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海外部的演变及主要活动

中国国民党起家于海外华侨社会，其海外党务机构相对言之是比较发达的。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党务中央层面曾设海外部以管理海外支部，不久因某些原因撤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考虑到海外华侨的力量，以及华侨华人力量的利用，在1938年，国民党又恢复海外部，成为当时党务中央四大部委之一。对于抗战时期海外部情况，也许是史料缺乏，也许考虑其敏感性，目前学界研究成果相对较少①笔者所见的有：张应进：《党务与侨务：抗战时期国民党海外部侨务工作述评》，《暨南史学》2017年第十三辑；陈国威：《1924—1945年国民党海外部与侨务工作考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金以林：《战时国民党香港党务检讨》，《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4期；张应进《论抗战时期国民党海外部的侨务工作》，暨南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陈存恭、邓德濂：《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的海外党务》，胡春惠主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1996年；李盈慧《沦陷前国民政府在香港的文教活动》，载港澳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辑委员会：《港澳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2000年；刘维开：《沦陷期间中国国民党在港九地区的活动》，载港澳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辑委员会：《港澳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2000年；以及杨建成主编：《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始末（1937—1945）》（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3年）和李盈慧：《抗日与附日——华侨、国民政府、汪政权》（台北：水牛出版社，2003年）也有相关章节论述之。。无论是其组织结构，抑或活动轨迹，涉足极少。现笔者不揣浅陋，根据所掌握的相关档案资料、文献及研究成果，试对抗战时期海外部的情况，包括其历史渊源、组织结构、人事经费概况以及活动轨迹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国民党海外部的历史渊源与演变②陈国威：《1924—1945年国民党海外部与侨务工作考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一文略有论及。

中国国民党发源于海外，与海外侨社关系相当密切。清朝灭亡前的多次起义、辛亥革命、护法运动、北伐等，中国国民党或其前身皆以海外为根据地进行活动，海外侨社贡献巨大，孙中山先生曾誉海外华侨为“革命之母”。关于这方面已有多方论述，此处不再多论。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并通过《中国国民党总章》。会上规范了组织结构，设置各委员会、各部执行相关党务。虽然当时国民党海外党务比较发达，但党内并没有设立主管海外党务的专责单位。后因党内华侨代表提议，遂于同年2月6日的中执委第三次会议上通过了《海外党务方案》，决定设立中央海外部，在海外各侨居地设18个总支部。据此，国民党中央海外部2月15日正式成立，由林森任部长，直属中执会。其职责主要为登记党员、查核是否照党章办事、管理海外党部报馆、调查海外华侨现状以及招待归国华侨等①任贵祥，赵红英：《华侨华人与国共关系》，武汉：武汉出版社，1999年，第93页。。也许国民党本来就不是一个成熟的政党，也许其党内权力争斗异常激烈，抑或是国际因素、管理问题等，所以在1928年国民党第二届四次会议上海外部被提议撤销，只在组织部内设立海外科，管理海外党务。有学者曾评论国民政府言：“除了那种传统的保境安民的政治职能外，它与前任或历史上任何政府的不同在于，它拥有相当大的政治制度设计的空间与权力。”②邓丽兰：《域外观念与本土政制变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政制设计与参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页。从海外部的设立历史来看，还是有一定的依据。1932年，似乎为了安抚海外党员的情绪，国民党中执委常务委员会决定在其下设立海外党务委员会，机构职能定为“咨询机关”③陈鹏仁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海外党务工作》，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91页，第98—99页。，对海外事务只有建议权，“工作集中于海外党务之调查与设计”，并没有什么实权的存在，显示国民党核心高层对拥有庞大海外党员、组织的海外党务工作仍不够重视。其后又将海外党务委员会改名为海外党务计划委员会，不仅仍属咨询机构，而且工作“范围比前较为缩小”，组织机构也十分简单：设1名主任，2名副主任，11名委员，1名秘书，3—5名总干事及助理，2名录事④陈鹏仁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海外党务工作》，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91页，第98—99页。，包括委员在内共20—22人。从机构的设置方面不难看出，国民党海外势力在当时国民党权力内部受到冷落，虽然“华侨乃中国革命之母”之口号仍时常获得宣传。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而当其时，整个中国的工业基础极为薄弱，军需品大多须仰给于国外⑤据资料统计，抗日战争前夕我国石油、钢铁、机械、车船等几类重要战略物资的自给率仅分别为0.2%、5.0%、23.5%、16.5%。参见杜恂成：《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251页。。考虑到庞大的海外侨社力量，在1938年4月召开的第五届中执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国民党遂决议调整中央机构，恢复海外部的设立，职能为“掌理海外各级党部之组织与党员之训练及海外宣传事宜。”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28页，第477页。设部长1人，副部长2人。从组织性质上言之，海外部似乎拥有一定的实权：“中央党部分部办公，各有系统”，“所有华侨党务，中央已设海外部专管。”⑦陈希豪：《过去三十五年中之中国国民党》，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112、146页。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海外华侨华人的力量重新获得国民党政府高层的认识。1939年11月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调整党政军行政机构案”中，虽有决议：“海外部改为海外党务委员会，为设计推进之机关，其组织宣传工作，应分别划归组织部宣传部主管以主划一。”⑧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28页，第477页。但不知何故，该项决议并没有得到实施，海外部仍归属中央执行委员会管理，仍然活跃在抗战时的政治舞台上。但该项决议案的另一项决议，即将中执会的社会部改隶行政院，却得到实施。其后海外部作为中执会的一个部属机构一直延续，显示了海外势力在国民党内部获得了重视，也为以后国民党海外势力在国民党政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奠定了基础。

