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外开花墙外香”：近代留美生留美期间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以其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时期，留美生出于学以致用的强烈现实关怀以及对西方学界研究中国迫切需求的积极回应，撰写了数十篇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博士论文，内容涉及中国的财政、关税外贸、农业经济、货币金融、区域经济、经济思想史、运输经济学等诸多领域。该批博士论文是近代中国学人按照现代经济学学理与学术规范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最初一批学术成果，其学术特点鲜明并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及学术价值等各方面对西方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在此以搜集到的留美生数十篇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博士论文及其相关资料为中心，通过考察该批博士论文的总体概况、学术特点及学术影响等，具体管窥民国留美生留美期间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之一般。

一、留美生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博士论文概况

据目录学家袁同礼的《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1905-1960）》（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n，1905-1960）、一九六三年康奈尔大学辑录出版的《美国有关亚洲问题的博士论文目录（1933-1962）》（American Doctoral Dissertations on Asia，1933-1962，Including Appendix of Masters’ Theses at Cornell University） 以 及一九二七-一九三四年间华美协进社三次统计刊发的《中国留美学生硕、博士论文目录》（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等目录资料统计，民国时期留美生撰写的以中国经济问题为选题的博士论文多达五十四篇① 这一统计不包括杨联陞《〈晋书•食货志〉译注》、何廷光《管子公元前7世纪的经济思想：特别考察最近的经济思想》、袁贤能《道家及相关哲学对中国经济思想的影响》、程其保《中国支持一个足够的公共教育的财政能力》、陈友松《中国教育财政之改进》、陈希诚《中国乡村合作的伦理和经济基础》、倪因心《中国人口的社会特征：人口结构和城市化》、李迪俊《孙中山的政治经济理论》等8篇博士论文，笔者将其分别归为历史学、哲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而民国时期留美生经济学博士论文总数也仅为百余篇。故而该批博士论文在民国留美生所有经济类博士论文中是占有相当高比重的。中国经济问题可以说是民国时期留美经济学博士留美期间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

从时间分布上来看，整个民国时期留美生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博士论文数量，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一九一一-一九一九年间博士论文数量为十篇，一九二○-一九二九年间数量为十一篇，一九三○-一九三九年间数量为十四篇，一九四○-一九四九年间论文数量则达到十九篇。后三个十年论文数的增长率分别为10%、27.3%与35.7%，呈现出明显的加速增长趋势。若以北洋政府时期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这两大时期为时间坐标来对该批博士论文做一检视，则前一时期论文数量为十八篇，后一时期论文数量为三十六篇，后一时期正好是前一时期的两倍。

在学校分布上，该批博士论文呈现出总体分布较广而又集中于少数高校的分布特点。就总体分布来看，这五十四篇博士论文共分布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威斯康辛大学、伊利诺伊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南加州大学、波士顿大学、锡拉丘兹大学（雪城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加州大学、耶鲁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路易斯安那大学、密歇根大学等美国十九所一流高校。就学校数量看，该批博士论文之分布面已堪称广泛。就各学校所占具体数量看，哥伦比亚大学与哈佛大学两校的博士论文数量最多，分别为十五篇与九篇，所占比重分别为27.8%与16.7%。两校所占比重之和已高达44.5%。此外，纽约大学有四篇，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分别有三篇，明尼苏达大学与南加州大学各有二篇，其余学校则皆为一篇。可见，就各校所占数量看，该批博士论文呈现出高度集中于哥大与哈佛等经济学名校、点状分布于其他高校的分布特征。论文集中于哥大、哈佛，自与两校当时的经济学专业师资优势密切相关。哥伦比亚大学当时有美国财政学泰斗塞利格曼、制度学派代表米切尔以及边际效用学派大师克拉克等名师坐镇，而哈佛大学则聚集了经济学大师家熊彼特、垄断竞争研究权威张伯伦、国际贸易专家哈勃勒、投入产出研究专家里昂惕夫以及有“美国凯恩斯”之称的汉森等知名经济学家。

