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社会，女子的家庭角色被定位为“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所谓“妇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而《女诫》、《列女传》之类的书也将这一观念具体化、规范化、道德化。长期以来，在“男子治外，女子治内”的观念影响下，中上阶层的女性多“困守闺中不自由”，中下层女子虽不可避免地要参加户外劳作，或者从事家庭手工业，但多是作为男性的辅助力量，她们的基本生活空间，绝大部分还是困守闺中。 明朝中后期，有识之士开始反思、批判男女间的不平等。近代以来，男女平等问题日益引起关注，并且成为五四时期讨论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问题之一，“这‘男女平等’四字一时竟成为社会人士聚争的问题”。五四时期人们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女性形象——“娜拉”，将男女平等放到个性解放的角度来论证，发出“女人是人”的呼声。五四以后，“女人是人”的呼声更加响亮：“要知男女同为人类，同是做一个人，各自有其各自存在的目的；男子不是为女子而存在，女子也不是为男子而存在。男子若要求女子做贤母良妻，就是不承认女子人格的独立。因为女子并不是为要做男子的妻或母而存在，实有其自己存在的目的——就是做一个人。” 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开始积极探讨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和实现平等的途径。有人将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归结为男女生理和心理特征的不同，也有人认为妇女解放的关键在于教育、法律等方面，而一些接受了唯物史观的学者则认为“女子在政治上、法律上、教育上、职业上和男子不平等”，真正的原因是“女子在经济上失了独立”。这种观念在五四时期的思想界是相当普遍的，例如1923年12月26日，鲁迅先生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作了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其中推测娜拉的出路只有两条：“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原因很简单，因为娜拉没有钱用以维生。“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茅盾将家庭服务与经济独立直接对立起来，认为正是有了家庭服务，妇女才没有经济独立，而经济不独立，便是妇女地位、人格低落的原因，是妇女被压制的原因，“所以妇女运动的第一句Motto（座右铭）便是经济独立”。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女人是人”的呼声在五四时期已经响起，并且得到了一部分人的响应，但是并未在社会各个阶层中得以普及，它在向下传播的过程中，更是遇到了强大的思想抵抗。在当时很多人的心目中，追求经济独立固然是妇女应有的权利，但是“贤妻良母”仍然是妇女不可推卸的天职。很多青年谈及未来妻子的选择标准时，都要求她们既有相当的职业，能独立谋生，又能操持家务。1927年《新女性》杂志曾根据“为妻为母与尽力社会及学问是否并行不悖”这个问题，以《现代女子的苦闷问题》为题，向社会各界征稿。编者表示：“究竟女子应该抛弃了为妻为母的责任而专心攻究学问，改造社会？还是不妨把学问和社会事业暂时置为缓图而注重良妻贤母的责任？或者另有一种调和这冲突的办法？这实在是目前最重大的问题。”在22篇征文中，多数人的意见是这两种情形可以并行不悖。1935年1月，《妇女旬刊》以“中国妇女应上哪儿跑”为主题，向全国知名之士，普遍寄发征求意见函。在40余位回函者中，包括郁达夫、陈小蜨、罗家伦、易家钺等多数人也同样倾向于“家庭与职业应该同时顾到”的折中看法。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不仅男性对女性抱有这样的期望，不少女子也以此自期，这从黄寄萍访问当时妇女界的先进人物所编纂的《新女性讲话》可见其端倪。以张默君（中国同盟会会员，曾任上海神州女校校长、中国妇女协会副委员长、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中国妇女参政运动领袖之一）为例，她认为所谓贤妻良母，“诚为古今中外社会中不可缺少之主张”。正如有论者在1946年所指出的：“治理家政的一件事，至今还是普遍被人承认着是女子唯一的责任。因此，尽管你是如何的在交际场中和丈夫或朋友出双入对，然而等到回进家庭，你断不能抛弃自身应有的责任。尽管你在社会上干着什么事业，你一踏进家门，儿女牵衣，家事纷繁，又在你脑海中盘据（踞）着。的确，现阶段的妇女，无时无刻不在双重以上责任里过活。”成功地扮演家庭主妇与职业女性的双重角色，成为许多近代中国知识女性的最大愿望。 但是要想过上完美的“双重责任的生活”，中产阶级以上的妇女在佣人的帮助下，尚有几分实现的可能。而贫困的妇女家中没有佣仆，白天劳累了一天，晚上还要回家承担家务，难度很大。很多妇女不得不在职业与家庭生活之间作出痛苦的选择：“家庭妇女们究竟是就业好？还是在家育儿好？这确是当前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当时有不少女性或出于对职业的热爱，或出于对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失望，选择了过独身生活，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独身主义”的思潮。她们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数量相当可观，吕碧城、曾宝荪、张竹君、杨荫榆、林巧稚、冼玉清等人，为其中之佼佼者。但是，更多的女性则被迫选择退回家庭，做一个纯粹的家庭主妇。在1928年对燕京大学42位已婚男生的调查中，妻子受过教育的有35人，占总数的33％；但是婚后妻子在外就业的只有4人，专职“理家”的却有34人，占总数的95％，受教育的人数与理家的人数几乎相等。还有大批未婚女子，因为生活所迫，只好无奈地把“职业”和“结婚”对立起来，她们要想不失业，就只有不结婚，放弃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 尽管当时有人为了协调妇女职业与家事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些兼顾二者的方案，如家务社会化、家事职业化、废除家庭、儿童公育等。但是家庭的改革不能仅仅依靠家庭自身形式的变革，而应该把家庭发展放在社会发展的背景中去考察，否则就会脱离社会现实。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这些主张根本没有全面实现的可能。妇女职业问题的真正解决，必须以社会的完全解放和传统男外女内的家庭分工模式的彻底瓦解为前提。
