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发布的。商学院的公司治理中心每年都会做相关调查，并发布公司治理指数。但是详细数据自然不公布，只在媒体，以及《管理世界》期刊发表成果和部分指数
法律专业很强。许多科目在教育部的成绩中名列前茅。学校教师教学水平高，经验丰富。他们可以在课堂上培养学生的主动性。除了课堂教学，他们还可以在课外参加模拟法庭和法律援助灯活动，帮助学生提高实践能力。此外，还有许多不同工作实践的机会。
如何整理文献 看了好多的管理文献摘要的方法。大多都是怎么用endnote,noteexpress。但很多同志反映，看完就忘，不易整理，写下来笔记也是时间长就没有印象。今天心情不好，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独门秘诀。 其实，学习和记忆都是科学。我们干科研这行，有问题就从实质上来解决（吹了）。根据最新学习理论，提倡右脑学习。其关键是要先静心，让思想流动起来。而观察和思维的对象要是图像和动态的东西，有颜色最好。以此理论为基础。 第一步，看文献的时候，看pdf时把一篇文章感兴趣的部分用标记画上，之后用截图软件截下来，推荐faststone capture（原因是只用快捷键按一下就可以操作，保存也简单）。记住一定要包括题目摘要结论，放在以文章题目命名的文件夹中。 第二步，用totalcomand给同一文件夹内的图片命名，最好用文献名和关键词开头。文献图片积累多了，可以把相同类别的文献图片放在同一个文件夹中。由于有文章名，随时可以找出处。 第三步，用mybase或者文件管理软件等，来按照内容建立文献文件夹的连接。 第四步，每天结束时，或高兴时，或觉得必要时，把文件夹打开，用幻灯自动放映，看电影。 第五步，也可以使用picasa来浏览和管理图片文件夹，一个感觉就是爽。 当然，活用的话，可以事先用adobe把文献心得放在pdf中，也变成图片。或者在数据库中也建立pdf连接等，都是可以开发的方法。以上只是思路而已，任何方法都是自己使用和总结的最好。（道无常道） 切记本方法的核心是使用图片来进行整理和记忆（说实话，这是现在脑科学研究的前沿，图片是最容易感受和分割记忆的）。同时使用软件进行浏览，而不是单纯记笔记看笔记，那样费时间，有时还要查原文。相信吧，一个文章即使做了30个图片，看的时候也绝对比你另记笔记和看原文时间快，因为这些都是你感兴趣的地方，同时会在你的记忆中形成连接。图片快闪绝对比从头到尾看一遍要高效，因为这也是记忆科学研究的结果，慢读细读效果就是低，因为你的大脑功率太大，速度慢了，不能刺激你的脑细胞，就是浪费。 心情不好你就打开文件夹看幻灯片吧，几十篇文献的图片一会就完。读书笔记和日常生活中的笔记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整理，常看看，记忆牢得很，而且很系统安全。 博士论文写作之研读文献 一般来说，一个博士生在入学后就已经确定了其博士论文所属的领域或者方向，因为这是在报考和录取时就确定好了的，除非入学后还要进行修改，而那是另当别论的。 在第一年完成博士课程的学习并且取得应有的学分之后，就自然进入了文献的收集和研读的过程中了。文献的收集及研读对于博士论文来说既是一个开始，又是非常关键的。你过去没有进行过研究，现在也没有仔细研读该领域中别人的研究成果，怎么也不可能搞出什么象样的东西的。所以，在这个工作之前，你只可能是一张白纸，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知道，更不知道什么是该领域的前沿研究课题，也不会使用该领域中的常用技术，不可能只是这样白版一块就可以做出什么象样的东西的。故提醒广大博士生应提早准备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一定要提早准备。 收集文献 收集文献可以从网络，图书馆，书店和朋友同学那里取得。主要是要显灰到一些（哪怕是只有一篇）该领域出现的“近期”的综述性文献，一般是不超过三年以前发表的论文。什么是综述性文献呢？一般来说，英文的综述性文献在题目上有“…view…”(一般为较为通俗的综述评论)或“survey”(一般为比较专业化的文献综述)这样的字样。综述性文章的内容不是在研究一个具体的问题，而是在回顾，评论某个领域在最近或者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的研究情况，并对于不同的研究者和不同时期的研究特点进行评论，最后还要为未来的研究方向以及创新的可能性作出预测。 在综述性文献中，作者会罗列出大量的参考文献，并且还要对这些参考文献的相对重要性进行评说。你就可以根据这样的评说和所罗列出来的文献去进一步搜索更多的文献，然后又从那里的参考文献去找出更多的参考文献，如此等等。这样，沿着一条路线，你就可以在一段时间里，譬如，在一年以内，做到基本掌握该领域的研究情况了，也知道这个领域的前沿是什么了。 另外的一种文献收集方法是根据作者和关键词去检索。 当然，即使在同样一个领域里研究的问题还是很多的，可以事先带着问题去搜索，如公司治理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经济增长问题等。这就需要使用关键词搜索法了。 如何利用互连网搜索文献？ 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更为便捷地获取信息资源。在文献搜集过程中，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常常可以事半功倍。 利用网络搜集资源大致有两种：一是处于选题阶段，还没有论文方向，想找一个合适的方向来做，此时可以在网上搜索“review”“survey”等，阅读一些文献综述，在其中寻找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另一种是已经确定了大致方向，希望了解本研究领域的进展，此时应当请教这一领域的专家，搞清楚哪些人是这一领域的牛人，搜索他们的文章—— 国外的传统，很多杂志要介绍某个领域的成就和进展，都会邀请牛人来写综述——只有知道哪些人是这一领域的杰出代表，才可能从这些人的著作中体验这一领域激动人心的发展。 网络搜索技巧我也谈一下：首先,谷歌肯定是一个很好的图书馆，它是全世界最大的搜索引擎，并且可以支持中文、英文搜索。如果你已经知道一篇文章的名字，不妨把名字输进去看看——这里多说一句，因为国外的论文全文通常都是pdf格式的，所以不妨在输入的论文名字前加个“[pdf]”，比如可以这样“[PDF]+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作为关键词搜索，这样就有助于限制你搜索的是pdf格式的论文全文，你可以很方便地搜索到公司治理研究四人帮LLSV(1997)的《公司治理的一个综述》全文。 但是，Google搜索到的全文常常只是working Paper，没有杂志的编号页码，因此在论文中引用有一定的不方便。我们要搜索已发表的论文也很容易，目前管理学院购买了EBSCO等外文数据库，这些数据库提供了大量的论文全文，90年代以后尤其是95年以后的文献，基本上可以方便查询。 如果通过这些全文数据库还不能查阅到所需要的论文，不妨把论文发表期刊页码记下来（方便引用），然后到Google上搜索其working paper。如果Google上还不能搜集到，那么还可以尝试搜寻作者的主页，也许上面会有，如果仍然没有，还可以尝试通过作者的邮件地址直接写信索取。我的经验，老外们是比较热情的。如果这些方法都尝试了还不行，最后还可以在EBSCO查阅国内馆藏，请求帮助—— 一般地，比较经典的论文大多会有好事者放到网上，所以，尝试以上各种办法都无法得到某篇文献，要么忍痛放弃，要么只有求助国外的朋友，或者从其他文献中间接引用。 搜集文献还有一个值得提出的方面。国外论文发表周期较长，我们现在看到的论文，实际上可能是两三年前的作品，因此要把握研究动态，最好还是看working paper，这样可了解别人现在正在研究什么。而且，你在博士论文开题时读到的好的working paper，等你博士论文写成，这个working paper大概也已经发表了，此时不妨再上网查一下其发表的期刊，将发表信息正式列如你的参考文献，你的论文文献注释就会更规范，而且兼顾了注释最新文献的要求。 研读文献与读书笔记 其实，研读文献应该是与文献的检索过程同时或者是交错进行的。在检索到文献的同时就应该开始进行文献的研读了，同时，在研读文献的同时就应该根据在阅读过程中出现的新的检索要求去检索新的文献，收集文献是一个不断反复进行的过程。 所以是“研读”而不是“阅读”文献，是要求在读文献的时候应该同时捕捉住产生的火花进行研究，而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阅读过程，如进行新的模型的推导及用新的数据进行计算等。在看人家的文章的时候，要养成用“批判”和“怀疑”的眼光去思考的习惯，在读到人家的判断时，应该在自己的心中不断地问着“是吗？为什么？可能不是这样的吧？”，同时试着去找相反的例子，还有在逻辑上进行深入的思考——这就是“研究”。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在读文献的时候，特别是沿着一条固定的思路下去读了许多文献之后，很容易就出现新的火花和思如泉涌的情形。但是，过了之后，就容易把它们忘记了。因此，为了在后面写作论文的时候可以充分利用前面在读文献的时候出现的新的想法和线索，为了不忘记它们。一般要采用做读书笔记的办法。读书笔记的写法是： （1）什么杂志，第几期，什么地方有关于什么问题的什么论述，它对于我即将做的博论文有什么参考作用，或者我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自己的见解，可能会有什么贡献等等。 （2） 读书笔记要进行分类，如分为数学模型方面的；实证研究方面的；中文文献方面的；外文文献方面的；数据方面的；纯理论方面的；政策分析方面的；学术争论方面的；案例材料方面的等等。 （3） 重点分析或者精读几篇代表性的文献； （4） 重要的是要写心得体会； （5） 重要的数据要及时记下来； （6） 前面的过程可能有反复，自己的见解也会有变化的。 在国内收集文献，特别是收集外文文献一般是有困难的；但是在北京图书馆就可以收集到与国外差不多同样的文献，所以，尽量争取去北图收集资料；但是，目前重庆大学图书馆也可以收集到相当多的外文文献；泡图书馆是读博士的必需过程，全世界都是如此，这个环节不可缺少。
华东政法大学非常好。华东政法大学（原“华东政法学院”）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批高等政法院校。1952年6月，经华东军政委员会批准，原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东吴大学、厦门大学、沪江大学、安徽大学、上海学院、震旦大学等9所院校的法律系、政治系和社会系合并组建成立华东政法学院。其后由于种种原因，学校于1958年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1963年再次筹建，次年招生；1966年停止招生，1972年被撤销。1979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学校第二次复校。2007年3月，经教育部批准，学校更名为华东政法大学。学校原为司法部直属院校，现为上海市管理的高校。现任党委书记曹文泽教授，校长叶青教授。学校现有长宁、松江两个校区，占地面积1280余亩；各类在校生21000余人，教职工近1400人。学校设有18个学院（部），拥有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硕士学位授予权，以及应用经济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建有14个博士点、35个硕士点、5个专业学位硕士点、24个本科专业；设有法学博士后流动站。学校在2002年、2008年两次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中均为优秀；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2012年学科评估中，法学一级学科位列全国五强；法学一级学科和公共管理一级学科被列入上海高校一流学科建设计划。学校有1个国家级重点学科（法律史），2个国家级本科教学团队（法律史、经济法学），4门国家级精品课程（外国法制史、中国法制史、经济法学、司法鉴定概论），2个教育部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法学、侦查学），5个省（部）级重点学科（国际经济法学、法制史、法学、经济法学、刑法学），4个上海市级教学团队（经济法学、刑法学、金融法学、刑事诉讼法学），29门上海市级精品课程（外国法制史、国际经济法、刑法学、中国法制史、商法概论、经济法学、法理学、侦查学、刑事诉讼法学、民法学、国际私法学、司法鉴定概论、著作权法、诉讼证据学、政治学原理、货币银行学、金融法学、法医学、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知识产权法、金融犯罪研究、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大学生心理健康、国际反垄断法、现场勘查学、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公司法学、刑事专案侦查、汉语与写作（Ⅰ、Ⅱ）），3个上海市特色专业建设点（法学、侦查学、知识产权），5个上海市本科教育高地项目（法学、政治学、侦查学、知识产权专业和“国际金融、航运法律人才培养创新”项目），2个“十二五”本科教学工程市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法学、侦查学）。