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的肩膀：种族性和生态批评简介（选译）

随着卡特里娜飓风等大规模自然灾害的发生，人们日渐意识到社会正义和环境问题相互关联。最近，由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担任旁白的纪录片《第十一个小时》，重点讲述了下九区居民在屋顶等待救援的情景，并强调：据联合国数据统计，若继续忽视日趋严重的气候变化危机，本世纪中叶将面临逾1.5亿的“环境难民”，物种灭绝率也将迅速增长。实际上，早在卡特里娜飓风来临前几十年间，在活动家、学者和社会主流环保人士、荒野导向环境运动、美国环境正义运动之间一直存在张力；他们坚持认为，社会和环境问题是不能分开的。2004年，这场拉力战被迈克尔·谢伦伯格和特德·诺德豪斯的报告“环境保护主义之死”一文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该报告强调环境运动并未在全球变暖问题上取得实际成效。谢伦伯格和诺德豪斯指出，“环境运动的后继者应当铭记我们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这里的前人是指约翰·缪尔等环保人士，他们在19世纪末发起了建立约塞米蒂国家公园运动。作为对上文的回应，在“环境保护主义之魂”中，环境正义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学者对谢伦伯格和诺德豪斯报告激起人们关注全球变暖等问题热情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文章也指出：许多‘有色’环保主义者其实并未选择站在缪尔等环保人士肩膀上，因为缪尔发展环保伦理时正值废奴运动盛行时期，他征用美洲原住民所在地建设国家公园，从未在作品中提及两大种族斗争。20多年来，环境正义运动为对“忽略地球实际状况社会正义关联的行为”感到不满的活动家提供了发声平台(Gelobter20)。环境运动的根源可追溯到集殖民、征服、奴役、资源开发和资本运动于一体的废奴运动，环境保护论的许多早期概念和策略均源于废除死刑、公民权利、妇女运动和美国印第安人土地索赔诉讼。出于这个原因，任何不包括威廉·爱德华·布格哈特·杜博斯，罗莎·帕克斯，马丁·路德·金的环境保护主义历史，都应被修正。

劳伦斯·布伊尔在《环境批评的未来》(2005)中强调环境正义运动对文学环境研究，即“生态批评”或“环境批评研究”的巨大影响。布伊尔对生态文学批评发展阶段划分为“第一波”和“第二波”。“第一波”生态批评注重传统自然写作和环保导向的生态批评，可追溯至爱默生、缪尔和梭罗的创作。“第二波”是在环境正义十七项原则下重新定义‘环境’概念，将其与“环境福利和公平问题”和“批判传统环境运动和生态学术研究的单一同质化”关联起来(布伊尔，112，115 )。

随着民族性和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学术热潮，“生态批评之死”和“生态批评之魂”间持续了数十年来的张力在‘第一波’和‘第二波’生态批评中表现的尤为明显。1996年，彻丽尔·格罗费尔蒂在提出“其他的声音在哪里？”的问题时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一问题，在其主编的生态批评学科开山之作《生态批评读本》(1996)前言中，她指出：“一直以来，在生态批评领域，占主导地位的一直是白色人种。当环境和社会正义问题间的纽带变得坚固之时，当多元化的声音参与到这项讨论之中之时，生态批评研究会最终上升为多民族运动。”。MELUS特刊，自创始之初便秉持着如下理念：聆听来自美国本土和世界各地的关于人与地球关系的“多元”之声。和其他类别描述环境问题的素材一样，通过文学来表达环境主题也同样具有多样性这一特点。然而，直线现在生态批评家仍未真正做到多样化，依旧被禁锢在“白”和“非白”这一解释种族类别标准之中。该问题日趋成为所谓的‘生态批评第三浪潮’的主要关切点①生态批评理论研究初期，劳伦斯 布伊尔、格伦 洛夫、乔尼 亚当森、斯科特 斯洛维克等学者对生态批评发展阶段的划分和预测利于其理论框架的勾陈，但随着研究深入，研究者发展其潮流趋势并未严格遵循预测的阶段发展，而是呈现百花齐放、交叉融合场面。现今，亚当森和斯洛维克更倾向推翻之前对生态批评第一、二、三阶段的划分，生态正义理论研究和跨文化诗学建构成为新时期生态批评的方向。：关注种族与国族特性，最终超越民族和国家界限，从生态批评视角审视人类经验的多面性。

