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中国东汉末年经学大师。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博通今、古文经学﹑精于天文历算。曾从东汉经学家马融学古文经﹐郑玄但马融仅让其高业弟子传授﹐郑玄仍日夜寻诵不倦。一次马融召集弟子考论图纬，推算浑天﹐众说纷纭﹐因闻郑玄善算，才召见他，郑玄一言便决，众感骇服。以后郑玄游学十余年，归乡里时﹐学徒相随已数百人。后因党锢事起，被禁锢。遂隐修经业，杜门不出。当时任城学者何休，好公羊学﹐着《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郑玄乃着《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等反驳何休。何休见后感叹地说:“康成入吾室，操我矛﹐以伐我乎﹗”郑玄所注群经﹐有《周易》《毛诗》《仪礼》《周礼》《礼记》《论语》《孝经》。又注《尚书大传》《周易干凿度》《干象历》等。此外又着有《天文七政论》《鲁礼禘袷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等。郑玄注经﹐皆兼采今古文﹐集汉代经学之大成。范晔《后汉书?郑玄传》评论他的经学成就说:“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郑玄经注详于典章制，名物训诂，统一了今古文之争，对后世经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郑玄的论着多散佚。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郑玄佚着多种，略可见其遗说。郑玄对于天文历算有较深的研究，曾提出一年四季与地在太空中的四游升降有关的观点。在<周易干凿度注>中提出元气之所本始寂然无物亦忽然而自生的观点，对魏晋玄学有一定影响。
经学典籍的主体——“十三经” 经学研究的核心是被历代儒者奉为经典的“十三经”，宋明理学虽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等“四书”为重，但《大学》《中庸》终归是《礼记》中的篇章，《论语》《孟子》也在“十三经”之内，因而经学的主要典籍仍为“十三经”所包括。两千余年的 经学史，大致是围绕着这十三部经书的确立、考订、阐发和注解不断延深、反复纠辩、曲折发展的。十三部经书是经部典籍的主体，其他浩繁的经部书籍，都是由此 而派生的著述。因此，了解“十三经”是把握经部典籍的关键。“十三经”中各经的大致情况如下： 《周易》 全文 24000余字，原称《易》，又称《易经》，本是占筮书，后被儒家奉为讲究哲理的经典。相传古代占卜用的易书本有三种：一种是夏代的易，叫《连山》；一种 是商代的易，叫《归藏》；一种是周代的易，就是现存的《周易》。前两种已经失传，而《周易》则流传至今。《周易》中用‘—’和‘——’两个最基本的符号代 表阳和阴；把这两种符号迭列三层，如三（乾）、三（坤）等，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称为八卦；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迭，又能组合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每卦又 有六爻。六十四卦每卦有卦辞，每爻有爻辞，分别阐述各卦各爻的意义，卦辞和爻辞是《周易》的经文。许多研究《周易》的学者认为卦辞、爻辞是西周初年的作 品，因为它所记的内容有殷商祖先的故事，也有周初的史实，但无后代任何色彩。 除卦辞、爻辞外，还有《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象》上下、《杂卦》等解释经文的传，合称“十翼”。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时代。十翼对《周易》经文的解释未必都能符合原意，因此不能依赖它们去理解正文。 研究《周易》的“易学”历来有两派，一派重象数，卜筮灾异，如汉代的易学；一派重义理，阐发思想，如三国时王弼的易学。 《尚书》 全文2500余字，原称为《书》，是夏、商、周时代一些历史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后来成为儒家宣扬二帝、三王及周公、孔子治道的圣典。《尚书》的内容 有所谓今文、古文之分。今文《尚书》为西汉初山东伏生所传，共28篇。西汉中期以后，又多次发现用周秦六国文字书写的古文《尚书》。古文《尚书》在汉朝未 能立于学官，以致西晋以后全部散失，现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称。 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根据一些散逸的《尚书》文字编撰成所谓古文《尚 书》25篇，后人称之为“伪古文《尚书》”。他又吸收了原今文《尚书》，将其离析为33篇，两者拼凑，以符合刘向、郑玄校注的古文《尚书》58篇之数，向 朝廷呈献。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收在如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中，它实际上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合并的。因此，现传《尚书》，只有今文 才是真本，古文则是梅氏伪造的。《十三经注疏》中还有梅赜伪造的《尚书孔氏传》13卷，说是西汉孔安国解释《尚书》之作。梅氏编选的这些伪书，直到清代阎 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时才被彻底揭穿。古代对《尚书》的研究，除了《十三经注疏》中的注疏外，宋代蔡沈的《书集传》也是《尚书》研究的重要成果。 《诗经》 全文39000余字，原称《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分“风”“雅”“颂”三类，其中有庙堂之诗，卿大夫之诗，也有民歌，时代从西周到春秋中 叶。春秋战国时，诸子各家都曾习《诗》用《诗》，但各家相比，以儒家对《诗》的整理水平最高，传授最成系统，《诗》渐渐成为儒家专门的经典。《诗经》在汉 代有齐、鲁、韩、毛四家传授，前三家属于今文诗学，立于学官，但至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亨、毛苌所传的毛《诗》属于古文诗学，流传至今，共310篇，其中 六篇仅存篇名而无诗文。历代《诗经》学研究的成就，除《十三经注疏》中的毛传、郑笺、孔颖达正义外，南宋朱熹的《诗集传》，清代陈奂的《毛诗传疏》、马瑞 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王先谦的《三家义疏集》等，成就也较突出。 《仪礼》 全文 57000余字，原称《礼》，汉代又称《士礼》、《礼经》，晋代以后称《仪礼》，它是现存最早记载古代礼仪的书。