学校是教育部首批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教育培养基地，涉外法律人才培养基地，西部基层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上海市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涉外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基地）、上海市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基地。法学综合实验教学中心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开放型国际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为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建设项目，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院、政府体制改革与监管模式创新法治保障研究中心、经济法律战略研究院为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社会治理研究院为上海市高校知识服务平台。学校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深入，先后与国（境）外100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有3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2012年起成为接受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的院校。学校出版有《法学》、《华东政法大学学报》、《青少年犯罪问题》等法学类核心期刊；设有中国自由贸易区法律研究院、国际法律与比较法研究中心、司法鉴定中心等 140多个科研机构。学校图书馆藏书 223 余万册，中外文报刊1530多种。学校还是教育部依法治校示范校、国家级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上海市文明单位、上海市花园单位，松江校区是全国物业管理示范园区。多年来，华政人遵循“笃行致知，明德崇法”的校训，发扬“逆境中崛起，忧患中奋进，辉煌中卓越”的精神，已把学校建设成为一所以法学学科为主，兼有经济学、管理学、文学、理学等学科的办学特色鲜明的多科性大学，被誉为“法学教育的东方明珠”。站在新的起点，学校将进一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依法治校，质量为先，特色兴校”的办学理念，逐步建成法学门类学科优势明显，其他相关学科与法学学科交叉发展，融通法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等学科，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特色鲜明、多科性的教学研究型大学，培养更多应用型、复合式、开放性高素质创新人才，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新的贡献！校史收起华东政法大学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批高等政法院校。1952年6月，在原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东吴大学等9所院校的法律系、政治系和社会系的基础上组建成立华东政法学院。学校成立以后，以培养司法行政干部，提高在职政法干部的业务水平为办学目标，在1952年至1958年间，为当时华东地区的政法机关输送了不少的人才，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初创作出了贡献。1958年8月学校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1963年7月复校，1972年5月因“文革”的爆发再次停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恢复与重建使学校重获新生，1979年经国务院批准再次复校。2000年，学校由原司法部直属高等政法院校，改为“中央与上海市共建、以上海市管理为主”的普通高等院校。2007年3月16日，经教育部批准同意更名为华东政法大学，并取消华东政法学院建制。复校后至今的20多年里，特别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以来，华东政法大学的法学教育事业得到空前的发展，在办学条件、办学规模、办学层次、队伍建设、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质的飞跃，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法律人才。 院系设置收起法律学院经济法学院国际法学院国际金融法律学院国际航运法律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外语学院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人文学院商学院知识产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体育部研究生教育院继续教育学院组织机构收起管理机构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纪委、组织部（统战部、党校）、党委宣传部学生工作部（处）、离退休工作处、工会妇工委、团委、发展规划处人事处、教务处、科研处、国际交流处、财务处审计处、保卫处、基建处、资产管理处、后勤管理处信息化办公室研究机构科学研究院、政治学研究院、司法学研究院、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教辅机构图书馆、杂志总社、《法学》编辑部、《华东政法大学学报》编辑部
一，地方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包括政府内部体系的法治化，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的规范化以及治理客体系统的协调化。地方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地方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地方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通过梳理政府权力清单，理顺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构建法治政府。二，构建法治政府，推进地方治理体系现代化(1)深化政府体制改革,推进政府内部体系的法治化。(2)建设法治国家，推进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规范化。(3)统筹社会发展，推进地方治理客体系统的协调化
南京大学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现代科学研究实验室。截至2010年5月，南京大学共取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12项，名列大陆高校第一。在最能反映基础研究水平的SCI论文榜上，发表论文数连续7年第一，被引用次数连续8年第一；在国际顶尖杂志《Science》和《Nature》发表的论文数全国第一。截止2014年10月，南京大学进入ESI排名前1%的学科为13个，分别是：化学、物理学、材料科学、地球科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临床医学、工程科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药理学与毒理学、数学、动植物学、计算机科学和农业科学。不仅学科数量迅速增长，而且各学科的排位也得到大幅提升，其中化学学科发表论文总数和被引总次数在全球科研机构中的排名分别为17名和32名。 其最活跃的几个学科为：应用物理、凝聚态物理学、多学科材料学、多学科化学，以及无机化学和原子化学。按论文总数排名计算，南京大学化学排名最高，名列全球第20位；按总被引次数排名计算，同样是化学排名最高，在全球范围内排在第79位。南京大学在全球前1%研究机构中，论文总数排名184位，总被引次数排名429。截至2015年3月，南京大学2015自然指数在亚太地区（Asia-Pacific）各大科研机构与高校中排名第7位，在全国高校中排名保持第3位，紧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至此，南京大学的自然指数已经连续两年位居全国高校第三。 截至2013年7月，南京大学有37位博士的学位论文入选“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44位博士的学位论文入选“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文”；南京大学有25部教材由教育部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推荐为“全国研究生教学用书”。 2010-2014年，南京大学文科教师共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60项，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53项，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276项，其中，2013年度42项课题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面上项目，立项总数位居全国高校第一。2014年度第一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获5项重大项目立项资助，位居全国第一。 2014年9月9日，南京大学获第七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和二等奖5项。其中，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陈骏等完成的《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三三制”本科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与实施》获第七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这是自1994年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励制度改革后、20年来江苏高校首次摘得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 馆藏资源南京大学有鼓楼、仙林两座图书馆大楼以及各院系专业图书室和各种电子数码信息资源。其中，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杜厦图书馆藏书500万册。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线装书30多万册，其中列入全国善本书目的有500多种，1万余册；地方志共藏4000余种，约4万册；收藏了许多珍贵的古代目录学文献以及丛书。学术期刊2000年，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依托南京大学情报学、图书馆学2个博士点的优势，中心研制开发了CSSCI数据库。 《南京大学学报》《南京大学学报》创刊于1955年，分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npj Quantum Materials》，“自然合作期刊”（Nature Partner Journal, NPJ）2016年3月1日，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旗下的自然出版集团与南京大学正式签约，合作出版开放获取期刊npj Quantum Materials （《npj-量子材料》）。 