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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喆是我国黄金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是中国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具有高级经济师、经济学博士学位。她在宏观经济研究、金融战略、对外投资、市场战略研究、大宗商品价格、国际形势等多个领域有研究。此外她还长期跟踪研究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作为主要执笔人著有《金融国策论》和《金融与国家安全》等多本著作，还在新华社瞭望智库、《财经国家周刊》等中央媒体及澎湃新闻等多家互联网媒体发表数百篇文章。“新莫干山会议·2017”定于2017年9月15-17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举行，主题为“科技创新与社会变革”。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万喆从历史纵深的角度，讨论金融工作会议每一次决策、对策的逻辑，它背后的金融逻辑、市场逻辑、经济逻辑。她认为，对于原则、任务，是对金融的归位，要对金融的秩序重塑。扩展资料：金融国策论是万哲的作品之一。本书宣告了全新的政治金融学的问世，以全新的角度看待和阐释金融，富有创见地把金融与政治紧密结合，将金融与国家、金融与政治、金融与战略的关系抽丝剥茧地解析出来，同时从国家治理的新角度提出全新的中国金融体系构建。这种真正从国家策略层面进行金融实务解析和理论建立的思想和维度实乃一大创新。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金融国策论
回答 万喆博士阐述了有关金融的观点：金融要有态度；金融要有厚度；接着她从战争的本质引申到世界资源争夺方式的变化——战争的本质即秩序的重建，资源分配，从一开始的军事战争，经济战争，到现在的金融战争。金融存在杠杆效应，即放大效应，这样资源分配的作用就变强了，因此金融战场成为国际的主战场。两次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将传统意义上的指标作为金融安全的既定目标，印尼银行业崩溃，国债急速上升，国有资产被控，正政治局势失控，直到现在始终未能恢复；08年美国金融危机，美国无视传统意义上的指标作为金融安全的既定目标。通过QE政策，最终欧元岌岌可危，新兴体过山车，复苏内生性强，风险出清度高，美元强势回归。因此我们国家的金融要在战略层面部署。 万喆博士提到阴谋，谈到最多的是中国的外汇储备，08年金融危机，通过组织趁火打劫，斯诺登“棱镜门”事件。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这些也是阳谋。金融战略体系实施，无所谓阴谋阳谋，始终应该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万喆博士进而阐明了金融的本质：从宏观角度，金融可载舟亦可覆舟；从微观角度，国家治理与金融互相交融；从战略角度，金融是决定性的战略权力；从战术角度，金融是工具也是武器；从历史角度，金融面临巨大挑战和机遇；从显示角度，金融战略应建立全面的体系。 万喆博士介绍了如何才能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要先分析全球的金融形势，全球金融战略的基础，了解最大的战略的攻守手段和状态并分析世界头号强手，作为崛起借鉴，而这一切都指向了美国。 美国金融霸权带来的好处包括铸币税、负债消费收益、超额投资收益、极大政策自由。实现美国全球金融战略的基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强大的经济是美国全球金融战略的基石，货币霸权是美国全球金融战略的关键，主导国际金融业是美国金融战略的路径，国际金融组织控制权是美国全球金融战略的手段，美国大宗商品金融定价权是美国全球金融战略的保障，信息控制权是美国全球金融战略的利器。 万喆博士从金融与政治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网络安全、外交安全六个维度分别介绍了当前现状，以及如何应对：构建中国国家金融战略，从战略层面，国家利益，主权实力，立体动态四个方面出发，巩固提高党的执政地位，积极稳妥改革社会的治理方式，创新有效预防国家安全体系。 更多2条
1977年生人，1999年本科毕业于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专业，毕业后留校做行政。原生家庭一般，嫁人出国后人生开挂，怀疑丈夫有red背景。2012年回国就空降中国黄金集团当首席，入职的智库都是国内一流，号称拥有Insead博士学位，但官网搜不到学历信息和论文。
技术革命本能地令人兴奋。因为借助技术，人类可以实现以前不可企及的梦想，包括在紧急状态下克服社会治理中的难点。但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低轨卫星互联网、量子计算等前沿数字技术的发展，其“双刃剑”效应也日渐凸显，一方面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也为国家治理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专家学者认为，需要从国家治理制度设计的高度出发，加强技术赋能的一面，限制其耗散的一面，将前沿数字技术创新和发展导入赋能国家治理的轨道。同时，需要警惕“技术迷信”思维，保持制度理性，实现个体理性和整体理性的有机统一、政府和市场的有机统一，以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核心观点前沿数字技术创新发展带来了哪些治理挑战？1、大数据技术的“双刃剑”效应日渐凸显，数据监管如何平衡发展与安全成为新课题；2、人工智能正在强劲触发并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给国际竞争、科技伦理、法律规则带来严峻挑战；3、5G、低轨卫星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应用加大了网络信息监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4、区块链和量子计算等新技术的发展在释放技术红利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如何破除“技术迷信”，实现技术与制度两者统一？