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杂志主编是谁

二十世纪初，我国现代教育学尚处于起步阶段，其时有《教育世界》、《直隶教育官报》等杂志译介海外教育理论，国内办新学的风气也一时大盛。在这个时候，创办一份体现国人思想的教育杂志乃是迫切需求。于是，《教育杂志》便在1909年2月15日在上海应运而生了。《教育杂志》的第一任主编是因为《楚报》而遁来沪上避风头的陆费逵。陆费先生是一个热心于学制改革的主编；于是在他任上，除去将这份杂志的办刊方针就固定在“研究教育，改良学务”之外，他还赤膊上阵撰写一批文章以壮声势，如《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创刊号）、《缩短在学年限》（同前）。与商务馆同时期的杂志结构类似，《教育杂志》设有言论、实验、图画、学术、教授管理、教授资料、史传、教育人物、教育法令、章程、文牍、文艺、谈话、杂纂、质疑问答、介绍批评、名家著述、调查等栏目，初期以西方教育思想与各国教育制度为杂志部分主干内容，其教育理论除译介日本教育学心理学等成果外亦就国内教育问题予以分析。《教育杂志》按年分卷，每卷12期，发行共达40年，至1948年12月停刊。除介绍教育内容外，本杂志也刊登文学作品，包天笑所译《馨儿就学记》（从日译《爱的教育》改写）为其中极著名者，此文曾有节选内容入选商务馆小学语文课本。1912年，陆费先生离开商务馆另立门户，《教育杂志》交与朱元善主持；与前任主编有所不同，朱先生为一名老派出版家，在杂志形制上与陆费先生主编时基本相近。不同之处仅在于后者善于从别国杂志中吸取精要。于是朱元善执掌《教育杂志》后，杂志上乃多辟“天民”一笔名，这是杂志社内共用的一个公共笔名。这些具名为“天民”的稿件多数是由朱元善选编并交樊炳清等编译所同人编译。对于这个时期的《教育杂志》，曾在商务馆任职的茅盾如是说；“……它及时介绍欧美新的教育学说，教育改革情况。”由此，其读者“中学或师范学校的老师为多”。1918年9月后，商务印书馆遭《新青年》批评；其中罗家伦的《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为《教育杂志》加上“市侩式”杂志的标签。商务亦自觉此为变革契机，于是1922年时主编改为李石岑。李石岑在管理《教育杂志》时，提倡学术独立，并利用自己的学术优势，将柏格森、尼采哲学引了进来。但他手头除去《教育杂志》外，还有《民铎》和《学灯》，于是半年之后，主编便换成了协助他编辑杂志的周予同。1923年初商务馆为扩大知名度，拟让编译所哲学教育部主任，著名心理学家唐钺担任主编，但唐钺先生在编译所内事务繁忙，结末是勉强编完一期杂志后，1923年15卷第1期《教育杂志》上就刊出一则启事：“……因唐擘黄先生事务繁忙，本刊主编仍为李石岑先生……”　从此开始直至1932年，教育杂志的主编依旧是李、周二人。在他们主编期间，商务馆的几大杂志基本上都被五四后的进步学人所掌握了。叶圣陶的《倪焕之》等一批进步文学作品也发表在了这上面。1929年，地质学家赵亚曾在云南遇难后，《教育杂志》也率先发起了追悼。一·二八事变彻底改变了商务馆和《教育杂志》的命运。这份杂志直到1934年才恢复发行。复刊后《教育杂志》的第一任主编由何炳松先生担任。何先生是1923年进入商务馆的，他1927年仅编译所后负责过一段《教育杂志》的相关事宜，深感编辑工作对做治学影响颇大。因此一二八后他便举家遁走，专心治学。这次复出，乃是商务馆高层三顾茅庐的结果。何炳松先生担任主编后，即提出要达到四 个目标：打倒文盲（即消除文盲）、建设农村、提倡生产教育、提高文化程度。在他担任主编期间，杂志得到最大限度恢复。他深感自己基本达成任务，便辞职去暨南大学。主编交给与黄觉民。黄觉民先生担任本刊主编一年之后抗战爆发，随之而来的是商务馆等一批文化单位在1937年夏季就开始一路向南转移，最后安顿在香港。香港陷落后，《东方杂志》社长兼总编郑允恭叛国投敌，充当伪亚洲文协主席。郑唆使日人诱逼黄觉民出任伪东亚文协教育处处长。黄觉民自然拒绝接受，于是化装成商人，连夜逃往澳门，而后辗转到重庆，继任《教育杂志》主编。两年后，因经费拮据，《教育杂志》编辑部被裁撤，他改任成都商务印书馆经理兼编审员。抗战胜利后，《教育杂志》于1947年复刊，复刊后主编为赵廷为与李季开。该刊于1949年休刊。