5)在中国大陆,IMERG估计微量降雨(0.1～1 mm/d)的概率密度与CGDPA相差最大,尤其西部的差异超过6%;其次是中雨(10～25 mm/d),东部偏高、西部偏低;其他降水强度的概率密度则相差很小。

二、组织结构及人事情况

1924年国民党一大时响应海外代表的要求而成立的海外部，在刚成立时其组织是比较简单的，设部长、秘书各1人，书记员3人。书记“分任工作，一个是关于美洲方面的；一个是关于南洋方面的；还有一个是关于其他各地的。”人员虽少，但工作量并不少：“1.登记海外党部的地点，2.登记党员的人数，……总支部有13个，支部有75个，分部430个，区分部就许多了，已经登记的党员是很多很多，大概有87 065——这个报告不过由党务报告得来的，……3.指导党务的进行，4.指导学校和宣传机关，5.发给党证印花，6.汇集议案交中央党部，7.捐款。”①陈鹏仁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海外党务工作》，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1—2页，第20页，第 11—17页，第 30、81页。1926年，“因党务之日见繁剧”，海外部组织结构有所扩大，分内外结构，内部分有八科室，分别是：文书、编辑、组织、侨务、交际、收发、会计、庶务；每科都有秘书、干事、助理、录事等人员；“对外工作则设海外党务专员及组织员、宣传员、调查员等。”②陈鹏仁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海外党务工作》，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1—2页，第20页，第 11—17页，第 30、81页。彭泽民时任部长。因当时海外部要面对党务与侨务双重的工作内容，虽有不少工作人员，但仍有种人手不够的感觉。随后该部要求中央要么设立侨务机构，要么扩大组织③陈鹏仁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海外党务工作》，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1—2页，第20页，第 11—17页，第 30、81页。。1928年有委员以统一地域为由提议，海外部遂被撤销。1932年作为咨询机关的海外党务委员会设立，“组织原分设计、调查、总务三科，设计科下分设设计、审理股，调查科下分调查、编造两股，总务科下分文书、事务两股；且决定：“暂不设科长”，“工作分由各股主管。”④陈鹏仁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海外党务工作》，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1—2页，第20页，第 11—17页，第 30、81页。后设立的中央海外党务计划委员会，性质及组织结构的变化不大。