1、实现个体理性和整体理性的有机统一。为了实现善治，“帕累托最优”的理念和“集成的智慧”（制度构建能力），缺一不可。2、实现政府和市场的有机统一。正常情况下，政府应该让市场的“自发性秩序”发挥作用；但在发生经济危机以及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政府需要积极有为，通过“凯恩斯主义”式的诱导政策和托底政策，帮助市场和企业走出困境。3、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在智能化时代，技术不断智能化，这就需要人类理性水平同步提升，否则，人类有可能成为技术的奴隶，失去人的主体性。如何校准前沿数字技术赋能国家治理的“仪表盘”？1、建立跨政府部门的数字技术治理联动机制。技术赋能不应该固化政府部门的法定权责边界，而应该从标准兼容、数据共享、测试仿真、创新适应、协作联动、安全可信的角度建立数字技术治理规则。2、完善数字技术赋能国家治理的法治体系。加快修订数字技术赋能国家治理的法律法规，扩大现行法律法规的适用范围，完善相关的司法解释。3、深化数字技术赋能国家治理的试点示范。及时总结治理经验和教训，整合和构建国家大数据融合治理平台，建立全流程标准规范体系，延伸数字技术赋能国家治理的领域。4、开展人工智能社会治理试验。针对目前互联网超级平台存在的多种不合理行为，建立国家算法监管平台，防止互联网超级平台之间的“算法串谋”以及利用算法“套牢”消费者。5、促进各类政策间的协调配合。重点推进技术研发创新政策、产业政策、知识产权、标准和专利政策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6、完善面向数字技术赋能国家治理的国民教育体系。加快调整和改革现行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课程体系、教学模式，依托互联网平台，设置面向前沿数字技术的开放教育课程。7、加强数字治理的国际交流和合作。加强数据治理和数据监管政策立法的国际交流和合作，分享成功经验，促进国际数据治理规则的开放、包容和趋同。更多精彩观点01当下“技术迷信”导致社会治理出现失衡现象1、追捧投资热点，忽视投资泡沫和金融风险新技术革命时代的投资泡沫问题，是世界性的问题。中国是后来者，投资泡沫也来得更加凶猛。在2019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上，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指出，虽然我国资本市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明显的进步，但也较大程度存在一级市场“庞氏”化、二级市场散户化、银行存款风险显现以及会计估值操纵化等问题。2、欢呼新经济，忽视市场监管，引发恶性竞争和市场垄断问题近年来，在“互联网+”的口号下，“共享经济”被热捧，但这一新经济领域的各种大战无不以惨烈收场。这已经不是正常投资，而是野蛮拼杀。不但造成了资源大量浪费，还带来了市场垄断，并且对金融不良资产的增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商家对消费者的短暂补贴结束后，出现的是市场垄断的格局，产品和服务的质量随之下降——“买方市场”结束，“卖方市场”出现，消费者的利益受损。3、过度渲染智能制造和销售，忽视社会就业问题在人口老龄化严重的邻国日本，以软银集团孙正义为代表的企业家们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他们的解决方案：“机器人工业愿景”。在中国，马云等企业家也在不断强调互联网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魔力，比如“互联网制造”（Made in Internet）。然而，中国和日本不同。日本处于人口绝对老龄化阶段，人工智能有可能补缺；在中国，我们依旧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保障就业是比运用人工智能更为重要的政策课题。用机器替代人工，体现的是企业家的“经济人理性”，但未必是社会理性。换句话说，企业家可以着眼自己的企业，着眼于“个体、局部的最优”，而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首要责任者，必须考虑“社会整体的最优”。当下，中美贸易摩擦、高杠杆率、经济下行压力等因素叠加在一起，中国的就业形势比往年更加复杂严峻。4、进行大数据采集和应用，忽视个人信息保护如今，因为对受众的消费习惯尽在掌握，电子商务平台对注册用户的“大数据推送”驾轻就熟。为民众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我们的个人信息被各类企业、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大量采集。其中，层出不穷的各种APP以及其他应用软件对用户的信息采集，具有很大的不规范性。中国社会的个人信息泄露问题相当严重，骚扰电话、精准就是其恶果。社会的智能化治理需要采集个人信息，但是必须遏制“过度收集个人信息”“擅自披露和提供个人信息”，以及“非法买卖个人信息”等违法行为，扎牢制度的篱笆。02技术的本质：赋能还是耗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W Brain Authur）指出，技术是万事万物深层秩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的潜意识对奴役我们天性的技术与解放我们天性的技术作出了区分。我们或许不接受抑制我们天性的技术。我们是人类，并且我们不只是需要经济舒适感。我们需要挑战，我们需要意义，我们需要目的，我们需要与天性同在。技术在哪里将我们与上述需求分离，它就会在哪里走向终结；反之，技术在哪里增强上述需求，它就会在哪里不断成长，并体现我们的天性。意大利创新经济学家乔凡尼·多西（Giovanni Dosi）认为，作为信息、知识、程序、人工制品和中间产品投入的组合，技术具有四个方面的重要特性。