《仪礼》成书于东周时期，但书中所载的各 种典礼仪式，应在此书之前就存在了。孔子办私学时，通过对古礼的整理编辑形成了《礼》的教材，礼是孔子讲学的重要课程，也是儒学的重要内容。 西汉初，由鲁高堂生传下《仪礼》17篇，在西汉中分为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普三家礼学，它们都属于今文经学，立于学官。1959年在甘肃武威 发掘出汉代抄在木简上的《士礼》多篇，属庆普传本，为研究《仪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流传至今的《仪礼》是由东汉郑玄注释的刘向《别录》本，其篇目与西汉 学官的《仪礼》相同，都是17篇，包括士冠礼、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礼、士丧礼、既夕礼、士虞 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等。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礼古经》56篇，是古文《礼经》，其中有17篇与今文《礼经》基本相同，另外 39篇汉代称为《逸礼》，已经失传。《仪礼》研究，除《十三经注疏》中的郑注、贾疏外，南宋朱熹的《仪礼经传通释》、清人张尔岐的《仪礼郑注句读》、凌廷 堪的《礼经释例》、胡培晕的《仪礼正义》，都是较重要的著作。 《礼记》 全文99000余字，又名《小戴礼记》。 先秦礼学家们传习《礼》的同时，也传授一些相关的参考资料，这种资料叫作“记”，是对《礼》的内容进行解释、说明和补充。西汉时《礼经》立于学官，礼学博 士在讲《礼经》时也选用一些“记”作为辅助教材。东汉中期，注讲《礼经》的“记”只存两种：一是戴德选辑的85篇本《大戴礼记》；二是戴圣所编的49篇本 《小戴札记》。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于是传习它的人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这就是流传至今的《礼记》。由于郑玄也给《仪礼》《周礼》作注，所以三书 并称“三礼”。 东汉以后，《礼记》的地位逐步上升，这是由于《仪礼》仅仅记载了一些礼仪制度，而《礼记》则更多地论述了这些典礼制度 的意义和作用，从理论上阐述了儒家的“礼治”思想，更利于统治者发挥和利用。于是到了唐代，《礼记》从原来经传的地位升格为正经，并代替《仪礼》进入唐代 “五经”。 《礼记》作为一部儒学杂编，内容很庞杂。有不少内容是专门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等，这些篇章探讨了制礼的深 义，是研究儒家礼治思想的重要依据；有些篇章谈到儒家对国家、社会制度的设想，如《王制》《礼运》；有的篇章讲人生哲学和道德修养，如《大学》《中庸》和 《儒行》；有的篇章借孔子之名阐述儒家理论，如《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还有讲教育的《学记》，讲音乐的《乐记》。此外，有不少篇章是杂记各种礼制、 礼仪规则及丧服丧事的。除《十三经注疏》中对《礼记》的郑注、孔疏外，注释《礼记》较有名的著作还有宋代卫湜的《礼记集说》，清代朱彬的《礼记训纂》、孙 希旦的《礼记集解》。 《周礼》 全文45000余字，原名《周官》，西汉末年刘歆将它改名为《周礼》。这是一部记 述政治制度的书，由战国时期的儒者以周王室及春秋各国的官制为基础，并根据儒家的政治理论，设计了一套理想化的制度作为全书内容。《周礼》分天官冢宰、地 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部分，其中“冬官司空”已亡佚，汉人用先秦古籍《考工记》补入。全书记载300多种职官，并对其职掌作 了介绍，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周代政治制度的如实记录，因此《周礼》仍是研究古制的重要典籍。 据《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记载，西汉景帝时，河间献王在民间搜集到古本《周官》，因此《周礼》属于古文经书，汉末立于学官。《周礼》除《十三经注疏》中的郑注和贾疏外，清代孙诒让的《周礼正义》是研究此书的重要著作。 《春秋》及三传 “春秋”曾作为东周各国国史的通称，现存《春秋经》是东周时鲁国国史的专称。它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4年的鲁 国历史。孔子曾对《春秋》进行修订和整理，列为“六经”之一，作为在私学传授历史知识的教材。《春秋》经文对史事的介绍十分简短，全书不过16000余 字，所以分别出现了一些解释《春秋》的“传”。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解释《春秋》的有五家，即左氏、公羊、觳梁、邹氏、夹 氏。但邹氏无师，夹氏无书，实际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左传》《公羊传》和《姅梁传》。《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著，在司马迁《史记》中称为《左氏春秋》，东 汉班固作《汉书》才使用《春秋左氏传》的名称。在汉代尊经的情况下，它和《公羊传》《觳梁传》一起被视为解释《春秋》的传。事实上，《左传》是参考《春 秋》经而作的史著，并不单为解释《春秋》。西汉时，《左传》作为古文经，一直在民间流传，未立于学官，刘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汉书·刘歆 传》），并力争将《左传》立于学官，遭到今文经博士的反对，理由之一就是它不传《春秋》。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后，才将《左传》拆开附于《春秋》各 条经文之下，合为一书。两书合并后，可看出《左传》编年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比《春秋》经多出17年。合并后的《春 秋左氏传》中还有不少“无经之传”，则原《春秋》不载而《左传》有文。以隐公元年为例，经有七条，都有“传”；“传”有14条，其中7条是“无经之传”。 在《春秋》三传中，《左传》以叙事为主，而《公羊传》、《姅梁传》则以释经为主，叙事极少，因此后两传不能作为史书，而只能作为纯粹的经书来读。汉代 《公羊传》和《觳梁传》都立于学官，属今文经，汉代以后儒者常利用此两传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因此这两部经传，特别是《公羊传》，在经学史、思想史上也具 有很大影响。 《论语》 这是一部记载孔子和他少数学生的言论行事的书。“论语”一词，最早见于《礼记·坊记》，说 明《论语》在西汉以前就已流行。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论语》是在孔子身后由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将平时的记录汇纂成书的。