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代女性杂志的启蒙初创历史是这样的：在110年前办女性杂志需要很大的勇气，具有冲破封建藩篱的启蒙意义，在1910年代的上海滩，文风很盛，杂志出版业如火如荼，梁启超的新小说杂志政秘译文亲们云集响应，接着，便有了曾谱的小说林等31种杂志。
不是假的，能查到刊号。不过这样的杂志最好不发
民国时期，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也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代。当时的中国，未褪去几千年的古典气质，现代风情又在十里洋场的上场演绎，一切事物不乏精致又充满新鲜味道。各色传奇人物也在民国时期轮流登场，在这段乱世岁月里，演绎了一场绝代风华、曲折离奇的不朽传奇故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一本演绎着近百年古典与现代美学的杂志，于1926年2月15日走进了中国百姓的生活，这本杂志叫做《良友》，它在上海这座极具魅力沿海城市的文化推力下，形成了“海内外凡有华人之地，无不以一睹《良友》为快”的盛景。《良友》的巨大影响力《良友》诞生于春寒料峭的上世纪20年代，当年这本杂志创刊号的封面，就是有着电影皇后之称的胡蝶，她是那个年代里上海滩最具魅力的女性。自从这本画报在1926年2月诞生以来，直到1945年10月停刊，她就像一位诞生于上海新思想潮流中的女性，伴随着风雨飘摇的民国，走过了将近20年的时间。据资料显示，《良友》总计出刊174期，每期销量都高于4万余份，这让《良友》成为了近代上海乃至整个民国最具影响力的杂志之一。在当时，有人这样描述《良友》画报的畅销：“《良友》无人不读：主妇、现代女性、工人、巡捕、老头子、掌柜先生、戏院的顾客、茶室里的茶客、学生、小学生；《良友》无所不在：在茶几、在厨房、在梳妆台、在收音机旁、在旅行唱片机上、在公园里……”在这份画报中，人们能够看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女性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人们也能看到近代中国又有着怎样的社会风貌，文化艺术，她像一本中国年间的老照片画册，记录了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普通大众的生活所需，女性服饰、文化、思想的变革。《良友》并没有只对当时的中国人展示着近代民国的社会变迁，当年世界广为流传这样一则评论：“ 《良友》一册在手，学者专家不觉得浅薄，村夫妇孺也不嫌弃高深”，诞生于上海的《良友》，以其百科式大画报的丰富内容销往世界五大洲。据说当年凡是有华侨居住的地方，总能够看到《良友》的身影；有些国外图书馆，也通过收藏《良友》的方式，作为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良友》对女性魅力的诠释“《良友》的封面，从创刊开始，一直以年轻闺秀或著名女演员、电影明星、女体育家等的肖像作封面的。”既然《良友》能够赢得遍天下的美誉，那么这本杂志在风靡上海滩的同时，究竟有怎样不为现代人所知的魅力呢？这本画报在创办之际，上海已经开始弥漫着摩登元素的气息，人们将摩登生活作为一种社会时尚，加之五四运动的成功，让上海的女性运动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良友》创刊之时，女性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尤其是在上海这个极为容易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地区，女性解放运动更是深入人心。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登场的《良友》，选取了一个独特的女性摄影视角，将民国时代的女性魅力完美、准确地诠释在世人面前。《良友》为数不多的男性封面在这本画报书刊近20年的时间里，除了少数几个星期的画报封面与抗日战争有关以外，《良友》总共174期的画报封面，其中有161张封面，以当时的女电影明星、名媛、女学生、歌舞表演者的照片，作为画报的封面女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虽说已经迎来了女性思想解放潮流，但是在大众的传统观念中，女子仍然不得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否则这类女性就会被归于“不正经”女性的行列之中。《良友》封面女郎的出现，给这种传统禁锢思想猛烈一击。因为出现在这些画报上的女郎，她们可以是德才兼备的名媛，也可以是朝气蓬勃的女学生，更可以是接受过良好教育，活跃在各大社交场合的明星。从这个时候起，女子不必再做“养在深闺人不识”的名媛小姐，他们不必遵守封建社会中那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礼数。在画报女郎的影响下，许多年轻女子不再将抛头露面，打扮精致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当作是一种耻辱，她们更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像胡蝶、陈云裳当红女演员一样，成为新时代女性的一员。可以说，《良友》的出现，让民国时期的女性认识到，现代女性形象不应是居于传统闺阁，只懂得相夫教子的女性；现代女性的新形象，应当穿着得体、打扮精致，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也有自己的私人公共空间。就这样，这本画报杂志帮助上海女性打破了原有的女性封闭状态，让她们开始建立起现代社会标准下的都市新女性形象。《良友》对服饰文化的影响“《良友》百分之九十多的封面都是都市时髦女郎、贵妇人或电影女明星照片，而封面之后占据显著位置的……《良友》后来政治报道对象有所扩大甚或转变，但那仍然是由一种时尚意识所决定的……政治报道之后，就是更具时尚气味的比如世界风俗写实、旅行游散记、中外体育、中外电影、名人婚宴、明星行踪乃至都市日常生活指南等，这些内容实际上和政治报道一起构成了《良友》独特的时尚报道体系。”《良友》不仅改变了民国时期女性的精神世界，她也对近代女性生活产生重要影响。首先就表示现在，上海女性穿着服饰的改变上面。中国封建社会深受儒学、理学的思想禁锢，尤其是理学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将女性的穿衣打扮都限制在了一个极其具有约束力的框架之中。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女性应当恪守礼仪，她们的衣领必须紧扣起来，长裙必须拖地，女性一旦将肌肤袒露在外边，就表示这个人是不被社会所容，丧失了“妇道”之人，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即便经历了思想解放潮流，女性仍然不乏旧时代的穿着者。《良友》率先打破了这一禁锢，在这本画报的杂志中，妇女们穿上了轻薄贴身的旗袍，再搭配一件长马甲与短衫，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旗袍就此诞生。在《良友》发行初期，旗袍的长度仍然长至脚踝；然而到了30年代初期，旗袍的长度已经允许女性裸露出整个小腿；到30年代中期，以前宽松直线型的旗袍，其裁剪方式改为可以展现女性身体曲线的收腰旗袍，起跑两侧的衩也越开越高，这让女性若隐若现的大腿更加具有魅力。