《智库理论与实践》（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合办） 《物理学进展》（Progress in Physics） 《无机化学学报》（Chinese Journal of Inorganic Chemistry） 《高校地质学报》（Geological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ies） 《高等学校计算数学学报》（Numerical Mathematics：A Journal of Chinese） 《数值数学:中国的杂志》（Numerical Mathematics：A Journal of Chinese) 《当代外国文学》（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分析在理论和应用》（Analysis in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肠外与肠内营养》（Parenteral & Enteral Nutrition） 《肾脏病透析与肾移植杂志》（Chinese Journal of Nephrology, Dialysis & Transplantation） 《中华肾脏病杂志》（Chinese Journal of Nephrology） 南京大学拥有丰富的教学和科研设施、设备，例如，南京大学植物标本室、国家遗传工程小鼠资源库、南京大学天文台、南京大学太阳塔、南京大学气象台等。自然科学 南京大学国家级、部级科研机构一览国家实验室 南京微结构国家实验室（筹） 国家重点实验室 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计算机软件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现代配位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内生金属矿床成矿机制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生命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与同济大学合建） 注：计算机软件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全国计算机类唯一优秀国家重点实验室 。 国家2011计划协同创新中心（理工农医科类）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海岸与海岛开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中尺度灾害性天气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介观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近代声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现代天文与天体物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模式动物与疾病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表生地球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高性能高分子材料与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B类） 国土资源部重点实验室国土资源部海岸带开发与保护重点实验室（与江苏省土地勘测规划院合建）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有机毒物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半导体节能器件及材料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教育部工程中心 蛋白质与多肽新药工程中心 水处理与水环境修复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环境保护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环境保护有机化工废水处理与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其他主要科研机构，如江苏省重点实验室、省级工程中心等详见南大官网。 人文社科 南京大学国家级人文社会科研机构国家2011计划协同创新中心（文科类）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与民族认同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经济转型和发展研究中心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 文科全国性学术社团 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 中国元史研究会 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 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 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实验室 南京大学社会语言学实验室 南京大学社会科学计算实验中心 省部共建基地 南京大学国家信息资源管理南京研究基地 南京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 江苏社会风险与管理研究中心 江苏省城市现代化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当代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儒佛道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政府新闻学研究所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 戏剧影视研究所、拉贝国际和平与冲突化解研究交流中心、中德法学研究所等其他机构介参见南大官网。
［内容提要］本文对西方国家治理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首先分析了治理的源起和内涵，指出治理是一个内容丰富、包容性很强的概念，是人类社会应对全球化背景下日益复杂的发展问题的必然产物，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集中体现，标志着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有了新的和更深刻的认识。如果说治理具有更多的工具理性色彩，那么善治的提出，则赋予了治理更多的价值色彩，因而治理理论具有工具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特点。最后本文对治理理论作出简要评析，指出作为一种工具理性，治理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是世界各国通向现代化之路的普遍追求和必然选择；作为一种价值理性，治理需要与各国国情相适应，其实现形式必然具有多样化。 ［关键词］国家治理 治理理论 统治 善治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不仅首次提出“国家治理”概念，而且在《决定》共24次提到“治理”一词并且进行多种表述，如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体制、治理结构、治理方式、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等等。这表明作为学术概念讨论已久的治理理论正式进入国家的战略、方针、政策领域。 治理作为政策语言甫一提出，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反响。把治理这一超越意识形态和基本政治制度，更具开放性、包容性和全球化，更加能够决定各国在相互竞争、文明成长当中对人类社会的推动作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次东西的全新理念，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方略，打破了以往对改革板块式的认识，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党的治国方略的重大转型，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成熟的重要标志和长期执政的必然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国家治理新时代。 国家治理作为人类政治社会的普遍现象，具有因应于历史情境的结构性维度和特点，不同时期的治理有着不同的内涵，同一时期不同国家对于治理的价值判断、制度设计等也不尽相同，特别是在不同国家的运用还需要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因此，要科学把握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治理的内涵，首先需要对西方国家治理理论进行历史地、全面地和客观地理解。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力图对产生于西方国家的治理理论提供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和概念图景并对其进行简要评析，从而为准确和完整地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提供必要的知识基础。 一、治理理论的源起 英文中的“治理”(Governance)概念源于古典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之意。长期以来，它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交叉使用，并且专用于与“国家公务”相关的宪法或法律的执行问题，或指管理利害关系不同的多种特定机构或行业。[1]治理这个词从13世纪起就在法国阶段性的流行过。该词曾是表达政府开明与尊重市民社会结合的一个要素。在17世纪和18世纪，治理是关于王权和议会权力平衡的讨论所涉及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在那个时代，王权在实现过程中开始依靠一些新的原则，而从这些新原则中，诞生了民众权利和市民社会理念。[2] 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当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一词。自此以后，国际多边与双边机构、学术团体及民间志愿组织等都把治理作为惯用的词汇，治理理念遂被广泛地运用到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各个领域。“治理并非是由某一个人提出的理念，也不是某个专门学科的理念，而是一种集体产物，或多或少带有协商和混杂的特征……治理成了集体‘时尚’的一部分”。[3] 通过在治理前加上修饰限定性词语而摇身一变的新术语亦应运而生，如“好的治理”、“全球治理”、“社会治理”、“地方治理”、“社区治理”、“多层次治理”、“多中心治理”，乃至新兴的“网络治理”等。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已波及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伴随着诸多与治理关联词汇的诞生，治理一词不仅其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意义，而且其含义也逐渐与其本意相差甚远，成为一种被赋予现代化色彩的词汇。 虽然治理最初是出于国际组织改善受援国或投资国社会政治环境的努力，援助机构依靠治理指标去甄别和奖励那些治理质量得到改善的发展中国家，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治理的重视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政府体制和市场体制的局限性和在若干领域中的失效。政治学家和管理学家之所以提出治理概念，主张用治理替代统治，是他们在社会资源配置中既看到了市场的失效，又看到了国家的失败。单纯的市场手段不可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同样，仅仅依靠国家的计划和命令等手段，也无法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因此，愈来愈多的人热衷于以治理机制对付市场和（或）国家协调的失败。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长期变化。“出现了重要的经济及社会新情况和与之相伴随的问题，这些问题再也不能简单的借助自上而下的国家计划或凭藉市场中介的无为而治方式寻求解决了。这种长期性变化反映了社会复杂性的极度加剧，而社会复杂性又来自一个日益全球化的社会里种种机构序列功能的不断分化－－这又反过来导致不同系统跨越社会、空间和时间的距离而更加相互依存。”