一是技术在使用过程中是非竞争性的，一个经济行为者使用某种技术并不能降低其他行为者使用同种技术的能力。二是技术应用与信息应用一样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性。三是当特定技术发挥作用时，该技术实际上已经得到社会化利用，其所耗费的高昂前置投入成本已经被后期重复利用该技术的低成本所淹没。四是技术的使用受制于收益非递减规律，有时候遵从收益递增规律。也就是说，信息和知识不会因技术进步而蒙受无形损耗。在多西看来，技术进步是在企业发展、产业变革和经济增长方式演化的框架下进行的，针对新技术治理的衡量标准取决于其是否有利于企业创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否有利于产业发展和转型，是否有利于改变市场交易方式、市场容量以及增强竞争力，以及是否有利于建立技术和制度变革驱动的宏观经济发展进程。技术悲观主义者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认为，数字技术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枝头低垂的果实已经摘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认为，数字技术正在深刻地变革着经济和社会，在健康、教育、协作方式等领域所产生的影响极为深远，这种影响多维且复杂，应该衡量和区分其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以便为公共政策制定提供指南。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教授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认为，以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通用目的技术带来整个社会互补性投资的增加，但这些投资通常是无形的，在这些新技术导入的初期，其生产率增长会被低估，当这些无形投资伴随着人们适应能力的增长产生收益时，生产率增长会显现出来且容易被高估。他认为前沿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生产率增长是一条J型曲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认为，人们乐观地以为计算技术、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变化将会跨越某些边界或“奇点”，进而全面加速经济增长。但是，虽然计算技术、人工智能可以完成许多常规工作，非常规工作却不那么容易被编程且它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环境的变化而演化。“如果我们将这个具有潜在超级智能的世界看作是人类和机器之间的竞争，那么我们肯定需要一个人类团队来考虑如何保护人类免受机器的伤害。”技术与人之间的可替代性程度就将决定“奇点”的到来。03走向制度理性，实现技术与制度两者统一1、实现个体理性和整体理性的有机统一在强大的“个体理性”的推动下，企业、政府部门等纷纷扩张自己的权益；与此同时，法律法规缺失，如制度供应不足，或者监管失灵，导致“合成的谬误”出现，即：每个个体都是理性的，但他们的行为加在一起，社会整体却呈现出了不理性的后果，表现为社会各领域的治理失衡。对此，需要构建优质的制度，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制度理性的引导。为了实现善治，“帕累托最优”的理念和“集成的智慧”（制度构建能力），缺一不可。2、实现政府和市场的有机统一政府和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容易出现“两张皮”的问题，即两种逻辑，各自运转，缺乏内生性的相互支持，从而引发治理失衡。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政府发挥资源配置作用，主要体现在三大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在后发国家，前两者往往融入在产业政策中，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最大使命是赶超，产业发展是引擎。赶超型国家的政府应该是市场的培育者。政府既不能无所作为，也不能越俎代庖。“优质的市场”背后，是“优质的政府和官僚”。日本的产业政策被认为相当成功，原因在于官僚系统的理性化水平。他们在扶持新的支柱产业、培育新的市场的过程中，政策目标是“竞争适度”。为此，既要防止恶性竞争，也要杜绝市场垄断者的出现。在产业政策的推行过程中，官僚作为政策制定者握有很大的权力，但他们并不试图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替代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效能是有目共睹的，产业政策的目标是培育竞争性的企业和市场。而政府存在的价值，是“让市场更加成功”，为此，必须制定合理的游戏规则，并严格监管。正常情况下，政府应该让市场的“自发性秩序”发挥作用；但在发生经济危机以及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政府需要积极有为，通过“凯恩斯主义”式的诱导政策和托底政策，帮助市场和企业走出困境。3、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新技术代表了工具理性，以法律为内核的制度建设代表了价值理性。市场经济的深化，不只是引进更多资金、技术，而是基于高度的发展理念，积极引入成熟的市场规则，并保证监管的有效性。社会治理的目标，简单讲，是“效率和公平”“便捷和安全”的共存。在这里，“效率”和“便捷”代表工具理性，而“公平”和“安全”代表价值理性。新技术革命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机遇，也存在危险的陷阱。在智能化时代，技术不断智能化，这就需要人类理性水平同步提升，否则，人类有可能成为技术的奴隶，失去人的主体性。