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以成人：中国古代教育传统与本科生生活导师制——以岳麓书院为例

进入新世纪以来，对本科生导师制的探索，逐渐成为高校教育领域改革的热点。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强调：“注重因材施教。关注学生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发展每一个学生的优势潜能。推进分层教学、走班制、学分制、导师制等教学管理制度改革。”随后，教育部也印发了《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并指出：“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实行导师制、小班教学，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改革教师遴选、考核与评价制度，实行聘用制，探索年薪制，激励教师把主要精力用于教书育人。”如果说，变革人才培养模式、全面促进大学生的发展是一项长期的工程，那么，创新导师制，以引导本科生迅速适应从高中到大学学习、生活方式的转变，则显得尤为迫切。

一、当代本科新生转型期所面临的困境

进入大学，意味着进入青春期的生命个体开始相对独立地体验人生中的重要转折。与高中阶段相比，大学生活最为明显的特征便是学生拥有更多能自由支配的时间。这种自由，给人随意塑造的可能：它也许会因为合理使用而让大学生活更加饱满；但同样，也可能由于缺乏目标与方向，带给人更深的迷茫而造成时间的浪费。“进入大学的适应任务主要由个体在学习、人际关系、生活自理、环境认同、身心体验等方面的适应构成。其中，学习和人际适应是相对困难的方面。”[1]的确，离开熟悉的群际关系，脱离有明确指向的学习内容，很容易使得大学新生不知所措。

伴随着世纪之交我国高校的快速扩招，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跨越式发展阶段。高校生师比逐步加大，带来了诸多教学及管理上的难题。一方面，在教学上，师资短缺问题愈发凸显。据统计，1998年，全国高校的招生人数约为180万，而1999年扩招比例高达47%，其后3年分别以25%、17%、10%高速增长，到了2005年，高校招生人数已突破530万人[2]。而教师队伍并未得到相应的补充，人数增长有限，因此，多数教师难以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学习及情感指导。另一方面，在管理上，大学辅导员工作强度及难度逐步加大。虽然教育部出台文件，规定“高等学校应按总体上师生比不低于1∶200的比例设置专职辅导员岗位”，但辅导员由于职责过多，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健康以及学生党团建设、学生日常管理、就业指导等任务十分艰巨，很难真正发挥效用，因此，想让他们成为学生们的良师益友亦显得遥不可及。

此外，高校的课程设置过分偏重于较为实用的专业知识，而人文关怀课程相对缺乏。高校的课程是为了完成高校的培养目标以及教学目的而设置的。现阶段，高校的培养目标，过多地局限于为经济建设服务，就业率成为衡量高校办学工作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指标。这个现象不仅在国内存在，在国外也较为普遍。张汝伦先生就曾批评道：“资本在解决生计问题的借口下，把人类的价值简化为只能为资本发展和服务增值的才是有价值的，否则一概予以否定。现代教育自觉不自觉地迎合了资本的需要，人们不再把培养自己为人作为教育的目的，而把成为资本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与螺丝钉作为教育的唯一目标，家长、学校与社会以孩子将来的就业为唯一目的，看起来好像是为孩子考虑，其实是剥夺孩子最重要的东西——他们的生命意义。”[3]在小学、中学阶段，学生面临着升学的压力，他们原本寄希望于在大学全面发展的期待，也会因为过分注重实用性及就业率而破灭。

所以，转型期的大学生往往面临着对学以成人的呼唤与现实中求之不得的矛盾。从个人层面而言，缺乏高远的志向，将直接导致人生长期规划的缺失，以及内心深处的迷茫；从学校层面来看，缺乏对学生生命意义上的关怀，把专业知识、就业、学术作为终极追求，不符合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也不利于教育的长足发展；从社会层面来说，人们沉迷于对物质欲望的满足，而忽略灵魂的安顿，浮躁风气四处蔓延，也会对大学生成长产生不良影响。

二、中国式“学长制”传统的优势

在高中时期，由于高考的压力，学生精力较为集中，无暇顾及对如何成人的思考。进入大学之后，大学生群体获得了时间上的相对自由，所以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问题有了追问。然而，他们难以从老师、学校及其他社群中求得满意的答案。基于此，如何在教育制度层面，深入发掘以求得化解方案，日益成为教育界不得不思索的问题。解决此种问题的方案有二：其一，西方的现代意义上的“学长制”，注重强调知识的学习；其二，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学长制”，则更偏重于生命体验式人文情怀的化育。因此，当今大学教育体制的改革，不仅要面向世界，亦要向传统回溯，结合时代需求，在传统中找到出路。