它在西汉时还被看作是 传、记一类著作，只作为经书的辅翼。东汉以后才作为正式经书列入“七经”。《论语》全书12000余字，分20篇，书中保存了孔子大部分丰富的思想内容， 是研究孔子及孔门弟子的必读书。西汉流行的《论语》有古《论》、齐《论》、鲁《论》三家，前者属于古文经学，后两者属今文经学。自汉代开始，《论语》就受 到高度的重视，历代研究著述层出不穷，较重要的研究著作有《十三经注疏》中的何晏集解和邢禺疏，还有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刘恭冕的《论语 正义》。 《孟子》 这是一部孟轲言论行事、包括他和门人弟子相互问答的记录。《孟子》一书主要由孟子的门人万章、 公孙丑两人所记，孟子本人亲自润色过，成书于战国晚期。全书34000余字，分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七篇，每篇又分上下。班固 《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凡十一篇”。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穷通篇》说：“孟子著书十一篇，七篇为中，四篇为外。”与应劭同时的赵岐认为外书四篇 文义肤浅，怀疑是后世伪作，因此他作《孟子章句》只作内书七篇。后来，赵岐作注的七篇流传下来，而外书四篇则逐渐亡佚了。在汉代，《孟子》同《论语》一 样，仅被看作是传、记类著作，直到宋代，才被作为经书列入“十三经”之中，《孟子》一书是最后进入“十三经”的。它反映了孟子系统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历史 观，其中“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重民思想非常可贵，而明太祖朱元璋则对此极为不满，他下令删节《孟子》中有关重民内容的章节85条，书称《孟子节 文》，并不准士人学习这些删掉的内容。 对《孟子》的研究从汉代就已开始，《十三经注疏》中赵岐的章句和孙爽的正义是重要成果。此外，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则被推为清代注《孟》书中最高水平的著作。 《孝经》 今传《孝经》1700余字，分18章，是“十三经”中最短的一部。基本内容是讲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等各类人如何行孝，由讲孝进而劝忠。《孝经》在东汉时被列入“七经”之一，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 经学者考证，发现《孝经》的内容有些是抄袭《左传》《孟子》《荀子》的。又根据《吕氏春秋·察微篇》中引《孝经》之文，可知《孝经》成书于战国末期。汉代曾有古文《孝经》，但在南北朝时亡佚。 《尔雅》 《尔雅》是“十三经”中较特殊的典籍，实际上它本身不是“经”，其内容并无经义可言，只是一部古代训诂资料的汇编。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十二经”，才把 它上升为“经”的地位。后世经学家只是利用它的训诂知识来解释经书。《尔雅》共19篇，全文10900余字，从它所涉及的文献和利用的制度、史实来看，它 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杂采几代诸家的训诂材料汇编起来的。此书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汉代经典传注发达起来后，经过增补才成为现在的状况。除《十三经注 疏》中的郭注、邢疏外，清代又有两部研究《尔雅》的重要著作，郝懿行的《尔雅义疏》重在对郭注的证实和补充，邵晋涵的《尔雅正义》则从经学的角度对《尔 雅》进行发挥。 经学的解经典籍 经学中的正经仅13部，总计字数不过65万，一部《十三经注疏》才416卷，而历 代解经典籍的数量则要超出数百倍。仅据《四库全书总目》与《贩书偶记》正续编收载的经部典籍就有3900余部，近5万卷，这是大致流存且经著录的经部书 籍，未见著录者当不止此数，历代散失的经学典籍更无法统计。因此，绝大多数的经学著述都是解经典籍。 古代解经典籍的体例最为多样，居 各种典籍之冠。一部儒家“正经”，经过历代学者以各种体例和形式的注解、发挥，产生几百部乃至近干部著作，是不足为奇的。我国注经典籍繁富的体例，在唐以 前就基本齐备了，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传、故、笺、注、说、微、通、章句、条例、集注、集解、集释、集义、音、解、解说、解谊、通解、疏、讲疏、义 疏、训、释、撰等著作体例在当时都已出现，唐以后基本沿习，少有改变。 传“传”有传述之意。据说《周易》中十篇解释经文的文字，就是 孔子写的传，因此又称《易大传》，这是注释正经最早的传。后世采用“传”这一体例注解经书的著述极多，就一部经书来说，由于注解的角度不同，各种传的内容 差别也很大。如《春秋左传》主要在于论证本事；而《春秋公羊传》、《春秋毂梁传》则主要在于阐述经义。传的形式也有多样，有的是照经文一字一句解释的，如 《毛诗诂训传》；有的是杂引他说，借经义以证事理的，如《韩诗外传》。 注“注”的本义是用水灌注，使之畅通。引申为对古书中难解字句加以解释、疏通。东汉郑玄曾遍注群经，今存尚有《仪礼注》、《周礼注》、《礼记注》。这种体例经郑玄推扬光大，成为后来最常见的一种解释、疏通文义的形式，经部中以“注”而称的典籍也较多。 说“说”是释讲的意思，大致以阐说大义为主。“说”的体例起源也很早，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易》有《五鹿充宗略说》，《书》有《欧阳说义》， 《诗》有《鲁说》《韩说》，《论语》有《齐说》《鲁夏侯说》《燕传说》，《孝经》有《长孙氏说》《江氏说》。清人惠世奇撰《礼说》，不载经文，但按经文顺 序编列，对古音古义疏通说明。 笺“笺”是表识的意思，这种体例由郑玄首创。郑玄治《诗》尊崇《毛传》，如《毛传》有隐晦不清之处，便 记下自己的见解，标识其旁，成为“笺”。在郑玄《毛诗笺》之后，以“笺”解经的著述历代不绝，仅清代就有胡永珙的《毛诗后笺》，会钊的《周官注疏小笺》， 万斯大的《礼记偶笺》，俞樾的《礼记异文笺》，刘逢禄的《公羊何氏解诂笺》，赵坦的《春秋异文笺》，潘维城的《论语古注集笺》等。 解 “解”是剖析解释的意思。“解”这种体例起源很早，春秋战国时诸子著作中就有解，如《韩非子》中的《解老》，便是解释《老子》的名篇。后人沿用这一体例来 解经，或称“解谊”，或称“解诂”，如东汉服虔的《春秋左传解谊》，贾逵的《周官解诂》《左氏传解诂》，保存至今的是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 疏“疏”即疏通之意。这种体例最早起于南北朝时的“义疏”，梁朝皇侃在《论语义疏》的序中分析其特点是“引取众说，以示广闻”。到唐代，对于汉人的经 解，唐人看起来已不甚明了，于是出现“疏”这种新的注解形式，疏不仅给正文作注释，而且还给前人的注解作注释，形成了经、注、疏三个层次。一般来说，疏不 违反注的意思，所谓“疏不破注”。