如果机器成为人类生活的决策者，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它成为了人类的决策者和统治者，这是对号称“万物之灵”的人类的莫大讽刺，也是悲剧的开始。04校准前沿数字技术赋能国家治理的“仪表盘”1、建立跨政府部门的数字技术治理联动机制技术赋能不应该固化政府部门的法定权责边界，而应该从标准兼容、数据共享、测试仿真、创新适应、协作联动、安全可信的角度建立数字技术治理规则。高度重视互联网社会化普及后，根据政府部门与商业主体在数据搜集、处理、存储和利用等环节的能力差异，特别是数据占有量方面已经出现的“反向剪刀差”，建立商业部门向公共部门提供规范化数据接口的规定，从而保证公共政策的制定能够满足社会预期。政府部门应定期发布数字技术应用指引，保证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应用赋能国家治理，实现公共价值。2、完善数字技术赋能国家治理的法治体系加快修订数字技术赋能国家治理的法律法规，扩大现行法律法规的适用范围，完善相关的司法解释，特别是加快制定《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跨境数据流动监管法》《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等法律法规。严格执行《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和《民法典》，保障行政执法程序的规范和公开透明，加强部门执法合作和数据共享，形成执法合力。3、深化数字技术赋能国家治理的试点示范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了数字技术赋能国家治理的创新应用。在此背景下，应及时总结数字技术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民生服务等领域所取得的治理经验和教训，激浊扬清，整合和构建国家大数据融合治理平台，建立包含数据采集聚合、数据流动交易、数据开放运行、数据安全治理等环节的全流程标准规范体系，将数字技术赋能国家治理的领域逐步向自然资源监测、生物多样性以及环境保护、养老救助、社区治理等领域延伸。4、开展人工智能社会治理试验面向第三代人工智能——知识、数据、算法和算力的集成，特别是深度机器学习、推理、建模和辅助决策能力，针对目前互联网超级平台存在的滥用市场垄断地位、不正当竞争、过度索权、侵害消费者权益等行为，建立国家算法监管平台，防止互联网超级平台之间的“算法串谋”以及利用算法“套牢”消费者。5、促进各类政策间的协调配合重点推进技术研发创新政策、产业政策、知识产权、标准和专利政策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建立国家技术研发创新政策的多目标评价体系；技术迭代与产业转型的匹配适应必须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和专利政策要与消费者权益最大化相适宜；积极实施标准化战略，以标准助力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6、完善面向数字技术赋能国家治理的国民教育体系加快调整和改革现行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课程体系、教学模式，依托互联网平台，设置面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数字技术的开放教育课程。强化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职业高等学校与知名互联网企业、独角兽企业间的合作，增加大众参与数字技术的现场模拟，倡导沉浸式体验，提高公众数字化生存技能。加强各级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数字素养培训，强化数字思维、底线思维和风险思维，提高对数字技术的领悟能力和驾驭能力。7、加强数字治理的国际交流和合作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网上网下两个场域，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强数据治理和数据监管政策立法的国际交流和合作，分享成功经验，促进国际数据治理规则的开放、包容和趋同。特别是将“防止前沿数字技术应用造成以邻为壑的单极化”提上优先议事日程。文章来源：《国家治理》周刊2020年9月第3期（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孙宇）《国家治理》周刊2020年4月第2期（作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陈云）原文责编：臧雪文 / 司文君；臧雪文 / 王茂磊新媒体责编：张凡视觉：刘洁（图片来自网络）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湖北武汉度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光。华中科技大学位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心，一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牺牲，得到了全国和海外各方面的大力关心和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召开以《新冠肺炎疫情与世界格局演变》为题的视频高端学术会议。参会的都是国际国内的智库高手，尤其是在国际关系、中美关系、中非关系、中马关系等方面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从2020年1月28日开始，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一直在开展与疫情相关的对策研究。笔者在第一时间提出了10个课题，组织开展非常具体的疫情分析和对策性研究，并邀请多个学科的专家学者积极进行跨学科研究，先后撰写了108篇对策建议论文。2月25日，笔者被湖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指挥部聘任为综合专家组成员，并担任“应急管理与城市安全运行专家组”组长，又提出了10个课题开展研究，取得了一批成果。