在研究领域上，留美生以中国经济问题为选题的博士论文，共涉及财政、关税与对外贸易、农业经济、货币金融、运输经济学、区域经济、经济思想史、工业与经济政策、保险学、统计学等十余个具体经济学领域，尤其在财政、关税与对外贸易、货币金融、农业经济等领域较为集中。其中，财政类论文有八篇，以李权时的《中国中央与地方财政：中央、省与地方财政关系的研究》、寿景伟的《中国的民主政治与财政》、陈兆焜的《清代中国的税收制度（一六四四-一九一一）》为代表；关税与对外贸易类论文有七篇，以朱进的《中国关税问题》、陈维屏的《清代中国海关的发展（一六四四-一九一一）》、潘序伦的《美国对华贸易史》为代表；货币金融类论文有九篇，主要包括林维英的《中国的白银贬值（一九二六-一九三一）》、魏文彬的《中国的货币问题》、梁炳琪的《中国货币和银行政策的历史性批判研究》等；农业经济类论文亦为九篇，以唐启宇的《中国农业经济研究》、蒋杰的《中国农业问题的经济分析》以及向景云的《中国土地占有权：中国土地问题与政策初探》为代表。运输经济学与工业类论文皆为五篇，前者以任以都的《英国与中国的铁路（一九○二-一九一一）》、李炳华的《中国运输经济学》为代表，后者以陈继恩的《中国的工业合作运动》、邹斯颐的《世界茶工业与中国》为代表。经济政策、区域经济、经济思想史、保险学、统计学等类论文数量皆在一-三篇之间，代表作分别为浦寿昌的《中国的劳动政策》、于俊吉的《东三省的经济地理问题》、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邓贤的《阻碍中国人寿保险发展因素的研究》以及赵才标的《中国12省粮食产量统计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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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选题方向上看，博士论文与其所在学校、所处时代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留美生考察中国经济问题的博士论文，其选题方向多与其所在学校的学科专业优势密切相关。唐启宇、冯锐、赵才标所在的康奈尔大学以及蒋杰、杨书家所在的明尼苏达大学，一直是美国农业经济的研究重镇，而他们的博士论文也皆以中国的农业经济为研究方向；陈兆焜、李权时、寿景伟、黄汉樑、黄凤华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因塞利格曼等财政学专家坐镇而在美国财政学研究领域中首屈一指，故而以上几人的博士论文皆以中国的税收制度、地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外债等财政问题为研究选题自然就顺理成章。此外，该批博士论文的选题也与当时中国的时代经济背景密切关系。例如，财政类的八篇论文有五篇皆集中于北洋时期，这自与该时期财政混乱无序的现状密切相关；五四时期受民族主义影响，关税自主问题一直比较突出，留美生研究中国关税外贸的博士论文就有五篇集中一九一五-一九二四年间；货币金融类的论文更是高度集中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尤其是一九三五年币制改制之后，九篇论文中有八篇是在一九三五年之后创作的。论文选题方向与其所在学校、所处时代关系之密切在此可得管窥。

二、留美生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之学术特征

考察民国时期留美生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博士论文，可知其在研究旨趣与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与资料运用、以及研究范式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学术特征。