1938年，因战事的需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决议决定恢复成立中央海外部，其设部长1人综理该部事宜，副部长2人襄理部务，并于5月7日起在汉口江汉路正式开始办公。按是年通过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海外部组织条例》，中央海外部“设主任秘书1人，秘书2人，承部长副部长之命处理本部事宜”；“第一处设文书事务两科”，文书科主要处理日常的电文、档案、收发文件、会议记录、编印法令规章及海外党员人事统计及一般调查。事务科则职掌“一、办理本部职员人事事宜；二、办理本部庶务及交际事宜。”第二处则设指导科、训练科及登记科。指导科工作包括：“一、指导海外党部之组织及活动并考核其成绩；二、办理关于推进海外党务各项方案之设计事宜；三、审核海外党部之工作计划及工作报告；四、征集及整理海外党务侨务情报并指示海外党部必要之措置；五、答复关于海外党务组织方面之询问。”训练科职掌指导海外党部党员的训练方案并考核；登记科职责范围为：审查海外党员入党志愿书及入党表；编造及保管海外党员证书及名册；统计海外党员数量质量并绘制图表；分配党费印花；审查登记海外党员的移转及变动。第三处设宣传、编纂与社会三科。宣传科职责为：规划海外各级党部的宣传方案并督促其实施；审核海外党部宣传工作报告及宣传品并指导宣传工作的进行；指导本党海外各地报社通讯社与其他刊物之言论及其业务之进行；接洽并介绍有利宣传之电影片分赴海外各地放映；答复关于海外宣传方面之询问。编纂科包括编发、征集审查海外宣传资料；“调查登记海外一般报社及通讯社之情形并供给宣传材料及新闻”“征集国内政情及生产事业之进行状况。”社会科则“办理侨民团体之组织指导事项”；指导联络海外各地救国团体、一般文化团体并协助其进行；“征集侨民团体之各种材料。”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二十二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380—385 页，第 264、345、491 页。在这次常务会议上，部长陈树人提请任用郭威白为主任秘书⑥1939年吴铁城任部长时，郭氏辞职，童行白被派为主任秘书。，李朴生、骆介子为处长，黄天爵、陈重堪、胡仲维三人为科长；似乎任职官员不足。后人事发生一些变化：任用覃焕征、吴士超为秘书，罗浮仙为指导科科长、汪仲让为训练科科长、余超英为登记科科长、陈曙风为编纂科科长、潘炳融为社会科科长，刘翼凌为事务科科长。而原来提任为科长的黄天爵则改任为第一处处长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二十二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380—385 页，第 264、345、491 页。。但是否这些人都到任不得而知，因在1938年9月，中央海外部又向中执会呈文，以覃焕征任海外《觉民日报》职务，不能分身回国，改任沈灵修为秘书。且对于国民政府时期的海外工作，国民政府相关官员往往由于身处海外，并非都是到任的。随着环境的变化，及海外工作的变动，部分到任的海外官员也随之发生变化。如1941年第三处处长骆介子被派往澳洲处理党务工作，其职由薛农山接任；陈曙风辞去编纂科科长之职，由徐铨接任。随着海外工作的繁多，还先后增设人事室、电务室、统计科、广播科等。统计科原为统计股，隶属第二处，拥有统计员1人，助理干事2人，负责事项包括：海外党员总报到统计、征求海外新党员统计、海外侨民救国运动统计、训练海外干部统计、训练海外党员人数统计、海外党务概况统计、海外党务视导统计、海外宣传统计、海外华侨团体及其组织统计、海外华侨救国捐输统计、海外华侨文化活动统计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三十三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 141、153—154页，第 207页。。据1939年的中央秘书处人事处的统计，当时海外部的工作人员为57名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二十五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02页。另国民党中央其他三部的人员情况如此：组织部的人员为100名、宣传部为99名、社会部为100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三十四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3页，第23页，第441页。。1940年海外部以“工作增多，原有机构及人员均不足以适应事实之必要，拟援照组织部成例，增设专门委员7人及编审9人，以充实人才增进工作效率。”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三十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44页。王如莺编著：《胞波情》（回顾篇）（内部资料），昆明：《胞波情》编委会出版，2004年，第 51页。后来包括王星舟、孙甄陶、缪培基、陈恩成、梁大鹏、陈宗周、龙大钧、黄菩生等九人被任命为专门委员④1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三十一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页，第282—283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二十八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25页。。按相关规定，这些专门委员之名额似是固定的，如孙甄陶专门辞职，其“遗缺派黄铁铮补充”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三十四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3页，第23页，第441页。；“专门委员覃焕征久未到职，改派黄志大充任”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三十五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页。。其后包括赵釐、赵里鹏、郑兆辰、陈柏青、赵班斧、金祖懋都担任过海外部专门委员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三十六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9页。另有资料载“1940年9月设专门委员室，置专门委员11人”。“中央海外部之沿革及历年来工作概况”（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号：495/59），转自李盈慧：《抗日与附日——华侨、国民政府、汪政权》，台北：水牛出版社，2003年，第76页。。除上述专门委员、处、科、室外，中央海外部还设有党务计划委员会及部分驻外机构（包括驻海外的）。如驻南洋办事处是于1941年初在新加坡成立，代表海外部监督与指导马来亚、婆罗洲、荷属东印度等地的党务⑧吴铁城任海外部部长（1939年11月—1941年4月）时，即拟“应付南洋局势发展海外党务办法纲要”，其中提出“设置海外部南洋办事处（驻新加坡）就地指导一切党务侨务之进行”，办事处“设正副主任各一人，指导员三人至五人，承海外部之命，直接处理南洋各属党务侨务之进行，以资迅速。”见陈鹏仁主编，刘维开编辑：《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海外党务工作》，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254页。。戴愧生为主任，童行白为副主任，设有总干事、干事、助理干事若干人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三十四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3页，第23页，第441页。。但据经费支出情况来看，该办事处至少在1942年11月停止业务。1941年3月国民党中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驻马来亚党务评议会组织简则》，要求设立驻马来亚党务评议会，作为马来亚党务最高设计及咨询机关，以之发展国民党在马来亚的党务工作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三十三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 141、153—154页，第 207页。。1940年10月，考虑“南洋战事发动，我旅泰缅越马各地侨民势必遭受影响”，海外部要求设立西南边境特派员办事处获得批准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三十三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 141、153—154页，第 207页。，但笔者没有得到相关史料证实该办事处得到实际运作。该年8月海外部已在越南设置越南办事处，“藉营业为掩护”，“收买粮食药品燃料等货品”等而开展工作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二十五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02页。另国民党中央其他三部的人员情况如此：组织部的人员为100名、宣传部为99名、社会部为100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三十四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3页，第23页，第441页。。越南办事处后改组为越南泰国党务特派员办事处，主任为邢森洲。1942年2月10日，海外部驻缅临时办事处在腊戍成立，主要任务包括协助入缅军队策动战时工作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三十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44页。王如莺编著：《胞波情》（回顾篇）（内部资料），昆明：《胞波情》编委会出版，2004年，第 51页。。1940年1月国民党中执会第139次会议通过了海外部设置党务计划委员会的规程。规程规定设“委员15人至21人”，由海外部“聘请国内外负有资望兼熟悉海外党务情形的人员充任之”④1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三十一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页，第282—283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二十八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25页。。1942年10月设立的海外党务计划委员会主要是“负责计划各种推进海外党务之法规方案建议”。在1943年第220次中执会常务会议中，李竹瞻、邝金保、王吉士、胡少炎、黄素云、崔杰南、赵昱（1943年12月15日辞职）、骆介子、陈立人、朱瑞石、郑善政、谭贞林、张绚、黄炳庚、陈雁聲（1944年11月15日因病出缺）、李恩辕（1943年11月15日辞职）、林福元①刘维开编辑：《中国国民党职名录》，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4年，没有此人。等人任命为海外部党务计划委员会委员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三十六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13页。。其后，还有温剑南、郑满霖、吴碧岩、陈宗珍、马元放、罗浮仙、叶挺生、陈景唐、叶崇濂被任命为委员③刘维开编辑：《中国国民党职名录》，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4年，第150—151页。另李盈慧据另一份史料认为1942年“10月海外党务计划委员会成立，编制名额68人”。“中央海外部之沿革及历年来工作概况”（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号：495/59），转自李盈慧《抗日与附日——华侨、国民政府、汪政权》，台北：水牛出版社，2003年，第76页。另王如莺编著《胞波情》记：（1942年10月1日）“中央党部令海外部设立海外党务计划委员会，及海外党务研究会，安置留渝失业之海外党务工作人员，其中缅甸党员占多数。”（第51页）。在1942年5月25日获得通过的修正中央海外部组织条例案中，海外部要求在职掌上扩大内容，海外部要求增加指导侨民运动事项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三十五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页。。其后王振相、黄树芬、陈宏典、刘伯群、张子田、邱新様、洪天庆、刘兗光、李瑞门、李道轃⑤《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三十四册）记为“李道轸”，第313页。、梁卫苍（1943年9月20日辞职）、陈肇基、陈孝奇、王之五、谭永生、余恺湛、刘子清、周日东、香玉堂、何国材、吴碧岩、许人堉、蔡咸快、陈荣芳、蓝东海、韩家、陈恩成（1943年10月4日辞职）、甄友廉、梁伟成、何尚平、陈其仁、张珠、许秉武、陶笏廷、刘翼凌、翟有佛、梅伯强等被推为侨民运动指导委员⑥刘维开编辑：《中国国民党职名录》，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4年，第152—153页。。1942年5月成立的华侨招待所也隶属于海外部。此外，海外部还与相关机构在海外共同设立其他机构。如与赈济委员会等在缅甸腊戍设立南洋华侨疏散协助委员会⑦曾养甫任主任委员，下设福利、招待、宣传和辅导四组，分别由谢仁钊、汪竹一、蒋建白和李朴生担任组主任。见李朴生：《在缅工作三月记》，李朴生：《华侨问题导论》，重庆：独立出版社，1945年，第182—183页。；与中央调查统计局（中统）一起设置南洋战时通讯网等。

