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话语分层研究——以《金光大道》《创业史》《三里湾》为例

“十七年”时期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带有浓厚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特征，也因其紧密贴合主流意识形态，自新时期以来否定声不断。虽然“十七年”文学强调了文学的政治性、阶级性，但是其中对民间艺术传统的汲取、对民间话语的利用，以及夹在其中若隐若现的知识分子话语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在对“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仔细解读中应当看到其中作者所做的努力，通过分析三种不同话语的配置能够更加深入了解那一时代特殊的创作背景，同时给我们今天再解读提供一个角度并对今天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加以反思。

一、 小说的发生及盛行

以“乡村”作为小说的创作题材自五四就有，在五四时期称之为“乡村小说”，“农村小说”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到了“十七年”时期发展至高潮，成为同一时期内作品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小说类型。相对而言“农村小说”带有更强的政治意味，传统的乡土小说通常表现老中国儿女千百年因袭下来的落后而又朴实的生活，民间的风土人情贯穿其中，所描写的人物和语言都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到了40年代，乡土小说逐渐向农村题材小说转换，虽然也描写了农村的生活风貌以及方言俚语，但是主要是围绕着国家政策在农村的实施过程展开的，作品更加注重阶级性和斗争性。从外在的形态来看，变化之一即体现在小说的人物语言上，“旧式的农民随着新政权的逐步确立，在现实斗争日渐广泛和深入的境遇下，思想慢慢发生了变化，日常语言也开始有所不同”[1]。

1.3.2 细胞因子的检测 将2 mL无菌磷酸盐缓冲液(PBS，pH 7.4)注入宫颈管内，收集宫颈分泌物，采集的宫颈液经3 500转/min，离心10 min后，分离上清液立即检验或置-20℃冰箱保存待测。采用双抗体夹心ELISA法，严格按说明书进行实验操作。

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十七年文学”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文革”前即1949—1966年间的文学作品，“十七年”时期的农村题材小说固然还是以农村为故事发生地点、以农民为描写对象，但是“阶级斗争”和“政治诉求”成为小说的描写中心与重点。这样一来，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一方面要描写农村生活面貌、农民的形象，另一方面又要时刻把握主流意识形态政治话语的运用，因此在不同作品中或多或少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话语”——民间话语和政治话语，除此之外，作为创作的主体，作家有时会在作品中流露出自己的见解与思考，对知识分子形象的不同塑造方式等，使得作品中出现了第三种“声音”——作家话语或者说是知识分子话语。不同作家对三种不同话语的配置不同，一方面体现了特定时期作家的创作受到限制，另一方面表明作家的创作立场。虽然其中有大量的政治话语存在，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忽略作家在他们所处的特殊时代所做的努力。

二、 小说的话语分层特点及分析

通常意义上，广义的话语是指所有包含意义的陈述，包括口头语和书面语；狭义的话语是指个人或群体在某—历史时期内、某一领域中特定的表述。关于“话语”的理论，索绪尔提出了语言和言语之别，语言具有普遍性和社会性，而言语则具有特殊性和个人性[2]。福柯则认为在现实社会中只有话语，“‘话语’介于共时性的‘语言’和历时性的‘言语’之间，它是一定社会的语言文化规则系统与特定生命个体的言语欲望共同作用的产物，即多重主体的具体言说实践”[3]。本文的研究范畴是“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人物的话语事件，其中既有那个时代的普遍性和社会性特点，又有不同人物的特殊性和个人性。

话语有强势话语和弱势话语之分，由此带来主流话语与边缘话语之别。“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共同为国家的文化和伦理标准负责，作为普遍的人类价值准则的集体承担者的荣光和政治影响力被看作是过去的事情并且一去不复返了。”[10]不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内涵与外延是有所变化的，就20世纪50年代而言，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受教育水平偏低，国家界定知识分子的标准与日常生活中人们认为的知识分子有所差异，事实上，“从‘五四’ 一直到‘文革’时期，在知识界和主流政治的描述中，基本上将受过小学教育的人都称为知识分子”[11]。本文研究对象所处时期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故而称其为“知识分子”。考察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士”这一内涵，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古代的“士”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更加强调知识分子对社会历史的责任和道义。这一传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作家身上依然有所传承，在主流意识形态充斥作品的同时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作品中“隐性”的知识分子话语。

