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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择业与社会责任:武进吴氏昆季生平事迹考述

更新时间:2016-07-05

近代以降,国人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各种思想此起彼伏,仁人志士纷纷探寻救国之路,“向何处去”也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难题。在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毗邻通商大埠上海、苏州、镇江的常州,一批传统知识分子审时度势、博学敦行,探求自我发展之路。武进吴镜渊、镜仪、镜予昆季,家学蒙惠,各有成就,名列近代闻人。囿于资料散轶和时移世易,学界有关吴氏昆季的研究成果较单薄,尚无专文述及。有鉴于此,本文考诸家谱和近代报刊等文献,探究武进吴氏昆季的生平事迹,不仅有利于对吴氏家族研究的深化,而且对优秀传统文化育人研究也将有所助益。

得益于家学,早期吴镜渊、镜仪、镜予兄弟三人走的是传统读书人“学而优则仕”之路。父亲吴凤梧(1849—1911),武进人,官名良贵,字凤梧,国学生,候选州同,诰封通奉大夫[1]卷六:10。吴凤梧出身贫苦,早年家道变故,“无以自活,乃业贸易”,在当铺学徒,“敦敏孚于廛市,诸巨肆争聘为主计,所入略裕”[1]卷二:3。与此同时,吴凤梧乐于行善,晚年随子迁湘,曾助赈贵州,选秩州司马。“性严毅,平居不苟言笑”的吴凤梧常常手不释卷,课子甚严,博学敦行。吴镜渊昆季之母程氏先世从安徽歙县迁常州,笃信佛乘,教子以善[1]卷二:5。辛亥鼎革,吴氏三子“镜渊、镜仪、镜予皆奉职在湘”,为官一方,各有所成。基于世事多变,母程氏认为“世方多难,非仕进时也”,出仕者多辞官归里。当时,吴氏兄弟“已遭府君丧”,程氏痛哭失明,吴氏兄弟“侍养家居不敢离跬步”,“至终丧,始出”[1]卷二:2。父辈言传身教,博学敦行,教子以慈,让吴氏昆季终生受益,衣钵所传,延及后辈。

我想着哥哥到时候跑到学校,学校里一个人都没有,就非常好笑,很期待。可是,到了晚上,这件事很快就被哥哥发现了。我想他是怎么发现的呢?后来才得知,原来他从平板电脑登上了妈妈的微信,看到了他老师发的微信。

一、力挽中华书局“民六危机”的吴镜渊

吴镜渊(1875—1943),武进人,官名有伦,字镜渊,承父祀,郡庠生。晚清时期吴镜渊曾任湖南候补知县、澧州、湖南营务处幕僚、直隶州慈利知县等职,勤政廉明,政誉颇佳 [1]卷六:10。1911年吴镜渊从湘返乡,从此结束从政生涯,筑屋而居,侍母甚孝。

久居乡里的吴镜渊附股实业,参与经营。1917年中华书局遭遇危机,面临被商务印书馆归并之惨境,史称中华书局“民六危机”[2]。中华书局干事沈颐找到同乡吴镜渊,争取援助[3]。吴镜渊与同邑李叔裴等人组成“维华银团”,以银行垫款的形式注资中华书局,缓解了财务危机。受董事会举荐,吴镜渊一方面出任驻局常务董事,厉行改革,开源节流,陆续建立一套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兼任稽核处主任,稽核账目,奖惩分明,帮助中华书局渡过难关。董事会秘书高念修曾言:“其时吴氏已年近古稀,我每将账目上呈他审批的时候,他从不轻易放过,每笔都要用算盘一一亲加复核。”为褒奖吴镜渊的贡献,中华书局董事会特制一枚20余寸的大银盾,上刻“扶危定倾”四个大字,赠予吴镜渊[4]。“民六危机”的成功破解使得拥有超群实业管理能力和魄力的吴镜渊为世人所识[5]

张 帆(1982-),女,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生化分析与生物传感。E-mail: fzhang@chem.ecnu.edu.cn