正如格罗费尔蒂预测的那样，同时关注环境和社会正义问题，可以扩大环境文学的内涵和外延意义；布伊尔所划分的生态批评“第二波”的代表人物便对此做了系列尝试。亚当森的《美国印第安文学，环境正义与生态批评：中间地点》（2001）是最早将文学民族性纳入生态批评视野的专著。一年后，亚当森与梅·美·伊万斯、理查德·斯丹合著的《环境正义读本：政治，诗学和教育学》（2002）问世；同年，丹尼奥·恩·德里斯的《生态批评：在美国生态文学与美国印第安文学中创造自我与地位》（2002）付梓出版。随后，杰弗里·迈尔斯将这些课题范围扩大到种族和历史范畴，在专著《故事的融合：美国文学中的种族，生态与环境正义》(2005)中，作者范围从梭罗至查尔斯·W.柴斯纳特、孜卡拉-萨。在《环境正义读本》中，T.V.雷德提出许多关于“环境正义生态研究”的根本性问题，这些问题可以作为以正义研究、多民族研究的为导向的生态批评研究蓝图，MELUS读者可以发现，雷德的这些问题也是该特刊许多文章的关切点，包括：“如何使得文学和文学批评促进环境正义运动，使人们关注环境退化和环境灾难对穷人及有色人种的不平等影响？……关于美国生态写作，美国穷人、有色人种和其他人种间有哪些传统区别？……一些生态批评流派为何会有种族优越感？为何会与种族和阶级相关的问题避重就轻？”。亚当森在即将发表的文章“文学与环境研究，兼谈环境正义运动影响”中探讨了环境正义生态批评的重要性，分析了环境正义运动的影响。

在亚当森专著发表的同年，卡拉·奥姆布鲁斯特和凯瑟琳·R·华莱士出版了论文集《超越自然写作：扩展生态批评边界》（2001），强调早期生态批评侧重于散文等“非小说”文学体裁创作研究，不赞同读者对其他类型生态文学类型如诗歌和小说的欣赏。众所周知，若能从“自然写作”概念的禁锢中脱离出来，将文学体裁范畴放大，我们便可发现多种声音：超越自然写作，从生态批评视角切入，我们可以发现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托尼·莫里森、迈克尔S.哈珀等作家的作品，甚至圣经文本、早期美国文学、当代影视、戏剧均有关于环境问题的讨论。在史蒂文·罗森代尔论文集《文学研究的绿色化》（2002）和其他著作中，这种扩展生态批评研究范畴的现象比比皆是：体裁范围、历史阶段、个体作家、文化群体等范畴均在扩展之列。

最后介绍关于这个问题的三篇文章：通过挖掘不被重视的作家和文本，研究宗教和生活经验赋予美国移民的移居地以神圣意义，为领会种族性在生态文学中的重要地位提供新视角。在“真实在场：意大利裔美国诗歌的守护神们”中，安东尼·利奥强调白人民族传统或“黑白”民族传统对生态写作的重要意义。通过分析意大利美国诗人约翰·西亚迪、戴安妮·迪·普瑞玛作品，利奥提出了“在场美学”这一诗学概念……虽未引用利奥作品，萨拉·菲利普斯·卡斯泰尔2007年出版的专著《第二次降临：美国当代写作的景观和归宿》（Shirley对此做了述评）与利奥观点产生了强烈共鸣。卡斯泰尔对美国各地当代离散作家进行研究：通过探究民族起源或传说，强调地方性与生物辩证关系，对不同形式基础元素进行整合。