[4]“新公共治理理论”的产生正是对传统治理机制反思的产物。该理论以英国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的崛起为标志，改革的焦点是关注民间自治与公共参与的力量，超越意识形态的对立，建立政府与市场及公民社会的信任与合作。其关注的焦点是，根据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多样性、动态性，建立一个市场自组织、社会自治理、分层级的政府治理以及它们之间彼此有效合作所形成的复杂性、动态性、多样性的公共事务治理体系。 “这一词语的应用范围很广，它涉及政治秩序（包括效率和合法性）的基本问题，同时又与国家之间没有必要的联系”。“许多人虽然对减少政府的活动范围兴趣不大，却发现，在政府或国家不能发挥主导作用而需要联合行动的领域处理问题时，治理这一概念十分有用。在社会的的各个层次，从最基层到跨国范围都可以发现这类领域。对于强化市民文化，促进志愿行动，改善社会的民主基础等，对治理问题的讨论都具有切实的意义。在考虑国际社会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如何才能建立必要的制度以推进秩序和公正方面，它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5]治理在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中发挥中心作用的领域包括：“从唯经济思维的死胡同撤退的尝试；将权力从公共部门转移到私营部门，减少国家的作用，增加市民社会的尝试；满足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公共领域进行行政和制度改革的条件而又不致使人认为过分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的必要性；对民主化和人权的新的不懈追求；冲突之后的重建这样的严峻挑战。”同时，由于治理在指称“一个社会被管理的含义”时以一种“无政治含义的”（apolitical）概念出现而容易被人接受。[6] 在以上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治理理论迅速流行起来。有学者曾较为全面的概括了治理受关注的原因[7]： （1）随着发展中国家成为国际投资者的重要投资地，对于许多直接投资者和组合投资者来说，发展中国家在政策执行可信度上的差别，尤其是治理系统（包括政府治理和公司治理）的质量差异，极大地影响着投资者对政策可信度的预期，因而成为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良好的治理水平成为吸引国际投资的重要因素。 （2）冷战的结束。苏联解体后，一些国际援助机构改变了致力于杜绝意识形态方面的概念在发展中国家蔓延的态度，转而调整投资政策，如世界银行于1996年首次调整了其长期坚持的政策，不再无视借款国恶劣的治理水平和体制，从此，援助机构逐渐采用治理指标去甄别和奖励那些治理质量得到改善的发展中国家。 （3）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发展政策改革的失败。发展政策改革的失败让多边机构和那些市场化体制的忠实拥护者逐渐认识到：健康的市场需要良好的治理，80年代到90年代的改革失败或许正是由于低劣的治理水平而导致的。 （4）对政治在经济发展和政策改革中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有力地证明了国家治理体系有助于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人类福祉的不断提升和社会的持续进步。 总之，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理念，它是人类社会应对全球化背景下日益复杂的发展问题的必然产物，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集中体现。 二、治理理论的含义 虽然治理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趋势，成为多学科共同使用的一个流行词语，但治理理论不仅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相反却存在概念上的模糊性和复杂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过去15年来，它在许多语境中大行其道，以至成为一个可以指涉任何事物或毫无意义的时髦词语”[8]。英国学者罗伯特·罗茨曾概括了治理的六种不同用法，即作为最小国家的治理，作为公司治理的治理，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作为善治的治理，作为社会－控制系统的治理，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9]许多研究者和各类国际与地区组织都曾对治理作出过内涵各异的定义。 1992年世界银行对公共部门治理提出了一个较为狭义的概念：治理是对一个国家用于发展的经济和社会资源进行管理过程中的权力实施方式。[10] 欧洲援助（Europe Aid）将治理定义为国家为其公民服务的能力：它指的是一个社会中利益诉求、资源管理以及权力实施所依赖的规则、过程以及行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使用的治理概念是：治理包含一个国家被管理和统治方式的所有方面，包括其经济政策和规则框架。 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定义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研究报告中将治理定义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和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
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r），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当代最负盛名的地方治理研究专家之一，英国布莱尔工党政府地方政策的主要顾问。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地方政府、多元治理、伙伴制、城市治理、公民参与等。他曾担任Strathclyde, Essex, Wayne State (Detroit) and Birmingham 等大学教授。在1992－1997年，他主持了“地方治理研究”项目（ESRC），由此名扬天下。代表性著作有： Governance as Theory：Five Propositions（1998）、The New Management of British Local Governance（1999）、The New Politics of British Local Government (2000)、British Local Government into the 21st Century（2004）、Public Value Management ：A New Narrative for Networked Governance?（2006）等。他还是新地方政府网络（NLGN）的主席，以及多家国际期刊的通讯编辑。
我们有其他管理类的期刊，但没有这一本
《法治现代化研究》杂志，于2017年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正式创刊，CN:32-1869/D，本刊在国内外有广泛的覆盖面，题材新颖，信息量大、时效性强的特点，其中主要栏目有：专题研究、域外法治、学术动态等。《法治现代化研究》杂志的办刊宗旨为：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密切关注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深入开展法治现代化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论研究；深刻把握中国法治国情特点。法治现代化研究杂志栏目设置特稿 主题研讨:人工智能与法治现代化 专题研究 域外法治 学术动态 法治现代化研究杂志特色介绍(不代表本站观点)一、《法治现代化研究》编辑部是《法治现代化研究》合法稿件编审机构；本网站是本刊在线投审稿系统。除此之外，本刊未委托其他任何网站接收稿件；也没有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及个人为本刊组织稿件。二、《法治现代化研究》在线投稿后，勿再向编辑部邮寄书面稿；通过书面形式投稿的，稿件须寄给本刊编辑部，勿寄给编辑个人。三、《法治现代化研究》发表于本刊的文章其版权属于《法治现代化研究》编辑部。对本刊发表的任何文章进行转载、摘登、翻译或集结出版，均须事先征得本刊编辑部的许可。四、发表于本刊的文章其所体现的观点均属于作者个人，不代表本刊编辑部及刊物主办、承办单位的观点。五、本刊为法学专业学术期刊，强调文章具有鲜明的理论性。本刊不刊发以下类型的文章：单纯介绍制度实践或理论观点的文章；会议综述；学术综述。
矛盾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状态，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不同的矛盾在人类社会中呈现为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人类不断解决各类社会问题的过程史。黑格尔就明确指出“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进一步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其实就是人类作为主体与其他一切对象物发生关系，并不断改变和改造对象物及其与人类的关系从而不断满足人类需求的过程，换句话说，就是人们不断调节、控制和处理人与他者关系和利益的过程。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必然会呈现出“当时代”的特点，这些矛盾和问题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原时代”人类能力处理范围，因此，国家及国家“治理”能力也正在这样的意义上得以产生和不断发展。如果将历史上的国家处理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方式都看做国家治理能力发展的一个阶段和一种样态的话，国家治理能力经历了农业社会统治型治理国家治理能力阶段、工业社会管理型治理能力阶段和现代社会合作型治理能力阶段等三个阶段和样态。 从本质上讲，时代问题是时代能力的呼唤，历史上的每一种国家治理能力阶段和样态都是当时历史阶段下对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或者说“时代化”）要求，是国家治理能力随着国家和社会发展而相应发展和与之相适应的过程。当人类历史发展到全球化、民主化和信息化的后工业时代，人们发现如果将所有希望都寄托于国家（政府），这样做既是空想的也是危险的，于是人们认为现代社会的国家诸多问题及其复杂性，需要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进行有机合作治理。从目的论来看，无论是什么样的国家治理能力样态，国家治理能力的主要任务都在于实现国家目的。由于现代社会的要求和现代国家的建立，规定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善治，从而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是现实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已成为当今人类社会关注的焦点。当今社会是现代化进程中主权国家治理的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时代背景和“主权国家治理”现实状况是现代社会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 一是，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变化及问题。整个人类社会已经不可避免地处在了现代化进程当中，这种现代化集中表现为人类的理性化、经济的全球化、世界的信息化和社会的民主化，现代化的潮流推动着整个人类的进步，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各式各样的现代化问题。例如：从个体方面来讲，现代化促进个人主体意识和个人理性的觉醒，但也带来了个体原子化倾向、利己主义泛滥、拜金主义盛行等问题；从社会方面来讲，现代化促进了社会活力、效率和相互联系，但也带来了价值观矛盾、利益冲突、环境破坏、道德失范等问题。整个人类社会呈现出各种极其复杂交织的问题，管理科学专家比尔说：“旧世界的特点是管理事务，新世界的特点需要处理复杂性”。 二是，主权国家治理失效问题。