其次，该批博士论文有效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得到了西方学界的高度评价。留美生在以美国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学术场域中研究中国经济问题，采用西方现代经济学方法自属应当。而且在当时采用西方学术方法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往往能凸显其研究的创新性与有效性。陈焕章采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这一现代经济学研究框架考察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经济行为的做法，得到美国学界的积极评价。美国经济学家罗斯在评价《孔门理财学》时就直接指出“它是按照现代政治经济学框架分析、构成的一部中国经济思想总纲要”⑥ E. A. Ros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2，No.4（Dec.，1912），p.883.；而《美国神学杂志》于一九一二年也同样肯定了这种研究方法的意义，认为陈焕章对西方现代研究方法的采用与其对英语的掌握、对儒家思想的熟稔，一同使《孔门理财学》具有成熟学术著作的许多特点。⑦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Theology，Vol. 16，（Oct.，1912），p.650.邓贤研究中国保险问题的博士论文，其研究方法得到德国《制度与理论经济学杂志》的好评。该杂志认为邓贤博士论文从经济、金融与社会结构等不同方面分析中国保险业发展障碍的方法，很有效果，从而认为“这是一篇很好的博士论文”。⑧ F. Otte，Zeitschrift fur die gesamteStaatswissenschaft/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Bd.89，H.1.（1930），p.202.对于冀朝鼎统计历代各地水利设施数量的变化以证明中国古代基本经济区存在转移的研究方法，旅美汉学家杨联陞高度评价道：“用新的统计方法研究历史，得到这样好结果的恐怕还没有。”⑨ 杨联陞：《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第17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美国汉学家康德利夫将冀朝鼎的研究方法称作为“一个非常有趣且具有启发性的统计图景”，并充分肯定了这一研究方法所达到的研究效果。⑩ J. B. Condliffe，The Economic Journal，Vol.47，No.185（Mar.，1937），pp.151-152.一九三七年荷兰莱顿大学汉学家戴闻达教授，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对冀朝鼎的研究方法作了如此评述：“为了说明基本经济区的变迁情况，作者收集到了所有地方志中有关水利的参考资料，并用一个非常清晰的表格将这一调查呈现出来”，“众多重要与细致的内容，如有关自然、灌溉与保护措施的解读上以及它们与政治演变的关系上，都在其中得到讨论。”① J.J.L. Duyvendak，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42，NO. 4（Jul.，1937）.，p.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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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注重研究方法与原始资料的运用，是该批博士论文的一个重要学术特征。留美生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博士论文，在方法上涉及比较法、个案研究、统计归纳等各主要研究方法。刘廷冕的博士论文《现代关税政策：以中国为中心》以比较法为主，将中国的关税制度与英、美、法、德、日等五国的关税制度、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只有进行中外比较研究，才能使近代中国在协定关税制度下遭遇的不公正得以真实、全面地呈献给世界。④ Ting Mien Liu：Modern Tariff Polic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a，Peking，Hua Mei Printing Office，1925，p.5.陈国平的博士论文《日本在华棉纺厂：一项国际竞争研究》，虽以日本在华棉纺业为主要考察对象，但在叙述中也将其与中国棉纺业、英美华资棉纺业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对在华日资棉纺织业的优势与不足及其发展前景给予客观评述。潘序伦研究中美贸易史的博士论文则以统计法为主要研究方法。其在博士论文核心部分（即介绍美国对华进、出口主要货物的两篇）所用表格多达五十三个。而正是以这数十个有关茶叶、丝绸、棉织品、烟草等主要美国对华进出口货物的统计表格为基准，潘序伦才得以对中美贸易的未来走势做出较为乐观的预测，真正做到如其所说的“根据中美贸易史的发展来解构未来发展趋势”⑤ 潘序伦：《美国对华贸易史（1784-1923）》，李湖生译，作者前言，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13。。李权时考察清末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则以清末的广东省为个案进行窥视。他以广东省财政报告为一手资料，对该省各机构向清政府各部、局、署、处的解款名目与数额，对该省支付赔款、外债的款项与数额，以及该省对其他省份的协饷数额都作有列表统计。正是通过明确的统计数据，李权时归纳出清末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是一种没有明确划分的“共产主义”式财政关系⑥ Chuan Shih Li：Central and Local Finance in China：A Study of the Fis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Central，the Provincial，and the Local Government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1922，pp.55-59.。这一结论因李权时对清末广东财政报告这一一手资料的运用而令人信服。与李权时一样注重通过对原始资料的统计分析而得出研究结论的还有冀朝鼎。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对中国数十种地方志中有关水利工程的文献进行了梳理，正是通过各省（地）水利设施数量的总体变化情况得出了中国基本经济区存在由北向南、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的研究结论。李美步的博士论文尤为注重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史料的运用，甚至其创作目的之一就是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农业文献资料：“该研究是对中国经济史进行的首次现代意义上的研究，故而作者附有所有重要的相关文献，以作日后进一步研究的参考。”为此，她特意指出“这些资料尚属首次翻译成英语，其在翻译时尽力保留其典雅与简洁性。”① Mabel Ping-Hua LEE：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griculture，presented by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New York，1921，pp.14-15.