为顺利改组上海财团控制的常州大纶久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刘国钧极力争取吴镜渊的支持。刘叔裴原是大纶久记股东,一直想撤股,大纶改组,他借机筹备撤资11万元股金。由吴镜渊出面挽留刘叔裴,吴、刘二人以20万元资本稳定企业的股份。1930年刘国钧顺利改组大纶久记,成立大成纺织染股份有限公司。吴镜渊成为重要股东,出任公司董事长[6]。女婿刘靖基熟悉市场且通晓管理,出任副经理,兼任候补董事,负责上海办事处,刘国钧则负责企业运作和管理;里外配合,工作默契。与此同时,1931年,与吴镜渊之弟镜仪合作长达10年之久、留学日本的纺织专家陆绍云被聘为公司工程师,更将国际化视野融入企业发展。改组后的大成纺织染股份有限公司发展迅速,至1937年,已成为民族纺织业的代表性企业,被经济学家叹为奇迹。1930—1943年间,吴镜渊连续出任大成纺织染有限公司董事长,企业的重要决策都离不开吴镜渊的贡献。至1951年,吴氏家族仍有多人赫然列名于大成纺织染股东名录,如吴镜仪、吴安然、吴蔚然、吴瑞萍、吴舜文、吴舜九、吴舜琴、吴明然、吴卓然、吴森然、吴舜华[7]

[17]向明亮.在帝国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之间——盛宣怀与汉冶萍中日合办案新探[J].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1(24):42-46.

与此同时,吴镜渊在工商团体中出任重要职位,获得行业认可。1932年12月4日,武进商会下属厂业联合会代表庄中希、徐冠瀛、黄家骏、屠梦熊、刘国钧、池宗墨、刘靖基、蒋鉴霖、顾峤若、钱吟棣、江上达、楼钦忠、王麟年、汪剑雄等在武进电话公司开会,组织发起中华工业总联合会武进分会。1933年5月21日,武进工业联合会在第一公园商业图书馆楼下召开成立大会,吴镜渊被选为第一、二届武进工业联合会的交际主任[9]。20世纪30年代,武进工业联合会成为全国瞩目的为数不多的工业联合组织之一,在推动地方产业内的联合、产业间的协作和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地方棉纺织业、油坊业、机械业的协进与共进。

值得关注的是,吴镜渊积极践行社会责任,不但捐资输款,而且积极谋划慈善救济事业。首先,吴镜渊先后被推为武进贫儿院副院长、院长。在管理上,吴镜渊实行新型慈善管理方式,既注重效率,又教养兼施;在经费来源上,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参与筹办武进贫儿院[10],使得武进贫儿院成为民国时期较有影响力的慈善机构。其次,1934年因自然灾害和水系不畅等原因,武进很多乡村颗粒难收,贫民生活无着,地方人士组织发起武进救灾委员会,吴镜渊、钱以振、周季平、高柏桢、蒋锡昌五人被推为常务委员[11],并提出“工赈”方案,疏浚运河水系。所谓“工赈”是指安排灾民或贫民参加修建水利工程,给予一定报酬,使其渡过生活难关[12]。此举不仅有利地方农业,也便于水运交通,同时为贫民谋生计,由此开启民国时期武进地方大规模的浚河工程。最后,1936年武进商会改选,设工商业设计委员会、工商业调解委员会、推广国货委员会和劳资互助研究委员会四委员会,指定吴镜渊为劳资互助研究委员会主任[13]