《金光大道》中的罗旭光是工作队里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最高的一位同志，曾经是个穷学生，他对主人公高大泉有着很深的影响，他给高大泉的本子上的赠言给予高大泉很大的工作动力：“……希望你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不断克服小生产者的农民意识，不断地增强党性，成为一个为解放全人类、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先锋战士。”[6]96在小说中，知识分子罗旭光是一位引领者，和革命有着密切联系，并且深入群众，高大泉每每会想起他的话进而反思自身存在的不足，充满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创业史》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是一位女性——徐改霞。作者对于这位姑娘有着明显的偏爱，对于她的内心活动有多处描写，即使徐改霞犹豫不决或者是思想上作斗争的时候，叙述者的声音都会跳出来加以解释维护。《三里湾》中的知识分子主要有两位人物：范灵芝和马有翼。范灵芝和马有翼是有着明显不同的知识分子形象，范灵芝思想觉悟比较高，对于自己父亲范登高不肯加入合作社一心谋求自己的副业这件事有着强烈的不满并加以批评，她聪明能干，“灵芝是个很实在的姑娘，大家都相信她不是胡吹，就领着她到旗杆院前东房里来”[8]109。马有翼则是一个犹豫、胆小怕事的形象，小说中多处提到他因害怕家人的责难而不肯坚持自己的立场。作者除了写这样一组知识分子的对比，指出知识分子的优缺点之外，也对知识分子看轻没文化的农民作了批判，灵芝对玉生的感情变化就鲜明体现了这一点，“要不是有个‘没文化’的缺点，简直可以做自己的爱人了”[8]200。通过这三部作品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不同作者对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看法是不同的，有的是将知识分子融入群众之后刻画成为领头人的形象，有的则是对知识分子持批判态度，但是不管是哪种观点，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刻画还是基于阶级立场之上的。纵观“十七年”小说中的其他知识分子形象可以发现，出身贫苦、饱受过压迫或者是自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大多是正面形象，反之则不然。而作者通过对知识分子话语的设计，某种程度上表达了知识分子对融入集体的渴望以及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独特作用。

(一) 显性的政治话语

政治概念是一个广泛意义的概念，不仅仅用于阶级斗争，有关民生的活动都是政治。 《金光大道》《创业史》《三里湾》作为政治色彩浓厚的小说，能够拥有众多的读者，与其政治意识形态民间化的话语途径有很大关系。“政治话语”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有其不同的指向，在“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政治话语”是指“新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党的群众路线，划清敌我界限，镇压反革命分子，改造资本主义等等”[4]。政治话语在“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占据着绝对权威地位，它代表着国家意志和官方意识形态。

《金光大道》中歪嘴子求张金发“照应”：“是呀，我是什么人呢？我是跟你一块儿光屁股长大的朋友哇！……天地良心，从打咱俩小时候一起玩，到咱们成了东伙，我对你没变心肠没改脸色……”[6]125张金发的回复也充满了方言俗语：“人家把我当人看，我不能有胭粉不往脸上搽，往屁股蛋子上抹。谁想拖我的后腿，让我走歪门邪道，那算是瞎了眼！”[6]126《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吃啥哩？俗话说得好：借得吃，打得还，跟上几碌碡吃几天。要不，怎么办呢？该比熬长工强吧？多得些柴禾。”[7]17-18“哎，宝娃，咱入它那个做啥？咱种庄稼的人，入它那个做啥？咱又不谋着吃官饭？拿开会当营生哩？有空把自家的牲口饲弄肥壮，把农具拾掇齐备，才是正事啊。赶紧退党去吧，傻瓜！”[7]25“他为人民服务！谁为我服务？啊？”[7]36《三里湾》中能不够“对家里人要尖，对外边人要圆——在家里半点亏也不要吃，总得叫家里大小人觉着你不是好说话的；对外边人说话要圆滑一点，叫人人觉得你是个好心肠的人”[8]79，“离开了当家人。两口子过日子，一开头就马虎不得：他做得了的事你不要替他做——提过三趟就成你的事了！你将就能当家的事不要问他——问过三趟你就当不了他的家了！”[8]81常有理“我不许你去！不跟上你那些小爹小妈，你还不会证死我！”[8]161“家里没有你们这两个常开会的人，我这家还散不了！再要开会我就不算你的妈！”[8]169除此之外还有“光棍回头气死牛”，“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蝎子怕公鸡，谷苗就怕蝼蝼蛄”，“黄狗吃了米，逮住黑狗剁尾”，“茶馆里不要了的伙计——哪一壶不开你偏要提哪一壶”，“生米做成熟饭”等民间俚语。细细比较可以发现，这些粗俗的俚语在“反面”或“中间”“老一辈”农民形象身上出现得更多，也因此“十七年”农村小说中老一辈的农民形象刻画得更加成功。对他们话语的表述能够表现他们思想的复杂性与真实性，这些又与作家的农村生活经历分不开。