唐代官修的义疏称为“正义”，如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及后来的《七经正义》。私人的注释之作仍称“疏”，如贾公彦的《周 礼疏》、《仪礼疏》。 章句“章句”主要是分析经文的章节，盛行于西汉，为经师讲经所习用。先秦古籍，整篇直述，既不分章，也不断句， 后来儒生进行分章断句，在分章断句中也表述了对内容的理解，汉人的“章句”保存至今的有赵岐的《孟子章句》，可以从中看出章句的特点。这种著作体例后代也 有所沿用，如南宋朱熹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都很著名；清代则有焦循的《易章句》，任启礼的《礼记章句》等。 集解“集解”这种体 例是汇集诸家之说来进行注释。《十三经注疏》中的何晏《论语集解》、范宁《春秋姅梁传集解》是这种体例的代表作，而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则不属这种体 例，其注释仍是杜氏一家之言。集众家之说荟萃一处的方法，不仅有集解，还有集说、集注、集讲、集要、集意、集传等等，被广泛运用于各种注释领域之中，数量 甚多。以“集传”而言，宋代较有名的著述就有朱熹的《诗集传》、蔡沈的《书集传》、苏辙的《春秋集传》等。 丰富的解经典籍是随着经学 的发展逐步积累起来的。春秋时只有“六经”。战国以后，儒家著述中解释“六经”大义的传、记开始兴起，《周易》的彖辞、象辞等“十翼”就是《易传》； 《礼》所附的“记”以及《春秋》各传，都是早期的解经著作，只是到了汉代才升格为“正经”。西汉时经学家所写的传、注等，以阐述经义为主，如《尚书大 传》、《韩诗外传》、《春秋繁露》等。但这时有些解经著作则开始出现了繁琐的弊病，东汉桓谭在《新论》中就记载说，《书经》大师秦延君竟然用十多万字来解 释“尧典”两字的含义，这种流弊在以后的解经著述中时有出现。东汉以后，注经典籍逐渐转向通训诂、究名物的方向，主要是解释字义和考证名物制度，发展了章 句训诂之学，出现了像许慎、马融、郑玄等有名的注经学者。流传至今的有《毛诗传》《三礼注》《公羊传解诂》《孟子注》等，后世称为古注。 魏晋以后，随着音韵学的发展，解经典籍中的音注著作大量增加，晋代的徐邈对“五经”都作了音训，成为当时诸经音注的典范。为经书作音注声训的传统，到唐 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为经文注音的解经典籍，其中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成就最大，他的音训做到音与义结合，注一不同的音，即表达一种不同的解释。 全书36卷，搜采汉魏以来凡230余家而遍注群经，“十三经”中仅缺《孟子》，是因为唐时《孟子》还未进入“正经”。后来宋儒刊刻《十三经注疏》时，将 《经典释文》内容散于各经注释中，称为“陆德明音义”。 宋代注经典籍的数量迅增。在南宋时，经学学者将汉以来注解“十三经”的一批重 要解经典籍确定下来，刊成封建时代通行的《十三经注疏》。这套注疏典籍中，古注除《孝经》为唐明皇所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义疏部分是由唐宋人完成 的。大体而言，其内容注多宗汉，疏多宗唐，倾向于训诂名物的汉学，与当时理学诸儒注经的方式迥异。宋儒的解经典籍虽然进入《十三经注疏》者很少，但有不少 著述的成就是为历代学者公认的。例如，《易》注方面，程颐的《易传》、朱熹的《周易本义》皆有新意，尤以程颐的《易传》为清代朴学大师顾炎武所推崇。《尚 书》注方面，蔡沈的《书集传》、宋末元初金履祥的《尚书表注》不亚于《伪孔传》和孔颖达的“正义”，后来学者多所利用。《诗》注，则有欧阳修的《毛诗本 义》，往往能探本诗人之旨。《三礼》方面，朱熹晚年所作的《仪礼经传通解》，就《仪礼》分章分节，眉目清楚，并引《礼记》内容进行注解，溯本追源。朱熹的 《论语集解》和《孟子集解》，虽然重在义理的阐发，但词句简明，便于初学，可与何晏的《论语集解》、赵岐的《孟子章句》配合起来阅读。明代的解经典籍虽然 数量不少，但多承宋学，未能有突破性的进展。 清代解经典籍成就辉煌，不仅数量多，而且在许多经学领域的研究超越了汉唐。择要而言，首 先是在对经书的辨伪上意义重大。清代学者万斯同的《周礼辨非》、《仪礼商》，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惠栋的《古文尚书考》，胡渭的《易图明辨》，都是 当时疑经辨伪的力作。特别是《古文尚书疏证》一书，引经据典，共列128条，一一陈述《古文尚书》的矛盾，彻底揭穿东晋梅颐对《古文尚书》和《尚书孔传》 的伪造，使遗留千年的问题成为定案。其次，清儒的解经典籍几乎遍注群经，“十三经”中除《礼记》和《毂梁传》外，每部经书皆有数种新注新疏，这些著述对经 文经义的考证和注释，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达到全新水平。清末学者章炳麟曾对清人解经典籍加以研究，从中选出一批著作定为“群经新疏”，颇有代表性 意义。其所列举：《易经》有惠栋《周易述》，江藩、李松林《周易补述》，张惠言《周易侯氏义》；《尚书》有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 疏》；《诗经》有陈奂《毛诗传疏》；《周礼》有孙诒让《周礼正义》；《仪礼》有胡培晕《仪礼正义》；《左传》有刘文淇《左传正义》；《公羊》有陈立《公羊 义疏》；《论语》有刘宝楠《论语正义》；《孟子》有焦循《孟子正义》；《孝经》有皮锡瑞《孝经注疏》；《尔雅》有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 疏》。这些著述可以大致反映清代经学研究的水平。此外，清人还对经书注释典籍作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康熙年间由纳兰性德刊刻的《通志堂经解》1860卷，由 徐乾学、何烽主编，编者收集了唐、宋、元、明人关于《易》《书》《诗》《春秋》《三礼》《孝经》《论语》《孟子》等解经典籍146种，其中尤以宋元诸儒著 述居多，收罗宏富，颇多罕见之本。此外，清儒还对当代的解经著作进行总结，如阮元所编《皇清经解》和王先谦所编《皇清经解续编》。