讨论 2008年荷兰心内科医生de Winter等通过回顾其心脏中心1532例左前降支(LAD)近段闭塞的急性冠脉综合征心电图发现，其中有30例并未出现典型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超急性期的心电图表现模式[1]。这些心电图的特点如下:① 胸前V1～V6导联J点压低1～3 mm，ST段呈上斜型下移，随后T波对称高尖；② QRS波通常不宽或轻度增宽；③ 部分患者胸前导联R波上升不良；④ 多数患者aVR导联ST段轻度上抬[2]。

不论是西方“学长制”传统，亦或是移植与改造后的中国式“学长制”，都在一定程度上具备缓解师资紧张的功效，也有着超越师生代沟的效能。但是，两者都有其弊端，都依然以学问及学术为教育的出发点与根本指向，而对于“何以成人”缺乏有效的探索。19世纪英国著名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就曾这样总结过西方教育的目的：“大学的训练是一种重要却又寻常的途径，指向一种重大而又平凡的目标，其目的就在于提高全社会的智识品质，培养所有民众的公共意识，提升整个民族的鉴赏口味，为能够激发大众热情的事物提供真实的法则并为大众普遍怀有的热望提供确切的目标，大力弘扬或冷静审视时代观念……这种训练教导（学生作为受过教育的‘绅士’）要学会看清事物的本质，要学会击中要害抓住中心，要能厘清思想的困顿混乱，要能辨别出什么是精深奇妙的以及什么是毫不相关而要摒弃的。”[5]在纽曼看来，大学生是为了追求真理性的知识而生的，所以就要注重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然而，西方及我国目前的“学长制”，对知识与批判性思维的过分注重，难免会造成人文关怀的缺失：“在学长制下，低年级的学生就像奴仆一样，要给学长擦鞋、刷洗衣服、随时端上茶点、做一切跑腿的工作，学长则可以给学弟一些金钱上的奖励。这种制度原本是为了加强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延续尊重上级的传统。但渐渐地，不少暴力行为甚至性虐待都在学校上演。”[6]

为鼓励企业科技创新，促使我国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的推广和应用，提高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水平和工程质量，中国水利工程协会还组织开展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工法评审工作，对符合国家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方针、政策和技术标准，具有先进性、科学性和实用性，关键性技术处于水利水电工程行业内领先水平，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在现行水利水电工程技术标准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至少经过两个工程应用并得到建设单位认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的工法进行奖励。

在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学长制”的引进已有将近二十年的历史。“学长制”最先于20世纪末在香港城市大学试行。“香港城市大学的学长计划、香港科技大学的‘卓贤汇’活动、朋辈辅学计划”[4]特色较为鲜明。比如，香港科技大学的“卓贤汇”活动，主要是约请已经走向社会的成功校友返回课堂，以就业方向以及职业规划为基点，回应学弟学妹的专业困惑及就业迷茫，以使其更好地适应将来的职业生涯。目前，“学长制”在部分大陆高校及港澳台地区施行。

国外为解决师资缺乏及师生交流不畅的问题，有着较为成熟的处理模式及应对制度，其中“学长制”广为人知。早在15世纪，为帮助初入校门的大学生解决在崭新的环境中所面对的诸多情感、生活以及学习方面的困难，使其早日适应大学生活，“学长制”便已出现于英国的伊顿公学。这项制度的关键，在于通过高年级老生以博爱、平等的态度与大学新生交流，以实现较为理想的协作效应。随后，“学长制”迅速地在英国扩展，利兹大学、剑桥大学等名校争相引进。经过若干年的演进，这一制度被世界各国教育界及高校广泛接受，其共同性便在于，“先进者”为后来者树立先进榜样，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热情和主动性。

取适量混合均匀的不同粒径麸皮和全麦粉，参考Wang的方法[11]，使用激光粒度粒径分析仪测定粒径分布，D10、D50、D90分别表示小于或等于此粒径值的体积占测量样品全部体积的10%、50%、90%。

