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制度分析非国有化水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一个非国有经济逐步发育壮大的渐进式改革，一个地区非 一、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制度分析 非国有化水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一个非国有经济逐步发育壮大的渐进式改革，一个地区非国有经济份额的不同反映了其受制度影响的差异。一般来说，某地区非国有经济份额越高，表明其受集中计划体制控制和影响的范围越小，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也就越高。理论上讲，一方面，非国有经济由于硬的预算约束，其效率比国有经济高：另一方面，非国有化可以打破国有经济的垄断，从而降低国有经济的X——无效率。因此非国有化作为制度因素可以决定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到1994年，东部沿海地区的国有企业份额已降至小于33％，而中部地区的比重为5％，西部地区则高达70％；在工业总产值中，东部沿海地区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比例为3∶7，而中西部地区为6∶4。可见，所有制结构在东西部地区的差异，必然对区域差距的扩大产生很大影响。 市场化与开放程度，这反映了经济增长制度环境的变化。我国改革的渐进性决定了市场化进程和开放程度具有渐进性质。市场化程度作为制度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由两方面决定：一、市场化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就决定了不同区域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二、市场化程度提高可以加速要素流动，区域经济增长在不同市场化层次的区域因要素吸纳能力的差异而不同。据有关调查，从我国市场发育的完善程度看，其中市场发育水平排在前14位的省份中沿海地区就占了12个，其中广东省的市场化指数居全国之首，为2％；而西部的青海省则为最后一位，市场化指数仅为8％。1991年，东部地区的出口依靠度为08％，其中广东已达28％，而西部地区只有72％。 至于对外开放程度，在体制改革之初，完全是由制度因素决定的，随着体制改革深化，开放度的差异受制度因素的影响在减弱，但最初的开放度差异所决定的经济增长制度环境的差异和影响不可能很快消除，因而开放度也成为一个制度变量决定着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理论上讲，其一，参与国际分工的不同可以影响一个区域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水平和治理水平，沿海地区由于便利的开放条件和较高的开放水平，技术进步的速度大大快于内陆地区；其二，出口企业的效率由于受国际竞争的影响而比内销企业高。而至1994年，我国东部地区的开放度已达到83％，而中西部分别仅为54％和45％。这样，开放程度作为制度因素影响了经济活动空间的扩展、技术外溢和治理水平的提高，从而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差异。 制度变迁方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 一方面，我国改革模式是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的渐进改革模式，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综合体。由于东西部制度变迁方式不同不可避免地产生区域性时滞。我国改革试点大都选择在东部地区，作为制度创新主体的东部地方政府、企业、个人往往在原有制度边际上“打擦边球”，追求自身潜在利润最大化，而中心政府然后根据个别省、地区的边际制度创新所得经验推而广之，这本身已形成制度变迁的区域性时滞。建国后向中西部地区偏移的经济发展战略使计划经济对其影响相应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中西部的部分制度需求，这使中西部地区在接受改革以来强制性制度供给的“消化和吸收”中，有很大不适应。中西部对旧制度强大的路径依靠必然会使现有制度的所得利益者力图阻碍制度变迁，从而与新制度摩擦成本也较大。而东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沉淀相对较浅，建立新制度的实施成本要小于新旧制度替代的摩擦成本。这样，东西部制度变迁由于各自的成本不同也造成区域上时滞，从而带来了东西部差距扩大。 另一方面，东西部不同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也影响了区域经济增长速度，东部一直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科技、教育、文化水平较为先进，人们的商品经济意识较为浓厚，法制观念、开放意识较强，对新观念、新思想的接收较快；而西部地区大都为闭塞落后的地域，科技文化水平落后，市场经济意识较为薄弱，封闭、保守思想、狭隘观念受落后的传统文化底蕴的“遗传”较多，这样人们对新观念，新思想接受能力较差。正是由于东西部这种具有内在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不同从而也生成东西差距的扩大。 总之，在区域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一定条件下，外生的制度因素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非传统因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这迫切需要制度创新来协调区域经济增长、缩小差距。 二、以制度创新促进西部大开发 非国有化水平、市场化程度和开放程度等制度变量是转型时期经济增长区域差异的显著决定因素。要缩小和消除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加快西部大开发，可供选择的路径必然是加快西部改革与制度创新的步伐，要以提高西部地区利用市场的机会和发展的能力为目标，扩大对外开放的层次和水平，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建立和完善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市场，深化西部农产品价格和流通体制改革，促进地区间专业化程度，使西部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 发展地区立法，保持政策的一贯性的连续性。地区发展的立法，比地区政策具有更强的体制性协调功能。从国外地区发展的经验来看，一系列的区域政策，包括区域资助的重点等，都是根据这些法律和法规建立和提出的。英国区域政策的开端就是来自于“非凡地区法”，以后区域政策的发展基本上就是一系列有关立法来实现的。原联邦德国也非常强调区域政策的立法化，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区域经济政策的法律和法规，如“联邦区域规划法”、“区域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改善区域经济结构的共同任务法”、“联邦区域规划纲要”等，我国西部的大开发，也需要一系列比较详尽的法律和法规来加以保证。 加快西部非正式制度变迁步伐，鼓励组织，个人进行制度创新。中西部地区，由于地理区位影响，社会文化特征长期处于一种较为封闭的环境中自我循环，很难及时和轻易接受外界的新生事物和信息。因而努力提高西部地区的教育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建立开放的劳动力流动机制，移风易俗，加强信息工程建设，是加快非正式制度变迁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制度变迁中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相容性的重要途径。同时，由于目前西部地区制度变迁的主体是政府，依靠政府强制性推动的制度变迁难以满足西部对自身潜在利润的挖掘，从而形成制度供给的“瓶颈”，因此，在努力调整财产关系同时，要鼓励国有和非国有经济组织，地方政府，个人进行制度创新，满足制度服务要求，突破制度供给的“瓶颈”。 总之，经验表明，假如只注重对不发达地区的财力援助，而忽视其制度改善，其结果是不尽人意的。战后意大利各届政府为开发南部花费了巨大的力量，投入了庞大的物力和资金，但南北差距仍然很大，之所以如此，从根本上说，就是制度变革不彻底，多方面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进步。而一些在开发落后地区中取得较好成效的国家，都很重视对该地区的制度改善。如西班牙在不发达地区开发中都辅以一定的社会改革，以便使结构、资金、组织更合乎现代化要求。英国政府在援助不发达地区时也注重于解除一些不利于受援地区经济发展的限制，逐步在那里形成新的有活力的经济，增强了对资金和熟练工人的吸引力。因此，促进西部大开发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西部地区加大改革开放力度，转变思想观念，创造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提高政府机构和经济治理部门的服务水平和办事效率，使西部地区的优势充分发挥，以吸引东部地区和海外资金等要素流入，假如西部地区的制度变革滞后，市场经济发展不起来，那么对西部的政策倾斜和转移支付最终将蜕变为保护落后的手段。