随着民族主权意识的觉醒，世界各地民族主权国家纷纷建立，但是由于很多民族主权国家的自身建设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要，出现了治理失效的问题。当然这里讲的主权国家治理失效，主要是指主权国家的政府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的失效，因为，传统意义上讲的治理基本上都指的是政府治理。从总体上来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治理失效问题。从发达国家来看，很多发达国家的政府被定位为“超级奶妈”，却出现了政府职能越来越大、机构组成越来越复杂、运行效率越来越低下、财政收支出现严重赤字等问题，政府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很难满足公民的需要；与此同时，政府越来越复杂化、越来越精英化，公民很难有效认知和了解政府的决策和行动，也很难对政府的公共管理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督。因此，很多发达国家公民对政府及政府行为越来越失去兴趣、越来越失去信心和越来越失去信任，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从发展中国家来看，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要么“太大”要么“太小”，有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把国家的所有领域都作为政府管理的对象，政府承担着“大内总管”的角色，导致政府机构庞大、治理方式粗暴、治理力不从心、社会缺乏活力等问题；有些发展国家则过度迷信市场和社会的万能，把自身定位于“社会的小孩”，导致国家混乱无序、社会深层分裂、国家内耗与贫困等问题。因此，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诸多问题，出现了国家治理能力的危机。更进一步来看，全球化更是使得某个国家治理问题很难被控制在某国或某个区域的范围内，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扩散和传导，使得诸多问题变成了全球性问题，出现了国家治理问题的“涟漪效应”和“蝴蝶效应”；与此同时，很多国际性问题也超越了国界，渗透和转化为了主权国家内部的治理问题。因此，从某种角度上说，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之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相匹配、相促进，已经成为整个人类社会广泛关注和思考的焦点问题。 就中国社会发展而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显得更为迫切。从中国社会当前发展情况来看，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 一是，解决中国社会转型发展所产生的系列问题的需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发生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半封闭型的传统社会向开放型的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变和转型。随着我国整个经济社会的转变和转型，当前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主要包括价值冲突、利益矛盾、公共环境恶化等问题，并且这些矛盾和冲突呈现出集中爆发、广泛凸显和深度交织的特征。从深层次上来看，主要是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活性化、价值多元化、利益多样化所伴生的问题，而且这“三化”又相互影响、相互促动、相互深化。正是这种深层次的社会观念、结构和形式的变化，必然要求国家治理方式和国家治理能力与之相适应。 二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迫切要求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改革发展的系统工程，系统改革的根本是通过对政府自身的改革推动社会整体的改革，当前中国政府自身面临着贪污腐败、敷衍塞责、随意决策、执行不力、社会互动性差、社会回应不够等问题，而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讲是国家治理能力与社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的问题。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改革发展，中国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越来越强，中国的各类社会组织越来越多、力量和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如何更好地调动公民和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如何发挥各类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并有效整合所有社会治理主体的能力，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又一重大课题。研究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解决转型中国所产生的系列问题的需要，也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因此，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研究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强烈呼唤。 理论研究的发展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随着社会经济、技术和观念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出现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多样、多变、多维、多态，并表现为愈加的关联性、整体性和复杂化的倾向，原有的国家控制理论、自由经济理论、福利国家理论等经典社会理论已很难对当代社会发展进行全面解释和有效指导，于是出现了社会科学传统范式的危机。20世纪70年代后，新公共管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协同学理论、自组织理论等复杂性理论相继产生并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当中。与此同时，西方一大批学者在在汲取新的社会理论营养的基础上，将视角聚焦在了国家管理的新范式上。例如：治理理论创始人之一的詹姆斯•罗西瑙( James NRosenau) 指出“现代社会问题要求我们采取一种与传统方式不一样的处理方式，我们或许需要提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管理理论，它将良善治理和公共利益的增进作为共识性目标，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既可以是政府组织，也可以是非政府组织，它既可以是包括政府的管理机制，同时也包括非正式的、非政府的管理机制。”罗西瑙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的问题与过去的问题相比，发生了质的变化，而这些新的社会问题要求一种新的社会理论来解释，也需要一种新的社会理论来指导解决。罗茨(RRhodes)则认为，“有序统治的环境和条件已与过去大不相同，因此，我们需要以新的方法和模式来统治社会，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统治过程。”罗茨认为，在当今社会，国家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发展的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背景的根本性变化要求一种全新的国家管理理论来处理社会问题和推动社会发展。全球治理委员会则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现代社会当中的各类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的调和，需要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采取联合应对的行动。这个过程既包括人们必须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通过人们协商形成的同意或共识的非正式制度和安排。”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传统的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管理社会的方式，已经无法很好地处理各类社会冲突和矛盾，也无法调和各社会成员的利益和需求，而是需要一种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或个人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合作治理的方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是社会科学理论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科学自身发展导致范式转换的要求。 在中国，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笔者发现最早介绍“治理”或“治道”的文章可能是在1995年《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公共论丛”第一辑）上有一篇署名为“智贤”的论文——《GOVERNANCE：现代“治道”新概念》，文中将Governance翻译成“治道”，认为“治道”就是指提高公共事务治理效能和提高驾驭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接着，1999年，中央编译局俞可平研究员就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上就发表了题为《治理和善治引论》的论文。他在文中全面梳理和论述了治理、善治和全球治理等相关概念，系统介绍了西方诸多学者的治理理论和代表性观点，深入分析了治理理论的缘起、产生、积极与消极影响及未来可能性，然后在综合评述各种治理理论和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治理理论思考和观点。他认为治理理论是全球化进程的必然逻辑结果，也是两大阵营结束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要求，是当今时代公民社会和民主世界的要求，是当今时代合法治理和有效治理的要求。他进一步指出，治理理论是对社会科学中长期形成的两分法思维的一种超越，认为有效治理是市场方式与计划方式、公共组织与私人部门、国家政府与公民社会、主权国家与国际社会的有机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它强调现代管理的本质就是合作应对；它合法权力的来源不仅仅是政府，还包括社会组织、市场组织和公民，这也就决定了政府、社会和公民共同分享公权力和共同承担公共责任。这些前瞻性的观点体现了中国学者对国家治理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的强烈呼唤。2000年，俞可平主编的《治理与善治》论文集出版，收录了国际上知名的治理理论代表人物斯托克、罗茨、库依曼、杰索普等人的论著，“治理”随即成为一门国内学术界的“显学”。十多年来，众多学者都对治理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涉及到了治理价值、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资源、治理背景、治理影响因素、中国治理、企业治理、城市治理、乡村治理等方方面面，大大深化了国家治理和国家治理能力研究。但是，与此同时，笔者也发现直接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的研究非常之少，大多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都只是散见在各类治理相关主题的研究当中。 综上可以明显看出，国家治理问题是现代社会的重要课题，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更是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因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是一切国家治理资源转化为国家善治效果的关键和根本。
