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民比的省际行政区划分界线——漠潼线的提出与检验

一、引 言

近年来，中国公务员的规模大小和原因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并引发了大量的学术讨论。公务员规模大小的判断及相关政策导向，最终要归结到影响公务员规模大小的原因上。朱光磊和张东波[1]提出，中国在政府官员规模方面的主要问题并不是绝对规模过大，而是比例结构不合理和“运行性过剩”；张光[2]认为，更具理论发展和政策指导意义的问题是搞清楚中国公务员规模的分布样态及其决定因素。

说话间，徐艺放缓车速，从街边往旁边一拐，慢慢地停在了胜利大厦在建工程楼下的围墙边。徐艺先下车拎了背包，张仲平也下了车，两个人顺着围墙找到了一个门洞，进入施工工地。

现有对公务员规模原因的研究文献，较多关注人为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因素对公务员规模的影响，而较少关注自然地理因素的作用，更少关注对行政区划和人口地理综合因素带来的官民比的动态变化。例如，孙群力[3]从经济发展水平角度检验了官民比的影响因素，支持了瓦格纳法则的有效性；然而，安岗等[4]基于辽宁省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瓦格纳法则进行了证伪；庄玉乙和张光[5]则从省级数据发现，财政分权有助于缩减政府财政规模，来自上级的转移支付扩大了地方的政府规模，支持了财政分权与利维坦假说；范子英和张军[6]则从粘蝇纸效应对地方政府规模膨胀提出一种解释，研究发现，自分税制以来中央对地方进行了巨额的转移支付，这些转移支付相对于本地的财政收入而言，会使得地方政府规模出现更严重的膨胀；毛捷等[7]则从微观视角揭示了一般性转移支付产生粘蝇纸效应的独特机制，即价格效应是转移支付促使地方政府支出较快增长的关键因素；张光[8]研究了财政支出规模与行政机构编制的关系，发现财政支出规模、行政机构的编制改革是影响公务员规模变动的主要因素；李丙红[9]与吴传钧[10]从行政区划规模与人口地理等角度对公务员规模差异性的原因进行了研究。然而，从人口地理学角度对公务员规模问题的研究仍然缺少较为一致的结论。

从人口地理学角度，目前的结论更多支持了人口密度对官民比的显著性影响，但均认为地理分界线的作用并不显著，而且一般限于省级截面数据的分析。张光[2]观察到，中国官民比的省际分布存在地理空间上的差异性，腾冲线*腾冲线/胡焕庸线，是著名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于1935年提出的，其发现瑗珲—腾冲线是自东北的瑗珲(今黑河)至西南的腾冲画的一条人口地理分界线，以东地狭人多，以西地广人稀。根据吴传钧[10]的考证，该发现一直为外国学者所确认和引用，并被称为胡焕庸线(HuLine)，胡焕庸的文章发表后不久即被美国Geographical Review杂志全文翻译介绍，英、德地理杂志亦相继介绍，认为该文不仅开创了中国人口地理研究，同时也奠定了中国人口地理学的基础。陈明星等[11]指出，胡焕庸线也是中国降水等气候条件的过渡带，胡焕庸线基本上与中国的400毫米降雨量线重合。本文所用腾冲线与胡焕庸线为同义，为行文统一，本文使用胡焕庸线的表述。以西地区显著高于以东地区；而在该线以东地区，北方又显著高于南方。但是其研究结果又证明了地理因素并不重要。张光[2]基于2006年的截面数据，分析了决定官民比省际差异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各省县经济发展水平和行政区划的人口规模作用最大，计划经济传统和行政区划的地理规模次之，转移支付、市场化和民族自治因素再次，官员工资水平和公共服务需求差异则毫无影响。该文得出的结论是，考虑到中国的行政区划更多地是基于政治和行政的因素，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而较少基于自然和经济地理的因素，可以说，中国官民比的省际差异分布决定因素主要来自于制度约束和历史路径依赖。李丙红[9]也基于2006年的省级截面数据对张光[2]提出的官民比地域差距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并肯定了地域面积的作用，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综合指数、地域面积、人口数量以及政府财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人力规模。特别是地方政府的管辖面积与其政府人力规模呈正相关的关系；在中国明显存在着人口规模较小的地区，其政府人力规模反而较大的现象。该文给出的解释是，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为，中国政府间关系存在“职责同构”现象，即不同层级的政府在纵向间职能、职责和机构设置上的高度一致，横向政府间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也基本类同，即“上下对口，左右对齐”，因而中国目前做不到将行政区域内的人口数量作为行政编制核定的主要依据。贺国瑜[12]基于中国2010年的省级截面数据分析人口地理分界线对官民比的影响，但是因为腾冲线以西和腾冲线东南与特殊地区、财政支出比例、人口密度、公务员工资比、人均GDP和行政管理费比例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关系，故在计量模型中剔除了这两个地理变量，因而使计量结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以上三个文献的研究均注意到人口地理因素的作用，但是或多或少忽视了这一因素的作用。即使人口地理分界线对于官民比有显著影响，还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是，导致人口密度变化的人口地理分界线是否存在，是否稳定？