谈及生态批评，格罗费尔蒂1996年关于“生态批评是白人的运动”的声明是最常见的开场白，这一认知似乎是凭空乍现、始自那刻一般。实际上，在1992年成立文学与环境研究会(ASLE)前，已有学者关注该议题。学者利奥·马克斯、安妮特·克罗德尼、帕特里夏·利默里克、格洛丽亚·安扎尔多等已对“环境文本”范畴的扩张奠定了基础，生态批评“第二波”学者是在此基础进行的后续研究。1991年，在匹兹堡‘大学英语协会会议’上，生态批评家帕特里克·墨菲批判了《诺顿自然文学选集》未收录女性和非欧裔作家作品。随后，他出版了关于多元文化生态文学研究专著《自然文学研究广而扩之》(2000)。作为对墨菲质疑的回应，诺顿丛书编辑之一约翰·埃尔德与王梓华合编国际文选《大地与星空大家庭：世界范围的本土自然书写》（1994）。同年，ASLE新开的“美国自然书写简讯”专栏，特邀马修斯·斯库伯奈尔为客座编辑，开辟“美洲土著与自然写作”研究专栏，发表了诸如约瑟夫·布鲁查克、路易斯·欧文斯、玛丽露·阿维卡塔、劳拉·图恩等人作品……关于美国文学区域中心主义的研究前沿，克里斯塔·科默的《新西部景观：当代女性写作的性别与地理意识》 (1999)中，作者试图跨越民族边界，包蕴多元文化和地域特色。虽然种族性并非科默研究的主要论点，但是她基于生态批评‘地方’这一重要概念，强调汤亭亭、莱斯利·西尔科、桑德拉·希斯内罗丝、琼·狄迪恩、婉达·克林曼、格拉瑞亚·安扎德娃等少数族裔女性作家创作的价值。无独有偶，国际学者诸如西尔维娅·梅耶主编的《重连自然世界纽带：美国非裔环境想象研究汇编》(2003)的九位编委也响应了格罗费尔蒂呼吁生态批评话语多元化的倡议。在《花园和世界：牙买加·金凯德和生态批评的文化边界》(2002)中，苏西·奥·布莱恩引用格罗费尔蒂关于扩大生态批评研究范围的观点，指出加勒比地区至上思想占据了早期后殖民学科研究前沿。布莱恩隶属于新时期环境正义生态批评研究范畴，或者可以说是更具国际主义精神的阐释，为新时期生态批评指明了方向，这种文学批评策略可被称为‘后殖民生态批评’。

回溯至1993年，在“强制催生春天：美国环境运动转型”中，如1世纪前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宣布停止以西方为前沿一样，罗伯特·戈特利布宣称：1990年非盎格鲁活动家意识到污染对穷人或族裔的影响远超总裁阶级，预测国家环境保护“不单是白色运动”。正如罗伯特·戈特利布在《木已成舟》中所言：“通过挑战环保运动的白色，生态正义倡导者提出支持群体和限制现有环境议程的问题”。生态正义思想成为种族、社会阶层、性别等与环境息息相关问题研究的准则。2009年1月12日，因发表《灾难中的田野笔记：人、自然和气候变化》（2006）而闻名遐迩的记者伊丽莎白·克伯特在《纽约客》上发表“绿化贫民窟”一文：“观察任一环保组织活动，你会发现确实有许多美国公众开始加入我们。大部分参加者是白人，少数为富裕者或中年人。”因此，企业家和活动家范·琼斯在城市街头角落招募年轻人加入绿色组织，以期“扩大环保运动吸引力”，这一事件标志着近20年前戈特利布呼吁“改变”的愿景并未实现。其中，名曰‘共同的绿色’的一个国家组织致力于帮助居民摆脱贫困，建设包容性绿色经济；其他一些有群众基础的团体还有‘绿色游击队’、‘行动起来’、‘纽约市组’等均致力于抵制生态种族歧视，创造宜居社区环境，使人民栖居的城市空间有“自然”踪迹可循。这些组织与绿色项目紧密相连，‘壁画’之于这些问题就像是画册的封面。“棕榈树”是由费城壁画家安娜·乌里韦（Ana Uribe）根据其出生地哥伦比亚德第二大城市梅德林的一个花园构思而成，俯瞰费城社区花园全貌，获得费城绿色项目殊荣。这些绿化和壁画项目，将全国各地空置停车场改建成游乐场和社区花园，重新定义了“自然”和“环境”，用行动践行着‘行动起来’网站上的标语：（环境是）“我们生活、工作、玩耍、祈祷、学习的地方。”乌里韦的壁画提醒我们：那些关心环境保护问题和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在创造性地维护健康、可持续的环境同时，也应保持想像力和警惕性。

好的追问应该问在关键点上．追问是在提出主要问题后，与学生交流中最重要的环节，能将学生在思维难点上逼向更广阔的空间或更高的层次．本节课中的第一问题是：“请观察图片中各种各样的物体，你看到了什么？”在老师不断的追问“除了这些物体的形状，你还关注到了什么？”学生就能向大小、位置关系、颜色、材质等方面去发散．