从画报旗袍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上海近代女性逐步摆脱了封建时期的传统穿衣模式，这与他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有着莫大联系。除了旗袍以外，这本画报中经常刊登一些外国的西洋礼服，还有更加突破传统观念的游泳、骑马等女性的运动服装。为了让中国女性与世界时尚接轨，《良友》也会不定期地刊登一些纽约、巴黎、伦敦这些有着世界时尚中心之称的服装时尚发布会。欧美服装的流行元素、时尚潮流悄然传入中国，中国女性也开始尝试黑色的小礼帽，更加凸显身材，简单又美观的夏季时装。《良友》对女性物质生活的改变其次，《良友》对于上海女性的影响，还表现在这一时期上海美容护肤品的繁荣上。旧时代的女性过着足不出户的生活，可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女性，已经拥有可以到社会各界工作社交的机会。当一个人融入到社会圈子中去的时候，她必然会更加注重自己的外貌，尤其是对于自古以来就有爱美之心的女性而言，外貌上的打扮、改变，也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在这样的心理召唤下，画报中开始出现教女性如何对自己的头发、眼睛、嘴唇、指甲进行创造的广告。当然，有些专注于美容护肤品的商人，也开始向《良友》投放广告，据资料统计，这本画报中关于美容护肤品的广告占有极大比重。各类新型美容护肤品纷纷登场，旁氏白玉霜、三花牌香品都成为了上海女性排着长队积极抢购的女性必备护肤品。美容广告投放量最大的当属1931年的迪安公司，这家公司以自家美容商品为题，在《良友》画报上推出了10种系列产品，从女性所用的美容水、面香粉、胭脂、画眉笔，再到护手霜都有所涉及，从这些广告就可以看出，这个年代里女性美容产品得到了丰富发展，女性对于自己外貌的注重也更上一层楼。《良友》对女性精神生活的改变《良友》画报创始人伍联德最后，再来谈谈《良友》给当时上海的女性，所带来精神生活上的改变。自从上海对外开阜后，这座城市成为了西方舶来品和西方文化的巨大输入口，商业经济的繁荣，讲西方社会独特的生活方式传入了上海。《良友》兴起的时间，正值上海电影业繁荣发展的时间段，所以这份画报中的重要内容，就以当时国内外著名影星的新闻有关。由于与电影相关的新闻颇多，看电影也逐渐成为了近代女性的一种娱乐消遣方式。除此之外，《良友》还与上海多家照相馆合作，刊登一些充满时尚、写实的摄影照片，所以在那个年代里，如果哪位女性拥有一张在上海照相馆拍的照片，是最值得大肆标榜、炫耀的事情。《良友》这本旧时杂志，在悄无声息间改变了上海女性的生活，解放了她们的思想，也成为了民国年间近代女性生活的记录者和呈现者。
不是不是真的不是，里面的有几个词汇陈独秀先生所在的时代根本就还没出现！后人也曾辟谣，他根本不曾写过这首诗。看文风就知道不是了。前面两个回答不要误导大众了，这样很低俗！
章锡琛（1889年～1969年），字雪村，又字君实，浙江绍兴人。在创办开明书店之前，章锡琛曾在商务印书馆做了近15年的编辑。起先是协助杜亚泉编辑《东方杂志》。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后，商务追赶潮流，革新杂志，更换主编，章锡琛被推荐主编《妇女杂志》，时为1919年。接手主编后的章锡琛在周建人的协助下，对《妇女杂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策划出版妇女问题专号，发动读者参加讨论，杂志面目焕然一新，发行数量从原来的二三千份增加到一万多份。《妇女杂志》的不俗成绩，自然扩大了主编本人在社会上的影响。1922年，章锡琛被《时事新报》邀请编辑《现代妇女》旬刊、为《民国日报》编辑《妇女周报》副刊，都可看成这种影响的折射。1925年，《妇女杂志》刊出“新性道德号”后遭人攻击，商务当局插手审查杂志清样，章锡琛被迫提交辞呈，改任一般编辑。郑振铎、胡愈之、周建人等一帮朋友怂恿他另创《新女性》杂志，一方面固然是出于激愤，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鉴于章主编《妇女杂志》已有的影响力，认为有现实可行的号召基础。从《新女性》杂志而来的开明书店，当初图书的出版路数，多围绕着妇女问题做选题。这是章锡琛个人知识背景和影响力的自然延伸。然而，当妇女问题作为社会热点逐渐退出时代前台，身在其中的章锡琛一定感受明显而又深刻。1929年12月开明书店将《新女性》主动停刊，废刊词说得十分清楚：“废刊的原因很是单纯，就是时代已经不需要了。”代之而起的则是1930年1月创刊的《中学生》。这种出版线路的及时调整，是章锡琛对出版与时代关系正确理解的结果，也是他务实心态的反映。既以出版谋生计，务实也许只能是必然的选择。章锡琛从不忌讳说自己是商人，谋划合理的出版利润，是章锡琛经营开明时一以贯之的追求目标。与章共过事同时又有相当交谊的曹聚仁，在谈起开明书店的成功时，特别提起章的精明，可谓知人之论。章锡琛的精明，表现在多个方面——既有对出版大局的把握，如：转变方向出版中学生读物，步随大书局出版教科书，紧追古籍热潮出版《二十五史》等，这些开明书店史上的大动作，都是基于对当时出版现实和时代潮流走向的正确判断，因而获得了很好的经济回报；又有对出版细节的追求，如：力求编校质量的无差错；重视装帧设计的视觉美；改进标点符号的排版法等，这些看似细小却很重要的出版环节，给人开明出版物质量过硬而又耳目一新的感觉。还有对出版成本的核算，如：精干出版队伍使最少的人发挥最大的效率；压缩非生产性开支把资金用于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不广开外地分店而多选择书业同业代销等，这些精打细算的管理措施，稳固雄厚了开明的经济基础，使之一步步迈进了大书局的行列。商人做得精明的章锡琛，却有许多文人学士的朋友。这一方面固然是他自身文人学者的家底，同气相求的结果；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在朋友们的眼中，不是那种纯粹势利之交的市侩商人。后一点，尤令章锡琛感到自豪，每每愿意向人说起。当文人学士们选择把书稿交给开明出版时，事实上就开始了彼此间的文稿买卖关系。一来一往中，作者们发现，章锡琛和他的开明书店，是一个值得信赖、作者利益有保障的生意伙伴。所谓作者的利益，通常很简单，一是善待书稿，二是合理付酬。印得好看，少有误植，不妄加修改思想观点，多善意纠正错字舛句，这都是善待书稿的具体表现，也是对作者劳动成果的尊重。开明书店在这方面一直做得到位，业界口碑流传，世人素来公认。在对作者的稿酬方面，开明书店向来不拖欠，不隐瞒，按时寄送，如实结算，甚至有时还善意提醒作者注意利益维护。开明早期工作人员汪曼之曾这样回忆：“先生本性仁慈，乐于克己助人，如有作家得知稿子已付印，为等急用宁肯出卖版权一次性取款时，先生总劝他：卖掉可惜，这部书估计销路好的，便宜了我店里，你要多少钱，我借你……”着眼于他利的基础上自利，赢得人缘与名声的同时，也牢固了做大做强的发展根基。这样的精明，长远而大气。作为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锡琛被朋友们戏呼为“老板”。从胆识上说，这个老板堪称能担当，有气魄。举两个例子。当初，林语堂打算编写英文教科书，开出每月300元预支版税的高额条件，托人四处物色出版者。先联系的是北新书局，北新认为风险过大，不获售，再联系开明，章锡琛一口答应了下来。要知道，当时开明的资金一共才四五千元，营业额也不大，书编成后是否销得出去，还是一个未知数。但章锡琛觉得林语堂英文底子厚，水平高，值得尝试。这个决断，事实证明十分英明。据说，林语堂编写的这套《开明英文读本》，获得的个人版税收入即达到30万元之巨。可以想见其销量之大，开明获利之多。另一个例子是大部头工具书《辞通》的出版。该书300万字，作者朱起凤以30年心血写成，书稿的价值，得到了胡适、钱玄同等众多学术名流的充分肯定，也得到了包括中华书局、文明书局、群学社等多家书局的一致认同，然而，由于书稿篇幅极大，内容专门，偏字较多，排印困难等各种原因，书局往往认为销路有限，唯恐亏本。