从人口地理学角度，中国人口密度的分界线——胡焕庸线如何形成以及是否稳定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议题。多数研究的结论是，在中国历史上，人口密度分界线也是自然演化而形成的，而且目前还处于相对稳定的动态变化之中。根据刘泰洪[13]对汉代人口分布的历史考证，西汉时根本不存在瑷珲—腾冲线。中国古代千百年间的人口迁移在塑造现今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瑷珲—腾冲线的形成是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口自然增长和人口迁移的共同结果，反映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王铮等[14]提出，汉代、唐代是年均气温高于现代约2℃左右的温暖期，胡焕庸线这个方向被破坏，13世纪中叶(元代)后，这个方向才成为中国气候特征分布的稳定方向。陈明星等[11]尝试回答“李克强总理之问”，*2014年11月底，李克强总理在国家博物馆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指着地图上的胡焕庸线说，中国94%的人口居住在东部43%的土地上，这条划分中国人口密度的分界线直观地展示出东南地狭人稠、西北地广人稀的现实。但中西部如东部一样也需要城镇化。我们是多民族、广疆域的国家，要研究如何打破这个规律，统筹规划、协调发展，让中西部百姓在家门口也能分享现代化。讨论了中国人口密度的分界线——胡焕庸线的稳定性问题，基于第一次、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可知，人口城镇化和人口迁移并没有改变胡焕庸线确定的人口分布格局，胡焕庸线揭示的人口东密西疏格局在较长时期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城市群主要位于胡焕庸线东南半壁的格局在较长时期也不会发生变化，胡焕庸线不可破的原因是由气候等综合自然地理条件决定的。戚伟等[15]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30多年来，胡焕庸线是相对稳定的，胡焕庸线两侧人口数量之比94∶6的大数一直相对稳定，但东南半壁人口持续微减、西北半壁人口持续微增，这主要得益于差异性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负增长区在东北和秦岭—淮河以南地区大面积扩张、人口快速增长区逐步向沿海地区转移。陈明星等[11]也指出，综合考虑到各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潜力，未来很有可能的情景是人口进一步向中东部地区集中。综合以上文献，笔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弥补了人口向东南半壁集中带来的不平衡，但是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人口地理分界线还会出现与胡焕庸线不同的情况。

综上所述，相关文献的争论集中在两点：一是人口地理分界线对官民比到底有没有显著影响，即人口地理分界线的存在性。二是人口地理分界线有没有变化？结合行政区划因素，有没有更好的分界线？这两个问题尚无一致的结论，这也正是本文试图研究的问题。

我家门口的鞋柜台上，立着一个银色的小闹钟。它有一张大大的玻璃圆脸，时刻直播着时针、分针、秒针三兄弟的跑步比赛。一双细长的小腿，斜撑着整个身体。后脑勺有四个黑色按钮，头上有两个浑圆大银耳，中间竖着一把小铁锤，到了设定的时间就会用力地左右摇摆，敲打在两个耳朵上，发出“叮叮叮……”的巨大声响，把我从甜美的梦中拉回现实，催我起床“开工”去。

二、基本假设及模型构建

以上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份统计年鉴，具体数据均从中国知网数据库中获取。本文选取了上述各变量31个省份1996—2014年共19年非平衡面板数据。缺失数据主要是部分省份2014年的数据不可得，且重庆1996年尚未成立，也没有数据，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及中国台湾亦除外。变量的观测点共计553个。根据初步观察，中国31个省份官民比在时间趋势上呈现出多样性。

防转装置主要是固定浮盘在规定位置，若浮盘发生转动，一则会影响对储罐的正常的检尺、采样等操作，二则浮盘随意转动，浮盘支腿会与储罐内扩散管、调合喷嘴等发生撞击，进而损坏支腿及浮盘，引发浮盘严重变形甚至损坏。出现防转装置损坏的，①施工质量把关不严，验收不到位，防转固定点与罐底焊接部位开脱导致浮盘移位；②储罐内物料对固定点形成腐蚀，清罐作业时作业人员对固定点造成损坏；③日常检查维护不到位，没有及时发现问题。

