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简史论文选题背景

“重视对文学作品与文化内在关联性的研究，重视文学作品作为文化符号内涵的展示，是我们思考文学作品本质的一个基本的理论出发点。”把文学研究作为一种文化存在来追问，必然关联到作品的文风、作品的美学品格、文学所呈现的总体性的美学风貌，以及创作主体的美学追求，而这又无不受着自然环境与文化生存的制约与影响。 虽说文化与文学各有独立的语言方式和精神系统，却又是相互渗透与交融的，文化的风土人情与文学的地域特性，共同营造着一种形态独特的艺术语境，以此为基本核心，建构着一个自成一体的艺术世界。在当代岭南文学的艺术语境里，可以考证出岭南丰富的物产、发达活络的经济背景，可以反映出闲适灵活、包容务实的民风，可以指认出情趣盎然的俚风民俗，饮食起居的各具其妙、其韵、其趣，尤其是在这种物候生态里孕育的情性风韵，具有异常鲜明的岭南风貌。这一方域的文化情状，除了滋润的一面，还有挥洒自如的一面，这里的文学情态，除了鲜活生猛，也还有通俗轻快的质感。 这是因为，岭南文学首先是在岭南文化的氛围里衍生完善起来的，没有那样一种人文风俗，也就难以突显出岭南文学独有的气韵；其次，岭南文化的人文情性，奠定了岭南文学的格调，是空灵飞扬的，又是流变生猛的；再次，文学离不开自然环境的左右和调配，文学的底色里无不洇染着岭南的印记；最后，历史对文学的影响如影随行，岭南文化的历史对岭南文学的作用占有相当的比重。从民情风俗，到气质格调，从自然到历史，这足以构成岭南文学状态的前因后果，更有助于廓清和确认岭南文学艺术风貌的特性。 　　一、岭南文学是岭南人文风俗的还原 　　不同的地理环境有不同的民风、民俗，也有不同的艺术风格。梁启超的《中国地理大势论》除了阐述南北自然风貌对文学的影响，还论述了社会环境以及文学交流对南北差异的消融。他认为：“逢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膳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影响特甚焉。自后世交通益盛，文人墨客，大率足迹走天下，其界亦浸微矣。”概而言之，文学的地域性主要表现为自然风貌、文化精神和语言风格的不同特征。 当代岭南文学的小说代表作，就是通过由风俗、民情、自然、禀性等方面的岭南文化景观，而构建起粤味盎然的物色情态，并据此而成为岭南小说文体特征独树一帜的重要标志，为当代岭南文学形成自成一体的艺术语境奠定了基础。所以，岭南文学对粤味盎然的人文风俗的还原，具有以下三方面的表达： 首先，就人文风俗还原的自然性特征而论，作为岭南文学的支点，离不开对风俗人情的艺术反映，而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又受制于生存格局与生活氛围色彩气息浓淡的影响。岭南文学特定的艺术构成，源自于特定的表现世界，这里植物四季常绿，气候温润多雨，阳光充足，土地水网交错，这里八面来风，客似云来，商机伏涌，机遇流变，世事万千，纷纭出彩，于是出现在小说里的地域文化景观，便常常和熏风绿树、石巷老屋、骑楼店铺、茶市食肆、桑基鱼塘、河涌蕉影等等南国情调的风物、意象与景象联系在一起，展示的是一个水汽淋漓、温润详和、旧城古韵、热闹生猛的岭南，是一种可触可感、可叹可品的具象的文化与营生，它还原着此在人文风俗的真相与真实，传达着这一方水土的风貌，仅是从这些平面的符号，似乎也能把握到岭南的风脉神韵。 引以为经典又常常与岭南神韵重迭在一起的，便是欧阳山的《三家巷》，它在气质格调上，尤其是在自然性特征的岭南指认上，还原并且不妨说是建构着岭南风貌的述说，呈现出鲜明的审美特征与美学价值。如第六章：枇杷树下，一条青石板的民居小巷，南国的月色，如水的夏夜，木屐敲打着时间，也敲打着主人公周炳的心情，这既是一种自然场景，也是一种情绪场景，在这种文化氛围的敷色中，人物与环境的着墨是散淡的，也是温和的，这是岭南特有的文化情调，应对着因此而营造出来的艺术格局。如十二章：人日皇后，写七月初七的七巧节，是女儿的节日，在南关珠光里区桃的家里，从场景到心态，从城南老屋的居家摆设，到节日供品的精巧与用心，从女儿神貌到气氛烘托，毕尽其肖，活色生香跃然纸上。 