我们高度关注国际合作问题，撰写的第一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论文就是《强化国际公共卫生领域合作，共同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全球挑战》，发表在《国家治理周刊》。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将疫情定位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后，我们在2月1日专门撰写了《关于应对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卫生事件”的几点建议》，被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群言》内参采用。中国工程院也邀请笔者作为课题咨询专家，开展疫情风险溢出问题的评估与对策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中央和省里的要求，几乎每10—15天提交一份国际国内疫情风险分析和对策研究材料。在此期间，对疫情带来的巨大影响产生了新思考。结合这些思考在这次视频高端学术会议上，笔者围绕《后疫情时代的世界体系演变与价值观重构》议题，就三个关键词谈三点看法。一、后疫情时代意味着什么？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020年本该是一个祥和的年度。中国人民正按计划奋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世界各个国家也都在按照各自的规划路径发展与进步，但疫情带来了新问题。首先在我国，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世界各个国家也都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有的甚至出现了灾难。我们强调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它会变向哪里？其变化的方向和路径是什么？需要我们保持哪些战略定力？需要积极谋划和应变什么？在笔者看来，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在三个方面具有时代性的作用。一是具有催化剂的作用，从生存危机的底线上把个体、民族、国家与人类内在地联系起来了。其实他们之间一直有着内在的联系，但这次被新冠肺炎病毒从生存危机上联系起来了，甚至比一般自然灾害更为严重，即便是全球变暖也没有达到如此严峻的程度和全球性影响。二是具有加速器的作用，在很短的3个多月时间内几乎将相关国家所有层面的社会矛盾都集中暴露出来了，从个体、家庭、社会、国家到国际，从生命、身体、医药、卫生、经济、政治、文化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等都汇聚到一起。三是具有牵引器的作用，各国疫情的抗击方式和是否有效表明了各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差异甚至展示着制度优劣，彰显着每一个人、每一个族群、每一个人种的人性善恶、品性优劣，甚至也引领着特定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由于疫情现在还在蔓延过程中，未来的走向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甚至存在着一些越来越不确定的因素。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个时代性的标志，我们至少可以从中看到四件事第一，它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危机大挑战。虽然历史上在100年前曾经有过像“西班牙大流感”那样的疫情，人们却似乎有所淡忘。但这次如此严峻的疫情却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我们这代人以前很难想到还能亲身经历这样一次重大疫情。第二，它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巨大挑战。日前笔者在朋友圈转发了在《哲学研究》2020年第2期作为头条发表的文章“认识的极限及其超越”，副标题是“认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前沿问题”。这么多年来人们关注认识论、社会认识论，关注认识的极限，而这次疫情恰恰暴露了人类的认识极限，人类的妄自尊大受到严重挑战。直到现在，人们对新冠肺炎病毒还没有认识清楚，它源自哪里？宿主是什么？有没有中间宿主？病死率如何？为什么出现这么多无症状感染者？等等。直到现在人类还没有发明特效药，疫苗实验还在紧张进行，还没有在应对病毒方面获得主动。第三，它对各国以及全球治理体系构成了一个巨大挑战。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无论是发达与落后、现代与前现代以至于后现代，个体到群体到人类，从分散到集中都无可避免，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对落后国家，疫情的挑战都表现得非常突出。第四，它对人类价值观念形成了巨大挑战。从宏观来看，大到何为现代化、全球化，要否继续进行现代化、全球化？逆全球化是否会成为主流？从中观来看，到底是经济至上还是生命至上，对每个国家而言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艰难选择。从微观来看，要否隔离，要不要戴口罩？人们都争论不休。美国已经有人为反对隔离而扛枪上街示威，英国政府仍然保持着“不推荐使用口罩”的建议。笔者认为，这次疫情有可能成为一个划分时代的标志，并以此为界带来一种可以称为前疫情时代和后疫情时代的变化，影响着世界体系的未来演变及深刻变革。二、后疫情时代的世界体系以及演变趋势（一）后疫情时代对于世界经济体系意味着什么？现在看来，疫情过后世界经济的衰退是必然的。在近代经济史和美国发展史上，美国股市的熔断机制在10天里发生4次熔断，前所未有；前不久国际期货市场的石油卖到了-63美元一桶，这都是超出人们想象的。