开创之作，对先秦至“五四”上下几千年的古文献学史作了全面的总结。全书近百万字，按历史分期，以重要的古文献学家及其著作为纲，以古文献学的成果、方法和理论为目，微观分析与宏观考察相结合，经纬分明，史论兼备。全书论及重要专题三十余个，有代表性的古文献学家上百人，对于古文献学及古文献学史均有建树，出版不久即在海内外得到积极反响。1995年获国家教委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论语本解》，三联书店，2009年本书参考前人的积极成果，在个人独立研究的基础上，力求做到语言文字的解释与思想义理的辨析相结合，思想义理的辨析与时代背景的考述相结合，尽量对《论语》做出符合原意的解释,进而对孔子和《论语》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以避免由于主观附会而“诬古人，惑来者”（清代朴学家关于古文献校释的戒语）。全书包括注译和附论两部分。注译以拙著《论语注译》为基础，进一步作了补充、修订。“附论”属于宏观专题分析论述的部分，对于思想类著作的阐释尤其不可或缺，以达到与“注译”部分密切配合、互相参照的目的。内容包括：《孔子的时代和生平》、《〈论语〉的成书流传和整理》、《〈论语〉及孔子的思想内涵及其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论语〉的语言价值和文学价值》、《〈春秋〉及三传中有关孔子和〈论语〉史料的文献价值》。
很多啊比较推荐的是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然后是四册一套的经史子集要籍概述还有古文献学文选，还有中国目录学史古籍版本学等等
《国学教程》（张衍田 撰）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 提取码: 9cfa书名：国学教程作者：张衍田 撰豆瓣评分：9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年份：2013-1页数：862内容简介：本书系北京大学历史系退休教师张衍田所撰,吸收了民国以来的“国学”概念,意在以文献为纲,向读者全面介绍国学的内容全书分上下二编:上编介绍了出土文献,下编介绍四部传世文献,并举出各部要籍
千字文，康熙字典。
《世说新语笺疏（全三册）》（余嘉锡 笺疏）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资源链接：链接： 密码：f1sv书名：世说新语笺疏（全三册）作者：余嘉锡 笺疏译者：周祖谟（整理）豆瓣评分：6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年份：2008页数：1236内容简介：该书重在考案史实，对于《世说》原作及刘孝标注所说的人物事迹，博采晋宋以下史传杂著和近代的笔记论著，考核其异同，兼补刘注之不备，评论事乖情理处，对《晋书》亦多有驳正。书中同时采录了近世学者李慈铭、文廷式、程炎震、李审言、刘盼遂等人的成果，并加按语，考证得失。本书有原文、笺疏、校文,后附《世说新语》常见人名异称表、《世说新语》人名索引、《世说新语》引书索引、笔画与四角号码对照表，颇便使用。此次重排，改正了不少文字和标点上的错误。作者简介：余嘉锡(1884-1955)，字季豫，号狷庵。中央研究院院士，语言学家、目录学家、古文献学家。祖籍湖南常德，1884年2月9日出生于河南商丘常德县长茅岭。少年立志读书求知，能诗善文，博闻强记，长于著述。14岁作《孔子弟子年表》。15岁又注《吴越春秋》。18岁乡试中举人。曾任吏部文选司主事。科举废除后，在常德师范学堂任教。1927年去北平，参加审阅《清史稿》，受私立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赏识，被聘为讲师，主讲目录学。随后又在北京大学、中国大学、民国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兼教目录学。1931年被聘为辅仁大学教授，兼任国文系主任。1942年，兼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49年10月，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委员。1955年1月23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2岁。余嘉锡一生治学的主要方面就是继承乾嘉文献考据学的传统，以目录学为治学之鈅，重视掌握目录以求博通群书。他一生读书涉猎极广，自称：“史、子两部，宋以前书未见者少；元明以后，亦颇涉猎。”（见《四库提要辩证》序录）他的书斋名“读已见书斋”，主要以明清精刻本为主，但他对传世典籍阅读之广，钻研之深，分析之细微，考辨之切当，都是超越前人的。主要著作有《目录学发微》、《古书通则》、《四库提要辩证》、《世说新语笺疏》以及《余嘉锡论学杂著》等。其中《四库提要辩证》一书，为毕生精力所萃，它就原著指陈得失，旁征博引，考证详实，声振国内外，为学术界的一部名著。而《世说新语笺疏》于校诂文字外，尤重于魏晋人事的品评与对原著的史实考案。他说：“一生所著甚多，于此最为劳粹。”这部书是后人研读古典名著《世说新语》的最佳版本。