我时常望着太阳落下的方向发呆，上面是绚丽的云霞，下边就是我梦归处--祖国大西北。梦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在这时方能得到和谐的统一。 小时候就知道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从电视上隐隐看到那西部的森林、山川、冰雪……在我心中，她始终是那么的神秘，可望而不可及。悠扬的古乐一吹吹了几千年，吹出了祖国西北的灿烂文明，也吹来了我那悠悠的梦想。一切都那么新奇，可一切又那么遥远。我只有在心中编织着自己的西部梦，梦着那千年古树，还有那吐着红芯子的、吓人的大蟒蛇……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西部也有了大体的了解。那里有悠久的文化和多样的资源。那辉煌的布达拉宫，那憨态可掬的大熊猫，那高原之舟大牦牛，那丰富的矿产，可一切都因为交通不便，可想可叹而不可及不可看。于是我四处搜寻资料，满足那膨胀的欲望，可得到的却了了无几。雪上加霜，我对西部又加上了一层忧愁、一层期望、一层力量，我发誓要到西部去。 现在，火车、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缩短了我与西部的距离。高科技的电脑网络可模拟去西部观光，和历史老人面地面交谈。西部大开发的号召，更使我周围笼罩着“西中”的浓厚的空气，我的愿望快能实现了！于是我对西部变得特别敏感，只要是关于“西部”，哪怕只有一个字，也会吸引我的目光。我借此来慰藉自己的心灵，但坐下来闲着时，空虚之神还是时时叩击我那脆弱的心，使我觉得好像了。 “明天就告别家乡，踏上西部之路。”我下定了决心。七点整，在家里看最后一次新闻联播，一篇名为《学好本领，西部创业》的报道吸引了我：“西部大开发需要科技、需要资金，但是需要的是人才，西部正在建立自己的人才机制，一句话，这片沃土要高科技人才来开发……”希望对你有帮助。
就西部大开发嘛，论点是风火山隧道
就西部大开发嘛，论点是风火山隧道
一、西部生态环境的现状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的提高，提前实现了本世纪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但是近20年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由于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利用，西部生态环境有恶化的趋势，严重制约着西部经济的发展。正是由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但是西部生态环境极其脆弱，如何在开发西部经济的同时，以可持续的方式建设西部的生态环境，是关系西部大开发成功与否的关键。敦煌生态的恶化已呈加剧之势，人类奇观月牙泉面临干渴的危险。生态环境的恶化再次向人们敲响了警钟。据专家介绍，缺水导致的沙漠化加剧了莫高窟文物保护的难度。在莫高窟现存492个洞窟中，已有一半以上的壁画和彩塑出现了起甲、空鼓、变色、酥碱、脱落等问题。历史明确记载了许多绿洲和城市被掩埋在百尺黄沙之下的例子：已经被黄沙取代的丝绸之路西出阳关以后的路段，还有现代人尚且知道的楼兰古国、罗布泊……，以及已鲜有人知的且末、精绝、若羌、寿昌……这些绿洲、古城大都因为河流挟带大量泥沙、上游破坏植等原因被毁灭。古楼兰的消失是最有代表性的，当鄯善的居民兴修水利，迫使孔雀河、塔里木河不复流入浦昌海，造成水源断绝，楼兰被弃时，一处闪烁在丝绸之路上的绿洲终于消失。据笔者调查得知，敦煌天然林由建国初期的２１９万亩锐减到现在１３０多万亩，减少了４０％；胡杨林仅存１４万亩，减少了６７％；可利用草场减少７７％，且现存草场不同程度地存在沙化和盐碱化的现象。敦煌的湿地以平均每年２万亩的速度在消失；土地沙化面积以每年２万亩的速度增加。青海湖是我国内陆最大的淡水湖。湖西北角已被10多平方公里的沙丘包围，湖区的沙滩盐渍化严重，鸟岛周围满目黄沙。鸟岛在20多年前还是一个湖中孤岛，1978年成为三面临水的半岛，而现在已成为离湖岸几公里的陆岛了。湖南部黄河段，草场向荒漠化的发展趋势明显，退化面积迅速增加。海晏县青海湖畔的沙龙已经向湟水河谷移动，根据6年前的数字，青海湖周边区域内现有沙漠化面积3万公顷，天然灌木森由以前的34万亩锐减为现在的14万亩。敦煌、青海湖只是西部地区生态恶化的一个缩影。可喜的是，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西部地区又是长江、黄河等重大江河的发源地。上游的生态环境恶化直接危及中下游的生态安全。近年来,长江、黄河水灾不断,主要原因就是中上游地区林草面积减少,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破坏,涵养水份能力降低。据不完全测算,贵州、四川、重庆每年流人长江的泥沙量有6亿多吨,占长江上游输沙量的六成多；每年冲走的泥沙使河水变浑,水质变坏,使河床渠堰淤高阻塞,河道扩展,河水泛滥,不少耕地冲毁不能复耕,万年形成的沃土,被洪水毁于一旦。 我国西北地区又是全球四大沙尘暴区之一，是现代沙尘暴高发区。甘肃省除了绿洲之外有沙漠戈壁和沙漠化土地1 428．9万公顷，占全省面积的31．8%，环绕绿洲而形成的风沙线长达1 600公里，并广布在千里河西走廊……从青藏高原到河西走廊,从云贵高原到八百里秦川,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草场退化,林木减少,荒漠化和水土流失加剧的现象。我们拥有的极其脆弱的西部生态环境正在危及着全国生态环境改善的大局。二、西部生态恶化的原因西部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就是：自然因素和人为破坏。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破坏自然法则。人类文明的历史是人类杜会同大自然相互作用,共同发展和不断进化的历史。在中国,从远古对大自然的顶礼膜拜到五十年代末对“人定胜天”的自信和对“科学技术”的推崇,进一步到“天人台一”可持续发展观的确定,是一个艰难的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过程,每一步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方面要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则制造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的结局换取的。（1）自然因素：由于大部分西部地区降水稀少，异常干旱，湿地的水源上游又进行截流开发，造成河流断流，再加上全球气候变暖，整个祁连山和阿尔金山的雪线逐年升高，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祁连山地的冰川大幅度退缩，有些地区退缩速度每年达16米以上。因此，发源于祁连山地的各内陆河流出山径流量逐年减少，已由20世纪50年代前后的55亿立万米，下降到20世纪末的56亿立万米左右，减少了17%以上。（2）人为因素：据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资料统计，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疏勒河、党河上游建坝截流，地处下游保护区段河水断流，因失去滋养水源，湿地萎缩，天然植被衰退，灌丛大量枯死，河流沿岸胡杨林失去再生能力。如内蒙古自治区与甘肃省酒泉交界的地方，有个小镇叫额济拉旗，那里成片成片的胡杨林死亡就是活活的例子。其二是超量开采地下水，致使地下水补排失衡，地下水位急剧下降。据敦煌水利资源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建国初期与1998年相比，地下水净补量减少了5亿立方米。比如，敦煌的阳关镇被誉为我国的“第二个葡萄沟”。近些年由于葡萄价格的一路飚升，阳关林场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并将大片防护林砍伐种植了葡萄，使敦煌的沙化面积不断扩大，沙尘暴逐年增多，人们的生存环境受到极大挑战。 这些由人为原因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现象在我国西部的陕西、宁夏、内蒙等地屡见不鲜。