书稿在多家书局数进数出达10余年，不能出版，而到1930年，书稿辗转到开明书店时，章锡琛痛快地答应了下来，并付给作者6000元的稿费。当时，600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章曾对宋云彬说：“朱丹九（起凤）先生竭尽毕生精力，写成这样一部大著作，不但应该给他出版，也应该多送点稿费，让先生晚年过得舒服些。”这是真正理解著作者甘苦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令人欣慰的是，这部书稿经过开明书店编辑宋云彬三年的精心整理，到1934年正式出版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预约1万部，两个月内售罄，于是又加印数万册，仍然供不应求。章老板的这两次大胆举动，被传为开明出版史上的佳话。尽管章锡琛是开明书店事实上的创办人，对于别人喊他老板，他也不峻拒，但在开明27年的历史中，他做第一把手经理的时间并不长。1928年开明改组股份有限公司后，章锡琛推荐杜海生出任经理，自己则担任总务处长，专任出版事务工作，直到1934年杜海生以年老体弱辞职，章锡琛才被董事会推选为经理。1937年抗战爆发后，开明书店即内迁，章锡琛因故留守在上海，大后方的开明书店由范洗人长期主持，复员上海后，章锡琛向董事会竭力推荐范洗人为总经理，自己则居常务董事的位置。无论是在文章中还是在其他正式场合，章锡琛总是强调，他当初并不是有意要开办书店，而是由朋友们促成的；开明作为一种事业，它的成功，是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努力的结果。一心做事业而又有一副平常心的人，自然就不会在乎职务之高低。他所关注的，是如何为开明引揽更多的人才，让他们各尽其能。开明书店的成功，原因有多种，高度的凝聚力和团结的领导班子，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章锡琛功成不居的气度，应该起到了重要的表率作用。
背影
我国近代女性杂志的启蒙初创历史是这样的：在110年前办女性杂志需要很大的勇气，具有冲破封建藩篱的启蒙意义，在1910年代的上海滩，文风很盛，杂志出版业如火如荼，梁启超的新小说杂志政秘译文亲们云集响应，接着，便有了曾谱的小说林等31种杂志。
民国时期，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也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代。当时的中国，未褪去几千年的古典气质，现代风情又在十里洋场的上场演绎，一切事物不乏精致又充满新鲜味道。各色传奇人物也在民国时期轮流登场，在这段乱世岁月里，演绎了一场绝代风华、曲折离奇的不朽传奇故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一本演绎着近百年古典与现代美学的杂志，于1926年2月15日走进了中国百姓的生活，这本杂志叫做《良友》，它在上海这座极具魅力沿海城市的文化推力下，形成了“海内外凡有华人之地，无不以一睹《良友》为快”的盛景。《良友》的巨大影响力《良友》诞生于春寒料峭的上世纪20年代，当年这本杂志创刊号的封面，就是有着电影皇后之称的胡蝶，她是那个年代里上海滩最具魅力的女性。自从这本画报在1926年2月诞生以来，直到1945年10月停刊，她就像一位诞生于上海新思想潮流中的女性，伴随着风雨飘摇的民国，走过了将近20年的时间。据资料显示，《良友》总计出刊174期，每期销量都高于4万余份，这让《良友》成为了近代上海乃至整个民国最具影响力的杂志之一。在当时，有人这样描述《良友》画报的畅销：“《良友》无人不读：主妇、现代女性、工人、巡捕、老头子、掌柜先生、戏院的顾客、茶室里的茶客、学生、小学生；《良友》无所不在：在茶几、在厨房、在梳妆台、在收音机旁、在旅行唱片机上、在公园里……”在这份画报中，人们能够看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女性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人们也能看到近代中国又有着怎样的社会风貌，文化艺术，她像一本中国年间的老照片画册，记录了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普通大众的生活所需，女性服饰、文化、思想的变革。《良友》并没有只对当时的中国人展示着近代民国的社会变迁，当年世界广为流传这样一则评论：“ 《良友》一册在手，学者专家不觉得浅薄，村夫妇孺也不嫌弃高深”，诞生于上海的《良友》，以其百科式大画报的丰富内容销往世界五大洲。据说当年凡是有华侨居住的地方，总能够看到《良友》的身影；有些国外图书馆，也通过收藏《良友》的方式，作为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良友》对女性魅力的诠释“《良友》的封面，从创刊开始，一直以年轻闺秀或著名女演员、电影明星、女体育家等的肖像作封面的。”既然《良友》能够赢得遍天下的美誉，那么这本杂志在风靡上海滩的同时，究竟有怎样不为现代人所知的魅力呢？这本画报在创办之际，上海已经开始弥漫着摩登元素的气息，人们将摩登生活作为一种社会时尚，加之五四运动的成功，让上海的女性运动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良友》创刊之时，女性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尤其是在上海这个极为容易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地区，女性解放运动更是深入人心。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登场的《良友》，选取了一个独特的女性摄影视角，将民国时代的女性魅力完美、准确地诠释在世人面前。《良友》为数不多的男性封面在这本画报书刊近20年的时间里，除了少数几个星期的画报封面与抗日战争有关以外，《良友》总共174期的画报封面，其中有161张封面，以当时的女电影明星、名媛、女学生、歌舞表演者的照片，作为画报的封面女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虽说已经迎来了女性思想解放潮流，但是在大众的传统观念中，女子仍然不得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否则这类女性就会被归于“不正经”女性的行列之中。《良友》封面女郎的出现，给这种传统禁锢思想猛烈一击。因为出现在这些画报上的女郎，她们可以是德才兼备的名媛，也可以是朝气蓬勃的女学生，更可以是接受过良好教育，活跃在各大社交场合的明星。从这个时候起，女子不必再做“养在深闺人不识”的名媛小姐，他们不必遵守封建社会中那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礼数。在画报女郎的影响下，许多年轻女子不再将抛头露面，打扮精致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当作是一种耻辱，她们更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像胡蝶、陈云裳当红女演员一样，成为新时代女性的一员。可以说，《良友》的出现，让民国时期的女性认识到，现代女性形象不应是居于传统闺阁，只懂得相夫教子的女性；现代女性的新形象，应当穿着得体、打扮精致，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也有自己的私人公共空间。就这样，这本画报杂志帮助上海女性打破了原有的女性封闭状态，让她们开始建立起现代社会标准下的都市新女性形象。