此外，在方法层面，有别于现代意义上的“学长制”，我国古代的“学长制”传统将“学以成人”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有别于西方模式，中国的传统教育中，有基础教育向高等教育过渡期的一整套“学以成人”的整体规划，这个规划把完美人格的养成放在首位。《大学》首章有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古代中国，十五岁以前入小学，十五岁以后入大学。在小学里洒、扫、应、对、进、退，是培养孩子生活的能力、与人交往的礼节；进入大学之后，便要“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所谓“明明德”是教育的目的，指人生于世，为自身的耳、目、口、体之欲所陷溺，外界的声、色、货、利、功名、富贵所引诱，使本来光明的“明德”，蒙上了灰尘而失其明。这就要克己之私，节己之欲，把原来得之于天、为物欲所蔽而失其明的明德，重新使之光明，这就是明明德，是后天之德。“在亲民”是教育的手段，“民”就是人民。“亲”的具体表现是有服务他人的意识。最终要“止于至善”，不管在何时何地，对何人，处何事，都有一个极好的境地，事事都能处得极好，这是对孩子的最高要求，也是做人的最高标准。“亲民”能亲到恰到好处而止之，自己的“明德”才算“明”。所以说，学以成人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重中之重。

⑬据墓志，韩显宗卒于太和二十三年，时年三十四岁。参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

首先，在形式层面，“学长”一词源于中国，但古今异意。最初，“学长”指主持教学事务的人。“学长”这一特指教育者的名词，在宋代便已存在。宋人吴曾在《能改斋漫话录》中提到：“乃命耆（张耆）为学长，张景宗观察为副学长。”[7]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末。例如，道光六年（1826）六月，阮元离粤前，制定学海堂章程，决定在学海堂不再设立山长，而是遴选8位“学长”，由他们负责教学事务管理：“本部堂酌派出学长吴兰修、赵均、林伯桐、曾钊、徐荣、熊景星、马福安、吴应逵共八人，同司课事。其有出仕等事，再由七人公举补额，永不设立山长，亦不允荐山长。”[9]而近现代意义上的“学长”，由康有为创办万木草堂时所发明。“康有为起用优秀学生做学长，负责指导学生，并分工管理各项工作。帮助教师进行教学、管理等工作，有助于锻炼学生的能力。学生自己‘讲贯不辍，或聚而全讲，各就所得以演述’；同学间一起相互讨论、辩论等。这种以老带新、互帮互学的做法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让学生们保持着一种积极奋发向上的精神。这在当时各书院中是罕见的。平时学长负责协助康有为管理和维持万木草堂的学习和生活秩序，康有为外出时，由学长负责讲学，并批阅学生的功课簿，因而万木草堂在他外出时，一切教学活动照常进行。”[9]此时的“学长”便与现代意义上的“学长”同义，特指学龄较长或高年级的学生。

2015～2017年，国家下达的乌鲁木齐市单位GDP能耗、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下降率3年累计目标分别为9.88%、5.21%、5.21%、12.17%、10.79%，实际下降率分别为13.68%，6.53%、6.63%、14.26%和13.41%，均超过目标值。乌鲁木齐市3年示范期5项节能减排指标目标值与完成值如表1所示。

其二，生活导师制采用感召式的教育手段。在很多人的观念中，传统教育采用的是一种刻板、束缚人性的模式，认为“孔子的启发教学，只有形式，没有实质。知识观就是老师说的、古人讲的都是正确的，都是真理，只有服从，不可质疑。”[12]其实并非如此。孔子既有“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人生情调，也有对德性感召教育方式的自信。“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季康子曾问孔子如何为政，孔子对他说：“为政用不着杀人。你要想着为善，人民就都跟着为善！君子之德，像风一样；小人之德，像草一样。草上有风，必然使草前仰后合，一定会被打动。”岳麓书院所聘用的生活导师，并不以学问为唯一标准，相比之下，人格素养占有更为重要的位置，“这样就符合‘榜样’和‘偶像’这一重要他人的核心要求”[11]（P40）。岳麓书院实行的本科生生活导师制正努力成为一种充满温情和活力的教育新模式。

既然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对国外经验的吸收之上，那我们不禁要问，我国古代是否有“学长制”的传统呢？如若有，其特色又何在呢？

三、岳麓书院本科生生活导师制的探索

在万木草堂沉寂百年之后，岳麓书院充分吸收我国古代“学长制”教育传统之所长，试行本科生生活导师制。岳麓书院本科生生活导师制是一种以传统为本，并借鉴西方现代“学长制”的全新人才培养模式。有着千年血统的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结合前人对学长制的研究成果，以及岳麓书院对学长制的实践和总结，立足于传统，并放眼世界，首创“生活导师制”，并将其定义为：“生活导师制是高等学校聘请思想道德素质高、学习优秀且有一定的工作经验的研究生担任低年级本科生的指导老师，通过团体辅导和个别辅导相结合的方式，围绕大学生活对本科生进行个性化指导的培养制度。这一制度旨在为新生与生活导师搭建沟通的平台，由生活导师在学习和生活等方面给予新生适当的支持与引导，以使其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10]经过九年的探索，岳麓书院生活导师制逐渐走向成熟，并形成了自身的特色：