民国时期，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也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代。当时的中国，未褪去几千年的古典气质，现代风情又在十里洋场的上场演绎，一切事物不乏精致又充满新鲜味道。各色传奇人物也在民国时期轮流登场，在这段乱世岁月里，演绎了一场绝代风华、曲折离奇的不朽传奇故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一本演绎着近百年古典与现代美学的杂志，于1926年2月15日走进了中国百姓的生活，这本杂志叫做《良友》，它在上海这座极具魅力沿海城市的文化推力下，形成了“海内外凡有华人之地，无不以一睹《良友》为快”的盛景。《良友》的巨大影响力《良友》诞生于春寒料峭的上世纪20年代，当年这本杂志创刊号的封面，就是有着电影皇后之称的胡蝶，她是那个年代里上海滩最具魅力的女性。自从这本画报在1926年2月诞生以来，直到1945年10月停刊，她就像一位诞生于上海新思想潮流中的女性，伴随着风雨飘摇的民国，走过了将近20年的时间。据资料显示，《良友》总计出刊174期，每期销量都高于4万余份，这让《良友》成为了近代上海乃至整个民国最具影响力的杂志之一。在当时，有人这样描述《良友》画报的畅销：“《良友》无人不读：主妇、现代女性、工人、巡捕、老头子、掌柜先生、戏院的顾客、茶室里的茶客、学生、小学生；《良友》无所不在：在茶几、在厨房、在梳妆台、在收音机旁、在旅行唱片机上、在公园里……”在这份画报中，人们能够看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女性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人们也能看到近代中国又有着怎样的社会风貌，文化艺术，她像一本中国年间的老照片画册，记录了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普通大众的生活所需，女性服饰、文化、思想的变革。《良友》并没有只对当时的中国人展示着近代民国的社会变迁，当年世界广为流传这样一则评论：“ 《良友》一册在手，学者专家不觉得浅薄，村夫妇孺也不嫌弃高深”，诞生于上海的《良友》，以其百科式大画报的丰富内容销往世界五大洲。据说当年凡是有华侨居住的地方，总能够看到《良友》的身影；有些国外图书馆，也通过收藏《良友》的方式，作为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良友》对女性魅力的诠释“《良友》的封面，从创刊开始，一直以年轻闺秀或著名女演员、电影明星、女体育家等的肖像作封面的。”既然《良友》能够赢得遍天下的美誉，那么这本杂志在风靡上海滩的同时，究竟有怎样不为现代人所知的魅力呢？这本画报在创办之际，上海已经开始弥漫着摩登元素的气息，人们将摩登生活作为一种社会时尚，加之五四运动的成功，让上海的女性运动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良友》创刊之时，女性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尤其是在上海这个极为容易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地区，女性解放运动更是深入人心。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登场的《良友》，选取了一个独特的女性摄影视角，将民国时代的女性魅力完美、准确地诠释在世人面前。《良友》为数不多的男性封面在这本画报书刊近20年的时间里，除了少数几个星期的画报封面与抗日战争有关以外，《良友》总共174期的画报封面，其中有161张封面，以当时的女电影明星、名媛、女学生、歌舞表演者的照片，作为画报的封面女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虽说已经迎来了女性思想解放潮流，但是在大众的传统观念中，女子仍然不得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否则这类女性就会被归于“不正经”女性的行列之中。《良友》封面女郎的出现，给这种传统禁锢思想猛烈一击。因为出现在这些画报上的女郎，她们可以是德才兼备的名媛，也可以是朝气蓬勃的女学生，更可以是接受过良好教育，活跃在各大社交场合的明星。从这个时候起，女子不必再做“养在深闺人不识”的名媛小姐，他们不必遵守封建社会中那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礼数。在画报女郎的影响下，许多年轻女子不再将抛头露面，打扮精致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当作是一种耻辱，她们更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像胡蝶、陈云裳当红女演员一样，成为新时代女性的一员。可以说，《良友》的出现，让民国时期的女性认识到，现代女性形象不应是居于传统闺阁，只懂得相夫教子的女性；现代女性的新形象，应当穿着得体、打扮精致，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也有自己的私人公共空间。就这样，这本画报杂志帮助上海女性打破了原有的女性封闭状态，让她们开始建立起现代社会标准下的都市新女性形象。《良友》对服饰文化的影响“《良友》百分之九十多的封面都是都市时髦女郎、贵妇人或电影女明星照片，而封面之后占据显著位置的……《良友》后来政治报道对象有所扩大甚或转变，但那仍然是由一种时尚意识所决定的……政治报道之后，就是更具时尚气味的比如世界风俗写实、旅行游散记、中外体育、中外电影、名人婚宴、明星行踪乃至都市日常生活指南等，这些内容实际上和政治报道一起构成了《良友》独特的时尚报道体系。”《良友》不仅改变了民国时期女性的精神世界，她也对近代女性生活产生重要影响。首先就表示现在，上海女性穿着服饰的改变上面。中国封建社会深受儒学、理学的思想禁锢，尤其是理学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将女性的穿衣打扮都限制在了一个极其具有约束力的框架之中。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女性应当恪守礼仪，她们的衣领必须紧扣起来，长裙必须拖地，女性一旦将肌肤袒露在外边，就表示这个人是不被社会所容，丧失了“妇道”之人，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即便经历了思想解放潮流，女性仍然不乏旧时代的穿着者。《良友》率先打破了这一禁锢，在这本画报的杂志中，妇女们穿上了轻薄贴身的旗袍，再搭配一件长马甲与短衫，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旗袍就此诞生。在《良友》发行初期，旗袍的长度仍然长至脚踝；然而到了30年代初期，旗袍的长度已经允许女性裸露出整个小腿；到30年代中期，以前宽松直线型的旗袍，其裁剪方式改为可以展现女性身体曲线的收腰旗袍，起跑两侧的衩也越开越高，这让女性若隐若现的大腿更加具有魅力。从画报旗袍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上海近代女性逐步摆脱了封建时期的传统穿衣模式，这与他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有着莫大联系。除了旗袍以外，这本画报中经常刊登一些外国的西洋礼服，还有更加突破传统观念的游泳、骑马等女性的运动服装。为了让中国女性与世界时尚接轨，《良友》也会不定期地刊登一些纽约、巴黎、伦敦这些有着世界时尚中心之称的服装时尚发布会。欧美服装的流行元素、时尚潮流悄然传入中国，中国女性也开始尝试黑色的小礼帽，更加凸显身材，简单又美观的夏季时装。《良友》对女性物质生活的改变其次，《良友》对于上海女性的影响，还表现在这一时期上海美容护肤品的繁荣上。旧时代的女性过着足不出户的生活，可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女性，已经拥有可以到社会各界工作社交的机会。当一个人融入到社会圈子中去的时候，她必然会更加注重自己的外貌，尤其是对于自古以来就有爱美之心的女性而言，外貌上的打扮、改变，也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在这样的心理召唤下，画报中开始出现教女性如何对自己的头发、眼睛、嘴唇、指甲进行创造的广告。