为了得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基于文献研究和观察，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本例患者有轻微的腹痛，伴血淀粉酶升高正常上限3倍以上，因此误诊为急性胰腺炎。但按照胰腺炎治疗后患者血淀粉酶未下降。后经手术切除并化疗后，血淀粉酶下降至67.1 U/L，支持血淀粉酶升高是卵巢恶性肿瘤分泌淀粉酶所致。由于大多数医院未开展唾液型及胰腺型淀粉酶同工酶检验，因此给诊断带来了一定的干扰。

1.2.4 处置及改进阶段:在培训过程中,运用PDCA循环管理,定期总结,在对新入科的CSSD护士进行培训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提出改进措施,总结经验并进行效果评价。消毒供应专业操作项目杂、设备设施多、工作量大,因此对消毒供应中心新入科护士的培训是持续性的。对定期考核的成绩应及时分析原因并进行改进。

假设2：省份之间存在官民比的行政区划分界线——漠潼线。

假设3：漠潼线比胡焕庸线对官民比的影响更加显著。

其中，RFSpopit表示被解释变量官民比。解释变量QuweiDummy包括：HuLineWest(HLW)表示胡焕庸线以西；HuLineSoutheast(HLS)表示胡焕庸线以东、秦淮线以南；MoTongLine(MTL)表示漠潼线以西。控制变量Controlit包括：人口数量Pop、人口密度PopDensity(PD)、GDP、人均GDP(Percapita)，地方财政收入LocalFiscalR(LFR)和地方财政支出LocalFiscalE(LFE)，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Employee2)，时间趋势项等。αi、B和Z为待估参数。为了检验回归系数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混合回归(Pooled OLS)、聚类回归(Cluster)、固定效应回归(FE)、双向固定效应回归(FE_TW)、控制id效应的最小二乘虚拟变量(LSDV)、随机效应回归(RE)、极大似然估计(MLE)以及组间估计量(BE)等8种计量方法进行回归。先检验假设1和假设2，然后分析胡焕庸线和漠潼线所估计系数的差异，检验本文的假设3。

另一方面，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加强对学生语用能力的培养。特别是到了中高级阶段，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语言能力，语用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应成为课堂教学的重要目标。教师可以对教材做一定的加工，结合某一特定的言语行为，介绍其不同的表达方式，介绍影响实施这一言语行为的各种因素，并与学生的母语及母语文化作一定的对比。同时，教师要在语用技能操练时为学生创设真实的交际场景和人物背景，提供可供选择的表达方式等，提高学生的社交语用能力。另外，教师还应及时地对学生的语用失误进行纠正和解释，提高学生的元语用意识。

RFSpopit=αi+QuweiDummyiB+ControlitZ+εit

医养结合将医疗与养老服务体系中各个层次的机构有序地组织起来为老年人提供安全、高质量、连续的整合服务,形成跨越于医院、养老院、社区、家庭之间的整体医疗与整体社会服务模式[10]，强化了医疗部门和社区养老服务部门之间的协同,提高了医、养资源的整合一体化利用效率和养老服务的时效性,从而强化和有效实施了社区养老．因此,医养结合是实现社区养老对资源整合、高效利用、传递高质量养老服务的重要途径,是提升社区养老服务质量的有效措施．

(1)

为了验证以上假设，本文建立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基本模型如下：

三、变量设定及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为官民比，用财政支持的公务员数量占常住人口的比重表示。财政支持的公务员规模依据《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份统计年鉴的口径，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就业人员涵盖党派机关、政府机关、群团组织三大领域，均属于财政支持的、承担社会管理职能的人员，这也是多数研究中国公务员规模的文献通用的指标。

解释变量选取胡焕庸线以西，胡焕庸线以东、秦淮线以南，漠潼线以西三个虚拟变量。跨越胡焕庸线的省份，按照省会城市所在地来判断该省份处于胡焕庸线的东侧还是西侧。秦淮线是中国800毫米降雨量线，也是传统意义上的南北方分界线。漠潼线的划定参考了不同省份的具体情况，与胡焕庸线的划分结果并不相同，特别是陕西和山西两省是不同的。一般研究胡焕庸线均根据省会所在地来界定某省在胡焕庸线以东还是以西。据此，陕西和山西均在胡焕庸线以东。但是如果按照漠潼线进行划分，这两个省就划分在漠潼线以西。其他省份在两种划分方法下结果不变。

