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期刊点评文章的特点

发布时间：2024-06-03 02:02:26

近代中国期刊点评文章的特点

ISSN的特点：申请国际期刊号（ISSN），可使刊物达到国际标准，得到联合国的认可刊物名称只要不重复，便可使用，如期刊名不变，则该期刊号长期有效。国际标准期刊号可以准确、快捷的识别该期刊（报纸/杂志等）的名称及出版单位等。该系统在全世界大部分国家被使用，成为标准期刊的显著标志。（在部分国家或地区，一份标准的期刊出版物除配有国际标准期刊号外，同时要求配有本国或当地的期刊号，以便于管理）

期刊的特点 (1)报道及时期刊与图书相比较，出版周期短，刊载论文的速度快、数量大、内容新颖、发行与影响面广，能及时反映国内外科学技术的新成果、新水平、新动向。 (2)内容广泛期刊发表的文献，大多数是原始论文，提供的资料包括研究方法、仪器装置、结果讨论和参考文献等。此外，期刊还刊登文献述评、动态介绍、会议消息，书评和新书预告、产品广告等，内容十分丰富。不仅如此，其它类型的文献，也常常在期刊上发表，如会议论文、科技报告、学位论文等，重要的专利在期刊上也常有报告。 (3)连续出版期刊连续出版，不仅有利于情报的传递，而且它们所积累的大量文献，历史地、系统地记录了某一学科或某一研究对象的发展过程。期刊每期都有目录，卷末或年末编有各种索引，有的期刊还出版多卷或多年的累积索引，便于文献情报检索。

要分种类学术性期刊学术性期刊就是，具有相应的权威性，在合法范围内能阐述个人不同的观点。出版周期有长有短--（一般情况下）出版周期越长可以体现其学术价值更高。这种期刊是需要给杂志社版面费的。非学术性期刊非学术性期刊就是类似《知音》这样的刊物。文章质量好就可以投。可能还会拿到部分稿费、

根据散文的内容和性质可分为以下几类：(1)叙事散文　　以写人记事为主的散文这类散文对人和事的叙述和描绘较为具体、突出,同时表现作者的认识和感受,也带有浓厚的抒情成分,字里行间充满饱满的感情叙事散文侧重于从叙述人物和事件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反映事物的本质,具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因素,从一个角度选取题材,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例如：鲁迅的《藤野先生》、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朱德的《母亲的回忆》根据该类散文内容的侧重点不同,又可将它区分为记事散文和写人散文　　偏重于记事的散文以事件发展为线索,偏重对事件的叙述它可以是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如许地山的《落花生》,也可以是几个片断的剪辑,如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在叙事中倾注作者真挚的感情,这是与小说叙事最显著的区别　　偏重于记人的散文,全篇以人物为中心它往往抓住人物的性格特征作粗线条勾勒,偏重表现人物的基本气质、性格和精神面貌,如鲁迅《藤野先生》人物形象是否真实是它与小说的区别(2)抒情散文　　注重表现作者的思想感受,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的散文这类散文有对具体事物的记叙和描绘,但通常没有贯穿全篇的情节,其突出的特点是强烈的抒情性它或直抒胸臆,或触景生情,洋溢着浓烈的诗情画意,即使描写的是自然风物,也赋予了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思想感情优秀的抒情散文感情真挚,语言生动,还常常运用象征和比拟的手法,把思想寓于形象之中,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例如：茅盾的《白杨礼赞》、魏巍的《依依惜别的深情》、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冰心的《樱花赞》、当代作家田茂泉的《哦,棋山》(3)写景散文　　以描绘景物为主的散文这类文章多是在描绘景物的同时抒发感情,或借景抒情,或寓情于景,抓住景物的特征,按照空间的变换顺序,运用移步换景的方法,把观察的变化作为全文的脉络生动的景物描绘,不但可以交代背景,渲染气氛,而且可以烘托人物的思想感情,更好的表现主题例如：刘白羽的《长江三峡》(4)哲理散文　　哲理,是感悟的参透,思想的火花,理念的凝聚,睿智的结晶它纵贯古今,横亘中外,包容大千世界,穿透人生社会,寄寓于人生百态家长里短,闪现在思维领域万千景观高明的作者,善于抓住哲理闪光的瞬间,形诸笔墨,写就内涵丰厚、耐人寻味的美文时常涵咏这类美文,自然能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启迪和熏陶,洗礼和升华,这种内化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哲理散文以种种形象来参与生命的真理,从而揭露万物之间的永恒相似,它因其深邃性和心灵透辟的整合,给我们一种透过现象深入本质、揭示事物的底蕴、观念具有震撼性的审美效果把握哲理散文体现出的思维方式,去体悟哲理散文所蕴藏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积淀　　哲理散文中的象征思维：哲理散文因为超越日常经验的意义和自身的自然物理性质,构成了本体的象征表达它摒弃的是浅薄,而是达到一种与人的思想情性相通、生命交感、灵气往来的境界,我们从象征中获得理性的醒悟和精神的畅快,由心灵的平静转到灵魂的震颤,超越一般情感反应而居于精神的顶端　　哲理散文的联想思维：由于哲理散文是个立体的、综合的思维体系,经过联想,文章拥有更丰富的内涵,不至于显得单薄,把自然、社会、人生多个角度进行了融合　　哲理散文中的情感思维：哲理散文在本质意义上是思想表达对情感的一种依赖“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由于作者对生活的感悟过程中有情感参与,理解的结果有情感及想象的融入,所以哲理散文中的思想,就不是一般干巴巴的议论,而是寓含了生活情感的思想,是蘸满了审美情感液汁的思想从哲理散文的字里行间去读解到心智的深邃,理解生命的本义这就是哲理散文艺术美之所在

近代中国期刊点评文章格式

还是可以写的，题目有点大，要加入具体案例，可以给你模版

文章标题：一般不超过20个汉字，必要时加副标题，并译成英文。作者姓名、工作单位：题目下面均应写作者姓名，姓名下面写单位名称（一、二级单位）、所在城市（不是省会的城市前必须加省名）、邮编，不同单位的多位作者应以序号分别列出上述信息。提要：用第三人称写法，不以“本文”、“作者”等作主语，应是一篇能客观反映文章核心观点和创新观点的表意明确、实在的小短文，切忌写成背景交代或“中心思想”，100－200字为宜。关键词：3－5个，以分号相隔，选择与文章核心内容相关的具有独立性的实在词。正文标题：内容应简洁、明了，层次不宜过多，层次序号为一、（一）、1、（1），层次少时可依次选序号。正文文字：一般不超过1万字，正文用小4号宋体，通栏排版。数字用法：执行GB/T15835－1995《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凡公元纪年、年代、年、月、日、时刻、各种记数与计量等均采用阿拉伯数字；夏历、清代及其以前纪年、星期几、数字作为语素构成的定型词、词组、惯用语、缩略语、临近两数字并列连用的概略语等用汉字数字。图表：文中尽量少用图表，必须使用时，应简洁、明了，少占篇幅，图表均采用黑色线条，分别用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号，应有简明表题（表上）、图题（图下），表中数据应注明资料来源。注释：注释主要包括释义性注释和引文注释，集中列于文末参考文献之前。释义性注释是对论著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引文注释包括各种不宜列入文后参考文献的引文和个别文后参考文献的节略形式，其序号为①②③……。参考文献：参考文献是作者撰写论著时所引用的已公开发表的文献书目，是对引文作者、作品、出处、版本等情况的说明，文中用序号标出，详细引文情况按顺序排列文尾。以单字母方式标识以下各种参考文献类型：普通图书[M]，会议论文[C]，报纸文章[N]，期刊文章[J]，学位论文[D]，报告[R]，标准[S]，专利〔P〕，汇编[G]，档案[B]，古籍[O]，参考工具[K]，其他未说明文献〔Z〕。格式与示例如下：（1）图书类格式：[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其他题名信息(任选)[文献类型标识]其他责任者(任选)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2）期刊文章格式：[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建议外文刊名后加ISSN号),年,卷(期):起止页码（3）报纸文章格式：[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4）古籍格式：[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O]其他责任者(包括校、勘、注、批等) 刊行年代 (古历纪年)及刊物机构(版本)收藏机构（5）析出文献格式：[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原文献主要责任者(任选)原文献题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析出文献起止页码（6）电子文献格式：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载体类型标识]出处或可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任选）（7）文献重复引用标记：同一作者的同一文献被多次引用时，在文后参考文献中只出现一次,其中不注页码；而在正文中标注首次引用的文献序号，并在序号的角标外著录引文页码。11．基金项目：获得国家基金资助和省部级科研项目的文章请注明基金项目名称及编号，按项目证明文字材料标示清楚。14．其他：请勿一稿两发，并请自留原稿。

