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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阿拉伯帝国心目中的中国形象

更新时间:2009-03-28

当前,整个世界正处于全球化浪潮的背景下,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如何打造中国国家品牌、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成为当务之急,因此,研究“世界的中国形象”非常有必要。周宁主编的《世界的中国形象丛书》对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家,西欧、非洲、东南亚和阿拉伯等地区的中国形象作了全面的研究[1];李荣建的《阿拉伯的中国形象》对古今阿拉伯的中国形象作了梳理[2],但对于阿拉伯帝国的中国形象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透视阿拉伯帝国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的形成背景、形成途径、内容和特点,不仅有助于全面认知古代中国和阿拉伯帝国的经济、文化交往,对当代中国构建阿拉伯民族心中的中国形象也具有借鉴意义。

一、阿拉伯帝国中国观的形成

(一)阿拉伯帝国中国观的形成背景

1.阿拉伯帝国与唐帝国毗邻而居

公元7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从阿拉伯半岛崛起,如旋风般横扫西亚北非,灭萨珊波斯帝国,向东扩张至中亚地区。几乎在同一时间,位于亚欧大陆东端的唐帝国兴起,将版图扩展至河外地区。“从公元7世纪中叶开始,阿拉伯半岛的大食(阿拉伯)人介入亚洲的政治生活,成了亚洲大陆上全新的、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它与当时的唐帝国几乎同时向外经营。”[3]“当时,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国力雄厚。这两个大帝国都奉行开明的对外政策,双方都有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阿拉伯帝国横跨亚、非、欧三洲,据世界交通之枢纽,治东西文化与一炉,向往东方的文明古国中国。”[4]31两大帝国毗邻而居,相互交汇,开启了大食和唐帝国直接而全面交往的新时期。

2.丝绸之路拓展

where andare the complex modal amplitudes and axial complex wavenumbers of the n-th decomposed mode,respectively,with superscript?representing forward and backward modes,respectively.The dispersion relation is described as follows:

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后,中国与西亚的贸易就以丝绸为媒介、以丝路为途径发展起来。汉以后数百年,由于中国的内乱以及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阻隔,丝路贸易遭受一定的波折。7世纪时,唐帝国完成统一,经济繁荣,丝路的商品输出国重新形成。更为重要的是,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天然地充当了丝路贸易的中转站和消费者的双重角色。阿拉伯帝国和唐帝国的双向扩张,使中亚地区少数民族政权的势力暂时退却,打通了丝绸之路,双方可以直接进行商业贸易和文化交往。“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建立和征服战争的结束,丝绸之路又变得畅通无阻。”[5]阿拉伯帝国建立后,积极实行“东向”战略,势力进入中亚地区。“穆斯林横扫东部的进程虽然缓慢,但大局已定,它先后拿下了若干城市、绿洲和许多交通要塞,至8世纪初已抵达中国西部边境。”[6]帝国继承了萨珊波斯遗留的遗产——完备的道路交通系统,呼罗珊大道直达唐帝国的都城长安。阿拉伯帝国重视商业贸易,“在商路上为客商设置了宿舍和驿站,开掘了水井,设立换马站......一时间,无数商队涌向东方,‘丝绸之路’响彻驼铃声。”[5]同时,由于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香料之路”在这一时期开辟。9世纪,当北方少数民族卷土重来,陆上“丝绸之路”被阻断时,“香料之路”成了连接中国与大食的大动脉,双方的经贸、文化交流得以延续。

阿拉伯帝国和唐帝国的毗邻,同时借“丝绸之路”的便利,阿拉伯帝国的外交使者、各宗教传道者、商人和旅行家到中国传教、经商和旅行。中国到阿拉伯者也不乏其人。在彼此双向交往的过程中,阿拉伯帝国对中国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阿拉伯帝国的中国观。

(二)阿拉伯帝国中国观形成的渠道

1.丝路商旅

除伊斯兰教外,久居西亚的其他宗教也在此时纷纷传入中国,如祆教、景教。这一时期这些宗教的东传,还存在特有的“推力”和“拉力”。“推力”在于伊斯兰教的挤压,使其失去了生存空间。伊斯兰教凭借强大的感召力,尤其是借助阿拉伯帝国的力量,迫使西亚地区各族人民或主动或被动地皈依伊斯兰教。祆教、景教等由于伊斯兰教的挤压,在西亚失去生存空间,被迫东传。“拉力”有两点:首先是唐王朝实行开明的文化政策,兼容并包,具有发展空间;其次和穆斯林相似,中国的丝绸、瓷器也对其教徒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他们渴求到中国追求财富。

