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抗美援朝战争问题上的历史虚无主义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有的学者公开发表文章，全盘否定抗美援朝战争，主要指向是否定毛泽东。最具代表性的有如下三篇文章，一是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10月号，后收入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的《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以下简称为《是非和得失》)，二是发表在《炎黄春秋》2013年第9期的《中国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教训》(以下简称为《教训》)，三是发表在《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的《抗美援朝的得与失》(以下简称为《得与失》，后两篇文章是同一作者，并在其中一篇文章中申明用了《是非和得失》的材料。以下将此两篇文章作者称为“两文作者”)。这三篇文章有一个总观点，即认为抗美援朝战争是错误的，是毛泽东推行世界革命的产物，有如下四个基本观点：(一)朝鲜战争是由于毛泽东的支持而打起来的；(二)决策出兵抗美援朝是毛泽东为了推行世界革命；(三)毛泽东设定了超越现实的战略方针；(四)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很大程度是心理上的，等等。那么，抗美援朝战争确如上述文章所说的这个样子吗？事实胜于雄辩，我们来看看事实吧。

一、朝鲜战争爆发与毛泽东有关系吗？

“两文作者”在《教训》一文中说“金日成南下是斯大林同意在先，但他又把决定权交给了中国。只要中国稍微具备一点独立自主精神，不完全‘一边倒’，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就有充分的理由，用委婉的方式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可是毛泽东一条也没提。”在《得与失》一文中又说：“正是由于毛泽东具有强烈的推进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情怀，所以中国革命刚一胜利就积极支持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毛泽东由于坚持仍然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这一过时的错误判断，以在亚洲推进革命为己任，决心在朝鲜战场上狠狠打击美国，这就决定了他必然要进行抗美援朝。因此可以说，朝鲜战争是由于毛泽东奉行世界革命外交路线而打起来的。”

在1994年俄罗斯公布苏联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以前，西方研究朝鲜战争的学者中有人认为，朝鲜战争的爆发是斯大林、毛泽东和金日成合谋的产物。在俄罗斯公布苏联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以后，再见不到西方学者有这种说法了。国内研究朝鲜战争的学者中，除了“两文作者”外，未见其他学者有这种说法，即便是对抗美援朝战争持否定态度的学者也未见有这种说法。“两文作者”的这种说法可谓一个“独创”。那么“两文作者”的这种说法是事实吗？暂不论毛泽东是否“具有强烈的推进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情怀”，先说朝鲜战争的爆发，能与毛泽东扯上关系吗？

了解朝鲜战争的人，几乎都清楚，朝鲜战争的爆发，有其历史必然性及复杂动因：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苏两国以三八线为界将朝鲜一分为二，分别在朝鲜三八线以南或以北接受日军投降和实施占领，就此埋下了朝鲜战争爆发的最初祸根。第二，美苏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对立和斗争，造成朝鲜南北分裂和对立，构成了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原因。第三，朝鲜半岛南北两个政府成立后，在如何实现统一和统一于谁的问题上的斗争，是导致朝鲜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第四，1949年以来朝鲜南方不断在三八线地区进行武装挑衅，是朝鲜战争爆发的导火索。据朝鲜北方的统计，1949年1月至12月，朝鲜南方在三八线上进行军事挑衅共计1836次。[注] 《朝鲜人民正义的祖国解放战争史》，中文本，平壤：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61年，第18—19页。进入1950年，朝鲜半岛局势更加紧张，火药味越来越浓，一场内战已不可避免。面对日趋紧张的局势，朝鲜半岛北方进一步加强了军事准备。同年1月，朝鲜劳动党和政府根据变化着的半岛局势，考虑如何尽快实现国家统一的方式问题，并要求苏联政府给予支持。4月，金日成、朴宪永等朝鲜领导人访问苏联，斯大林同意了朝鲜领导人对局势的分析和准备以军事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设想。随后，金日成、朴宪永又根据斯大林的要求，于5月中旬访问中国，向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通报了他们与斯大林会谈的情况。1950年6月25日晨，三八线上长期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和摩擦，终于发生质变，朝鲜实现统一问题的大规模内战全面爆发。