当然，有些专注于美容护肤品的商人，也开始向《良友》投放广告，据资料统计，这本画报中关于美容护肤品的广告占有极大比重。各类新型美容护肤品纷纷登场，旁氏白玉霜、三花牌香品都成为了上海女性排着长队积极抢购的女性必备护肤品。美容广告投放量最大的当属1931年的迪安公司，这家公司以自家美容商品为题，在《良友》画报上推出了10种系列产品，从女性所用的美容水、面香粉、胭脂、画眉笔，再到护手霜都有所涉及，从这些广告就可以看出，这个年代里女性美容产品得到了丰富发展，女性对于自己外貌的注重也更上一层楼。《良友》对女性精神生活的改变《良友》画报创始人伍联德最后，再来谈谈《良友》给当时上海的女性，所带来精神生活上的改变。自从上海对外开阜后，这座城市成为了西方舶来品和西方文化的巨大输入口，商业经济的繁荣，讲西方社会独特的生活方式传入了上海。《良友》兴起的时间，正值上海电影业繁荣发展的时间段，所以这份画报中的重要内容，就以当时国内外著名影星的新闻有关。由于与电影相关的新闻颇多，看电影也逐渐成为了近代女性的一种娱乐消遣方式。除此之外，《良友》还与上海多家照相馆合作，刊登一些充满时尚、写实的摄影照片，所以在那个年代里，如果哪位女性拥有一张在上海照相馆拍的照片，是最值得大肆标榜、炫耀的事情。《良友》这本旧时杂志，在悄无声息间改变了上海女性的生活，解放了她们的思想，也成为了民国年间近代女性生活的记录者和呈现者。
民俗风情网站 中国民俗书籍介绍 中国民俗书籍 一、秦汉风俗学史概况 司马迁：《史记》。 首部文献风俗专著，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原书30卷，现存10卷。 王充：《论衡》。 西汉汜胜之：《汜胜之书》。 东汉崔寔撰：《四民月令》。 《西京杂记》，无撰者名。 二、隋唐风俗学史概况 《酉阳杂俎》，唐段成式撰。 《朝野佥载》，唐张鷟的随笔。 《大唐新语》，唐刘肃著。 《教坊记》，唐崔令钦撰，是一部记载盛唐伎艺，兼及音乐、舞蹈、戏剧的专门著作。 《茶经》，唐陆羽著。 《开元天宝遗事》、《杜阳杂编》、《独异志》、《宣室志》、《岭南异录》、《北户录》等对唐代社会风俗文化均有所记载。 魏晋南北朝风俗学史概况 南朝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 周处：《风土记》。 颜推之：《颜氏家训》。 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 晋人干宝：《搜神记》。 贾思勰：《齐民要术》。 晋陈寿撰：《三国志》。 三、五代宋元风俗学史概况 1．文人笔记 《东京梦华录》，宋孟元老著。 《梦梁录》，南宋吴自牧撰。 《武林旧事》，南宋周密撰。 《齐东野语》，南宋周密撰。 2． 考索性风俗研究著作 《岁时广记》，南宋陈元靓编。 《云麓漫钞》，南宋赵彦卫著。 《容斋随笔》，南宋洪迈著。 3． 小说、史书、地方志对风俗有所采用 《太平广记》、《太广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四明图经》、《临安志》。 四、明代风俗学史概况 1． 郡邑的方志 《天下郡县志书》（明成祖永乐十六年[1418年]诏修） 《寰宇通志》（陈循等主修，景泰七年[1456]） 《 大明一统志》（李贤等主修，天顺五年[1461年]） 2． 布政使司的“通志” 3． 文人笔记 沈榜：《宛署杂记》，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初刻，全书20卷。记载明代北京宛平属区各方面的情况，经济、政治制度、风俗掌故。 刘侗：《帝京景物略》，该书对风俗，以岁时为主，且较为详细，并有所考索。 张岱：《陶庵梦忆》，对明代江南地区的风俗民情有所记载，为研究明代江南地区士大夫阶层生活风俗的重要资料。 陆容：《菽园杂记》，以明代朝野掌故为主，同时记载手工业与社会风俗。 姚旅：《露书》。 史玄：《旧京遗事》。 文震亨：《长物志》。 杨慎：《丹铅总录》。 蒋一葵：《长安客话》。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 屈大均：《广东新语》。 4． 考索性风俗研究书籍 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20卷及《续编》12卷。 王圻编次《三才图会》106卷。形象直观的习俗活动画面，具有较高的风俗史学价值。 五、清代前期风俗学史概况 1．在清初就有以记录和研究北京历代风俗的著作问世。 朱彝尊等编撰的《日下旧闻》。 于敏中等编撰的《日下旧闻考》。 翟灏的《通俗编》 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 2．地方风俗的书籍： 李光庭的《乡言解颐》5卷。 李调元的《粤东笔记》。 顾禄的《清嘉录》。 李斗的《扬州画舫录》。 3．各地方志对风俗的采录。 六、清代后期风俗学史概况 黄遵宪（1848—1905）所撰的《日本国志》。 第一部风俗史的出现，张采亮著《中国风俗史》（宣统二年九月既望萍乡张采亮识于皖江之寄傲轩），对风俗形成、特征、采集方法做了介绍。 方志载俗的勃兴。 近人徐珂编撰《清稗类钞》，全书92类，1．3万余条，300万字。趣而可贵，是研究清代后期社会风俗文化的重要文献。 七、民国时期风俗学史概况 1． 民俗学运动的风俗研究 1918年初，北京大学的歌谣征集活动揭开了我国民俗学研究的序幕。1921年上海商务印务馆出版的《妇女杂志》月刊自第七卷1月号起开辟了“民间文学”和“风俗调查”两个专栏。 《歌谣周刊》发表了大量的风俗研究文章，如温寿链的《福建龙岩县的风俗调查》、顾颉刚的《两个出殡的孝子账》、郑孝观的《江南风俗一零》等。同时，《歌谣周刊》开辟了具有民俗意义的专号，对婚俗、丧俗、岁时节日、信仰等进行研究。 继歌谣研究会之后，北京大学又成立了风俗调查会。调查会制定通过的“风俗调查表”，是我国第一份比较正规和全面的风俗调查提纲。这个调查表，将风俗范围分割为环境、思想和习惯三大块，共54个方面，概括较全，反映了当时风俗调查会和歌谣研究会一些学者对风俗的理解和认识水平。 1925年4月30日至5月2日，顾颉刚、孙伏园、容庚、容肇祖、白涤洲等进行了一次妙峰山庙会调查。《京报副刊》于1925年5月至8月间出了6个“妙峰山进香专号”，发表了18篇文章，这一经典性的专项调查成果，为以后民俗学者“田野作业”起到了示范作用。 风俗调查会还编辑了《妙峰山》、《东岳庙》、《北京市招》等3种风俗书籍。 1926年到1927年间，北大一些教授纷纷南下，不少学者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重新将《歌谣周刊》的旗帜耸立起来。 1927年11月，中山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正式以“民俗学”命名的组织——广东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办了《民俗》周刊。《民俗》周刊共出123期。其中“槟榔专号”、“清明专号”、“中秋节专号”、“旧历年专号”、“神的专号”（4次）、“妙香山进香专号”、“疍户专号”等，均以风俗为研究对象。 何思敬《民俗学的问题》、杨成志《民俗学问题格》、钟敬文《数年来民俗学工作的小结账》、陈锡襄《风俗学试探》等都是对风俗研究极有价值的重要文章，基本上代表了20年代末30年初发民俗研最高水平。 《民俗》周刊停刊三年后，1936年9月复刊为《民俗》季刊，共出8期。其中重要文章有王兴瑞和岑家梧的《琼崖岛民俗志》、刘伟民的《东莞婚俗的叙述与研究》、江应梁的《昆明民俗志导论》、郑师许的《方志在民俗学上之地位》等。 中山大学民俗学会还出版了民俗学丛书37种，其中有关风俗研究的有顾颉刚、刘万章的《苏粤的婚丧》、周振鹤的《苏州风俗》、顾颉刚的《妙峰山》、奉宽的《妙峰山琐记》、魏应麒的《福建三神考》等。 1930年前后，钟敬文、钱南扬、娄子匡等在杭州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编辑出版《民俗周刊》以及《民俗学集镌》两辑，发表了《紫姑的姓名》（娄子匡）、《丛祭祀说起》（钱南扬）、《南阳婚俗》（蔡一木）、《“迎紫姑”之史的考察》（黄石）、《金华斗牛的风俗》（钟敬文）、《周汉风俗和传说琐拾》（顾颉刚）、《签试小考》（钱南扬）、等风俗研究方面的文章。