其次，就人文风俗还原的本土气质而言，无论是自然景观、社会结构以及生活方式，岭南文学都有着浓厚的本土情结，这种文学的地域性与此在文化的风土人情息息相关着，与此在文化的气质格调息息相关着，并成为当代岭南文学艺术语境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用闲适的笔触，用行云流水的话语，用墨痕状的节奏，涂抹着岭南的情调，如《三家巷》写初夏的季节，“五月的广州，江风带着茉莉花的清香，天空又柔软，又安宁，闪着光，好像一幅黑缎子一样。”祖籍湖北、童年始在广州长大的欧阳山，浸润的却是岭南文化的滋养，笔墨趣味已全然是粤式情调了。此种认同与倾情，并非是为写风情而写风情，而是有意无意间，把此在文化的生存哲学敷设其中，从而使作品的境界体现出独特的审美风范，开掘了岭南文化在现实生存中的渗透力与同化力，由是，对物色风情描写所独具的神韵，便与生存形态的别具一格契合着，使小说呈现出浑然一体的艺术效果。 再次，从人文风俗还原的审美价值取向来谈，既涉及到文化立场与文学维度的问题，也涉及到创作的主体意识问题。如是，是否可以认定，欧阳山创作的《三家巷》，在运用本土题材时，有意识地对岭南文化进行开掘，使作品显露了浓郁的地方色彩和风俗画面，这是由于作家“长期受到本土文化的熏陶，本土文化的某些历史沉淀已深入其骨髓，他(她)们本身早已成为‘集体无意识’中的一个有机构成，因此，这种时候的‘显露’是文化素质和审美意向趋于一致的一种自然流露。”于是，《三家巷》所传达的人文精神与生存情状，便与岭南文化场呼应着，成为一种实质性的反映，作为欧阳山攀登艺术高峰的力作，最大限度地实践了他对小说艺术的追求，赋予一种艺术的力量穿越于世俗与现实之中。正因如此，半个世纪过去了，该小说作为岭南文学的经典作品，依然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 　　二、岭南文学具有柔和亮丽的语言风格 　　岭南文学的独树一帜不仅与其文体的形态特征有关，同样与其语言运用的形态特征有关，语言作为文学文体形态最有活力与份量的成份，其表述的方式、风格特点以及气韵与格调，都制约着作品整体的风格归属。最具代表性，且引起广泛关注，具有地域文学标识性的，显然是陈残云的《香飘四季》。小说落墨河涌、蕉林、桑基、鱼塘、水乡明月、村头晚风，如“天空湖水一样的明净，繁星闪着微笑的眼睛，河水脉脉地流，细风轻轻地吹，蕉叶丝丝地响，草虫嘶嘶地叫，好一个静穆的甜蜜的夜晚。”又如“珠江岸边金黄色的稻野，宛如一幅名贵的绒幔，在暖融融的阳光辉照中，闪闪烁烁，放出了悦目的金光。”在这些空灵抒缓的辞采中，文风是轻快亮丽、不粘不滞的，用语有着素朴淡雅的质感，它不沉潜凝重，而是在明快中充盈着恬淡，它不急管繁弦，却在轻歌曼舞中且行且远，它将岭南的物色风貌像一幅简约的水墨画那样淋漓尽致地还原出来，这里所渲染的色彩，是非岭南莫属的，这里所折射的文化，分明是一种心态，也是一种风情的歌吟。 可见，文化的制约，会带来文学独特的气象，而创作主体的观念意识与文化积累，则直接促成了文学语言的地域化特征，既与个性化关联，又与文化背景关联，由此更为独到地诠释着文化的生存形态与文化内涵。只有当一个作家对传统文化和某一地区的文化瞭解愈深切，他的语言才愈有特点，这不妨说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艺术的成全。 岭南小说空灵飞扬的语言习性，作为同一种风貌的归属，在不同作家那里有不同的个性侧重。柔和亮丽的语言风格，在陈残云那里，呈现为淡雅与澄明的格调，在杨万翔那里，则表现为一种飞扬的力度与古典的质感，这在他那部厚重而典型的岭南历史小说《镇海楼传奇》里尤为突出，可说是建立了这种层面创作的示范性。“放眼下望，只见三元宫正殿那乌青的瓦顶近得直似伸手可触，绿霭霭树丛中紫烟氤氲，袅袅升腾，煞有仙家气象——葛洪端的是一流勘舆大师，粤北五岭千里来龙，于兹结穴，他恰在此处截得龙脉，把他岳父东晋南海太守鲍靓的休憩之所改建成恁地一个福地洞天；如今若再在三元宫一头建座镇海楼，畅好一上一下按定那龙首。三元宫往南一箭之遥便是广州城正北门，但见门内房舍鳞次栉比，街巷棋格纵横，迢遥处迷迷蒙蒙珠江如带，一划儿都笼在春日金灿灿的霞光里。