《良友》对服饰文化的影响“《良友》百分之九十多的封面都是都市时髦女郎、贵妇人或电影女明星照片，而封面之后占据显著位置的……《良友》后来政治报道对象有所扩大甚或转变，但那仍然是由一种时尚意识所决定的……政治报道之后，就是更具时尚气味的比如世界风俗写实、旅行游散记、中外体育、中外电影、名人婚宴、明星行踪乃至都市日常生活指南等，这些内容实际上和政治报道一起构成了《良友》独特的时尚报道体系。”《良友》不仅改变了民国时期女性的精神世界，她也对近代女性生活产生重要影响。首先就表示现在，上海女性穿着服饰的改变上面。中国封建社会深受儒学、理学的思想禁锢，尤其是理学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将女性的穿衣打扮都限制在了一个极其具有约束力的框架之中。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女性应当恪守礼仪，她们的衣领必须紧扣起来，长裙必须拖地，女性一旦将肌肤袒露在外边，就表示这个人是不被社会所容，丧失了“妇道”之人，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即便经历了思想解放潮流，女性仍然不乏旧时代的穿着者。《良友》率先打破了这一禁锢，在这本画报的杂志中，妇女们穿上了轻薄贴身的旗袍，再搭配一件长马甲与短衫，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旗袍就此诞生。在《良友》发行初期，旗袍的长度仍然长至脚踝；然而到了30年代初期，旗袍的长度已经允许女性裸露出整个小腿；到30年代中期，以前宽松直线型的旗袍，其裁剪方式改为可以展现女性身体曲线的收腰旗袍，起跑两侧的衩也越开越高，这让女性若隐若现的大腿更加具有魅力。从画报旗袍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上海近代女性逐步摆脱了封建时期的传统穿衣模式，这与他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有着莫大联系。除了旗袍以外，这本画报中经常刊登一些外国的西洋礼服，还有更加突破传统观念的游泳、骑马等女性的运动服装。为了让中国女性与世界时尚接轨，《良友》也会不定期地刊登一些纽约、巴黎、伦敦这些有着世界时尚中心之称的服装时尚发布会。欧美服装的流行元素、时尚潮流悄然传入中国，中国女性也开始尝试黑色的小礼帽，更加凸显身材，简单又美观的夏季时装。《良友》对女性物质生活的改变其次，《良友》对于上海女性的影响，还表现在这一时期上海美容护肤品的繁荣上。旧时代的女性过着足不出户的生活，可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女性，已经拥有可以到社会各界工作社交的机会。当一个人融入到社会圈子中去的时候，她必然会更加注重自己的外貌，尤其是对于自古以来就有爱美之心的女性而言，外貌上的打扮、改变，也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在这样的心理召唤下，画报中开始出现教女性如何对自己的头发、眼睛、嘴唇、指甲进行创造的广告。当然，有些专注于美容护肤品的商人，也开始向《良友》投放广告，据资料统计，这本画报中关于美容护肤品的广告占有极大比重。各类新型美容护肤品纷纷登场，旁氏白玉霜、三花牌香品都成为了上海女性排着长队积极抢购的女性必备护肤品。美容广告投放量最大的当属1931年的迪安公司，这家公司以自家美容商品为题，在《良友》画报上推出了10种系列产品，从女性所用的美容水、面香粉、胭脂、画眉笔，再到护手霜都有所涉及，从这些广告就可以看出，这个年代里女性美容产品得到了丰富发展，女性对于自己外貌的注重也更上一层楼。《良友》对女性精神生活的改变《良友》画报创始人伍联德最后，再来谈谈《良友》给当时上海的女性，所带来精神生活上的改变。自从上海对外开阜后，这座城市成为了西方舶来品和西方文化的巨大输入口，商业经济的繁荣，讲西方社会独特的生活方式传入了上海。《良友》兴起的时间，正值上海电影业繁荣发展的时间段，所以这份画报中的重要内容，就以当时国内外著名影星的新闻有关。由于与电影相关的新闻颇多，看电影也逐渐成为了近代女性的一种娱乐消遣方式。除此之外，《良友》还与上海多家照相馆合作，刊登一些充满时尚、写实的摄影照片，所以在那个年代里，如果哪位女性拥有一张在上海照相馆拍的照片，是最值得大肆标榜、炫耀的事情。《良友》这本旧时杂志，在悄无声息间改变了上海女性的生活，解放了她们的思想，也成为了民国年间近代女性生活的记录者和呈现者。
随着《新青年》的创办，女性思想逐渐开始解放，妇女杂志是近代最早的女性杂志，它在创办的时候面对了许多的难关，首先就是传统守旧派的阻挠，他们不理解也害怕女性的崛起。
真正的理论前沿已经停刊。也就是你截图里面显示的，由中央党校主办的那一份。现在那些以理论前沿来征稿的杂志都不是真正的理论前沿，而是一些山寨货。比较常见的即是现代妇女。在他的封面上大大的写着理论前沿四个字，在左上角有一个方形印章，里面写着现代妇女。（楼主可以去知网搜索一下这本杂志，你就瞬间明白了！）其实这本刊物叫现代妇女，但是他通过这种混淆的方式来吸引大家投稿，毕竟真正的理论前沿在当时可是中文核心。所以，如果你要评职称用的话还是要咨询单位的要求，因为你所谓的理论前沿只是公开出版而已。
《现代妇女》理论版，上知网，期刊印刷质量好，审稿短，一个月内初看，上知网。需要给我私信留言
女性杂志作为全国流行性报刊，以它独特的魅力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随着现代科技日益进步，我们可以从手机电视上获取外界资讯，报纸杂志渐渐没落了，但是杂志在发行初期地位很高，像陈独秀先生创办的《青年杂志》，影响了当代大批青年学子，《妇女杂志》作为第一个报道女性的杂志，成长之路更是艰辛。
随着《新青年》的创办，女性思想逐渐开始解放，妇女杂志是近代最早的女性杂志，它在创办的时候面对了许多的难关，首先就是传统守旧派的阻挠，他们不理解也害怕女性的崛起。
章锡琛（1889年～1969年），字雪村，又字君实，浙江绍兴人。在创办开明书店之前，章锡琛曾在商务印书馆做了近15年的编辑。起先是协助杜亚泉编辑《东方杂志》。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后，商务追赶潮流，革新杂志，更换主编，章锡琛被推荐主编《妇女杂志》，时为1919年。接手主编后的章锡琛在周建人的协助下，对《妇女杂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策划出版妇女问题专号，发动读者参加讨论，杂志面目焕然一新，发行数量从原来的二三千份增加到一万多份。《妇女杂志》的不俗成绩，自然扩大了主编本人在社会上的影响。1922年，章锡琛被《时事新报》邀请编辑《现代妇女》旬刊、为《民国日报》编辑《妇女周报》副刊，都可看成这种影响的折射。1925年，《妇女杂志》刊出“新性道德号”后遭人攻击，商务当局插手审查杂志清样，章锡琛被迫提交辞呈，改任一般编辑。郑振铎、胡愈之、周建人等一帮朋友怂恿他另创《新女性》杂志，一方面固然是出于激愤，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鉴于章主编《妇女杂志》已有的影响力，认为有现实可行的号召基础。从《新女性》杂志而来的开明书店，当初图书的出版路数，多围绕着妇女问题做选题。这是章锡琛个人知识背景和影响力的自然延伸。然而，当妇女问题作为社会热点逐渐退出时代前台，身在其中的章锡琛一定感受明显而又深刻。1929年12月开明书店将《新女性》主动停刊，废刊词说得十分清楚：“废刊的原因很是单纯，就是时代已经不需要了。”代之而起的则是1930年1月创刊的《中学生》。这种出版线路的及时调整，是章锡琛对出版与时代关系正确理解的结果，也是他务实心态的反映。既以出版谋生计，务实也许只能是必然的选择。