同时还利用《民众教育季刊》，出版了“ 民间风俗文化专号”。 民国时期的民俗学活动，“以北大为开端，以中大为发展，北大始其源，中大畅其流，再加30年代各地的活动，形成了一个比较繁盛的时期”。在这场民俗学活动中，风俗学始终被置于重要的地位，体现出民国时期学者对社会风俗文化的重视和尊重。 2． 风俗学研究著作的大量涌现 在民国民俗学发端和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民俗学学者，他们原本从事其他学科，诸如社会学、考古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等的研究，现在却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一起，投身于民俗学领域。开始对汉族风俗进行较为科学系统的探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其标志就是有一大批水准极高的风俗学著述问世。 尚秉和的《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商务印书馆1938年4月版），是第一部对我国历代社会风俗事象进行系统考证的专著。 杨荫深著的《衣冠服饰》（世界书局1946年版） 李干忱《破除迷信全书》（1924年）、 瞿兑之《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1928年）、 嵇宇经《民间游戏》（1928年）、 贾逸君《中华妇女缠足考》（1929年）、 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1933年）、 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1935年）、 陶希圣《婚姻与家族》（1935年）、 吴守雄《婚丧喜庆礼节文件大全》（1935年）、 高达观《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1946年）、 卫聚贤《岁时令节》（1946年）、 邓子琴《中国礼俗学纲要》（1947年）、 许地山《扶箕迷信底研究》（1947年）等都是优秀的风俗学专门著作。可以说，民国时期的风俗学专著较之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多样、深刻，有些甚至至今仍无法超越，确实是现代意义上的风俗学著作。 3． 系统性风俗志书和资料汇编的出现 胡朴安编的《中华全国风俗志》（上海广益书局1923版）、 李家瑞编的《北平风俗类征》（商务印书馆1937版） 瞿宣颖辑的《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甲集）》（商务印书馆1937版）。 4． 传统笔记对风俗的记述 《京津风土丛书》（1938年9月北京双肇楼校印），共收书17种：其中包括民国时期的风俗笔记著述，记录饮食风俗的《燕京负贩琐记》（燕归来簃主人）、《琉璃厂肆后记》（缪荃荪）、《大兴岁时志稿》（张茂节、李开泰）、《宛平岁时志稿》（王养濂、李开泰）、《春明岁时琐记》（让廉）、《燕京货声》（闲园鞠农）、地志之书《天津扬柳青小志》（张江载）等。 附：徐杰舜、周耀明著《汉族风俗文化史纲》徐杰舜、周耀明著《汉族风俗文化史纲》，广西人民出版社，460千字，2001年10月第1版，2004年1月第2版第2次印刷，定价：30．00元。）
民国时期，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也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代。当时的中国，未褪去几千年的古典气质，现代风情又在十里洋场的上场演绎，一切事物不乏精致又充满新鲜味道。各色传奇人物也在民国时期轮流登场，在这段乱世岁月里，演绎了一场绝代风华、曲折离奇的不朽传奇故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一本演绎着近百年古典与现代美学的杂志，于1926年2月15日走进了中国百姓的生活，这本杂志叫做《良友》，它在上海这座极具魅力沿海城市的文化推力下，形成了“海内外凡有华人之地，无不以一睹《良友》为快”的盛景。《良友》的巨大影响力《良友》诞生于春寒料峭的上世纪20年代，当年这本杂志创刊号的封面，就是有着电影皇后之称的胡蝶，她是那个年代里上海滩最具魅力的女性。自从这本画报在1926年2月诞生以来，直到1945年10月停刊，她就像一位诞生于上海新思想潮流中的女性，伴随着风雨飘摇的民国，走过了将近20年的时间。据资料显示，《良友》总计出刊174期，每期销量都高于4万余份，这让《良友》成为了近代上海乃至整个民国最具影响力的杂志之一。在当时，有人这样描述《良友》画报的畅销：“《良友》无人不读：主妇、现代女性、工人、巡捕、老头子、掌柜先生、戏院的顾客、茶室里的茶客、学生、小学生；《良友》无所不在：在茶几、在厨房、在梳妆台、在收音机旁、在旅行唱片机上、在公园里……”在这份画报中，人们能够看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女性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人们也能看到近代中国又有着怎样的社会风貌，文化艺术，她像一本中国年间的老照片画册，记录了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普通大众的生活所需，女性服饰、文化、思想的变革。《良友》并没有只对当时的中国人展示着近代民国的社会变迁，当年世界广为流传这样一则评论：“ 《良友》一册在手，学者专家不觉得浅薄，村夫妇孺也不嫌弃高深”，诞生于上海的《良友》，以其百科式大画报的丰富内容销往世界五大洲。据说当年凡是有华侨居住的地方，总能够看到《良友》的身影；有些国外图书馆，也通过收藏《良友》的方式，作为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良友》对女性魅力的诠释“《良友》的封面，从创刊开始，一直以年轻闺秀或著名女演员、电影明星、女体育家等的肖像作封面的。”既然《良友》能够赢得遍天下的美誉，那么这本杂志在风靡上海滩的同时，究竟有怎样不为现代人所知的魅力呢？这本画报在创办之际，上海已经开始弥漫着摩登元素的气息，人们将摩登生活作为一种社会时尚，加之五四运动的成功，让上海的女性运动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良友》创刊之时，女性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尤其是在上海这个极为容易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地区，女性解放运动更是深入人心。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登场的《良友》，选取了一个独特的女性摄影视角，将民国时代的女性魅力完美、准确地诠释在世人面前。《良友》为数不多的男性封面在这本画报书刊近20年的时间里，除了少数几个星期的画报封面与抗日战争有关以外，《良友》总共174期的画报封面，其中有161张封面，以当时的女电影明星、名媛、女学生、歌舞表演者的照片，作为画报的封面女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虽说已经迎来了女性思想解放潮流，但是在大众的传统观念中，女子仍然不得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否则这类女性就会被归于“不正经”女性的行列之中。《良友》封面女郎的出现，给这种传统禁锢思想猛烈一击。