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惯性：解读农户家庭经营的新视角——以河南省为例

一、问题的提出

农业是最古老的职业，而其从业者——农民，也曾是物质财富、价值规范等社会产品的主要创造者。伴随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农业劳动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生产部门，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扮演着供给生产、生活资料，满足人们衣食住用的重要角色。直至工业革命到来，生产社会化程度极大扩展，工业逻辑主导生产行为和节奏，农业经营活动退居“二线”，成为社会化大生产的一个初级环节。但作为受人欢迎的“副产品”，农业生产也迎来了社会化、商品化、现代化的洗礼。农业卷入社会化大生产使农民这一职业劳动者及其劳动场域在更多的场合被提及和认知，由此带来了对“农民”的研究热潮。经由相关学者的不懈努力和研究积淀，逐渐构筑出“农民学”特有的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和理论支撑。

农民学研究中，农民家计类型是学者们较为关心的问题之一，由此形成了“理性小农”“道义小农”“综合小农”等解释框架。但囿于理论及研究边界，诸多解说只在彼时彼处具有不同程度的适用性。而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可直接影响到农产品、剩余劳动力的市场供给并反过来影响农民从业选择；同时，农村的社会、人文环境具有层次性和地域特征。因而，农户在行为选择上呈现出多种类型共存的现象，更使得普适性的解释原理难以服众。基于此，本文以农业大省——河南为范本，利用描述性统计分析，试图抽象出一种不同以往的农户行动类型和逻辑体系。

图7为微型涡轮发动机涡轮熔模铸造浇注系统设计[8]。设置侧注式且设计4个内浇道来提高其对铸件本体的补缩能力。

二、文献回顾

小农家庭生产经营活动的类型研究起于俄国、盛于美国，20世纪末在中国又开启了独特的研究进路，形成了多样化的农户家庭经营类型学说。

(一)“道义小农”与“理性小农”的博弈

“道义小农”的理念可以上溯至恰亚诺夫对俄国农户经济行为逻辑的考察。恰亚诺夫运用微观分析的视角，以农户的家庭经济活动为基础，将小农经济活动与资本主义运作逻辑区别对待，形成了不同于市场供求原则的“劳动——消费均衡”假说[1]。顾名思义，劳动——消费均衡假说旨在概括这样一种农业经济类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生产要素的投入与农户可资消费的货币量呈现出动态平衡，但货币量的增多或削减并不必然导致农业生产的扩大或萎缩，两者之间保持基本的平衡状态就足以维持农业生产的持续进行。也就是说，农户并不是收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他的基本预期就是保持生产规模和消费水平的相对均衡。同为“道义小农”倡导者的波兰尼创造性的使用“嵌入性”这一理念，主张将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行为嵌入到整体社会关系中予以解释，强调人际关系、社会交往和制度因素的约制，而非诉诸于竞争和利益考量的市场经济运行逻辑[2]。斯科特更为明确的指出：小农在进行生产要素配置和种植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首要原则是“避害”，而不是“趋利”。换句话说，“以稳定可靠的方式满足最低限度的人的需要，是农民综合考虑种子、技术、耕作时间、轮作制等项选择的主要标准。濒临生存边缘的失败者的代价，使得安全、可靠性优先于长远的利润”[3]。

在公共政策冲突的治理方面，学者们主要从体制、利益关系调整和沟通反馈机制等方面提出对策。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如改革政策制定体制，加强各政策制定部门的相互协调，做好执行过程的信息反馈工作。除此之外，也要在承认中央与地方利益区别的基础之上，寻找地方利益和中央利益之间的均衡点，协调政策之间的冲突。