首先，留美生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博士论文，因在选题与研究内容上拓展了西方汉学界、经济学界的研究领域从而产生了广泛影响。美国经济学教授温斯顿认为，陈兆焜博士论文对清代中国税收制度的介绍，使西方学界对具有迷惑性且不规则的中国税收机制有了大体了解。② A. P. Winston，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5，No. 1（Mar.，1915），p.120.而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于一九一五年刊载的书评也同样认可了陈兆焜博士论文对拓展西方汉学界研究领域的意义：“尽管对某些事情的解释上尚有不足之处，但在向西方学界介绍中国的税收制度上仍有一定的价值。”③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 23，No. 1（Jan.，1915），p.102.《种族发展杂志》则于一九一四年发文充分肯定了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对拓展西方汉学、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意义：“对尚未涉及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的西方学界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贡献。”① The Journal of Race Development，Vol.5，No.2（Oct.，1914），p.230.英国汉学家布勒克也认为《孔门理财学》“为西方提供了大量极具价值的知识”② T.L. Bullock，Reviews of Books，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Vol.27，No.107（Jul.，1912），p.531.。施宗树的博士论文对于西方汉学界认识中国对外贸易历史的意义，得到了温斯顿的肯定。他认为施宗树对中国古代外贸史以及最近外贸发展过程的介绍，是英语世界中最具参考价值的著述，并认为其在向西方学界介绍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状况这一方面颇有价值。③ A. P. W.，Reviews and New Book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 10，NO. 2（Jun.，1920），p.351.《美国政治与社会学年刊》则于一九一六年发表专文对朱进的博士论文进行了评介，认为其“全面展现了中国关税制度的整体面貌，包括中国关税的历史、潜在的传统因素以及行政制度等”。④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 68，America’s Changing Investment Market（Nov.，1916），p.321.冀朝鼎博士论文在向西方介绍中国古代经济生活方面的价值，则得到美国汉学家魏特夫的充分肯定。他认为冀朝鼎的论文将中国农业社会的真实情形令人信服地向西方展现出来，这对于研究远东与中国的西方学者了解中国的过去与现在会起到重要作用。⑤ K. A. Wittfogel，Book Reviews，Pacific Affairs，Vol.9，No. 3（Sep.，1936），pp.449-450.留美生对中国财政、经济思想史、经济生活、关税外贸等经济问题的考察，往往是当时西方汉学界、经济学界不甚了解但又迫切需要了解的研究领域，而该批博士论文的出现则恰恰起到了向西方介绍中国经济现实与社会经济生活的作用，其在当时拓展西方汉学界、经济学界研究领域之功不可小视。

总体来看，民国留美生以中国经济问题为选题的博士论文，多集中于财政、农业经济、关税外贸、货币金融等民国时期比较突出的经济问题上，这彰显出当时留美经济学博士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感与使命感。学以致用、学以救国的爱国情怀在该批博士论文的创作中有着较为明显的体现。

第三，该批博士论文的选题类型虽以应用经济学占据绝大部分，但经济史的研究理路仍是论文作者们比较青睐的研究范式。按照现代经济学中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学科划分标准来看，该批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博士论文中，除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与黄邦桢的《孙中山民生思想的应用》两篇涉及经济思想史的论文属于理论经济学外，其余研究中国财政、关税外贸、农业经济、货币金融学、运输经济学、区域经济、统计学、保险学的论文在选题类别上皆属应用经济学范畴。虽然就数量上看，应用经济学类论文占据压倒性优势，但总体来看，该批论文在研究范式上仍多以经济史的叙事理路为主体范式。陈维屏研究清代中国海关的论文，其在简要介绍清代政治组织架构与财政概况后，便按照公行贸易时期、《南京条约》时期、《天津条约》时期、《烟台条约》至清末等几个历史时期分章叙述清代海关税则、行政、政策的变迁过程，最后再对民初海关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措施进行阐释，其经济史研究理路可谓相当明显。寿景伟虽以研究中国财政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关系为目的，但其论文则从考察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财政哲学开始，后经对“封建时期”（BC2698-BC221）、帝制时期（BC221-1912）以及共和时期（1912-）等三个时期的重要财政制度与财政实践进行细致梳理后，才在借鉴中国传统财政资源与西方现代民主原则之上提出其“民有、民治、民享”的财政设想。魏文彬研究中国货币问题的博士论文也以经济史的叙事脉络展开，论文第一部分按时间顺序分两章先后介绍古代货币种类、流通情况与后来出现的“交子”、“飞钱”等纸币使用情况，第二部分则在介绍清末货币的总体概况后分两章详细考察了一八九五-一九○五年与一九○六-一九一一年清末两个时期的货币改革情况。该文无论是在总体布局还是各篇与各章节的铺设上，皆以历史脉络为据。此外，经济史这一研究理路在李权时、李美步、胡先进、唐启宇、梁炳琪、冀朝鼎、向景云、陈焕章、周承绪、徐墀、潘序伦、施宗树、刘廷冕等人博士论文中也皆有较为明显的体现。由于篇幅所限，不再一一列举。