其一，生活导师制采用德育优先的教育模式。针对过渡期大学生对“学以成人”的渴求，岳麓书院把德育优先作为生活导师制的出发点。在岳麓书院2016年本科生导师制的评估报告中，学生在描述理想的导师类型时，用了很多诸如“向导”“领路人”“人生导师”的词汇。学生还将导师分为三个层次，最高的便是人生导师，“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产生重大影响，并且始终铭记在心的老师。可以对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进行指导。可以解答学生在世界观发生变化时期的问题。关心学生的思想、生活，而不止步于学术与课业。……可以促进学生对于自我的认识与完善，帮助他们寻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与生命意义。”[11]（P77）现在的大学课堂偏重于知识的教授，而转型期的大学生又有诸多人生困惑，因此，生活导师在与本科新生日常交流、开展活动的过程中，更加注重人文关怀的引领，确保本科新生尽早走出迷茫期。

其次，在内容层面，现代意义上的“学长制”，与传统“群居切磋、弟子以次相受”的教育模式相仿。虽然现代意义上的“学长制”由西方引进，但其内容在先秦之时早已有之。在《论语》中有大量后学者向其“学长”请益的实例。比如，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子贡是跟着孔子长大的，子禽以为子贡更了解夫子，所以在子贡面前问老师的为政之方。还有，“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伯鱼是孔子的儿子，也是陈亢的师兄。陈亢认为，孔子教学可能偏重于其儿子，但伯鱼让其明白，孔子是无私的。由此可见，在没有老师的场合中，“学长”为后学者答疑解惑的模式实存已久，而他们所交流的问题，也都是有关于“何以成人”的讨论。

岳麓书院本科生生活导师制已初见成效，但在探索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从外部因素来讲，我们目前的教育缺乏长远的眼光与规划，整个社会依旧充斥着功利化的气息，教育最终都指向于为经济建设服务。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难免存在浮躁的心态，静不下来、沉不下去，为成果而成果、为学术而学术，将短期利益的满足作为一项长久的追求。如此以往，对教育本质的追问与坚守者，反而会成为部分人眼中的异类。岳麓书院在当代大学教育体制内，其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体制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其所实施的生活导师制也难免会因学校对学科建设、升学率、就业率等指标的追逐而有所影响。从内部因素来看，岳麓书院生活导师制的主体是生活导师以及本科新生，生活导师以及本科新生群体内部，也存在着一些冲突。对于本科新生而言，最为突出的矛盾便是其对生活导师极高的品德及学术素养的期待得不到完全满足；而从生活导师的角度来看，学生的学业压力较大、时间过于紧张，无法很好地配合生活导师制定的“新生适应计划”，也给他们的工作造成被动。

其四，生活导师制拥有中西结合的教育理念。岳麓书院生活导师制对西方“学长制”的长处亦有所参考，也注重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养成。“他们（指牛津大学）的方式是确定目标，比如说论文，由老师因材施教、个别辅导，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能力，这可以为我们书院的学业导师制提供非常有益的借鉴。”[11]（P127）因为生活导师与本科新生年龄差距较小，因此学生独立思考能力、批判性思维的养成，在生活导师制中更容易实现。注重学生人文道德的培养，并不与当代的知识教育相冲突，反而，可以满足现实社会对个人品质的要求。

打破原有格局，找寻新的出路，乃当前教育改革应有之义。而向何处去寻找，则是首先要面对的话题。一般而言，在自身与外界差距较大之时，人们会不自觉地向外求索。当自身足够强大的时候，即使自身存在缺陷，也会不由自主地从自身出发，直面现实、参照过往以获得解决之道。

四、完善本科生生活导师制的思考

其三，生活导师制以唤醒学生内在的生命力为教育目标。在一位生活导师中期的交流心得中有这样的一段话：“‘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不论在何时何地，儒家、道家经典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不能不读。每天清晨，在岳麓书院这样富有人文气息的地方，与最有智慧的人对话、交流，逐渐变化气质、开阔胸襟、树立人生志向，这是我能从自己与同学们身上感受到的成长。”诚然，传统的“大学”教育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导向，致力于培养有理想、有情怀、有担当的“君子”，这不仅是岳麓书院本科生导师制想要达到的效果，也是整个民族对当今“读书人”共同的希翼与期待。