这些都与人类的生存环境背道而驰，破坏了人类生存的基本的法则，必然要受到大自然的报复。经济学家认为,环境和整个经济是不可分的,环境恶化不是扶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基于某些社会的经济的原因。在中国,长期以来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加区别,认为发展即是增长。改革开放后,国家对西部地区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能源原材料基地、粮棉基地和交通、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扶贫开发。这些开发无疑推动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是,这种主要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能源作为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具有浓厚的政府行为和计划经济的色彩。近几年随着国家提高粮食价格,内蒙古、甘肃、新疆、宁夏等地又出现了一股开荒热,真正的荒地开垦所剩无几,拖拉机开进了林地和草场。所有这些对西部生态环境均造成了极大损害。三、要实施西部大开发必须与西部生态环境同步发展应采取以下方面措施：实施西部大开发,将生态做为西部开发切人点的决策是科学和现实的,因为西部的生态环境已极其脆弱且又危及着整个中国的生态，是西部开发可持续发展的选择,因为生态环境是我们生存和长久发展的基本条件,是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然而，西部地区人口多，底子薄，生态环境压力大。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不到世界的1/4，而环境所受的压力确是世界平均值的四倍以上。如果我们不珍惜和保护这有限的资源和脆弱的生态环境，一旦使其失去生物能力或者降低生物生产能力，人民的生活问题将受到很大影响。我国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特别是加入了WTO后对环境的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消费方式的转变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我们的环境保护将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严峻的挑战。（一）、避免走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的路子发达国家在环境问题上走过的弯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教训。为此，我们必须处理好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近期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坚持以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为基础发展经济，走经济建设、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大力开展节水运动，杜绝浪费。（二）、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水资源要改变以往水资源开发利用只考虑工农业及城乡用水，不考虑生态环境用水的做法。要保护水资源，充分发展污水处理技术，将污水作为一种水资源开发利用，努力提高水资源的重复利用率。（三）、搞好水利扶贫工作西部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农业生产条件特别是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差，在脱了贫的人口中每年还有15%～20%返贫，其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水资源。（四）、保护西部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保护西部生态环境不仅关系到广大群众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也是西部地区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因此，在经济建设中，必须为广大群众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社会生产力才会得到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严重威胁着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威胁着中华民族的长远生存与发展。历史不应也不允许再重演,更不能在更大力量的推动下让更严重的不良后果重演。因此,西部大开发应树立新的开发观,新的资源观。西部大开发应树立可持续发展开发观。实施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中国21世纪的发展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因为西部发展摆脱目前经济系统、社会发育系统和生态系统脆弱的困境,不能再继续使用传统的开发方式,而需要寻求摆脱困境的新战略,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因此意义十分重大。
设一方，造福一方 工程处政委陈勇告诉记者：“建设一方就要造福一方，是我们每个官兵共同的西部情结。”他们先后完成的120余个国家大中型建设项目，见证了他们帮助西部各族群众致富奔小康的—个个感人故事。 几年前，该处承建了云南迪庆机场建设任务。工地周围整天无所事事看热闹的老百姓，引起曹定国的注意。“作为工程兵部队，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提供机会，责无旁贷！”党委随之作出决定，工程建设实施“三优先”原则：优先使用当地材料，为群众创造致富门路；优先考虑当地机械车辆，积极提供致富机会；优先使用当地民工，建一项工程，富一方百姓。 从此以后，他们每到—处工地，都积极开展技术扶贫活动，为西部地区留下了—支“不走的施工队”。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该处共在贫困边远地区征用民工5万余人次，民工人均收入3000元以上，每年为各施工地群众带来直接经济收入不低于1000万元。他们为地方带出施工企业20多家，帮助施工所在地建起年产值60万元以上的采石、加工和采矿工厂20余个。这些队伍和厂矿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当地响当当的企业，成为西部基础建设的生力军。 在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正式通车时，各种关于这条“天路”的消息铺天盖地，报纸上，电视上，天天都有关于这条“天路”的新闻。这证明人们对这条铁路是多么关注，党政府对这个策略是多么重视。青藏铁路通车后，有许许多多的人了解了西部，而西部人民也从对比中，改善自己的生活，实现共同富裕，加强民族团结，保持稳定的和谐社会。 西部开发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改革的春风阵阵吹来。我要加倍努力学习，长大成为一个建设边疆的栋梁之材！我望着地图上西域的版块，朦胧之中仿佛看到了西部繁荣昌盛的未来……