七略:刘向死后，他的儿子刘歆继承了父亲未竟的事业，在刘向《别录》的基础上撮要分类，写成了中国目录学史上第二部学术专著，名叫《七略》。“略”，就是简明扼要的意思；“七”，指的是刘歆对当时图书按学术性质所进行的分类。这部书共包括七部分，第一部分叫《辑略》，是此书编写的目的、性质、分类依据等问题的总括说明。第二部分叫《文艺略》，包括《周易》、《诗经》、《尚书》、《乐记》、《春秋》、《论语》、《孝经》和小学等九类著作。第三部分叫《诸子略》，包括儒、道、阴阳、法、刑名、墨、纵横、农、杂和小说家十类著作。第四部分叫《诗赋略》，包括屈原、陆贾、荀子等赋，以及杂赋和歌诗五类著作。第五部分叫《兵书略》，包括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类军事著作。第六部分叫《数术略》，包括天文、历法、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类著作。第七部分叫《方伎略》，包括医学、经方、房中术、神仙术四类著作。凡是《七略》里备载的书籍，均收藏在国家书府之内。 四库:四库是唐代才有的名词，唐以前叫“四部”，也是图书分类的术语，顾名思义，就是把图书按其学术性质分成四大类，目录学史上把这种分类称为“四分法”。最早尝试四分法的是西晋荀勖《中经新簿》，到了东晋，李充又编著了《晋元帝四部书目》。清人钱大昕《元史·艺文志序》说：“晋荀勖撰《中经簿》，始分甲、乙、丙、丁四部，而子犹先于史。至李充为著作郎，重分四部：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而经、史、子、集之次始定。”这段话的意思是荀勖把图书按经、子、史、集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史部放在子部之后，这不合乎中国古代文献的学术实际，李充把四部的顺序调整为经、史、子、集，这个顺序的排定，一直影响到清代。据《新唐书·艺文志》一载，当时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各设国家藏书库，经、史、子、集各为一库，故称四库。清代乾隆年间编成的《四库全书》，是一套规模宏大的丛书，确实堪称“天子之书”。这部书共分为四部四十四类，就是按经、史、子、集的顺序排列的。
孙子兵法，，
包括经、史、子、集四部。《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共有3500多种书，9万卷，6万册，约8亿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当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
经，史，子，集 经部(Jing) 易类 书类 诗类 礼类 周礼之属 仪礼之属 礼记之属 三礼总义之属 通礼之属 杂礼书之属 春秋类 孝经类 五经总义类 四书类 乐类 小学类 训诂之属 字书之属 韵书之属 史部 (Shi) 正史类 编年类 纪事本末类 别史类 杂史类 诏令奏议类 诏令之属 奏议之属 传记类 圣贤之属 名人之属 总录之属 杂录之属 史钞类 载记类 时令类 地理类 宫殿簿之属 总志之属 都会郡县之属 河渠之属 边防之属 山水之属 古迹之属 杂记之属 游记之属 外纪之属 职官类 官制之属 官箴之属 政书类 通制之属 仪制之属 邦计之属 军政之属 法令之属 考工之属 目录类 经籍之属 金石之属 史评类 子部 (Zi) 儒家类 兵家类 法家类 农家类 医家类 天文算法类 推步之属 算书之属 术数类 数学之属 占候之属 相宅相墓之属 占卜之属 命书相书之属 阴阳五行之属 艺术类 书画之属 琴谱之属 篆刻之属 杂技之属 谱录类 器物之属 饮馔之属 草木禽鱼之属 杂家类 杂学之属 杂考之属 杂说之属 杂品之属 杂纂之属 杂编之属 类书类 小说家类 杂事之属 异闻之属 琐记之属 释家类 道家类 集部 (Ji) 楚辞类 别集类 汉至五代 北宋建隆至靖康 南宋建炎至德佑 金至元 明洪武至崇祯 清代 总集类 诗文评类 词曲类 词集之属 词选之属 词话之属 词谱词韵之属 南北曲之属
刘表平定荆襄七郡后，已经在荆州这块肥沃的地方坐稳了位子，但是就在这时（初平二年），著名的一向不合的袁氏两兄弟发生了一次斗争，在袁氏兄弟的内战的大背景中，刘表和孙坚因为分别站在了不同的队伍当中，这两大地方军事武装在江南一带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其实这刘表与孙坚的战争的原因，一方面是两个大的军事集团的冲突，另一方面，也是孙刘两大军阀自身受到荆州地区利益的驱动，我们一直说的荆州七郡，这里面就没有南阳郡，南阳郡这个时候在袁术的手上，所以为了荆州地区的利益问题，两军的开战也是必然的。（补注一：诸葛亮的隆中对中曾说的躬耕于南阳就是隶属于南阳郡，这里的《汉晋春秋》中说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明确指出当时隆中属于邓县,归南阳郡管辖。至于是现在的南阳还是襄阳，那就众说纷纭议论不休了。补注二：荆襄九郡的说法历史上是不存在的，这是元杂剧和明朝小说所塑造出来的概念，历史上所谓的是荆州八郡，有记载为李贤引《汉官仪》注曰“荆州管长沙、零陵、桂阳、南阳、江夏、武陵、南郡、章陵等是也”。）孙坚这一支强大的军队，可谓是袁术的一把利刃，在战争的开始阶段可以说是无往不利，先是击退黄祖的军队，围困襄阳，再击败黄祖的奇袭部队，又拦截黄祖回城，将至逼上岘山，可以说是一直处于优势，也许是历史的选择，在扩大战果的时候孙坚被黄祖军的弓箭手射中，最终是“坚为流箭所中死，余众退走。”至此，襄阳一战便以刘表的胜利告终。虽然此战刘表军的伤亡更加严重，并且最终也没有能完全的消灭孙氏全部，但是却确定了刘表在荆州地区更加不容置疑的绝对影响力。这场战争胜利的背后，不仅仅是历史的特殊命运，更与刘表的特殊手段有关，刘表的荆州治理手段，与后来的孙策孙权建立的江东孙氏集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核心战略就是将自己（或者说荆州刘氏军阀）的命运与当地地方豪强和士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简而言之，就是绑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地方士族，在有外敌的情况下也必然会积极抵抗外来进攻以维护自身的利益，所以说这场军事成功的背后也是刘表政治的成功。同时，还彻底粉碎了袁术对于荆州地区的威胁，大大提高了荆州集团的稳定性。新三国孙坚中箭在刘表获得襄阳之战的成功后不久，初平三年，董胖子就倒下了，其部下李傕郭汜进军长安，希望联合刘表作为外援，《三国志》中道“李傕、郭汜入长安，欲连表为援，乃以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假节。”刘表也借此获得了更加名正言顺的对于荆州的控制权和主导地位。在对于荆州八郡的名誉控制权和实际权力控制权都在自己手中后，刘表并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仍然在不停的做着下一步准备，次年，邻居刘焉病亡，其子刘璋继位，刘表找准了时机派遣刘阖去策反刘璋部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我们熟知的甘宁，不过可惜的是并未取得战争的胜利，策反将领兵败而退走荆州，虽然没有取得显著地成效，但是却可以看得出刘表对于时机的充分把握。虽然很多人评价刘表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书生，而就在两年之后，我们更从一件事中能够充分看出刘表的野心极其优秀的政治策略。建安元年，《三国志》中提到，治中邓羲谏表，表曰：“内不失贡职，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达义也。治中独何怪乎？”翻译过来就是说我刘表对内尊奉汉室，在朝贡这件事情上从不失职，对外，联合袁绍这个大盟主，没有违背他，这才是达义之道。