1）拆架程序应遵守由上而下，先搭后拆、后搭先拆的原则，即先拆拉杆、脚手板、剪刀撑、斜撑，而后拆小横杆、大横杆、立杆等(一般的拆除顺序为安全网→栏杆→脚手板→剪刀撑→小横杆→大横杆→立杆)。

鲜有文章像温德尔·贝里、淑华·赛琳娜·周的《重构过去，塑造未来：大卫·马斯·玛苏莫图和有机的虚无》那样将玛苏莫图的纪实文学作为“民族书写”和“自然书写”大加赞许。淑华·赛琳娜·周呼吁大家关注少数族裔农民、园丁以及作家记录的生活经验的重要性……周研究了玛苏莫图在佛教“虚无”理念指导下有机地种植桃子过程，这种实践让他从更广阔的生态和历史视野审视日益消散的美籍日裔历史……

著名学者安妮特·科洛德尼和新兴学者约翰·甘伯的文章也从本土视角开展研究，具体来讲是指从美国印第安土著视角开展研究。这些文章关注素来被挑战和重申的地方概念和地方意识……在“地方意识与全球意识” (2008)中，海瑟挑战‘回归一成不变的前现代地方’观念。继舍帕德·可瑞克III的《生态印第安人》（1999年）之后，海瑟开始质疑本土的、基于土地的或前现代生态意识作为生态意识原型的作法……她指出，美国本土文化与土地相关联的观点的挑战是“基于非人类世界和更广义层面社会正义的生态主张，在被阐释说明时未将本土地方关联置于前景地位，而是将全球放置在领土和体制层面上作为整体考量”。海瑟作品第一章“从蓝色星球到谷歌地球”指出，环境研究学者需转变文化想象的核心：将地方意识上升至“去领土化”和更系统的全球意识。

普里西拉·索利斯·亚巴拉在文章“边疆生物区：约维塔·冈萨雷斯，格洛丽亚·安扎尔杜阿及二十世纪瑞欧格兰德山谷的生态革命”中指出，约维塔·冈萨雷斯是格洛丽亚·安扎尔杜阿之前鲜为人知的先驱之一，自1987年专著《边缘》（1987）以来备受关注。亚巴拉论文基于狄克逊关注边缘生态文学，强调边缘生态文学是我们重视生物区域意识的核心关注点。她强调冈萨雷斯自然历史民间故事的文化意义：在20世纪初，这种故事对拉丁美洲人个体身份建构至关重要。克劳迪亚·萨多维斯基·史密斯2008年的边缘小说《全球化，帝国与美国边缘写作》（由杰森·歌勒斯·萨-萨伊综述）为亚巴拉分析和重新评估冈萨雷斯作品，证明边缘文学研究是生态文学批评最富有活力的分支之一。

水墨动画能否跟的上世界动画潮流的发展趋势,将由国内动画从业者的水墨画素养，水墨动画的研究水平，观众的水墨素养决定。水墨动画强调的是一种意境和韵律，它所表达的是艺术家的一种特殊的审美情趣。水墨画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出来的，需要常年从事水墨画技法的训练，才能理解和感受到水墨画的韵味和墨色的浓淡变化。同样，这也需要观众具备一定的水墨画修养，才能领悟其中的美。

批评人士指出，世界各地多元民族群体通过对具有民族特色的自然界特征以艺术升华的形式表现出来，形成具有特色的生态概念，日益进入主流生态批评话语。这种与自然的互动是人类生命与生俱来的属性，不论隶属哪个文化族群，这种属性形成个体对自我身份和族群的认知……至2008年，种族和自然问题已成为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议题。李·斯温宁格的“聆听大地之声：美国本土文学对自然景观的反映”（2008）是继早期亚当森和德瑞斯对美国生态写作研究之后的又一佳作，但他未强调印第安人和自然环境之间主要关联是生态正义问题。詹尼斯·琼森对“聆听大地之声”评论道，在美国本土经验这一核心问题上，该文完善了“大地伦理”模式……2008年春，MELUS设立关于“种族，时空和民族边界”专栏，这些研究民族性和生态批评的文章致力于探索‘地方’概念与民族身份构建、民族文学发展之间的关联……