三、经费情况

近代以来，我国中央政府在财政方面实行预算制度，预算制度成为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一项工具。1938年7月国民党中执会会议通过了1938年度国民党中央经常费每月支出预算，海外部每月经常费为16 000元（含生活费、事业费、事务费及特别费），占中央本部总预算的9.16%（总预算为174 748元）⑧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三十一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44—347页。但台湾学者陈存恭与香港学者邓德濂同据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记录，表述情况是这样：（一）1938年7月21日“中常会第八十六次，报备中央党部每月经常费为374871.9元，海外部为3605.6元，占6.81%”（按两数的百分比应为0.96%，不知如何算？）（二）1939年8月10日“中常会第一二七次，报备六个月中心工作增拨经费，计247192元，海外部为42340元，占17.73%。”（按应为17.13%）（三）1943年3月8日“中常会第二二二次，报备三十二年度（即1943年度）工作计划及经费简表，合计56763558，海外部为1485682元，占2.62%。”（四）1943年12月13日“中常会第二四四次，报备三十三年度（即1944年度）工作计划及经费简表。兹删去地方部分，中央党部总预算为46247355元，海外部为2076755元，占4.49%。”（五）1944年11月13日“中常会第二六九会，通过‘三十四年度计划及党务费概算案’，总计829863921元（比三十三年度多出290881190元），海外部计14304000元，占1.72%。”见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编《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纪录汇编》，党史会藏（未刊行，但已公开），见陈存恭，邓德濂《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的海外党务》，载胡春惠主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1996年，第55—56页。。战争时期，预算与实际是有差异的。故在1939年8月10日中常会第127次会议里，在中央各部会追加六个月中心工作经费预算案里，海外部要求增拨42 340元，约占中央增拨的17.13%（要求增拨经费总额为247 192元）。正是考虑抗战时期的特殊情况，在1940年的中央部会经费预算中，中央调整了原来的预算计划，除了原来的生活费（即薪俸）8 000元不变外，经常费在1939年8 000元的基础上增加30%，总额达10 400元（其他社会部、宣传部、组织部及秘书处也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三成）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二十八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62页。陈存恭，邓德濂：《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的海外党务》，载胡春惠主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1996年，第56页。。其后海外部又以邮电费透支过大，要求增拨五千元邮电费，中执会最后决议核发二千五百元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三十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44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二十六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 278、290页。。这就是我们在另一个1940年预算表格中见到海外部的事务特别费等的金额12 900元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三十一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47页，第342页，第22页。。故有学者认为：“将党务经费分散开支，是国民党避免国内外舆论指责的办法之一，也是这一问题极其复杂、难以理清的根源所在。”④崔之清主编：《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下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205页。真可谓是一针对血的！而从现实情况来看，预算制度无疑是中央政府的行政计划在财政资金上的具体化，是国家为行使其职能而有计划地集中和分配资金的一项手段；可预算往往只是一种计划，在特殊时代，预算内的经费能否得到保障无疑是一个问题；同时，能否突破预算内之经费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在当时战争年代，环境会不断发生变化，相关费用也在产生相应的变化。国民党中央在战时往往是以追加费用的项目来处理经费问题。如考虑到要新设立海外部南洋办事处，国民党中央决定增加86 732元的临时开办与经常费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三十一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47页，第342页，第22页。；为了推进海外党务，国民党中央决定追加三十万元的马来亚回国侨胞招待及训练临时费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三十二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90页。；1940年海外党务辅导员旅费及高级干部人员选训任用经费共404 549元，也获得决议通过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三十一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47页，第342页，第22页。。1942年，“海外部函：据驻某地办事处电称，兹以环境恶劣，各单位工作之推进须藉营业为掩护……请合拨营业资金拾伍万捌千元（以当地币别计）（即158 000元）……经提海外党务高级干部会议讨论，认属必要”，其后中央决定拨越币十五万八千元⑧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三十四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41页，第224页。。1943年驻港澳总支部要求拨发开办费100 000元，虽相关专门委员会的审查意见认为购置费及房屋修缮费可“酌列五万元，令其就额统筹匀支，专案具报，其余视察旅费筹款统应，由经常费内开支，拟悉予删除”，但中央高层还是决议照发十万元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三十六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19页。。而在一份请求案中，海外部以1941年度事务费预算“虽奉先后核准通案加成在案，但以战局日渐开展，海外工作日趋繁重，各项额外开支、原有经费实属不敷应付，其中如招待及救助归国侨胞同志、驻港办事处费用、海外各地通讯邮电以及特约对外广播人员等皆为必不可少之工作，凡此各款，近虽先后请准分列独立预算，但三十年度（即1941年度）内共透支”101 927.17元，要求如数补发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三十四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41页，第224页。。此外，还有海外新闻事业奖励金从五千元，由于环境的变化，工作重点的改变，而上升到二万元等，理应都归属海外部海外工作的内容，其经费也都理应归属于海外部事务经费内，但在相关预算内都没有体现。因而对相关资料中显示的预算经费金额，我们应该谨慎看待。若认为“海外部经费占中央经费的比例不高，下降，而且大部分支出用于海外宣传”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二十八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62页。陈存恭，邓德濂：《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的海外党务》，载胡春惠主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1996年，第56页。，是值得商榷的，此是需要将所有为海外部实际用于海外工作使用范围的费用统计、相加，再进行比较，始能认定，否则就按相关预算表的内容来判断，这种统计方法是否适用于战争年代是值得慎重的。而按之前那份中央各部会六个月中心工作经费预算报告，我们大概知道中央海外部经费的主要去向：经常费包括支出函授学校经费、侨民夜校补助费、党务通讯网经费；而临时经费则包括宣传书籍经费、纸版费、邮电费、印刷费。而海外部另一工作范围——招待海外党部回国受训人员的经费则由中央训练团支援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三十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44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二十六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 278、290页。。