二、“推行八小时工作制第一人”的吴镜仪

吴镜仪(1877—1967),武进人,官名章,字镜仪,又字敬仪,太学生。历任湖南候补知县、长沙转运局局长等职,受盛宣怀器重,任其幕僚,帮助盛宣怀督办汉冶萍公司。辛亥革命后,吴镜仪先后任上海宝成纱厂经理、天津宝成三厂经理、天津纱厂同业公会常委委员[14]、招商局天津分局经理、北平绥靖公署及军分会顾问、政分会参议等职[15]。吴镜仪喜好书法、摄影,多次在《柯达杂志》《卷筒纸画报》等报刊发表摄影作品*吴镜仪、尹耀明:《人淡如菊:怎样拍?》,《柯达杂志》,1936年第7卷第2期,第15页;吴镜仪:《中秋清供》,《卷筒纸画报》,1929年第205期,第2页;吴镜仪:《敬虔》,《柯达杂志》,1936年第1期,第1页。

汉冶萍公司由盛宣怀奏请清政府批准合并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而成立,成为中国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联营后发展较为迅速。在公司经营管理方面,吴镜仪颇多出力,襄助盛宣怀督办汉冶萍公司[16]

在大规模移动异构物联网中,UAV可以有效地解决地面移动IoT设备能量受限条件下的远距离通信问题,为超出直接通信范围的移动物联网设备提供交换信息的可能.此时,网络的能耗主要来自于IoT设备与UAV的通信以及UAV的移动,因此,本文将从这两方面开展研究,提出大规模移动异构物联网的节能策略.

辛亥鼎革,地方势力和不明企图之人无不视地跨湘鄂赣三省的汉冶萍公司为盛宣怀私产,乘机提议没收,汉冶萍公司濒临分裂和停业危机。身在日本的盛宣怀便与孙中山取得联系,试图以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的办法帮助孙中山解决财政需款,以此来改变自己的不利处境。消息传出,举国哗然。有学者视1912年汉冶萍中日合办事件是盛宣怀作为买办官僚资本家勾结帝国主义的例证,学者问明亮认为这一认识显然偏于简单化[17]

为避免汉冶萍公司被没收、瓦解的命运,时任长沙转运局局长的吴镜仪积极斡旋。1913年5月20日,吴镜仪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在汉冶萍股东会上散发传单,沥陈辛亥之时汉冶萍公司的遭遇,痛陈不明企图之人对汉冶萍公司“无人不目为盛宣怀私产,提议没收”,湘鄂赣地方势力暗潮涌动,瓜分之图昭然。他进而指出,“无非为各股东共投血本,兴办中原实业,恐被盛氏个人牵累,故不惜力排群议,一意维持;虽他省责言,指为攘利,亦所不顾”。与此同时,吴镜仪表达了对于“既经指为盛氏私产,则当舆论交谪,法律未定之时,何人不可取用?世事纷纭,事后何从清理”[18]的忧虑,从某种层面反映了辛亥鼎革时期围绕汉冶萍公司的种种角力。是年,吴镜仪被迫交卸长沙转运局局长一职,回归乡里。通过处理汉冶萍案,吴镜仪深刻地认识到社会动乱时期从工从商的种种艰险。不明企图之人群起伺机争利,“知官场,晓商业,通洋务”的通才盛宣怀也难以保全自身财产。其后,吴镜仪虽业商经商,但身份多为职业经理人。

受邑人刘柏森之聘,1920年吴镜仪任上海宝成纱厂经理。宝成纱厂向美商慎昌洋行订购纱锭4万枚,开设宝成第一厂;同年12月续订纱锭6万枚,设宝成第二厂;由于慎昌洋行逾期交付纱锭,宝成纱厂于1921年方得以开工[19]。随后,刘柏森以一、二厂产权向日商东亚兴业株式会社押借日金500万元,再向慎昌洋行订纱锭5万枚,于1922年在天津兴建宝成三厂,复派吴镜仪执管要务。在宝成纱厂的发展过程中,经理吴镜仪、曾任工程师和厂长的陆绍云贡献颇多,两人合作时间长达10年。1920年,刘柏森赴日选聘纺织人才,陆绍云经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监督处推荐应聘,于1921年回国。回国后,陆绍云任宝成第一、第二纱厂工程师。随后,宝成第三纱厂在天津创立,吴镜仪任经理、陆绍云任总工程师兼厂长,两人相互协作,推进宝成三厂的发展。