自从蒋海峰跳楼后，水仙芝觉得这个小县城阴气太重，太压抑了。正好单位有个援疆指标，水仙芝想报名，又割舍不下母亲。她这一走，谁来照顾母亲呢？

其次是干部，小说中的干部往往在“关键时刻”出现，当主人公遇到困难或者思想上有想不通的地方，党的干部总是能够及时出现，他们的出现推动了主人公思想上的进步。梁生宝到区工所向区委王书记汇报工作，遇到了县委副书记杨书记，在讨论工作方法时，杨书记拿出一本书念道：“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7]280干部也是传达国家和党的路线方针的主力军，《三里湾》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张永清、王金生等干部对范登高的批判，充分表明了他们的坚定立场：“‘一个共产党员暂且发展着资本主义生产，等群众给你把社会主义建设好了以后，你再把财产缴出来！你想想这像话吗？这是党领导群众呀还是群众领导党？’金生补充了两句说：‘就是群众，也是接受了党的领导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等到别人把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好了以后再缴出财产来。大家都发展资本主义，还等谁先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呢？’”[8]195以及何科长对张永清工作方法的批评：“……为了公共事业征购私人的土地是可以的，但是在一个村子里过日子，如果不把思想打通，以后的麻烦就更多了。她是干属，是军属——是县级干部和志愿军的妈妈，难道不能和我们一道走社会主义吗？大家要和她对立起来，将来准备把她怎么样？渠可以开，但是说服工作一定还得做！再不要用大炮崩！”[8]129《金光大道》中的梁海山在讲话中多次引用毛主席的话：“请注意，毛主席说：‘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毛主席还说……”[6]474干部的话语往往是政治意识的直接表述，强有力地对落后势力进行批判。

除此之外，政治话语对农民日常语言也有所渗透，《创业史》中任老四在互助组搞副业，开会时反驳冯有万不让他说话时说：“你甭在我身上使唤你那套国民党老作风！”“新社会，啥人也不能摆官僚！当然，民兵队长也不能摆官僚！”[7]221“怎么？我不算共产党的基本群众吗？”[7]223以及小说最后任老四对姚士杰的吼骂：“毛主席提灯笼，把俺往总路线儿上引哩！你小子想把灯光给俺遮住？打你个狗日的！”[7]560《三里湾》中受批评的袁天成在会后承认自己的错误：“自然是受党领导，不过有时候也还得和她商量商量！”[8]193乐意老汉在互助组之间调工的事情上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小利益服从大利益嘛！”《金光大道》中刘祥在土改取得胜利后表达自己的心情：“我恨不得这头一年，就让一亩地长出二亩地的粮食，大囤满，小囤流，丰衣足食，好给党作脸。”[6]51这类话语的出现表明了作家为融合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所做的努力，一方面缓和了作品中的政治严肃，另一方面通过民间化的表达使得政治话语更易被读者接受。除此之外，这种渗透也表明政治话语绝对权威地位的不能动摇，它对农民的思想有着极深的影响。