2.各教传教士

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帝国如同一对孪生兄弟。伊斯兰教使阿拉伯人精诚团结,一致对外,是阿拉伯人对外扩张的精神动力,阿拉伯帝国又成了伊斯兰教的坚强后盾,用剑与血来推动伊斯兰教的传播。二者互为动力、相互促进。伊斯兰教的普世教义、穆斯林进取的宗教激情以及阿拉伯帝国的支持,构成了伊斯兰教东传的动力。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无法确定,有“唐武德说”、“贞观说”和“唐永徽二年”说,但是应在唐朝初期就已传入中国。大批穆斯林在这一时期涌入中国,“穆斯林学者和信徒们在先知的感召下,怀着坚定信仰,横穿酷热的沙漠,渡过波涛汹涌的大洋,不畏艰辛,到远方求取真知。”[8]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多数穆斯林具有传教士和商人的双重身份,他们到中国的驱动力不仅是传道,还渴求东方的财富。

经济贸易是大食与中国交往的最主要形式。“来华的阿拉伯人中,商人居多。”[4]37双方主要以丝绸、瓷器、香料为交往媒介。拥有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就是富有的象征。“谁能到中国经商,谁就能成为巨富。流行于西亚地区的一本书《印度流浪记》里记述一个犹太商人以极少的资金在883—884年去东方经商,公元913年回到阿曼后已成巨富,他拥有大批的中国丝绸和中国瓷器。此类‘中国梦’,在当时几乎是所有阿拉伯商人的梦想。”[5]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渴望财富的阿拉伯商人穿梭于丝路之上,背井离乡,来到中国。“贸易商和旅行者将他们的所见所闻带回家乡,比如市场上卖什么东西、伊斯兰世界之外的人长什么样等。”[7]他们是和中国人打交道最多的阿拉伯人。

3.外交使节

中阿建交很早。据史载: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大食王噉密末莫腻遣使中国,自云有国已三十四年,历三主矣。”[4]35“噉密末莫腻”即伊斯兰教的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此次遣使的目的,史书无明确记载。但从此时的西亚局势分析,可见端倪。公元651年,大食灭掉萨珊波斯。波斯国王伊嗣俟被杀,其子卑路斯遣使向唐王朝求救。“高宗以远不可师,谢遣。”但当时大食并未明确得知唐王朝的政治意图,对唐帝国插手西亚局势有所忌惮。基于此,遣使可能有双重目的,一是探听唐帝国的政治动向;二是通过遣使向唐帝国“示好”,表明自己的政治姿态,谋求唐王朝在西亚局势上的中立。

不管目的何在,这次遣使收到了良好的政治效果,同时也开启了中阿关系发展的新篇章。此后,阿拉伯帝国和唐不论处于友好还是敌对状态,遣使从未中断。“有唐一代,阿拉伯遣使中国见之于中国史籍的,达37次。”[9]即使唐亡后,中阿的政治关系并无太大跌宕,呈现良好发展的形势。据陈垣先生统计,“自924年至1207年的284年间,阿拉伯正式遣使中国见于史籍记载者39次。”[10]频繁的外交活动是中阿政治关系友好发展的象征。

4.旅行家

据传,先知穆罕默德曾告诫广大穆斯林“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11]此语可能包含两层含义,一是鼓励穆斯林求知,二是鼓励穆斯林传教。在先知的鼓舞和宗教热情的激励下,许多富有求知欲和冒险精神的穆斯林学者踏上周游列国的旅程。其中著名的有麦斯欧迪、苏莱曼、伊本·白图泰等。麦斯欧迪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是在他留下的百科全书《黄金草原》中却有对中国的专章介绍。对中国的起源、皇族世系、宗教、政治制度以及社会风俗都有描述,虽然多有传闻和不实之处,但由于麦斯欧迪的影响力,对当时的阿拉伯人了解中国意义重大。苏莱曼是一个商人,同时也是一位旅行家,根据他的亲身经历写成的《苏莱曼游记》(《中国印度见闻录》)仍是今人了解当时中阿交往的重要史料。伊本·白图泰则是一位单纯的旅行家,它曾亲身到过中国,并将自己对中国的深切感受记述在游记中。

