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妇女杂志民国时期

权威出处： 《现代妇女》2018年08期《现代妇女》杂志是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中国北方优秀期刊，中国出版研究院中文期刊网络传播TOP排行四连冠期刊，本刊所发表文章可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等全文检索。《现代妇女》以“突出现代观念，探索现代人生，推崇现代女性，倡导现代生活”为办刊宗旨，关注妇女发展、妇女教育、妇女维权、妇女心理等妇女问题，以开展少数民族妇女问题和西部落后地区妇女问题的研究为特色。

女性杂志作为全国流行性报刊，以它独特的魅力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随着现代科技日益进步，我们可以从手机电视上获取外界资讯，报纸杂志渐渐没落了，但是杂志在发行初期地位很高，像陈独秀先生创办的《青年杂志》，影响了当代大批青年学子，《妇女杂志》作为第一个报道女性的杂志，成长之路更是艰辛。

在中国传统社会，女子的家庭角色被定位为“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所谓“妇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而《女诫》、《列女传》之类的书也将这一观念具体化、规范化、道德化。长期以来，在“男子治外，女子治内”的观念影响下，中上阶层的女性多“困守闺中不自由”，中下层女子虽不可避免地要参加户外劳作，或者从事家庭手工业，但多是作为男性的辅助力量，她们的基本生活空间，绝大部分还是困守闺中。　　明朝中后期，有识之士开始反思、批判男女间的不平等。近代以来，男女平等问题日益引起关注，并且成为五四时期讨论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问题之一，“这‘男女平等’四字一时竟成为社会人士聚争的问题”。五四时期人们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女性形象——“娜拉”，将男女平等放到个性解放的角度来论证，发出“女人是人”的呼声。五四以后，“女人是人”的呼声更加响亮：“要知男女同为人类，同是做一个人，各自有其各自存在的目的；男子不是为女子而存在，女子也不是为男子而存在。男子若要求女子做贤母良妻，就是不承认女子人格的独立。因为女子并不是为要做男子的妻或母而存在，实有其自己存在的目的——就是做一个人。”　　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开始积极探讨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和实现平等的途径。有人将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归结为男女生理和心理特征的不同，也有人认为妇女解放的关键在于教育、法律等方面，而一些接受了唯物史观的学者则认为“女子在政治上、法律上、教育上、职业上和男子不平等”，真正的原因是“女子在经济上失了独立”。这种观念在五四时期的思想界是相当普遍的，例如1923年12月26日，鲁迅先生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作了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其中推测娜拉的出路只有两条：“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原因很简单，因为娜拉没有钱用以维生。“所以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茅盾将家庭服务与经济独立直接对立起来，认为正是有了家庭服务，妇女才没有经济独立，而经济不独立，便是妇女地位、人格低落的原因，是妇女被压制的原因，“所以妇女运动的第一句Motto（座右铭）便是经济独立”。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女人是人”的呼声在五四时期已经响起，并且得到了一部分人的响应，但是并未在社会各个阶层中得以普及，它在向下传播的过程中，更是遇到了强大的思想抵抗。在当时很多人的心目中，追求经济独立固然是妇女应有的权利，但是“贤妻良母”仍然是妇女不可推卸的天职。很多青年谈及未来妻子的选择标准时，都要求她们既有相当的职业，能独立谋生，又能操持家务。