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制度建设的文化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明确谋划——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当代，中国的制度建设必须根植于新文化土壤之中，制度建设的文化基础研究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课题。它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为制度建设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

一、制度的起源及其科学内涵

研究制度建设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制度的起源及其科学内涵。因为从根源上讲，制度与文化具有相互生成的作用，有什么样的制度，通常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反过来，有什么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文化通过“以文化人”，制度通过把文化“固化于制”，共同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和制度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着人和制度。“制度属于社会活动下的固定规则，规则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为人设定了具体约束内容。制度通过建立一个相互作用的、稳定的、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确定和限制了人们的选择集合。” [1]这表（P3）明，合理的制度能够推动和引导社会的有序发展。

第一，关于制度的起源。关于制度的起源和本质的两种解释比较分析中，以诺思为代表的“制度学派”以自利和机会主义等抽象的人类行为假设为出发点解释制度的起源，把制度视为孤立个人之间成本——收益计算和平等交易的产物，坚持制度起源的契约论解说，认为制度是人们为防止机会主义而缔结的契约。其关于制度的形成，可归结于个体选择，而社会并不会作出选择。但制度属于社会的一种公共产品，其成本和收益都只能是社会的。其理论不仅缺少内在的逻辑一致性，而且与历史事实和考古事实相悖。而马克思从生产实践活动层面出发，认为制度形成归结于生产关系，该种生产关系与社会机构、规则的确立过程相互联系，同时认为制度属于利益关系，在这一层利益关系下可体现出社会分工下，各方主体之前的利益关系。马克思的解释不仅构成一个具有严整逻辑的理论体系，而且得到历史事实的有力支持。通过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与西方制度学派理论的比较分析研究，学界不赞同制度学派关于制度起源的论述，认为在这些方面马克思的制度分析理论更科学。

第二，制度的内涵与本质。新、旧制度经济学家对“制度”都有相关界定。凡勃伦是旧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定义落实的第一人。1899年，他通过大量研究，落实了制度的定义：“制度属于个体或社会在某层关系、某作用下的思想习惯，是某时期或社会发展到某阶段同行制度的综合。从心理学层面出发作出分析，制度属于一种主流态度” [2]。学者诺思关于制度的定义，具体为：从《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著作中阐述，制度属于一个框架，框架约束着人类活动，在这一层框架下，人类社会逐步构建而成。 [1]（P225-226）同时也阐述制度是在一系列规则制度下建设的，目的在于对主体行为进行约束，从而产生更大效益，属于一种个人行为。随后在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提出，制度属于社会游戏规则，其中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约束。同时提出制度的构成部分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非正式约束（例如道德约束、传统等），第二部分为正式法规（宪法、产权等）[3]虽然诺思在关于制定界定方面提出较多结论，但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并提出制度仅仅只是一种规则，是对人的行为予以规范的准则规定。

第三，制度与体制、机制的关系。制度、体制、机制这三个概念在理论和实践中经常用到，厘清三者的关系对制度的理解具有重要的意义。

（2）制度、体制、机制的联系。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基调为制度变革、制度创新。毋庸置疑，在我国改革开放发展期间，制度凸显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正因如此，邓小平关于我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多次会议中反复强调制度问题最为重要，“制度是决定因素”，必须将制度健全，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同时还提出，当前社会政治发展存在的种种问题，都应视为制度层面上的问题，应将其中存在问题提出，并展开进一步研究活动。 [5]从广义层面上分析，制（P298-328）度、体制与机制均可纳入制度范畴，三者虽然独具特点与功能，但相互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制度决定体制，并通过体制表现出来；体制受制于制度，又对制度的实施和完善具有重要作用；机制既离不开制度和体制，又有助于制度和体制的运行与实现。

