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录曹文轩的作品是因为文笔很优美、经过了二三十轮审查才决定的、该结果为教育部审定、并非单独的出版社可以决定、作为编者会听取各方面的批评意见等，但是网友认为回应过于官方，对此并不买账。
刘国林 男，汉族，1951年6月出生，林西兴隆庄乡人，中专文化，中共党员，现任林西县统部镇外贸冷冻厂经理，县政协委员。 刘国林中学毕业后，从事邮电和食品加工工作，曾担任邮递员、县食品厂业务股长等职。1989年他辞去工作后，利用自己熟练的业务管理技能，在五十家子镇承包了肉食加工冷冻厂。刘国林承包当年库存肉食量就达十五吨左右，成为远近闻名的专业户。1992年，刘国林根据市场需要又在县城建一处容量达一百八十吨肉食的冷冻库，年产值达二百万元，同年又建成一处纸箱包装厂。由于他善于经营，管理得当，经济效益逐年递增。他并不满足于现状，在统部镇又建立一处规模较大的活畜市场，这项工程总投资八十余万元，为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他自己富了，也时时不忘国家和当地群众，密切配合政府工作，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每年向国家和社会捐资达二万多元。他积极参政议政，每年向政府上交提案三到四份。他积极进取，勇于拼搏，用他的话说：“只有奋斗才能生存”。所以他时时在拼搏着。
我觉得很正常，因为语文是所有学科中相对简单的。
有必要的。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更多的去了解一些中国的文化，而且注重发展我们的文化。
可以
语文老师不会写求职信？那还当语文老师？还是自己写把。实践工作的第一步。
如果你是应届毕业生，那么求职信主要写这样的几点：1、毕业院校，学历2、在校期间担任过什么职位3、获得过什么奖励4、有什么特长，擅长什么5、今后工作的决心。 如果你已经能够有经验了，那就更简单了，只要写你有几年经验，主要做过什么职位。例如班主任之类的，获得什么荣誉，主要说工作后的，教学成绩怎么样，等等。记住，不要写太长，没有用人单位愿意花很多时间看长篇大论的，简明扼要最好！祝你成功！！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有一句名言，“语文天生重要”。之所以说语文天生重要，是因为语文学习不仅仅可以获得语文知识、语文技能，而且与人的精神、情感塑造，以及对提高人的整体素质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语文学习要有一种大语文理念。这种理念在10多年前语文报社就已经提出，并实践着，其结果是语文报的发行量突飞猛进，一越而成为“中华第一语文报”。全国100多位语文特级教师参与编写的《新读写大语文》丛书中，大语文的理念始终贯穿全书。所谓大语文，即视野的最大化、知识的最大化、能力的最大化和境界的最大化。通过系统的佳作阅读与写作训练，汲取精华，掌握方法，提升自己的语文能力，进而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培养高尚的思想情趣与人生追求。 以往的教学实践与语文助学读物，基本都将读与写割裂开来，看成是两张皮，认为读就是读，写就是写，学生很难通过阅读来提高写作水平，在写作过程中，也很难通过写作来检验自己的阅读效果。在《新读写大语文》丛书中，通过知识点的设立将阅读与写作结合在一起。《语文报》社总编辑、《新读写大语文》主编蔡智敏用24个字来概括这套书的特点：“由读悟写，由写悟读；读写互动，融会贯通；领悟方法，升华思维”。丛书的所有栏目都是围绕这个特点设置的。从知识点概说到阅读双轨道，再到读写立交桥，从习作示例到比较评析，再到能力自测，这是一个从读到写的全过程。通过这种有意识的训练，读者就会实现由读到写的跨越。 丛书中所选用的大量范文中，包含了丰富的知识，如果仔细阅读，读者不仅可以领悟到读写技巧，还可以领悟到关于人生、关于自然、关于社会等方方面面的知识。无论是作家的作品，还是学生的作品，都可以引导读者进入一个新的人生境界。因为语文的外延与人生的外延是一致的。 《新读写大语文》丛书没有人为地设置一些概念化的主题词，将成人的观念与理想强加给学生，同时也避免了语文助学读物中的一种怪现象，即编写者只按照自己的观点来选文，然后根据教学大纲来设计练习题，全然不考虑教者与学者是怎样想的。这种现象演变的最终结果是，编写者们费劲编出的助学读物，学生们却十分茫然，不知道如何把编者们设计的这道丰盛的精美大餐消化掉，变成自己的语文素养与技能。《新读写大语文》丛书强调的是与读者面对面的交流与沟通，是从读者的角度出发，将语文素质教育与应试能力结合起来，更具有针对性与可操作性。
是温儒敏编造出来的
后记和开头都有
尊敬的教科书编辑老师：您好！请允许我把您称作指南针，因为当我们从小学那条小溪进入初中这条茫然的大河之中，有您编成的教科书为我指明方向，能够在初中这条大河中遨游。在这一套教科书我尽情的吸允了许多好的事物，让我性情得到陶冶，让我意志逐渐坚强，让我领略了文学之美，体会语言之精粹。好处之多言无不尽，寥寥无言，以表我对编者您所编的书之欣赏与之认可。然而人无完人，对您所编的书有几点拙论敬希采纳。如难采纳也人之常情。许多课外好的知识，如作者的奇闻异事，体现作者的品格的事不够全面，有很多没有。还有许多名人名言。应多写出或在一单元后或课文后让我们能够体会更于了解作者，了解课文内容和中心意思。另外， 能够有一些古氏插画更好。看了国宝档案，我对许多国宝的身世十分感兴趣，我相信中国儿郎没有不爱祖国的吧？能够再补充些历史人物的经历简介更好。祝工作顺利，身体健康此致敬礼 一中 中学学生 孟