如今,鄌郚镇的电声乐器生产水准已经居于国际领先地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目前鄌郚镇已拥有乐器及其配件生产企业超过80家,从业人员四千多人,产品包括电吉他、电贝司、木吉他、木贝司、音箱和乐器配件等6大系列,近400个花色品种,年产乐器300万把,产值达15亿元,产品主要销往韩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镇乐器企业拥有“雅特”、“仙乐”、“feeling”、“大树”等近40个品牌。其中“feeling”、“仙乐”电吉他被评为“山东名牌产品”和“山东著名商标”。鄌郚镇已成为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艺术学院等高校的实践教学基地,也是中国电声乐器产业基地。

此外据史载,当时出于对中国的向往而到中国旅行的阿拉伯人很多。《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在伊拉克的巴士拉有个叫伊本·瓦哈卜的老人,由于向往美好的中国,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搭船来到中国。由于声称自己出身自高贵的先知家族,得到了中国皇帝的接见和礼遇。在告别中国皇帝时,伊本·瓦哈卜向皇帝说道:“我将把亲眼所见的事实,如皇帝陛下的威严、贵国土地的广大等等,传扬出去;把一切美好的东西,传扬出去;把(我领受的)一切盛情厚意,再三向人们诉说。”[12]107旅行家多是富有学识和真知灼见的学者。无疑,较其他人而言,他们对于中国的认识是最为深刻的。他们笔下介绍中国的著作无疑是阿拉伯帝国中国观形成的重要渠道。

5.旅阿中国人

当时的中国和大食处于双向交往互动的过程中,到大食经商、旅行的中国人也很多,其中还有大量战俘。公元750年,唐帝国和大食在中亚地区爆发了怛罗斯之战,以唐朝的失败而告终。此战被俘的中国人有两万之多。杜环是其中的代表,他在大食留居12年后回到中国,并以自己的经历写成了《经行记》一书。他在此书中对被俘中国人的生活状况有所提及。“绫娟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攀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邳、吕礼。”[13]到大食的中国商人、旅行家以及战俘将中国的绘画、织络、造纸等手工艺带到大食。在和阿拉伯人深入接触的过程中,他们附带的中国知识、中国饮食、中国服饰、中国习俗无疑会对阿拉伯帝国的中国观有所影响。

大食的外交使者、各宗教传道者、商人和旅行家或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反馈给国内的阿拉伯人,或反馈到他们的历史、地理、文学著作中。旅阿的中国人将中国知识、中国饮食、中国服饰、中国技艺和中国习俗带到大食,加深了阿拉伯人对中国的认识,促进了阿拉伯帝国中国观的形成。他们构成了阿拉伯帝国中国观形成的途径和渠道。

二、阿拉伯帝国中国观的内容

(一)地理观

1.地理名称

阿拉伯帝国时期,大食人称中国为“隋尼”(阿语音译)。据载,公元9世纪大食的著名语言学家哈利勒·本·艾哈迈德在其著作《艾因书》中提到:“肉桂,出自隋尼(中国)”。阿语中对“中国”的称呼变化不大,一直延续到今天。

2.地理方位

关于中国的地理方位,大食人的记述不甚精确。麦斯欧迪在《黄金草原》中说:“阿穆尔的其他后裔们渡过了乌浒水(阿姆河),大部分都前往中国。”[14]143由此看,麦斯欧迪只能确定中国在阿姆河以东地区。伊本·白图泰说:“中国境内有一大河横贯其间,叫作艾布哈亚,意思是生命之水。这条河在中国中部的流程长达六个月,终点至中国的穗城。”[12]395由于受到地理知识和客观因素的限制,大食人对中国的基本地理方位,如四至、山川、邻国等缺乏精确的认知。