(二) 隐性的民间话语

尽管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侵占了私人生活领域并同化了私人话语，但是其乡村气息既是政治话语对日常生活话语的同化，又是政治话语的民间化，而无产阶级政权的主流意识形态需要的正是这种能够发挥其社会职能的社会主义话语。民间话语“在‘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它主要是指作家对包括在‘民间’的范畴中生成的各种现象的描述与反映”[9]。在小说中主要表现为方言俚语的使用，简单粗俗却更生动地表现农民性格中粗犷、热情的一面，同时也有自私的小农思想。

在小说中政治话语往往通过小说中正面人物尤其是党员、干部和新人口中说出来，借他们之口宣传党的路线方针以及国家的一系列政策，反复强调政治话语的权威性与合理性，这也是作者创作的重心。有时为了体现国家政策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小说的叙述者会发出声音，他们立场坚定，字里行间都充斥着对党和国家的信任与忠诚。如《创业史》：“阴历癸巳年十一月二十七，小寒前六天，一九五四年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来到了哈蟆滩。……区、乡政府、商店、邮政代办所，都贴起拥护社会主义革命的红纸对联了。”[5]1类似的例子在《金光大道》中也有，如“人民的列车，在祖国那广阔的、欢腾的平原上奔驰，车轮滚滚，向前，向前！！”[6]45

民间话语的交叉使用使得人物更加生动更富有生活气息，同时方言俚语的呈现在一定程度上便于读者理解，也为“大众化”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民间话语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作品的纯政治性，这一点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生：（B组1）：首先，猎狗是不可能被感动得停止吠叫，失去“狗性”的，我家的狗就不听主人的指挥，一到楼下玩就疯的到处乱串，没绳子根本管不住，猎狗就更别说了，看到到嘴的美味怎么可能停住呢？肯定会冲上去的，羚羊们哪会有时间组织飞渡。

(三) 边缘化的知识分子话语

（5）完全性葡萄胎是绒毛组织都为葡萄状，绒毛间质出现水肿变性，滋养细胞活跃增生，二维超声图像显示宫腔内没有胎儿、羊水和胎盘，只有大小不同的水泡状回声。本研究5例完全性葡萄胎在注入造影剂后，宫腔中的病灶一直没有增强。

“十七年”文学作品中对知识分子的讲述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批判知识分子软弱，讲述知识分子的小资情调以及对其进行改造的必要性；一是尊重知识分子，塑造正面的知识分子形象。相比较而言后一种是少数，这类知识分子话语大多处在作品中的隐性层面，不为人所注意。“中国革命是由知识分子直接发动和领导的，知识分子在革命复杂曲折的历史过程中自始至终发挥着其他社会阶层无法替代的思想和精神方面的特殊作用，因而在文学创作中，就很难简单地回避和否定。”[12]

以原油为唯一的碳源，通过30℃、150 r/min的富集培养以及2次重复转接后，从原油污染土样中筛选出 6株石油降解菌 HDB-1、HDB-2、HDB-3、HDB-4、HDB-5、HDB-6.依照《伯杰氏细菌鉴定手册》和相关文献，菌株的生理生化鉴定如表1.利用MEGA5.0软件中的Neighbor-Joining Tree分别构建系统发育树.6株细菌的发育树如图1所示.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话语特点主要是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的不同程度的融合，在不同作品中还夹有作家本人的看法及知识分子话语。

(四)不同话语策略的配置

福柯说：“话语是一种与权力相关的概念，任何话语都有它的权力基础——任何话语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产生的。”[13]政治话语在《金光大道》《创业史》《三里湾》中表现为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正确性以及共产党建立政权的必然性；知识分子话语体现了某种文化传承，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古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有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的先进性作用的发挥；民间话语则体现了大众的思想、情趣、审美鉴赏习惯，同时使作品不脱离农村语境，带有浓厚的乡村色彩。“十七年”小说中不能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通常不可能具有基本的合法性，因此大量政治话语的出现使得小说面世成为可能；而民间话语则可以增加民间情趣，同时也使大众化成为可能；知识分子话语的存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作家在那个时代的表意焦虑，同时为今天的研究者们提供了另一个角度来解读作品。在分析作品中三种话语分层配置时，我们不能忽略的一点是作家本人的创作背景和生活经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悦让作家有创作的冲动，新政权的建立需要证明其合法性和必然性，这就要求文学作品反映出来，而作家的知识分子身份使得作家在创作之中还保留一定的独立性。