如此看来，朝鲜战争的爆发与毛泽东没有必然关系，无论毛泽东对斯大林与金日成会商决定了的事同意与否，战争迟早都要爆发。那么毛泽东是否“积极支持”金日成南下呢？

这是从日中的“鸡”是十二地支“酉”位的鸡投影到日中，而月中的“兔”则是十二地支“卯”位的兔投影到月中所致的逻辑去解释“日中有鸡”“月中有兔”。此外，在北宋董逌的《跋月宫图》中也有这样的说法：

历史档案材料已表明，在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和朴宪永来到北京，向毛泽东和周恩来通报他们与斯大林会商的结果之前，毛泽东对他们会商的情况一无所知。毛泽东得知金日成通报他与斯大林会商决定了的事情之后，第一反映是表示怀疑，因此由周恩来通过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向斯大林求证，在获得斯大林的证实后，毛泽东表示同意金日成与斯大林会商决定的事情。金日成并没有告诉毛泽东将于何时采取行动，直至朝鲜战争爆发后最初几天，中国方面也未得到朝鲜和苏联方面的任何通报，而是从外电报道中得到消息。这至少说明两点。其一，毛泽东并不是“积极支持”金日成南下，而是无奈表示同意，也根本谈不上什么“具有强烈的推进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情怀”；其二，金日成向毛泽东通报他与斯大林会商决定的事，只是按斯大林的要求走了一下程序，而对毛泽东表示同意与否，并未认真当回事。“两文作者”在《教训》一文中也说明了这一点。

“两文作者”说，毛泽东可以有多种理由不同意斯大林与金日成会商决定的事情，“可是毛泽东一条也没提”。这也是“两文作者”毫无道理的指责。其一，金日成统一朝鲜的行动，虽与中国相关，但这毕竟是朝鲜的事，而不是中国的事，毛泽东凭什么要推翻斯大林与金日成会商决定了的事情？其二，金日成向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明确表示了，“莫斯科已经满足了他的一切要求，给了他所需的一切援助”，不需要中国提供任何援助。[注] 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访华计划致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的电报，1950年5月12日。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藏，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第二研究室编印《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1996年，第82页。那么，毛泽东凭什么要推翻斯大林与金日成会商决定了的事情？其三，中苏两国已缔结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两国是盟国，苏联已决定的事情，毛泽东凭什么要推翻？

中共中央为什么决策出兵抗美援朝，当然是多种因素决定的，但起决定性的因素无过以下三条：

二、决策出兵抗美援朝是毛泽东为了推行世界革命吗？

其三，苏联因素。一方面中苏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中国出兵援朝会有苏联作为后盾。这一点，斯大林有明确的表示。另一方面苏联在对中国出兵援朝问题上确有压力，但中共中央作出出兵决策绝对不是苏联压力的产物。在中共中央决策过程中，斯大林曾积极建议中国出兵援朝。但在中国要求其履行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志愿军作战的承诺时，他动摇了，说苏联空军未准备好，就是准备好了也不准备出动到朝鲜作战，并说，如果没有空军掩护，中国出兵困难，也可以不出兵。当然苏联除不兑现出动空军直接支援志愿军作战的承诺外，中国要求的其他援助苏联基本满足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仍“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采取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注]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252、第253页。

杨娆：在北方，冬天说降温就降温，哪怕昨天还是晴朗天，也不影响第二天大风呼啸，气温骤降。在整个冬天，我就反反复复地感冒，没几天舒服的时候。怀孕感冒了，不敢随便乱吃药，只能硬挺着。我也很奇怪，为什么冬天孕妈妈这么容易感冒呢？

那么，毛泽东究竟为抗美援朝战争设定了什么样的军事战略目标呢？根据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的有关电报、谈话、讲话等文献，中共中央的判断和估计有三种可能：

从以上事实和分析，不难看出，“两文作者”将朝鲜战争爆发的责任归结到毛泽东身上，纯属是对毛泽东的“欲加之罪”。

其二，意识形态因素。就是朝鲜和中国同属民主阵营大家庭一员。朝鲜有难中国有责任帮助他们。况且朝鲜是中国的友好邻邦，朝鲜劳动党许多党员和朝鲜群众参加过中国革命战争，对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做出了贡献。唇亡齿寒，户破堂危。如果朝鲜不是中国的邻邦而仅仅与中国一样是民主阵营大家庭一员，恐中共中央是不会作出出兵决策的。也就是说，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抗美援朝，有意识形态因素，但意识形态因素绝对不是决策出兵抗美援朝的主要因素或决定性因素。