收录曹文轩的作品是因为文笔很优美、经过了二三十轮审查才决定的、该结果为教育部审定、并非单独的出版社可以决定、作为编者会听取各方面的批评意见等，但是网友认为回应过于官方，对此并不买账。
并不是这样的，因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语文课本就是最好的体现。
真的是变得更难一点的。因为现在的孩子接触到了很多的知识。所以他们学的东西普遍会更加难一点。
部编版高中语文教材一共全套教材共5册。其中必修教材分上、下2册，选择性必修教材分上、中、下3册。必修教材每册8个单元，覆盖7个学习任务群；选择性必修教材每册4个单元，覆盖6个学习任务群。另外，教材设计了4个独立的“古诗词诵读”版块。部编版高中语文教材使用：2019年9月起，部分省市普通高中起始年级将开始使用思想政治、语文、历史统编教材，其他省份也将陆续全面推开。其中，语文教材共5册，分为必修教材上、下册，选择性必修上、中、下册，共选入古代诗文67篇（首），占全部课文数（136篇/首）的3%。普通高中语文教材总主编、北京大学教授温儒敏表示，其中，一部分是课文，一部分是课外古诗词诵读，背诵数不是很多，高中要求背诵的古诗文只有20篇，如果以三年来算，平均每个学年六七篇。
我觉得学生真的太难了，上学真的太辛苦了。
[编辑本段]中华书局总编辑 籍贯江苏扬中，1961年生。1983年7月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同年到北京中华书局编辑部工作，历任助理编辑、编辑、副编审、编审。1991年起，主持古典文学编辑室工作，历任副主任、主任。2001-2003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2003年8月，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2010年5月，任中华书局总编辑。业余从事唐代文学和敦煌文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主要论文 《王勃行年辨证》，《文史》第27辑，中华书局，1985年 《新辑唐人佚诗甄辨》，《古籍整理情况简报》第201期，1988年 《敦煌词辑校四谈》（与柴剑虹合作），《敦煌学辑刊》1988年第1～2期 《试论"许浑千首湿"》，《文学遗产》1989年第1期 《敦煌本〈珠英集〉考补》，《文献》1992年第4期 《敦煌本张祜诗集二种》，《文献》1993年第2期 《孟浩然诗中的"是正字"》，《文学遗产》1993年第3期 《王重民〈补全唐诗〉二种校补》，《北京图书馆馆刊》1993年第3～4期 《敦煌学郎诗作者问题考略》，《文献》1994年第2期 《敦煌P3619唐诗写卷校录平议》，《社科纵横》（甘肃）1994年第4期 《敦煌本〈山僧歌〉缀合与S5692蝴蝶装册的还原》，《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94年 《敦煌P3597唐诗写卷辑考——兼说"白侍郎"作品的托名问题》，《文献》1995年第3期 《〈庐山远公话〉的篇尾结诗》，《文学遗产》1995年第6期 《敦煌写本唐人诗歌重出互见综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珠英集》，傅璇琮主编《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书评：《敦煌本唐集研究》（张锡厚著），《唐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S373诸山圣迹题咏诗钞辑考》，《敦煌文学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敦煌写本〈李峤杂咏注〉校疏》，《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诗渊〉所收唐诗误署考》，《北京图书馆馆刊》1998年第2期 《唐五代长沙窑瓷器题诗校证——以敦煌吐鲁番写本诗歌参校》，《唐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关於"禅门秘要诀"——敦煌释氏歌偈写本三种辑考》，《吴其昱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 《新见俄藏敦煌唐诗写本三种考证及校录》（与荣新江合作），《唐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敦煌文学作品整理本提要》，《书品》2000年第3期 《敦煌先唐诗考》，敦煌遗书发现一百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甘肃敦煌）论文，2000年7月 专著 《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6月出版。本书以写本叙录与作品辑校相结合的方式，对敦煌诗歌作品进行比较全面的清理。上编《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共厘定诗集、诗钞63个，诗1401首；下编《敦煌遗书诗歌散录》辑录散见於经头卷尾和僧俗杂写中的零散诗篇524首（句）。