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风》句法结构与节奏关系量化研究

节奏和韵律是构成诗体的基本要素[1]。音系学对节奏的定义是指言语中可感知的单位突显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可用重读对非重读音节、音节长度(长对短)或音高(高对低)等型式或这些变项的组合型式来说明。最有规律的型式，如多种诗歌中所见的，称作“节律”[2]。汉语音节没有重读对非重读、长音节对短音节这样的对立，汉语诗歌格律较严谨的是近体诗，它的格律是以声调的平仄对立为基础，声调是南北朝时期被发现的，而《诗经》产生于早于它至少一千多年前的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当时声调尚未发现，也没有以声调为基础的格律，因此，《诗经》不是格律诗，只是合乐的歌词，由音乐生成其节奏。既然称其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理应遵循诗歌的基本要素，如节奏和韵律，那么，它用什么特征来突显节奏的规律性？如果从先秦两汉有关的音乐资料中恢复《诗经》的音乐结构，几乎不太可能，因此只能根据文本分析，从诗歌的语言结构中发现它与音乐节奏的对应关系[3]。本文的目标是验证是否有这种对应关系。《诗经》根据音乐分为《风》《雅》《颂》三部，《雅》是贵族享宴或诸侯朝会时的乐歌，《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风》是民歌。相对而言，《风》受音乐操控的程度要小一些，要形成有规律的节奏，更多的还是需要诗人借助语言特征来有意为之，这也是我们要寻找的目标。因此，在研究过程中，本文采用量化分析的方法，主要对《诗经·风》中的四言诗的句法结构、词汇和助词位置进行统计分析，以发现规律性以及形成这种规律的要素。

一、研究诗歌节奏的新的量化分析模型

四言诗一般采用两字一顿的基本节奏，这是一种基本共识，而较少有人论证这种节奏是采用什么要素和方法形成的，因此，这一观点仍值得研究和探讨。为探讨这一长期以来的共识，我们需要采用更新的研究方法。本章将探讨采纳新的量化分析模型的理论基础以及如何建立量化分析模型。

要证明《诗经》节奏的构成要素必须了解其性质。《诗经》虽然不是格律诗，它仍具有押韵和节奏等诗的特征，关于《诗经》押韵的研究很多，而对于节奏来说，它处于诗乐一体时代，音乐定其节奏。当音乐资料不能恢复之时，音乐对其节奏的影响仍可在诗歌文本中找到线索，那就是诗人会有意识地调整语言结构来配合节奏的停顿。但是还需要验证的是，这些语言结构的调整是语言本身的影响还是诗人有意的创作行为。为解决这一问题，俄罗斯的诗歌韵律统计学派提出，为区分词条、句法或构词等诸多原因所带来的影响，从而进行诗歌韵律的量化分析，必须首先构建一个用以对照的基准线[4]。这一基准线能反映语言特性所带来的影响。因此，在研究汉语诗歌时，即使诗人并非有意采用某种句法结构和词汇，其句法结构和词汇也不是任意出现。研究诗歌的节奏是如何受句法和词汇影响的，必须区分由语言本身的制约，以及诗人有意利用的语言因素。诗歌实际是语言自身的因素以及诗人利用这些因素有意创作的两种合力叠加而产成的结果。研究者必须区分这两种作用力，把诗人有意为之的因素提取出来。这就是我们研究的目标。

下面出现了嗡嗡的议论声，眼瞅要塌台，他干咳两声，开始说话：“学员同志们，今天——我乡农业技术学校开始上课——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在讲课中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望及时批评指正——共同研究——”虽说这两句开场白不怎么的，是拾人牙慧，老生常谈，但挺起作用，课堂安静多了。

基于以上思路，本文建构了诗歌节奏影响因素模型* 本模型受宋晨清[4]的声调分布的影响因素模型的启发而建构。宋氏的模型分为三个层次，核心层是表示声调在完全随机和任意排列的情况下的分布。而本模型认为诗行的语法结构不可能是任意的，但是诗歌语言既具有非韵文文本的语言特点，但是由于艺术和文体的要求，还具有诗歌创作的特有特征，因此，本研究的模型只分为这两个层次。。该模型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表示句法、音系和构词等语言因素的影响；第二层表示诗人有意安排的影响。这个两层次的模型较全面地概括了影响节奏的各类因素，同时也说明了这两者的合力最终决定了节奏的形成。本文主要的研究目标就是剥离出第二层，研究思路是利用诗歌文本和非诗歌文本的对比，找出两者的差异，从而找到第一层和第二层的分界线。因此，我们要总结出诗歌的节奏特点，有必要进行两类文本的比较，即诗歌文本的语言特点和非诗歌文本的语言特点。理论上来说，非诗歌文本应当属于同一时期的非韵文文本，而且，这些文本与同时期的诗歌文本具有相同的语言特征。我们的假设是两者比较的差异就能证明第二层的影响，而两者比较的共性，揭示了当时的语言特征。