假设1：在胡焕庸线两侧的省份之间的官民比存在明显差异。

控制变量从人口、经济、财政、产业角度选取变量。首先，考虑常住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因为各省份常住人口数量规模对公务员规模产生直接影响，人口密度也会产生较大影响，因而预期人口规模越大，公务员数量越多；人口密度越大，公务员存在规模效应，所需要的公务员规模会相对缩小。其次，考虑各省份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本文选取GDP度量经济总量，选取人均GDP度量经济发展水平。按照瓦格纳法则，预期经济规模越大，公务员需求越大；预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公务员需求越大。再次，考虑地方财政收支。本文主要用其控制财政收支对官民比的边际影响，预期财政收支与官民比正相关。最后，考虑产业结构因素对政府管理职能的需求影响。本文选取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来体现不同省份第二产业的相对规模，同时考察总就业人数(Employee)对官民比的影响，预期会出现正相关关系。另外，省份个体特征和时间趋势项在模型设定时具体考虑。

目前的文献尚缺少针对人口地理因素的面板数据分析，以及对人口地理分界线进行经验研究的文献。本文试图基于中国31个省份1996—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多种计量方法检验胡焕庸线是否对官民比存在显著影响；进一步比较各省份的地理分界线的显著性，提出漠潼线的行政边界划分线并进行检验；进而构建起自然地理因素→行政区的功能定位→官民比分布模式这一逻辑链条。在计量方法上，在控制了相关因素之后，先对胡焕庸线的影响作用进行回归，然后对漠潼线的影响作用进行回归并加以比较，得出结论并给出政策建议。

结合以上文献，笔者认为，胡焕庸线是中国400毫米降雨量的地理分界线，对农业耕作和农业人口分布影响较大，但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展开，以及人口政策的变化，人口分布会呈现动态变化的趋势。尽管腾冲线在目前还是稳定的，但是考虑到行政区划的地理边界，以及行政边界之间制度文化的异质性，是不是还有更有说服力的人口地理分界线？

通过对2009年全国31个省份官民比数据的初步观察，笔者发现，中国官民比省际分布基本符合胡焕庸线，但是略有偏移，而且不再是按照降雨量大小的直线划分，而是按照行政区划边界进行划分。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等省份的官民比明显高于其他省份(北京除外)，因此，可以按照中国行政区边界把中国地图分为两大部分。如果参照胡焕庸线画一条省际行政区划分界线，这条线北起黑龙江漠河，南至云南潼南，本文称为漠潼线。经过初步研究可以看出，官民比大致呈现出以下规律：一是漠潼线以西的地区官民比明显高于漠潼线以东的地区。二是在漠潼线以东的地区，北方地区的官民比又明显大于南方地区。

四、计量结果与分析

(一)假设1的计量结果与分析

按照计量方法的总体设计，本文运用Stata软件对8个具体模型进行运行操作，计量结果如表1所示。作为一个参照系，先进行混合回归，为了估计更准确，降低标准差，进一步使用以省份为聚类变量的聚类回归。从官民比数据可以看出，官民比省际差异很大，可能的原因是省份之间存在异质性，需要考虑固定效应回归。在考虑固定效应回归时，程序输出的F值可以用来判断原假设H0: all ui=0，可以用来判断选择混合回归或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显示，F(30, 513) = 82.600，Prob> F = 0.000，拒绝原假设，因而选择固定效应回归，应该允许每个省份拥有自己的截距项。进一步考虑到年份效应，观察全国普遍存在的时间趋势带来的影响，使用双向固定效应回归。但是，由于固定效应回归对于时间上不变的地理变量的系数得不到估计值，还需要用控制id效应的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方法进行回归，结果更有说服力。为了证明固定效应回归的合理性，还需要做两个检验，在混合回归和随机效应回归，固定效应回归和随机效应回归之间进行选择。运行随机效应回归，LM检验显示，chibar2(01) = 884.940，Prob> chibar2 = 0.000，强烈拒绝“不存在个体随机效应”的原假设；作为对照，进行极大似然估计，得出相同的结论。因此，在随机效应回归和混合回归之间，应选择随机效应回归。在固定效应回归和随机效应回归的结果之间的选择需要进行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χ2(4) =65.390，Prob>χ2=0.000，强烈拒绝H0：ui与Xit，Zi不相关的原假设，使用固定效应。因此，在混合回归、固定效应回归和随机效应回归之间进行两两对照之后，选择固定效应回归更佳。极大似然和组间估计量可以作为对照的方法。