二者合计1925首（句），是迄今为止收录最全的敦煌诗歌作品集。 [编辑本段]陶瓷艺人 【姓名】：徐俊 【年代】：现代 【家乡】：江苏·宜兴 【类别】：紫砂壶艺人、陶瓷艺人、工艺师 【代表作品】：华玉壶、浪花壶、金瓜壶 等 人物简介 徐俊，工艺美术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江苏省陶瓷行业学会会员，优秀中青年陶艺家。 1973年生于紫砂村制壶世家，自幼耳濡目染，工艺美术专业毕业后开始紫砂壶艺的制作和创新，得到多位名师指导，博采众长，师古而不拘于古，时有新品问世，被业内行家称为陶瓷新秀中的一匹骏马，多次参加全国性（国家级）工艺美术评比屡屡获奖。这位有潜力的陶艺家，作品入编《宜陶人》、《收藏家》、《壶魂》、《第四、五、六、七届国家工艺美术大师精品集》、《中国当代紫砂名人》、《壶论》、《宜兴紫砂》、《收藏指南》、《茶园盛世》等大型专业书籍。 个人荣誉 1995年2月 创办“紫泉坊”工作室 2001年9月 作品《祥瑞壶》入编北京《收藏家》杂志 2001年10月 参加第二届中国（天津）书法艺术节 2002年9月 《紫泉坊作品》第一辑出版 2002年10月 作品《旭茂提梁壶》、《汉云壶》、《四季如意壶》、《友栏壶》入编《泥陶人》 2002年11月 作品《友栏壶》入编《国家工艺美术大师精品集》（第四卷） 2002年11月 参加《第四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展》，作品《友栏壶》、《鱼跃龙门壶》获铜奖 2002年11月 参加《中国华东工艺美术精品展》，作品《旭茂提梁壶》获银奖 2003年3月 参加《全国工艺礼品博览会》，作品《一品清廉壶》获银奖 2003年3月 作品《紫泉壶》、《梨形壶》、《笑樱壶》、《井栏壶》入编《壶魂》 2003年4月 《紫泉坊作品》第二辑出版 2003年10月 参加《中国首届中国陶瓷艺术展》，作品《语系列——闻啼壶》获铜奖，《朴玉壶》获铜奖，《四季如意壶》获优秀奖 2003年11月 作品《石泉壶》入编《国家工艺美术大师精品集》（第五卷） 2003年11月 参加《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博览会》，作品《石泉壶》获银奖，作品《丰润壶》获优秀奖 2004年1月 参加《上海首届浦东紫砂文化博览会》，作品《古韵壶》、《竹段壶》获金奖 2004年5月 作品《旭茂提梁壶》、《莲子壶》、《掇子壶》、《秦权壶》、《井栏壶》入编《紫砂中青年英才集》 2004年7月 作品《心语壶》、《石瓢壶》、《金瓜壶》、《扁腹如意壶》入编《壶论》 2004年8月 作品《石泉壶》、《竹段壶》被南宁市博物馆收藏 2004年9月 参加《第二届中国无锡·太湖博览会暨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展》，作品《雪岩壶（红顶壶）》获银奖，《汉扁壶》获铜奖 2004年11月 作品《如意小樱壶》、《丹凤朝阳壶》、《石瓢壶》、《古韵壶》、《红顶壶》入编《茗壶赏析》 2004年11月 参加《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博览会》，《八风壶》获创新艺术金奖，《玉泉来珠壶》获传统艺术金奖，作品《丹凤朝阳壶》获银奖，《金瓜壶》获铜奖 2004年11月 作品《玉泉来珠壶》入编《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精品集》（第六卷） 2005年1月 作品《语系列——闻啼壶》、《红顶壶》、《丹凤朝阳壶》、《四季如意壶》、《汉扁壶》、《玉泉来珠壶》入编《中国当代紫砂艺术》 2005年4月 被江苏省郑板桥书画院特聘为艺术顾问 2005年4月 作品《鱼跃龙门壶》、《旭茂提梁壶》、《朴玉壶》、《四季如意壶》、《石泉壶》、《语系列——闻啼壶》入编《中国紫砂第一村》 2005年5月 参加《中国陶都——宜兴国际陶艺研讨会暨陶艺展》 2005年7月 作品《圆通壶》、《八风壶》、《石泉壶》、《金瓜壶》入编《宜兴紫砂图录》 2005年8月 《紫泉坊作品》第三辑出版 2005年9月 作品《清心壶》、《丰润壶》、《石瓢壶》、《如意桥顶壶》入编《收藏指南》 2005年9月 作品《圆通壶》、《石泉壶》、《石瓢壶》、《大井栏壶》入编《紫砂壶艺》 2005年11月 《紫泉坊壶艺》画册由上海画报出版社出版 [编辑本段]京剧老旦演员 徐俊，女，京剧老旦。北京市人。生于京剧梨园世家。父徐菊华，母徐菊敏。 从小受家庭艺术的熏陶，13岁考入沈阳京剧院少艺班，专工老旦兼彩旦，在学戏期间先后得到迟喜珠、哈洪斌、张筱贤先生指教，为自己的艺术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3年6月参加沈阳京剧院工作，198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5年4月退休。曾在1987年被授予市“三八”红旗手称号；曾荣获第六届辽宁戏剧“玫瑰奖”等奖项。 多年来，主演了大量的传统剧目，如《杨门女将》、《遇皇后》、《打龙袍》、《辕门斩子》、《李逵探母》、《移花梦》、《雏凤凌空》、《锁麟囊》、《荒山泪》、《窦娥冤》、《碧玉簪》、《八珍汤》、《破洪州》、《秦香莲》、《赤桑镇》等，以及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平原作战》、《沙家浜》、《红灯记》、《龙江颂》等。