1927年《新女性》杂志曾根据“为妻为母与尽力社会及学问是否并行不悖”这个问题，以《现代女子的苦闷问题》为题，向社会各界征稿。编者表示：“究竟女子应该抛弃了为妻为母的责任而专心攻究学问，改造社会？还是不妨把学问和社会事业暂时置为缓图而注重良妻贤母的责任？或者另有一种调和这冲突的办法？这实在是目前最重大的问题。”在22篇征文中，多数人的意见是这两种情形可以并行不悖。1935年1月，《妇女旬刊》以“中国妇女应上哪儿跑”为主题，向全国知名之士，普遍寄发征求意见函。在40余位回函者中，包括郁达夫、陈小蜨、罗家伦、易家钺等多数人也同样倾向于“家庭与职业应该同时顾到”的折中看法。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不仅男性对女性抱有这样的期望，不少女子也以此自期，这从黄寄萍访问当时妇女界的先进人物所编纂的《新女性讲话》可见其端倪。以张默君（中国同盟会会员，曾任上海神州女校校长、中国妇女协会副委员长、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中国妇女参政运动领袖之一）为例，她认为所谓贤妻良母，“诚为古今中外社会中不可缺少之主张”。正如有论者在1946年所指出的：“治理家政的一件事，至今还是普遍被人承认着是女子唯一的责任。因此，尽管你是如何的在交际场中和丈夫或朋友出双入对，然而等到回进家庭，你断不能抛弃自身应有的责任。尽管你在社会上干着什么事业，你一踏进家门，儿女牵衣，家事纷繁，又在你脑海中盘据（踞）着。的确，现阶段的妇女，无时无刻不在双重以上责任里过活。”成功地扮演家庭主妇与职业女性的双重角色，成为许多近代中国知识女性的最大愿望。　　但是要想过上完美的“双重责任的生活”，中产阶级以上的妇女在佣人的帮助下，尚有几分实现的可能。而贫困的妇女家中没有佣仆，白天劳累了一天，晚上还要回家承担家务，难度很大。很多妇女不得不在职业与家庭生活之间作出痛苦的选择：“家庭妇女们究竟是就业好？还是在家育儿好？这确是当前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当时有不少女性或出于对职业的热爱，或出于对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失望，选择了过独身生活，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独身主义”的思潮。她们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数量相当可观，吕碧城、曾宝荪、张竹君、杨荫榆、林巧稚、冼玉清等人，为其中之佼佼者。但是，更多的女性则被迫选择退回家庭，做一个纯粹的家庭主妇。在1928年对燕京大学42位已婚男生的调查中，妻子受过教育的有35人，占总数的33％；但是婚后妻子在外就业的只有4人，专职“理家”的却有34人，占总数的95％，受教育的人数与理家的人数几乎相等。还有大批未婚女子，因为生活所迫，只好无奈地把“职业”和“结婚”对立起来，她们要想不失业，就只有不结婚，放弃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　　尽管当时有人为了协调妇女职业与家事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些兼顾二者的方案，如家务社会化、家事职业化、废除家庭、儿童公育等。但是家庭的改革不能仅仅依靠家庭自身形式的变革，而应该把家庭发展放在社会发展的背景中去考察，否则就会脱离社会现实。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这些主张根本没有全面实现的可能。妇女职业问题的真正解决，必须以社会的完全解放和传统男外女内的家庭分工模式的彻底瓦解为前提。

地位不高，衣服华丽，高贵美丽的女生很多。

民国时期，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也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代。当时的中国，未褪去几千年的古典气质，现代风情又在十里洋场的上场演绎，一切事物不乏精致又充满新鲜味道。各色传奇人物也在民国时期轮流登场，在这段乱世岁月里，演绎了一场绝代风华、曲折离奇的不朽传奇故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一本演绎着近百年古典与现代美学的杂志，于1926年2月15日走进了中国百姓的生活，这本杂志叫做《良友》，它在上海这座极具魅力沿海城市的文化推力下，形成了“海内外凡有华人之地，无不以一睹《良友》为快”的盛景。