二、散文文本的句法结构特征

对两类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从句法结构上看，为形成二二节奏，诗歌大量采用[22]结构，其次采用的结构是[1[12]]。这样两类结构的总数占四言的90%以上。[1[12]]结构中第一第二字都是独立的句法成分，朗诵时在它们之前或之后停顿，形成节奏点，不会破坏句法或造成歧义，这也是一个接近二二节奏的句法结构。

另外还有一种[[12]1]结构，与二二节奏相去甚远，但是细分其助词所在位置就会发现，[[12]1]共84行，其中81行包含助词，共有18行第二第四字位置同时被助词填充，这样就形成了18例[实词虚词 实词虚词]组合。另外还有7行第三第四字位置同时被助词填充，这样就形成了7例[实词实词 虚词虚词]组合。两种组合共25行，占四言诗的1.1%。因此，从词汇类别来分类，这两种组合还是能形成二二的节奏。如果这样的话，[22]、[1[12]]和[[12]1]三类结构中二二节奏的诗行共占四言诗的94.2%。数量和占比如此之高，可初步确定四言诗的节奏是二二。那么接下来就是寻找其节奏点。

归纳三类结构助词出现的具体位置及数量发现，四字行中助词出现最多的位置是第四字，第四字出现助词最多的结构是[[12]1]，排除第四字，这一结构就剩余[12]。[1[12]]结构也包含[12]，而且相对来说，[1[12]]和[[12]1]助词数量出现较多的位置相同，都是第二字位置。此外，还有多个位置同时出现助词，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12]1]结构中，尤其出现在第二字和第四字位置，共有40行，而整个四字行中第二和第四位置助词同时出现的情况只有48行。各结构中独有[[12]1]中第二和第四字位置助词出现数量多，在于这两个字的位置很重要，一是两者都处于节奏点，二是第四字处于主要停顿之前。诗行的基本要求长度以及有标记音节在诗行中的位置[7]，在这两个位置放置助词，能产生较突显的等时长标记，从而形成两个字一节的节奏。

从汇总数据来看，四字行含双音节词类的共944行，而[22]结构中，含双音节构成的词共524行，占总数的55.5%，超过半数。因此，四个字一行，如果其中包含由双音节组成的词，且位于首或尾位置，有一半的可能形成[22]结构。

从构词来看，在所有的四字行中，含双音节名词的共789行；含双音节动词的结构共112行；含双音节形容词的结构共24行；含双音节连词的结构共19行，双音节词类名词、动词、形容词和连词出现频率比值为41.5︰5.9︰1.3︰1。具体到[22]结构中，含双音节名词的结构共409行；含双音节动词的结构共81行；含双音节形容词的结构共17行；含双音节连词的结构共19行，双音节词类名词、动词、形容词和连词出现频率比值为24.1︰4.8︰1︰1。并且在[22]结构中，各句法成分的数量和百分比的对比显示，主谓宾结构数量和占比最高，高达18.3%，远远高于排序第二的名词结构(占比9.8%)，前者几乎是后者的两倍。

具体分析一下助词出现的位置和数量。《孟子》中的四字行共有1751行，其中包含助词的共有521行，所占比为29.8%。其中[22]结构中含助词行数110行，[1[12]] 含助词行数58行以及[[12]1] 含助词行数285行。