章锡琛从不忌讳说自己是商人，谋划合理的出版利润，是章锡琛经营开明时一以贯之的追求目标。与章共过事同时又有相当交谊的曹聚仁，在谈起开明书店的成功时，特别提起章的精明，可谓知人之论。章锡琛的精明，表现在多个方面——既有对出版大局的把握，如：转变方向出版中学生读物，步随大书局出版教科书，紧追古籍热潮出版《二十五史》等，这些开明书店史上的大动作，都是基于对当时出版现实和时代潮流走向的正确判断，因而获得了很好的经济回报；又有对出版细节的追求，如：力求编校质量的无差错；重视装帧设计的视觉美；改进标点符号的排版法等，这些看似细小却很重要的出版环节，给人开明出版物质量过硬而又耳目一新的感觉。还有对出版成本的核算，如：精干出版队伍使最少的人发挥最大的效率；压缩非生产性开支把资金用于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不广开外地分店而多选择书业同业代销等，这些精打细算的管理措施，稳固雄厚了开明的经济基础，使之一步步迈进了大书局的行列。商人做得精明的章锡琛，却有许多文人学士的朋友。这一方面固然是他自身文人学者的家底，同气相求的结果；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在朋友们的眼中，不是那种纯粹势利之交的市侩商人。后一点，尤令章锡琛感到自豪，每每愿意向人说起。当文人学士们选择把书稿交给开明出版时，事实上就开始了彼此间的文稿买卖关系。一来一往中，作者们发现，章锡琛和他的开明书店，是一个值得信赖、作者利益有保障的生意伙伴。所谓作者的利益，通常很简单，一是善待书稿，二是合理付酬。印得好看，少有误植，不妄加修改思想观点，多善意纠正错字舛句，这都是善待书稿的具体表现，也是对作者劳动成果的尊重。开明书店在这方面一直做得到位，业界口碑流传，世人素来公认。在对作者的稿酬方面，开明书店向来不拖欠，不隐瞒，按时寄送，如实结算，甚至有时还善意提醒作者注意利益维护。开明早期工作人员汪曼之曾这样回忆：“先生本性仁慈，乐于克己助人，如有作家得知稿子已付印，为等急用宁肯出卖版权一次性取款时，先生总劝他：卖掉可惜，这部书估计销路好的，便宜了我店里，你要多少钱，我借你……”着眼于他利的基础上自利，赢得人缘与名声的同时，也牢固了做大做强的发展根基。这样的精明，长远而大气。作为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锡琛被朋友们戏呼为“老板”。从胆识上说，这个老板堪称能担当，有气魄。举两个例子。当初，林语堂打算编写英文教科书，开出每月300元预支版税的高额条件，托人四处物色出版者。先联系的是北新书局，北新认为风险过大，不获售，再联系开明，章锡琛一口答应了下来。要知道，当时开明的资金一共才四五千元，营业额也不大，书编成后是否销得出去，还是一个未知数。但章锡琛觉得林语堂英文底子厚，水平高，值得尝试。这个决断，事实证明十分英明。据说，林语堂编写的这套《开明英文读本》，获得的个人版税收入即达到30万元之巨。可以想见其销量之大，开明获利之多。另一个例子是大部头工具书《辞通》的出版。该书300万字，作者朱起凤以30年心血写成，书稿的价值，得到了胡适、钱玄同等众多学术名流的充分肯定，也得到了包括中华书局、文明书局、群学社等多家书局的一致认同，然而，由于书稿篇幅极大，内容专门，偏字较多，排印困难等各种原因，书局往往认为销路有限，唯恐亏本。书稿在多家书局数进数出达10余年，不能出版，而到1930年，书稿辗转到开明书店时，章锡琛痛快地答应了下来，并付给作者6000元的稿费。当时，600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章曾对宋云彬说：“朱丹九（起凤）先生竭尽毕生精力，写成这样一部大著作，不但应该给他出版，也应该多送点稿费，让先生晚年过得舒服些。”这是真正理解著作者甘苦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令人欣慰的是，这部书稿经过开明书店编辑宋云彬三年的精心整理，到1934年正式出版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预约1万部，两个月内售罄，于是又加印数万册，仍然供不应求。章老板的这两次大胆举动，被传为开明出版史上的佳话。尽管章锡琛是开明书店事实上的创办人，对于别人喊他老板，他也不峻拒，但在开明27年的历史中，他做第一把手经理的时间并不长。1928年开明改组股份有限公司后，章锡琛推荐杜海生出任经理，自己则担任总务处长，专任出版事务工作，直到1934年杜海生以年老体弱辞职，章锡琛才被董事会推选为经理。1937年抗战爆发后，开明书店即内迁，章锡琛因故留守在上海，大后方的开明书店由范洗人长期主持，复员上海后，章锡琛向董事会竭力推荐范洗人为总经理，自己则居常务董事的位置。无论是在文章中还是在其他正式场合，章锡琛总是强调，他当初并不是有意要开办书店，而是由朋友们促成的；开明作为一种事业，它的成功，是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努力的结果。一心做事业而又有一副平常心的人，自然就不会在乎职务之高低。他所关注的，是如何为开明引揽更多的人才，让他们各尽其能。开明书店的成功，原因有多种，高度的凝聚力和团结的领导班子，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章锡琛功成不居的气度，应该起到了重要的表率作用。
保育会成立不久 ，即在汉口原日本同仁医院筹建了临时保育院 ，李昆源出任院长。陆续有 500 余名从前线抢救来的难童进入保育院。5 月 1 日上午 ，汉口第一临时保育院举行了开幕典礼;下午蒋介石、宋美龄、冯玉祥、周恩来等参观了保育院 ，蒋介石并发表了讲话。从难童进入保育院 ，命运便开始改变。保育会而保育院首要的工作也是要使保育生能够健康地成长 ，不单是养活这两万难童 ，更要给他们以教育 ，使每一个孩子成为国家有用之才 ，使他们成为建造新中国的匠手。除了正规的文化课程 ，各保育院都很重视生产劳动教育。保育院劳作教育的开展的根本原因:第一是由于一部分儿童已经到了可以劳动的年龄 ，而他们的出身大半是劳动大众的子女 ，懂得而且习惯劳作的。第二 ，保育院的现实环境与经济困难迫逼儿童开辟出一条新路来改进自己的生活。第三 ，是试行了‘做上教、做上学’的实用教育原则。于是 ，十岁以上的儿童 ，大都参加了一种或几种的劳作 ，贡献出自己所能贡献的力量同时 ，在劳作中 ，也获得了更丰富更切实的学问”。 1945 年底 ，由曹孟君主编的《现代妇女》杂志社邀请二十多位保育工作者座谈儿童保育工作 ，总结文章中说:“在儿童保育总会收容的 29751个儿童中 ，升学的有 5160 人 ，习艺的 1862 人 ，至三十三年底止 ，除家长领回外 ，在院教育者尚有 9023 人;所有这些儿童 ，不仅保全了生命 ，大体上说 ，并且培植成为有用的人 ，这总是一件大功绩。受过教育以后 ，保育院的儿童大都可以说是坚强、能干 ，能够代表新生的一代的儿童的。” 做出这“一件大功绩”的 ，正是保育会的不平凡的女性 ，从总会到分会和各院 ，尤其是各保育院的院长和老师也包括少数男院长和老师 。正是她们不畏艰难 ，为国分忧。虽然只取微薄的薪酬 ，却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和慈爱之心拯救抚育了数万难童。保育生们对抚育他们成长的院长老师永远感恩在心 ，视同她们为自己的妈妈。 1945 年 10 月 10 日至 12 日 ，《中央日报》刊登国民政府对抗战有功人员颁授胜利勋章的名单 ，其中属于 包括列名和兼职战时儿童保育会有 72 人。1945 年 8 月 ，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战时”已成过去 ，保育会开始着手复员工作 ，1946 年 2 月制订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复员后建设计划”。直属各院和各分会院陆续展开工作。1946 年 9 月 15日至 21 日 ，保育总会在《新华日报》上连续刊登“战时儿童保育会结束启事”:“我会因抗战胜利 ，战时保育任务已完。半年来 ，保育会除将有家之在院保育生及习艺生商经善后救济总署协助遣送还乡外 ，其无家可归者 ，已分别移交社会部各省社会处育幼院继续教养。关于升学保育生 ，有家者 ，亦已遣送回乡;无家者仍继续留川攻读。均由教育部负责公费供应到高中毕业。所办思克职业学校 ，已交重庆市政府接办。本会业于九月十五日结束 ，一切收支即行截止。特此公告。”