广东省治理现代化研究所，注册地址位于广州市东风中路305号8号楼。广东省治理现代化研究所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是12440000797776809E，企业法人卢山，目前企业处于开业状态。广东省治理现代化研究所的经营范围是：围绕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开展理论研究、对策研究和学术交流,为省委省政府有关决策提供咨询;围绕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优化组织结构、创新行政管理方式等治理现代化课题开展调研并组织评审;承办《治理现代化》、《公共行政评论》杂志,编撰《广东机构编制年鉴》。通过爱企查查看广东省治理现代化研究所更多信息和资讯。
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r），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当代最负盛名的地方治理研究专家之一，英国布莱尔工党政府地方政策的主要顾问。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地方政府、多元治理、伙伴制、城市治理、公民参与等。他曾担任Strathclyde, Essex, Wayne State (Detroit) and Birmingham 等大学教授。在1992－1997年，他主持了“地方治理研究”项目（ESRC），由此名扬天下。代表性著作有： Governance as Theory：Five Propositions（1998）、The New Management of British Local Governance（1999）、The New Politics of British Local Government (2000)、British Local Government into the 21st Century（2004）、Public Value Management ：A New Narrative for Networked Governance?（2006）等。他还是新地方政府网络（NLGN）的主席，以及多家国际期刊的通讯编辑。
社会系统论是西方治理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治理研究的社会系统学派关注的是制度、程序和机制。治理理论如复杂丛林，如果说美国偏好理性选择及其衍生的新制度主义，那么基于系统理论的治理研究多集中于欧洲。 交互治理理论 库依曼（Jan Kooiman）1993年主编的《现代治理》（Modern Governance），是治理理论的早期代表。他在该书中用多元性、复杂性、动态性三个系统性特征描述了治理的基本属性。治理的任务可以归结为卢曼（Niklas Luhmann）所谓“所有社会系统的基本问题在于降低复杂性”。 为了进一步解释治理为何具有上述特征，库依曼2003年以相互行动为出发点，在分析归纳治理的元素、模式、阶次和能力的基础上，建造了交互治理的社会政治治理理论大厦。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交互作用具有意向性和结构性。意向性表现为图景、工具和行动，有相互参照、相互博弈和相互干涉三种类型。相应地，相互作用具有自我治理、合作治理和科层制治理三种模式，这决定了治理具有多元性、动态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具有意向性和结构性的交互作用形成三阶次的社会—政治治理。第一阶为解决问题和创造机会的日常治理活动，第二阶为制度，第三阶是作为整个治理基础的规范和原则的元治理。虽然库依曼的交互治理理论中有许多值得重视的论述，对人们理解治理与管理的区别很有帮助，但依然不够透辟。 功能—结构主义 库依曼的问题只是一个典型代表，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自治与合作的关系问题，这是以社会系统论为理论基础的治理研究的共性问题。相比而言，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社会系统论被称为结构—功能主义。其所谓功能，指社会系统必须适应比它更高一个层级的系统的需求，即本系统各种行为作用的影响（功能）取决于上一层次。用海因斯的话说，帕森斯的功能是“社会系统，而非其（自身的）社会部分或机构（institutions亦译为制度）”。卢曼将帕森斯的行动理论升华为沟通理论，从而将其结构—功能论倒过来形成功能—结构主义。其意指系统首先是功能自足的，它通过类程序的结构性过程，使自身区分于环境，使系统自成为系统。 卢曼从自我参照、自我复制得出系统分化的结论很有见地。但他对于自我参照、自我生产与系统内稳态的内在关联缺乏认识，被系统内各功能运作的“极端复杂性”所迷惑，在系统稳定性上含糊其辞，不承认系统之间的可通约性和可整合性。卢曼的功能—结构主义强调行为功能及子系统的独立地位，这直接孕育了治理理论的自组织观点，这一逻辑下的社会日益分化、多元化和复杂化。卢曼的世界观是多质的、多中心的、大小不同的系统相互交错构成的乱世，各个分立的系统表面看来是在自律地运行，但这种自组织的游戏必然遭遇风险，高度不确定。 控制机制、类程序和社会机制 帕森斯以具有自主意志的人的行动为出发点，但他反对以纯生物的、生理的“行动条件所产生的、与规范无涉的客观影响作为终极说明原因”。在他看来，行动有机体与由规范、价值观、信仰及其他与行动相联系的观念构成的文化系统相联系。行动是使各种成分向着与规范一致的方向改变的过程，规范在社会行动形成社会秩序中起着主导作用，控制机制尤为重要。在帕森斯看来，规范化固然是形成社会秩序的要素，但并非唯一要素。偏重控制机制必然导致强制型治理，这与20世纪60年代后的西方社会思潮相违背，也与帕森斯本人早期关于人的行动是自主的观念相背离。 卢曼的类程序源于两个行动者相互交错的行动，他们各自在自身系统中建构程序来处理对方的复杂性，通过这种不断地作出选择和程序化的化约区分出自我系统。然后，系统内诸要素适当地调整系统中的顺序和网络结构，选择一种符合该系统各种事件有序化的时间结构，通过这种简化程序对系统的结构作出规定。进而，系统可以达到自律和自我参照，系统内诸因素达成功能同一化，作为整体的系统一体化协同运作。借助于类程序的观念，卢曼从功能本身和原初状态出发，从偶然中建立起必然的、初步稳定的动态结构。但他不认同内稳态，片面强调应然意识在过程中的作用，对类程序的实然属性，即机制性没有深入探究。 曾经在1973年与卢曼合作的梅茨（Rudolf Traub-Merz）是治理调控研究的公认权威，亦对机制研究有兴趣。梅茨分析了对关系相关性解释力不足的原因，论证因果重建和机制研究的必要性，然后指出由于机制术语的定义含混导致对机制的研究在质和量上都呈下滑趋势。梅茨在梳理梯利等人关于机制的本体论、认识论、本质主义解释的基础上，强调作为因果连接的机制首先是“生成机制”。同时，他指出以个人行动及其机制为中心概念的“宏观—微观—宏观模式”，虽然关注到了环境机制、认知机制，但忽略了“关系机制”。最后，梅茨总结道：机制所研究的是连接理论，它是对产生某一结果的重复发生过程及其内在关系的一种因果解释；人们有很多集体行为机制的解释模型，但缺乏对制度和结构性配置起关键作用的生成机制的“系统化论述”。 梅茨基于社会系统论的“行动者—机制—模式”分析框架，对社会机制的分析值得关注。在其行动者的认知机制中既有应然意识，也有实在规律，其生成性、过程性都具有自然属性；其环境机制中固然有文化等外在因素，但也不乏自然机制成分。梅茨所谓机制的重复性，正是互补系统治理所强调的本征机制最重要特性。其关于机制恒常性的论断尤为重要，它是人的自然本征机制与具有随机性的意志分立的关键。由于没有引进系统稳态和功能互补这两个关键概念去分析结果及其与行动的关系，梅茨并没有解释机制为什么具有恒常性，没有区分行动者认知中的主观和客观因素。这也最终导致他未能深入辨析环境机制与行动者认知的关系。 综上所述，要想向机制的“系统化论述”的理想迈进一步，则要通过机制的分析更清晰地洞察治理的本质，还要从卢曼偏重于自我分化的社会系统论中跳出来，以一种新的互补系统治理的视角重新审查从帕森斯到卢曼再到梅茨的机制概念中所隐含的实然与应然关系，建立机制—程序互动的基本原则。
社会系统论是西方治理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治理研究的社会系统学派关注的是制度、程序和机制。治理理论如复杂丛林，如果说美国偏好理性选择及其衍生的新制度主义，那么基于系统理论的治理研究多集中于欧洲。 交互治理理论 库依曼（Jan Kooiman）1993年主编的《现代治理》（Modern Governance），是治理理论的早期代表。他在该书中用多元性、复杂性、动态性三个系统性特征描述了治理的基本属性。治理的任务可以归结为卢曼（Niklas Luhmann）所谓“所有社会系统的基本问题在于降低复杂性”。 为了进一步解释治理为何具有上述特征，库依曼2003年以相互行动为出发点，在分析归纳治理的元素、模式、阶次和能力的基础上，建造了交互治理的社会政治治理理论大厦。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交互作用具有意向性和结构性。意向性表现为图景、工具和行动，有相互参照、相互博弈和相互干涉三种类型。相应地，相互作用具有自我治理、合作治理和科层制治理三种模式，这决定了治理具有多元性、动态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具有意向性和结构性的交互作用形成三阶次的社会—政治治理。第一阶为解决问题和创造机会的日常治理活动，第二阶为制度，第三阶是作为整个治理基础的规范和原则的元治理。虽然库依曼的交互治理理论中有许多值得重视的论述，对人们理解治理与管理的区别很有帮助，但依然不够透辟。 功能—结构主义 库依曼的问题只是一个典型代表，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自治与合作的关系问题，这是以社会系统论为理论基础的治理研究的共性问题。相比而言，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社会系统论被称为结构—功能主义。其所谓功能，指社会系统必须适应比它更高一个层级的系统的需求，即本系统各种行为作用的影响（功能）取决于上一层次。用海因斯的话说，帕森斯的功能是“社会系统，而非其（自身的）社会部分或机构（institutions亦译为制度）”。卢曼将帕森斯的行动理论升华为沟通理论，从而将其结构—功能论倒过来形成功能—结构主义。其意指系统首先是功能自足的，它通过类程序的结构性过程，使自身区分于环境，使系统自成为系统。 卢曼从自我参照、自我复制得出系统分化的结论很有见地。但他对于自我参照、自我生产与系统内稳态的内在关联缺乏认识，被系统内各功能运作的“极端复杂性”所迷惑，在系统稳定性上含糊其辞，不承认系统之间的可通约性和可整合性。卢曼的功能—结构主义强调行为功能及子系统的独立地位，这直接孕育了治理理论的自组织观点，这一逻辑下的社会日益分化、多元化和复杂化。卢曼的世界观是多质的、多中心的、大小不同的系统相互交错构成的乱世，各个分立的系统表面看来是在自律地运行，但这种自组织的游戏必然遭遇风险，高度不确定。 控制机制、类程序和社会机制 帕森斯以具有自主意志的人的行动为出发点，但他反对以纯生物的、生理的“行动条件所产生的、与规范无涉的客观影响作为终极说明原因”。在他看来，行动有机体与由规范、价值观、信仰及其他与行动相联系的观念构成的文化系统相联系。行动是使各种成分向着与规范一致的方向改变的过程，规范在社会行动形成社会秩序中起着主导作用，控制机制尤为重要。在帕森斯看来，规范化固然是形成社会秩序的要素，但并非唯一要素。偏重控制机制必然导致强制型治理，这与20世纪60年代后的西方社会思潮相违背，也与帕森斯本人早期关于人的行动是自主的观念相背离。 卢曼的类程序源于两个行动者相互交错的行动，他们各自在自身系统中建构程序来处理对方的复杂性，通过这种不断地作出选择和程序化的化约区分出自我系统。然后，系统内诸要素适当地调整系统中的顺序和网络结构，选择一种符合该系统各种事件有序化的时间结构，通过这种简化程序对系统的结构作出规定。进而，系统可以达到自律和自我参照，系统内诸因素达成功能同一化，作为整体的系统一体化协同运作。借助于类程序的观念，卢曼从功能本身和原初状态出发，从偶然中建立起必然的、初步稳定的动态结构。但他不认同内稳态，片面强调应然意识在过程中的作用，对类程序的实然属性，即机制性没有深入探究。 曾经在1973年与卢曼合作的梅茨（Rudolf Traub-Merz）是治理调控研究的公认权威，亦对机制研究有兴趣。梅茨分析了对关系相关性解释力不足的原因，论证因果重建和机制研究的必要性，然后指出由于机制术语的定义含混导致对机制的研究在质和量上都呈下滑趋势。梅茨在梳理梯利等人关于机制的本体论、认识论、本质主义解释的基础上，强调作为因果连接的机制首先是“生成机制”。同时，他指出以个人行动及其机制为中心概念的“宏观—微观—宏观模式”，虽然关注到了环境机制、认知机制，但忽略了“关系机制”。最后，梅茨总结道：机制所研究的是连接理论，它是对产生某一结果的重复发生过程及其内在关系的一种因果解释；人们有很多集体行为机制的解释模型，但缺乏对制度和结构性配置起关键作用的生成机制的“系统化论述”。 梅茨基于社会系统论的“行动者—机制—模式”分析框架，对社会机制的分析值得关注。在其行动者的认知机制中既有应然意识，也有实在规律，其生成性、过程性都具有自然属性；其环境机制中固然有文化等外在因素，但也不乏自然机制成分。梅茨所谓机制的重复性，正是互补系统治理所强调的本征机制最重要特性。其关于机制恒常性的论断尤为重要，它是人的自然本征机制与具有随机性的意志分立的关键。由于没有引进系统稳态和功能互补这两个关键概念去分析结果及其与行动的关系，梅茨并没有解释机制为什么具有恒常性，没有区分行动者认知中的主观和客观因素。这也最终导致他未能深入辨析环境机制与行动者认知的关系。 综上所述，要想向机制的“系统化论述”的理想迈进一步，则要通过机制的分析更清晰地洞察治理的本质，还要从卢曼偏重于自我分化的社会系统论中跳出来，以一种新的互补系统治理的视角重新审查从帕森斯到卢曼再到梅茨的机制概念中所隐含的实然与应然关系，建立机制—程序互动的基本原则。