本文试图通过两类文本的对比，找到区分两者的基准线，两者不同的部分才是诗人有意为之的结果，其结果就是要形成二二节奏。节奏的“节”，本意是竹节，引申指木节，又引申指事物的分节、分段。诗歌创作目的之一就是用来表演，例如朗读或吟诵，表演时语流中间需要分段停顿，各段声音相异对比，以及各句之间押韵相同，才能体现音乐的起伏与和谐，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倡的“异声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押韵通常在一行的最后一个音节，行之间押韵相同从而构成整体的美感，而一句之中音节之间的对立对比体现变化的美感。但是在哪个位置形成对立对比，简单地说，四个字的诗行，在哪个或哪几个字之后可以停顿，形成节奏点呢？《诗经》时代，尚无声调的平仄来体现二元对立的规律性，汉语也无轻重音来形成突显对立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把相同的内容的结构归为一组，然后每组重复出现。那么如何分组，也就是分节，从而形成节奏呢？汉语有一个特点是一字一音节一音，一个单音节的字，可以形成独立的语义或句法单位，诵读时可在其前或后停顿，有利于形成音节数整齐的诗行，而英文一个词由一个或多个音节组成，诗行有时要把同一个词切分到两行中。吟诵汉语诗歌时，每个音节分配的时长不同[8]，分节处可以把音节的读音拉长，但不能破坏语义或句法结构，这样就要求句法结构和词汇结构与节奏是接近的。

由于被标点符号分隔的文本可能是句子也可能是短语，因此，本文采用“行”来指代。我们提取《孟子》四字行共1751行，首先标注其句法结构，然后分析其内部的句法成分，主要描写这些句法成分的词类，以及它们由几个字组成，助词单独进行数量和出现位置描写。《孟子》四字行句法结构一共9种，这9种结构从数量上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四字行中出现最多的句法结构是[22]，其次是[1[12]]，这两类结构之和约占71%。数量急剧下降的结构是[[12]1]，与前两种结构相比，减少了约10%～20%。其他结构数量很少，只占10%左右。此时可认为《孟子》四字行中主要句法结构是[22]。理论上来说，四个字可能的组合方式有10种，完全随机状态下，平均每种结构可能出现的比例是10%，而只有前三种结构数量超出平均数，没有出现的是[[11]2]]。为什么没有出现，很可能是因为[[11]2]]和[22]结构很接近，也较易转为[22]结构。[22]结构内部，主要由[AA BB]、[AB AB]和[AA BC]三种形式构成，尤其以[AA BC]式居多，三者之间的比值是1︰1.2︰2.8。第二个特点是细分各类结构的内部成分，包含[12]结构的共有874行，包含[12]的共有126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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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诗歌文本和散文文本的比较

用散文文本建立了参照基准之后，接下来就是将《诗经·风》[6]中的四言的句法词汇数据与参照基准文本中的句法词汇数据逐一比较。我们的假设是，如果这两类文本之间存在实质性差异，则这种差异可被认为是诗歌特有的语言特征，而且这些特征是由诗人有意利用的。提取《诗经·风》中所有四字诗行共2234行，并进行句法标注和句法成分描写，把它们与《孟子》四字行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两类文本的句法结构具有两大相同点，一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前三类是一致的，它们分别是[22]、[1[12]]和[[12]1]；二是细分结构内部成分，含有[12]和[21]成分，但是前者数量远远超过后者数量。两类文本的不同点在于：一是诗歌文本中[22]数量高达76.4%，几乎是散文文本的两倍；二是诗歌文本中前三项[22]、[1[12]]和[[12]1]三种结构比值是19.6︰4.2︰1，而散文文本中三者的比值是2.9︰1.7︰1，[22]结构远远多于其他两种结构；三是后几项结构排序不同，百分比不同。

另外，从两类文本各结构的句法种类来看，差异也较大。《诗经·风》[22]结构的句法种类有213种，[1[12]]结构的句法种类有110种，[[12]1]结构的句法种类有30种；而《孟子》[22]结构的句法种类有114种，[1[12]]结构的句法种类有136种，[[12]1]结构的句法种类有83种。