那么，如何完善本科生生活导师制，以更好地发挥其效用？

首先，生活导师制要坚守“学以成人”的教育规律。推行本科生生活导师制，不仅要适应当前的教育制度，还要敢为人先，在传统的浸润下，超越当前的教育模式，为现代大学新生入学教育找寻出路。而坚定“学以成人”（即“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13]）的信念，则是吸收传统、超越当下教育的必由之路。《论语·宪问》中也有诸如此对话式的表达：子路问孔子何以“成人”？孔子回答说：“像鲁大夫藏武仲知识丰富，才华横溢，像孟公绰那样廉静、寡欲，再加上卞庄子之勇敢和胆量，还有冉求的才艺，若能兼四人之长，再节之以礼，和之以乐，则德成于内，文见之外，也可以说是一个成人了！”孔子接着又说：“现在的成人，何必都这样呢？见了利，别忘了义，遇到危险，能杀身成仁，生命都可以舍弃。很久以前的承诺，无论相隔多少年都不会忘记，这样的，也可以算是成人了吧！”不难看出，在中国古代教育理念中，德才兼备方能“成人”。而当“成人”与“成才”相冲突时，对成人的呼唤，要急于、重于成才。所以，只有坚守“学以成人”的教育基本规律，才能在物欲横流的大环境中有所作为，开辟新路。

学生的生活数据信息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对象。如果我们想从这些复杂的数据关系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便可通过数据可视化的技术对其进行处理使得这些数据信息更为直观地呈现在用户面前。在可视化的过程中，数据将会变得更具备可塑性、可行性，最终更加人性化。由此帮助用户完善自己的日常生活，提高用户的生活质量。

其次，建立健全生活导师的遴选、宣导、评价及淘汰机制。我们依然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生活导师的遴选、宣导、评价及淘汰机制，以吸引更多优秀的研究生，全心全意地带领本科新生走出迷茫期。生活导师制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最为关键的环节在生活导师上。岳麓书院本科生生活导师的遴选机制的确立，经历过多次探索与改进，最终确立了学院直接在品学兼优的研究生中选择生活导师的模式。这种模式解决了部分弊病，但问题犹存：品德及学术素养兼优也愿意担任生活导师的研究生，仍然供不应求。而那些不愿意担任生活导师的研究生，多是出于对生活导师制的不了解。基于此，学院应加强对生活导师制的内部宣传，也要有针对性地对优秀研究生进行引导。此外，在生活导师制实施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有部分生活导师因个人原因，不愿意花费过多时间与本科新生交流。因此，有必要健全对本科生生活导师的评价及淘汰机制，以进一步优化导师制队伍。

“你是说清朝那个下江南的乾隆？”孟导小吃一惊，不过仔细看钱上面的确有“乾隆通宝”的字样，自己之前对钱币上的铭文没有仔细辨认过。

再次，生活导师制的良好运行，离不开学生的密切配合。由于大一新生的学业任务较重，校内活动繁多，无法保证其对生活导师所组织活动的参与度。另外，由于成长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同一生活导师小组内的学生性格差异较大，与导师交流意向的强弱程度也不同。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一方面，为使新生尽快融入新的环境，在课程的设置上，应适当减少大一上学期课程；在组织集体活动方面，应尽可能减少强制性要求。另一方面，创新新生与生活导师互选机制。“在德育过程中，只有同时承认并充分发挥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两个主体的作用，形成‘双主体互动’关系，德育任务才有完成的可能。”[14]在导师与学生互相选择之前，应做好相应工作，尽量保证每位新生与生活导师彼此了解对方的性格、兴趣、特长、研究方向等情况，保证学生顺利选到与自己志趣相投的生活导师，进而确保生活导师所组织的相关活动得以有效开展。

岳麓书院所实行的本科生生活导师制，是一种以中国传统教育精神为本，并借鉴西方现代“学长制”的全新人才培养模式。经过近十年的推行，岳麓书院本科生生活导师制逐渐走向成熟，基本适应了当代大学教育制度，满足了大学生对“学以成人”的渴求，化解了师资不足的困境，也满足了社会对德才兼备人才的需求，为解决当前大学生入学教育问题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新生事物的成长，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但我们相信，只要顺应时代发展之大势，认清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并在实施本科生生活导师制的过程中遵循以学生为本的原则，根据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对相应管理制度作出适当的调整与革新，本科生生活导师制将会焕发其应有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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