民国时期国内纺织厂一向为十二小时工作制,日夜两班,习以为常,工人劳作辛苦。吴镜仪认为工人工作时间过长,不仅无益健康,而且长时劳作,精力不继,工效不高,对工厂生产也无益。鉴于十二小时工作,“实疲神而生产绌,劳资两害”,吴镜仪与陆绍云商议,密定章则,毅然推行八小时工作制,此举为中国劳动界之首创[20]

1930年2月16日天津宝成纱厂实行三班制。关于宝成纱厂三班制的运行规定,经济学家方显廷曾详细记录:

民族干部从民族群众中来,他们在党联系少数民族中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高度重视加强对民族干部的培养。注重吸收、锻炼、成长出一批优秀民族干部,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长征期间有效落实各项民族政策的基本方式,也正是这一点,为确保了红军长征的胜利和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此制下,每班工作时间自十二小时改为八小时;第一班起自晨六时至午后二时,第二班起自午后二时至十时,第三班起自午后十时至晨六时。该厂所佣工人,为数仍系1500。但每班之人数,则自750减为500,较前已少。且该厂多数部分之工人,均采用按件发资制,是以工作效率必能增加;盖工时既缩短,工人须努力工作,始可期免于损失也。[21]

谈及宝成纱厂实施八小时工作制的变革,吴镜仪在接受《纺织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八小时工作制的好处有六方面:

其利益有六:(一)向例星期日停十二小时,计可少停十六小时,以此中所获,抵补绰有余裕。(二)中国纱厂,弊在用人太多,车间不洁,出数短少,欲谋减少,又难着手。如此一转移间,可与外商厂家用人相等。(三)内地外人纱厂,用人素紧,此制一行,势必多添一班,决不能如中国厂之化二班为三班,成本骤增,易于抵制。(四)工厂法以八小时工作为原则,至多十小时,即使能争到十一小时,出数亦减,何能支持,何如及早改成三班制,使机械不停,而出数可增。(五)细译工厂法,便知显著的含三班制在内,待资方籍出数锐减之说,争到极焦点时,政府不过答复,势必增添三分之一工资,则何如及早更改,可以布置裕如。(六)工厂法童工、女工,不准做夜工。改制后,童工、女工即可排在中午一班,不生问题。且外人在津所设之纱厂,机器多而工人少。我国纱厂则工人多而机器少。分三班后,可以日夜不停车,届时外商纱厂必感困难也。[22]

缘于力推八小时工作制后宝成纱厂成绩甚佳,工商部一度通令全国仿行。1931年5月20日,宝成纱厂经理吴镜仪受到蒋介石接见,蒋介石对八小时工作制颇为赞许[23]。其时,记载政商学界名流事迹的《民国名人图鉴》一书,对吴镜仪赞赏有加:

吴章,敬贻,又字敬仪,天津招商局经理,武进人,居天津招商局或北平东单火神庙八号,(现)常州城内县学街十一号。1877生,前清官湖南知县,入民国后从事实业,九年膺同里刘柏森之聘,任天津宝成纱厂经理。鉴于十二小时工作,实疲神而生产绌,劳资两害之举,认为八小时制为最善方法。其时政府工厂法中,规定八小时制,无如厂商识短,认为增加成本,群起反对。吴力排众议,密定章则,预测实行后应见之利弊,定随时补救之方法,于十九年二月间,将主办之天津宝成纱厂,毅然改行八小时制,改革后成绩显著,包纱可减轻成本三元,预测之弊未见,而未计之利踵至。当时办法是以资方不增加工钱,而劳力不少得工资为原则,换言之,即是缩短时间,增加工作,原用三人承值之机,今减为两人,而以原有工人众数,两班分作三班,向以十二小时换班者,今改为八小时,工人少做四小时工作,而所入未减,精力充足,工作效力,当然因之而加增。此举在我国实为首创。[15]