我时常望着太阳落下的方向发呆，上面是绚丽的云霞，下边就是我梦归处--祖国大西北。梦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在这时方能得到和谐的统一。 小时候就知道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从电视上隐隐看到那西部的森林、山川、冰雪……在我心中，她始终是那么的神秘，可望而不可及。悠扬的古乐一吹吹了几千年，吹出了祖国西北的灿烂文明，也吹来了我那悠悠的梦想。一切都那么新奇，可一切又那么遥远。我只有在心中编织着自己的西部梦，梦着那千年古树，还有那吐着红芯子的、吓人的大蟒蛇……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西部也有了大体的了解。那里有悠久的文化和多样的资源。那辉煌的布达拉宫，那憨态可掬的大熊猫，那高原之舟大牦牛，那丰富的矿产，可一切都因为交通不便，可想可叹而不可及不可看。于是我四处搜寻资料，满足那膨胀的欲望，可得到的却了了无几。雪上加霜，我对西部又加上了一层忧愁、一层期望、一层力量，我发誓要到西部去。 现在，火车、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缩短了我与西部的距离。高科技的电脑网络可模拟去西部观光，和历史老人面地面交谈。西部大开发的号召，更使我周围笼罩着“西中”的浓厚的空气，我的愿望快能实现了！于是我对西部变得特别敏感，只要是关于“西部”，哪怕只有一个字，也会吸引我的目光。我借此来慰藉自己的心灵，但坐下来闲着时，空虚之神还是时时叩击我那脆弱的心，使我觉得好像了。 “明天就告别家乡，踏上西部之路。”我下定了决心。七点整，在家里看最后一次新闻联播，一篇名为《学好本领，西部创业》的报道吸引了我：“西部大开发需要科技、需要资金，但是需要的是人才，西部正在建立自己的人才机制，一句话，这片沃土要高科技人才来开发……”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时常望着太阳落下的方向发呆，上面是绚丽的云霞，下边就是我梦归处--祖国大西北。梦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在这时方能得到和谐的统一。 小时候就知道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从电视上隐隐看到那西部的森林、山川、冰雪……在我心中，她始终是那么的神秘，可望而不可及。悠扬的古乐一吹吹了几千年，吹出了祖国西北的灿烂文明，也吹来了我那悠悠的梦想。一切都那么新奇，可一切又那么遥远。我只有在心中编织着自己的西部梦，梦着那千年古树，还有那吐着红芯子的、吓人的大蟒蛇……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西部也有了大体的了解。那里有悠久的文化和多样的资源。那辉煌的布达拉宫，那憨态可掬的大熊猫，那高原之舟大牦牛，那丰富的矿产，可一切都因为交通不便，可想可叹而不可及不可看。于是我四处搜寻资料，满足那膨胀的欲望，可得到的却了了无几。雪上加霜，我对西部又加上了一层忧愁、一层期望、一层力量，我发誓要到西部去。 现在，火车、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缩短了我与西部的距离。高科技的电脑网络可模拟去西部观光，和历史老人面地面交谈。西部大开发的号召，更使我周围笼罩着“西中”的浓厚的空气，我的愿望快能实现了！于是我对西部变得特别敏感，只要是关于“西部”，哪怕只有一个字，也会吸引我的目光。我借此来慰藉自己的心灵，但坐下来闲着时，空虚之神还是时时叩击我那脆弱的心，使我觉得好像了。 “明天就告别家乡，踏上西部之路。”我下定了决心。七点整，在家里看最后一次新闻联播，一篇名为《学好本领，西部创业》的报道吸引了我：“西部大开发需要科技、需要资金，但是需要的是人才，西部正在建立自己的人才机制，一句话，这片沃土要高科技人才来开发……”希望对你有帮助。
就西部大开发嘛，论点是风火山隧道
一、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制度分析非国有化水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一个非国有经济逐步发育壮大的渐进式改革，一个地区非 一、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制度分析 非国有化水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一个非国有经济逐步发育壮大的渐进式改革，一个地区非国有经济份额的不同反映了其受制度影响的差异。一般来说，某地区非国有经济份额越高，表明其受集中计划体制控制和影响的范围越小，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也就越高。理论上讲，一方面，非国有经济由于硬的预算约束，其效率比国有经济高：另一方面，非国有化可以打破国有经济的垄断，从而降低国有经济的X——无效率。因此非国有化作为制度因素可以决定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到1994年，东部沿海地区的国有企业份额已降至小于33％，而中部地区的比重为5％，西部地区则高达70％；在工业总产值中，东部沿海地区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比例为3∶7，而中西部地区为6∶4。可见，所有制结构在东西部地区的差异，必然对区域差距的扩大产生很大影响。 市场化与开放程度，这反映了经济增长制度环境的变化。我国改革的渐进性决定了市场化进程和开放程度具有渐进性质。市场化程度作为制度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由两方面决定：一、市场化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就决定了不同区域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二、市场化程度提高可以加速要素流动，区域经济增长在不同市场化层次的区域因要素吸纳能力的差异而不同。据有关调查，从我国市场发育的完善程度看，其中市场发育水平排在前14位的省份中沿海地区就占了12个，其中广东省的市场化指数居全国之首，为2％；而西部的青海省则为最后一位，市场化指数仅为8％。1991年，东部地区的出口依靠度为08％，其中广东已达28％，而西部地区只有72％。 至于对外开放程度，在体制改革之初，完全是由制度因素决定的，随着体制改革深化，开放度的差异受制度因素的影响在减弱，但最初的开放度差异所决定的经济增长制度环境的差异和影响不可能很快消除，因而开放度也成为一个制度变量决定着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理论上讲，其一，参与国际分工的不同可以影响一个区域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水平和治理水平，沿海地区由于便利的开放条件和较高的开放水平，技术进步的速度大大快于内陆地区；其二，出口企业的效率由于受国际竞争的影响而比内销企业高。而至1994年，我国东部地区的开放度已达到83％，而中西部分别仅为54％和45％。这样，开放程度作为制度因素影响了经济活动空间的扩展、技术外溢和治理水平的提高，从而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差异。 制度变迁方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 一方面，我国改革模式是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的渐进改革模式，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综合体。由于东西部制度变迁方式不同不可避免地产生区域性时滞。我国改革试点大都选择在东部地区，作为制度创新主体的东部地方政府、企业、个人往往在原有制度边际上“打擦边球”，追求自身潜在利润最大化，而中心政府然后根据个别省、地区的边际制度创新所得经验推而广之，这本身已形成制度变迁的区域性时滞。建国后向中西部地区偏移的经济发展战略使计划经济对其影响相应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中西部的部分制度需求，这使中西部地区在接受改革以来强制性制度供给的“消化和吸收”中，有很大不适应。中西部对旧制度强大的路径依靠必然会使现有制度的所得利益者力图阻碍制度变迁，从而与新制度摩擦成本也较大。而东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沉淀相对较浅，建立新制度的实施成本要小于新旧制度替代的摩擦成本。这样，东西部制度变迁由于各自的成本不同也造成区域上时滞，从而带来了东西部差距扩大。 另一方面，东西部不同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也影响了区域经济增长速度，东部一直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科技、教育、文化水平较为先进，人们的商品经济意识较为浓厚，法制观念、开放意识较强，对新观念、新思想的接收较快；而西部地区大都为闭塞落后的地域，科技文化水平落后，市场经济意识较为薄弱，封闭、保守思想、狭隘观念受落后的传统文化底蕴的“遗传”较多，这样人们对新观念，新思想接受能力较差。正是由于东西部这种具有内在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不同从而也生成东西差距的扩大。 总之，在区域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一定条件下，外生的制度因素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非传统因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这迫切需要制度创新来协调区域经济增长、缩小差距。 二、以制度创新促进西部大开发 非国有化水平、市场化程度和开放程度等制度变量是转型时期经济增长区域差异的显著决定因素。