促进海外侨胞明辨忠奸善恶，策进海外侨胞抗日救国运动，无疑是抗战时期海外党务的中心任务，而这个任务的完成，与海外部的文教宣传活动是息息相关的。1940年1—3月海外部的每周工作报告有如此的一些记录，颇能说明海外部工作的行径：1.汪精卫叛逆后，考虑汪氏与海外具有一定渊源的情况，海外部“特制订宣传办法六点，电颁海外各党部党报，对汪逆卖国秘密条约扩大宣传”，促使海外侨社对汪氏的认识。2.针对“敌伪汉奸在海外各地进行之欺骗宣传”，海外部积极应对，“制订驳斥及防止办法通告海外各党部各党报注意办理”，对敌人在海外打起宣传战。3.同时海外部利用他们掌握的海外侨社话语权，要求“海外各级党部及各地党报，转劝侨胞勿受华侨协会诱惑，向华北投资。”⑧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四）”，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10—620页。另有关这方面的文教活动的详细情况可参阅李盈慧：《沦陷前国民政府在香港的文教活动》及李盈慧：《抗日与附日——华侨、国民政府、汪政权》相关章节。而考虑到宣传工作的引导性，对相关的侨报，海外部“分派总主笔前往主持言论，并赋予海外工作的任务，俾得以当地报社工作人员地位，推展抗战号召暨各项政策。”如菲律宾的《新闽日报》（总主笔为童行白，原任中央海外部主任秘书），马来亚槟城《光华日报》《槟城日报》（总主笔庄心在，原任中央秘书处科长），马来亚吉隆坡《新国民日报》（总主笔周寒梅，原任中央宣传部科长），马来亚怡保《霹雳日报》（总主笔梁华炎），印尼巴达维亚（现雅加达）《天声日报》（总主笔祝秀侠），缅甸仰光《仰光日报》（总主笔廖崇圣）等等⑨庄心在：《吴铁老与抗战期中的南洋》，载《吴铁城传记资料（二）》，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第8页。。事实上，相关法律虽然规定海外侨社“关于文化之宣传事项”是由侨委会负责，但海外部还是进行实际的行政行为。“海外党报二十余家，侨胞或称非党报亦六十余家，遍布五大洲，宣传影响之力甚钜，关于此类党报及非党报逐日重要，电讯之供给、时事新闻之报道及言论思想之指示颇为严重问题，本部已计划在港筹设较大规模之华侨通讯社一所，以为供应海外各地报纸新闻材料之总机构。”“本党党义书刊推广海外发行，实为当前重要宣传工作之一，本部业与中国文化服务社总社商订计划大纲，先在南洋、新加坡、巴达维亚、菲律宾、安南、缅甸及美国纽约、三藩市、檀香山等重要地点设立文化服务支社或分社，并令各地党部依照计划发起组织。各次要地区，如澳洲、南美洲及南非洲等处，亦限于本年内着手筹备完成本党书刊海外发行纲，现马来亚、菲律宾两地本党文化界负责同志亦有以个人名义分别发动筹备进行中国文化服务社总社，并以香港办事处为供给海外书刊总站，依照所拟定之优待办法，给各地分社以种种便利，供给大量书刊。”①陈鹏仁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海外党务工作》，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233页。而对于文教方面，除了分派中学教员前往南洋各中学任教外，早在1938年秋即颁发“海外各总支部直属支部附设侨民夜校规程”，指示各党部斟酌当地社会情形及经济状况，争取在那里设立侨民夜校1—2所，招生对象以不识字的青年侨胞为主，在灌输三民主义前提下，授以国语、习字和各种职业常识。夜校由当地党部有学识的党员义务担任校长和教职员，经费除自筹外，并由海外部按月给予相当数额的补助。总计海外22个总支部直属支部，举办夜校34所，学生总数2 743名②李盈慧：《沦陷前国民政府在香港的文教活动》，载港澳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辑委员会：《港澳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2000年，第456页。。或许是受到海外部开办函授学校的启发和影响，侨务委员会也设立侨民教育函授学校。除上述之外，在整个抗战过程中，海外部还派大员深入侨社大力宣传。如1939年，黄天爵其他人即被派往“星马、菲律宾”“越南，及印尼其他各地视导及担任宣传工作”③如1938年、1939年，萧吉珊、李朴生、周启刚、林泽臣等人就到越南慰问华侨及视察党务。，时任海外部部长的吴铁城历时半载，到达南洋七十余城，一百五十余处，演讲达三百次，进行大量宣传工作④黄天爵：《吴铁老南洋之行》，载《吴铁城传记资料（二）》，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第36页。。