(二)政治观

1.疆域辽阔、物产丰富

几乎所有到过中国的阿拉伯人都对中国丰富的物产赞叹不已。商人苏莱曼在游历中国后的感受是“中国人的粮食是大米,有时,也把菜肴放入米饭再吃。王公们则吃上等好面包及各种动物的肉,甚至猪肉和其他肉类。水果有苹果、桃子、枸橼果实、百籽石榴、榅桲、鸭梨、甘蔗、香蕉、西瓜、无花果、葡萄、黄瓜、睡莲、核桃仁、扁桃、榛子、黄连木、李子、黄杏、花楸核,还有甘露椰子果。”[12]11“在这个国度里,有可供人们享受的一切,有美丽的森林,有水量充足、长流不息的河川。”[12]108苏莱曼认为和印度相比,“中国更美丽,更令人向往。”[12]24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在《道里邦国志》对中国的描述是:“由此东方海洋,可以从中国输入丝绸、宝剑、花缎、麝香、沉香、马鞍、貂皮、陶瓷、绥勒宾节(斗篷)、肉桂、高良姜。”[15]

伊本·白图泰亲游中国后的印象是“中国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各种水果、五谷、黄金、白银,皆是世界各地无法与之比拟的。”[16]395伊本·白图泰还对中国丝绸、中国瓷器、中国鸡以及中国精美的手工艺品赞赏有加。“当地产丝绸极多,所以丝绸是当地穷困人士的衣服。如没有商人贩运,则丝绸就一钱不值了。”[16]396最后他得出了“世界上没有比中国人更富有的了”[16]357的结论,向往之情无以言表。

2.法制完备、司法公正

操作系统是计算机网络的支撑系统,一般情况下,操作系统会支持文件传输、程序加载等,许多执行文件都是通过人为编写,一旦编写过程出现漏洞,那么文件传输的过程就会被别人监视,所以执行文件、程序安装等都会给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安全带来隐患,一旦程序被黑客所利用,便会对系统进行攻击,造成信息泄密或丢失。

中国完备、公正的司法体系给阿拉伯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们的著作中评价很高。苏莱曼讲述了中国的法制,“中国在行政上的卓著成效,实在令人惊叹。其中一个事例,就是法制,中国人打心底里尊重法制。裁判官是经过遴选的,他们必须通晓法律知识,讲老实话,在任何场合都主持正义;对有权有势的人,不偏袒姑息,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是始终把握他们的事实;对平民百姓和他们手中的财物,要廉洁不苟;总而言之,要选拔在这些方面使中国人感到没有任何疑虑的人物。”[12]117

1.认识途径具有传闻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特点

阿拉伯帝国的中国形象是阿拉伯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有意与无意、主观与客观、理性与感性的构建。“异国形象的塑造虽然包含着塑造者的想象和欲望投射,但又非不顾社会现实基础的纯粹想象之物,而且社会基础还影响着形象塑造者的视角,影响着对待他者的态度和评价。”[2]阿拉伯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构建的中国形象既包含了他们对中国物质财富的向往,又有对中阿之间差距的不甘。他们对中国形象的描绘是局部而非整体;是侧像而非全像。阿拉伯帝国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并非是对中国现实的客观反映,其中既有理解与真实,又有曲解与谬误。

“古国王们有着一套正常的治国制度,在他们所做的公正判决中受理智的支配。”

“尽管他们的观点和信仰多种多样,中国中原的国王们在选择法官和治国官吏的时候一直都是根据智力判断能力和法制需要行事,官宦之士和小民都在根据这些原则而指导自己的行为。”“帝国的唯一基础是公正,公正是造物主的一杆秤。”

(3)在一个项目工程中的计量工作是十分烦琐的。计量工作人员就可以利用计算机等设备对工程计量进行整理和计算。利用计算机的各种软件可以完成路桥建造中的一些复杂的问题。比如现在有利用计算机模拟出这个路桥的整体结构的3D图像,这样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出项目的整个完成过程。利用计算机对账目进行管理,可以把那些细小的项目费用做得更好,也可以对项目进行更好地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H2:自我表露在沟通的同步性程度与心流体验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即沟通的同步性越高,顾客越可能进行自我表露,并由此感知到更强的心流体验。