第二条，根本原因。就是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这是最核心、最本质的原因。古今中外，任何国家的最高决策层，在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时，无不首先考虑维护本国家的根本利益。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抗美援朝，当然也不例外。(一)维护国家主权。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同时，就命令其海军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干涉中国内政，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中国对此不能没有反应，当时除了抗议、声讨之外，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已经考虑可能要被迫同美国打一仗。用周恩来的话说，就是“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给了我们新的课题：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注]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3页。(二)保卫东北地区的国防安全。美国投入朝鲜战争的空军飞机于1950年8月27日起，即不断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地区城镇、乡村，9月底10月初其地面部队准备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推进，严重威胁中国东北地区安全。故周恩来说：“这是敌人把火烧到了我们的大门口，并非我们惹火烧身。”[注]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74页。(三)维护东北地区经济建设。东北是全国解放最早的地区，东北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在全国具有领先地位和示范作用。1950年10月24日，周恩来在一个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中朝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朝鲜如果被美帝国主义压倒，我国东北就无法安定。我国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敌人轰炸威胁的范围之内。”“如果美帝打到鸭绿江边，我们怎能安定生产。”[注]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73页。毛泽东也讲过：如果中国不出兵，让美国压至鸭绿江边，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注]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中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52、第175页。(四)维护中国社会稳定。美国出兵朝鲜后，国内各种反动势力就活跃起来，活动明显猖獗。不将美国在朝鲜的气焰打下去，国内反动气焰就会更加增高，不利于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稳定。(五)着眼于国家长远建设的考虑。如果不出兵，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1000多公里的边防线需要部署很多兵力，还要改善装备和修建机场，随时准备打，与其如此，从经济上说，从国家长远建设上说，迟打早打，早晚要打，晚打不如早打。

第三条，军事准备因素。即东北边防军的组建和临战训练。由于毛泽东敏锐的局势洞察和战略远见，在朝鲜内战爆发不到两个星期，美军地面部队进入朝鲜仅一个星期，在朝鲜人民军作战顺风顺水的情况下，中国于1950年7月7日就开始组建东北边防军，以保卫东北边防和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反抗侵略。边防军的全部准备都是以美军为主要作战对象，以朝鲜为作战地区进行的。这为中共中央决策出兵援朝准备了必要的军事力量。

以上三条原因，是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决策的决定性因素。缺少这三条中的任何一条，出兵援朝决策都难成立，或即便出兵也不会是这种形式和这种规模。

射波刀治疗后，口服S-1治疗2～3个疗程(剂量80 mg/m2，2次/日)，每个疗程28 d，间隔14 d。后期出现远处转移后可接受介入或静脉化疗等其他治疗手段。

除此，还有三个因素，对出兵决策也有作用。

为什么出兵抗美援朝，正如毛泽东1951年10月23日所说：“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注]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555页。也就是说，出兵抗美援朝，是出于维护中朝两国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考虑，所以叫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其一，历史因素。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当局站在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上，出枪出钱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在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当局仍然敌视中国人民，对新中国采取政治上颠覆、经济上封锁、外交上孤立、军事上包围的政策。但是，这一条无论如何构成不了毛泽东要“把美帝国主义作为直接对手的革命情结”。

第一条，直接原因。就是朝鲜劳动党中央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50年10月1日，以金日成和朴宪永联名致函毛泽东的形式，请求中国直接出兵援助。正是因为有了朝鲜的请求，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才在10月2日、4日、5日三个下午召开三次会议，研究讨论援助朝鲜问题，5日下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统一了认识，作出了出兵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

“两文作者”在《教训》一文中说：“在决定抗美援朝的同时，毛泽东却提出了‘保家卫国’的口号，其实这只是为了说服和动员全国人民的一种策略手段。”“毛泽东是为了推进世界革命，为了解放全朝鲜，让中国军民做出重大的牺牲。”《是非和得失》一文将毛泽东决策出兵抗美援朝的动机和目的归结为如下三点：“把美帝国主义作为直接对手的革命情结，对社会主义阵营承担的国际主义责任，特别是保护新中国安全和主权的领袖意识”。这里虽对第三点加了“特别”二字，但作者真正强调的是“中国领导人已经站在了亚洲革命领导者的岗位上”，“更为重要的因素——国际主义的责任和义务”，“更多的成分是出于意识形态”。