《良友》的巨大影响力《良友》诞生于春寒料峭的上世纪20年代，当年这本杂志创刊号的封面，就是有着电影皇后之称的胡蝶，她是那个年代里上海滩最具魅力的女性。自从这本画报在1926年2月诞生以来，直到1945年10月停刊，她就像一位诞生于上海新思想潮流中的女性，伴随着风雨飘摇的民国，走过了将近20年的时间。据资料显示，《良友》总计出刊174期，每期销量都高于4万余份，这让《良友》成为了近代上海乃至整个民国最具影响力的杂志之一。在当时，有人这样描述《良友》画报的畅销：“《良友》无人不读：主妇、现代女性、工人、巡捕、老头子、掌柜先生、戏院的顾客、茶室里的茶客、学生、小学生；《良友》无所不在：在茶几、在厨房、在梳妆台、在收音机旁、在旅行唱片机上、在公园里……”在这份画报中，人们能够看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女性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人们也能看到近代中国又有着怎样的社会风貌，文化艺术，她像一本中国年间的老照片画册，记录了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普通大众的生活所需，女性服饰、文化、思想的变革。《良友》并没有只对当时的中国人展示着近代民国的社会变迁，当年世界广为流传这样一则评论：“ 《良友》一册在手，学者专家不觉得浅薄，村夫妇孺也不嫌弃高深”，诞生于上海的《良友》，以其百科式大画报的丰富内容销往世界五大洲。据说当年凡是有华侨居住的地方，总能够看到《良友》的身影；有些国外图书馆，也通过收藏《良友》的方式，作为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良友》对女性魅力的诠释“《良友》的封面，从创刊开始，一直以年轻闺秀或著名女演员、电影明星、女体育家等的肖像作封面的。”既然《良友》能够赢得遍天下的美誉，那么这本杂志在风靡上海滩的同时，究竟有怎样不为现代人所知的魅力呢？这本画报在创办之际，上海已经开始弥漫着摩登元素的气息，人们将摩登生活作为一种社会时尚，加之五四运动的成功，让上海的女性运动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良友》创刊之时，女性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尤其是在上海这个极为容易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地区，女性解放运动更是深入人心。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登场的《良友》，选取了一个独特的女性摄影视角，将民国时代的女性魅力完美、准确地诠释在世人面前。《良友》为数不多的男性封面在这本画报书刊近20年的时间里，除了少数几个星期的画报封面与抗日战争有关以外，《良友》总共174期的画报封面，其中有161张封面，以当时的女电影明星、名媛、女学生、歌舞表演者的照片，作为画报的封面女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虽说已经迎来了女性思想解放潮流，但是在大众的传统观念中，女子仍然不得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否则这类女性就会被归于“不正经”女性的行列之中。《良友》封面女郎的出现，给这种传统禁锢思想猛烈一击。因为出现在这些画报上的女郎，她们可以是德才兼备的名媛，也可以是朝气蓬勃的女学生，更可以是接受过良好教育，活跃在各大社交场合的明星。从这个时候起，女子不必再做“养在深闺人不识”的名媛小姐，他们不必遵守封建社会中那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礼数。在画报女郎的影响下，许多年轻女子不再将抛头露面，打扮精致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当作是一种耻辱，她们更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够像胡蝶、陈云裳当红女演员一样，成为新时代女性的一员。可以说，《良友》的出现，让民国时期的女性认识到，现代女性形象不应是居于传统闺阁，只懂得相夫教子的女性；现代女性的新形象，应当穿着得体、打扮精致，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也有自己的私人公共空间。就这样，这本画报杂志帮助上海女性打破了原有的女性封闭状态，让她们开始建立起现代社会标准下的都市新女性形象。