人口结构，也即劳动力结构，是农业生产经营行为的一个可视化指标。传统农业囿于生产工具的限制，主要以人力和畜力进行耕作，形成了对劳动力的强力依赖，进而催生出“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联合家庭和大家族较为普遍。一般认为，随着农业生产机械的进步，农村劳动力将出现过剩局面。阿瑟·刘易斯就此提出“零值劳动假说”，用以描述大量处于隐性失业状态的农村人口在农业活动中所做的“无用功”。对我国而言，机械化的普及在降低农业劳动强度的同时，也大幅缩短了生产时间，加之城乡二元体制下的经济、社会差距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形成的强大推拉作用，使得部分农村人员外流城市，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空心村”和“三八六一九九部队”的严峻态势。但从河南农村人口结构中能够清晰的看出，样本中的农业劳动力构成并未表现出明显的“三八六一九九”式人口结构类型，而仍然遵循比较传统的农业劳动力构成模式和农业人口再生产模式：儿童占总人口的比重最大，且呈现出男童偏好；青壮年劳动力除20-24岁年龄组外，均以男性为主。而该年龄组男性人口较少的原因可能在于青壮年男性劳动力的季节性流动或受“男尊女卑”传统思想的影响，此年龄段的男性更有可能通过受教育而实现“离土离乡”；老年人口中女性居多，这与不同性别的预期寿命有关。

(二)多样化的中国小农家庭类型

其他一些本土学者结合研究实践，针对小农的生产经营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华中乡土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贺雪峰从“公私观念”的理论探讨切入，在“家庭”之上，又构建出“宗族”“小亲族”“地缘群体”等认同单位，由此将中国农村农民的行动归结为“双层行动逻辑”的结果[8]；徐勇、邓大才认为，“当今小农受货币支出压力约束，以货币收人最大化为行为伦理，‘支’‘收’‘往’都源于‘社会’，农民生产、生活、交往都被卷入‘社会化’大分工网络，属于‘社会化小农’”[9]；高帆从农户的生产目标、要素投入和市场条件等角度证实我国农户的经济性质具有从“道义小农”向“理性小农”的过渡性质，并将处于转型中的农户定义为“过渡小农”[10]。

社会经济史专家黄宗智对于我国明清以来的农业生产行为研究颇多。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黄宗智整合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理性小农、马克思主义的剥削小农和实体主义经济学的道义小农三大农民学研究传统，强调区分不同阶层和不同经济结构下的小农特点，提出了综合性的小农生产经营分析范式：“富农和经营式农场主，显然资本主义性的一面重于其他方面，虽然他也要纳税，也要部分地为自己的消费而生产。贫穷的佃农和佃雇农，可能较高地符合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形象。而一个自耕农则更多地符合‘实体主义’经济学中的小农形象”[7]。

三、农户经营行为的实证分析

4) 在相同尺寸情况下，图1(a)、图1(b)两机构的运动线图之间具有对称性(见图2(c)和图2(d))：ψ对φ的偶数阶导数ψ、ψ、ψ曲线以及μ曲线都对称于竖直线φ=180，奇数阶导数ψ、ψ曲线以及μ曲线都对称于φ轴上的点φ=180。利用这些对称性，若已知其中一机构的运动线图，极易得到另一机构的运动线图。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1)(2)(3)(4)(5)变量观察值平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您家分得集体土地亩数7696.0294.5450.50060出租土地多少亩923.5542.810114农业器械价值8312,1875,720090,400家中净财产807181,042230,7192804.264e+06工资性收入82230,94545,6770888,000经营性收入7969,26123,1350457,000转移性收入7811,9845,588058,800财产性收入824241.12,081050,0002011-2012全部家庭纯收入73735,86839,5125457,1202011-2012人均家庭纯收入7377,8839,2521.250152,373食品支出76710,64910,515083,200衣着支出8171,5381,988030,000居住支出7971,2791,238011,700家庭设备及日用品支出8094,79221,1700371,200医疗保健支出8034,22320,4950500,300交通通讯支出8151,7342,983046,320文教娱乐支出8112,5615,084035,000其他消费性支出8062,07714,3300220,800家庭总支出69431,05144,9281,480589,160家庭人口数8314.6102.121114