叶圣陶主要笔名有叶陶、圣陶、桂山等，1914年开始创作文言小说，1918年开始发表白话文作品。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散文、杂文、诗歌和儿童文学作品。 《春宴琐谭》：他的第一部白话小说 《倪焕之》：长篇小说 《隔膜》：小说集 《火灾》：小说集 报章杂志 叶圣陶曾在以下报纸、杂志作过编辑、主笔或主编： 《礼拜六》 《上海时事新报》 《上海民国日报》 《文学周报》 《公理日报》 《国文月刊》 《苏州评论》 《妇女杂志》 《小说月报》 《中学生》 《开明少年》 《中国作家》 《人民教育》 《中国语文》 《诗》 《光明》 《国文杂志》 《中学生战时半月刊》 童话作品 叶圣陶曾写过以下童话:《稻草人》《旅行家》《小白船》《古代英雄的石像》《一粒种子》《皇帝的新衣》《玫瑰和金鱼》《月亮姑娘的亲事》《含羞草》《快乐的人》《芳儿的梦》等等
女性杂志作为全国流行性报刊，以它独特的魅力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随着现代科技日益进步，我们可以从手机电视上获取外界资讯，报纸杂志渐渐没落了，但是杂志在发行初期地位很高，像陈独秀先生创办的《青年杂志》，影响了当代大批青年学子，《妇女杂志》作为第一个报道女性的杂志，成长之路更是艰辛。
中国一代文学巨匠巴金10月17日19时零6分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 巴金生平: 巴金1904年11月25日出生在四川成都正通顺街，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无党派。1921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1923年到上海，后到南京，在东南大学附中学习 ，1925年毕业。1927年旅居法国。1928年回国，曾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总编辑，《文学季刊》编委。1934年到日本。1935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文学小丛刊”。1936年与靳以创办《文学月刊》。抗日战争时期，与茅盾创办《烽火》，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1950年后，历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主席，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代主席、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文艺月报》、《收获》、《上海文学》主编，茅盾文学奖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文学基金会会长，中国田汉基金会名誉理事长，1983年、1988年当选为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3年3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6年12月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委员会主席。1998年3月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2001年12月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委员会主席。2003年3月，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 巴金著作书目 《灭亡》(中篇小说)1929，开明 《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理论)与克刚等合著，1927，上海民钟社 《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理论)1930，上海自由书店 《死去的太阳》(中篇小说)1931，开明 《复仇》(短篇小说集)1931，新中国 《雾》(“爱情的三部曲”之一，中篇小说)1931，新中国 《海的梦》(中篇小说)1932，新中国 《春天里的秋天》(中篇小说)1932，开明 《海行》(散文集)，又名《海行杂记》，1932，新中国 《光明》(短篇小说集)1932，新中国 《雨》(“爱情的三部曲”之二，中篇小说)1933，良友 《砂丁》(中篇小说)1933，开明 《电椅》(短篇小说集)1933，新中国 《抹布》(短篇小说集)1933，北平星云堂书店 《家》(“激流三部曲”之一，长篇小说，又名《激流》)1933，开明 《萌芽》(中篇小说，又名《雪》)1933，现代 《新生》(中篇小说)1933，开明 《旅途随笔》(散文集)1934，生活 《将军》(短篇小说集)1934，生活 《巴金自传》(传记)1934，中华 《电》(“爱情的三部曲”之三，中篇小说)1935，良友 (《雾》、《雨》、《电》合订为《爱情的三部曲》1936，良友) 《点滴》(散文集)1935，开明 《神·鬼·人》(短篇小说集)1935，文生 《巴金短篇小说集》(1-3卷)1936-1942，开明 《生之忏悔》(散文集)1936，商务 《沉落》(短篇小说集，又名《沦落》)1936，商务 《忆》(回忆录)1936，文生 《发的故事》(短篇小说集)1936，文生 《长生塔》(童话集)1937，文生 《雷》(短篇小说集)1937，文生 《短简》(散文集)1937，良友 《控诉》(散文集)1937，重庆烽火社 《春》(“激流三部曲”之二，长篇小说)1938，开明 《梦与醉》(散文集)1938，开明 《感想》(散文集)1939，重庆烽火社 《黑土》(散文集)1939．文生 《秋》(“激流三部曲”之三，长篇小说)194O，开明 《利娜》(中篇小说)1940，文生 《火》(共三部，第二部又名《冯文淑》，第三部又名《田惠世》，长篇小说)1940—1945，开明 《星》(英汉对照，中篇小说)1941，香港齿轮编辑社 《无题》(散文集)1941，文生 《龙·虎·狗》(散文集)1941，文生 《还魂草》(短篇小说集)1942，文生 《废园外》(散文集)1942，重庆烽火社 《小人小事》(短篇小说集)1943，文生 《憩园》(中篇小说)1944，文生 《第四病室》(中篇小说)1946，良友 《旅途杂记》(散文集)1946，上海万叶书店 《寒夜》(长篇小说)1947，晨光 《怀念》(散文集)1947，开明 《静夜的悲剧》(散文集)1948，文生 《纳粹杀人工厂—奥斯威辛》(散文集)1951，平明 《华沙城的节日—波兰杂记》(散文集)1951，平明 《巴金选集》(短篇小说、散文等合集)1951，开明 《慰问信及其他》(散文集)1951，平明 《生活在英雄们中间》(散文通讯合集)1953，人文 《英雄的故事》(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53，平明 《保卫和平的人们》(散文、通讯合集)1954，中青 《巴金短篇小说选集》1955，人文 《巴金散文集》1955，人文 《谈契河夫》(理论)1955，平明 