不同叶面肥对旱作区胡麻经济性状及种子产量的影响……………………………… 张 炜，陆俊武，曹秀霞，钱爱萍，剡宽将（56）

（1）关于制度、体制、机制三者的区别。在社会有机体结构下，制度、体制与机制三者所处层面、拥有的特点与功能、所起到的作用均有所不同。制度具有相对稳定性，体制和机制具有易变性。社会发展是否得以实现持续、健康，从根本层面上分析，取决于具体制度与体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确保社会运行机制得以发挥应有作用。该种社会运行机制的构成主要包括三部分，具体为：“一是活力（动力）机制；二是和谐（平衡）机制；三是灵活（调整）机制”。[4]

我国制度建设主要是凭借政府的公共力量推动和知识精英的思想先导活动进行的，大多数民众对制度文化建设的关注是松散的，且是基于自身利益才去关注。这就要求制度尽可能地符合和满足社会最广大成员的文化需要，因此，加强制度的观念建设，营造社会文化环境对于推动制度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相对于制度采纳方，移植性制度可谓外生制度，其中本土文化环境、既有内生制度两者的耦合问题可以称之为必然问题，若该问题无法得到有效处理，那么制度的实施将会受阻重重，最终将会导致相关行为规则难以规范。移植的制度仅仅停留于法律层面上，具体制度是否能够有效施行还有待验证。目前而言，制度建设必须加快力度，同时需要将制度充分发挥，规范文本领域，同时将其中的整合作用充分发挥，此时制度建设后，在具体实施阶段能够获得良好社会文化环境。

第二，制度是树木，文化是其扎根的土壤——制度建设需要适宜文化环境。任何一项制度、体制与机制的运作均存在一定精神支柱，该支柱的培育、形成并非仅仅是对制度力量的依赖，其中还要奠基在一定的人文基础之上。由此可见，解决制度建设问题并不是简单地制定一些规范性文件以弥补“制度缺失”，关键是要营造制度生长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基础，以获得社会制度认可。即使处于任何一种理想状态下展开制度设计，均不一定完全可靠，在具体实践道理上，很多时候都难以付诸实施，或者即使付诸实施也难以有效实现。基于此，制度建设问题实质上是行为问题，会对人的思想基础、思想观存在一定影响。基于此可以认为，制度的建立实际上是制度性文化的建立，同时也是制度性文化内化于心的过程。

枸橼酸莫沙比利为第三代促胃肠动力药，是一种强效的选择性5-羟色胺4（5-HT4）受体激动药，能增加胃及十二指肠运动，不影响胃酸分泌[9]。将其制成胃漂浮缓释制剂（如胃漂浮缓释微丸），延长其在胃内滞留时间，有利于增加其在胃及小肠上部吸收，稳定血药浓度，减少服药次数，提高临床疗效[10]。

机制位于社会的微观层面，侧重于社会的运行。机制主要在自然科学中的应用较多，可以理解为事物自身构成及其运动的某种联系或内在规律，其定义主要涉及四大要素，其中第一要素为事物变化内在原因及其规律，第二要素为外部因素作用下形成的方式，第三要素属于受事物变化的外部因素，第四要素可谓事物变化下的具体形态。

今年9月20日，由云南省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得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支持建设的中国林业大数据中心、中国林权交易（收储）中心正式落户云南。作为我国发展“互联网+林业”、加快推进林业现代化建设的标志性项目，中国林业“双中心”将助推云南打造成为全国林业大数据服务及林权（收储）交易服务的集散中心，为国家决策、企业发展和林农增收提供准确、及时、可靠的数据资源，更好地服务云南和全国生态文明建设。

当今时代，随着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含量也在不断提高，而文化中的经济功能越发凸显。文化生产力当前已经成为国家的一种软实力，是构成核心竞争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文化作为“软实力”在制度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文化是历史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其本质是人类超自然的创造物，是历史积淀的类本质的对象化。研究表明，文化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基石，也是法治区别于人治的重要标志。文化对制度建设具有潜移默化的基础性作用。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层面，相比于主体性人格，依附性人格显得有余，依附性人格对人的控制相对侧重，对人的解放不够重视，是影响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传统社会内在的抑制超越和创新的文化阻滞力的根基，是权力至上、自上而下的一种形式，该种形式犹如“金字塔”形式。 [7]基于此，在中国制度建设过程中要有效破除传统文化的阻滞力。

