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先生给我改稿

 

改稿

在清华建筑系上学时，我就迷上了《中国建筑史》这门学科。1959年10月,我们近代组完成了21万字的《中国近代建筑史》(初稿)，以铅印本分发给有关专家征求意见。其中有一本呈交给梁思成先生，请梁先生审稿。

难得的是，梁先生在百忙之中认真地审看了这本“初稿”。可惜的是，梁先生只看了“初稿”的前9页，只对这9页作了批改。特别庆幸的是，梁先生所看的这9页，恰好都是我写的第一章前两节。我觉得，这等于是梁先生给我写的书稿作了批改，写了批语。这个“审稿本”我收藏了，成了梁思成先生留给我的最珍贵的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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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生的审稿是非常认真的。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梁先生所看的短短9页中，居然作了89处批改。我统计了一下，其中属于校正标点符号的有24处，属于校正错字的有10处，属于修改用词的有33处，属于批语的有12处。校正标点符号和校正错字，一共多达34处。这是因为初稿本匆忙铅印时没有好好地校对。想不到梁先生能有这么大的耐性，把标点一一改正，把错字一一改正，甚至把英文字母的纰漏也一一改正。

看得出梁先生非常重视措词的准确，他给我修改的33处用词，都属于这种情况。他把“体现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日趋巩固”，改为“反映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日趋巩固”；把“欧洲古典式的通行银行建筑形象在各个城市矗立起来了”，改为“欧洲古典式的通行银行建筑形象在各个城市冒出来了”；把“1857年的早期江海关，还是中国的传统庙宇形式”，改为“1857年的早期江海关，还是中国的传统衙门形式”。这些的确都是措词不当。对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日趋巩固”用“体现”来表述，确是政治态度的失误，改用“反映”就没问题了。对于外国银行建筑，说它在各个城市“矗立起来了”，确是带有肯定的、颂扬的语气，改成“冒出来了”就没这毛病了。上海早期江海关的形象是脱胎中国的衙门，并非模仿中国的庙宇，在表述它的形象时，当然应该说它“还是中国的传统衙门形式”，而不应该说它“还是中国的传统庙宇形式”。

批语

梁先生的这一处处纠正，提升了词义的精准、贴切，我觉得非常精彩。梁先生的12处批语更是集中地纠正了我在文稿中用词概念的不准确。

经梁先生这样仔细地批改，我才知道，原来我的文字中存在着这么多的概念含混和概念偏差，一不小心，就闹出这样那样的差错。梁先生还对“长春园西洋楼”，写了一条特殊的眉批：

我的印象是：这组“建筑”没有一个真窗，内部根本不预备进去，只是纯粹供看的“立体布景”。是否如此请查核。

当看到“外来技术未能正当输入我国”的表述时，梁先生旁批说：“何为‘正当’？何为‘不正当’？”当看到上海开埠后建造的房屋“很有异国情调”的表述时，梁先生旁批说：“‘异国情调’含义模糊”；当看到“鸦片战前，中国建筑技术仍然停留在封建社会条件下的建筑材料”的表述时，梁先生旁批说：“当时欧洲也只有这些材料”；当看到“产生了中国近代建筑中虚假装潢、繁琐装饰的恶劣现象”的表述时，梁先生旁批写道：“不赞成这说法。什么才是‘真实装潢’呢？这些装潢都毫不掩饰地以装潢的面貌出现，我觉得它们才真是真实得很”；当看到上海1848年建成的法国领事馆是典型的“法国文艺复兴风格”的表述时，梁先生旁批说：“同济、清华编西方建筑史都对这时期是否还叫‘文艺复兴’提出疑问”；当看到青岛提督公署“很富强毅庄严性格”“体量虽不大而浑雄壮观，在形象上显示德国占领者的赫赫威权”的表述时，梁先生把它改为“显示了强悍性格”“体量虽不大而摆出浑雄壮观的姿态，以显示德国占领者的威风”。

从这两起案件来看，一起刑事案件从公诉到最后的判决，往往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因为不论是对证据的梳理与分析，还是对当事双方的调解，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完成。所以倘若有人说一起刑事案件从公诉到判决仅仅只需要几天时间便可完成，大家一定会觉得这是“天方夜谭”，但是李凌偏偏做到了。

随着数码技术和互联网应用的进步，摄影已深深的融入社会生活，数码音乐播放器，移动电话等数码产品开始配备摄影功能，拍摄的图片可以无线传播，摄影开始多元化发展。

思成

梁先生的这条眉批是很有价值的，他特地在眉批之后，署上自己的签名，以示慎重。后来我知道西洋楼是既有真窗，也有假窗。用假窗的建筑，只是给人看的，不是给人用的，更显现其“宫廷猎奇”的本质。当年的乾隆对于西洋建筑这样的新事物，如果不是停留于新鲜玩物的猎奇，而是基于国计民生的引进，那么一部中国近代建筑史就可以改写了。

从梁先生批改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梁先生对写史工作一丝不苟的严格要求和对文字表述字斟句酌的高度重视，看到了梁先生如何治学、如何审稿、如何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手把手地培育后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