除了叙述者的政治话语表现之外，小说中最主要的是正面人物的话语。首先是新人，《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在开展工作时不忘上级和党的教诲：“啥啥都得按党的政策办事！你忘了王书记给咱说的啥？咱的互助组不是私人合伙做啥哩。咱就代表社会主义……”[7]217《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和村长张金发讨论冯少怀问题时用党员身份提醒张金发：“你是共产党的村长，懂吗？共产党是为穷人求解放的……”[6]107《三里湾》中的王金生在和其他人讨论对未来三里湾的图画时说：“县委说的是不要把那些说得太容易了，让有些性急的人今天入了社明天就跟你要电灯电话。我们一方面说那些，一方面要告群众说那些东西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换得来，大概就不会有毛病了。”[8]162小说中的新人往往代表着新生的力量和接班人形象，他们与老一辈的农民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拥有推翻农村地主恶霸的勇气与能力。党和国家的政策经由他们说出来更有力量，某种意义上更加符合新事物将替代旧事物的发展观。

在“十七年”文坛上，不同作品三种话语的配置有很大的不同。在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的配置方面，柳青的策略是将两种话语尽可能有机地融合起来，让作品中的所有文学形象都既是政治的又是民间的，力求做到水乳交融。赵树理的小说其实也是从政治出发，但是这位作家与农民有更多的联系，他对农民立场的坚持使他不能像柳青那样攀升到很高的理论高度，作品没有更进一步。浩然则更多让位于政治话语，民间话语尤其是知识分子话语占的比重相对更少一些。赵树理的《三里湾》中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占有明显优势，知识分子话语则并不明显；柳青的《创业史》中官方话语、知识分子话语和民间话语显示了有机统一；浩然的《金光大道》则是官方话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知识分子话语与民间话语均受到挤压。

三、 结语

鉴于当时的特殊时代背景，进行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作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以革命作家的身份忠实地实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2)以农民作家的根基始终关注和思考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进程；(3)以翻身农民的身份真诚热情地歌颂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人和新事。

墙面绿化实质上是一种攀援绿化。墙面绿化需要在围墙的下方种植攀援类植物，这类植物通常都具有吸盘与气根，可以通过自身的吸附能力沿着墙面进行攀爬，从而覆盖墙面，达到装饰效果。室内外的墙面都可以进行绿化设计，如使用紫藤、金银花等缠绕性能强的植物与一些长蔓性蔓藤植物，在少许的牵引扶持下，攀爬在墙面上。

“十七年”时期的作家大多出身农民，有着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如周立波、柳青、赵树理、浩然等，同时他们还做过党的基层干部，在深入农村的“现实变化”过程中，与农民有着不可分割的“亲缘关系”。一方面作为“农民”或者说“编外农民”，他们有着自觉写农民、农村的创作意识，另一方面，作为“干部”他们要站在国家的角度，关注国家的方针政策并学习领会，在作品中根据凸显政治主题的需要来编排情节。双重身份必然会产生双重立场和创作视角，这种“双重性”在文本中体现的方式各有不同，在“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绝大多数以很委婉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不可忽视作家的独立性特征，其“暗藏”于作品中的知识分子话语也需要我们加以探究，这就需要研究者深入文本，做细致的文本分析。

“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是主流文化和文学文本之间，不同话语之间交流和摩擦互动的历史。”[14]在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大一统的“政治话语”笼罩下，农村小说作家也是因人而异，历经艰辛的精神旅行和蜕变之后，交出了并不一样的“答卷”。

《三里湾》《创业史》《金光大道》作为“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代表性作品，其作者的确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做了力所能及的探索和试验，显示了有良心和责任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语境下所做的努力，今天的读者不能仅仅以今天的角度去审视这类作品，也许这类小说的艺术价值并不高，但是它们成类别、大量地出现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为我们研究之后的其他文学样式提供了一个追根溯源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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