在多部剧目中，她还能兼演彩旦，如《孔雀东南飞》等；他主演的现代京剧《儿女传奇》演出四百余场，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在中南海为中央首长专场演出时，受到领导的赞扬，1986年该剧被拍摄成戏曲艺术片在全国发行放映。20世纪90年代以来，复排的现代京剧《红灯记》演出百余场，为沈阳京剧院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做出了贡献。 表演特色 她在继承老一辈艺术家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特长的表演艺术道路。她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有一副好嗓子。演唱中她不但嗓音洪亮，而且韵味醇厚。演戏必须演人物是她的表演艺术标准。准确把握角色的内在心里。用心去刻画人物。调动一切艺术手段为剧中人物服务。多年来，演出的众多角色都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忘怀，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优秀品质 她对艺术事业兢兢业业，精益求精，呕心沥血，积极探索；在退休期间，为传承培育京剧新人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她培养的学生在京剧界已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她顾全大局，为人正派，团结同志，平易近人，谦虚谨慎，艰苦朴素，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党的文化艺术事业，是一位深受群众尊敬和喜爱的“德艺双馨”人民艺术家。 在40余年的艺术生涯中，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她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和人民的艺术事业鞠躬尽瘁，奋斗不息，是一位献身于党的文化艺术事业的忠诚战士。 生平 为国家一级演员徐俊同志。2008年在北京逝世，享年60岁。 出生：1950年2月，农历庚寅年 逝世：2008年7月31日，农历戊子年六月廿九日，3时 [编辑本段]安徽省立友谊医院急诊科主任 个人简介 徐 俊 男，副主任医师 安徽省立友谊医院急诊科主任，1983年毕业于蚌埠医学院医学系本科，毕业后从事骨科临床工作13年，1993年又在省骨科专业进修班学习一年。 特长 在诊治骨科常见病、多发病及疑难病症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熟练掌握各种外伤、急危重病例的抢救技术，擅长四肢骨折、脊柱骨折内固定、髋关节置换等各类骨科手术。《脊柱骨折椎弓根螺丝钉内固定导针运用体会》等论文在国家级医学杂志发表。 [编辑本段]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所副研究员 个人简介 上海中医学院推拿专业毕业，留校执教至今。师承沈国权等教授，从事推拿功法手法的教、研、医工作。近年来，开展了推拿防治老年性骨骼肌衰弱的临床与基础系列研究。参与或负责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上海市教委等各级多项课题，获上海市科学技术成果。任全国推拿学会推拿功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上海中医药学会推拿学会干事。 特长 擅用中医推拿传统手法结合功法治疗颈、肩、腰、腿等部筋伤，以及慢性疲劳综合证等多种机体失衡性病症，并积极采用传统推拿功法进行常见病、多发病的康复养生指导。 [编辑本段]上海市数字娱乐在线CEO 个人简介 徐 俊 男，高级网络管理员，江苏常州金坛人，1987出生，从事网络管理员工作5年，2008年又在上海和陈斌创建上海数字娱乐在线（网络点卡销售平台）。 特长 在网络管理,网络销售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陆费逵，字伯鸿，1886年生于陕西汉中一个官宦家庭。从小就由其母教授经书。因此旧学功底较为深厚。 戊戌变法后，陆费逵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新学传播运动。1906年春，日知会正式成立，陆费逵任评议员。同年秋，他辞去书店职务，与张人杰(张静江)、冯特民共同接办汉口《楚报》，并担任主笔。不久因作文反对粤汉铁路借款密约，忤逆潮广总督张之洞，又论五大臣出洋被炸事，揭示伪立宪无济于事，受到查封。1907年1月，湖北军警封闭日知会，逮捕刘静庵等人，陆费逵逃过搜捕，只身逃往上海，在昌明书店上海支店任经理兼编辑。此后他即走上了教育、文化救国之路。 当年冬天，陆费逵改任上海文明书局襄理。其间，他常与商务印书馆的代表高梦旦一起出席上海书业公会的活动。当时陆费逵年仅2l岁，但他面对高梦旦等出版界前辈，常常侃侃而谈。高梦旦虽说见多识广，但陆费逵这样的青年才俊并非随处可见。他向张元济推荐陆氏，张对陆的才干也是大为赏识。 1908年，在高梦旦重金聘请下，陆费逵转入商务印书馆任国文部编辑。第二年，他晋升为出版部部长兼《教育杂志》主编。高梦旦想使陆费逵对商务印书谊更加忠诚，不仅在待遇上对他备极优厚，更将自已的侄女许配给他为妻。 当过教师，又主编过有关期刊，陆费逵对教育理论颇有研究。