二、制度建设的文化意蕴

第一，制度是冰尖、文化才是冰山——制度本身就属于文化的范畴。制度事实上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制度也可以理解为属于一种思想或是观念。在现实生活中，制度可以理解为是人的制度思想在持续发展下形成的产物。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先生认为 “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 同时还认为文化还包括各种技术与社会制度[9]。从宏观层面上分析，制度可以理解为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层次下的层序体系，其中包含多方面内容，具体为经济、文化等方面。这些规则和程序体系或者通过法律来保障，或者通过道德和社会习俗来体现。可见，制度植根于生活，是人类在生产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一种精神财富，所以制度属于文化的范畴。一个社会的文化生活方式必然影响其政治制度，如果没有人文基础，制度也就只能是空中楼阁。我国现在颁布的法律不少但有些执行困难，原因就在于我们社会缺乏制度认同的文化基础。

第一，由于在路基施工过程中并未对路基的压实度进行检测，在压实过程中只是按照以往经验施工，结果导致土层整体压实度并未达到施工标准，导致翻浆现象出现几率增加；第二，部分单位在施工时受到季节或经验限制，无法对当地地下水位进行测量，同时也并为对往年地下水位数据进行分析，因此在施工时并未对此加以考虑，导致公路在使用过程中因水位的升高出现翻浆情况；第三，在施工时并未对路边积水进行排除，排水施工效果较差，而监管人员未能对排水施工加以监督，导致路基排水程度较低，且极易出现其他水分进入路基的情况，增大了翻浆出现的几率。

SOFA风喷口可调整水平摆角，通过调整1、3号角SOFA风反切、4号角正切。降低了炉膛上部出口A侧烟气流速，同时抑制了B侧的反向气流扰动，降低了烟气残余旋转带来的影响。结果显示此调整方式有利于分隔屏及后屏汽温偏差的降低，汽温偏差减小2℃～4℃。故减小受热面两侧烟气流速偏差，有利于降低汽温偏差，但效果有限。

制度建设不是自然历史进程，因此制度不会自己往前走，他需要人的自觉选择与建构，更需要先进文化理念的引导。文化是制度建设的基础。如果文化基础缺失，那么制度建设不可能取得实效。研究表明，制度是对人行为的一种规范、约束，而人的行为则是对制度的一种反应，虽说制度是对人的约束，但实质上，所体现的更是对文化的约束。对于制度的发展，文化发展对其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习近平书记曾经提出，实践证明我们的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成功的。要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方方面面。[8]

我们所要建设的现代国家，本质上是一种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制度建设必然根植于丰厚的文化土壤因而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所谓意蕴是指评价判断的意义。“意蕴通过人的创作活动而客观化，因而有由人主宰的价值界”。[6]

体制位于社会体系的中观层面，侧重于社会的形式。体制包含两方面含义，分别为格局含义、规则含义，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体制为管理体制。首先，体制可以理解为具体组织的结构，其中与组织格局全部或部分对组织实现具体管理功能存在一定程度影响，同时也对具体运作规则存在影响。同时在机制设置、领导隶属关系、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可谓各项体系、制度与方法等总称，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学校体制。

在社会体系中，制度体现于宏观层面，同时也体现于基础层面，所侧重的是社会结构。关于制度层次可进一步划分为三大层次，第一层次为根本制度层次，第二层次为体制制度层次，第三层次为具体制度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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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整合与创建——文化价值系统的现代构建。制度建设是一个重要的载体，文化是共同认知，把文化“装进”制度，通过制度得到不断贯彻执行，实现从制度到文化，再建新制度、倡导先进文化。利用制度与文化的互动作用，让人们自觉地尊重制度、尊重文化，并促使人们将这一份尊重落实于行动。目前我国在制度建设方面，主要基于市场经济运转，因此制度在持续发展下会受到文化的挑战，此时整合原有文化价值，在原有文化价值系统基础上实现创新极为重要。自进入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心理、社会意识等多方面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对自身利益更为关注，同时他们的道德理想人格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道德伦理中，传统因素的影响力仍然巨大，同时与当代市场道德、价值观存在较大出入。由于各种原因的存在，我们对必要理论的准备与认识均不充足。体制对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均存在一定影响，而文化对经济发展、政治体制发展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从世界各国当前发展现状中可了解到，若不对文化现代性培养给予重视，现代制度的建设工作将难以开展，具体制度实施工作更是无稽之谈。