与其兄吴镜渊相同的是,吴镜仪虽子女较多,家养较重,却多次为慈善机构捐款和募款。据记载,1944年吴镜仪为上海特别市仁慈善会捐款100元[24];1943年吴镜仪为中国救济妇孺总会捐款300元[25];1944年吴镜仪为中华慈幼协会捐资2万元[26],并积极进行募款[27]

大荔县地处关中平原东部,地处东经109°43′-110°19′北纬34°36′-35°02′之间,年平均温度13.4℃,全年日照时数在2385.2h以上,无霜期230d以上,属暖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年平均降雨量530-630mm,适宜于核桃生长和提高果实质量。

三、力倡诗词写实“罕有其俦”的吴镜予

吴镜予(1883—?),武进人,名季,又名有章,号曼菴,附监生,江西试用府经历,擅长诗词,书法劲秀拙茂,工画梅竹,历任香山慈幼院教职、财政部秘书、财政部钱币局局长、财政部参事等职[1]卷二:4。1949年后,吴镜予留在大陆*1957年许宝蘅遇吴镜仪弟镜予,居上海,年七十五,能诗画。参见许宝蘅:《许宝蘅日记》第5册,中华书局,2010年,第1939页。

清末,吴镜予参加以宣扬民族文化复兴和民主思想为主旨的文化团体——南社[28]。吴镜予作为介绍人推介江阴庄庆祥加入南社,多次参加南社的雅集。1912年吴镜予与庄庆祥等一道参加于上海愚园举行的南社第七次雅集,以诗会友。吴镜予的诗词《清宫词》《题梅录集》《摸鱼儿》收录于柳亚子所编的《南社诗集》。后出南社,吴氏加入另一文学团体学衡派。时人林庚白曾对吴镜予诗词给予极高褒奖,认为其诗词“能求真实,自尔隽永,近人中罕有其俦”[29]

20世纪20年代,吴镜予受聘于熊希龄,执香山慈幼院教职,从事慈幼教育和宗教研究。1925年吴镜予撰有《佛遗教经诠证》,由香山慈幼院承印 [30]。此外,吴镜予为上虞曹仁麟的堪舆之书《奇门铨正》作序,又为《武进天宁寺志》作序[31]。由此可见,吴镜予对佛教和道教亦颇有研究。

基于渊博的文学造诣和家学渊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吴镜予在财政部担任要职。1928年香山慈幼院院长熊希龄致函时任财政部秘书的吴镜予,请求协助解决财政部所拨慈幼院的关款和盐余。在吴镜予斡旋下,时任财政部长宋子文同意直接给领关款,至于盐余,则未解决。是年12月熊希龄再次致函吴镜予,“执事现居近水楼台,得月最先,尚乞多方疏通为盼”[32],请求会同行政院、教育部解决盐斤加价补贴。吴镜予同情慈幼院,以财政部职员身份,请求财政部对慈幼院之生存及濒临绝境的千余学生给予全力支持,以盐斤加价补贴补助慈幼院经费。1930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决议任命吴镜予、蒋尉仙、李启琛等为财政部参事[33]。任内,吴镜予多次提议案。如1934年5月吴镜予起草《中央与地方财政应内外相维以期平衡发展案》,在财政会议上报告中央与地方财政平衡问题,试图探求中央政府解决财政问题的良策[34]。是年,吴镜予任国民政府财政会议常务委员一职[35]。抗战时期,吴镜予辗转赴湘,曾作诗抒怀,“移眷避湘,始信因循有今日,再图完聚定何年?”[36]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吴镜予乐善好施,其捐助信息屡见报端。如1928年吴镜予捐助沪南神州医院30元 [37];吴镜予为物品助赈会捐助自书扇面4页[38];1929年吴镜予为国民政府赈灾委员会助洋48元[39];1931年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募捐,吴镜予捐款20元[40];1935年,为助募各省水灾义赈会,吴镜予助款20元[41];1937年上海各界水灾救济会筹募善款,吴镜予捐助20元,并向刘成禺、李启琛、储又云、罗伯谊、洪象初、李令翘等人进行劝募[42];是年,吴镜予还向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认购救国捐[43]