注：根据调查问卷和编码簿，0值具有实际意义。如“农业器械价值”为0表明该农户没有农业生产器械，其他变量同理。

(一)农业和家庭再生产

河南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农业生产大省之一。因有黄河和淮河流经境内，带来充沛的灌溉用水和肥沃的耕作土壤，早在几千年前，农耕文明便已初现雏形并不断发展、延续至今，使河南逐渐成为我国粮食、油料作物主产区，同时也是瓜果蔬菜等的重要供应源地。国家统计局2016年7月发布的最新数据表明，当年河南夏粮播种面积5492.3千公顷，占全国播种面积的20%；粮食总产量3476.8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25%；在播种面积、总产量和单位产量上，河南都稳居全国第一。[11]但必须认识到，农业作为一项与自然接触最紧密的实践活动，具有较强的季节性、不确定性，并直接导致农业生产规模和结构的时空差异。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2年的数据中，河南农村家庭样本831户，近84%的家庭从事农业生产，另有约16%的农村家庭已脱离农业经营活动；每户平均分得集体土地约6亩，且与家庭人口有显著的相关关系(r= 0.2726，p=0.0000)；其中，集体土地类型绝大部分为耕地，占87.36%，其次为林地，占7.87%；在农业机械持有量方面，26.48%的家庭有拖拉机，26.73%的家庭有抽水机(包括水泵)，另外各有7.08%和7.34%的农户有脱粒机(包括打稻机)和机引农具，2.28%的农户拥有其他农业机械，只有不到1%的农村家庭有加工机械。除此之外，约有30%的农户家庭没有以上任何一种农业机械。这些数据显示，河南农村中仍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家庭依靠人力或畜力从事劳作，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并不高；农村家庭从事个体经营的比例也非常低，只有不到8%，但非农收入占农户年收入的比重较大，这部分非农收入主要来源于外出务工收入；样本中家庭人口数从1到14人不等，平均每家4.6人，4人以下的小家庭占家庭总数的52.7%，传统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大家族或联合家庭在现在社会明显式微；但在是否祭祖/扫墓的问题上，约55%的家庭选择参与上述活动，说明对于河南农村而言，传统的祖先观念仍有大规模保留。将2548个成人和818个少儿的数据合并后，得到如图1中的人口金字塔模型和右侧更为直观的分年龄组人口数量比较。

  

图1 农村人口结构

20世纪中期以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经历了几百年的成长之后勃然兴起，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素来“躬耕于陇亩”的农民也未能豁免。由此，“道义小农”的理论和实践边界随之萎缩，市场和利益导向型的“理性小农”观念应运而生。舒尔茨批驳了人们对传统农业的刻板认识：农业生产陷于停滞，农户活动缺乏理性，生产要素配置低下，“零值农业劳动学说”[4]等。他认为，传统农业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农户不注重生产工具的更新和种植结构的调整无疑是维持这种简单再生产的理性选择。他们对生产要素的配置也经由对土地、气候、水文等认识的深化而渐趋合理，直至最优。重置生产要素、调整种植结构意味着不可预知的风险和随之而来的经济损失。但与“道义小农”强调为生存而无可奈何地趋利避害不同，舒尔茨更看重农民趋利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总而言之，传统农业中的农户实际上并不愚昧，他们对市场波动，尤其是农产品价格涨落的感知超出学者们的预想，而“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刺激，农民将会点石成金”[5]。波普金持有类似观点。他在1966年到1970年越南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农户与地主之间不是和谐的租赁关系。相反，农户通过各种途径与地主就地租等问题展开角逐，维护自身利益。而且，投资的逻辑在市场和非市场交换中普遍存在。农户正是通过长期和短期投资来保持或进一步提高生存质量[6]。

总体而言，农户的消费行为趋于保守：在生存消费(如食品、日用、医疗保健)之外，用于改善生活品质的旅游、娱乐、教育等的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相对较小。行为主义心理学认为，个体行为的一贯性或变动性取决于对行为的赞同或惩罚，也即强化。正向的强化驱使有机体保持原有的行为方式，而负向的强化则刺激其做出改变。就此而论，河南的农村消费类型与其生长、生活的社会环境和一系列行为强化有关。在广阔的中原腹地，农村和农业生产依然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传统观念盛行、市场化程度低、社会流动性弱，且以“学生流”和季节性的“打工潮”为主。在此情况下，农户固守传统生产方式以应对难以预期的变故和突发事件，如灾荒，饥馑等，并由此形成了农业经营的生产惯性和心理依赖。一个简单的事实是，831户家庭中，有135户租用他人的集体土地，但其中只有3户表示没有将承租的土地从事农业工作。这表明，农户租用的土地主要用于简单扩大再生产，而非出于从事个体私营或其他商业目的。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简称：CFPS)2012年的家庭、成人、少儿三个数据作为研究数据库，按照“省国际码”和“2012年国家统计局城乡分类”两个指标，从中选取河南农村的研究样本。其中，家庭样本831个；成人样本(≥16岁)2548个，分布于827个家庭中；少儿样本(≤15岁)818个，分布于491个家庭中。前者属于宽数据，后两者属于长数据。本文统计分析以家庭数据为主，同时通过适当的合并、转换等手段对三个数据库进行整合，用于特定的研究内容。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下：