1.事情没完全确认前，先不说，好比钱没到帐就不是你的，万一变数你会尴尬；2.任何秘密，就地消化，到你为止；3.说话别夸张，为了一时效果惊人，你要付出不靠谱的代价；4.口无遮拦者都是只管自己说得爽，不管别人听的心情；5.你总认为你说的话别人不会知道，其实都会知道。

历史的因素，意识形态因素、苏联因素，这三条也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决策出兵时考虑的因素，但都不是决策出兵的主要因素或决定性因素。

易错点提示：①标准状况下,Vm=22.4L·mol-1的含义是,在0℃、101kPa时,1mol任何气体所占的体积均约为22.4L,即Vm=22.4L·mol-1适用范围为标准状况下的气体。②注意在标准状况下非气态的物质,如 H2O、SO3、戊烷、CHCl3 等。③在标准状况下为气态的常见有机物有1到4个碳原子的烃、CH3Cl、HCHO等。④物质的质量、摩尔质量、微粒个数不受外界条件的影响。

说抗美援朝是毛泽东为了推进世界革命，这是某些学者为了否定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为了诋毁毛泽东，而完全不顾事实的妄断。与此相反，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却从未见到这样的说法，并且美国的一些客观学者，在谈到中国决策出兵时，都充分肯定了中国决策出兵的合理性。最为典型的是亨利·基辛格，在其所著的《大外交》一书中说的：“毛泽东有理由认为，如果他不在朝鲜阻挡美国，他或许将会在中国领土上和美国交战；最起码，他没有得到理由去做相反的结论。”[注][美]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中译本，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431页。

三、毛泽东设定了超越现实的战略方针吗？

《是非和得失》的作者在文中专门用一个标题说“毛泽东设定了超越现实的战略方针”，列举的根据是引用了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中的一句话，“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是非和得失》的作者说“毛泽东在未与美国开战之前就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或驱逐美国军队”。这是事实吗？

第一，毛泽东究竟为抗美援朝战争设定了什么样的军事战略目标？《是非和得失》的作者所说的毛泽东设定的“战略方针”，准确的说应是“军事战略目标”，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后，究竟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军事目的。那么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后，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军事目的呢？在《是非和得失》作者引述这句话的同一电报中，毛泽东就讲了两种准备、两种可能。毛泽东的电报说：“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注]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26页。这就是电报中说的两种准备。接着毛泽东在电报中讲了两种可能：“在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那末，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注]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第226-227页。这就是电报中说的两种可能。况且，毛泽东这个电报没有发出，也没有发给即将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东北边防军。而《是非和得失》的作者硬是抛开毛泽东讲的另一种可能不提，武断地说“毛泽东设定了超越现实的战略方针”，只能理解为该文作者是断章取义，别有用意。只要看到这个电报，《是非和得失》作者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

分析一下抗美援朝决策过程，以上观点便不攻自破。

为保障港珠澳大桥的桥体安全与桥体附近水域的通航安全，需要在九洲桥、江海桥、青州桥通航孔两侧设置相应的桥墩警示标志，其中九洲桥设置8座，江海桥10座，青州桥8座，共26座，位于港珠澳大桥桥梁段南北侧各13座。在原设计方案中，这26座为采用市电供电，后期由于供电电缆敷设困难，需对供电方式进行变更，采用太阳能供电。考虑到大桥北侧的13座警示标志白天大多时候处于桥梁阴影下，太阳能转换效率低，为确保太阳能供电稳定、可靠，需对太阳能供电系统进行重新设计改造。

第一种可能，志愿军装备苏联武器并在苏联空军的掩护和支援下，协同朝鲜人民军作战，有可能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队，从而根本解决朝鲜问题。这种可能是建立在苏联曾承诺出动空军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的基础上的。这是最理想的结果。前述未发出的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中，就讲到了这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在苏联不能出动空军直接支援作战的情况下，但有苏联武器装备援助，志愿军实施灵活的作战指挥，充分发挥自己在作战上的战术特长，能够在朝鲜坚持作战，能够攻打除大、中城市以外的其他地区，那么，有可能迫使美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毛泽东在1950年10月23日致彭德怀并告高岗的电报中，在1950年12月3日与金日成会谈中，都谈到了这种可能。1950年10月24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中也谈到了这种可能。