朱暹寻径踱往山巅险处，把剑柄一按，蹲下身来，恰似三元宫正殿檐头那睥睨万物的兽望；此时山风飒飒，乱云飞渡，隐隐然若有千军万马在半空中纷至沓来。想见这一周遭当日天埸地陷光景，朱暹一时间壮怀激烈：有道是百川沸腾，山冢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我朱暹且守在这南越武帝的发祥地静观待变，有朝一日风云际会必有遇合；这晌正好取个意头——就让坐镇南疆的永嘉侯把镇海楼建在永嘉年间猝然出世的沉夜湖滨!”语言格调不张不驰、不急不慢，气定神闲，从容有度，借助有着浓厚地域文化色彩的自然景观，融合有着本土方域特色的用语与句式，将其环绕于景物心态的描画中，从而呈现出特殊的叙述效果。 在岭南小说的语言风格里，追索其独有的语感，以及独有的韵味，不难发现地域文化的色彩与作用力，这既与本土的生存势态谐和着，也与其风情民俗相融汇，于是，不粘不滞的用语，简约而不铺陈的情绪，细腻而温婉的语态，闲适而淡雅的质感，灵动而飞扬的辞采，构成了岭南文学柔和亮丽的语言格局。通过这些语言去描述特定的文化形态，在创造不一样的文化意象时，来抒发此在的心灵感受，它不仅为文学风格的基调作着最切实有力的铺垫，同时，岭南文学也依仗于这种独特性，而张扬自身文化色彩的风景线。 　　三、岭南文学是岭南地缘环境的艺术再现 　　地域文学特性的形成，既源自于艺术风格的同一性，亦源自于审美选择的确认性，只有这种认知的确定，才会在有意与无意间，成为创作的自觉意识，或者成为创作过程的一种驱动力，使得创作主体在艺术上的选择有着更大的趋同性。因为文学用以表现其内容的形式浸透了作家主观情绪的艺术选择，在创作过程对描写的风貌人情，在概念与认知上的清晰度，不同文化背景与文化心态的作家便有不同的表达，很显然，这种表达会呈现出明显的文化差异。其实文学表达的自觉就是文化选择心态的自觉。就这一话题，自然涉及到地域文学的自然观问题，而这又与审美心理密切关联的。 就地缘环境的自然与艺术生发的关系而言，岭南地区气候温润，水网纵横，加以内通外联，务实求变，总体的文化情状是流变的，又是鲜活的，这种风尚在文风文气的审美追求上，尤其是在自然观的艺术表达上，更崇尚俯仰天然，在平素有致纡速有度的表达中，蕴含了空灵与雅致，而水色淋漓既作为底色，又作为地缘环境无法变易的背景，给遣词达意制造了一种润泽，又带来了一种饱满，使描人状物呈现收放有序的张力，储蓄起一种与别不同的气韵，如同中国的水墨画，或疏或密，或浓或淡，都是有水色作衬底的。典型莫过于陈残云的《香飘四季》，笔墨总是水迹淋漓的，既是环境作用使然，也是创作选择使然，“夜晚，乳白色的月光，透过了浓春的夜雾，照在蛇窝开阔的田畴上。小河边，一间刚修整过的竹棚子，人们叫它‘扎水寮’的，映出了半明半暗的灯光，传出了二胡伴奏的柔软的粤曲声，听得出是许细娇唱的，是《鸳鸯被》中的一段。”水色在字里行间浸漫开来，写出了岭南特有的情致与风貌。陈残云温文细腻的文字，在描写水乡的风物人事里，就有了一种投契的谐和，在这种环境里书写的笔触就带有了水的质感与形态，地缘环境的水气树影都融合在文字的调配里。 就创作主体的意识与定位而言，地域小说必然面临对本土文化的开掘，当作家迎向本土的生存时，它的主观意识与情绪的维度必然是向此敞开的，岭南作家便是在本土文化的感召下，对于小说美学的表达方式作出了自觉的选择，听从了自身文化气质的构成以及地缘环境所产生的影响与作用，以平淡而沉潜的审美态度去表述故乡故土，在这种悠然而婉约的叙事策略中，依然恪守着传统模式意义上的故事性，依然着意于刻画人物的个性与现实意义，而地域文化独有的内涵便在这种看似不经意却是信手掂来的娴熟中得到了展示，在字里行间蕴含着，使地缘环境的艺术化不仅成为一个烙印，而且成为艺术风貌的表征，于是，水色淋漓不光是指向表层的传达，亦指向深层的内蕴，从而导致一种神貌上的特征，与岭南文化的地缘环境谐合默契着。在岭南的天空下，有蜿蜒的珠江，有浩茫的人海口，有椰子树和木棉花，有漫长的夏季，有温润的气候，等等，这一切构成了特殊的自然气氛，养育着此在别一种的生命。此外，另一种气息来自历史，来自历史构成的别一种人文景观，这一种气息寻常时候隐约不显，却在日常的每一个空隙里出没着，不经意中陶冶出不同的文化形态，涂抹着自成一体的生命色泽，它不是分明的，也不是突显的，虽是朦胧难以清晰廓清的，却是真实而存在的，并且在岭南时而作为文化边陲时而成为文化中心的游走中，保持着一种奇特的张力以及一种奇妙的平衡，既有勃发力，又有平常心。