要缩小和消除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加快西部大开发，可供选择的路径必然是加快西部改革与制度创新的步伐，要以提高西部地区利用市场的机会和发展的能力为目标，扩大对外开放的层次和水平，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建立和完善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市场，深化西部农产品价格和流通体制改革，促进地区间专业化程度，使西部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 发展地区立法，保持政策的一贯性的连续性。地区发展的立法，比地区政策具有更强的体制性协调功能。从国外地区发展的经验来看，一系列的区域政策，包括区域资助的重点等，都是根据这些法律和法规建立和提出的。英国区域政策的开端就是来自于“非凡地区法”，以后区域政策的发展基本上就是一系列有关立法来实现的。原联邦德国也非常强调区域政策的立法化，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区域经济政策的法律和法规，如“联邦区域规划法”、“区域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改善区域经济结构的共同任务法”、“联邦区域规划纲要”等，我国西部的大开发，也需要一系列比较详尽的法律和法规来加以保证。 加快西部非正式制度变迁步伐，鼓励组织，个人进行制度创新。中西部地区，由于地理区位影响，社会文化特征长期处于一种较为封闭的环境中自我循环，很难及时和轻易接受外界的新生事物和信息。因而努力提高西部地区的教育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建立开放的劳动力流动机制，移风易俗，加强信息工程建设，是加快非正式制度变迁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制度变迁中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相容性的重要途径。同时，由于目前西部地区制度变迁的主体是政府，依靠政府强制性推动的制度变迁难以满足西部对自身潜在利润的挖掘，从而形成制度供给的“瓶颈”，因此，在努力调整财产关系同时，要鼓励国有和非国有经济组织，地方政府，个人进行制度创新，满足制度服务要求，突破制度供给的“瓶颈”。 总之，经验表明，假如只注重对不发达地区的财力援助，而忽视其制度改善，其结果是不尽人意的。战后意大利各届政府为开发南部花费了巨大的力量，投入了庞大的物力和资金，但南北差距仍然很大，之所以如此，从根本上说，就是制度变革不彻底，多方面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进步。而一些在开发落后地区中取得较好成效的国家，都很重视对该地区的制度改善。如西班牙在不发达地区开发中都辅以一定的社会改革，以便使结构、资金、组织更合乎现代化要求。英国政府在援助不发达地区时也注重于解除一些不利于受援地区经济发展的限制，逐步在那里形成新的有活力的经济，增强了对资金和熟练工人的吸引力。因此，促进西部大开发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西部地区加大改革开放力度，转变思想观念，创造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提高政府机构和经济治理部门的服务水平和办事效率，使西部地区的优势充分发挥，以吸引东部地区和海外资金等要素流入，假如西部地区的制度变革滞后，市场经济发展不起来，那么对西部的政策倾斜和转移支付最终将蜕变为保护落后的手段。
一、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制度分析非国有化水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一个非国有经济逐步发育壮大的渐进式改革，一个地区非 一、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制度分析 非国有化水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一个非国有经济逐步发育壮大的渐进式改革，一个地区非国有经济份额的不同反映了其受制度影响的差异。一般来说，某地区非国有经济份额越高，表明其受集中计划体制控制和影响的范围越小，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也就越高。理论上讲，一方面，非国有经济由于硬的预算约束，其效率比国有经济高：另一方面，非国有化可以打破国有经济的垄断，从而降低国有经济的X——无效率。因此非国有化作为制度因素可以决定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到1994年，东部沿海地区的国有企业份额已降至小于33％，而中部地区的比重为5％，西部地区则高达70％；在工业总产值中，东部沿海地区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比例为3∶7，而中西部地区为6∶4。可见，所有制结构在东西部地区的差异，必然对区域差距的扩大产生很大影响。 市场化与开放程度，这反映了经济增长制度环境的变化。我国改革的渐进性决定了市场化进程和开放程度具有渐进性质。市场化程度作为制度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由两方面决定：一、市场化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就决定了不同区域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二、市场化程度提高可以加速要素流动，区域经济增长在不同市场化层次的区域因要素吸纳能力的差异而不同。据有关调查，从我国市场发育的完善程度看，其中市场发育水平排在前14位的省份中沿海地区就占了12个，其中广东省的市场化指数居全国之首，为2％；而西部的青海省则为最后一位，市场化指数仅为8％。1991年，东部地区的出口依靠度为08％，其中广东已达28％，而西部地区只有72％。 至于对外开放程度，在体制改革之初，完全是由制度因素决定的，随着体制改革深化，开放度的差异受制度因素的影响在减弱，但最初的开放度差异所决定的经济增长制度环境的差异和影响不可能很快消除，因而开放度也成为一个制度变量决定着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理论上讲，其一，参与国际分工的不同可以影响一个区域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水平和治理水平，沿海地区由于便利的开放条件和较高的开放水平，技术进步的速度大大快于内陆地区；其二，出口企业的效率由于受国际竞争的影响而比内销企业高。而至1994年，我国东部地区的开放度已达到83％，而中西部分别仅为54％和45％。这样，开放程度作为制度因素影响了经济活动空间的扩展、技术外溢和治理水平的提高，从而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差异。 制度变迁方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 一方面，我国改革模式是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的渐进改革模式，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综合体。由于东西部制度变迁方式不同不可避免地产生区域性时滞。我国改革试点大都选择在东部地区，作为制度创新主体的东部地方政府、企业、个人往往在原有制度边际上“打擦边球”，追求自身潜在利润最大化，而中心政府然后根据个别省、地区的边际制度创新所得经验推而广之，这本身已形成制度变迁的区域性时滞。建国后向中西部地区偏移的经济发展战略使计划经济对其影响相应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中西部的部分制度需求，这使中西部地区在接受改革以来强制性制度供给的“消化和吸收”中，有很大不适应。中西部对旧制度强大的路径依靠必然会使现有制度的所得利益者力图阻碍制度变迁，从而与新制度摩擦成本也较大。而东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沉淀相对较浅，建立新制度的实施成本要小于新旧制度替代的摩擦成本。这样，东西部制度变迁由于各自的成本不同也造成区域上时滞，从而带来了东西部差距扩大。 另一方面，东西部不同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也影响了区域经济增长速度，东部一直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科技、教育、文化水平较为先进，人们的商品经济意识较为浓厚，法制观念、开放意识较强，对新观念、新思想的接收较快；而西部地区大都为闭塞落后的地域，科技文化水平落后，市场经济意识较为薄弱，封闭、保守思想、狭隘观念受落后的传统文化底蕴的“遗传”较多，这样人们对新观念，新思想接受能力较差。正是由于东西部这种具有内在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不同从而也生成东西差距的扩大。 