(二)农户家庭消费

长三角和珠三角是我国在运燃机最集中的地区，同时也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GDP占全国总量的1/3左右，工业实力雄厚，能源消费总量占全国的1/4左右，天然气产业发展领跑全国。长三角和珠三角所属省份均为沿海地区，具备进口LNG的条件，应是未来燃机电厂发展的重点地区和优先区域。

生产和消费具有互构性，生产的规模及类型决定消费水平和消费方式；反过来，家庭消费也可以作为农户生产经营成果的外显标志。传统农业社会遵循“男耕女织”的生产逻辑，剩余产品除以实物或货币作为租、税之外，基本上供自家消费，是一种典型的“自给自足”形态。工业社会伊始，农户生产所得在满足食物供给的前提下，更多的展现出作为生产资料的巨大价值而融入到社会化大生产的环节之中。农户的生产、经营、消费逻辑进而转向“货币伦理”，以“利益最大化”为行动导向。而河南的农村家庭因受制于传统的生产、经营理念，使得其对生产所得(无论是货币形式的金钱，还是食物形式的产品)依然秉持较为传统的处置逻辑。

图2显示，与2010年相比，2012年河南农村居民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支出均有所增长。其中，家用设备、日常消费和医疗保健的增长势头尤为迅猛，而食品消费一直是农户家庭支出的主要项目，从2010年的平均近6000元上升到2012年的年均一万多元；衣着、居住和购房、建房方面的花销增加也较快，但绝对值仍然较小；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的消费额在两年内以很小的幅度上涨，表明居民非物质性消费规模在消费总量和增长趋势上都较为缓和。另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食品消费的结构。黄宗智认为，我国小规模农业生产当今面临三大历史性变迁，即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农村人口的大规模城镇就业以及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型。具体到食品结构，农村家庭从谷物—蔬菜—肉类之比例为8∶1∶1转向4∶3∶3[13]。河南农村样本数据表现出类似特征，稍有不同的是，蔬菜、水果的消费比例已超过肉、蛋的消费比例(见图3)。若以食物消费占总支出的比例而论，样本中的家庭生活水平依然处于温饱阶段。但实际上，依食品消费结构而言，农村总体生活水平较之以往有很大改善。家庭食品支出居高不下并呈大幅递增趋势的主要原因在于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型：在以“糊口”为首要目标的自给自足农业生产阶段，食品支出虽然占家庭消费支出的绝对优势，但从货币量的角度，显然不能与主要以购置食材的现代家庭食品消费模式相提并论。

1.1 临床资料 所有患者均确诊为冠心病且住院治疗者；无合并其他严重性脏器疾病或精神疾病者；患者及家属同意配合本研究。将2017年1～12月收治的120例冠心病患者作为对照组，男64例、女56例，年龄60～73(64.3±10.8)岁；将2018年1～9月收治的120例冠心病患者作为观察组，男66例、女54例，年龄60～76(65.1±10.7)岁。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图2 2010/2012年农村居民平均支出

  

注：此处关于食品消费的原始题器为：过去一周，您食用过下列哪些食物？图3 农村居民食物消费

概言之，河南因深处中原腹地、土地类型单一、文化底蕴深厚、耕作历史漫长，农村家庭和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依靠几千年来成熟、完善的耕作技巧及强有力的生产惯性，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着传统的劳作制度、生育观念和生产经营方式。“百年来的欧风东渐，百年来激荡中国的思想风气，基本上没有吹拂到这块有着千年农耕文化历史的古老大地”[12]，曹锦清在河南诸地的感官体验恰能佐证这一观点。