三、制度与人的关系的哲学探究

卡尔·波普把制度与人的关系比喻为城堡和把守士兵的关系。也就是说，好的制度还要好的人，好的城堡还要好的士兵把守。如果没有尽职尽责的士兵把守，那么制度这个再好的城堡，也会出现没有人把守这样的局面。在卡尔·波普看来，人是所有事物发展的中心，也是制度建设的中心。任何一个时代、国家所设计的制度均不可能完美无缺，在制度理性建设方面，人们必须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长期关注与建设。如何厘清制度与人的辩证关系，从而在制度建设过程中，既保证遵循客观规律，有所限定，又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有所作为，这是制度建设的关键所在。

第一，为人服务的制度具有客观性。首先，制度不能由设计者主观随意设计，必须按照客观世界本来面目来设计。马克思曾经提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在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10]其次，制度的建设应在人的需求下逐步实现，制度对主体之间的政治、经济等权利与义务予以确认。从群众层面上分析，制度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满足人们的需求，是对人们社会权利的一种保障，同时也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的福祉。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制度也约束和制衡了统治者的权力。对于一个手握大权的人，若仅仅通过自我约束，以上所述内容必然无法实现。基于此，杰斐逊曾经提出：关于权利问题方面，不能够对人的信任有着过多奢侈，而是通过对先发锁链的利用，对行为进行约束，让他们能够遵纪守法地生活。因此在制度建立、选择、变革、创新等多方面，均需要遵循客观规律。在此环境下才能够促进了人的自由、和谐和全面发展。

第二，人是制度的能动主体。首先，制度是属人的活动。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人属于实践者，是社会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的生产者、承担者，同时也是制度的创造者与执行者。制度是制约人、规范人的一种方式，但制度地设计、安排与创新，又是由人来完成和实现。卡尔·波普曾经提出：制度结构包含人格决定，即使好的制度，往往也会依赖着人。“制度好似堡垒，它们得由人来精心设计并操纵。” [11]人的本质决定了人必须通过束缚达到自由，但这种束缚只能是能动的，即表现为自觉自愿的行为规范（制度）。其次，选择好的制度，并将其严抓施行，其中需要依靠人。制度是否能够充分发挥其优势，存在的局限是否能够打破，其中与人的因素息息相关，可见人的因素可谓一把双刃剑，对于制度发展极为重要。对此，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深刻指出：在过去，我们曾发生过各种错误，虽然与相关领导者的思想作风存在紧密联系，但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的问题更是关键。“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5]因此，如果制度滞后并且（P333）不灵活，只能够通过人的能动性去健全、创新。

总之，人类社会是在制度与人相互作用下才得以趋于持续健康发展，基于此，人与制度的相互结合可谓至关重要，是确保人类社会得以持续、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在中国道路探索阶段，探索目的在于为人类未来发展寻找更多的可能性。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期间，将我国复兴梦逐步推进，其中要求我们应将人与制度两者关系正确看待，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制度的优越性充分结合，确保各项复杂的社会问题有效解决。

参考文献：

[1] [美]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刘守英,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

[2] [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39-140．

[3] [美]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罗华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

[4] 张艳涛．治国理政要把握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和调整机制[N]．厦门大学报,2014-03-14．

[5]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 冯契．冯契文集第三卷:人的自由和真善美[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84．

[7] 韩庆祥,张艳涛．创新文化阻滞力[J]．创新科技，2007（2）．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1．

[9]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5-226．

[11] [英]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M]．陆衡,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