“经济主权”问题引起了各个国家的特别关注，很多国家可能会在疫后走向小而全的生产体系，全球经济链是否还会存在？相信还会存在，但可能会有相当程度的变异。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全球化是否会结束？相信不会结束，但一定也会产生一种变形。各个国家一定会把国计民生的关键项目、安全项目、民生项目把握在自己手上，因为以安全来带动的经济体系和以繁荣来带动的经济体系的价值取向是很不一样的。（二）后疫情时代对于世界政治体系意味着什么？在这次世界范围内的疫情防控中，不同国家在抗疫模式上的差异其实展示出不同制度的特色，也展示出不同的治理特色和水平，尽管不同国家的抗疫方式是依据各自国家的国情来制定的。中国的抗疫获得了巨大成功，但中国抗疫模式是全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效仿的。笔者曾与英国朋友合写了一篇英文论文，介绍湖北武汉的抗疫，尤其是封城的情况，近千万武汉人全部宅在家中数十天，其他的国家真的无法照抄。面对疫情，不同制度之间有形无形地会进行一种比较和抗争，有的国家还采取牺牲一些人的生命或者利益的举措来保全经济发展。一百年来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几乎所有国家不同程度地关上了自己的国门。这些都会对世界地缘政治带来非常深刻的影响和变化，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将更加明显，多极形态下会产生很多非常复杂的问题。（三）后疫情时代对于全球治理体系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二战以来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很大的挑战。甚至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都受到了某些国家的责难和质疑。美国以不断“退群”来企图推动全球治理体系重构，也导致地域政治更加复杂化，这是否会产生一种新国际秩序？总的来看，多极化的发展会变得越来越无序，国际体系会以新的方式来重组。美国自己在很多方面放弃了自己的领导权，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正在美国的推动下逐渐消解。（四）后疫情时代对于美国意味着什么？美国的疫情会发展到什么严重程度？很难预料（截至2020年9月23日，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超过709万例，累计死亡超过20万例——编者注）。伴随着疫情愈演愈烈，美国社会的内部撕裂愈加严重，特朗普政府没有展示出作为世界第一大国的领导力。客观说，美国领导力的衰退会令美国价值观发生一些影响和改变，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通过特朗普的极端化方式和纷争也会对美国价值观做出必要调适。这些调适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哪些对未来的世界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哪些会产生消极作用？人们将拭目以待。（五）后疫情时代中国如何在世界的不确定性中更好地走向未来？现在看来，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中国已经被美国总体上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这将对世界、中国包括美国的多边关系带来重大影响。无论如何美国难以回到疫前，中国也难以回到疫前，中美关系也难以回到疫前。这样的中美关系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都需要认真观察、深入研究。三、后疫情时代的价值观重构问题前不久，笔者应约为《光明日报》写了一篇题为“疫情防控阻击战与中华民族的精神升华”的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的抗疫精神。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赛先生就全球抗疫专门在推特上发文，涉及很多有价值的概念，如团结、人文、联合、爱、价值、庆幸、谦虚、勇气、坚持，等等。由于美国退群、断供和甩锅，WHO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困难和挑战。谭德塞先生在严峻疫情下重申这些概念，呼唤维护国际公共秩序的良知。在疫情背景下，世界不同价值观从普遍性到特殊性都面临很大的挑战，各种价值观重构不可避免，需要我们在以下几方面重新认识：一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定位。现在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仍然处于非常有限的状态，我们对宏观自然和微观自然认识比较多，而对于宇观自然、渺观自然还有胀观自然的认识都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二是生命的意识需要前所未有地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讲的是生活幸福。公共卫生安全涉及到生命安全，涉及到身体健康，还涉及到生活幸福，没有前两者，后者就没有意义。三是关于人性的善恶。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把人性中最善良的东西表现出来了，我们看到了疫情中太多的“逆行者”。在新冠肺炎疫情最为肆虐的时候，中国成千上万的医护人员和志愿者都勇敢地冲到了湖北武汉的抗疫第一线，世界上很多地区也都出现了一些感人的场景。但同时，这场疫情也把有的国家、有的族群、有的人群、有的人的邪恶都暴露出来了。这些大善与大恶在疫情下通过国家体系甚至国际体系得到了极度的放大和回眸，让崇高者自豪，让卑劣者汗颜，让芸芸众生眼亮心明。如何让人类有一种更好的道义意义上的自我认知，已经变得非常紧迫。四是关于个性自由与社会性合作。