表1 关于胡焕庸线对官民比影响的模型运行结果(样本量=533)

变 量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模型(7)模型(8)检验方法Pooled OLSClusterFELSDVFE_TWREMLEBEPop-0.154***-0.1540.157***0.156**0.109*0.0230.111*-0.138GDP-0.029-0.0290.002——-0.009-0.002-0.218HLW81.000***81.000*—219.300***—197.000**232.300**44.950HLS-183.600***-183.600***—-515.200***—-197.000***-202.800**-196.400***PD-0.090**-0.090-0.009-0.0080.043-0.033-0.0165-0.0912Percapita0.1610.161-0.084-0.086-0.175-0.019-0.062-0.223LFR-0.013-0.013-0.045*-0.045-0.030-0.043-0.044*0.490LFE0.0040.0040.0040.0050.006-0.0020.0020.355Employee0.161***0.161*0.088*0.0880.1560.0670.079*0.224Employee2-0.038***-0.0380.211***0.211***0.0800.145***0.189***-0.102*地区特征———有——有—年份效应————有—有—常数项514.600***514.600***125.000***626.800***168.400**266.200173.000545.800个体效应——————154.600***—特异效应——————60.260***—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2和表3同。

总结以上分析，模型(4)、模型(5)、模型(7)和模型(8)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中模型(4)控制id效应的最小二乘虚拟变量结果可以作为分析的主要依据。计量结果显示，当考虑各省份的个体差异之后，胡焕庸线和秦淮线的确对省际官民比差异具有较显著的影响力，结果还发现，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和各省份人口数量对官民比差异具有显著影响；而很多文献关注的人口密度、GDP、人均GDP、财政收入和支出等指标并没有显著影响。因此，假设1得到了验证。

本文得到的不同于很多文献的一个结果是，不显著变量在其他文献中是比较显著的。这可能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数据的差异，以前的文献基本使用截面数据，而本文使用面板数据，截面数据与面板数据的结论不一致。二是使用面板数据更能解释长期的官民比变化因素，在长达19年的时间内，公务员的编制并没有随着人口和经济总量的变动而显著变化，这说明公务员的编制变化滞后于现实。其他原因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二)假设2的计量结果与分析

根据前文阐述，本文根据实际情况对胡焕庸线做出了调整，按照新的漠潼线需要涉及的地理虚拟变量，验证假设2的关系是否成立。Stata软件运行结果如表2所示。基本回归思路与假设1相同，这里只汇报有差异的部分。为了证明固定效应回归的合理性，还需要做两个检验，即在混合回归和随机效应回归，固定效应回归和随机效应回归之间进行选择。运行随机效应回归，LM检验显示，chibar2(01) = 794.000，Prob> chibar2 = 0.000，强烈拒绝“不存在个体随机效应”的原假设；作为对照，进行MLE估计，得出相同的结论。因此，在随机效应回归和混合回归之间，应选择随机效应回归。在固定效应回归和随机效应回归的结果之间的选择需要进行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χ2(4) =60.860，Prob>χ2=0.000，强烈拒绝H0：ui与Xit，Zi不相关的原假设，使用固定效应回归。因此，在混合回归、固定效应回归和随机效应回归之间进行两两对照之后，选择固定效应回归更佳。MLE和组间估计量BE可以作为对照的方法。总结以上分析，假设2得到了验证。

表2 关于漠潼线对官民比影响的模型运行结果(样本量=553)

变 量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模型(7)模型(8)检验方法Pooled OLSClusterFELSDVFE_TWREMLEBEPop-0.155***-0.1550.157***0.156**0.109*0.0160.110*-0.168GDP-0.025-0.0250.002——-0.0101-0.0020.149MTL100.300***100.300**—219.300***—206.900**247.100***100.500HLS-165.300***-165.300***—-515.200***—-167.600**-168.400**-164.600***PD-0.056*-0.056-0.009-0.0080.043-0.027-0.014-0.064Percapita0.1200.120-0.084-0.086-0.175-0.020-0.063-1.285LFR-0.019-0.019-0.045*-0.045-0.030-0.042-0.044*0.125LFE0.0110.0110.0040.0050.006-0.0010.0020.413Employee0.197***0.197**0.088*0.0880.1560.0770.082*0.259*Employee2-0.040***-0.0400.211***0.211***0.0800.140***0.188***-0.099*地区特征———有——有—年份效应————有—有—常数项541.500***541.500***125.000***846.100***168.400**405.600**335.500**536.800个体效应——————149.400***—特异效应——————60.260***—