当代外国文学期刊点评文章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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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期间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回顾九十年代的下半叶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持续发展的重要时期。与“七五”、“八五”相比，“九五”期间，我国高校在外国文学这一研究领域推出的成果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远远地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更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体现出了我国的研究人员正以我为主，不再跟在西方专家学者的后面，人云亦云，而是努力用一种独特的视角来审视外国文学作品、剖析国外的文学思潮和流派。在许多方面，我国高校的外国文学研究正逐步与国际学术界接轨。 (一) “九五”期间我国高校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对外国文学史的研究逐渐向纵深发展。“九五”期间，外国文学史继续成为中国学者的研究重点，除了适应教学的需要外，留学回国的教师逐渐增多，并带回了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也是造成文学史继续成为研究热点的主要原因。除了一批比较传统的文学史如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新编》和刘海平、王守仁主编的《新编美国文学史》之外，“九五”期间还出版了一大批外国文学断代史、国别断代史、国别史和针对主要文学形式的发展的研究成果。如杨仁敬主编的《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史》、王佐良和何其莘撰写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李明滨主编的《二十世纪欧美文学史》、黄源深撰写的《澳大利亚文学史》、沈萼梅主编的《意大利当代文学史》、何其莘撰写的《英国戏剧史》、瞿世镜主编的《当代英国小说》、郭继德撰写的《加拿大英语戏剧史》、郑克鲁撰写的《现代法国小说史》、陈世雄主编的《欧美戏剧史》等。吴元迈主编的“20世纪外国文学国别文学史丛书”，是按照国家和语种来分类、分别由各语种专家执笔的一套文学史丛书。北京外国语大学充分发挥其多语种的优势，推出了一套“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丛书”，这是一套以普通读者为对象，按国别划分的文学史话，每册篇幅并不很大，语言比较流畅，趣味性较强，有助于扩大外国文学在广大读者中的影响。研究类的专著逐渐增多。除了对外国文学史的研究外，我国高校研究人员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国外的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以及国外的重点作家。由于“九五”期间正值世纪之交，因此，二十世纪外国文学流派和二十世纪西方的重点作家就成为首选的研究课题。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专著包括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陆建德等主编的《现代主义之后：写实与实验》、李维屏的《英美意识流小说》、肖明翰的《福克纳研究》、张剑的《艾略特与英国浪漫主义传统》、蒋洪新的《走向＜四个四重奏＞ T S 艾略特的诗歌艺术研究》、郭天相主编的《俄罗斯诗学研究》、李德恩的《拉美文学流派嬗变与趋势》、吴福恒等主编的《美国作家论》等。这些研究成果有很强的针对性，有些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成果的作者都能在总结归纳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发现，真正实现了与西方学者在同一研究层次上的交流和对话。对国外文学发展的趋势日益敏感，介绍也更加及时。随着我国高校教师出国进修机会的增多，越来越多的教师有机会接触外国文学批评的第一手资料。受国外文坛活跃的学术气氛的影响，我们的教师认为有必要及时地把国外文学批评的最新动态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九五”期间，刊登在《外国文学》、《国外文学》、《外国文学评论》等专业文学刊物上的大批评介、译介性的文章正是这些教师努力的结果。收集成册的评介国外文学批评的代表作有王逢振主编的《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和盛宁的《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评》。外国文学的研究已开始摆脱纯文学的束缚。“九五”期间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有一批研究人员自觉地遵循文化的概念，努力摆脱旧时经院式纯文学研究思路的束缚，开始研究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文化等跨学科的课题。这种将文学作品与孕育它的那个时代的人文文化结合起来研究的做法，使我们的研究人员开阔了思路，对作品的剖析也有了新的视角。王守仁的《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和何云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是这一尝试有代表性的成果。对外国文学翻译的研究已开始受到关注。外国文学的翻译从实质上来讲是一种比较研究，即对一种文化的语言揣摩和研究之后，用另一种文化的语言进行表达、阐述的再创造。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九十年代以来，大批外国文学作品被译成中文：当代作品被及时地介绍给中国读者，不少经典作品被多位、甚至数十位译者反复“重译”。虽然，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在近十年来发展很快，但是译文的质量确实很令人担忧。这里既有翻译的实践问题，也存在理论方面的问题。翻译批评是为了解决文学翻译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发展起来的新的学科分支，而南京大学的许钧则是这一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他的《翻译思考录》、《中国翻译理论与实践》（与王克非合作）等专著和论文是我国学者首次对翻译批评系统论述的成果。高校外国文学教材初见规模。由于我国高校外国文学的研究与教学的紧密关系，教材建设始终受到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的关注。九十年代初，外国文学教材建设的重点是编写外国文学史和文学选读本。“九五”期间教材建设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沿用了多年的外国文学史教材面临修订的任务，以适应外国文学发展的趋势；近十年来推出的一批外国文学史专著由于资料新、观点新，更成为高校外国文学史课程的首选教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购买在中国的重印权后出版的原文版外国文学名著更为外语院系的外国文学课提供了原文教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组织力量编写了一套（共11种）原文的通用语种文学选集，现已推出西班牙、拉丁美洲、俄罗斯、韩国等四种，陆续要出版的还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阿拉伯等。由于篇幅大（每册近千页）、涵盖面广（选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因此，非常适宜作为高校外语院系的文学课或阅读课教材。这套文学选集丛书的出版填补了我国在外国文学教材方面最大的空白。 (二) 我国高校外国文学研究的优势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人员除分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和上海等省市的社科院外，主要集中在高等学校――高校的外语院系、中文系和外国文学研究机构。我国高校的外国文学研究队伍具有以下优势：我国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的数量之多是其他研究机构所不能比拟的，已成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主力军。由于高校的教学必然涉及外国文学的各个领域，因此，高校的外国文学研究的涵盖面非常广，成果的覆盖面也很广。高校的科研基本上是服务于教学的，所以，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选择的课题更倾向于解决有实践价值的问题。由于高校的研究队伍相对稳定，经过十几年的努力，部分重点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等已形成了年龄、学历结构合理的外国文学研究群体，其中的一批资深教授已成为全国外国文学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中青年学者已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研究方向。借助于各级外国文学学术团体，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之间的学术交流更直接也更频繁，开始出现了资源共享、合作搞课题的好势头。 (三) 高校外国文学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虽然“九五”期间文学史类的成果很多，但是由于缺乏宏观调控的手段，课题重复很多，造成了较大的人力和财力的浪费。再加上大部分仍是个人项目，研究力量分散，缺乏如《中国通史》那样的巨著。个别文学史类的成果有“著书不立说”之嫌，即以西方出版的文学史为蓝本编译而成。在研究方法和学风上还存在着浮躁情绪。对热点课题、热点作家，趋之若鹜，而难点问题、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空白则无人问津，受到搁置和冷落。有些评论缺乏理论的深度，仅仅停留在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之上。对于国外外国文学研究最新动态的了解仍然滞后，许多介绍性文章仍为译文，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对国外的文学理论往往缺乏具体、认真的分析鉴别，而是生搬硬套，盲目引用。外语院系的教师和中文系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教师之间缺乏交流和合作，他们仍分属各自的学术团体，停留在各自的圈子里，部分中文系的教师外语水平较低，无法阅读外国文学的原文，只能依赖于外国文学作品和国外评论的中文译本，常常受到译文的误导而曲解作品的涵义。二、“十五期间”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十五”期间，外国文学研究的总体趋势应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但是，作为新千年的第一个五年，面临着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对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发展的回顾和总结将是“十五”期间的首要任务。进入新世纪之后，外国文学研究将更加关注二十世纪文学进程的特点、思潮和流派，而时间上的这一距离也使我们有可能对刚刚过去的这一个世纪进行比较客观的总结。加强对于外国文学理论的研究。理论研究一直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近十几年来，虽然国外的文学理论通过译作和评介文章已被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但是，至今仍缺少系统的研究，更不用说做到为我所需，为我所用。这种局面亟待扭转。加强外国文学研究中的自主性。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这方面我们已有相当显著的成就，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如何将对外国文学的研究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推出一批具有独立创见和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将是我们今后的主要研究课题，其成果也是中国评论界、学术界对世界文坛做出的最大贡献。摆脱传统的经院式文学研究方法的束缚，提倡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多元化。遵循文化的概念，研究文学与人、文学与语言、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文化等跨学科的课题。在研究方法上要兼顾传统的研究方式和人类学、结构、符号、价值等新方法和新视角。避免重复劳动，加强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薄弱环节的研究工作。如对非主流国家文学的研究、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对戏剧、诗歌的研究、对文学翻译的研究等等，都亟待进一步加强。三、“十五”期间研究的重点领域和内容 (一) 加强外国文学学科建设高校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特点就是科研为教学服务，为学科建设服务。虽然，外国文学史和外国文学选读课已在大部分高校的外语院系和中文系开设多年，但是，许多高校的外国文学教学工作仍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因人设课的现象。因此，委托重点高校制定我国高校外语系和中文系的外国文学教学大纲、课程设置和外国文学研究生的培养方案就成了当务之急。同时，外国文学教师队伍的培养也应作为一项委托的任务。由于教师队伍的新老交替，以及近年来报考外国文学研究生的生源欠佳，不少高校出现了外国文学教学后继乏人的现象；在职教师也需要开拓视野，在理论上有所提高。教师进修可采用研讨班的形式，以便在进修学习的同时，加强高校教师间的学术交流。有关学科建设的研究项目包括： (1)我国高校外国文学教材和课程设置的调查报告 (2)国外高校文学课和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调查报告 (3)我国高校外语系和中文系外国文学教学大纲( *重点课题 ) (4)外国文学基础教材和配套的多媒体教学辅助材料 (5)外国文学中译本检索数据库 (6)外国文学研究分类检索数据库 (二) 重点研究二十世纪的外国文学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如果不是世界文学最辉煌的百年，也是世界文坛最活跃的时期。特别是因为我们都曾生活在其中，就对这一文学时期更倍感亲切。由于间隔的时间尚短，而对文学流派的理解往往需要历史的沉淀，才能做出全方位的评价。但是，对二十世纪有重要贡献的作家和有重大影响的思潮进行比较系统的总结，应是“十五”期间的重要任务。当然，强调对二十世纪文学的研究并不意味着忽略文学传统的影响，因为这种渊源关系是不可能割断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的研究项目包括 (1)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 (2)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研究（*） (3)后现代主义思潮与后现代主义文学 (4)二十世纪下半叶各国文学研究 (5)二十世纪小说艺术研究(*) (6)二十世纪戏剧艺术研究(*) (7)二十世纪诗歌艺术研究(*) (8)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重新评价 (9)世界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经验研究 (10)当代外国文学跟踪研究 (三) 加强文学理论研究，拓宽文学研究领域与我国外国文学界对国外重点作家的研究，特别是文学史的研究相比，对外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一直是我们的弱项。“十五”期间，应加大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的投入，组织力量对二十世纪西方重要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潮进行专题研究，搞懂几个问题，使我国的研究人员在这方面真正实现与西方学者的对话与交流。 “八五”、“九五”期间，我们在文学史的研究方面已作了不少投入，也出现了一批可喜的成果。“十五”期间应减少这方面的投入，不支持重复性的课题。但是，对于非主流国家的文学史、断代文学史、主要文学形式的发展史仍可选择立项。除非我们对文学史的理论研究有重大突破，不应在目前鼓励重写文学史，以免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拓宽外国文学的研究领域，首先要填补我国研究工作中的空白，加强薄弱环节。目前，我国在早期文学、非主流国家文学、戏剧艺术研究、诗歌艺术研究等方面仍比较薄弱。另外，我们还应鼓励研究人员将文学作品置于文化的框架中来研究，借助宗教、哲学、历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来分析和研究文学，增强对文学作品的理解。需进一步加强的研究项目包括： (1)外国文学理论专题研究（*） (2)重要文论家专题研究 (3)二十世纪文学批评史(*) (4)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文学 (5)外国文学史评论 (6)外国文学思想史(*) (7)外国文学与中国学生的素质教育 (8)发展中国家文学专题研究 (9)古希腊、罗马文学 (10)欧洲中古文学 (11)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学 (12)戏剧艺术专题研究 (13)诗歌艺术专题研究 (14)小说艺术专题研究 (15)叙事视角研究 (16)宗教与文学 (17)哲学与文学 (18)经典作家专题研究 (19)影视文学研究 (20)西方主要国家中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学研究 (四) 加强中外文学比较研究和翻译批评外国文学引进中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对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的和接受进行研究应该是“十五”期间的一项重点课题。“八五”、“九五”期间，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发展很快，但是现有的研究成果仍不尽如人意。许多成果流于肤浅和牵强，对于两种文化之间在文学上的互补、互证和互识没有太大的促进作用。有关比较研究和翻译批评的项目： (1)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 (2)外国文学翻译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3)二十世纪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 (4)文学翻译与文化交流 (5)文学翻译理论研究(*) (6)文学翻译批评研究(*) (7)当代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8)中外戏剧比较 (9)中外小说比较 (10)中外文化比较