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r），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当代最负盛名的地方治理研究专家之一，英国布莱尔工党政府地方政策的主要顾问。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地方政府、多元治理、伙伴制、城市治理、公民参与等。他曾担任Strathclyde, Essex, Wayne State (Detroit) and Birmingham 等大学教授。在1992－1997年，他主持了“地方治理研究”项目（ESRC），由此名扬天下。代表性著作有： Governance as Theory：Five Propositions（1998）、The New Management of British Local Governance（1999）、The New Politics of British Local Government (2000)、British Local Government into the 21st Century（2004）、Public Value Management ：A New Narrative for Networked Governance?（2006）等。他还是新地方政府网络（NLGN）的主席，以及多家国际期刊的通讯编辑。
西方治理理论综述（一） 治理的涵义1、治理的内涵以“governance"(“治理”)为题材的理论著作的涌现，反映着社会科学界对统治以不同方式体现出来的模式感到的兴趣。无论传统用法或辞书上的解释，都以“治理”为“统治”的同义词。但在愈来愈多的讨论治理的著作中，它的用法和内涵都转移了方向，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在众多定义中，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治理定义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治理是个人和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民和机构同意的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2、治理的目标简单地说，治理的目标就是实现“善治”。善治涉及到：“一种有效率的公共服务，一种独立的司法体制以及履行合同的法律框架；对公共资金进行负责的管理；一个独立的、代议制的立法机构负责公共审计机关；所有层次的政府都要遵守法律、尊重人权；多元化的制度结构以及出版自由。”（来福特维奇把善治区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系统意义的、政治意义的和行政管理意义的。）——这是一个“政治——行政”的治理框架。治理的目标在于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强调政府和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共同治理。它不仅关注将市场的激励机制和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政府公共部门，而且重视公共政策与社会资本的相互连接，强调非市场力量的凝聚(如公民和非营利部门的参与)。可以说，治理在公共管理的语境下，是以企业精神重塑政府，以社会资本的力量来应对政府合法性危机的公私合作的结构和过程，其目标在于提高公共管理的水平及公共服务的质量。——这是一个“社会——政治”的治理框架。在美国，治理主要是通过调整技术层面的权力配置尤其是政府内部的权力配置来提高政府绩效，回应当前治理存在的问题，可以称之为内部解制型治理，而不关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3、治理兴起的主要原因西方福利国家出现管理危机是治理理论兴起的根本原因。治理理论的兴起还与市场和等级制的调节机制发生危机有关。治理理论的兴起还与众多社会组织集团的迅速成长密切相关。——公民社会的成长经济全球化直接推动了公共治理模式的产生。经济全球化使人们的活动跨越了国家疆域的限制，因此也产生了一些国际性的跨国经济、社会组织，直接导致新的管理领域和管理主体的产生。治理理论的产生受惠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于管理的影响是革命性的。一方而它使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传播更为便利，缩短了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之间的相对距离，密切了管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沟通、反馈，从而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回应性和依赖性。另一方而，信息技术也增强了公民和社会在信息和知识方而的拥有量，从而削弱了传统政府的优势地位，对于传统垂直型单向度的权力运作方式提出了挑战，公民要求更多地参与管理。4、治理与相关概念的区别（1）“治理”与“统治”（传统公共行政）的区别首先，传统官僚制在理论上先入为主地认为存在一个具有终极权威的权力中心，它通过一种与市场交易特质不同的公共行政体制输送服务，以纠正市场在公共经济中的失灵。其次，传统官僚制在纵向关系上通过等级划分构建集中的命令结构，在横向关系上以“鸽笼式”的部门划分塑造专业化的分工体系，两者相互耦合而出一幅“精密仪器”的图象。再次，传统的官僚制以“非人格化”、“中性”和“缺乏激情”的文官作为公共服务提供的规划者、组织者和承办者，以文官的声音而非使用者的愿望、要求和利益作为反馈的回路。Government refers to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public Governance is the way government gets its job Traditionally, government itself managed most service Toward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wever, government relied increasingly on nongovernmental partners to do its work, through processes that relied less on authority for We have advanced theories about government, how it works and how we can make it work Our theory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nongovernmental partners who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executing government policy, on the other hand, is (Donald F Kettl: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For Twenty-First Century A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hpreface xi) （2）“治理”与“新公共管理”的区别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场声势浩大的政府改革浪潮—“新公共管理"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成为公共部门改革的主导性范式。但是，着重应用市场方式的“新公共管理”存在忽视社会合意性、民主价值等嫌疑，这使它招致多方面的诘难。关注国家一社会关系调整和市民社会价值的治理理沦的兴起，则为修正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弊端提供了理沦资源和实践途径。Such network management involves negotiation and coordination, and it is therefo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new public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 is businesslike in NMP, and the public sector relies on central administrative NMP upholds and sharpens even further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which characterizes the hierarchic On the contrary, governance in policy networks recognizes that politics take place in networks to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is blurred and government is not the single dominant actor that can unilaterally impose its will(: 39) ‘Hierarchical, central top-down steering does not work in networks, which have no top’() The sharp distinc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is therefore not upheld in network (Anne Mette Kjær，Governa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04), p45)（3）“治理”与“新公共服务”的区别也有人认为，治理是对“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的理论整合。（二）治理的层次1、三层次说治理的建设是建立在转型的三个层次的基础上的：在制度层次上创造中立的国家，在社会层次上创造自由的公共圈或曰民间社会，以及在个人层次上创造自由、‘自我’和‘现代’的行为模式。2、四层次说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各国公民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民主协商和合作，是通过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来解决全球性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地区治理(regional governance)——地区是介于国家与全球社会的中间层次，其组织的建立、规则的创制和秩序的维持都具有不同于国家和全球社会的特点，因此，地区治理就其治理方式、运作机制等既不同于政府治理，也不同于全球治理。——EU国家治理（national governance）——组织治理——在特定的社会组织这一层次上，治理适用于分析和解释企业、公司以及社区内部的组织机构的结构关系、决策与执行的运行方式。——World Bank3、五层次说增加——地方治理（local governance——区域治理和公共事务治理）（三）治理理论的基本观点1、主体多元化——治理指出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一套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例如，在美国政府对“棕色地块”的治理过程中，就有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和社区、非政府组织的全面参与。2、权责模糊化——治理理论明确指出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答的过程中存在的界线和责任方面的模糊之点；六重模糊的边界：（1）政策制定者与政策执行者；（2）公共部门与私营和非营利部门；（3）官僚组织内部不同层级；（4）管理者与工作人员之间的层级；（5）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6）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边界的模糊化不是一个暂时现象。正如世纪之初，英国、欧洲直到世界其他部分在处理“疯牛病”和“口蹄疫”时所发现的，整个世界从中了解到传统边界已经无法包容这样的问题，每个国家都学会了要通过彼此合作来应对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3、关系伙伴化——治理理论明确肯定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4、结构网络化——治理指行为者网络的自主自治；5、管理系统化——治理理论认定，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在于政府的权力，不在于政府下命令或运用其权威。政府可以动用新的工具和技术来控制和指引；而政府的能力和责任均在于此。核心概念——网络、互惠、责任、民主