他曾在《教育杂志》上连续撰文，宣传教育救国论，认为“教育得道，则其国强盛”，主张缩短教学年限，减少课时和注意实利教育，对旧教育制度提出过一些中肯的改革意见；并主张大力推广新式教科书。同时，他还建议整理汉字，主张简化汉字。1910年中国教育会在北京成立，他曾为该会起草章程。这时他不再侈谈“革命”，但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仍极为倾心。 19l1年秋天武昌起义发生时，还未满26岁的陆费逵深信革命必成，适逢商务印书馆资金周转不灵，营业一时萎缩，陆费逵认为这是他实现个人抱负的天赐良机，便乘机与同人沈知方、戴克敦、陈恭协等发行所职员秘密计划，筹集资会2．5万元，计划另创书局。与此同时，他约聘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解聘和留所编辑人员，暗中编写新教科书。一切准备就绪后，他即脱离商务印书馆，另行开辟了一方新的天地。二 1912年1月，陆费逵与沈知方等合伙创设中华书局，他任局长，沈任副局长，戴克敦任编辑长，沈颐任小学部主任，姚汉章(作霖)任中学师范部主任。中华书局的成立，是我国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的产生，是辛亥革命的直接产物。 陆费逵脱离商务而自立门户，用当时价值标准来看，他的举动很对不起商务诸君如张元济和高梦旦，而且，他离开商务时，带走了一大批编辑、出版人才，对当时的商务，不啻是雪上加霜。但如果考虑到多年前市场竞争的惨烈、民族资本发展的艰难，就会觉陆费逵的行为也是无可厚非的。 中华书局一成立，就立即对商务印书馆发起挑战，并将矛头直接对准其势力范围——教科书营业。陆费逵的准备工作极其出色：早在商务印书馆时期，他就积累了一套编辑、印刷、发行的经验，并对商务印书馆内部工作流程甚为了解。1912年春节开学前，他们编的《中华新教科书》已经印成，初小国文第一册以临时政府制定的五色国旗作书本封面，使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上的黄龙旗黯然失色。其内容更是丰富，先后陆续出版小学课本44种，中学和师范课本27种，包括其中大量的新制教科书，还有很著名的《大学用书》。 商务印书馆原有的教科书本是适应袁世凯（本站注：此处似误，应为“满清”。袁世凯称帝是在1915年的事，在中华书局成立初期的1912年，商务印书馆原有教科书是不可能适应袁世凯帝制时代而出版的。）帝制时代的，这时要一下子改变内容，实在是难以转舵。商务印书馆战线长，影响大，在迅速赶超潮流上很难比得上新兴企业。而中华书局却轻装上阵，它的中、小学教科书一问世，立刻以强劲无比的动作，几乎独占了当时国内教科书市场。从此，中华书局与称雄多年的商务印书馆在书业竞争中成为劲敌，这种“双雄会”的局面持续多年。这时，陆费逵年仅26岁，可谓年轻气盛，不可一世。 陆费逵是一位热心教育事业、深具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进步资本家，至少在早期是这样(前中华书局总编辑李侃言)。在他主编的《中华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和《中华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课文中，就有“我国旗，分五色，红黄蓝白黑，我等爱中华”等爱国和民主共和的思想内容，比之旧的教科书，还在歌颂清朝的什么“我朝自开国以来，列圣相承，谟烈昭垂”等气味陈腐、不忍卒读的内容来，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心胸为之一爽。三 因发行教科书，中华书局赢得了厚利，至1916年已有分支局40处，职工总计千余人；同年建成印刷分厂和5层大楼的总店。各省凡商务有分馆的，中华也必有分局。所不同者，商务的分馆都由总馆派人前往经营，事事听总馆指挥；中华因资本远不如商务雄厚，故与当地士绅合资开设分局，分利于人，这也易于在地方上开展业务，并保持较持久的竞争力。到1917年上半年，中华书局的营业额已超过100万元，设备上也有很大进步。 当时国内教科书市场的竞争极其激烈，发展到利用政治力量的程度。当时北京政府内阁常有变动，每次教育总长更替，商务和中华都设法跑“公关”，走上层路线。在范源濂任教育总长时．由于他曾经担任过中华书局的编辑所长，所以自然是中华占上风；而在和商务关系较深的汤尔和等人任总长时，商务又反过来占了上风。 在中华书局初占上风之后，商务印书馆不甘落后，新编一套《共和国教科书》，同时将以前的那套教科书加以修改重编，开始恢复中国“书界至尊”的荣光。 商务和中华的竞争长达十多年，直到沈知方另创的世界书局以及大东、开明、北新书局加入教科书竞争时，才改变了两家对峙的局面。 中华书局设有出版部，但只是一个偏重事务的机构。关于编辑方面的出书计划等多由编辑所和总经理主持。中华编辑所成立于民国初年，首任所长为范源濂，前后主事4年。其后，戴克敦继任所长9年，陆费逵兼任5年，出版家舒新城自1932年起任所长。 范源濂(1875—1927)，字静生，湖南湘阴人。曾历任民国赵秉钧、段祺瑞、靳云鹏内阁多届教育总长和后来的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是清末民初教育界大有影响的人物。他与蔡元培关系极好，在上海曾与蔡合组中华职业教育社，陆费逵也曾参与其事。蔡元培进京入长北大也是他的主张。