两类文本从词汇上来看，《诗经·风》四字行中，含双音节名词的共1193行；含双音节动词的结构共143行；含双音节形容词的结构共275行；无双音节连词的结构。双音节词类名词、形容词、动词出现频率比值为8.3︰1.9︰1。具体到[22]结构中，含双音节名词的结构共974行；含双音节动词的结构共126行；含双音节形容词的结构共261行。双音节词类名词、形容词、动词出现频率比值为7.7︰2.1︰1。就是说使用频率最多的是双音节名词，其次是双音节形容词，再次是双音节动词。并且在[22]结构中，各句法成分的数量和百分比的对比显示，主谓宾结构的数量和占比最高，高达11.5%，远远高于排序第二的形容词谓语句(4.7%)，前者是后者的两倍多。此外，两个字的词类是构成[22]结构的主体，而且这两个字的词类位于首尾两端，而不是中间。双音节词类位于第一、第二位置的有688行，位于第三、四位置的有117行，也就是说，两个字的词更倾向于出现在第一、第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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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文本所含助词数对比如下：《诗经·风》共有2234行四言诗，其中有540行包含助词，[22]结构共323行包含助词，[1[12]]结构共84行包含助词，[[12]1]结构共81行包含助词。《孟子》共有1751行四字行，其中有521行包含助词，[22]结构共110行包含助词，[1[12]]结构共58行包含助词，[[12]1]结构共285行包含助词。结构与二二节奏契合度排序是[22]>[1[12]]>[[12]1]，理论上说，契合度不高的结构，需要采用助词来标注停顿，《风》四言诗数量排名前三的三类句法结构顺序也与之一样。也就是说，如果要在第二字后产生停顿，形成一个节点，那么与二二节奏契合度最不高的[[12]1]结构要采用词汇的手段，具体来说，第二字和第三字是一个整体，属于同一个句法节点，在诵读时要打破这一整体，而不对语义产生太大影响，只有采用助词，形成诵读时的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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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还有一类词也值得研究，那就是拟声词，《风》四言中包含重叠拟声词的共37行，[22]结构中有34行，其中，两个重叠拟声词位于第一和第二字位置的23行，位于第三和第四位置的11行。而在《孟子》中找不到一例重叠拟声词，甚至单个字的拟声词也没有。

四、讨论和结论

[22]、[1[12]]和[[12]1]三类结构含助词数量的百分比由多到少的序列是[[12]1]>[22]>[1[12]]，按与二二节奏相似度排序是[22]>[1[12]]>[[12]1]。从各个字之间的关系来看，[1[12]]中的第一字和第二字分属不同的句法节点，第三和第四字属于同一个句法节点，诗歌还承担着表演的功能，朗诵时在第二字后停顿，不太会对语义产生影响。而[[12]1]中的第二字与第三字属于同一个句法节点，朗诵时在第二字后停顿，会对语义产生影响。理论上说，如要形成二二节奏，[[12]1]的第二字应为助词才不会影响语义，而[1[12]]更接近二二节奏，没必要利用助词形成停顿。而统计结果是[1[12]]中的助词数更多，那么就有必要检查助词所在的位置。

本章的目的是以大致与《诗经》同期的散文文本建立参照基准。先秦诸子著述中，非韵文之一是《孟子》[5]，文章说理畅达，气势充沛并长于论辩，逻辑严密，尖锐机智，代表传统散文写作最高峰。《孟子》成书约公元前372年至前289年，提取其四字行共1751行，《诗经·风》成书于公元前11世纪至前6世纪，四言诗共2234行，两者都是先秦时期的作品，成书年代和诗行数量相当。我们提取《孟子》中所有的四字行，作为参照项，并把全文输入EXCEL，注明出处，然后解析其句法结构以及句法成分，采用的标注体例是：名词、代词和数字标为N，动词标为V，形容词标为A，修饰成分标为M，定中结构标为[MN]，状谓结构标为[MV]，否定式标为B，疑问词标为W，连词标为C， 助词记作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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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来说，节律的本质是二元对立[7]12，语言本身的性质决定语言形成二元对立的手段不一样，它们位于哪些位置才能产生强烈的对比效果？诵诗或吟诗是线性序列按时间顺序依次出现各个音节，[112]、[121]、[211]、[13]、[31]这种不对称的分组，显示不出整齐和匀称的等音层，从而不能在等时间隔出现突显单位。[1111]的节奏较快，只有[22]符合要求，而且有两种可能的节奏点，一是第一第三字位置，二是第二第四字位置，这样才能形成整齐匀称的等音层。具体到四言诗，第一第三字位置，和第二第四字位置都有助词同现的情况，第一第三字位置助词同现的诗行有23行，第二第四字位置助词同现的诗行有78行，从数量上看节奏点是在第二第四字位置。另外从句法结构与二二节奏不吻合的[[12]1]结构来看，诗行中出现两个助词，这两个助词都是在第二第四字位置，从没出现在第一第三字位置。综合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可归纳出四言诗的节奏点是在第二第四字位置。