因为出现在这些画报上的女郎，她们可以是德才兼备的名媛，也可以是朝气蓬勃的女学生，更可以是接受过良好教育，活跃在各大社交场合的明星。从这个时候起，女子不必再做“养在深闺人不识”的名媛小姐，他们不必遵守封建社会中那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礼数。在画报女郎的影响下，许多年轻女子不再将抛头露面，打扮精致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当作是一种耻辱，她们更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像胡蝶、陈云裳当红女演员一样，成为新时代女性的一员。可以说，《良友》的出现，让民国时期的女性认识到，现代女性形象不应是居于传统闺阁，只懂得相夫教子的女性；现代女性的新形象，应当穿着得体、打扮精致，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也有自己的私人公共空间。就这样，这本画报杂志帮助上海女性打破了原有的女性封闭状态，让她们开始建立起现代社会标准下的都市新女性形象。《良友》对服饰文化的影响“《良友》百分之九十多的封面都是都市时髦女郎、贵妇人或电影女明星照片，而封面之后占据显著位置的……《良友》后来政治报道对象有所扩大甚或转变，但那仍然是由一种时尚意识所决定的……政治报道之后，就是更具时尚气味的比如世界风俗写实、旅行游散记、中外体育、中外电影、名人婚宴、明星行踪乃至都市日常生活指南等，这些内容实际上和政治报道一起构成了《良友》独特的时尚报道体系。”《良友》不仅改变了民国时期女性的精神世界，她也对近代女性生活产生重要影响。首先就表示现在，上海女性穿着服饰的改变上面。中国封建社会深受儒学、理学的思想禁锢，尤其是理学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将女性的穿衣打扮都限制在了一个极其具有约束力的框架之中。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女性应当恪守礼仪，她们的衣领必须紧扣起来，长裙必须拖地，女性一旦将肌肤袒露在外边，就表示这个人是不被社会所容，丧失了“妇道”之人，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即便经历了思想解放潮流，女性仍然不乏旧时代的穿着者。《良友》率先打破了这一禁锢，在这本画报的杂志中，妇女们穿上了轻薄贴身的旗袍，再搭配一件长马甲与短衫，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旗袍就此诞生。在《良友》发行初期，旗袍的长度仍然长至脚踝；然而到了30年代初期，旗袍的长度已经允许女性裸露出整个小腿；到30年代中期，以前宽松直线型的旗袍，其裁剪方式改为可以展现女性身体曲线的收腰旗袍，起跑两侧的衩也越开越高，这让女性若隐若现的大腿更加具有魅力。从画报旗袍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上海近代女性逐步摆脱了封建时期的传统穿衣模式，这与他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有着莫大联系。除了旗袍以外，这本画报中经常刊登一些外国的西洋礼服，还有更加突破传统观念的游泳、骑马等女性的运动服装。为了让中国女性与世界时尚接轨，《良友》也会不定期地刊登一些纽约、巴黎、伦敦这些有着世界时尚中心之称的服装时尚发布会。欧美服装的流行元素、时尚潮流悄然传入中国，中国女性也开始尝试黑色的小礼帽，更加凸显身材，简单又美观的夏季时装。《良友》对女性物质生活的改变其次，《良友》对于上海女性的影响，还表现在这一时期上海美容护肤品的繁荣上。旧时代的女性过着足不出户的生活，可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女性，已经拥有可以到社会各界工作社交的机会。当一个人融入到社会圈子中去的时候，她必然会更加注重自己的外貌，尤其是对于自古以来就有爱美之心的女性而言，外貌上的打扮、改变，也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在这样的心理召唤下，画报中开始出现教女性如何对自己的头发、眼睛、嘴唇、指甲进行创造的广告。当然，有些专注于美容护肤品的商人，也开始向《良友》投放广告，据资料统计，这本画报中关于美容护肤品的广告占有极大比重。各类新型美容护肤品纷纷登场，旁氏白玉霜、三花牌香品都成为了上海女性排着长队积极抢购的女性必备护肤品。美容广告投放量最大的当属1931年的迪安公司，这家公司以自家美容商品为题，在《良友》画报上推出了10种系列产品，从女性所用的美容水、面香粉、胭脂、画眉笔，再到护手霜都有所涉及，从这些广告就可以看出，这个年代里女性美容产品得到了丰富发展，女性对于自己外貌的注重也更上一层楼。《良友》对女性精神生活的改变《良友》画报创始人伍联德最后，再来谈谈《良友》给当时上海的女性，所带来精神生活上的改变。自从上海对外开阜后，这座城市成为了西方舶来品和西方文化的巨大输入口，商业经济的繁荣，讲西方社会独特的生活方式传入了上海。《良友》兴起的时间，正值上海电影业繁荣发展的时间段，所以这份画报中的重要内容，就以当时国内外著名影星的新闻有关。由于与电影相关的新闻颇多，看电影也逐渐成为了近代女性的一种娱乐消遣方式。除此之外，《良友》还与上海多家照相馆合作，刊登一些充满时尚、写实的摄影照片，所以在那个年代里，如果哪位女性拥有一张在上海照相馆拍的照片，是最值得大肆标榜、炫耀的事情。《良友》这本旧时杂志，在悄无声息间改变了上海女性的生活，解放了她们的思想，也成为了民国年间近代女性生活的记录者和呈现者。
地位不高，衣服华丽，高贵美丽的女生很多。
在中国传统社会，女子的家庭角色被定位为“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所谓“妇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而《女诫》、《列女传》之类的书也将这一观念具体化、规范化、道德化。长期以来，在“男子治外，女子治内”的观念影响下，中上阶层的女性多“困守闺中不自由”，中下层女子虽不可避免地要参加户外劳作，或者从事家庭手工业，但多是作为男性的辅助力量，她们的基本生活空间，绝大部分还是困守闺中。 明朝中后期，有识之士开始反思、批判男女间的不平等。近代以来，男女平等问题日益引起关注，并且成为五四时期讨论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问题之一，“这‘男女平等’四字一时竟成为社会人士聚争的问题”。五四时期人们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女性形象——“娜拉”，将男女平等放到个性解放的角度来论证，发出“女人是人”的呼声。五四以后，“女人是人”的呼声更加响亮：“要知男女同为人类，同是做一个人，各自有其各自存在的目的；男子不是为女子而存在，女子也不是为男子而存在。男子若要求女子做贤母良妻，就是不承认女子人格的独立。因为女子并不是为要做男子的妻或母而存在，实有其自己存在的目的——就是做一个人。” 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开始积极探讨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和实现平等的途径。有人将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归结为男女生理和心理特征的不同，也有人认为妇女解放的关键在于教育、法律等方面，而一些接受了唯物史观的学者则认为“女子在政治上、法律上、教育上、职业上和男子不平等”，真正的原因是“女子在经济上失了独立”。