二OO三年4月，美国著名的文学批评理论刊物《批评探索》在芝加哥召开了一次专题研讨会，议题为“文学批评理论”的未来。与会的文学批评理论家面对网络时代给文学批评提出的挑战，提出了文学批评理论探索应该关注的一些新的问题（王宁：2005 3-13），其中之一就是在新媒体迅速发展，因特网以其不可抗拒的力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新环境下，文学批评的理论探索应如何开拓新的领域。这一重要问题也同样摆在中国的文学翻译批评界的面前。本文所要探讨的正是在这个重要问题所涉及的范围内，读者借助网络所提供的特别空间介入文学翻译批评的积极极意义，以及文学翻译批评理论必须应对与思考的有关问题。一、文学翻译网络批评的类型与特点网络批评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词语。网络的开放性和网络文化的普泛化使网络批评应运而生。关注文学翻译的广大读者通过快速而便捷的网络，一方面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内了解到外国文学的翻译与出版情况，同时也可以就翻译及与翻译相关的问题，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与看法，由此而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批评力量。关于“网络批评”，就其广义而言，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借助网络平台传授、扩散原本发表在传统媒体、专业期刊上的大量媒体言论和学术批评文章。二是“网络自身生产的”批评言论。而就其狭义而言，网络批评是指后者，有学者称这种批评，“还仅仅是一种‘泛批评’，一种前批评状态的小情绪，小言论、小感慨……”（黄集伟：2001）“泛”与“小”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狭义的网络批评的基本特征。而对“泛”，我们可以有不同解释，它可以指“宽泛”，也可以指“范畴的不确定”，因“泛”而可能缺乏深度，因“范畴的不确定”而可能导致“不着边际”。至于“小”，则与“大”相对。如果按照传统的理解，唯有严肃的“学术批评”是大雅之堂，是“大写的批评”，那么从消极的意义看，被冠之于“小”的网络批评则有可能因其是“小情绪、小言论、小感慨”而被视为“小敲小打”，“雕虫小技”，甚至从事这种批评的“主体”也有可能戴上“小人”的帽子。就我们的理解，此处的“小”，也可以从积极的意义而论，“小”为“短小”，短少而精悍，与学术批评的“长篇大论”相对，不以系统性见长，而以“针对性”著称。在本文中，我们不拟就“网络批评”作带有感情色彩的是非判断，而试图针对我国的文学翻译批评的现状，就读者利用网络参与文学翻译批评这一值得关注的现象作一理性的分析与思考。近几年来，普通读者借助网络介入文学翻译批评的势头越来越明显，一些在出版外国文学作品方面经验丰富的出版社与实力不可小视的图书销售网络也积极参与，针对相对活跃的文学翻译作品读者群，或开办网站，或设立文学翻译作品评论专页，引导广大读者进一步关注文学翻译作品，就总体的文学翻译或具体的翻译作品展开批评与讨论。读者、出版社和图书销售网络由此而形成了一个以“评论”或“批评”为纽带的互动网，对翻译质量的提高，翻译作品的生产与流通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借助网络而开展的文学翻译批评具有时兴的网络批评那种与生俱来的特点，如黄集伟所总结的“尖锐、及时、放肆、放流”等特点，这些特点与网络的快速性、虚拟性和开放性是紧密相联的。除了这些特点之外，文学翻译的网络批评还有着自身的一些特点，下面我们结合网络批评的形式及实例对其特点作一简要分析。在目前网上展开的有关翻译的讨论或批评，我们发现主要有如下几种形式。一是“引导讨论型”，主要是在有关出版社或图书销售网在其网站开辟的翻译图书评论区内，转载选自报刊杂志的某篇评论文章，引导读者有针对性地发表自己的观点。目前在外国文学翻译作品出版方面比较有影响的几家出版社，都在自己的网站上开辟有翻译图书评论区，如上海译文设有“译文论坛”，在此论坛下，设有“译文论坛交流区”；译林出版社在其“译林网”上，辟有“翻译在线”和“译林图书评论”等。在这些专题区或交流区中，从报刊杂志转贴的文章一般都有相当的理论深度，观点明确，且有启发性。读者结合自己阅读的图书，在这些文章的启发下，往往会跟着发表自己的观点。如上海译文出版社在2003年推出米兰•昆德拉系列翻译作品后，国内读者界反响热烈，不少作家、学者在报刊杂志发表文章，许多网站纷纷转载，由此而带动了许多普通的读者的积极参与。一般来说，凡观点鲜明、批评尖锐的文章在网络中都比较受人关注，跟着发表观点的读者也比较多。如《新京报》发表的一篇署名卡尔文的文章，题目为《对新版昆德拉译本的批评》。此文发表后，几乎国内各大网络均予转载，上海译文出版社在其讨论区也贴出此文，跟贴的读者甚众，由此而掀起了有关译文版昆德拉译本质量的热烈讨论。这种类型的讨论由于是在积极的引导下进行的，讨论的重点突出，读者的评论也比较理性，因此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批评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在这种引导讨论型的批评中，读者的观点和思考可以得到充分的表达，被转载的文章给读者以启发，促进了讨论，读者的观点反过来又开拓了讨论的广度与深度。二是“主题探讨型”，主要是以某部在社会中产生了巨大反响的翻译作品或在读者心目中具有重要位置的外国作家为中心，读者通过网络自动形成了一个类似于俱乐部的松散圈子，就某部翻译作品或某位外国作家展开探讨。应该说，网络的开放性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发表言论的广阔空间，而网络的即时性又为广大读者介入新闻事件和热点话题提供了机会。近几年来，国内的外国文学翻译出版界借助传统媒体与网络的互动，形成了米兰•昆德拉热、《哈利•波特》热和《魔戒》热。在网上，我们可以看到，围绕着有关作品和作家，聚集着相当众多的读者，类似于“米兰•昆德拉俱乐部”、“哈利•波特迷”和“托尔金迷”等主题鲜明的网络讨论区也应运而生。如在一些奇幻文学的网站上，《魔戒》的作者托尔金拥有众多的读者，他们十分喜爱托尔金，由喜爱进而关注托尔金的作品的翻译，结合原文和台湾版的《魔戒》系列，对译林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的《魔戒》系列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批评，如译本对比、错译分析、译文风格探讨和专有名词的翻译原则谈等等，内容涉及到翻译的认识层面、文化层面和语言层面。有的读者在网上发表的批评文章长达万字，如署名Darkamage 的一篇题为《〈精灵宝钻〉第九章翻译的问题》（见译文网“精灵宝钻”讨论网 2004年7月20日）的文章，列举了该章翻译的100余个问题，有对原文的解读，有对翻译的分析，还提出了参考译文，以文本为依据，借助实例展开有理有据的分析，表现出了作者强烈的文学翻译批评意识和良好的翻译素质。又如围绕着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哈利•波特》系列，网上也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有关该系列翻译的批评文字。更具有特殊意义的是，哈利•波利迷们甚至在对人民文学版《哈利•波特》前四部的翻译提出质疑的基础上，不等该出版社引进了版权的《哈利•波利》第五部即《哈利•波利与凤凰令》的问世，便在国内网站上推出了书迷们自己翻译的“网络译本”。这种网络译本是否侵权，我们暂且不论，但由对翻译的“不满”到通过网络推出自己的翻译，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朝翻译批评的“开拓翻译可能性”的目标迈了一步。这一类型的翻译批评有着十分明显的特征：一是主题明确，针对性强；二是出于对作家的喜爱，情感性强，若没有理性的引导，容易出现偏激，如众多网迷就发出了“抵制译林版《魔戒》系列”的强烈呼声；三是所涉及的作家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作品也有着广泛影响，因此主题探讨型的批评也有着不断深入的可能。三是“私语批评型”。这类的批评文字常见于个人开设的网页。互联网所提供的广阔的交流空间似乎在慢慢地使人们的私人空间公开化，连“日记”这种最私密的个人表达形式也开始“网络化”，出现了所谓的“网上日记”。在这类网上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最多的内容是有关个人的阅读感受的，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到对文学翻译作品的阅读、理解与评论。我们曾对最近几年出版的几部外国文学作品在网上进行搜索，发现有相当数量的评论文字，其中是以网上日记的形式出现的。这类的批评不同于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论及的“引导讨论型”和“主题探讨型”批评，因带有“日记”的属性，表达上具有十分明显的“私语”特征：由感而发，娓娓道来，语气冷静，才有偏激。