第三种可能，尽管中国军队是以志愿军名义参战，但美国仍可能对中国公开宣战，或至少以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以其海军攻击中国沿海地带，并且支持台湾蒋介石军队或美蒋军队联合进攻大陆。同时，由于志愿军武器装备落后，在朝鲜不能大量歼灭美军，战争形成僵局，影响中国整个恢复和建设计划，引起国内许多人不满。这是最不利的结果。在前面引述未发出的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中，已经讲到了这种可能。

中共中央在得知苏联不准备出动空军掩护志愿军作战后，认为出现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小，基本态度是以实现第二种可能为基点，力争第一种可能，力避第三种可能。

语文教学受教师、学生、文本和教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同一教学内容，不同的教学实施者或者同一教学实施者着眼点不同，课堂自然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因此，同课异构不是刻意追求的产物，而是实现有效课堂教学的自然结果。正所谓“着眼不同，皆为风景”。

通过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可使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生态效益与旅游经济效益双赢，实现森林业旅游可持续发展。

如果说毛泽东为抗美援朝战争设定了战略方针，那么1950年10月23日，毛泽东致彭德怀并告高岗的电报中说的：“我们应当从稳当的基点出发，不做办不到的事。”“我们应当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注]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98、279页。这才真正是毛泽东为抗美援朝战争设定的战略方针，并且是抗美援朝战争军事战略指导总的、最根本的战略方针。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军事战略指导，就是本着这个方针进行的。从这个战略方针中不但看不出有“超越现实”的问题，而且恰恰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古今中外，任何战争指导者在战争指导中，都是努力争取实现最好的结果，努力避免出现最不利的局面。毛泽东指导抗美援朝战争当然也不例外。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指导表明，在经过努力后，主客观条件不具备实现战争最好结果时，毛泽东非常及时地调整军事战略目标。这是极为正常，极为“合乎逻辑”，无可厚非的事情。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完全实现了战略预想。《是非和得失》的作者，完全不顾这些事实，生生给毛泽东加上一个“罪名”——“毛泽东设定了超越现实的战略方针”，其目的、意图已是昭然若揭、不言而喻了。

四、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仅仅是心理上的吗？

《是非和得失》一文作者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方针(实为军事战略目标)作一个错误断定，并以此为前提进行推理，“所谓胜利，应该是指战争决策者确定的战略方针得以实现，而毛泽东显然没有实现他把美国军队赶出朝鲜的战略方针。”所以，作者在文中虽然承认通常所说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的胜利，但他的结论是“这种‘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由于他的前提是错的，那么由此推理而得出的结论当然也不会正确。不错，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确实付出了重大代价，但是，抗美援朝战争不但完全实现了军事战略上的预想，而且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一改近代以来，中国倍受欺凌屈辱的历史，“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注] 《彭德怀军事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45页。中华民族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难道这是心理上的胜利吗？这场战争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从而不但有力地保证了志愿军取得战场的胜利，而且按预定计划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并开始了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难道这是心理上的胜利吗？抗美援朝战争巩固了新中国人民民主政权，安定了中国的社会秩序，难道这是心理上的胜利吗？美国军方人员说：对美国人来说“朝鲜战争则是完完全全的军事失败。”“一个世界公认最强大的国家的陆海空三军联合立体作战，却没能打过一个贫穷国家装备原始的陆军。……而且输的很惨。这是我们美国军队和美国国家永远的耻辱和疮疤。”难道这是中国心理上的胜利吗？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事实。由此，不难看出“两文作者”也好，《是非和得失》的作者也好，为了否定抗美援朝战争，为了诋毁毛泽东，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完全不顾历史事实，以期蒙骗和迷惑不了解抗美援朝战争历史真相的广大读者。

随着肿瘤治愈率明显提高，治疗时首要考虑的因素往往是平衡疗效与如何减少其治疗的毒性，尤其是儿童。在肿瘤的治疗中，心脏损伤是患者长期生存较严重的迟发性不良反应，而在引发心脏损伤的因素中，纵隔放疗和蒽环类药物的化疗是发生心脏疾病的最高危险因素，患者在初期可能无明显症状，但这种心脏毒性通常在治疗结束5-10年后方表现出来，并且心衰一旦发生，目前尚无有效救治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