1913年1月，他因对袁世凯和赵内阁的所作所为有所不满，从教育总长任上挂冠而去，前往上海，不久即被求贤若渴的陆费逵聘为编辑所首任所长。在文教领域，范氏威望素著，交游广阔，这对当时高级人才紧缺的中华书局来说，可说是如虎添翼。任职期间，他在陆费逵的通力支持下，聘请老朋友梁启超、王宠惠至中华编辑所，编辑中学、师范新教科书。编辑队伍庞大齐整，实力雄厚。当然，如果详细审视，中华书局编辑的数量和业务水平，比之商务印书馆尚有不小差距，但在视野的开阔、气魄的宏大上，中华书局毫不逊于老对手商务印书馆。 陆费逵又与各地绅商协议合作，在北京、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地设立中华书局分局。1914年10月，陆费逵任上海书业商会主席。1914年到1916年间，他拉拢唐绍仪、王正廷、范源濂、梁启超等宦海名流、学界巨子为中华书局董事，将中华书局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这反映了陆费逵的深谋远虑，在出版经营上的确有过人之处。 在用人方面，陆费逵能够做到人尽其才。他让梁启超主编《大中华》杂志，并出版《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和《中华妇女界》等刊物，名闻全国，被称为“八大杂志”。 在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多种杂志中。以1915年创刊、梁启超任主任撰述的《大中华》和1933年创刊的《新中华》影响较大。前者在政治上虽偏于保守，但在鼓吹开明、伸张正义方面毫不逊色，对袁世凯帝制自为和北洋军阀统治的腐败，多有所抨击；后者在政治上倾向进步，主张抗击侵略和推进民主，因此更受欢迎，不少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为它撰稿。这些以不同读者为对象的杂志，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丰富社会精神生活、促进学术研究等方面，都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同时通过这些杂志，也使读者、作者与书局的联系趋于密切。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中华书局在编印各种教科书的同时，很注意出版少年儿童读物。1914年创办《中华童子界》《中华儿童画报》，1922年又出版了《小朋友画报》。在多种少儿读物中，以《小朋友》内容最为丰富，也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好评和重视。 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书籍，在中华书局的出版物中也占了相当比重。例如，1918年出版的马君武译卢梭《民约论》，1920年开始出版的《新文化丛书》和1930年开始出版的《社会科学丛书》等等，都堪称经典之作。1921年出版李达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这种书籍在它的出版物中比重极小，但是对于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一定作用。这里面，都凝聚着陆费逵的心血，更反映了他作为一个进步出版家的深邃眼光和博大的包容心。 在文学艺术方面，中华书局在1922年出版了我国最早的新体诗刊《诗》，1936年出版了张闻天的《青春的梦》，李颉人的《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1939年又出版了他的《大波》。在介绍世界文学名著方面，先后出版过田汉翻译的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郭沫若翻译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在美术方面，1932年出版的《齐白石画册》《徐悲鸿画集》、刘海粟的《世界名画集》，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陆费逵还自办印刷所，添购机器，新设总厂分店，增设发行所，盘入文明书局与民立图书公司，一时间营业极是发达，年赢利额超过100万元。到1916年为止，印刷厂拥有大小机器数百台，分店近20处，这时，中华书局成了国内第二家华资大书局。除商务印书馆外，无出其右者。四 1916年，中华书局迁入新落成的发行所。第二年，陆费逵想再招股140万元，合成200万元，以同商务相等，但事与愿违，只筹到100万元，不够运用；加上副经理沈知方远走高飞，效仿陆费逵当年的举动，另创世界书局，成为出版界的一支劲旅，以致中华书局资金搁浅。陆费逵不得已，竟然考虑与老对手商务印书馆协议归并。当时，中华出盘给商务的草约已成，后经王文濡(字均卿)等人努力，得到常州大资本家吴镜渊(有伦)投以巨资，才得以取消草约。同年12月，中华书局改组董事会，由吴镜渊派俞仲还为驻局董事，吴自为常务董事；陆费逵却被董事会卸去局长职务，责成司理局务。 1919年到1921年，中华书局经过扩充设备，营业重获发展，陆费逵又担任了总经理。在他主持下，增刊《解放与改造》《学衡》《少年中国学刊》《中华书商月报》等杂志，又于青岛、九江、梧州、兰州、香港等地增设分局。1926年，中华书局资本增至200万元。1929年，陆费逵在上海创办中华教育用具制造厂，制造教育文具、仪器，经营范围日益扩大。