《近代诗选》（合作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关汉卿戏剧集》（合作编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高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高适岑参诗选》（合作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近代爱国诗选》（合作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论语注译》，巴蜀书社，1990年《龚自珍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中国古文献学史》，中华书局，1994年《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论语〉〈孟子〉》（合著，本人撰写《论语》部分），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本书入选“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研究生教学用书”《中国古文献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本书入选“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正平版《论语集解》校点（收入《儒藏》10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校点（收入《儒藏》28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国古文献学文选》（选注），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本书入选“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论语本解》，三联书店，2009年 《高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本书对高适诗文作了考证编年对集外诗文作了钩稽补遗，对伪诗作了考辨剔抉。在考清版本源流的基础上，确定底本与校本，并首次利用敦煌残卷对高集作了校勘，是正颇多，被钱玄《校勘学》一书列为民国以来“利用新资料进行校勘，而成为目前比较完善的校本的”10例之一。注释亦切实有据，多有发明。所附《高适年谱》、《高适集版本考》创获亦多。《论语注译》，巴蜀书社，1990年本书集中个人多年讲授和研究《论语》的成果，对《论语》全书作了注释和今译。在注释上除了注明生僻字词及人物、史实、典制、名物等具体内容之外，还多方取证，据以分析思想内容，力求做到训诂、考证和义理辨析相结合，尤其在运用材料互证，特别是以《论语》前后互证的方法，以求在准确阐明孔子思想方面做出了成绩，在古代思想著作的整理、研究方面作了新的探索。《龚自珍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本书精选龚自珍诗、文、词的代表作，逐篇说明写作时间、背景，简释思想、艺术，并对篇中难词、名物、制度、地理、典故及有关人物、史实作了详细注释，多有考证成果。对龚自珍作品中习用的隐喻、曲笔，则综考有关篇什，参验核证，加以揭示，力求避免龚作解释中索隐一派刻意求新、牵强附会的倾向。本书兼顾提高与普及的需要，集中了个人30余年研究龚自珍的心得，被视为龚自珍研究的新成果，因此初版不久，1993年即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颇具影响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再版。2004年又被人民文学出版社以《龚自珍选集》为名收入《近代文学名家诗文选刊》丛书出版。《中国古文献学史》，中华书局，1994年本书为中国古文献学史开创之作，对先秦至“五四”上下几千年的古文献学史作了全面的总结。全书近百万字，按历史分期，以重要的古文献学家及其著作为纲，以古文献学的成果、方法和理论为目，微观分析与宏观考察相结合，经纬分明，史论兼备。全书论及重要专题三十余个，有代表性的古文献学家上百人，对于古文献学及古文献学史均有建树，出版不久即在海内外得到积极反响。1995年获国家教委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论语本解》，三联书店，2009年本书参考前人的积极成果，在个人独立研究的基础上，力求做到语言文字的解释与思想义理的辨析相结合，思想义理的辨析与时代背景的考述相结合，尽量对《论语》做出符合原意的解释,进而对孔子和《论语》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以避免由于主观附会而“诬古人，惑来者”（清代朴学家关于古文献校释的戒语）。全书包括注译和附论两部分。注译以拙著《论语注译》为基础，进一步作了补充、修订。“附论”属于宏观专题分析论述的部分，对于思想类著作的阐释尤其不可或缺，以达到与“注译”部分密切配合、互相参照的目的。内容包括：《孔子的时代和生平》、《〈论语〉的成书流传和整理》、《〈论语〉及孔子的思想内涵及其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论语〉的语言价值和文学价值》、《〈春秋〉及三传中有关孔子和〈论语〉史料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