2018年10月22日至24日，由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主办，上海财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上海市图书馆学会《图书馆杂志》协办的第三届“全球化视野·大学图书馆馆长论坛”（以下简称“馆长论坛”）在上海财经大学英贤图书馆举办。来自美国、英国、荷兰、新加坡、澳大利亚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中国内地等海内外高校图书馆、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图情杂志社等60余位馆长、专家出席论坛，并围绕“图书馆组织转型的方向与路径”“图书馆资源共享的模式与机制”“图书馆空间再造的整合与利用”等话题共同探索新时代大学图书馆的重塑之道。

总的来说，农业生产与经营活动具有一贯性，具体表现在种植结构、资源配置等方面的长期稳定和家庭再生产模式的传统倾向。同时，亲族势力的崩塌和社会保障手段的不足也为他们的经济理性设置了障碍。在诸种条件的约制下，农民的行动逻辑趋向保守，其生产经营活动遵循着被经验事实证明为最可靠的路径一往如前。也就是说，生产惯性是农户家庭在资源约束下做出的符合他们生存和利益需要的理性选择。

四、结论与研究展望

传统的“农民学”研究认为，农户农业生产和经济行为受制于“道义”的约束或诉诸于“理性”的考量等，呈现出不同的行动类型。国内诸多学者基于不同地域的经验研究在不同程度上证实了农业生产和农户行为逻辑的经典假设。然而，农业生产较多地受到水文、气候、土质、政策、劳动力素质、宏观经济结构等条件的影响，因而农户在生产规模和种植结构上面临形态各异的抉择。如我国东北广袤的黑土地适宜播种玉米、大豆、水稻等作物；中部平原地区自然环境有利于小麦生产，自古以来主食面食，因而成为小麦主产区；华南丘陵地带则主要经营茶园果树。生产方式的不同直接导致劳动所得在实物形态和货币量上的差异，进而关系到家庭后续的生产观念、消费模式等。

本文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主要从农业生产概况和家庭消费方式两个方面，探讨了河南农村的家计类型。首先，源于盛行千年的农业生产理念和经营方式的深刻烙印，河南的家庭农业生产在形式上较多地保持着传统的痕迹。这一点从劳动力结构、生产机械化程度等方面可以得到验证。不同的是，在现代化的重压下，家庭规模显现出“小型化”、“核心化”的趋势。加之劳动力的城乡流动，“隐性失业”的问题已经或即将成为过去时，劳动力短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农业生产的短板。其次，在家庭消费方面，食物需求的满足依然为家庭支出的主要方面。在此之上，日常生活、医疗保健和文教娱乐等的需求才渐次凸显。农户消费方式倾向保守和传统的主要原因在于农业生产的固有风险和社会保障的暂时缺位。数据表明，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率较低，五保户和政府各项补助的覆盖面相对狭窄，农户参与商业保险的积极性也不高，传统亲族势力的逐渐崩塌更使得农户丧失了面对困顿时传统力量的“守望相助”。因而，土地作为最后一道保障，同时承载着不断升值的潜力，愈加得到农民的珍视。“农业体系的保障意义甚至已经大于其产业意义”[14]。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农村流动人口选择保留农村户籍，甚至已经转为非农户口，在城镇就业、生活的部分人群希望将户籍改写为“农业户口”。也就是说，“除非具有了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或其他保障措施，他们的“恋土情结”不会轻易缓解或者消除”[15]。

综合上述分析解读，河南的农村家庭经营基于生产的不确定性、社会保障的缺失和心理依赖等因素，在现代化和市场化语境下较为顽固的保留了传统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此种家计类型类似于“生存小农”，但在形式和内容上又显著区别于后者，表现为超越了“生存小农”面临的基本生存警戒线，在农业生产惯性驱使下的生产经营活动。

要保证农业的基本地位，即进一步激发农业生产积极性，将“惯性力”转变为强大持久的“内驱力”，就应当针对性的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政策优惠继续向农业生产靠拢；另一方面，在城市化和土地流转过程中，顺应农民意愿，避免行政强推。然而，实际操作过程中，还存在着“政府强推，企业收购”的行为。因此，如何在土地流转的背景下，保障农户的基本生存权利，实现农业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将是农村社会学和发展社会学需要重点关注的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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