总之，在区域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一定条件下，外生的制度因素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非传统因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这迫切需要制度创新来协调区域经济增长、缩小差距。 二、以制度创新促进西部大开发 非国有化水平、市场化程度和开放程度等制度变量是转型时期经济增长区域差异的显著决定因素。要缩小和消除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加快西部大开发，可供选择的路径必然是加快西部改革与制度创新的步伐，要以提高西部地区利用市场的机会和发展的能力为目标，扩大对外开放的层次和水平，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建立和完善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市场，深化西部农产品价格和流通体制改革，促进地区间专业化程度，使西部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 发展地区立法，保持政策的一贯性的连续性。地区发展的立法，比地区政策具有更强的体制性协调功能。从国外地区发展的经验来看，一系列的区域政策，包括区域资助的重点等，都是根据这些法律和法规建立和提出的。英国区域政策的开端就是来自于“非凡地区法”，以后区域政策的发展基本上就是一系列有关立法来实现的。原联邦德国也非常强调区域政策的立法化，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区域经济政策的法律和法规，如“联邦区域规划法”、“区域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改善区域经济结构的共同任务法”、“联邦区域规划纲要”等，我国西部的大开发，也需要一系列比较详尽的法律和法规来加以保证。 加快西部非正式制度变迁步伐，鼓励组织，个人进行制度创新。中西部地区，由于地理区位影响，社会文化特征长期处于一种较为封闭的环境中自我循环，很难及时和轻易接受外界的新生事物和信息。因而努力提高西部地区的教育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建立开放的劳动力流动机制，移风易俗，加强信息工程建设，是加快非正式制度变迁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制度变迁中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相容性的重要途径。同时，由于目前西部地区制度变迁的主体是政府，依靠政府强制性推动的制度变迁难以满足西部对自身潜在利润的挖掘，从而形成制度供给的“瓶颈”，因此，在努力调整财产关系同时，要鼓励国有和非国有经济组织，地方政府，个人进行制度创新，满足制度服务要求，突破制度供给的“瓶颈”。 总之，经验表明，假如只注重对不发达地区的财力援助，而忽视其制度改善，其结果是不尽人意的。战后意大利各届政府为开发南部花费了巨大的力量，投入了庞大的物力和资金，但南北差距仍然很大，之所以如此，从根本上说，就是制度变革不彻底，多方面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进步。而一些在开发落后地区中取得较好成效的国家，都很重视对该地区的制度改善。如西班牙在不发达地区开发中都辅以一定的社会改革，以便使结构、资金、组织更合乎现代化要求。英国政府在援助不发达地区时也注重于解除一些不利于受援地区经济发展的限制，逐步在那里形成新的有活力的经济，增强了对资金和熟练工人的吸引力。因此，促进西部大开发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西部地区加大改革开放力度，转变思想观念，创造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提高政府机构和经济治理部门的服务水平和办事效率，使西部地区的优势充分发挥，以吸引东部地区和海外资金等要素流入，假如西部地区的制度变革滞后，市场经济发展不起来，那么对西部的政策倾斜和转移支付最终将蜕变为保护落后的手段。
一、西部生态环境的现状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的提高，提前实现了本世纪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但是近20年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由于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利用，西部生态环境有恶化的趋势，严重制约着西部经济的发展。正是由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但是西部生态环境极其脆弱，如何在开发西部经济的同时，以可持续的方式建设西部的生态环境，是关系西部大开发成功与否的关键。敦煌生态的恶化已呈加剧之势，人类奇观月牙泉面临干渴的危险。生态环境的恶化再次向人们敲响了警钟。据专家介绍，缺水导致的沙漠化加剧了莫高窟文物保护的难度。在莫高窟现存492个洞窟中，已有一半以上的壁画和彩塑出现了起甲、空鼓、变色、酥碱、脱落等问题。历史明确记载了许多绿洲和城市被掩埋在百尺黄沙之下的例子：已经被黄沙取代的丝绸之路西出阳关以后的路段，还有现代人尚且知道的楼兰古国、罗布泊……，以及已鲜有人知的且末、精绝、若羌、寿昌……这些绿洲、古城大都因为河流挟带大量泥沙、上游破坏植等原因被毁灭。古楼兰的消失是最有代表性的，当鄯善的居民兴修水利，迫使孔雀河、塔里木河不复流入浦昌海，造成水源断绝，楼兰被弃时，一处闪烁在丝绸之路上的绿洲终于消失。据笔者调查得知，敦煌天然林由建国初期的２１９万亩锐减到现在１３０多万亩，减少了４０％；胡杨林仅存１４万亩，减少了６７％；可利用草场减少７７％，且现存草场不同程度地存在沙化和盐碱化的现象。敦煌的湿地以平均每年２万亩的速度在消失；土地沙化面积以每年２万亩的速度增加。青海湖是我国内陆最大的淡水湖。湖西北角已被10多平方公里的沙丘包围，湖区的沙滩盐渍化严重，鸟岛周围满目黄沙。鸟岛在20多年前还是一个湖中孤岛，1978年成为三面临水的半岛，而现在已成为离湖岸几公里的陆岛了。湖南部黄河段，草场向荒漠化的发展趋势明显，退化面积迅速增加。海晏县青海湖畔的沙龙已经向湟水河谷移动，根据6年前的数字，青海湖周边区域内现有沙漠化面积3万公顷，天然灌木森由以前的34万亩锐减为现在的14万亩。敦煌、青海湖只是西部地区生态恶化的一个缩影。可喜的是，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西部地区又是长江、黄河等重大江河的发源地。上游的生态环境恶化直接危及中下游的生态安全。近年来,长江、黄河水灾不断,主要原因就是中上游地区林草面积减少,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破坏,涵养水份能力降低。据不完全测算,贵州、四川、重庆每年流人长江的泥沙量有6亿多吨,占长江上游输沙量的六成多；每年冲走的泥沙使河水变浑,水质变坏,使河床渠堰淤高阻塞,河道扩展,河水泛滥,不少耕地冲毁不能复耕,万年形成的沃土,被洪水毁于一旦。 我国西北地区又是全球四大沙尘暴区之一，是现代沙尘暴高发区。甘肃省除了绿洲之外有沙漠戈壁和沙漠化土地1 428．9万公顷，占全省面积的31．8%，环绕绿洲而形成的风沙线长达1 600公里，并广布在千里河西走廊……从青藏高原到河西走廊,从云贵高原到八百里秦川,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草场退化,林木减少,荒漠化和水土流失加剧的现象。我们拥有的极其脆弱的西部生态环境正在危及着全国生态环境改善的大局。二、西部生态恶化的原因西部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就是：自然因素和人为破坏。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破坏自然法则。人类文明的历史是人类杜会同大自然相互作用,共同发展和不断进化的历史。在中国,从远古对大自然的顶礼膜拜到五十年代末对“人定胜天”的自信和对“科学技术”的推崇,进一步到“天人台一”可持续发展观的确定,是一个艰难的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过程,每一步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方面要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则制造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的结局换取的。（1）自然因素：由于大部分西部地区降水稀少，异常干旱，湿地的水源上游又进行截流开发，造成河流断流，再加上全球气候变暖，整个祁连山和阿尔金山的雪线逐年升高，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祁连山地的冰川大幅度退缩，有些地区退缩速度每年达16米以上。