《大欢乐的日子》(散文集)1957，作家 《坚强的战士》(散文集)1957，少儿 《明珠和玉姬》(儿童短篇小说集)1957，少儿 《—场挽救生命的战斗》(报告文学)1958，中青 《巴金文集》(1—14卷)1958—1962，人文 《巴金选集》(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59，人文 《新声集》(散文、短篇小说合集)1959，人文 《友谊集》(散文集)1959，作家 《猪与鸡》(短篇小说)1959，作家 《赞歌集》(散文集)1960，上海文艺 《李大海》(短篇小说集)1961，作家 《倾吐不尽的感情》(散文集)1963，百花 《贤良桥畔》(散文集)1964，作家 《大寨行》(散文)1965，山西人民 《巴金近作》(第1、2集，散文集)1978—1980，四川人民 《海的梦》(中短篇小说合集)1979，人文 《烟火集》(散文集)1979，人文 《随想录》(散文集)1979，香港三联 《巴金中短篇小说选》(上下册)1980，四川人民 《巴金选集》(上下卷)1980，人文 《探索集》(《随想录》第1集，散文集)1981，香港三联 《巴金选集》(散文、短篇小说合集)1981．香港昭明出版社 《创作回忆录》1981，香港三联 《探索与回忆》(《巴金近作》第3集，散1文集)1982，四川人民 《巴金选集》(1-10卷，小说、散文等合集)1982，四川人民 《创作回忆录》(散文集)1982，人文 《序跋集》(散文集)1982，花城 《巴金散文选》(上下册)1982，浙江人民 《忆念集》(散文集)1982，宁夏人民 《真话集》(《随想录》第3集，散文集)1982，香港三联 《巴金论创作》(理论)1983，上海文艺 《巴金散文选》1983，文联 《文学回忆录》与老舍等合著 1983，四川人民 《病中集》(《随想录》第4集，散文集)1984，香港三联 《童年的回忆。(回忆录)1984，四川少儿 《愿化泥土》(散文集)1984，百花 《控诉集》(散文集)1985，海峡文艺 《心里话》(《巴金近作》第4集，散文集)1986，四川文艺 《十年一梦》(散文集)1986，人民日报出版社 《巴金六十年文选》(散文集)1986，上海文艺 《巴金全集》(1—6卷)1986—1988，人文(未出齐) 《无题集》(《随想录》第5集，散文集)1986，香港三联 《巴金》(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86，香港三联 《当代杂文选粹·巴金之卷》1986，湖南文艺 《寻找理想的少年朋友》(书信集)1987，少儿 《雪泥集》(书信集)1987，三联 《巴金书简新编》1987，四川文艺 翻译著作： 《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阿里斯著，1927，民钟社 《面包略取》(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7，上海自由书店；又名《面包与自由》，1940，平明 《狱中与逃狱》(回忆录)俄国克鲁泡特金著，与李石曾合译，1927，广州革新书局 《薇娜》(短篇小说、剧本合集)波兰廖抗夫著，与李石曾合译，1928，开明 《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上下编，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8-1929，上海自由书店 《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短篇小说集)俄国普利洛克等著，1929，新宇宙 《一个卖鱼者的生涯》(传记)意大利凡宰特著，1929，上海自由书店 《蒲鲁东的人生哲学》(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9，上海自由书店 《前夜》(剧本)彼兰廖抗夫著，1930，上海启智书局 《丹东之死》(剧本)苏联A·托尔斯泰著，1930，开明 《草原故事》(短篇小说集)苏联高尔基著，1931，上海马来亚书店 《秋天里的春天》(长篇小说)匈牙利尤利·巴基著，1932，开明 《过客之花》(剧本)意大利阿美契斯著，1933，开明 《自传》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33，上海新民书店 《狱中记》(传记)美国柏克曼著，1935，文生 《俄国虚无运动史话》(史话)俄国斯特普尼亚克著，1936，文生 《门槛》(短篇小说集)俄国屠格涅夫等著，1936，文生 《夜未央》(剧本)波兰廖·抗夫著，1937，文生 《告青年》(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37，美国旧金山平社出版部 《一个家庭的戏剧》(传记，又名《家庭的戏剧》)俄国赫尔岑著，1940，文生 《叛逆者之歌》(诗集)俄国普式庚等著，194O，文生 《父与子》(长篇小说)俄国屠格涅夫著，1943，文生 《迟开的蔷薇》(短篇小说集)德国斯托姆著，1943，文生 《处女地》(长篇小说)俄国屠格涅夫著，1944，文生 《散文诗》(散文诗集)俄国屠格涅夫著，1945，文生 《快乐王子集》(童话、散文诗合集)英国王尔德著，1948，文生 《回忆托尔斯泰》(回忆录)苏联高尔基著，1950，平明 《回忆屠格涅夫》(回忆录)俄国巴甫洛夫斯基著，1950，平明 《草原集》(短篇小说集)苏联高尔基著，1950，平明 《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俄国屠格涅夫著，与肖珊合译
民国时期，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也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代。当时的中国，未褪去几千年的古典气质，现代风情又在十里洋场的上场演绎，一切事物不乏精致又充满新鲜味道。各色传奇人物也在民国时期轮流登场，在这段乱世岁月里，演绎了一场绝代风华、曲折离奇的不朽传奇故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一本演绎着近百年古典与现代美学的杂志，于1926年2月15日走进了中国百姓的生活，这本杂志叫做《良友》，它在上海这座极具魅力沿海城市的文化推力下，形成了“海内外凡有华人之地，无不以一睹《良友》为快”的盛景。《良友》的巨大影响力《良友》诞生于春寒料峭的上世纪20年代，当年这本杂志创刊号的封面，就是有着电影皇后之称的胡蝶，她是那个年代里上海滩最具魅力的女性。自从这本画报在1926年2月诞生以来，直到1945年10月停刊，她就像一位诞生于上海新思想潮流中的女性，伴随着风雨飘摇的民国，走过了将近20年的时间。据资料显示，《良友》总计出刊174期，每期销量都高于4万余份，这让《良友》成为了近代上海乃至整个民国最具影响力的杂志之一。在当时，有人这样描述《良友》画报的畅销：“《良友》无人不读：主妇、现代女性、工人、巡捕、老头子、掌柜先生、戏院的顾客、茶室里的茶客、学生、小学生；《良友》无所不在：在茶几、在厨房、在梳妆台、在收音机旁、在旅行唱片机上、在公园里……”在这份画报中，人们能够看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女性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人们也能看到近代中国又有着怎样的社会风貌，文化艺术，她像一本中国年间的老照片画册，记录了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普通大众的生活所需，女性服饰、文化、思想的变革。《良友》并没有只对当时的中国人展示着近代民国的社会变迁，当年世界广为流传这样一则评论：“ 《良友》一册在手，学者专家不觉得浅薄，村夫妇孺也不嫌弃高深”，诞生于上海的《良友》，以其百科式大画报的丰富内容销往世界五大洲。