我们一直强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但这次疫情使人们深深感受到个性自由与社会约束之间需要有一个张力，即便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例如，相信在疫后口罩会作为新兴事物将逐渐被西方世界和民众所接受；如何在未来社会体系中建构起既能够保证个性自由，又能够让民众承担起自身的公民责任，使社会有更加合理的组织方式，需要人们思考。五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疫情中从底线上得到了印证，引起很多国家的共鸣，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涉及到很多方面，也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如国家主义、种族主义、单边主义，甚至恐怖主义等。我们一方面要立足于高端，从谋求共同繁荣的角度来思考，另一方面也要立足于底线，从人类共同生存的角度来加以思考。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尤其是中国提出了极为严峻的挑战。在我们走向未来的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实现精神的自觉，如何更好地构建中华文明新形态？希望在既立足学科又跨越学科，既立足中国又关注世界，既立足当下又面向未来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并取得更多的积极成果。来源：《决策与信息》2020年11月总第527期（原标题：后疫情时代的世界体系演变与价值观重构）作者：欧阳康（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原副书记、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国家治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二级教授）
北京《国家治理》周刊杂志社是1992-12-16在北京市朝阳区注册成立的全民所有制，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北京《国家治理》周刊杂志社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是911101051017571175，企业法人贾立政，目前企业处于开业状态。北京《国家治理》周刊杂志社的经营范围是：出版《国家治理》杂志（发行出版许可证有效期至2018年12月31日）；文化艺术交流；经济信息咨询服务；稿件交流、刊物邮购；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销售百货、五金交电、化工产品；资料编辑。（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在北京市，相近经营范围的公司总注册资本为102783万元，主要资本集中在 1000-5000万 和 5000万以上 规模的企业中，共38家。本省范围内，当前企业的注册资本属于良好。通过百度企业信用查看北京《国家治理》周刊杂志社更多信息和资讯。
《人民日报》当然属于国家级刊物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1948年以前中共中央机关报曾经是《解放日报》（现在是上海市委机关报）。《人民日报》创刊于1948年6月15日，由《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的中共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在河北省平山县里庄创刊，毛泽东同志为该报题写报头。194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报社迁入北京（当时的北平）。同年8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夜，中共中央决定将人民日报转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是当今中国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发行量第二大的综合性报纸，每天发行量曾高达300万份。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世界报业协会评定为世界十大主要报刊之一，是国际上最具有国际影响力报纸之一。人民日报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作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作为展现蓬勃发展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舞台，人民日报积极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主张，真实记录中国社会的每一滴变化，及时报道中国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同时人民日报充分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要求，及时交流各行各业信息，同时密切关注世界风云变幻，客观准确报道国际时事消息。人民日报作为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杰出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肯定。60年以来，人民日报无愧于时代与人民，已经得到亿万普通中国民众高度信赖及国际社会高度赞誉与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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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雾灯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