因此，发源于祁连山地的各内陆河流出山径流量逐年减少，已由20世纪50年代前后的55亿立万米，下降到20世纪末的56亿立万米左右，减少了17%以上。（2）人为因素：据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资料统计，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疏勒河、党河上游建坝截流，地处下游保护区段河水断流，因失去滋养水源，湿地萎缩，天然植被衰退，灌丛大量枯死，河流沿岸胡杨林失去再生能力。如内蒙古自治区与甘肃省酒泉交界的地方，有个小镇叫额济拉旗，那里成片成片的胡杨林死亡就是活活的例子。其二是超量开采地下水，致使地下水补排失衡，地下水位急剧下降。据敦煌水利资源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建国初期与1998年相比，地下水净补量减少了5亿立方米。比如，敦煌的阳关镇被誉为我国的“第二个葡萄沟”。近些年由于葡萄价格的一路飚升，阳关林场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并将大片防护林砍伐种植了葡萄，使敦煌的沙化面积不断扩大，沙尘暴逐年增多，人们的生存环境受到极大挑战。 这些由人为原因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现象在我国西部的陕西、宁夏、内蒙等地屡见不鲜。这些都与人类的生存环境背道而驰，破坏了人类生存的基本的法则，必然要受到大自然的报复。经济学家认为,环境和整个经济是不可分的,环境恶化不是扶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基于某些社会的经济的原因。在中国,长期以来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加区别,认为发展即是增长。改革开放后,国家对西部地区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能源原材料基地、粮棉基地和交通、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扶贫开发。这些开发无疑推动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是,这种主要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能源作为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具有浓厚的政府行为和计划经济的色彩。近几年随着国家提高粮食价格,内蒙古、甘肃、新疆、宁夏等地又出现了一股开荒热,真正的荒地开垦所剩无几,拖拉机开进了林地和草场。所有这些对西部生态环境均造成了极大损害。三、要实施西部大开发必须与西部生态环境同步发展应采取以下方面措施：实施西部大开发,将生态做为西部开发切人点的决策是科学和现实的,因为西部的生态环境已极其脆弱且又危及着整个中国的生态，是西部开发可持续发展的选择,因为生态环境是我们生存和长久发展的基本条件,是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然而，西部地区人口多，底子薄，生态环境压力大。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不到世界的1/4，而环境所受的压力确是世界平均值的四倍以上。如果我们不珍惜和保护这有限的资源和脆弱的生态环境，一旦使其失去生物能力或者降低生物生产能力，人民的生活问题将受到很大影响。我国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特别是加入了WTO后对环境的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消费方式的转变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我们的环境保护将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严峻的挑战。（一）、避免走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的路子发达国家在环境问题上走过的弯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教训。为此，我们必须处理好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近期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坚持以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为基础发展经济，走经济建设、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大力开展节水运动，杜绝浪费。（二）、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水资源要改变以往水资源开发利用只考虑工农业及城乡用水，不考虑生态环境用水的做法。要保护水资源，充分发展污水处理技术，将污水作为一种水资源开发利用，努力提高水资源的重复利用率。（三）、搞好水利扶贫工作西部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农业生产条件特别是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差，在脱了贫的人口中每年还有15%～20%返贫，其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水资源。（四）、保护西部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保护西部生态环境不仅关系到广大群众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也是西部地区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因此，在经济建设中，必须为广大群众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社会生产力才会得到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严重威胁着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威胁着中华民族的长远生存与发展。历史不应也不允许再重演,更不能在更大力量的推动下让更严重的不良后果重演。因此,西部大开发应树立新的开发观,新的资源观。西部大开发应树立可持续发展开发观。实施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中国21世纪的发展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因为西部发展摆脱目前经济系统、社会发育系统和生态系统脆弱的困境,不能再继续使用传统的开发方式,而需要寻求摆脱困境的新战略,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因此意义十分重大。
从沙尘暴看西部大开发中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陈志清… - 2007 - 文章编号：1007—6301 （2000）03 0259 07 从沙尘暴看西部大开发中 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陈志清，朱震达。 （1．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1o 面＿而国科学院兰州沙漠所，兰州？SO000） Page 3期 陈志清等：从沙尘暴看西部大开发中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263