需要指出的是,吴镜予对于民国期间常州最大的慈善机构贫儿院,不仅积极捐资输款,为贫儿院争取盐斤加价补贴,而且在常州贫儿院的兴建过程中,捐洋3千余元,由教育部发给丙等奖状[44],以示旌彰。与此同时,吴镜予为《贫儿院报告书》手书序言,指出“人之所以灵于万物者,以其能爱护同类也,以其能知合群互助之,益而不以远近为畛域也,恻隐之端见于赤子,引而伸之。为仁之方,莫切于是矣”,进而呼吁“即一乡一邑苟有义举,然无不慷慨乐施,尽力襄赞”[45],积极劝导社会有识之士助力贫儿院,不分畛域,共促社会进步。武进贫儿院的成绩,宋美龄叹“为上海所未见”[46]

四、余论

早期吴镜渊、镜仪、镜予昆季选择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仕途之路,均为政一方,后来吴氏昆季走向不同的发展方向。吴镜渊善经营,走上经商之道;吴镜仪善创新,向实业发展;吴镜予善笔墨,走向政坛;却无一例外地有声于世。吴氏昆季生涯发展反映了庭训启蒙、厚置技艺和立行践责是其于社会大转型时期有声于时、有声于世的重要法宝,而这正体现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所强调的“安身立命”的个人修养与社会责任伦理。

家学育人,言传身教,个人修养与社会责任的融合,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育人的重要内容。历经磨难的吴镜仪常常告诫孩子们要“学技术,学本事”。他认为世道多变,而救死扶伤的医生却是任何时代都需要的;要做医生就要做个医术高明的好医生,而要做个医术高明的好医生就得先进好学校。其子吴瑞萍、吴阶平、吴蔚然、吴安然分别是儿科、泌尿外科、外科、免疫学专家,多毕业于当时最好的医学院——协和医学院。第二、三、四代子孙受家庭影响,从医者甚众。据统计,吴氏一门三十余人习医、业医。“男女九人,兄弟姊妹,多数同操一业,同处一方,互相提携,互相亲爱”[47],吴镜仪对孩子的成就深感欣慰。

吴阶平认为父亲吴镜仪对他一生影响很大,非常感念父亲的言传身教:

他在家中办了私塾,请当地最博学的先生教几个孩子读四书五经。他还经常请在纱厂工作的美国人的孩子到家里跟自己的孩子们玩,这使得自己从小就会说一口标准的美式英语。吴敬仪对任何事情都认真负责,有些事情认真得甚至有些过分。他有几块金怀表,每天都要拿出来,与收音机里的报时校对,准确度要求到秒。[48]

吴镜渊之女吴舜文被誉为台湾“纺织女王”“汽车皇后”,主持台湾地区最大的纺织公司——台元纺织,以此作为裕隆集团的发展后盾。其后,吴舜文代夫出征,接掌裕隆集团,任董事长,推动台湾汽车产业的发展。吴舜文曾言,自己生活在一个崇尚“节约、简朴”的家庭[49],特别感念父亲吴镜渊的教诲和培养,遂于母校中西女中百年校庆之际,特设“吴镜渊教育基金”,以兹纪念。

[7]大成纺织染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名录[M]//李成儒.刘国钧文集:附录.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7.

[15]杨家骆.民国名人图鉴:第2册[M].南京:辞典馆,1937:81.

[1]吴有伦.吴氏红塔统世支谱[M].上海:中华书局,1936.

[2]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上)[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399.

[3]叶舟.中华书局创始人之一沈颐的生平与成就[M]//复旦大学历史系,出版博物馆,中华书局,等.中华书局与中国近现代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303.

[4]吴中.我所知道的“维华银团”[M]//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3卷.汪家熔,辑注.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188-190.

[5]孔令仁,李德征.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上册[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617-619.