民国留美生以中国经济问题为选题的博士论文，因其研究内容的创新性、研究方法的有效性以及深刻的研究结论，一经问世或出版后，就在民国时期得到了西方学界的广泛认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汉学界、经济学界发表了众多书评，对该批博士论文的研究选题与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结论与学术价值给予了积极评价。

三、留美生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之学术价值与影响

留美生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中表现出的研究旨趣与问题意识突出、注重原始资料与研究方法的运用、以及对经济史研究范式的青睐等基本学术特征，多与留美生解决中国当时实际经济问题这一现实性诉求、对中国经济史实与资料的熟稔、以及理论经济学素养的相对欠缺有关。而扬长避短、在对中国经济史实与文献的相对熟悉以及为国而学而述的现实性旨趣之上进行创作，也正是民国留美经济学博士的优势所在。

他招了台“的士”，下车时从信封里抽出张大钞递给司机就下了，听司机喊“喂，找钱呢”，他不回头，司机也就不再嚷嚷。

首先，该批博士论文呈现出鲜明的研究旨趣与突出的问题意识。博士论文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留美生，往往在论文开篇就明确指出其鲜明的研究旨趣与其所想要解决的问题。梁炳琪在提及其研究中国货币与银行政策时的研究旨趣时说道：“中国货币金融业的混乱失序，已经深深影响到了中国的国内外贸易，而且这一问题目前仍未解决。”而其博士论文研究目的正是试图提出一些改良现状的建议，以及解释这些方法、建议如何得以切实实施。① Ping kei Leung：A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urvey of Chinese monetary and banking policies，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1936，pp.Ⅲ-Ⅳ.其研究旨趣与问题意识可谓相当明确。胡先进在其博士论文中直接阐明其对一九三七-一九四七年间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的考察，“是希望通过对已有理论与发展情况的分析并在对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进行评价后，为中国如何走出通货膨胀建言献策”。他认为健全的经济理论是健全经济政策的基础，而其论文正是要在理论与实际上为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基础。② Sien-Tsin Hu：Inflation and Inflation Control in China， 1937-1947（An Abstract of a Thesis），Illinois，1950，p.3.陈维屏的《清代中国海关的发展》虽以追溯清代中国海关历程为主线，但其研究目的则直指由清末继承而来的民初协定关税制度。他认为出于中国经济发展、工业效率、道德等方面考虑，中国的协定关税制度必须废除，而且中国必须诉诸保护性的关税政策。① Wei Ping Chen：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under the Tsing Dynasty，1644-1911，Boston University，1915，pp.Ⅶ5-Ⅶ8.黄凤华的《近代中国的公债》，其研究旨趣与研究目的也相当明确。他认为近代巨大的内外债数额不利于中国的独立与主权完整，其论文“试图呈现中国内外债的历史并特别指出中国外债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希冀这一研究“能为这一复杂问题提供一个解决的实际基础”。② FengHua Huang：Public Debts in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1919，p.7.邓贤的博士论文是近代中国经济学界最早研究保险问题的著述。之所以研究中国保险中的寿险，是因为在他看来“近代中国寿险事业，未能发达，是一种特别现象”。而寻找中国寿险发展缓慢的缘由并对症下药地予以解决，就成为其博士论文选题与创作的直接缘由：“中国寿险事业，不能发展，是有很多原因，欲研究这个题目，做一篇博士论文，也无不可。”③ 邓贤：《人寿保险与中国》，《留美学生季报》1927年第12卷第3期。其研究旨趣之鲜明与问题意识之强烈由此可得窥见。