(三)假设3的计量结果与分析

为了验证假设3，根据上述计量模型，对胡焕庸线和漠潼线的回归估计结果进行对照比较，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中可以看出，漠潼线与胡焕庸线对于官民比影响的两个区别为：一是在8个计量模型中，漠潼线的系数估计值普遍比胡焕庸线的系数估计值大。二是漠潼线的系数均体现了更好的显著性，即关于漠潼线的每个模型系数的显著性都大于或等于关于胡焕庸线模型系数的显著性。因此，可以得出初步结论，漠潼线对于官民比省际差异具有更好的解释力，假设3得到了验证。

这真是出乎我的所料，这么有教育意义的课文，竟然有人不喜欢？我的心里泛起嘀咕，全班热烈的气氛也一下子冷了下来，我看看有点胆怯的几个孩子，决定还是给他们自由发表的空间，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的想法。

漠潼线为什么更具有解释力？其原因分析如下：一是省际制度差异以省际行政边界划界更具有合理性，而不是直接以胡焕庸线的虚拟直线划界。二是人口分布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而不是以胡焕庸线为准。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两种力量都在变化中，它们目前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农耕社会主要依靠地理因素，然而现代工业化社会依赖地理条件的程度在减小，这条分界线就会产生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政策的变化，人口分布还会发生进一步变化，人口还会进一步向东南地区集中。因此，官民比的最终决定因素还是人口的流动和分布格局。

表3 胡焕庸线和漠潼线对官民比影响的计量结果

变 量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模型(7)模型(8)检验方法Pooled OLSClusterFELSDVTE_TWREMLEBEHLW81.000***81.000*0219.300***0197.000**232.300**44.950MTL100.300***100.300**0219.300***0206.900**247.100***100.500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运用中国31个省份1996—2014年的面板数据，经过计量分析，显示本文提出的三条假设均得到了验证。主要形成如下结论：一是漠潼线对官民比的解释力好于胡焕庸线，这是本文最为主要的发现。表现在漠潼线的每个模型系数的显著性都大于或等于胡焕庸线模型系数的显著性。二是当考虑各省份的个体差异之后，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和各省份人口数量对官民比差异具有显著影响；而很多文献关注的人口密度、GDP、人均GDP、财政收入和支出等指标在面板数据的回归中并没有显著影响，这与截面数据的回归结果差异较大，说明公务员编制并没有随着人口的流动做出适应性调整。

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提出省际官民比差异的漠潼线这一人口地理分界线，揭示其对官民比的影响作用，进一步通过关注人口地理分界线的动态变化，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北部人口持续流出的趋势，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对公务员编制的政策调整提供参考。尽管本文的漠潼线与胡焕庸线的差异不大，但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强，未来这两条线还会出现更明显的差异性。

换而言之，对于胡焕庸线的认识，需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进行调整，其政策也需要随着这种变化而进行调整。人口移动的趋势是进一步向东南地区集中，但是在目前的制度框架下，胡焕庸线以西及秦淮线以北的公务员编制却不能随之明显减少。人口地理分界线的动态变化具有丰富的政策含义，除了财政支持的公务员编制调整之外，还涉及区域功能划分调整、经济发展目标调整、城镇化的区域差异性调整、基础设施建设布局调整和环境保护指标调整等多个方面。即随着人口分布的变化，有些省份或者地方政府的经济社会功能需要做出分类调整，例如人口不断减少的地区，需要从经济发展功能转向环境保护功能，调低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指标，提高森林覆盖率和空气质量等环境指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区域功能变化。区域功能变化之后，行政权力结构亦随之调整，公务员编制人数就会相应减少。如前文所述，“职责同构”是官民比较高的一个原因。要改变这一现象，还需要推行与人口地理特征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行政体系改革：一是在人口分布分散、总量相对减少的区域，实施部分相近管理部门的功能整合，调整相关编制，改变“职责同构”的弊端，着力减少财政支持的公务员数量。二是贯彻简政放权的政策思路。公共管理部门应专注公共产品提供和公共服务，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让市场和社会组织在经济社会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促进中介组织发展，推进事业单位市场化、社会化服务与政府购买，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三是要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信息技术改进公共管理，简化行政审批程序，降低信息采集成本，促进权力运行公开化，为调整公务员编制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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