南京大学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现代科学研究实验室。截至2010年5月，南京大学共取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12项，名列大陆高校第一。在最能反映基础研究水平的SCI论文榜上，发表论文数连续7年第一，被引用次数连续8年第一；在国际顶尖杂志《Science》和《Nature》发表的论文数全国第一。截止2014年10月，南京大学进入ESI排名前1%的学科为13个，分别是：化学、物理学、材料科学、地球科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临床医学、工程科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药理学与毒理学、数学、动植物学、计算机科学和农业科学。不仅学科数量迅速增长，而且各学科的排位也得到大幅提升，其中化学学科发表论文总数和被引总次数在全球科研机构中的排名分别为17名和32名。 其最活跃的几个学科为：应用物理、凝聚态物理学、多学科材料学、多学科化学，以及无机化学和原子化学。按论文总数排名计算，南京大学化学排名最高，名列全球第20位；按总被引次数排名计算，同样是化学排名最高，在全球范围内排在第79位。南京大学在全球前1%研究机构中，论文总数排名184位，总被引次数排名429。截至2015年3月，南京大学2015自然指数在亚太地区（Asia-Pacific）各大科研机构与高校中排名第7位，在全国高校中排名保持第3位，紧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至此，南京大学的自然指数已经连续两年位居全国高校第三。 截至2013年7月，南京大学有37位博士的学位论文入选“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44位博士的学位论文入选“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文”；南京大学有25部教材由教育部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推荐为“全国研究生教学用书”。 2010-2014年，南京大学文科教师共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60项，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53项，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276项，其中，2013年度42项课题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面上项目，立项总数位居全国高校第一。2014年度第一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获5项重大项目立项资助，位居全国第一。 2014年9月9日，南京大学获第七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和二等奖5项。其中，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陈骏等完成的《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三三制”本科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与实施》获第七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这是自1994年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励制度改革后、20年来江苏高校首次摘得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 馆藏资源南京大学有鼓楼、仙林两座图书馆大楼以及各院系专业图书室和各种电子数码信息资源。其中，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杜厦图书馆藏书500万册。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线装书30多万册，其中列入全国善本书目的有500多种，1万余册；地方志共藏4000余种，约4万册；收藏了许多珍贵的古代目录学文献以及丛书。学术期刊2000年，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依托南京大学情报学、图书馆学2个博士点的优势，中心研制开发了CSSCI数据库。 《南京大学学报》《南京大学学报》创刊于1955年，分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npj Quantum Materials》，“自然合作期刊”（Nature Partner Journal, NPJ）2016年3月1日，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旗下的自然出版集团与南京大学正式签约，合作出版开放获取期刊npj Quantum Materials （《npj-量子材料》）。 《智库理论与实践》（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合办） 《物理学进展》（Progress in Physics） 《无机化学学报》（Chinese Journal of Inorganic Chemistry） 《高校地质学报》（Geological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ies） 《高等学校计算数学学报》（Numerical Mathematics：A Journal of Chinese） 《数值数学:中国的杂志》（Numerical Mathematics：A Journal of Chinese) 《当代外国文学》（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分析在理论和应用》（Analysis in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肠外与肠内营养》（Parenteral & Enteral Nutrition） 《肾脏病透析与肾移植杂志》（Chinese Journal of Nephrology, Dialysis & Transplantation） 《中华肾脏病杂志》（Chinese Journal of Nephrology） 南京大学拥有丰富的教学和科研设施、设备，例如，南京大学植物标本室、国家遗传工程小鼠资源库、南京大学天文台、南京大学太阳塔、南京大学气象台等。自然科学 南京大学国家级、部级科研机构一览国家实验室 南京微结构国家实验室（筹） 国家重点实验室 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计算机软件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现代配位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内生金属矿床成矿机制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生命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与同济大学合建） 注：计算机软件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全国计算机类唯一优秀国家重点实验室 。 国家2011计划协同创新中心（理工农医科类）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海岸与海岛开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中尺度灾害性天气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介观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近代声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现代天文与天体物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模式动物与疾病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表生地球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高性能高分子材料与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B类） 国土资源部重点实验室国土资源部海岸带开发与保护重点实验室（与江苏省土地勘测规划院合建）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有机毒物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半导体节能器件及材料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教育部工程中心 蛋白质与多肽新药工程中心 水处理与水环境修复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环境保护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环境保护有机化工废水处理与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其他主要科研机构，如江苏省重点实验室、省级工程中心等详见南大官网。 人文社科 南京大学国家级人文社会科研机构国家2011计划协同创新中心（文科类）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与民族认同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经济转型和发展研究中心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 文科全国性学术社团 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 中国元史研究会 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 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 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社会科学实验室 南京大学社会语言学实验室 南京大学社会科学计算实验中心 省部共建基地 南京大学国家信息资源管理南京研究基地 南京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 江苏社会风险与管理研究中心 江苏省城市现代化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当代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儒佛道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政府新闻学研究所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 戏剧影视研究所、拉贝国际和平与冲突化解研究交流中心、中德法学研究所等其他机构介参见南大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