这种自然与历史共同构成的地缘环境，无不在岭南文学里得到了表现，慢慢被氤氲成一种味道，一种带有水汽的味道，一抖落，总是有此在的文化留痕，尤其是在文学的表达里，这种领略是更容易到位的。 就岭南情调与人文情性而言，岭南文学的文化意识，很早就表现在对世俗化生活的关注以及大众化取向的审美情趣，岭南小说的平民色彩较为浓厚，取材大多侧重于平民百姓的生活与庸常实在的人生，志在于对这种生活价值的探讨以及把握，风情民俗是一方面，普通人的命运又是另一方面，从欧阳山的《三家巷》，到陈国凯的《大风起兮》，这几近形成了一种文学的传统、小说的传统，平常的营生被摆放在创作重要的位置上，政治的色彩以及社会的变迁，不是作为小说的底色，而是作为一种背景，一种供人物活动和生长的背景。如果把这种文学的选择定位为一种对生活的深入，那么，由来已久，岭南小说与脚下这片水网纵横的边陲之地，与普通人的生存血脉更加贴近和相通，也从而使得这种以岭南文化为背景的小说的地域特色更为鲜明，无疑也促进了自身审美特性的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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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文化是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岭南先民遗址的出土材料证明，岭南文化为原生性文化。基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岭南文化以农业文化和海洋文化为源头，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吸取和融汇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逐渐形成自身独有的特点。岭南文化务实、开放、兼容、创新。岭南学术思想，吸取由中原相继传入的儒、法、道、佛各家思想并进行创新，孕育出不同风格的思想流派，如江门学派等。在近代，岭南得风气之先，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津梁，多种文化思潮交错而织成绚丽多彩的画面，孕育和产生出以康有为、孙中山等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的一代先进人物。[1] 岭南的文学艺术雅俗并茂，岭南画派、粤剧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诗人张九龄、陈献章享誉全国，电影最先从岭南传入。岭南教育起步较晚，但宋明办书院风盛，近代更领教育革命之先。葛洪在岭南炼丹，创金丹道教理论，并有贡献于化学、医学。伊斯兰教、佛教较早从海路传入岭南，惠能创中国化佛教——禅宗南派，影响及于全国以至世界。岭南的农技、手工技、医学等在中国科技史上有一定地位，明清之际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为中国最早的生态农业，西医东渐，中国的西医院、西医学校以及西医生，均在岭南最早出现。岭南民俗与岭南饮食，异于北方，最富于地方特色。[1]

岭南文化史称“五岭以南，自李唐以前，声名文物远不逮夫中原”〔33」，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交通梗阻不便。自唐张九龄奉开大庆岭体p大梅关）新道后，这一状况才有所改观。自此，大庚岭道成为广东北上主要交通线。另外，唐代广州崛起为世界性贸易巨港，也是“广州通海夷道”的起点，而自隋开京杭大运河，改善了五岭南北交通，广州港腹地更扩大了，促进了物资和人口流动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岭南文化被滋润和吸收了新养分，在前代积累基础上持续但又不平衡地发展起来，改变了过去的文化格局和景观。