[6]大成公司股东成立会[N].纺织时报,1930-03-30(3).

考诸吴氏昆季的生平事迹,可以发现,尽管时移世易,良好的家风却一脉相承,延泽后世。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家风的重要性,明确指出“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50]。吴镜渊昆季笃奉慈训,在自我发展中践行社会责任,谋求个人择业与社会责任的完美统一,反映了儒家文化和家风文化的育人精髓,或对传承与发扬传统文化育人作用具有重要启示。

[8]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全国银行年鉴:上、下民国二十六年[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230-240.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264.

[9]武进工业联合会第一届职员[J].中华工业联合会武进分会成立纪念、工业展览会合刊,1934(合刊): 75-76.

[34]联席审查会议[N].申报,1934-05-24(3).

[11]救灾会开第一次会议[N].武进商报,1934-09-21(3).

[12]何本方.中国古代生活辞典[M].沈阳:沈阳出版社,2003:164.

[13]常州商会设四委员会[N].申报,1936-07-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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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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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实业迅速发展,银行逐渐取代钱庄成为民族工业的重要融资来源。20世纪30年代,仁丰、同德、永孚三家钱庄合并,改组为武进商业银行,以仁丰钱庄原址为武进商业银行的营业所。1934年2月18日武进商业银行开业,刘国钧、刘靖基被推为董事,吴镜渊则出任常务董事。在1937年前,武进商业银行业务繁荣。据记载,“二十五年度存放款总额,尤见增加。现已设立本外埠办事处凡六处,仓库凡六处,各种设施均能切合内地工商业之实际需要”[8]

[18]陈旭麓,顾廷龙,汪熙.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四:汉冶萍公司(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522-523.

社会的快速发展对教师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为了适应这种需求变化必须不断学习以更新知识和技能,教师培训是提高教师综合素养的重要途径。教师是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成人学习者,因此,教师培训必须借助成人学习理论,设计科学、有效的教师培训课程。[1]基于目标导向的“双主线”新任教师培训课程设计,依据培训目标设置基于工作绩效改进和专业素养提升两条主线的课程,更关注新任教师的可持续发展,既满足教师的实际需要,又超越当前需求,具有一定的引领性。

[19]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8:87.

[20]天津工厂八小时工作制之发轫[N].大公报,1930-02-19(2).

物联网技术在新鲜水果蔬菜系统的应用,可以实时监控运输过程中果蔬的温度、湿度、空气成分等参数,为管理者、运输者提供必要的参考和实时的分析处理。

[21]方显廷.方显廷文集:第1卷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79.

[27]慈幼会收款报告[N].申报,1945-08-13(2).

[23]吴镜仪受到蒋介石接见[M]//中国天津通鉴:上册.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216.

[24]上海特别市仁慈善会鸣谢启事甲申字第二号[N].申报,1944-06-05(2).

四年制高职公共基础课既不能延用三年制教学方式,更不能照搬本科模式。“保本科本色、创高职特色”暨学生达到普通本科水平的同时,还要突出高职特色与对高新技术的掌握和应用,培养具有较强技术理论基础、实践技能与应用能力,并服务生产与管理一线的技术应用型人才。但有学者研究表明,一些高职院校存在着公共基础教学目标不清晰[2, 3, 4],没有正确认识公共基础课在高职教育教学中的作用[5]。这样容易在实际操作中出现“新瓶装旧酒”“穿新鞋走老路”等状况,偏离开设四年制高职教育的初心。

[25]中国救济妇孺总会鸣谢第一○六号[N].申报,1943-07-06(2).

水库盈亏状况取决于收入与支出之比,如果收支比大于1,说明水库盈利,反之则为亏损。可以看出,浙江省大中型水库收入成本比平均为101.5%,其中:丽水市最高,为232.3%;其次为温州市,为100.6%;最低的是绍兴市,为43.52%。总体上看,丽水市水库能维持日常正常运转,温州市水库基本能维持日常正常运转,而绍兴等地市水库如果没有政府补贴,则难以维持日常正常运转。从调查的具体水库来看,盈利的水库仅有14个,占31.1%,亏损的水库有31个,占68.9%,这说明大多数水库靠自身收入难以维持日常正常运转。

[26]慈幼协会募款顺利[N].申报,1944-03-25(4).