“中国的形势由于其法制而处于一种欣欣向荣的局面。”[14]146-152

21世纪国家对医学人才的培养要求明显提高。因此,如何培养好具有创新意识和动手能力的医学人才是摆在高校每位教育工作者面前一项艰巨的任务[1]。医学机能学实验教学是高等医学院校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是通过对生理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3门学科实验课的整合、重组,形成的一门跨学科、多层次、系统性的综合性学科[2]。该课程对于学生深入学习理论知识,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提高动手、动脑能力及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阿拉伯人固然对中国的法制建设赞叹不已,但同时也对中国刑法之严酷、手段之残忍颇有微词。中国人“对于偷盗之人,遵循的法规是一旦捉着就置之死地。”“已婚男女通奸,定为死罪;盗贼和杀人犯也同样处死。”

在阿拉伯人的观念里,中国行刑方式极其残忍,他们对此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写。“首先,把受刑人的两只手紧紧地捆绑起来,从头顶翻到脑后,套在脖颈上;然后把右脚反扣到套在颈背的右手上,再把左脚反扣到套在颈背的左手上,两脚就一并反折在背上了……渐渐地,他的颈骨从肩部脱开;脊骨咔擦咔擦直响,腰骨也脱臼了。这时,他的肢体已经残废,动弹不得,呼吸不畅……跟着用专门打人的棍子,拷打罪人身上的要害,但不得多打,使他尚能保持最后一息;末了,便把这个罪人交给吃他的人。”[12]98在伊斯兰教法中,没有像中国这么残忍的行刑手段,因为真主是慈爱的、善良的。即使犯罪,也绝不会允许他的信徒遭受非人的戕害。阿拉伯人从自身的宗教教义出发,对中国残酷的刑法带有鄙夷的目光。

3.文化开明、胸怀博大

大食人中国观的形成途径具有传闻与实地考察两种形式。由于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大食人中能亲近中国、感悟中国的只是少数。大多数大食人对中国缺乏直接观感,只能通过传闻或描写中国著作中的只言片语了解中国,难以形成系统的认识。尤其是大食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和宗教观,在看待中国时缺乏客观公正的态度,在宗教、社会风俗上明显带有鄙夷的目光,具有片面性。

由于唐朝统治者广博的胸怀,吸引了阿拉伯人到中国经商、传教、旅行。当时,“长安城居住着成千上万的胡客,其中有不少阿拉伯人。”[4]105各国商人可以在中国境内自由贸易,不受限制。中国政府还向商人提供借贷、低息、保护等优惠政策。来华的阿拉伯商人中,有很多长年居住在中国,饮汉食、易汉服、说汉话,与汉族通婚,在中国繁衍生息,与汉族融为一体。

唐朝实行宗教宽容政策。西亚地区的伊斯兰教、景教、祆教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当时,穆斯林遍布中国的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等地。宋时,伊斯兰教进一步发展,在中国的很多大城市建立了清真寺。“广州之怀圣寺,泉州之圣友寺和清净寺,扬州之仙鹤寺,西安之化觉寺,杭州之凤凰寺,北京之牛街礼拜寺等。”[4]187清真寺的建立是中国宗教宽容的表现,也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的标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述了景教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统治者还礼遇来华的外国友人。中国皇帝热情款待伊本·瓦哈卜的故事已在上文讲述。

(1)干式变压器温升的主要原因是由变压器运行中所产生的损耗引起的。变压器运行时产生的损耗转化为热量,使温度升高,热量向周围以传导、对流和辐射的方式扩散。由于低压绕组处于铁芯和高压绕组的内部(如图1所示),其散热方式主要是通过气道内与空气的对流进行,但是由于气道内空气流速有限,故散热性能欠佳。而高压绕组处于外侧,不仅可以通过与空气对流散热,还可以采取辐射方式来散热,散热条件明显好于低压绕组。

(三)宗教风俗观

1.宗教观:不信真主、崇拜偶像

阿拉伯人对中国的宗教和风俗有所记载。阿拉伯人的中国宗教观可以从他们著作中的只言片语中窥探。《中国印度见闻录》载:“中国人吃死畜生,还有其他类似拜火教的习惯。实际上,中国人的宗教和拜火教相似。”“中国人崇拜偶像,他们在偶像前做祷告,对偶像毕恭毕敬。”“中国人和印度人都声称他们的圣象会讲话,实际上,只是他们的祭司在讲话。”[12]11-23