如在2005年6月9日，我们在网上检索到了一位网友于6月6日写的一篇“日记”，题为《由karenin 想起的》，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谈到翻译，目前面临着一个困境。因为一个译本只是译者对作品的解读，做到十分完美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可避免有感情因素的侵入。一个优秀的译者，应该有勇气保留作者原来的词汇而不是单纯追求词汇的丰富化。而这一点恰恰是读者不能评判的。因为大多数读者不可能接触到原文，而会简单地把译文词汇丰富的变化当作译者的成就。而这就给译者一种压力，使得他有时不能把握原则。”（见 jaleo/）。读这段文字，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作者透过冷静的笔调所表现的批评精神，作者对目前某些翻译倾向的看法相当有见地。除了以上三类批评，我们在盛行的各种交流区，也常可搜索到一些评论翻译作品的内容。因为是以聊天的形式展开的，有关翻译的网上交流没有固定的主题，你一言，我一句，大多是对某部翻译作品或某位外国作家整体性的肯定或否定，少有深入的探讨，且缺乏理性，语气比较偏激，我们称之为“流散型批评”：“流”是指话题的流动，不固定，难以集中深入；“散”则是此类的评论大多限于只言片语，散乱，散漫，言散神也散，因此，这类批评少有积极的意义，不在我们关注的范围之内。二、文学翻译网络批评的积极意义与局限在上文中，我们对网络上出现的有关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的批评文字作了大致的分类，并对其特点进行了粗浅的分析，下面我们再深入一步，先看一看文字翻译网络批评到底有着怎样的积极意义。要探讨文学翻译网络批评的意义，我们首先应该明确翻译批评的根本目的何在。近几年来，国内翻译批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对于翻译批评的目的，也有了较为一致的认识。在最近出版的《翻译批评导论》一书中，作者观点十分明确：“翻译批评最根本的目的是提高翻译质量、促进翻译事业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健康发展。”（杨晓荣：2005 21）对这一观点，笔者基本表示赞同，在《翻译论》一书，我们对翻译批评的目的也作了明确的表述：“就翻译批评的目的而言，它并不仅仅在于对具体译作或译法作裁判性的是非判别，更在于对翻译活动何以进行、如何进行加以反思与检讨，进而开拓翻译的可行性，促进翻译活动健康而积极的发展，体现翻译活动具备的各种价值，真正起到翻译活动应有的作用。”（许钧：2003 403）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最根本的一点，那就是翻译批评的目的，在于促进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以此为基本出发点，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文学翻译网络批评的意义加以认识。1．网络批评的广泛性有助于促进更多的读者关心与理解翻译。我们都知道人类的翻译活动历史悠久。“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翻译都是一项极其古老的活动。事实上，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语言的翻译几乎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两个原始部落间的关系，从势不两立到相互友善，无不有赖于语言和思想的交流，有赖于相互理解，有赖于翻译。”（谭载喜：1991 3）确实，翻译活动在人类的文化交流中一直在广泛地进行着，且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历史上却很少得到世人的关注。关于翻译的本质、翻译的目的、翻译的作用，普通大众更少有人去思考；至于如何翻译，翻译有怎样的障碍，如何去克服这些障碍，一般的读者也根本不会去问津。但是随着互联网介入到普遍民众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借助网络的便捷条件，一些读者对于翻译展开的评论或对某些畅销的外国文学作品的激烈批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们去关注翻译，认识翻译，思考翻译，把人们对翻译的认识和理解逐渐引向深处。而随着普通读者对翻译活动的不断关注，原本基本上不把翻译问题纳入到自己研究视野内的一些学者也开始把目光投向了翻译活动，以他们所在的学科的理论来关照与研究翻译问题。如针对目前翻译界出现的“翻译质量危机”，我们发现在“译林图书评论”的交流区内贴有邱华栋的一段话：“文化是一种积累，翻译又是一种文化间的对话，而如今出现的一些翻译现象完全可以说是在金钱驱使下的文化对话的谋杀行为！”此语言辞固然激烈，但具有警世的积极作用，有助于提高翻译界对自身的警觉，去思考翻译活动有可能出现的对跨文化交流的反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随着网络的普泛化，网上关于翻译活动的批评越多，呼声越高，越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普通读者去关心翻译事业，同时可以促使翻译学界和相关学科的学者开拓视野，去发现有关翻译的新问题，进而加以思考与研究。2．网络批评的不拘一格，有助于丰富翻译批评的形式，作为学术性翻译批评的有益补充。在一般的认识中，人们往往强调网络批评的“放肆”与“放任”，关注的是其不负责任和消极的一面。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普遍读者的积极参与，以批评的目光去发现翻译的问题，提出翻译的问题，恰恰是对翻译事业的一种负责任的表现。而在网络上，普通读者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加入对翻译问题的讨论，更是对传统的翻译批评形式的不断拓展和丰富。从理论上讲，目前翻译理论界对翻译批评的方法的探讨已经达到相当的深度，人们已经不再局限于译文与原文的静态对比的传统的文学翻译批评形式。但从目前一些学术刊物上刊载的翻译批评文章看，可以说更多的还是文本的对比和分析。而对有关翻译的热点问题、对翻译文本的选择问题却关注不够。在网络上，我们发现，翻译批评的视野比较开阔，形式也相当多种多样。特别是在“引导讨论型”的网络批评中，参与者较多，意见交流及时，且持续时间长，既保证了思想交锋与交流的及时性，又有助于批评与讨论的不断深入。而一般的学术杂志，出版周期长，批评少有交锋。即使有，也只是一个回合，难以深入。此外，在网上的批评中，我们既可见到说理充分的长篇大论，又有大量的一针见血的短小“酷评”；既有对译文质量的分析对比，也有对翻译态度的道德评判；既有网友间不同思想观点的相互交流，也有直指出版社或译者的“质疑和批评”。从内容上看，既有对译文“正误性”的是非评判，也有整体性的评价；既有对译文“准确性”的关注，也有对译文“文学性”的强调；既有对翻译界共性问题的讨论，也有对被学术界忽视的问题批评。应该说，形式丰富多样，生动活泼，虽然有的过于尖锐，甚至过于情绪化，观点偏激，但从根本上看，有着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是对翻译批评的有效形式的丰富与补充。3．网络批评的互动性，借助于出版者、译者与读者的直接交流，有助于开拓翻译的可能性，提高翻译质量。在以往的翻译批评中，由于有关报刊杂志所提供的交流空间有限，普通读者很难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更少有机会和出版社与译者直接交流与探讨。而互联网所开拓的广阔的空间则为出版者、译者和广大读者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在上文我们论及的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例子中，无论引导讨论型，还是主题探讨型的网络批评，我们都可以看到出版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如《魔戒》系列的出版者就积极地回应了广大读者针对《魔戒》系列，特别是《精灵宝钻》一书的翻译提出的许多尖锐意见，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一方面听取广大读者的批评意见，一方面对原来的译文进行修改与修订。如译林出版社“在出版社的网站上开设了关于《精灵宝钻》翻译问题的讨论专版，责任编辑对情况进行了公开解释，并欢迎网友提出翻译修改意见。同时，一份征求修改意见的声明也被张贴到一些奇幻文学网站。”