其后由于物价的上涨，中央对于党部工作人员薪俸也给予相对应的调整。下表为战时调整后党部工作人员的俸薪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十六册），第62页。另原表没有单位及数字为大写。

职生活费别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六级七级八级九级十级秘书长300秘书260主任240 220 200干事200 190 180 170 160 150 140 130 120 110助理100 90 80 70 60录事70 60 50 40

至于战前党部工作人员生活费，根据中央的规定，与日常国民政府的工作人员收入并没有很大的区别。下表为1931年中央财务委员会规定的党部人员的生活费情况：（单位：元）

资料来源：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国民党现行党务法规辑要》，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43年，第118页。

数额（元）800 680 640 600 560 520 490 460 430 400 380 360 340 320 300 280职务秘书长/部长/主任委员副秘书长/副部长/副主任委员主任秘书秘书处长科长室主任薪级特级一等级二等级三等级四等级五等级六等级七等级八等级一等级二等级三等级四等级五等级六等级七等级各部委员 各部专员

四、抗战时期海外部的海外主要活动

在征集党员的同时，海外部加大海外党组织的强化。“励行分区辅导制……各地之书记长或秘书，中央尤须予以特殊之切实训练，或由中央遴选适当同志，派往各地充任之。”在1939年即将香港、澳门两个直属支部，合并改组为驻港澳总支部，委派吴铁城为主任委员，高廷梓为书记长；不久更是将广州湾区党部划到该总支部管辖。据了解，港澳总支部“下设文化运动、侨工福利、侨商事业、调查统计、海外党务联络、教育事业、青年指导、妇女团体等8个委员会，并建立中国文化协进会、西南图书公司、华侨图书馆等外围组织。1940年1月又成立港澳赈济委员会，由该部委员兼任委员，并聘港绅为委员，由国民党中央指拨赈款，实施救济，藉社会服务事业推展党务。其后，为联络当地金融经济界起见，由该部组织经济问题座谈会，及筹设经济图书馆，对于争取侨心，成效颇著。”⑥李盈慧：《沦陷前国民政府在香港的文教活动》，载港澳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辑委员会：《港澳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2000年，第449页。而在东南亚，海外部派刘翼凌为驻缅甸总支部书记长，同时派处长李朴生前往加以辅导；并派汪竹一、刘翼凌担任设立的驻缅甸临时办事处正副主任，以之指导抗战工作。考虑到暹罗总支部“或因当地政府媚敌排华，搜查当地党部，拘禁并驱逐负责同志，或因本身人事未上轨道，工作均未能如期发展。”故在1939年即撤销驻暹罗总支部，“分设曼谷、通和、纲帕（Muang Phrae）、清迈（Chiang Mai）、陶公（Naradhiva）、万仑、万镑、色梗港、博文浪、华富里（Lop Buri）、彭世洛（Phitsanulok）、合艾（Haadyai）、北柳（Chacherngsao）等十三个直属支部”。另在1940年，根据具体情况，将安南总支部予以改组，分为西堤等十个直属支部，以便开展活动。而在其他地方，海外部也作一些工作的调整。如印度总支部被撤销，设明新、醒侨、孟买三个直属支部。“旋因中东局势紧急，印度成为国际路线要卫，侨胞增多”，遂于1943年2月，“将明新、醒侨、孟买三个直属支部回复为支部，恢复驻印度总支部，委派保君健、陈缵新等为第一届执监委员，极力整饬刷新，提高战时党务工作效能。”“瓜地马拉及南非直属支部等，因工作停顿，亦经海外部选派当地同志，予以整理加强。”①杨建成主编：《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始末（1937—1945）》，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3年，第196、190页。此外海外部还派出人员赴海外指导工作：“远至九中全会，本人（即刘维炽）奉命主持海外党务，除继续既定计划外，即欲普遍加紧推进海外党务，并拟具由近及远逐步推动的进行方法，故先往香港就地策动港澳方面之工作，然后再往南洋美洲等地督导党之改进。”②刘维炽：《抗战以来海外工作的回顾与前瞻》，《华侨先锋》，1943年，第五卷第7期，第62页。香港失陷后，考虑侨胞多取道缅甸及印度返国，“海外部早鉴及此，曾派了谭永生同志到腊戍，并派杨信荣、陈洪海二同志到仰光分任组织宣传”③李朴生：《在缅工作三月记》，载自李朴生：《华侨问题导论》，重庆：独立出版社，1945年，第181—182页。。1940年6月1日，时任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在对海外党务人员训话中，强调“海外党务是以侨务为依归的”④陈立人：《现阶段的海外党务》，《华侨先锋》，1943年，第五卷第1期，第19页。，要求海外党务的开展必须与侨务内容紧密联系，此举无疑促使海外党务内容与海外侨务内容相交叉。实际上蒋氏此言之出发点应是要求国民党深入侨社，联系侨民，加入侨团，扩大侨社影响力，最后控制海外侨社。在国民党看来，海外“党务工作最大对象在乎民众之领导与运用”⑤陈鹏仁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海外党务工作》，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94页。，通过侨民的联系，掌握或组织侨团，然后运用侨团推进海外侨社的控制，也就是“使（海外）会馆党部化，党部会馆化”，以之达到整体控制海外侨社的目的。经过努力，海外部这方面工作似乎不俗。如美国“总支部同志，在救国总会内充任重要职员者多人”；“驻秘鲁利马直属支部……领导侨众，致力于抗日救国种种工作，甚为努力……当地人士皆认该部为华侨最有力量之团体”；“巴西之华侨共有四百四十六名，所有党员虽未超过全侨之半数，然所有侨团领袖，及有志之士，皆属本党同志”；驻孟加锡直属支部“与领馆发动组织锡江华侨筹赈灾民委员会，历届筹委会委员，十九为支部同志，又另办华侨日报，以广宣传”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三组：《中国国民党在海外——各地党部史料初稿汇编》，出版社不详，1961年，第30、63、119、358页。。这也难怪有学者言：“侨务党化是南京国民政府侨务政策的一大特点”⑦窦文金：《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工作剖析（1927—1949年）》，《八桂侨史》1996年第4期。。