这种观念在五四时期的思想界是相当普遍的，例如1923年12月26日，鲁迅先生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作了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其中推测娜拉的出路只有两条：“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原因很简单，因为娜拉没有钱用以维生。“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茅盾将家庭服务与经济独立直接对立起来，认为正是有了家庭服务，妇女才没有经济独立，而经济不独立，便是妇女地位、人格低落的原因，是妇女被压制的原因，“所以妇女运动的第一句Motto（座右铭）便是经济独立”。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女人是人”的呼声在五四时期已经响起，并且得到了一部分人的响应，但是并未在社会各个阶层中得以普及，它在向下传播的过程中，更是遇到了强大的思想抵抗。在当时很多人的心目中，追求经济独立固然是妇女应有的权利，但是“贤妻良母”仍然是妇女不可推卸的天职。很多青年谈及未来妻子的选择标准时，都要求她们既有相当的职业，能独立谋生，又能操持家务。1927年《新女性》杂志曾根据“为妻为母与尽力社会及学问是否并行不悖”这个问题，以《现代女子的苦闷问题》为题，向社会各界征稿。编者表示：“究竟女子应该抛弃了为妻为母的责任而专心攻究学问，改造社会？还是不妨把学问和社会事业暂时置为缓图而注重良妻贤母的责任？或者另有一种调和这冲突的办法？这实在是目前最重大的问题。”在22篇征文中，多数人的意见是这两种情形可以并行不悖。1935年1月，《妇女旬刊》以“中国妇女应上哪儿跑”为主题，向全国知名之士，普遍寄发征求意见函。在40余位回函者中，包括郁达夫、陈小蜨、罗家伦、易家钺等多数人也同样倾向于“家庭与职业应该同时顾到”的折中看法。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不仅男性对女性抱有这样的期望，不少女子也以此自期，这从黄寄萍访问当时妇女界的先进人物所编纂的《新女性讲话》可见其端倪。以张默君（中国同盟会会员，曾任上海神州女校校长、中国妇女协会副委员长、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中国妇女参政运动领袖之一）为例，她认为所谓贤妻良母，“诚为古今中外社会中不可缺少之主张”。正如有论者在1946年所指出的：“治理家政的一件事，至今还是普遍被人承认着是女子唯一的责任。因此，尽管你是如何的在交际场中和丈夫或朋友出双入对，然而等到回进家庭，你断不能抛弃自身应有的责任。尽管你在社会上干着什么事业，你一踏进家门，儿女牵衣，家事纷繁，又在你脑海中盘据（踞）着。的确，现阶段的妇女，无时无刻不在双重以上责任里过活。”成功地扮演家庭主妇与职业女性的双重角色，成为许多近代中国知识女性的最大愿望。 但是要想过上完美的“双重责任的生活”，中产阶级以上的妇女在佣人的帮助下，尚有几分实现的可能。而贫困的妇女家中没有佣仆，白天劳累了一天，晚上还要回家承担家务，难度很大。很多妇女不得不在职业与家庭生活之间作出痛苦的选择：“家庭妇女们究竟是就业好？还是在家育儿好？这确是当前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当时有不少女性或出于对职业的热爱，或出于对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失望，选择了过独身生活，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独身主义”的思潮。她们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数量相当可观，吕碧城、曾宝荪、张竹君、杨荫榆、林巧稚、冼玉清等人，为其中之佼佼者。但是，更多的女性则被迫选择退回家庭，做一个纯粹的家庭主妇。在1928年对燕京大学42位已婚男生的调查中，妻子受过教育的有35人，占总数的33％；但是婚后妻子在外就业的只有4人，专职“理家”的却有34人，占总数的95％，受教育的人数与理家的人数几乎相等。还有大批未婚女子，因为生活所迫，只好无奈地把“职业”和“结婚”对立起来，她们要想不失业，就只有不结婚，放弃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 尽管当时有人为了协调妇女职业与家事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些兼顾二者的方案，如家务社会化、家事职业化、废除家庭、儿童公育等。但是家庭的改革不能仅仅依靠家庭自身形式的变革，而应该把家庭发展放在社会发展的背景中去考察，否则就会脱离社会现实。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这些主张根本没有全面实现的可能。妇女职业问题的真正解决，必须以社会的完全解放和传统男外女内的家庭分工模式的彻底瓦解为前提。
女性杂志作为全国流行性报刊，以它独特的魅力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随着现代科技日益进步，我们可以从手机电视上获取外界资讯，报纸杂志渐渐没落了，但是杂志在发行初期地位很高，像陈独秀先生创办的《青年杂志》，影响了当代大批青年学子，《妇女杂志》作为第一个报道女性的杂志，成长之路更是艰辛。
你这问得也太大了，是五四作家、鸳鸯蝴蝶派还是什么至少要说清楚吧
关于各路吴佩俘、冯玉祥，阎百川等军阀的，《封面中国》，作者：李辉《吴佩孚将军传》和《蒋百里先生传《国殇》，作者：张洪涛
林徽因是绿茶表没什么好看的 民国很多女子的才华被高估了张爱玲倒是不错，可惜是美国国籍
太多了，像周树人，茅盾，叶圣陶，郭沫若，钱钟书，张恨水等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浙江绍兴会稽县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1921年发表中篇白话小说《阿Q正传》。1918年5月15日发表《狂人日记》，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鲁迅的作品主要以小说、杂文为主，代表作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等 ；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南腔北调集》《三闲集》《二心集》《而已集》《且介亭杂文》等。他的作品有数十篇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并有多部小说被先后改编成电影。其作品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鲁迅以笔代戈，奋笔疾书，战斗一生，被誉为“民族魂”。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一生的写照。茅盾(1896年7月4日-1981年3月27日)，原名沈德鸿，笔名茅盾、郎损、玄珠、方璧、止敬、蒲牢、微明、沈仲方、沈明甫等，字雁冰，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人。茅盾出生在一个思想观念颇为新颖的家庭里，从小接受新式的教育。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入商务印书馆工作，从此走上了改革中国文艺的道路，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国革命文艺的奠基人。茅盾同时也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代表作有小说《子夜》、《春蚕》和文学评论《夜读偶记》。1981年3月14日，茅盾自知病将不起，将稿费25万元人民币捐出设立茅盾文学奖，以鼓励当代优秀长篇小说的创作。