（田志凌：2005）批评者与出版者的交流与互动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的意义，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对《魔戒》系列的翻译质量的提高起到了直接促进作用，更在于网络批评构成了对整个翻译出版工作的“群体监督力”，将有力地促进出版者对翻译出版物质量的关注与保证。此外，网友对米兰•昆德拉系列作品和对《哈利•波特》系列作品的翻译的关注和批评，都直接拉近了出版者、译者和广大读者之间的距离，昆德拉作品系列的主要译家之一余中先先生和《哈利•波利》的主要译者马爱农都在不同的场合肯定了网络批评的价值，本人作为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译者，也从网络批评中得到了不少启发。归纳起来，至少有如下三点：一是网络读者的批评犹如一把高悬的达摩克勒斯之剑，有助于出版社和译者端正态度，认真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与出版工作。二是网络批评可以帮助出版者和译者发现存在的翻译与出版问题，有助于翻译与出版工作质量的提高。三是有助于了解读者的心声，开拓出版社和译者的视野，把更多更好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介绍给广大读者，促进翻译事业健康的发展。网络批评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由于网络具有开放性和虚拟性，网络批评也有着与生俱来的一些特殊和局限。从目前我们在网络上所接触的有关文学翻译的各种批评看，其局限性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从众性，跟风现象比较突出。网上出现一个重要帖子，特别是某种具有轰动效应的帖子，网友们容易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纷纷跟帖，人云亦云，缺乏深刻的思考，因此有相当一部分的批评意见缺乏独立判断的品格，使批评的内在品质大打折扣。二是粗俗性，有的批评缺乏自律，出现脏话、粗话，甚至谩骂性的文字。健康的翻译批评应该是与人为善，对事不对人。由于网络具有虚拟性，是个个人匿名与集体匿名的集合体。因其虚拟性和匿名化，网络一方面有利于广大读者积极参与，发表自己的意见，也同时为某些不健康的批评风气提供了滋生的条件。三是复制性，容易产生大量泡沫性的批评言论。网络即时、便捷，易于思想的传播，但同时，追求信息的即时性往往使某些批评过于浮躁，浮泛，经不起理性的检验和时间的考验。网络批评的这些局限和不足，应该引起我们充分的警觉，对之加以理性的引导，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使文学翻译的网络批评朝着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三．关于文学翻译网络批评的几点理论思考文学翻译网络批评的兴起在凸现其积极意义的同时，也暴露了它的局限和不足,从而给译学界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其中的一些问题值得我们从理论的高度加以审视。首先是关于批评主体地位的思考。在翻译批评理论界，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即翻译批评有着某种特殊性，对翻译批评者也有着特殊的要求：批评主体应该精通双语，最好既要有翻译实践经验，也要有较高的翻译理论素养。就其根本而言，对翻译批评主体的这一要求实际上是基于以“原文为中心”的传统翻译观。按照传统的翻译观，翻译是以原文为中心的语言转换，译文是原文的某种“摹仿”，具有从属性。若要对译文作出评价，必须要以原文为根本的参照，因此，不精通原文的人，便没有批评的资格。应该说，随着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也不断深入，传统的翻译观逐渐被动摇。特别是接受美学给予了翻译理论以深刻的启发，在翻译的生产、传播和流通过程中，读者的地位得到了承认，且越来越受到重视，而网络批评的兴起又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正确认识读者批评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思考的空间。王岳川认为：“网络和电视正在改写着当代文化批评的品格，同时也改写着批评主体的身份和地位。尼采杀死了‘上帝’，德里达杀死了‘人’，罗兰•巴特杀死了‘作者’。[…] 接受美学给我们的毋宁就是：读者大于作者，意义的可能性大于意义的原生性。”（王岳川：2004）从以作者为中心到以读者为中心，从一切以原文本的意义为准绳到以读者的阐释为依归，面对这看似冲突的两极，翻译批评必须明确自己的理论立场。我们认为，接受美学强调读者重要地位，并不意味着对作者的拒斥；罗兰•巴特宣称“作者死了”，并不意味着读者可以无视文本的客观存在，对文本加以任意的解释。然而，对于翻译批评而言，问题并不这么简单，普通读者面对的是译文，而从原文到译文则经历了一个理解、阐释与再创造的符号转换过程。问题是：作为面对译文的普通读者，如果他不懂外文，是否可以或有权对译文作出批评？此外，如果不了解原文，不了解翻译活动的复杂过程，读者对译文所作的批评是否可信？是否有着积极的价值？对这些问题，我们的回答无疑是肯定的。从理论上讲，译文一旦进入新的文化空间，便拥有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生命，而面对这一新的生命体，目的语读者自然拥有理解与阐释的权利，评论或批评的权利，因为说到底，译文一旦进入流通领域，文本便呈开放的系统，一切都有赖于读者的参与。如果没有广大读者的阅读理解与阐释活动，那么作为原作生命延续和拓展的译文便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网络批评给予充分的肯定，因为它给广大读者提供了广阔的交流空间，有利于文学翻译作品的传播和流通。此外，翻译过程，不是由原文到译文的一个封闭的语言转换过程，从广义上讲，是一个包括文本选择、生成和传播的复杂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文本的读者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位置，他们针对这个复杂过程中所涉及的任何现象、任何因素所发表的看法或观点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也不失其积极的意义。就此而言，读者作为批评的主体不仅仅是合法的，也是合理的，理应得到翻译批评理论的关注和肯定。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我们在以往的翻译批评研究中，对于读者批评，特别是对在最近几年兴起的广大读者积极参与的网络批评，我们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更没有从理论的高度对涉及文学翻译网络批评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一点，应该引起翻译批评理论研究界的高度重视。其次是关于文学翻译网络批评的有效性的问题。在上文中，对此问题我们已经有所涉及。由于网络具有开放性和虚拟性，读者拥有了无限的交流空间，同时也可以毫无顾忌地自由发表自己的观点。积极交流，畅所欲言自然有着积极的意义，但也因此而出现了一些消极的，甚至不健康的批评行为。我们确实看到，网络批评中存在着大量激烈的言论，情绪化的指责，甚至有伤人格的攻击；此外，还有不少泡沫化的重复信息。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地影响了文学翻译批评的有效性，应该引起翻译批评理论界的警觉。为了保证文学翻译网络批评的有效性，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促进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我们认为翻译批评理论界应采取积极的举措，参与构建多元互动的翻译批评公共空间，具体想法有如下几点：第一，高度关注网络批评，敏锐地掌握网络批评的发展趋势。第二，与有关出版社一起合作，完善译文交流空间。第三，积极介入网络批评，引导读者进行建设性的翻译批评。第四，及时发现网络批评中出现的问题，从理论上加以探讨，指出其危害。第五，充分利用网络的即时性和便捷性，对翻译的热点问题和广大读者关注的翻译现象及时表明立场，发表观点。除了上面谈及的两个重大问题之外，网络批评给我们翻译批评理论界提出的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怎样促进专家批评与读者批评的互动与互补，充分利用批评资源，发挥批评的积极作用；如何通过网络批评，培育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的读者队伍，促进翻译作品的生产、传播与流通；如何针对目前网络批评中存在的浅俗化和宣泄性这两上比个突出的问题，加强网络批评的理性的互动等等。笔者衷心地希望翻译批评理论界能对这些问题能给予积极的关注，进行深度的探讨。