《黄金草原》中说:“中国人崇拜偶像并与之进行祈祷。有学问的人向造物主进行祈祷,各种形象和偶像仅仅作为一种方向;那些先知的人和没有学问的人则把偶像和造物主神结合起来了,对他们进行同样的崇拜。”“这些民族都是无知的异教徒。”[14]148

[6]GRAFF D.‘strategy and contingency in the tang defeat of the Eastern Turk,629_630’,inN.diCosmo(ed.),war farei ninner Asian History,500_1800(Leiden,2002):33-72.

(四)着眼长远,加强对旅游产业的专业化管理。引进成熟的旅游管理团队和先进的管理理念,有力整合旅游相关要素,积极开发文化旅游商品、创造体验式旅游项目,增强游客的参与性和景点的“寓教于乐”功能。以规范化、现代化的标准对唐山中心区的文化旅游景区进行整体提升。更要强化统筹文旅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目的地管理和全要素市场监管等宏观调控职能,构建责权对等、科学合理、高效运转的旅游管理长效机制,提高中心区旅游产业竞争力。

2.风俗观:不讲卫生,不尚洁净

在风俗观上,阿拉伯人认为中国人不讲卫生,不尚洁净。《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说:“中国人不讲卫生,便后不用水洗,而是用中国纸擦。”“中国人和印度人屠宰牲畜时,不是割其喉让血流出,而是击其头至死。”“无论印度人还是中国人,在不洁净时都不做大净的。中国人解过大便以后,只用纸擦一下。”[12]11-23

阿拉伯人的一切思想体系都是建立在宗教文化的基础之上的。真主的庇佑、先知的指引、经典的启示、天堂的归宿,使得他们对于自己的宗教信仰充满自豪感。他们往往以自身的宗教风俗观作为衡量其他民族的标准,因此在看待中国的宗教观和风俗观时伴有傲慢与偏见的目光,出于宗教信仰的原因对中国的“异教活动”充满鄙夷,甚至是刻意贬损。因此阿拉伯人对中国宗教风俗的看法有失偏颇。

三、阿拉伯帝国中国观的评价

(一)阿拉伯帝国中国观的特点

《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讲述了一个中国人重视法制的故事。一个阿拉伯商人带着大批货物来中国的广州经商,皇帝身边的一个当红宦官到广州为皇帝采购珍宝,强行占有了大食商人的货物。商人从广州启程,到京城向皇帝告御状。皇帝派人查明真相,商人的申诉符合事实。于是皇帝将宦官严加训斥,发配去看守皇陵。这一举动受到在华大食商人的一致称赞。

阿拉伯人中国观的形成,主要包括传闻与前往中国实地考察两种途径。其中,前往中国的人包括外交使节、传教士、商人和旅行家。他们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反馈给国内的大食人,或者通过著书的方式传递后世,这是阿拉伯人认识中国的主要途径。由于经历实地考察,他们对中国的认识更为准确。商人苏莱曼、伊本·白图泰等人是其中的代表。

阿拉伯人对中国的认知,传闻具有较大比重。由于路途遥远,艰难险阻,能亲自前往中国的阿拉伯人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阿拉伯人都是通过传闻了解到中国的,麦斯欧迪就是如此。由于不是亲眼所见,在传述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以讹传讹的情况,因此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并不十分准确。在他们的著作中,神话和荒诞成分比重较大。以麦斯欧迪为例,他对中国的起源、世系、民族、都城、城市分布的记述都不准确,明显带有神话传说的浪漫色彩。但是,他们的著作仍有一定的可信度,对了解这一时期中国和大食之间的交往具有参考价值。

2.中国的正面形象和负面形象并存

CORDIC算法是一种数值逼近的算法,由一个角度旋转到另一个角度不断进行迭代来逼近目标角,圆周系统下CORDIC算法的基本迭代关系如下:

在阿拉伯帝国的中国观中,中国的形象并非都是美好的。关于正面形象在上文中已谈到,在此不必赘述。通过上文已知,大食人对于中国的法制观、宗教观和风俗观都有反感的一面。在道德观上,大食人眼中的中国人也有瑕疵。尤其是妓女,大食人颇有微词。“她们勾引来到本国的外国人——那些道德堕落的下流之辈——和中国人,跟着去她们家里过夜,到翌日清早才离开。可我们呢,愿我们赞美真主,求他加佑我们远离这卑鄙无耻的行径。”[12]99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大食人眼中,中国人竟是喜欢吃人的形象。当犯罪的人被折磨至奄奄一息时,“便把这个罪人交给吃他的人。”当有人在争夺最高权力失败后也会被杀死吃掉。“在中国,有时出现诸侯背叛皇帝,他将会被杀头,其肉被人吃掉,因为中国人总是把被杀人的肉吃掉。”[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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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空间变化的角度分析,广东省城市旅游效率水准较高,多数的城市达到了高技术效率有效的标准。在城市间中的旅游效率具有一定的差异,多数的年份标准差均高于0.1,而这种时空特征主要就是因为广东省旅游行业发展较早,各项设施配套完善,具有较为成熟的产业链。同时,随着国家经济的提升,广东省人均消费水平也在不断地提升,人们对于生活品质要求更为严格,带动了旅游行业的发展。

在大食人的中国观中,中国具有正面形象和负面形象并存的特点。但正面形象和正面评价是主要的。

3.友好交往与征服中国的欲望并存

中国和大食主要以友好交往为主。但不可否认,大食一直存在着征服中国的欲望。阿拉伯人在崛起的过程中,就与中国存在间接矛盾。中国与波斯自古交好,且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贸易伙伴。在阿拉伯人灭波斯时,对中国介入波斯局势有所忌惮。所以在哈里发奥斯曼时,大食就迫不及待地遣使中国,谋求中国的中立。此次遣使起到一定的作用,中国并未介入波斯局势。但是,随着大食势力的不断强大,开始威胁到唐王朝在中亚的利益,唐王朝开始钳制大食。首先,唐朝接纳亡国的波斯王子卑路斯,作为反击大食的旗帜。“公元678年,卑路斯死,唐册立其子为波斯王,派裴行俭率军护卫波斯王返回吐火罗。”[17]88唐朝的这一行为,必然会引起大食对唐朝的政治反感。

在故障研究中,可以通过分析这些波形来估计故障线路末端的电压和电流、电源和负载参数、故障位置、故障起始角、故障前负载等。利用电容电压互感器(CVT)、抗混叠低通滤波器和A/D转换过程,可对故障线路两端的模拟电压波形进行修正。

公元710年,当大食军队向中亚挺进的时候,大食军队主帅哈查只就曾扬言进攻中国。“哈查只曾应许他的两个大将之一,穆罕穆德或古太白,谁首先踏上中国的领土,就任命谁做中国的长官,但是他俩都没有能跨过中国的国界。”[18]大食和唐王朝的矛盾由于争夺中亚而继续升温。直到公元750年,终于在中亚的怛罗斯爆发了战争。“怛罗斯之战绝非一场偶然的遭遇战,而是两国间政治冲突发展的必然结局”[17]85此战以唐王朝的失败而告终,阿拉伯帝国夺取了中亚。“就这样,在中亚明确地确立了伊斯兰教牢固的最高权力,以致当时中国强大的唐朝也不再与之争雄了。”[19]

大食征服中国的欲望在伊本·凯希尔的《始末录》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伊本·凯希尔在其著作《始末录》中记载:“伊历96年,古太白·本·穆斯林向中国国王派出使者,对其进行威胁和恐吓,并以真主发誓,若不脚踩中国的土地、不在他们王公贵族(的脖子)上盖了戳、不收取他们的人丁税决不收兵,除非他们皈依伊斯兰教[20]。中国国王经不起古太白的威胁和恐吓,派人向古太白投降。“最后经过谈判,中国国王用一些特大黄金盘子放上国土,送到古太白那里让他踩;派一批王子和王公子弟,让他在他们的脖子上盖戳;送上大量金银财宝以抵人丁税,好让古太白解除誓约。”[21]由此可见,大食一直存在征服中国的欲望。