一、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制度分析非国有化水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一个非国有经济逐步发育壮大的渐进式改革，一个地区非 一、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制度分析 非国有化水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一个非国有经济逐步发育壮大的渐进式改革，一个地区非国有经济份额的不同反映了其受制度影响的差异。一般来说，某地区非国有经济份额越高，表明其受集中计划体制控制和影响的范围越小，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也就越高。理论上讲，一方面，非国有经济由于硬的预算约束，其效率比国有经济高：另一方面，非国有化可以打破国有经济的垄断，从而降低国有经济的X——无效率。因此非国有化作为制度因素可以决定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到1994年，东部沿海地区的国有企业份额已降至小于33％，而中部地区的比重为5％，西部地区则高达70％；在工业总产值中，东部沿海地区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比例为3∶7，而中西部地区为6∶4。可见，所有制结构在东西部地区的差异，必然对区域差距的扩大产生很大影响。 市场化与开放程度，这反映了经济增长制度环境的变化。我国改革的渐进性决定了市场化进程和开放程度具有渐进性质。市场化程度作为制度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由两方面决定：一、市场化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就决定了不同区域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二、市场化程度提高可以加速要素流动，区域经济增长在不同市场化层次的区域因要素吸纳能力的差异而不同。据有关调查，从我国市场发育的完善程度看，其中市场发育水平排在前14位的省份中沿海地区就占了12个，其中广东省的市场化指数居全国之首，为2％；而西部的青海省则为最后一位，市场化指数仅为8％。1991年，东部地区的出口依靠度为08％，其中广东已达28％，而西部地区只有72％。 至于对外开放程度，在体制改革之初，完全是由制度因素决定的，随着体制改革深化，开放度的差异受制度因素的影响在减弱，但最初的开放度差异所决定的经济增长制度环境的差异和影响不可能很快消除，因而开放度也成为一个制度变量决定着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理论上讲，其一，参与国际分工的不同可以影响一个区域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水平和治理水平，沿海地区由于便利的开放条件和较高的开放水平，技术进步的速度大大快于内陆地区；其二，出口企业的效率由于受国际竞争的影响而比内销企业高。而至1994年，我国东部地区的开放度已达到83％，而中西部分别仅为54％和45％。这样，开放程度作为制度因素影响了经济活动空间的扩展、技术外溢和治理水平的提高，从而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差异。 制度变迁方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 一方面，我国改革模式是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的渐进改革模式，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综合体。由于东西部制度变迁方式不同不可避免地产生区域性时滞。我国改革试点大都选择在东部地区，作为制度创新主体的东部地方政府、企业、个人往往在原有制度边际上“打擦边球”，追求自身潜在利润最大化，而中心政府然后根据个别省、地区的边际制度创新所得经验推而广之，这本身已形成制度变迁的区域性时滞。建国后向中西部地区偏移的经济发展战略使计划经济对其影响相应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中西部的部分制度需求，这使中西部地区在接受改革以来强制性制度供给的“消化和吸收”中，有很大不适应。中西部对旧制度强大的路径依靠必然会使现有制度的所得利益者力图阻碍制度变迁，从而与新制度摩擦成本也较大。而东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沉淀相对较浅，建立新制度的实施成本要小于新旧制度替代的摩擦成本。这样，东西部制度变迁由于各自的成本不同也造成区域上时滞，从而带来了东西部差距扩大。 另一方面，东西部不同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也影响了区域经济增长速度，东部一直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科技、教育、文化水平较为先进，人们的商品经济意识较为浓厚，法制观念、开放意识较强，对新观念、新思想的接收较快；而西部地区大都为闭塞落后的地域，科技文化水平落后，市场经济意识较为薄弱，封闭、保守思想、狭隘观念受落后的传统文化底蕴的“遗传”较多，这样人们对新观念，新思想接受能力较差。正是由于东西部这种具有内在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不同从而也生成东西差距的扩大。 总之，在区域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一定条件下，外生的制度因素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非传统因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这迫切需要制度创新来协调区域经济增长、缩小差距。 二、以制度创新促进西部大开发 非国有化水平、市场化程度和开放程度等制度变量是转型时期经济增长区域差异的显著决定因素。要缩小和消除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加快西部大开发，可供选择的路径必然是加快西部改革与制度创新的步伐，要以提高西部地区利用市场的机会和发展的能力为目标，扩大对外开放的层次和水平，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建立和完善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市场，深化西部农产品价格和流通体制改革，促进地区间专业化程度，使西部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 发展地区立法，保持政策的一贯性的连续性。地区发展的立法，比地区政策具有更强的体制性协调功能。从国外地区发展的经验来看，一系列的区域政策，包括区域资助的重点等，都是根据这些法律和法规建立和提出的。英国区域政策的开端就是来自于“非凡地区法”，以后区域政策的发展基本上就是一系列有关立法来实现的。原联邦德国也非常强调区域政策的立法化，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区域经济政策的法律和法规，如“联邦区域规划法”、“区域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改善区域经济结构的共同任务法”、“联邦区域规划纲要”等，我国西部的大开发，也需要一系列比较详尽的法律和法规来加以保证。 加快西部非正式制度变迁步伐，鼓励组织，个人进行制度创新。中西部地区，由于地理区位影响，社会文化特征长期处于一种较为封闭的环境中自我循环，很难及时和轻易接受外界的新生事物和信息。因而努力提高西部地区的教育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建立开放的劳动力流动机制，移风易俗，加强信息工程建设，是加快非正式制度变迁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制度变迁中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相容性的重要途径。同时，由于目前西部地区制度变迁的主体是政府，依靠政府强制性推动的制度变迁难以满足西部对自身潜在利润的挖掘，从而形成制度供给的“瓶颈”，因此，在努力调整财产关系同时，要鼓励国有和非国有经济组织，地方政府，个人进行制度创新，满足制度服务要求，突破制度供给的“瓶颈”。 总之，经验表明，假如只注重对不发达地区的财力援助，而忽视其制度改善，其结果是不尽人意的。战后意大利各届政府为开发南部花费了巨大的力量，投入了庞大的物力和资金，但南北差距仍然很大，之所以如此，从根本上说，就是制度变革不彻底，多方面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进步。而一些在开发落后地区中取得较好成效的国家，都很重视对该地区的制度改善。如西班牙在不发达地区开发中都辅以一定的社会改革，以便使结构、资金、组织更合乎现代化要求。英国政府在援助不发达地区时也注重于解除一些不利于受援地区经济发展的限制，逐步在那里形成新的有活力的经济，增强了对资金和熟练工人的吸引力。因此，促进西部大开发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西部地区加大改革开放力度，转变思想观念，创造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提高政府机构和经济治理部门的服务水平和办事效率，使西部地区的优势充分发挥，以吸引东部地区和海外资金等要素流入，假如西部地区的制度变革滞后，市场经济发展不起来，那么对西部的政策倾斜和转移支付最终将蜕变为保护落后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