观察组及对照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分别为90.77%、73.85%，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1928年海外部被撤销后，海外侨社的基层党组织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自中央海外部成立以来，不特事实上并无系统叠复指挥支离之弊，而党务日见发展，党员日见增加，事实昭昭，可以覆按。距意第四次全会遽将海外部议决裁撤，而以海外部原有职务归纳于中央组织部之海外科，几使海外同志失望，徬徨无所皈依，一若失其慈母也者。”造成了“海外基层组织过去格于成例不能与中央直接发生关系，以致海外各地基层实际情况皆未明了，无从为严密之考核与适当之指导”，“党内人事尝发生纠纷”，“党务曾迭次发生纠纷”，海外侨社党员“对党，日感冷淡”，以致使国民党的“向心力大减，游离散漫”，再加上部分党员“因生活困难，不能缴纳党费”，不少海外党员日渐远离党组织，不参加党的活动，海外党员人数比以前大大锐减。针对这个现象，1938年恢复伊始的海外部即提出“以健全基层组织”“征求新党员”“训练干部及一般党员”“推进本党革命理论之宣传领导工作等项，为振发海外党务本身之基本方针”③陈树人：《海外党务研讨会开幕训词》，《华侨先锋》，1939年，第一卷第15期，第7、2—4页。，作为海外部的首要工作。经过一番的努力，征集党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如港澳地区原有党员1 300人，到1939年底，就已征收新党员5 000名④《中国国民党驻港澳总支部工作报告》（1939年7月至1940年12月），见刘维开：《沦陷期间中国国民党在港九地区的活动》，载自港澳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辑委员会：《港澳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2000年，第479—480页。，成绩可观。其他地区也取得一定的成绩⑤至1941年6月止，海外侨社在160名侨胞即有党员1人。见陈鹏仁主编、刘维开编辑：《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海外党务工作》，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286页。。

海外党务涉及海外侨社的方方面面，因而作为其主管机构的海外部的任务是“非常广博，无论什么运动，如农工学等也一齐包括在内”，华侨海外捐款、海外华侨返国证明、华侨讼事介绍与政府办理、组织海外华侨会参加国内外群众运动、组织海外华侨回国参观团、介绍华侨子弟回国求学等事务都是由海外部这类管理海外党务的机构来处理。如1926年海外部的工作报告中提及：“二大”后，“海外党务日形发展，且工作计划力求改善”，主要包括“（甲）允答复海外各级党部，二个人函件必求详细，并注意政策，力辟谣言，关于时局情形尤为详述。（乙）出版海外周刊以通真正消息。（丙）领导海外党部驻粤各机关分任革命工作以活泼其进行。（丁）华侨同志返埠为之证明，俾便到罢工会领取通过证，以示本党爱护华侨之美意。以上工作现经次第实行，余如华侨运动亦极力指导。”①陈鹏仁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海外党务工作》，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20页。1937年抗战的全面展开，为了争取更多的抗战力量，国民政府将目光投向了国际社会，投向了海外侨社，强调“今后本党，应该特别着重海外党务之发展”②《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对海外党务任务重要决议案》，台北：海外出版社，1952年，第13页。，希望通过海外党务来打击对手。故1938年恢复的海外部的工作活动也与之前的有所区别。简概之，抗战时期海外部的主要活动包括如下三个方面：其一为改进党务，征集党员，渗透侨社，夺取侨社领导权；其二是积极进行文教宣传活动，鼓励华侨华人进行抗战建国活动；其三仍为开辟海外抗日战场。

二次通用旋转试验方案及结果见表3。利用DPS软件对试验结果进行分析，得到二次回归模型为：Y=7.92216+0.00815X 1+0.35746X 2+0.01724X 3-0.28935X 12-0.12848X 22+0.04122X 32+0.02375X 1X 2-0.21375X 1X 3-0.12125X 2X 3