《良友》对服饰文化的影响“《良友》百分之九十多的封面都是都市时髦女郎、贵妇人或电影女明星照片，而封面之后占据显著位置的……《良友》后来政治报道对象有所扩大甚或转变，但那仍然是由一种时尚意识所决定的……政治报道之后，就是更具时尚气味的比如世界风俗写实、旅行游散记、中外体育、中外电影、名人婚宴、明星行踪乃至都市日常生活指南等，这些内容实际上和政治报道一起构成了《良友》独特的时尚报道体系。”《良友》不仅改变了民国时期女性的精神世界，她也对近代女性生活产生重要影响。首先就表示现在，上海女性穿着服饰的改变上面。中国封建社会深受儒学、理学的思想禁锢，尤其是理学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将女性的穿衣打扮都限制在了一个极其具有约束力的框架之中。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女性应当恪守礼仪，她们的衣领必须紧扣起来，长裙必须拖地，女性一旦将肌肤袒露在外边，就表示这个人是不被社会所容，丧失了“妇道”之人，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即便经历了思想解放潮流，女性仍然不乏旧时代的穿着者。《良友》率先打破了这一禁锢，在这本画报的杂志中，妇女们穿上了轻薄贴身的旗袍，再搭配一件长马甲与短衫，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旗袍就此诞生。在《良友》发行初期，旗袍的长度仍然长至脚踝；然而到了30年代初期，旗袍的长度已经允许女性裸露出整个小腿；到30年代中期，以前宽松直线型的旗袍，其裁剪方式改为可以展现女性身体曲线的收腰旗袍，起跑两侧的衩也越开越高，这让女性若隐若现的大腿更加具有魅力。从画报旗袍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上海近代女性逐步摆脱了封建时期的传统穿衣模式，这与他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有着莫大联系。除了旗袍以外，这本画报中经常刊登一些外国的西洋礼服，还有更加突破传统观念的游泳、骑马等女性的运动服装。为了让中国女性与世界时尚接轨，《良友》也会不定期地刊登一些纽约、巴黎、伦敦这些有着世界时尚中心之称的服装时尚发布会。欧美服装的流行元素、时尚潮流悄然传入中国，中国女性也开始尝试黑色的小礼帽，更加凸显身材，简单又美观的夏季时装。《良友》对女性物质生活的改变其次，《良友》对于上海女性的影响，还表现在这一时期上海美容护肤品的繁荣上。旧时代的女性过着足不出户的生活，可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女性，已经拥有可以到社会各界工作社交的机会。当一个人融入到社会圈子中去的时候，她必然会更加注重自己的外貌，尤其是对于自古以来就有爱美之心的女性而言，外貌上的打扮、改变，也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在这样的心理召唤下，画报中开始出现教女性如何对自己的头发、眼睛、嘴唇、指甲进行创造的广告。当然，有些专注于美容护肤品的商人，也开始向《良友》投放广告，据资料统计，这本画报中关于美容护肤品的广告占有极大比重。各类新型美容护肤品纷纷登场，旁氏白玉霜、三花牌香品都成为了上海女性排着长队积极抢购的女性必备护肤品。美容广告投放量最大的当属1931年的迪安公司，这家公司以自家美容商品为题，在《良友》画报上推出了10种系列产品，从女性所用的美容水、面香粉、胭脂、画眉笔，再到护手霜都有所涉及，从这些广告就可以看出，这个年代里女性美容产品得到了丰富发展，女性对于自己外貌的注重也更上一层楼。《良友》对女性精神生活的改变《良友》画报创始人伍联德最后，再来谈谈《良友》给当时上海的女性，所带来精神生活上的改变。自从上海对外开阜后，这座城市成为了西方舶来品和西方文化的巨大输入口，商业经济的繁荣，讲西方社会独特的生活方式传入了上海。《良友》兴起的时间，正值上海电影业繁荣发展的时间段，所以这份画报中的重要内容，就以当时国内外著名影星的新闻有关。由于与电影相关的新闻颇多，看电影也逐渐成为了近代女性的一种娱乐消遣方式。除此之外，《良友》还与上海多家照相馆合作，刊登一些充满时尚、写实的摄影照片，所以在那个年代里，如果哪位女性拥有一张在上海照相馆拍的照片，是最值得大肆标榜、炫耀的事情。《良友》这本旧时杂志，在悄无声息间改变了上海女性的生活，解放了她们的思想，也成为了民国年间近代女性生活的记录者和呈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