疯狂的追星派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期刊点评文章的特点

50年代-70年代是文学的转折时期：以延安文学作为主要构成的左翼文学，进入50年代，成为主要的文学事实；左翼文学理想的文学形态、推进文学“一体化”的目标努力；毛泽东文艺思想，成为纲领性的“规范”；4、文学写作的题材、主题、风格等，形成了应予遵循的体系性“规范”；作家的存在方式、写作方式、作品的出版阅读与批评等文学活动方式都出现了重大变化。

文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然而，同时又受到政治、经济等其他社会因素的有形与无形的制约。50年代，陆侃如、冯沅君在《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商榷》中提出了文学史分期的“文学标准”与“历史标准”：“没有人否认文学有它自己的发展过程与发展规律，所以文学史的分期首先应该以文学本身演变情况为标准，这是没有问题的。 ”同时指出“认为文学史的现象仅仅受制于文学发展本身的规律，企图把文学的发展看成为孤立的东西，那是反科学的。”[1]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比如“抗战文学”、“ 文革文学”和“新时期文学”这些名称明显地带着政治的痕迹；然而，这种抱怨也并不仅仅来自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乌·韦斯坦因同样抱怨：“近百年来大多数重要的文学运动的名称极少是从文学本身来的。”[2]不仅如此，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往往潜伏着甚至直接反映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规划。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曾经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解释结构。“新时期”伊始，既成的文学史的解释结构受到了明显的挑战。由“文学回到自身”和“把文学史还给文学”最终形成了“重写文学史”的激流。洪子诚说：“在谈到20世纪的中国文学时，我们首先会遇到‘新文学’、‘现代文学 ’、‘当代文学’等概念。这些概念及分期方法，在80年代中期以来受到许多的质疑和批评。另一些以‘整体地’把握这个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或视角)，如‘20世纪中国文学’，‘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近百年中国文学’等，被陆续提出，并好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许多以这些概念、提法命名的文学史、作品选、研究丛书，已经或将要问世。这似乎在表明一种信息：‘新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概念，以及其标示的分期方法，将会很快成为历史的陈迹……为着‘展开更大的历史段的文学史研究’，从一种新的文学史理念出发，建构新的体系，更换概念，改变分期方法，这些都很必要。但是，对于原来的概念、分期方法等加以审察，分析它们出现和被使用的状况和方式，从中揭示这一切所蕴含的文学史理念和‘意识形态’背景，也是一项并非不重要的工作。”他从“当代文学”这一概念的探讨出发，说明了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不断转变而发生的文学史哗变以及概念内涵的转换。“‘当代文学’概念的内涵，在它产生的过程中，就一直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在文学‘一体化’时期，另外的理解不可能获得合法的地位。不过，在‘文革’中，文学的激进力量显然并不强调1949年作为重要的文学分期的界线。在他们看来，‘十七年’是‘文艺黑线专政’，无产阶级文艺的‘ 新纪元’，是从‘京剧革命’才开始的。江青他们还来不及布置‘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史’(或‘新纪元文学史’)的编写，但在有关的文章中，已明确提出了他们的文学史( 文艺史)观。他们很可能把‘京剧革命’发生的1965年，作为文学史分期的界限，把196 5年以后的文学，称为‘当代文学’(当然，更大的可能是另换一个名称)……‘文革’ 后，人们的用以判断社会和文学的标准也遂四分五裂。因此尽管‘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概念还在使用，使用者赋予的含义，相互距离却越来越远。这种变化也有一些共同点，这就是在文学史理念和评价体系的更新的情况下，重新构造文学史的‘序列’ ，特别是显露过去被压抑、被遮蔽的那些部分。40年代后期那些在‘当代文学’生成过程中被疏漏和清除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张爱玲、钱钟书、路翎、师陀的小说，冯至、穆旦的诗，胡风等的理论……)被挖掘出来，放置在‘主流’位置上。‘现代文学’ 与‘当代文学’的等级也颠倒了过来；‘现代文学’不再是‘当代文学’的学科规范、评价标准，成为统领20世纪文学的线索(这为20世纪中国文学和‘重写文学史’的命题所包含)。‘现代文学’概念的涵义，也发生了‘颠倒’性的变化。在写于6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唐tāo@①主编)中，‘现代文学’是对文学现象作阶级性的‘多层等级’划分、排除后所建立的文学秩序。而在80年代，‘现代文学’在一些人那里，成了单纯的‘时间概念’，或者，成为包罗万象的口袋：除新文学之外，‘尚有以鸳鸯蝴蝶派为主要特征的旧派文学，有言情、侦探、武侠之类的旧通俗文学，有新旧派人士所作的格律诗词，还有少数民族地区流传的口头文学，台湾香港地区的文学以及海外华人创作的文学’，还应该装入作为‘五四新文学逆流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文学、沦陷时期的汉奸文学，“四人帮”横行时期的阴谋文学等等’。”[3] 徐源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孕育、诞生、转化的初步探讨》是较早对现代文学的起讫和分期提出疑问的：“中国现代文学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端的，这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其实不然。”他指出，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北京大学等九所院校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阐述现代文学的开端时说：“以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为开端，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文学史，习称中国现代文学史。”又说：“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伟大开端。”“文学革命是‘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方面，是我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学运动的开端。”[4]在同一本著作中，现代文学的开端就有1915年、1917年、1919年三个时间。邢铁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述评》中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从它的起始的时间到它的分期都存在着问题，作为一门学科仍然是不成熟的。他说，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根据社会形态的演进把文学发展的阶段区别为近代和现代，还是把文学自身形态的演进作为区别近代和现代的标准，抑或是二者兼顾；由于标准不一，因之就产生了分歧”。[5] 哈若蕙在《现代文学历史分期之我见》中指出：“现代文学的历史分期需要确立一个什么原则为划分标准，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巡视以往的文学史分期，不外是以政治事件划分(即文学史的分期完全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分期所代替)及以政治标准为依据、兼顾文学标准这两类。显然，如何理解文学史的历史分期，牵涉到文学观念问题。 ”“作为文学史，其发展和演变无疑与社会革命的推进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完全等同，而有其自身的规律。因此，不能将文学视为图解民族史或社会史的文献。”[6]由于新的文学史视角的确立，因此对于现代文学史的发端和分期产生了新的看法。周音指出：“在我们中国，所谓现代文学就是指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到一九四九年第一次文代会召开，这三十年间的文学。这种提法是根据中国革命历史阶段划分而来的。”他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年代应在一九一七年。”[7] 美国学者韦勒克、沃伦在他们所合著的《文学理论》中指出：“大多数文学史是依据政治变化进行分期的。这样文学就被认为是完全由一个国家的政治或社会革命所决定。如何分期的问题也交给了政治和社会史学家去做，他们的分期方法通常总是毫无疑问地被采用。”[8]他们说：“不应该把文学视为仅仅是人类政治、社会或甚至是理智发展史的消极反映或摹本。因此，文学分期应该纯粹按照文学的标准来制定。”“如果这样划分的结果和政治、社会以及理智的历史学家们的划分结果正好一致的话，是不会有人反对的。但是，我们的出发点必须是作为文学的文学史发展。这样，分期就只是一个文学一般发展中的细分的小段而已。它的历史只能参照一个不断变化的价值系统而写成，而这一个价值系统必须从历史本身中抽象出来。因此，一个时期就是一个由文学的规范、标准和惯例的体系所支配的时间的横截面，这些规范、标准和惯例的被采用、传播、变化、综合以及消失是能够加以探索的。”[9]韦勒克和沃伦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初对新文学加以历史的评价的是文学革命的发动者胡适，他在1922年3月写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的第十节“略述文学革命的历史和新文学的大概”使用了朴素的描述方法。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则把文学史视为“载道的文学”和“言志的文学 ”的对立与循环。