此时，中华书局在国内仍属于一流的出版大企业，但与商务印书馆之间的差距却拉大了。 1930年，孔祥熙担任了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长。陆费逵为取得孔系支持，迎孔人中华书局任董事长。此后，中华书局逐渐扩大经营规模，拓展业务范围，开始大规模承印国民党有价证券及小额钞票，成为国民政府的有力“助手”。它在上海澳门路建筑新厂，扩充印刷所。在总公司的统一管理下，设有编辑、事务、营业、印刷4个所，并设有藏书60余万册的图书馆。1926年起，开办中华书局函授学校。1932年，商务印书馆因上海“一二八”事变遭受巨创，中华书局乘机填补空白，营业更加发展。1934年在九龙新建最新设备厂一座，这样中华书局就拥有两个印刷厂。无论是印刷设备，还是技术条件，中华书局不仅在全国，就是在东亚地区，也是首屈一指。 1937年春，中华书局资产扩充为400万元，年出版书籍1000余种，营业额约千万元，全国各大、中城市及香港、新加坡设分局40余所，沪港两厂职工共达4000人，是当时国内少有的、规模巨大的出版企业。 中华书局在校印和影印古籍以及编辑出版各种工具书方面，也作出了相当的成绩。1921年，在陆费逵主持下，开始排印聚珍仿宋版《四部备要》(5集)。第一集出版之后，陆费逵于1924年lO月为之撰写了《校印四部备要缘起》。这是一套内容比较完备、方便适用的大型古籍丛书。从1934年开始，又影印《古今图书集成》，此书分800册。陆费逵在《影印古今图书集成缘起》中称它为“洋洋大观之中国百科全书”。 中华书局还出版过不少综合性和专业性的工具书。其中比较重要、流传较广、使用价值较大的有1915年出版的《中华大字典》，1919年出版的《实用大字典》，1915年开始编辑、1936年出版的《辞海》，1937年出版的《外交大辞典》《经济学大辞典》，1940年出版的《中外地名辞典》等大部头书籍。这些工具书虽然不无缺陷，但是它们都曾起到应有的作用，有的至今仍然具备相当参考价值。 陆费逵随着中华书局的发展而声名愈著，历任上海书业同业公会主席、中法大药房董事等职。 1936年，陆费逵在上海创办保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1937年夏，他参加蒋介石在庐山召集的谈话会。在抗日战争期间，还连任国民参政会第一、二届参政员。五 陆费逵精明强干，秉性刚毅。在经营上，他惯于独揽大权，办事果断，有超人的魄力。他担任中华书局局长、总经理，还曾兼编译所所长及发行所所长等职。在当时的中国出版界，像他这样具备全面的领导才干和高超的办事能力的人才，的确罕见。他虽然掌握出版大权，但在出版的图书中，“总编”、“主编”一栏却很少挂他的名。与一般成功的企业家相仿，他善于用人，并且信任不疑。 在中华书局创办和发展过程中，陆费逵聘请、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相当出色的经营管理和编辑业务人才。除了他自身外，这些人中比较著名的有戴克敦、陈寅、姚汉章、沈颐、丁辅之、吴镜渊、范源濂、高时显、舒新城、张相等等。他们或者是出版家兼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或者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或者是有才干的经营管理人，日后都为中国的民族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中华书局上海总厂和编辑所停工，陆费逵将大部职工遣散，而将部分机器运至九龙扩充印刷厂，将总局迁至昆明。陆费逵也由上海迁居九龙，主持香港分局的营业。上海剩余部分机件由吴叔同经管。1939年以美商永宁公司名义维持营业。 1941年7月9日，陆费逵病逝于九龙寓所，终年55岁。遗著有《教育文存》(5卷)、《实业家之修养》《国民之修养》《青年修养杂谈》、《妇女问题杂谈》和教科书多种。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中华书局 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的出版机构之一。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创立，创办人为陆费逵。初系合资经营，资本二万五千元，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1913年设编辑所，陆续编辑出版《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童子界》等杂志和大型汉语工具书《中华大字典》。1915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自办印刷所，增设发行所；翌年资本增至一百六十万元，职工达千余人，继商务印书馆之后成为国内第二家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1917年，因资金周转不灵，几至停业。经多方设法，营业重获发展。此后，除编印出版教科书和各种图书杂志外，还于1929年创办中华教育用具制造厂，制造教学文具仪器；1932年扩充印刷所，1933年在九龙新建印刷分厂，1935年在上海澳门路建成印刷总厂，购置先进印刷设备，既印本版图书，也承印地图、邮票、香烟壳子以及政府的有价证券、钞票、公债券等。