据说当年凡是有华侨居住的地方，总能够看到《良友》的身影；有些国外图书馆，也通过收藏《良友》的方式，作为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良友》对女性魅力的诠释“《良友》的封面，从创刊开始，一直以年轻闺秀或著名女演员、电影明星、女体育家等的肖像作封面的。”既然《良友》能够赢得遍天下的美誉，那么这本杂志在风靡上海滩的同时，究竟有怎样不为现代人所知的魅力呢？这本画报在创办之际，上海已经开始弥漫着摩登元素的气息，人们将摩登生活作为一种社会时尚，加之五四运动的成功，让上海的女性运动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良友》创刊之时，女性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尤其是在上海这个极为容易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地区，女性解放运动更是深入人心。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登场的《良友》，选取了一个独特的女性摄影视角，将民国时代的女性魅力完美、准确地诠释在世人面前。《良友》为数不多的男性封面在这本画报书刊近20年的时间里，除了少数几个星期的画报封面与抗日战争有关以外，《良友》总共174期的画报封面，其中有161张封面，以当时的女电影明星、名媛、女学生、歌舞表演者的照片，作为画报的封面女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虽说已经迎来了女性思想解放潮流，但是在大众的传统观念中，女子仍然不得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否则这类女性就会被归于“不正经”女性的行列之中。《良友》封面女郎的出现，给这种传统禁锢思想猛烈一击。因为出现在这些画报上的女郎，她们可以是德才兼备的名媛，也可以是朝气蓬勃的女学生，更可以是接受过良好教育，活跃在各大社交场合的明星。从这个时候起，女子不必再做“养在深闺人不识”的名媛小姐，他们不必遵守封建社会中那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礼数。在画报女郎的影响下，许多年轻女子不再将抛头露面，打扮精致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当作是一种耻辱，她们更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像胡蝶、陈云裳当红女演员一样，成为新时代女性的一员。可以说，《良友》的出现，让民国时期的女性认识到，现代女性形象不应是居于传统闺阁，只懂得相夫教子的女性；现代女性的新形象，应当穿着得体、打扮精致，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也有自己的私人公共空间。就这样，这本画报杂志帮助上海女性打破了原有的女性封闭状态，让她们开始建立起现代社会标准下的都市新女性形象。《良友》对服饰文化的影响“《良友》百分之九十多的封面都是都市时髦女郎、贵妇人或电影女明星照片，而封面之后占据显著位置的……《良友》后来政治报道对象有所扩大甚或转变，但那仍然是由一种时尚意识所决定的……政治报道之后，就是更具时尚气味的比如世界风俗写实、旅行游散记、中外体育、中外电影、名人婚宴、明星行踪乃至都市日常生活指南等，这些内容实际上和政治报道一起构成了《良友》独特的时尚报道体系。”《良友》不仅改变了民国时期女性的精神世界，她也对近代女性生活产生重要影响。首先就表示现在，上海女性穿着服饰的改变上面。中国封建社会深受儒学、理学的思想禁锢，尤其是理学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将女性的穿衣打扮都限制在了一个极其具有约束力的框架之中。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女性应当恪守礼仪，她们的衣领必须紧扣起来，长裙必须拖地，女性一旦将肌肤袒露在外边，就表示这个人是不被社会所容，丧失了“妇道”之人，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即便经历了思想解放潮流，女性仍然不乏旧时代的穿着者。《良友》率先打破了这一禁锢，在这本画报的杂志中，妇女们穿上了轻薄贴身的旗袍，再搭配一件长马甲与短衫，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旗袍就此诞生。在《良友》发行初期，旗袍的长度仍然长至脚踝；然而到了30年代初期，旗袍的长度已经允许女性裸露出整个小腿；到30年代中期，以前宽松直线型的旗袍，其裁剪方式改为可以展现女性身体曲线的收腰旗袍，起跑两侧的衩也越开越高，这让女性若隐若现的大腿更加具有魅力。从画报旗袍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上海近代女性逐步摆脱了封建时期的传统穿衣模式，这与他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有着莫大联系。除了旗袍以外，这本画报中经常刊登一些外国的西洋礼服，还有更加突破传统观念的游泳、骑马等女性的运动服装。为了让中国女性与世界时尚接轨，《良友》也会不定期地刊登一些纽约、巴黎、伦敦这些有着世界时尚中心之称的服装时尚发布会。欧美服装的流行元素、时尚潮流悄然传入中国，中国女性也开始尝试黑色的小礼帽，更加凸显身材，简单又美观的夏季时装。《良友》对女性物质生活的改变其次，《良友》对于上海女性的影响，还表现在这一时期上海美容护肤品的繁荣上。旧时代的女性过着足不出户的生活，可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女性，已经拥有可以到社会各界工作社交的机会。当一个人融入到社会圈子中去的时候，她必然会更加注重自己的外貌，尤其是对于自古以来就有爱美之心的女性而言，外貌上的打扮、改变，也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在这样的心理召唤下，画报中开始出现教女性如何对自己的头发、眼睛、嘴唇、指甲进行创造的广告。当然，有些专注于美容护肤品的商人，也开始向《良友》投放广告，据资料统计，这本画报中关于美容护肤品的广告占有极大比重。各类新型美容护肤品纷纷登场，旁氏白玉霜、三花牌香品都成为了上海女性排着长队积极抢购的女性必备护肤品。美容广告投放量最大的当属1931年的迪安公司，这家公司以自家美容商品为题，在《良友》画报上推出了10种系列产品，从女性所用的美容水、面香粉、胭脂、画眉笔，再到护手霜都有所涉及，从这些广告就可以看出，这个年代里女性美容产品得到了丰富发展，女性对于自己外貌的注重也更上一层楼。《良友》对女性精神生活的改变《良友》画报创始人伍联德最后，再来谈谈《良友》给当时上海的女性，所带来精神生活上的改变。自从上海对外开阜后，这座城市成为了西方舶来品和西方文化的巨大输入口，商业经济的繁荣，讲西方社会独特的生活方式传入了上海。《良友》兴起的时间，正值上海电影业繁荣发展的时间段，所以这份画报中的重要内容，就以当时国内外著名影星的新闻有关。由于与电影相关的新闻颇多，看电影也逐渐成为了近代女性的一种娱乐消遣方式。除此之外，《良友》还与上海多家照相馆合作，刊登一些充满时尚、写实的摄影照片，所以在那个年代里，如果哪位女性拥有一张在上海照相馆拍的照片，是最值得大肆标榜、炫耀的事情。《良友》这本旧时杂志，在悄无声息间改变了上海女性的生活，解放了她们的思想，也成为了民国年间近代女性生活的记录者和呈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