我们的这位邓羲同志估计是典型的儒家忠于汉室的先进思想积极分子，一气之下就不干了，但是这里我个人认为刘表的政治策略十分优秀，首先是忠于汉室，刘表获得了非常名正言顺的荆州统治资格，和中央保持高度的紧密联系，《后汉书·赵岐传》中说：“刘表即遣兵诣洛阳助修宫室，军资委输，前后不绝”，可以说刘表是积极协助东汉朝廷重建京师洛阳，充分保证洛阳的物资供应。在那个非常讲究师出有名的时代，诸侯争霸的前期完全不给其他诸侯任何攻打荆州的借口，可以说尽最大可能的保持了荆州的政治稳定性和军事安全性(不难看出，但凡公开与汉室抗衡的，都会受到诸侯的围攻和盟友的背叛，仲家帝袁术就是最好的例子)，而外联袁绍也充分保障了刘表的安全性，直至曹操击败袁绍之前，刘表的荆州都处于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称帝之心呼之欲出的袁术就在邓羲同志罢官之后，荆州地区又发生了一场小规模战斗，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河北枪王张绣他爹——张济。张济是谁呢？原是董胖子的西凉集团中的一员，董胖子死后，联合李傕郭汜攻破长安，后升至骠骑将军。这个时候的张济军因为军中无粮，就打算去荆州抢劫，于是攻打南阳郡的穰城，结果抢劫不成还被流矢射死（吐槽：这就是不能合理估计敌我战力的严重后果），张济死后其子张绣接替了他的军队，进而与刘表和解，屯兵宛城，成为刘表北方的一道屏障。这里有记载刘表的一段言行，原文是：张济引兵入荆州界，攻穰城，为流矢所中死。荆州官属皆贺，表曰：“济以穷来，主人无礼，至于交锋，此非牧意，牧受吊，不受贺也。”使人纳其觽；觽闻之喜，遂服从。刘表的大意就是，张济因为没有粮食而过来，我身为主人却没有尽到礼数，非常无理，两军的交战并非我的本意，我只受吊唁而不受祝贺。这番话说的是非常的漂亮，当然效果也很好，众人都对刘表敬佩不已，更是成功收纳张绣。虽然这里有矫揉造作之嫌，我们也并不能说刘表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么想的（我估计大概率不是，一来，这种行为如果要说得通，那就是说刘表真的是一位谦谦君子，儒家书生，但是我们从之前刘表的行动来看，他很明显是具有很强的野心的，该策反的时候策反，该打架的时候打架。二来，你真觉得自己无礼，你有本事别打啊，你完全可以“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怀拥抱土匪”嘛。整体上看，这就是刘表的一套非常漂亮的说辞，当然，也取得了当时看来比较不错的成效，至于后来嘛，张绣其实刚碰上曹操的进军时是投降的，后来人妻曹自己没管好自己的色心，让张绣头顶一片青青草原，把人家惹不高兴了才又反目抗曹的，所以这个张绣的抗曹功能也是发挥的比较有限。）后来，刘表又与曹操在局部有过一定规模的战斗，不过双方都没有讨到什么便宜，再然后的长沙太守的反叛也被刘表镇压下来，整体上来说，刘表在把持荆州的时间里，先后和孙坚，刘璋，张济，曹操等人都进行过战争，结果也都惊人的相似——甭管实力怎么样，一律强行“五五开”，双方都没有什么取得大的便宜，可以说刘表在军事上是具有一定实力的，史书上也记载为：地方数千里，带甲数十万。可见军容盛强，是具有很强的影响力的。在诸侯纷争的年代，其作用力不可忽视。《三国志13》中的张济形象同时，刘表还非常注重文化教育，后汉书中记载：初，荆州人情好扰，加四方骇震，寇贼相扇，处处麋沸。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其奸猾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尉赈赡，皆得资全。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母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爱民养士，从容自保。简单地说，就是荆州原本是个不安定的地方，乱糟糟的，但是刘表到来之后，治理的井井有条，更是吸引了上千名的学者，刘表又重视教育，于是荆州的儒学之风彻底盛行了起来，可以说，在汉室衰微，国运动荡的时候，荆州成功接过了国家教育方面的担子，成为了当时名副其实的第一学府，其刘表为首的荆州学派也立作诸多，有《荆州星占》，《五经章句后定》，《经学辑佚文献汇编》等等，在乱世之中提供给了诸多学者一个讨论学术的地点和时机的同时也对后世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体现了“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是绝对的”“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这一原理。刘表志向不大，只满足于保住荆州一地，坐稳荆州牧一职，却不了解东汉末年诸侯割据、大鱼吃小鱼的现实。其实荆州之失，责任不全在关羽，也不是大意而失，有多种原因。母为陈氏，刘表初以刘琦的相貌与自己甚为相像，十分宠爱他，而且他与投奔而来的刘备关系不错（刘琦曾向刘备属下诸葛亮请教避祸之计）。若他能一直受到刘表信任，成为荆州牧的接班人，那么他是有可能听从刘备一班人的建议，抵抗曹操入侵，延缓荆州被吞并的时间。扩展资料1、诸葛亮在隆中为刘备规划成就霸业、复兴汉室的战略时，曾提出以益州为根据地，荆州为前哨，外结孙权，积蓄力量，待时机成熟，则由荆州出兵，夺取中原。荆州归属关乎刘备集团霸业的成败，所以自刘备“借”到荆州后，便由诸葛亮亲自镇守，庞统战死，才不得不奉命进川。2、接下来由谁来主持荆州大政呢？按《三国演义》的叙述，刘备给诸葛亮信中已暗示，让关羽接印。诸葛亮对关羽感情用事、孤傲自负、没有全局观念的性格弱点，是很不放心的。可主公内定他哥们儿，不得不交权。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刘表
刘表的《五经章句后定》删除浮辞，让学者较快通晓经文，为唐初修纂《五经正义》的先河。刘表在任荆州牧其间，曾经与当地学者共同著作了一部名为《荆州星占》（或名《荆州占》）的天文书籍，并在后世流传了几百年。至少到了唐代，《荆州星占》还是李淳风撰《乙巳占》、瞿昙悉达撰《开元占经》时的重要参考书之一。李淳风亦在《乙巳占》中开列他自述是“幼小所习诵”的星占学参考书共二十五部，其中第十八部就是刘表的《荆州占》。尽管刘表本人未必是《荆州星占》的主要编撰者，但其领衔编著的角色，亦证明他对于天象星宿有一定的研究。据《全后汉文》载，刘表著有《周易章句》五卷，又有《进谏王畅》、《后定丧服》（即《五经章句》，与宋忠等共撰，见《经学辑佚文献汇编》）等作品言论。