第三，在研究结论与学术价值上，留美生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博士论文也得到了西方学界的广泛赞许。徐墀研究中国铁路的博士论文于一九一六年首次出版后，其深刻的研究结论就得到了英国《皇家统计学会会报》的高度认同：“虽然中国需要更多铁路以促使其发展，但作者却预见到一种较大风险，因为中国承担着铁路借款的利息并以国内税收作为担保，可是一旦中国出现国内混乱或是由于其他因素导致其不能及时偿还铁路借款及利息时，中国的国家主权便会随之而受到侵害。”②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Vol. 79，No.1（Jan.，1916），p.83.美国经济学家威罗贝对黄凤华博士论文的研究结论也有较高评价。他认为虽然在内容上黄凤华的博士论文大体上是一篇贷款契约的汇总，但在论文最后“作者也得出了一些必然结论，提出了一些建议。论文结尾提出的完善国内公共服务体制以便中国在专家指导下迅速改组国家的建议，使作者的陈述更为自信”。③ W. W. Willoughby，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 14，NO.2（May，1920），pp.357-358.潘序伦研究美国对华贸易史的博士论文，其选题价值得到美国财政学家精琪的赞誉。精琪认为“没有其他什么能比撰写有关这两个国家共同利益的论文更有力量”④ 潘序伦：《美国对华贸易史•序二》，李湖生译，第1页，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13。。而另一位财政学家塞利格曼则认为潘序伦的研究“对中国外贸的兴起与发展进行了详尽、精确地研究”，尤其是论文对美国对华进出口主要货物的统计性分析，被其视为最具价值的内容。⑤ 潘序伦：《美国对华贸易史•序一》，李湖生译，第1页，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13。寿景伟研究中国民主政治与财政关系的论文，其研究结论与学术价值也得到美国相关学界的认可。一九二八年的《天主教历史评论》对其研究结论作了准确把握：“这一著作希冀中国能结合其固有传统与现实之上实现财政制度的整理与改革。”⑥ 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Vol. 13，NO. 24（Jan.，1928）.p. 701.一九三○年的美国《政治学杂志》也曾发表专文，认为寿景伟有关中国财政的博士论文是一部价值极高的著作，甚至认为其在英语语言世界中“是相关题材中最简洁、最透彻的一项研究”。⑦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 38，NO.2（Apr.，1930），pp.243-244.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渐完善，我国企业普遍对费用开支等成本管控机制拥有一个相对明确的认知。然而我国事业单位由于自身性质等方面的影响，对经费管控等内部管理机制的认识还相对不足，管理者及相关人员对经费管控的重视还有待加强。目前，我国事业单位的成本核算机制刚起步，经费管控体系尚未完善，费用预算等相关程序也尚未建立。

可以看出，无论是在选题内容、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还是在研究结论与总体学术价值等方面，该批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博士论文，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界、汉学界都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可以说，民国留美生这批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博士论文，是中国人最早在西方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的经济学著述。照此看来，其意义不可谓不大。

学术创作往往难以挣脱时代的轨迹而自我生发，正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学术”。民国时期留美生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博士论文，正是留美生在经世致用、学术救国的责任感召下而得以发轫与创作的。该批博士论文在总体上呈现出研究旨趣与问题意识突出、注重研究方法与一手资料的运用以及侧重经济史研究理路等基本学术特征，而它们作为当时西方汉学界、经济学界研究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在研究内容上拓展了西方汉学界、经济学界的研究领域并在研究方法与研究结论上令西方耳目一新，学术价值颇高。在中国近代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理应给予其一份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