关于这个问题，科洛德尼和甘伯的文章揭示了民族文学关注地方和民族身份构建关系的原因：在“生态印度”标准下，通过对自主迁徙和离散现象进行重新评估，赞同采取“以全球视角去思考和感知环境”的观点。（布伊尔，“生态全球主义”227）……甘伯和沃麦克都强调文化渊源或突发移民流散故事对“地方意识”的塑造作用，这是第二波生态批评的一大创举。环境教育家米歇尔·汤姆斯豪在“恢复生物圈”（2002年）中讨论强制迁移和资源迁移问题时指出，“如今大概有逾亿的移民和两千万难民，近千万人不能以土地谋生，不得不背井离乡……地球上，每六十人中就有一人具有移民身份”。汤姆斯豪总结道：商品和资本的瞬息万变和不断流动性要求作家、教师、文学评论家和环境研究者考量地方和地方相关概念，本土和全球等问题。在《生态批评的未来》一书中，布伊尔呼吁生态批评家关注移民和离散人群对地方意识的看法，甘伯很快对布伊尔这一呼吁进行了回应……他将沃马克对印第安地区“酷儿”性别现象研究与近期第二波生态批评结合……沃马克的小说和甘伯的评析就像斯坦因（Stein）文集中第二波生态批评文章一样，探索性别、性与生态正义关联，揭露隐匿在文化、政治和环保主义者华丽辞藻下的问题……全球化、跨国主义、世界主义等理念催生出“生态世界主义”这一新的概念作为它们之间关系的简短表达，展现其所代表的文化和美学形式。

2007年冬，生态批评领域前沿刊物ISLE(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由卡拉·希拉诺和伊丽莎白·德罗夫瑞编辑的冬季特辑收录了五篇文章，集中探讨了‘后殖民生态批评’的重要性：万蒙佳·阿尔斯通运用后殖民生态批评研究方法,在“水：河流和森林的存亡”一文中指出：若是“环境研究不考虑与种族、征服、人类殖民、环境概念”，那么‘后殖民理论和生态批评均将‘自然’或‘自然的’置于‘文化’和‘文明的’概念的对立面。参考布伊尔对生态文学研究阶段的划分，阿尔斯通将后殖民生态批评归于生态批评研究的‘第二波’，以全球化视角分析经典文本中的生态话语，关注萨义德对“殖民种植生态与都市财富关系”的研究。文学批评者所面临的挑战是防止那些试图得到话语权的声音被边缘化。

综上所述，再次定位CT2图像较首次定位CT1图像肺的体积增大，肿瘤靶区体积缩小，能够减小患肺及全肺受照射剂量，可减轻放疗副作用及保护正常器官，值得临床关注。

在世界其他地方，包括与我们在种族、宗教信仰、民族身份等问题上素有争议的社群，其生态批评学界也开始关注种族议题。印度马德拉斯技术学院的斯望娜拉萨·郎咖拉建主编的“印度生态批评杂志”（2008年8月）刊发欧洲、北美和印度学者的文章。该杂志显著特征为：强调哲学话题和文学作品根植于不同种族和地理类别，如南方泰米尔人的文化和东北的孟加拉文化。鉴于文化多样性和印度次大陆的复杂性，文学学术期刊重视种族主题意义重大。尽管，从生态批评视角来看，社会正义问题仍是发表在其他地方的达利特文学鲜明主题之一，但在这本杂志的第一期里，泰米尔和孟加拉文学研究不再局促于社会不公正现象，而是聚焦在多样文化的积极道德层面。

美国生态文学族裔研究的学者可从以上两个例子中得到启发：克伯特描述的美国环境运动仍存在单一文化现象，但印度新兴生态批评杂志却在褒扬文化多样性。作为学者、作家、教师，我们仍需探寻改变不公正现象的途径，亦应欣赏和庆贺我们为保护地球所取得的成就。

李永林：时间是最伟大的书写者和见证者。长期以来，中国石化秉承“爱我中华、振兴石化”“为美好生活加油”的初心和使命，深入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积极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坚持从战略高度认识、部署和推进企业与社会、企业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始终把社会责任管理融入公司战略、嵌入企业文化、深入日常运营，持续提升履职尽责能力，不断增强价值创造本领，日益成长为助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