刘表平定荆襄七郡后，已经在荆州这块肥沃的地方坐稳了位子，但是就在这时（初平二年），著名的一向不合的袁氏两兄弟发生了一次斗争，在袁氏兄弟的内战的大背景中，刘表和孙坚因为分别站在了不同的队伍当中，这两大地方军事武装在江南一带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其实这刘表与孙坚的战争的原因，一方面是两个大的军事集团的冲突，另一方面，也是孙刘两大军阀自身受到荆州地区利益的驱动，我们一直说的荆州七郡，这里面就没有南阳郡，南阳郡这个时候在袁术的手上，所以为了荆州地区的利益问题，两军的开战也是必然的。（补注一：诸葛亮的隆中对中曾说的躬耕于南阳就是隶属于南阳郡，这里的《汉晋春秋》中说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明确指出当时隆中属于邓县,归南阳郡管辖。至于是现在的南阳还是襄阳，那就众说纷纭议论不休了。补注二：荆襄九郡的说法历史上是不存在的，这是元杂剧和明朝小说所塑造出来的概念，历史上所谓的是荆州八郡，有记载为李贤引《汉官仪》注曰“荆州管长沙、零陵、桂阳、南阳、江夏、武陵、南郡、章陵等是也”。）孙坚这一支强大的军队，可谓是袁术的一把利刃，在战争的开始阶段可以说是无往不利，先是击退黄祖的军队，围困襄阳，再击败黄祖的奇袭部队，又拦截黄祖回城，将至逼上岘山，可以说是一直处于优势，也许是历史的选择，在扩大战果的时候孙坚被黄祖军的弓箭手射中，最终是“坚为流箭所中死，余众退走。”至此，襄阳一战便以刘表的胜利告终。虽然此战刘表军的伤亡更加严重，并且最终也没有能完全的消灭孙氏全部，但是却确定了刘表在荆州地区更加不容置疑的绝对影响力。这场战争胜利的背后，不仅仅是历史的特殊命运，更与刘表的特殊手段有关，刘表的荆州治理手段，与后来的孙策孙权建立的江东孙氏集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核心战略就是将自己（或者说荆州刘氏军阀）的命运与当地地方豪强和士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简而言之，就是绑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地方士族，在有外敌的情况下也必然会积极抵抗外来进攻以维护自身的利益，所以说这场军事成功的背后也是刘表政治的成功。同时，还彻底粉碎了袁术对于荆州地区的威胁，大大提高了荆州集团的稳定性。新三国孙坚中箭在刘表获得襄阳之战的成功后不久，初平三年，董胖子就倒下了，其部下李傕郭汜进军长安，希望联合刘表作为外援，《三国志》中道“李傕、郭汜入长安，欲连表为援，乃以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假节。”刘表也借此获得了更加名正言顺的对于荆州的控制权和主导地位。在对于荆州八郡的名誉控制权和实际权力控制权都在自己手中后，刘表并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仍然在不停的做着下一步准备，次年，邻居刘焉病亡，其子刘璋继位，刘表找准了时机派遣刘阖去策反刘璋部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我们熟知的甘宁，不过可惜的是并未取得战争的胜利，策反将领兵败而退走荆州，虽然没有取得显著地成效，但是却可以看得出刘表对于时机的充分把握。虽然很多人评价刘表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书生，而就在两年之后，我们更从一件事中能够充分看出刘表的野心极其优秀的政治策略。建安元年，《三国志》中提到，治中邓羲谏表，表曰：“内不失贡职，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达义也。治中独何怪乎？”翻译过来就是说我刘表对内尊奉汉室，在朝贡这件事情上从不失职，对外，联合袁绍这个大盟主，没有违背他，这才是达义之道。我们的这位邓羲同志估计是典型的儒家忠于汉室的先进思想积极分子，一气之下就不干了，但是这里我个人认为刘表的政治策略十分优秀，首先是忠于汉室，刘表获得了非常名正言顺的荆州统治资格，和中央保持高度的紧密联系，《后汉书·赵岐传》中说：“刘表即遣兵诣洛阳助修宫室，军资委输，前后不绝”，可以说刘表是积极协助东汉朝廷重建京师洛阳，充分保证洛阳的物资供应。在那个非常讲究师出有名的时代，诸侯争霸的前期完全不给其他诸侯任何攻打荆州的借口，可以说尽最大可能的保持了荆州的政治稳定性和军事安全性(不难看出，但凡公开与汉室抗衡的，都会受到诸侯的围攻和盟友的背叛，仲家帝袁术就是最好的例子)，而外联袁绍也充分保障了刘表的安全性，直至曹操击败袁绍之前，刘表的荆州都处于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称帝之心呼之欲出的袁术就在邓羲同志罢官之后，荆州地区又发生了一场小规模战斗，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河北枪王张绣他爹——张济。张济是谁呢？原是董胖子的西凉集团中的一员，董胖子死后，联合李傕郭汜攻破长安，后升至骠骑将军。这个时候的张济军因为军中无粮，就打算去荆州抢劫，于是攻打南阳郡的穰城，结果抢劫不成还被流矢射死（吐槽：这就是不能合理估计敌我战力的严重后果），张济死后其子张绣接替了他的军队，进而与刘表和解，屯兵宛城，成为刘表北方的一道屏障。这里有记载刘表的一段言行，原文是：张济引兵入荆州界，攻穰城，为流矢所中死。荆州官属皆贺，表曰：“济以穷来，主人无礼，至于交锋，此非牧意，牧受吊，不受贺也。”使人纳其觽；觽闻之喜，遂服从。刘表的大意就是，张济因为没有粮食而过来，我身为主人却没有尽到礼数，非常无理，两军的交战并非我的本意，我只受吊唁而不受祝贺。这番话说的是非常的漂亮，当然效果也很好，众人都对刘表敬佩不已，更是成功收纳张绣。虽然这里有矫揉造作之嫌，我们也并不能说刘表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么想的（我估计大概率不是，一来，这种行为如果要说得通，那就是说刘表真的是一位谦谦君子，儒家书生，但是我们从之前刘表的行动来看，他很明显是具有很强的野心的，该策反的时候策反，该打架的时候打架。二来，你真觉得自己无礼，你有本事别打啊，你完全可以“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怀拥抱土匪”嘛。整体上看，这就是刘表的一套非常漂亮的说辞，当然，也取得了当时看来比较不错的成效，至于后来嘛，张绣其实刚碰上曹操的进军时是投降的，后来人妻曹自己没管好自己的色心，让张绣头顶一片青青草原，把人家惹不高兴了才又反目抗曹的，所以这个张绣的抗曹功能也是发挥的比较有限。）后来，刘表又与曹操在局部有过一定规模的战斗，不过双方都没有讨到什么便宜，再然后的长沙太守的反叛也被刘表镇压下来，整体上来说，刘表在把持荆州的时间里，先后和孙坚，刘璋，张济，曹操等人都进行过战争，结果也都惊人的相似——甭管实力怎么样，一律强行“五五开”，双方都没有什么取得大的便宜，可以说刘表在军事上是具有一定实力的，史书上也记载为：地方数千里，带甲数十万。可见军容盛强，是具有很强的影响力的。在诸侯纷争的年代，其作用力不可忽视。《三国志13》中的张济形象同时，刘表还非常注重文化教育，后汉书中记载：初，荆州人情好扰，加四方骇震，寇贼相扇，处处麋沸。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其奸猾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尉赈赡，皆得资全。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母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爱民养士，从容自保。简单地说，就是荆州原本是个不安定的地方，乱糟糟的，但是刘表到来之后，治理的井井有条，更是吸引了上千名的学者，刘表又重视教育，于是荆州的儒学之风彻底盛行了起来，可以说，在汉室衰微，国运动荡的时候，荆州成功接过了国家教育方面的担子，成为了当时名副其实的第一学府，其刘表为首的荆州学派也立作诸多，有《荆州星占》，《五经章句后定》，《经学辑佚文献汇编》等等，在乱世之中提供给了诸多学者一个讨论学术的地点和时机的同时也对后世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你这问题分开问，每个100分还差不多。不过看在我顶你的份上，把分给了我吧。呵呵。