除了使用助词来形成节奏点以外，双音节词是否有利于形成二二节奏？[22]结构中共有805行含双音节的词，[1[12]]结构中共有189行含双音节的词，这类含双音节词的诗行占四言诗的44.5%。《孟子》中[22]结构中共有524行含双音节的词，[1[12]]结构中共有242行含双音节的词，这类含双音节词的诗行占四言诗的43.7%。两相对比，两类文本中采用双音节词的比例非常接近。那么再看看第三类结构，[[12]1]中出现的双音节的情况。《诗经·风》中有30行含双音节词，占四言诗行的1.3%；《孟子》中有98行含双音节词，占四字行的5.6%。综合观察三类结构中出现的双音节词的频率，[22]结构和[1[12]]结构中，诗歌文本采用双音节词的频率相当，似乎诗人并没有为了形成二二节奏，而有意频繁使用双音节词，这在[[12]1]结构中更能充分体现，散文文本中使用双音节词的频率高于诗歌文本，这进一步证实了诗人并没利用双音节词形成二二节奏。而诗歌与散文文本中双音节使用频率相当的现象可能是当时的语言特点，也可能是自然语言的节奏也倾向于二二节奏。

还有一个现象也值得研究，那就是两种文本中有一类主谓宾结构的数量和占比都是最高的，《诗经·风》中有257行，占四言诗的11.5%；而《孟子》中有127行，占四字行的7.3%。这一主谓宾结构，其特点是主语是两个字的名词，谓语是一个字的动词，宾语是一个字的名词。从这一结构及两类文本中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的使用频率来看，当时双音节名词多于双音节动词，动词以单音节居多。

各类句法结构内部包含的成分中，[12]或者[21]也值得一提，这两种成分出现频率较高，统计其具体的句法成分发现，在《诗经·风》中[12]结构中动宾结构的数量最多，有110行，在四言诗中的占比是4.9%；[21]结构中主谓结构数量最多，有10行，在四言诗中的占比是0.4%，其次是形容词谓语句有8行，在四言诗中的占比约是0.4%。在《孟子》中[12]结构中动宾结构的数量最多，有205行，在四言诗中的占比是11.7%；[21]结构中主谓结构数量最多，有17行，在四言诗中的占比是1.0%，其次是形容词谓语句有2行，在四言诗中的占比约是0.1%。从总体上看[12]比[21]数量要多，对它们的句法成分进行分析，两类文本中动宾结构和主谓结构的数量和占比都是最多的，这进一步证实了两点：一是当时双音节的名词数量多于双音节动词；二是诗行中采用双音节的名词反映的是当时的普遍的语言特点，并不是诗人有意利用的结果。但是从诗歌文本中采用数量可观的双音节拟声词，而散文文本中无拟声词的情况来看，诗人是有意利用拟声词来制造二二的节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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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揭示了《诗经》时期普遍的语言的特点以及诗歌的语言特点。当时普遍的语言的特点是名词以双音节居多，数量大大超过双音节动词，动词以单音节居多；相应的句法结构以主谓宾结构或动宾结构居多，相比较而言主语和宾语多采用双音节名词，动词采用单音节动词。在诗歌创作中，为形成二二节奏，诗人主要采用与之接近的句法结构，辅之以助词来确定节奏点。除了诗歌，散文文本也倾向于使用[22]的句法结构来形成二二节奏。从历时角度来看，直至现代汉语，四音节的语音段落，并列组合都是2+2，这是很自然的，可是偏正组合和动宾组合也都是2+2远远多于3+1或1+3，数目的悬殊不能完全用成分本身音节多寡来解释(三音节的词并不少)，不得不承认2+2的四音节也是现代汉语里的一种重要的节奏倾向[9]。

参 考 文 献

[1] 赵敏俐.论五言诗体的音步组合原理[G]//蔡宗齐.声音与意义：中国古典诗文新探.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34.

[2] 戴维·克里斯特尔.现代语言学词典[Z]. 沈家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310.

[3] 葛晓音.论早期五言体的生成途径及其对汉诗艺术的影响[J].文学遗产，2006(6)：15-27.

[4] 宋晨清.早期五言诗中的声调对立：三组诗歌作品的量化分析[G]//蔡宗齐.声音与意义：中国古典诗文新探.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73.

[5] 杨伯骏.孟子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96.

[6] 王力.诗经韵读[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7] Nigel F, Halle M. Meter in Poetry a New Theor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8] Boyce C. Recitation of Chinese Poetry[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80,100(4): 503-509.

[9] 吕叔湘.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J]. 中国语言，1963(1)：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