陈独秀也许是最早明确地用外部的因素来解释文学革命，并且是针对胡适的文学史解释而提出针锋相对的质疑：“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10]1929年出版的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也强调了文学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这个运动不是偶然而有的，也不是全然由几个人凭空捏造起来的，自有其历史的时代的意义。”[11] 1935年出版的王丰园的《中国新文学述评》从社会背景入手来叙述文学变动，把社会政治事件作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突出地标示了“五四运动与文学革命”、“五卅运动在文学上的影响”。他在导言中明确地把文学变迁视为政治变迁的结果。他说：“文学的变迁，往往和政治经济的变迁有连带的关系的。因此，我们要研究五四以来新文学，一方面要知道五四以前的文学的演变，一方面还要从政治经济的变迁中，去探究近代文学的所以变迁之故。”[12]1939年出版的李何林的《近二十年来中国文艺思潮论》，把1917年-1937年文艺思潮的变迁以“五四”、“五卅”、“九 ·一八”这三个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为界划分为三个段落。 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周扬及时地把它应用到新文学史的研究上，而且实际上已经开创了后来新文学史叙述的基本格局和框架。他说：“新文学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分野，是在一定的新经济新政治的基础上，且应新经济新政治的要求而产生，是反映新经济新政治，而又为它们服务的。”周扬将五四以来的文学按照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有关论述分为四个时期：1、1919年-1921年，“五四”运动到共产党成立，新文学运动形成的时期；2、1921年-1927年，从共产党成立到北伐战争，是新文学内部分化和革命文学兴起的时期；3、1927年-1936年，共产党所领导的新的土地革命的时期，革命文学成为主流的时期；4、抗战时期，新文学运动力量的重新结合。本来把文学附属于政治是周扬30年代以来对于文学的一贯的理解：“在广泛的意义上讲，文学自身就是政治的一定的形式，关于政治和文学的二元论的看法是不能够存在的 ……所以，作为理论斗争之一部分的文学斗争，就非从属于政治斗争的目的，服务于政治斗争的任务之解决不可。”[13] 李何林、王瑶、老舍和蔡仪等四人在1951年制定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关于 “学习新文学史的目的和方法”中强调“新文学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14] 1951年出版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直接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作为理解和描述新文学史的依据：“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是从‘五四’的文学革命开始的。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十年来在文学领域上的斗争和表现，用艺术的武器来展开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教育了广大的人民，因此它必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是和政治斗争密切结合着的。新文学的提倡虽然在五四前一两年，但实际上是通过了‘五四 ’，它的社会影响才扩大和深入，才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底有力的一翼的。” 陈思和在《一本文学史的构想》中指出，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把一九一七——一九三三年的新文学运动分作前后两期，以五卅为界，开了以政治事件为文学史分期的先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阶段，文学史著作有多种分期，大多数是以历史政治事件来划分。王瑶的著作最为典型，其分别是以一九一九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一九三七年的抗战以及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来划分，其他文学史著作基本沿用这一分期标准。”[15]新文学史研究兴起的30年代，正是文学社会学和阶级论流行的时候，西方和苏联的文学社会学理论著作和文学史著作大量翻译出版，而新文学界又得风气之先。因此，这种文学史描述的方法自然影响和渗透到新文学史的研究中。由于把文学视为社会生活的反映，认为文学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把社会的发展变化视为文学发展变化的最重要的原因，那么，文学史分期与政治史分期的重叠与接近就是必然的了。支克坚《从新的思想高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最早明确地否定了文学与政治标准的同一性，揭示了文学史与革命史之间不可弥合的裂痕：“长期以来，我们的现代文学史研究工作，花费了许多精力来说明新文学在三十年里，怎样不停地追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步伐前进，文艺思潮和文学运动因此不断出现新特点，作品因此不断获得新思想、新题材……但这里有一个矛盾，就是有些现在大家已经公认为优秀和重要的作品，恰恰并非出自追随革命最紧的作品。这就使得我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出现了‘破绽’… …这种情况无可辩驳地表明，我们研究现代文学史的指导思想存在着缺陷。问题究竟在哪里?看来，是在于一种比较狭隘的文学观念限制了我们的眼光，以致我们不能从应有的思想高度，对现代文学史进行研究。”[16] 80年代以来文学史分期的变化无疑是同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文学观念的变化相联系的，反映在文学史研究中就要求把文学从政治的附庸中解放出来，要求把文学史的分期从革命史分期的附庸中解放出来，“把文学史还给文学”，建立纯粹的独立的文学史的秩序。80年代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观念的转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其“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区分，文学史的研究者要求摆脱文学史的外部的缠绕，还原为“内部研究”，也就是说还原为“文学研究”。1985年，刘再复在《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中归纳“近年来文学研究方法表现出来的趋向”时就把“由外到内”的趋向放在突出的位置：“由外到内，即由着重考察文学的外部规律向深入研究文学的内在规律转移。我们过去的文学研究，主要侧重于外部规律，即文学与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中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例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等，近年来研究的重心已转移到内部规律，即研究文学本身的审美特点，文学内部各要素的相互联系，文学各种门类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律等等，总之，是回复到自身。”[17]罗宗义在《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反思》中说：“ 现代文学研究，在新时期发生了一场裂变。”[18] 王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中强调：“文学史分期应当充分重视文学本身的历史特点和实际情况，而不能生硬地套用通史的框架。”“从理论上说，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当然要为社会存在所影响所决定，每一时代的文学，都不能脱离当时经济和政治。因此，文学史的分期是不能不考虑与之相应的历史分期的。但文学也有它自己的特点，经济和政治对文学的影响究竟何时以及如何在文学上反映出来，要受到文学内部以及其他意识形态诸因素的制约，因此，它的发展过程并不永远是与历史环境同步的……经济基础之外的其他因素，也可以影响到文学的历史进程，使之与历史环境发生或前或后的非同步关系。总之，文学史分期应当充分重视文学本身的历史特点和实际情况，而不能生硬地套用通史的框架。”[19]1982年，唐tāo@①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近况》中提出：“许多人指出，有些现代文学史好像是政治思想史，或者是思想斗争史……其实，文学应当首先是文学，文学史应当首先是文学史。”[20]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编写问题》中说：“文学史就应该是文学史，而不是什么文艺运动史，政治斗争史，也不是什么思想斗争史。”“简单地讲，文学史就是要讲文学现象的发展变化。” 陈思和说：“文学创作是人类的一种活动，它既来源于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又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有其自身的历史继承性与发展逻辑。根据社会发展史或者政治史来划分文学的时期，无法准确地体现文学发展规律。现代文学史的分期不一定要与现代政治史的分期一致，文学有自己的道路，它的分期应该是作家、作品、读者三个方面进行综合考察的结果。”[21] 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他们指出：“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从‘内部’来把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有机整体性，不容忽视的一项工作就是阐明艺术形式(文体)在整个文学进程中的辩证发展。”同时，他们指出：“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22]他们一方面强调要从文学内部来把握文学史的进程；然而，另一方面实际上“文学现代化”和“汇入世界文学”等概念却又是一种非文学的历史价值标准的预设。 