在香港失陷前，驻港澳支部主任陈策于香港危急之际，率领侨胞协助英军防卫，随后又率领人员撤回广东。此事已为史界所知。正是在海外部的领导下，海外党务下属各基层纷纷投入开辟海外第二抗日战场的工作。虽在1942年情报机关深受日本宪兵队的破坏，但在1944年港澳支部却成立三个港侨杀敌先锋队，“拟编组为3个支队：第一支队，队长许剑夷，辖两个大队，人枪约共400余……第二支队，队长李云生，为香港支部书记……暂时先编为1个大队，人枪约200余……海上独立支队，队长莫侠”⑤“陈素致吴铁城请分送海外部部长张道藩电”（1944年8月25日，《港澳工作卷》，《特种档案》，党史会藏，档号特027/3），见刘维开：《沦陷期间中国国民党在港九地区的活动》，载港澳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辑委员会：《港澳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2000年，第496页。。海外部驻越南办事处于1940年8月成立，主任为邢森洲，主要工作为策动越泰侨胞，联络越泰军民，为军事反攻做准备。其后改组为越南泰国党务特派员办事处，于1944年就已积极策动华侨筹组武装部队，协助盟军反攻。在1944年底又分别组织“华侨义勇服务队”第一支队（基本人员有90名，外围人员有215名，多是越北华侨，由王清率领，进行游击战）、第二支队（基本人员有150名，外围人员有125名，是招募而来，由苏民领导）、第三支队（基本人员有70名，外围人员有140多名，由潘汉波领导，准备将来进攻越南）。这三大支队的全部费用都是由越南泰国党务特派员办事处供给的⑥“刑森洲给吴秘书长代电”（1945年4月5日，国民党党史馆藏，档号：特011/21-4），见李盈慧：《抗日与附日——华侨、国民政府、汪政权》，台北：水牛出版社，2003年，第203页。。1942年1月泰国迫于日本压力，决定对美英宣战，随后不支持其国实施亲日反英美政策的泰国人发起“自由泰国运动”。约在1943年海外部批准了梁秉才（华侨党员），以泰籍名义加入“自由泰国运动”，同时委任刑森洲为越、泰、缅的党务特派员⑦“吴铁城给刑森洲电”（1943年10月7日，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泰国工作报告》，档号：特015/18-9），见李盈慧：《抗日与附日——华侨、国民政府、汪政权》，台北：水牛出版社，2003年，第201页。。而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军（简称义抗），则是国民党驻菲律宾总支部常务委员施逸生出面组织的，由美军给予枪械和支援，曾与美菲游击队合作，共同抗击日本。第二抗日战场的开辟，除了武力抗击外，还有抵制日货方面。如巴东支部呈报侨商郑世宝售卖废铁资敌，要求“驻巨港领事派员查明核办”并惩办。驻菲律宾总支部“策动侨胞”，发动抵货运动，进行抵制日货①陈鹏仁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海外党务工作》，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188—190页。。因不少著作皆所涉及，在此就不赘言了。这些强制工作若没有人员在实际中指导操作，在当时国际环境，尤其是抗战早期，其实是难以实现的。对此日本人的情报证实了此点：“（英属马来）随着日本空军在华中华南上空表现极为活跃时，华侨抗日的决心甚至呈现出动摇的样子，待党府的抗日指导员到来，才逐渐组织化，转化为有计划的抗日运动。”②杨建成主编：《南洋华侨抗日救国运动始末（1937—1945）》，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3年，第33页。

对8眼监测井2002—2010年地下水水位埋深每年逐月进行年平均（均值）和单井逐月年平均，如图2所示。8眼监测井地下水水位埋深平均值随月份变化趋势不明显，若要找寻规律的话，大致在5—10月，水位埋深呈下降趋势，11月—翌年4月，水位略有回升，埋深减小。以单眼监测井逐月水位变动趋势看，8眼监测井的多年年内地下水水位埋深变化各有不同，水位达到最低值及回升的时间不相一致，可知地下水水位埋深在年内的变化趋势，因监测井位置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

除上述大的三方面以外，在海外侨社劝销公债、推行义捐、月捐、举行献金、征募寒衣、药品及举办难童捐款等方面，海外部也利用其海外优势，进行工作。

五、余论

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海外部的恢复及加入抗战队伍，对抗战的胜利有很大的帮助作用。一则国民党起家于海外，在海外侨社中深具势力，组织网络遍布全球，几乎涵盖所有海外华侨社会，且大部分国民党海外支分部皆为当地华侨社会极有影响力的团体，甚至就是由当地势力较大的社团演化而来的。因而海外部的恢复，有助于整合海外侨社的力量，更能为抗战服务。二来在以党统政的政治体制下，政党无论是在经费、组织、人员还是在控制和影响等方面，都是社会上最为强大的力量主体。故党务系统海外部的加入直接从体制内部增加了抗战相关政策执行的力度。本文揭示事实证明，在海外事务方面海外部的作用甚大，对抗战的胜利也发挥相关的作用。不过，任何事物都具有正反两面，由于政党的加入，除了在行政事务中削弱了行政机关的行政威信，导致党权对国家行政事务的渗透外，同时将党争带到抗战民族大义上面，如在抗战活动中国民党不仅竭力阻挠和破坏海外侨社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战力量的援助，甚至迫害坚持此举动的侨领及一般华侨，将那些援助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的海外华侨列为有“严重问题”而“注意防范”，大大地消减抗战的力量③相关情况可参阅陈国威：《浅析抗战时期国民党海外部对我党在海外工作的打压》，《党史文苑》2008年第5期。。在强化国民党威权的同时，也弱化了国民政府的权威，导致了政治不稳定因素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