(二)阿拉伯帝国中国观的局限

1.以自我为中心,具有优越感

阿拉伯人在百余年的时间里,灭波斯、西击拜占庭、东败中国,建立了横跨亚非欧三洲的庞大帝国。通过控制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贸易的枢纽和中转站。通过翻译运动吸收波斯、希腊、印度文化的精华,集三大文明古国之大成。阿拉伯人在政治、经贸、文化、宗教上充满自豪感,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

阿拉伯帝国的中国观亦是如此。“印度人和中国人都一致认为,世界上有四个国王。而四个之中,第一个是阿拉伯人国王,他们一致毫无异议地认为阿拉伯人的国王是最伟大的国王,最富有的国王,最豪华的国王,是无与伦比的伟大的宗教之主。中国国王次于阿拉伯人之主,位于第二。”“统治伊拉克的王,是王权所及最广的王,因为这个王(国)处于世界的中心,其余的王(国)都围绕着它。”[12]11-103在阿拉伯人的观念中,阿拉伯帝国才是世界的中心,阿拉伯帝国的国王是“诸王之王”。

2.看重物质文化,轻视精神文化

大食人在看待中国时,重视物质文化。他们对中国丝绸、中国瓷器、中国鸡、中国长城赞叹不已。为中国人精湛的手工艺技术所折服,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写。然而,大食人轻视中国的精神文化。对中国的语言文字、科学技术、音乐绘画无太多涉及。尤其是宗教和雕塑文化,大食人以自身的宗教文化作为衡量中国的标准,将中国人视为崇拜偶像的异教徒,充满鄙夷。

3.对中国缺乏系统认识,具有片面性

唐朝时期的中国统治者实行文化开明的政策,礼遇各国来华的外交使节,鼓励外国商人来华经商,尊重各教信徒的宗教信仰自由,热情款待来华的外国友人。

阿拉伯帝国和中国的唐帝国是当时世界上并立而存的两大帝国。然而,通过阿拉伯帝国的外交使节、传教士、商人和旅行家的实地探访和考察,发现中国的物质文明高度发达,阿拉伯帝国和中国在物质财富上存在明显差距。为了弥补物质财富的不足,阿拉伯帝国以强烈的宗教优越感和自我中心意识,通过对中国宗教和社会风俗带有鄙夷的刻意描绘,弘扬伊斯兰信仰,提升宗教自信。阿拉伯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构建的中国形象“主要是通过突显或整合社会心理的价值取向提高主体的自信”[22]克服逆差心理。他们将中国人描绘成只图物质享乐,缺乏精神信仰,注重短暂现世、忽略永恒来生的异教徒。通过提升宗教和文化自信来弥补阿拉伯帝国与中国在物质财富上的差距。

麦斯欧迪认为中国的法制是国家稳定、富强的保障。“丰富的物产和公正的法制统治了他们的帝国,暴政已被摒弃,因为这些国王们忠实地遵循由先人制定的法律。”

阿拉伯帝国时期,中阿关系进入直接交往、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正是由于阿拉伯帝国时期两国关系打下的坚实基础,中阿关系虽历经曲折,终归“柳暗花明”。阿拉伯帝国时期中国给阿拉伯人民留下的良好形象,成为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动力。时至今日,阿拉伯人仍钦佩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和璀璨文明。现代阿拉伯人希望中国像古代一样广博开明,继续充当阿拉伯民族的友好伙伴。“中阿两大民族发展友好关系的历史进程正是他们对整个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伟大贡献的光辉历程”[4]279而这一历程的起点始于阿拉伯帝国时期中阿双方的友好交往及由此形成的阿拉伯人良好的中国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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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应德.中国阿拉伯关系史[M].张甲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MOS结构的电容主要由栅氧电容COX、沟道耗尽电容CS、界面态电容Cit构成。如图6所示,背栅电压VBG被分配在栅氧层电容(COX)和沟道电容(CS+Cit)上,两部分电压分别表示为VOX和Vch。为了考察该模型中不同电容对器件亚阈值斜率的影响,可以参考亚阈值斜率公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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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本·白图泰的印象看法是“中国人是膜拜偶像的异教徒,向印度人一样火化尸体。”“中国的异教徒食用猪狗之肉,并在市街上出售。”[16]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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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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