叶圣陶，原名叶绍钧、字秉臣、圣陶，1894年10月28日生于江苏苏州，现代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有“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之称。 1907年，考入草桥中学。1916年，进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尚公学校执教，推出第一个童话故事《稻草人》。1918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春宴琐谭》。1923年，发表长篇小说《倪焕之》。 1949年后，先后出任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民进中央主席。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第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1988年2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幼名文豹，原名开贞，字鼎堂，号尚武，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历史剧的开创者之一、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甲骨学四堂之一，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从1926年参加北伐，1927年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2月因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流亡日本，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重要学术著作，1958年9月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主编组品有《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编成《郭沫若全集》38卷。1952年4月9日郭沫若获得“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钱钟书（1910年-1998年），1910年11月21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2年，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识杨绛。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牛津大学学士学位。1941年，完成《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1958年创作的《宋诗选注》，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1972年3月，六十二岁的钱钟书开始写作《管锥篇》。1976年，由钱钟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1982年，创作的《管锥编增订》出版。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张恨水(1895年5月18日-1967年2月15日) ，原名心远，恨水是笔名，取南唐李煜词《相见欢》"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意。张恨水是著名章回小说家，也是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被尊称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章回小说大家"和"通俗文学大师"第一人。作品情节曲折复杂，结构布局严谨完整，将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与西洋小说的新技法融为一体。更以作品多产出名，他五十几年的写作生涯中，创作了一百多部通俗小说，其中绝大多数是中、长篇章回小说，总字数三千万言，堪称著作等身。2012年10月12日张恨水的骨灰安葬于故乡安徽潜山张恨水纪念馆并立铜像。
如果是问民国时期的漂亮女子，大概这些等等。他们都是内个年代基本上人人知晓的美女。1、阮玲玉胡蝶周璇夏梦钱秀芬林徽因陈云裳徐谟佳尤敏上官云珠王丹凤
随着《新青年》的创办，女性思想逐渐开始解放，妇女杂志是近代最早的女性杂志，它在创办的时候面对了许多的难关，首先就是传统守旧派的阻挠，他们不理解也害怕女性的崛起。
我国近代女性杂志的启蒙初创历史是这样的：在110年前办女性杂志需要很大的勇气，具有冲破封建藩篱的启蒙意义，在1910年代的上海滩，文风很盛，杂志出版业如火如荼，梁启超的新小说杂志政秘译文亲们云集响应，接着，便有了曾谱的小说林等31种杂志。
少女时代的林徽因，长得清新脱俗，是典型的古典美人脸。而青年时期的她，则有一种妩媚和俏皮。到了中年的林徽因，沉稳内敛，即使生活落魄，依然保留着贵族女子的气质。
随着《新青年》的创办，女性思想逐渐开始解放，妇女杂志是近代最早的女性杂志，它在创办的时候面对了许多的难关，首先就是传统守旧派的阻挠，他们不理解也害怕女性的崛起。
章锡琛（1889年～1969年），字雪村，又字君实，浙江绍兴人。在创办开明书店之前，章锡琛曾在商务印书馆做了近15年的编辑。起先是协助杜亚泉编辑《东方杂志》。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后，商务追赶潮流，革新杂志，更换主编，章锡琛被推荐主编《妇女杂志》，时为1919年。接手主编后的章锡琛在周建人的协助下，对《妇女杂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策划出版妇女问题专号，发动读者参加讨论，杂志面目焕然一新，发行数量从原来的二三千份增加到一万多份。《妇女杂志》的不俗成绩，自然扩大了主编本人在社会上的影响。1922年，章锡琛被《时事新报》邀请编辑《现代妇女》旬刊、为《民国日报》编辑《妇女周报》副刊，都可看成这种影响的折射。1925年，《妇女杂志》刊出“新性道德号”后遭人攻击，商务当局插手审查杂志清样，章锡琛被迫提交辞呈，改任一般编辑。郑振铎、胡愈之、周建人等一帮朋友怂恿他另创《新女性》杂志，一方面固然是出于激愤，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鉴于章主编《妇女杂志》已有的影响力，认为有现实可行的号召基础。从《新女性》杂志而来的开明书店，当初图书的出版路数，多围绕着妇女问题做选题。这是章锡琛个人知识背景和影响力的自然延伸。然而，当妇女问题作为社会热点逐渐退出时代前台，身在其中的章锡琛一定感受明显而又深刻。1929年12月开明书店将《新女性》主动停刊，废刊词说得十分清楚：“废刊的原因很是单纯，就是时代已经不需要了。”代之而起的则是1930年1月创刊的《中学生》。这种出版线路的及时调整，是章锡琛对出版与时代关系正确理解的结果，也是他务实心态的反映。既以出版谋生计，务实也许只能是必然的选择。章锡琛从不忌讳说自己是商人，谋划合理的出版利润，是章锡琛经营开明时一以贯之的追求目标。与章共过事同时又有相当交谊的曹聚仁，在谈起开明书店的成功时，特别提起章的精明，可谓知人之论。章锡琛的精明，表现在多个方面——既有对出版大局的把握，如：转变方向出版中学生读物，步随大书局出版教科书，紧追古籍热潮出版《二十五史》等，这些开明书店史上的大动作，都是基于对当时出版现实和时代潮流走向的正确判断，因而获得了很好的经济回报；又有对出版细节的追求，如：力求编校质量的无差错；重视装帧设计的视觉美；改进标点符号的排版法等，这些看似细小却很重要的出版环节，给人开明出版物质量过硬而又耳目一新的感觉。