到1937年春，资本扩充至四百万元，在全国各地和香港、新加坡开设四十余个分局，年营业额约一千万元，进入全盛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陆费逵赴香港，成立驻港办事处，掌握全局重要事务；上海方面由常务董事舒新城等主持日常事务，设在公共租界的印刷总厂以“美商永宁公司”的名义维持营业。1941年7月9日，陆费逵在九龙病逝。随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领导核心内迁，在重庆设立总管理处。此间，仍然印制教科书，编辑出版各种图书杂志。抗战胜利后，总管理处迁回上海，印制教科书的业务虽迅速恢复，但图书杂志出版业务逐渐陷入困境。从创立至1949年的三十七年间，先后编印出版了《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辞海》、《饮冰室合集》等重要书籍，卢梭《社会契约论》、达尔文《物种原始》等重要译著，以及几十种杂志，在学术界颇有声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5月，中华书局实行公私合营，总公司迁至北京，同时在上海留有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1958年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同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中华书局被指定为该小组的办事机构，成为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图书及相关的学术著作、通俗读物的专业出版社，承担着国家级古籍整理的基本项目。历经20年时间，组织整理、出版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被公认为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工程。相继编辑出版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文》、《全唐诗》、《全宋词》、《古本小说丛刊》、《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资治通鉴》、《文苑英华》、《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册府元龟》、《清实录》、《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大藏经》等一大批古代文史哲经典文献。陆续推出的重点丛书如“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中华史学丛书”、“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新编诸子集成”、“中国佛教典籍选刊”、“道教典籍选刊”、“理学丛书”、“学术笔记丛刊”、“古逸丛书三编”、“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等，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基本典籍。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陈垣、王力、钱钟书等著名学者的学术著作；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学术集刊、文史类期刊《文史》、《文学遗产》、《书品》等，在学术界、读书界、教育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近年来，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方面，中华书局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先后出版了《左传译文》、《论语译注》、《孟子译注》、《庄子今注今译》、白话《资治通鉴》、白话《续资治通鉴》、《通鉴故事百篇》、《新编千家诗》、简体横排本《二十四史》、简体横排增订本《全唐诗》、《全宋词》，以及1981年创刊的《文史知识》、1998年复刊《中华活页文选》（成人版、高中版、初中版、小学版）等，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尽一份力。在传统学术和古籍整理方面，中华书局拥有雄厚的人才资源，已故著名专家学者如陈乃乾、徐调孚、宋云彬、杨伯峻、马宗霍、金灿然、赵守俨等，在中华书局的发展过程中起过巨大的作用。现有工作人员中，高级职称占27%，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20人，绝大多数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其中周振甫、李侃、傅璇琮、程毅中等先生在古籍整理及学术研究上均卓有建树。中华书局以她一流的作者、一流的编辑出版人才和高质量的出版物享誉海内外，是最能代表中国古籍、学术著作出版水准的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