[22]宝成纱厂实施三八制记[N].纺织时报,1930-02-24(3).

[28]柳弃疾.南社纪略[M]//李介孺.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庚戌粤东军变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227.

[29]林庚白.丽白楼自选诗[M].上海:开明书店,1946:114-115.

[30]浙江省公立图书馆.浙江公立图书馆年报[M]//国家图书馆.近代著名图书馆馆刊荟萃:第13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27:71.

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园林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就是面向园林行业生产一线,能够适应园林行业一线的园林设计、施工、管理、养护等职业岗位要求,从事园林植物繁殖、工程施工、初步设计及其它园林行业领域生产技术管理和实际操作工作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因此园林技术专业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就是实现现代化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关键之因素。

[31]杜洁祥.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1辑第35册[M].台北:明文书局,1980:7.

[32]熊希龄.致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秘书吴镜予先生函[M]// 熊希龄.熊希龄先生遗稿.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4660.

[33]第六十三次国务会议[N].申报,1930-02-15(10).

[10]葛吉霞,王启万,余文科.经商与行善:近代常州商会社会责任的倡导与践行[J].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7(2):85-93.

[35]财政会议分组审查议案[N].申报,1934-05-24(8).

[36]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六[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140.

1) 吸附时间。称取1.0 g AB-8大孔树脂,加入10 mL上述提取液,25℃摇床振荡吸附1 h、2 h、4 h、8 h及12 h,过滤定容至25 mL,测其吸光度并计算吸附率。

[37]沪南神州医院敬谢诸大善士[N].申报,1928-08-10(2).

从检测结果可知,在棋盘格上,存在36个角点,采用Harris算法能检出40个,其中角点与边缘点分别为27个和13个;采用SV算法能检出42个,其中角点与边缘点分别为34个和8个,可见,将这两种算法结合,能检出所有角点。

[38]征求物品助振会鸣谢捐助物品启事第十号[N].申报,1928-09-05(7).

[39]国民政府赈灾委员会赈款出纳报告[N].申报,1929-06-08(19).

[40]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振会经收赈款第十一次报告绩昨 [N].申报,1931-10-03(6).

假设实际加工中夹持器杆件宽度为10 mm(如图5),选取长度L=20~90 mm的长方体作为两点夹持对象(相应的理论值为30~100 mm),选取 R=35~47 mm的圆柱作为包络抓取对象(相应的理论值为40~52 mm)。为与理论分析直观对比,下述分析以夹持对象理论尺寸作为其仿真模型中的尺寸。夹持器2种工作模式的ADAMS建模如图5所示,其中,在进行包络夹持仿真时,对夹持对象添加一个沿夹持器对称轴方向的滑动副约束,使得仿真时机构能自动寻找静平衡位置。

[41]上海筹募各省水灾义赈会鸣谢广告第四十六号[N].申报,1935-11-03(5).

[42]上海各界川灾救济会鸣谢启事[N].申报,1937-07-11(11).

[43]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收到救国捐公告第七号[N].申报,1937-08-31(4).

[44]教部褒奖捐资兴学人员[N].申报,1930-07-05(17).

[45]武进贫儿院.武进贫儿院报告书·序[M].武进:武进贫儿院,1929.

[46]蒋主席夫人参观常州贫儿院[N].申报,1928-10-31(10).

[47]邓立.吴阶平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10-11.

[48]曹金环,张志平.普通人教子成功的故事[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3:130.

[49]吴舜文.《墨梯》引领我一生[M]//陈瑾瑜,中西女中校史编写组.回忆中西女中(1900—1948).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127-130.

[50]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6-12-16(2).

葛吉霞,朱炳国,陈磊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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