还有对出版成本的核算，如：精干出版队伍使最少的人发挥最大的效率；压缩非生产性开支把资金用于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不广开外地分店而多选择书业同业代销等，这些精打细算的管理措施，稳固雄厚了开明的经济基础，使之一步步迈进了大书局的行列。商人做得精明的章锡琛，却有许多文人学士的朋友。这一方面固然是他自身文人学者的家底，同气相求的结果；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在朋友们的眼中，不是那种纯粹势利之交的市侩商人。后一点，尤令章锡琛感到自豪，每每愿意向人说起。当文人学士们选择把书稿交给开明出版时，事实上就开始了彼此间的文稿买卖关系。一来一往中，作者们发现，章锡琛和他的开明书店，是一个值得信赖、作者利益有保障的生意伙伴。所谓作者的利益，通常很简单，一是善待书稿，二是合理付酬。印得好看，少有误植，不妄加修改思想观点，多善意纠正错字舛句，这都是善待书稿的具体表现，也是对作者劳动成果的尊重。开明书店在这方面一直做得到位，业界口碑流传，世人素来公认。在对作者的稿酬方面，开明书店向来不拖欠，不隐瞒，按时寄送，如实结算，甚至有时还善意提醒作者注意利益维护。开明早期工作人员汪曼之曾这样回忆：“先生本性仁慈，乐于克己助人，如有作家得知稿子已付印，为等急用宁肯出卖版权一次性取款时，先生总劝他：卖掉可惜，这部书估计销路好的，便宜了我店里，你要多少钱，我借你……”着眼于他利的基础上自利，赢得人缘与名声的同时，也牢固了做大做强的发展根基。这样的精明，长远而大气。作为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锡琛被朋友们戏呼为“老板”。从胆识上说，这个老板堪称能担当，有气魄。举两个例子。当初，林语堂打算编写英文教科书，开出每月300元预支版税的高额条件，托人四处物色出版者。先联系的是北新书局，北新认为风险过大，不获售，再联系开明，章锡琛一口答应了下来。要知道，当时开明的资金一共才四五千元，营业额也不大，书编成后是否销得出去，还是一个未知数。但章锡琛觉得林语堂英文底子厚，水平高，值得尝试。这个决断，事实证明十分英明。据说，林语堂编写的这套《开明英文读本》，获得的个人版税收入即达到30万元之巨。可以想见其销量之大，开明获利之多。另一个例子是大部头工具书《辞通》的出版。该书300万字，作者朱起凤以30年心血写成，书稿的价值，得到了胡适、钱玄同等众多学术名流的充分肯定，也得到了包括中华书局、文明书局、群学社等多家书局的一致认同，然而，由于书稿篇幅极大，内容专门，偏字较多，排印困难等各种原因，书局往往认为销路有限，唯恐亏本。书稿在多家书局数进数出达10余年，不能出版，而到1930年，书稿辗转到开明书店时，章锡琛痛快地答应了下来，并付给作者6000元的稿费。当时，600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章曾对宋云彬说：“朱丹九（起凤）先生竭尽毕生精力，写成这样一部大著作，不但应该给他出版，也应该多送点稿费，让先生晚年过得舒服些。”这是真正理解著作者甘苦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令人欣慰的是，这部书稿经过开明书店编辑宋云彬三年的精心整理，到1934年正式出版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预约1万部，两个月内售罄，于是又加印数万册，仍然供不应求。章老板的这两次大胆举动，被传为开明出版史上的佳话。尽管章锡琛是开明书店事实上的创办人，对于别人喊他老板，他也不峻拒，但在开明27年的历史中，他做第一把手经理的时间并不长。1928年开明改组股份有限公司后，章锡琛推荐杜海生出任经理，自己则担任总务处长，专任出版事务工作，直到1934年杜海生以年老体弱辞职，章锡琛才被董事会推选为经理。1937年抗战爆发后，开明书店即内迁，章锡琛因故留守在上海，大后方的开明书店由范洗人长期主持，复员上海后，章锡琛向董事会竭力推荐范洗人为总经理，自己则居常务董事的位置。无论是在文章中还是在其他正式场合，章锡琛总是强调，他当初并不是有意要开办书店，而是由朋友们促成的；开明作为一种事业，它的成功，是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努力的结果。一心做事业而又有一副平常心的人，自然就不会在乎职务之高低。他所关注的，是如何为开明引揽更多的人才，让他们各尽其能。开明书店的成功，原因有多种，高度的凝聚力和团结的领导班子，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章锡琛功成不居的气度，应该起到了重要的表率作用。
保育会成立不久 ，即在汉口原日本同仁医院筹建了临时保育院 ，李昆源出任院长。陆续有 500 余名从前线抢救来的难童进入保育院。5 月 1 日上午 ，汉口第一临时保育院举行了开幕典礼;下午蒋介石、宋美龄、冯玉祥、周恩来等参观了保育院 ，蒋介石并发表了讲话。从难童进入保育院 ，命运便开始改变。保育会而保育院首要的工作也是要使保育生能够健康地成长 ，不单是养活这两万难童 ，更要给他们以教育 ，使每一个孩子成为国家有用之才 ，使他们成为建造新中国的匠手。除了正规的文化课程 ，各保育院都很重视生产劳动教育。保育院劳作教育的开展的根本原因:第一是由于一部分儿童已经到了可以劳动的年龄 ，而他们的出身大半是劳动大众的子女 ，懂得而且习惯劳作的。第二 ，保育院的现实环境与经济困难迫逼儿童开辟出一条新路来改进自己的生活。第三 ，是试行了‘做上教、做上学’的实用教育原则。于是 ，十岁以上的儿童 ，大都参加了一种或几种的劳作 ，贡献出自己所能贡献的力量同时 ，在劳作中 ，也获得了更丰富更切实的学问”。 1945 年底 ，由曹孟君主编的《现代妇女》杂志社邀请二十多位保育工作者座谈儿童保育工作 ，总结文章中说:“在儿童保育总会收容的 29751个儿童中 ，升学的有 5160 人 ，习艺的 1862 人 ，至三十三年底止 ，除家长领回外 ，在院教育者尚有 9023 人;所有这些儿童 ，不仅保全了生命 ，大体上说 ，并且培植成为有用的人 ，这总是一件大功绩。受过教育以后 ，保育院的儿童大都可以说是坚强、能干 ，能够代表新生的一代的儿童的。” 做出这“一件大功绩”的 ，正是保育会的不平凡的女性 ，从总会到分会和各院 ，尤其是各保育院的院长和老师也包括少数男院长和老师 。正是她们不畏艰难 ，为国分忧。虽然只取微薄的薪酬 ，却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和慈爱之心拯救抚育了数万难童。保育生们对抚育他们成长的院长老师永远感恩在心 ，视同她们为自己的妈妈。 1945 年 10 月 10 日至 12 日 ，《中央日报》刊登国民政府对抗战有功人员颁授胜利勋章的名单 ，其中属于 包括列名和兼职战时儿童保育会有 72 人。1945 年 8 月 ，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战时”已成过去 ，保育会开始着手复员工作 ，1946 年 2 月制订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复员后建设计划”。直属各院和各分会院陆续展开工作。1946 年 9 月 15日至 21 日 ，保育总会在《新华日报》上连续刊登“战时儿童保育会结束启事”:“我会因抗战胜利 ，战时保育任务已完。半年来 ，保育会除将有家之在院保育生及习艺生商经善后救济总署协助遣送还乡外 ，其无家可归者 ，已分别移交社会部各省社会处育幼院继续教养。关于升学保育生 ，有家者 ，亦已遣送回乡;无家者仍继续留川攻读。均由教育部负责公费供应到高中毕业。所办思克职业学校 ，已交重庆市政府接办。本会业于九月十五日结束 ，一切收支即行截止。特此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