1个1个来,一起回答会累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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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字格生成【释义】：探索深奥的道理或散失的内容，并对以引用的形式保存在其它存世文献中的已经失传的文献材料加以搜集整理，使已经佚失的书籍文献，得以恢复或部分恢复的行为。【拼音】gōu chén jí yì【造句】：他在史海中钩沉辑佚,于文物间爬罗剔抉，可谓板凳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若论嘉惠后学、金针度人,这三本书名副其实。第二部分对叶德辉的总体著述作了简单的介绍与评价，着重分析了其在钩沉辑佚和自撰上的成就。引文均注出处，钩沉辑佚有校订，并有案语疏通隐奥。
辑佚学是中国古文献学的分支学科，是中国古代史学研究的辅助学科，与校勘学、注释（传注、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辨伪学等属同位类、同性质的学科。古籍辑佚历史悠久，但是辑佚问题受到学术研究者的关注，把其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加以研究总结则始于本世纪初，把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理性探讨和学科构建，则是近十余年间的事情。辑佚学研究恰好与20世纪相伴而生，历时百年，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现已基本形成，是20世纪中国古文献学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1）根据文献内容的特点进行归类，对其做专类研究，所见如《谶纬的散佚和明清时期的辑佚》是也。此类研究的论文还太少，可作的文章还很多，如经注、小学、霸史、别传、地理、农书、医书、传奇小说、诗话等类型佚书及其辑本的综合性研究。（2）根据文献佚书遗的特点——亡佚、缺佚、脱佚、漏佚、散佚、佚书目等类型，对其做专类研究。此类的切题论文尚未有见，基本属于空白。（3）根据辑本整理形式上的特征——辑编性、辑存性、辑复性、辑证性、辑增性、辑合性等类型，对其做专类研究。_html~type=v5_one&label=rela_nextarticle
从现存文献中辑录已经散佚的文献，以求完全或部分恢复散佚文献原貌的古籍整理工作，简称辑佚。中国古代常用“钩沉”一词指代辑佚工作。辑佚是古籍整理和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辑佚一般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原书尚存，但有短缺，从其他记载中辑录补充；二是原书已佚，而在他书中尚有全书或片段保存，可据以钩沉重现或辑录复原。古书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受到天灾人祸以及书籍本身的内容质量、传播方式、载体性能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散佚，或者全部亡佚。中国西汉所编《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书籍，用唐代所编《隋书·经籍志》加以核对，已经亡佚了百分之六、七十，以后各代书籍亡佚失传的情况与此相类，为了保存文献，充实史料，辑佚工作便应运而生。中国较早从事辑佚工作的是宋代的黄伯思（?～1118）和王应麟（1223～1296）。黄伯思曾从马总《意林》及李善注鲍照《舞鹤赋》中辑出已佚的《相鹤经》。王应麟则有感于《易》学独传王弼，《尚书》只存《伪孔传》，便从群书中辑出有关郑玄《易注》、《书注》的资料编成《郑氏周易》、《郑氏尚书注》，他又感到四家之《诗》只有《毛传》流传，便从群书中采集有关其他三家诗说的资料，编成《三家诗考》。“嗣后好古之士，踵其成法，往往缀辑逸文，搜罗略遍。”（章学诚《校雠通义·补郑》篇）南宋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写有一篇《 书有名亡实不亡说》，是最早提倡和研究辑佚理论与方法的文献，标志着辑佚学的发端。明代祁承㸁在《澹生堂藏书约》中补充了郑樵的观点。辑佚在清代最为兴盛，成为专门的学术事业。有专辑某学科著作的，如余萧客的《古经解钩沉》30卷，辑存了唐代以前的群经训诂；有专辑某书注解的，如臧庸的《尔雅汉注》3卷，辑存了汉代各家注释《尔雅》的文字；有专辑某人著述的，如袁钧的《郑玄佚书》79卷，辑存了郑玄的一些著作。清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已经亡佚的古代典籍 385种，4946卷。嘉庆、道光年间，出现了大规模辑集古代经、史、子、集四部佚书的宏举，如马国翰辑成经部书444种，史部书8种，子部书 178种共630种，印成《玉函山房辑佚书》。黄奭辑成“经解”86种，“道纬”56种，“子史钩沉”74种，印成《汉字堂丛书》 （又名《黄氏逸书考》）。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则广泛收集唐代以前的文章，共得3519名作者的文献746卷，分 15集印行。清代的辑佚实践大大丰富了古籍的品类和种数。尽管如此，辑佚工作仍需要开展，不仅原有的古籍可以继续作为辑佚的对象，古文献的不断出土和发现也为辑佚工作提供了方便条件。开展辑佚工作需要根据目录著作了解古书的存佚残缺，需要通过辨伪来考证辑录文献的真假是非，需要通过版本和校勘来审订所辑字句的异同多寡和是非得失。因此，辑佚工作需要运用目录学、辨伪学、版本学和校勘学多方面的知识。用以辑佚的资源很多，主要有类书、总集、方志、古注、金石以及新出土的古代文献等。刘咸炘在《辑佚书纠缪》中提出辑佚中“漏、滥、误、陋”四大弊端：辑录而不遍检全书称为漏；本非佚文而指鹿为马称为滥；不审时代，据误本、俗本称为误；不辨体例，不考源流称为陋。可见，辑佚工作需要有广博的古典文献的基础知识。
辑佚学是中国古文献学的分支学科，是中国古代史学研究的辅助学科，与校勘学、注释（传注、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辨伪学等属同位类、同性质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