20世纪80年代“重返自身的文学”以“重写文学史”运动达到巅峰。《上海文论》198 8年第4期开辟了“重写文学史”的专栏。陈思和阐述道：“‘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并不是随意想象的结果，近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确实走到了这一步……这在当时是出于拨乱反正的政治需要，实际却标志了一场重要的学术革命……这种学术活动不是技术性的，它包含一种从思维方法到具体研究的革命，即是用实证的方法来修正原先由于政治偏见而对文学史所作的篡改和歪曲。”“它并不是对一些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具体地说，‘重写文学史’首先要解决的，不是要在现有的现代文学史著作行列里多出几种新的文学史，也不是在现有的文学史基础上再加上几个作家的专论，而是要改变这门学科原有的性质，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的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23] 早在80年代初，对于文学史的分期就提出了不同的构想，但是这种分期仍然建立在有关社会性质的论述之上，而不是由于文学的诉求。但是，他们对文学史分期的看法却和后来“重写文学史”运动不谋而合。邢铁华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源于中日甲午战后， ‘五四’并非它的发端。如果从1894年到1949可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完整的一段，那么它就有了五十五年而不是三十年。这一阶段从社会性质来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从时代精神来说，是反帝反封建；从文学现象来说，前后绵密相延，不可分割。而‘五四 ’正是作为中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前后两个时期。前廿五年是现代文学的萌芽和发展期，后三十年是现代文学的壮大和成熟期。前廿五年是旧民主主义文学，后三十年是新民主主义文学。从关系上说，后三十年是前二十五年必然的发展，应该同属‘现代’ 的范畴。”[24]陈学超提出“关于建立中国近代百年文学史研究格局的设想”，“将鸦片战争以后八十年的文学史和‘五四’以后三十年的文学史结合起来，建立‘中国近代百年文学史’”。[25] 1987年，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出版，其《绪论》体现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思想。然而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并没有摆脱社会学的论述模式，“20世纪中国文学”仍然被看作是20世纪社会变革的产物，也因此注定了它在分期上无法突破原来的格局。黄修己评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说：“只要看看《三十年》中每一阶段的具体论述，就知道以1927、1937为界，其实还是踩到政治革命的辙印上了。而第三个十年不止于1947，而要延长到1949，还是因为要把新文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告一段落。把新文学分为三个十年，未见在分期问题上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他还进一步指出：“原因也很简单，上述各位作者都坚持从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的视角去考察新文学。而只要承认文学的发展演变是受社会生活变动的影响、制约，则无法回避新文学与中国政治革命步调相近的关系。”[26]黄修己指出，以政治来分期，不仅是大陆50年代以后的学者是如此，在50年代以前，也都是以政治来分期，任访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政治色彩最为淡薄的，但也仍然是以1926年、1931年、1937年为界，仍然是以政治事件来作为文学史的分界。不仅如此，在意识形态对立的海峡另一面的台湾，在分期上也与大陆学者并无多大区别。因为他们认为“不管在那一个阶段，新文学总是与时局的变化和民族的祸福有很密切的关系，感时忧国的时代精神，贯穿了整个新文学发展史”。[27] 所谓“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中国新文学的整体观”是在现代化的视角下产生的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认识。陈思和指出：“‘五四’以来，中国政治生活屡生巨变。人们习惯于以政治标准对待文学，把新文学拦腰截断，形成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学科概念。这是一种人为的划分，它使两个阶段的文学都不能形成各自完整的整体，妨碍了人们对新文学史的深入研究。”[28]樊骏说：“和只是孤立地着眼于作品的思想内容的作法联系在一起的是，过去一般只注意反帝反封建的主题和题材，把这看作是现代文学的根本的特点，以此作为考察评价现代文学的基本线索和根据。这自然是十分重要的方面；但是“五四”文学革命给中国文学带来的不只是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和主题，它所引起的变革要远为丰富宽广，包括了文学语言、文学体裁、表现手法的创新，新的文学观念的建立，直到具有新的人生观、世界观的作家的涌现等。它们都很难一概归入反帝反封建这个政治命题之中。所以过去那种理解限制了我们的思路和视野，很多需要研究的课题被忽略了，不少有益的因素被贬低了，研究的范围和评价的标准都显得有些狭隘。”“近几年有些同志提出研究‘五四’以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过程和经验。这是一个范围和含义都要宽广得多的命题，既包括了反帝反封建的线索，也可以包括上面提到的其他几个方面的内容，因而能够较为全面地认识和评价这段文学历史。”[29]实际上，“新时期”以来，“文学现代化”作为一种新的现代文学史的评价标准已经悄悄取代了《新民主主义论》所曾经确立的评价标准。“文学现代化”取代了“新民主主义文学 ”和“社会主义文学”：“就文学史来说，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性质诚然是重要的，但它仅只能说明了文学的思想内容的一部分，即政治内容；并没有包括例如伦理、友谊等其它思想内容，更不能包括文学本身的艺术特征；它只能说明意识形态的共同属性，而不能说明文学本身的特点，因此它不能作为文学史分期的依据和界线。现代文学史的起点应该从‘现代’一词的涵义来理解，即无论思想内容或语言形式，包括文学观念和思维方式，都带有现代化的特点。它当然可以包括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性质和内容，但‘现代化’的涵义要比这广阔得多。”“既然建国以来的文学和从‘五四’开始的现代文学有其一脉相承的发展线索，那么就应该考虑现代文学史的讫止点是否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界线……如果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考察，即不仅只从政治内容的范畴，而且从思想到艺术全面地考察的话，两个历史阶段的连续性是十分重要的……现代文学史应包括建国以来的文学历史，不能只讲到1949年。”[30]实际上，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区分被统一到了新的现代化的政治实践的“整体”之中。然而，需要辨析的是，王瑶和樊骏对于“反帝反封建”以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这一现代文学史的评价标准的非难是一种误解，是由当时的话语条件所制约的一种可能是有意的误解。他们没有认识到，不论是“反帝反封建”，还是“新民主主义论”，都不是一种简单的政治评价标准，而是一整套的意识形态，不仅包括了“新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伦理、友谊等其它思想内容”，而且也包括了“文学语言、文学体裁、表现手法的创新，新的文学观念的建立”。也就是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理所当然地包含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规范，也即包括了一整套的现代政治、经济、道德、文化和文学规划。毛泽东高度评价的“五四”，它的核心内容就是科学和民主，就是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所谓现代化方案中的一种。实际上，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从根本上是通过也许是有意识的、策略性的误读，引入“现代化”的评价标准，来突破新民主主义的评价标准，扩大和拓展现代文学的范畴，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当“20世纪中国文学”“打通”了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之后，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内部的分期结构并没有改变。而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由“20世纪中国文学”所取代，则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学实践被“ 现代化”的文学实践所取代的结果。正是因为“现代化”的概念，才产生了“中国新文学的整体观”，使曾经分裂的现代(新民主主义)文学史和当代(社会主义)文学史在“现代化”这一新的意识形态之下得到了重新整合。也就是说，从根本上来说，80年代

《文学评论》是文艺学类综合期刊，学术等级最高，权威荟萃；问题是这样的刊物往往因为辐射面广和学术巨头间的利益平衡而几乎不可能在一个具体方向和具体专题上提供充分的研究资源。所以，专研中国现当代文学，就不能冲着刊物的名头来。《文艺研究》就更加泛化，甚至不止文学，还包括其它艺术门类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则局限于现代中国文学，与当代无关；并且向论文的史料价值倾斜，略感沉闷。推荐以《当代文坛》、《当代作家评论》、《诗探索》和《小说评论》为主要参照，深入中国现当代文学。本人是高校教师，且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从业者，不打诳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