杜威（John Dewey）出生于一八五九年的十月二十日。这一年也是英国进化论的提倡者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发表其《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巨著的一年。杜威诞生在一个中产社会阶级的杂货商家中。由于杜威的家乡，是新英格兰（New England）的维蒙特（Vermont）州的贝林顿（Burlington），人民生活习惯，娴习于自治，崇尚自由，笃信民主制度，这些可以说是新英格兰殖民区的传统精神。 杜威小时候，就显得有点害羞，天资并不聪慧，但是，却好学深思，手不释卷，喜爱阅读，是大家所共认的一位书虫。他十五岁从贝林顿当地的中学毕业，因为居家离维蒙特大学很近，加以父母的鼓励，就进入维蒙特大学就读，在一八七九年完成学业。当时的维蒙特大学规模很小，那年跟杜威一起毕业的学生仅仅十八人。 凡是在维蒙特大学就读的学生，都得研修古典语文。他们都要学习希腊文，而且每个学生都要跟维大的每一位教授学习，因为除了工科的教授之外，当时全校只有八位教授。杜威在大学的前两年修读希腊文及拉丁文，西洋古代史，解析几何及微积分。第三年开始涉猎自然科学的课程，包括地质学，动物学，进化理论；他尤其从当时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TH Huxley 1825-1895）的生理学教本中，获得不少的启示，特别是关于进化的理论、生物与环境的理论，在在都使他有不少心智上的激动。在大学课程的第四年，他才更为广泛地接触到人类智慧的领域；当时担任讲课的以哲学传授为主的泰锐（HAP Torrey）教授，对杜威初期哲学思想的探究颇有帮助。 一八七九年，杜威从维蒙特大学毕业后，极想谋得中学教职，以发展他的志趣。但因他年纪轻，加以毫无教学经验，到秋季各校已经上课，而他的职业尚毫无端倪。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接到他一位在宾州南油城（South Oil City）担任中学校长的表兄来电报，请他前往任教，当时的月薪是美金四十元；一年之后转往贝林顿自己家乡的一所乡村学校任教，并继续研读哲学史，这时他认识了哈锐士教授（WT Harris）。 一八八○年以后，美国当时仅有的一本哲学杂志是《思辨哲学》（Speculative philosophy）哈锐士教授是该杂志的主编人。哈氏受德国哲学的影响颇深，是德国哲人黑格尔（Hegel 1770-1831）的信徒。在一八八二年，哈锐士接受了杜威第一篇哲学性的论文「唯物主义之形而上的假设」（The meta physical Assumpations of Materialism）。稍后，杜威又写了两篇论文，交由哈锐士发表。这三篇文章的组织及系统化的技巧很好，并不以内容见长；但是对一位青年哲学家而言，自己的论文能够刊登在全国唯一哲学学术论文的杂志上，是多么大的一种兴奋和鼓舞呢！ 一八八二年的秋天，杜威向约翰霍布金斯大学（The Johns Hopkins）申请教学奖助金，先后两次被拒，于是经由他大学时的泰锐教授以及哈锐士的鼓励，向他的姑姑借了五百元美金，开始了以哲学为主的研习生涯。当时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校长吉尔曼（Gilman）聘请了不少哲学上卓有成就的学者；他本人对每一位研究生的学习都寄以关切，时时给予指导；而且上课时采取讨论的方法，富于思辨的气息，注重自由运思的精神，不受传统思想的约束，举行公开的辩论，凡此种种，使杜威有发展哲学见解的机会与环境。在杜威完成其博士学位后，吉尔曼曾亲自在办公室召见杜威，加以鼓励，并劝勉杜威不可过分手不释卷地孤独自处，并且给杜威留学欧洲的一笔补助费用。 此后，杜威在密西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担任哲学讲师。在教学期间，有一位以前曾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教过杜威半年的毛尔斯（GS Morris）教授让出房子给杜威夫妇居住。杜威为了感念这位恩师，把他后来所生第三个儿子取名为毛尔斯；这个孩子聪颖过人，是杜威六个子女之中最具天赋的一个，不幸却因病夭折。丧子之痛对杜威夫妇的打击很重。 一八九四年，杜威出任芝加哥大学的哲学、心理学、教育系主任。在这里，他跟他的妻子创立了名闻遐迩的实验小学；并从心理发展的见地，来勾画出教育的各项理论。一九○四年，因为实验学校的归并问题，杜威不表同意，遂辞职离去。他离开支加哥大学时，不知何去何从。他写信给当时心理学界权威詹姆士（William James），叙述事情发生的经过，并希望获得一个教学的位置。经由詹姆士及杜威老友卡特尔（J Mckeenl Cattel）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协助，为他在哥大师范学院谋得一职。 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教职，是杜威的教学生涯中最长的一段时期，其间由于接触外籍学生的缘故，使他将教育的思想也能影响到世界其它各地。尾野教授是一位日本的留美学生，曾受教于杜威，获得博士学位后返回日本，担任东京帝大教授，促成了一九一八年杜威在日本东京帝大的讲学。我国学人蒋梦麟先生也曾在美国受教于杜威，就近邀请杜威于日本讲学完毕之后来华讲学。一九一九年，杜威曾先后在北京、南京、杭州、上海、广州等地讲学，由胡适先生担任讲学的翻译，把民主与科学的思想直接播种在中国。一九二八年，杜威曾经去了苏联；并到过土耳其，协助土国教育之改革；又到过南非、墨西哥等地。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廿六年才退休，退休之后仍从事著作，并热心于民本主义之阐扬。在他七十八岁时，还一度到墨西哥为苏联托洛斯基（Leon Trotsky）辩护，驳斥斯大林对托氏的指控。 杜威是一个比较倾向于自由派的教育家，不希望向权威低头。在他的鼓励下，美国大学教师于一九一四年组织了全美大学教授联合会（The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四年之后又在纽约组织了纽约教师联合会（The New York Teachers Union），作为维护教师权益的一个有力组织，不仅消极地维护了教师的权利，而且积极地争取教育专业化的实现。 杜威曾在八十七岁时再婚一次。他与人合著的《认知与所知》（Knowing and the Known）在他九十岁的时候出版。他一生孜孜不倦的为学精神委实令人敬佩。他九十三岁时（公元一九五二年）因肺炎去世，当时身体并不孱弱，心智情况尚佳。 这些够了么

B、蔡元培 D、徐特立 E、陶行知

杨昌济 (自闭桃园称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 这个才是 最著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