一、汉俚文化融合深化文化形成与民族融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六朝移民高潮的结果，是汉人在岭南的人口比重显著提高。加上上述经过洗夫人的努力，汉俚文化融合过程在隋唐强大封建政治经济力量推动下变得更加迅速和广泛，程度也更加深刻。例如移居海南的汉人，唐代以前为 2万人，唐代增加到 7万，分布地区也从岛北部沿海逐步向比较偏远、开发迟而瘴病较严重的南部和东南部扩展。以往是汉在北，俚在南。环岛建置的完成，形成汉在外、俚在内的分布格局，表明有一部分俚人被汉化。在汉俚杂居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水平有显著提高，岛上不但有不少土特产作为“贡品”输入中原，而且生产的商品也很精美。琼山郡守韦公干驱使俚人家奴“织花练文纱”，制角器，熔锻金银，用珍木造家具和大船，舶运到广州出卖。这说明汉文化已为越来越多俚人所掌握，否则不会有这样的工艺制作。俚人另一居地雷州，唐代还从闽南移入一批居民，壮大汉人队伍，进一步开发雷州半岛。类似这样的民族迁移和民族融合事例，实质上反映汉文化越来越处于优势地位，汉俚文化界限在这里逐渐消失了。俚人中还出现一批掌握汉文化的知识分子，如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在汉未央宫大宴群臣，曾“命突厥颔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冯戴咏诗。既而笑日‘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35〕。这。雅事历被传为俚人汉化的佳话。二、开疆文化的贡献 汉文化在岭南的传播除以大量移民为载体以外，个人历史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唐代岭南在中原人心目中，仍是一个瘴病之地、化外之区，因而成为朝廷处置政敌和罪犯的场所。许多在党争中败北者，都被一贬再贬，最后流落岭南。他们中不乏有见识的政治家或文化人，来到岭南后，多致力于传播中原文化，推动当地文化发展。这种以开发落后地区为目的，在边睡地区传播的汉文化被称为“开疆文化”。秦汉进军岭南所产生的文化后果，当然可以说是开疆文化在岭南之始。唐代开疆文化在岭南进入一个重要阶段，流寓人物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这些人物著名的有杜审言、宋之间。李德裕、韩愈、刘禹锡、李宗阂、杨嗣复、王义芳、韩援、韦方质、李孝逸、韦执谊、敬晖等，他们都各有建树。例如韩愈贬潮州，在那里驱鳄鱼，放免奴婢，办学兴教，正乡音等，促进潮州风气改变。为纪念韩愈而命名的韩江、韩山、韩文公词、思韩亭、思公帕等，皆为中原文化在潮州扎根的见证。唐代贬惠州的有同平章事张锡、兵部尚书牛僧孺、著名诗人李尚德等，他们对惠州文化建设也起过一定作用。唐代贬海南的高级官吏更多，李德裕是他们的代表人物。李贬潮州再贬崖州（今琼山县境），在逆境中不忘著述，在崖州城修建望闭亭，民间还有其子孙化为黎人的传说，作为一代名相，千百年来一直为海南人所纪念和赞扬，这与其滴居时对海南文化发展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三、海外文化移入 我国与海外交通要地，首在广东。秦汉以来，从徐闻、合浦港发航的海上丝绸之路已很兴旺，所以海外文化假道前来，流布岭南也势在必然。唐代以前，岭南文化正处在形成阶段，尚未成熟，故更容易接受外来异质文化，使之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这也是岭南文化多元性的一个原因。 秦汉时，集散香禹的一些土特产采自南海周边地区和民族，包括香药、琉璃、玛瑞、水晶等，《史记•货殖列传》和椒书•地理志》记载了番昌与海外交通的盛况，可以说，这是有文字可稽的海外文化进入岭南之始。据考证，汉初在我国栽培最早的海南岛棉花，是从印度经越南传人的〔36〕。至于中国官员、商人、使者外出交流，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向我国进贡珍奇宝货之事史不绝书。新中国成立后，在广州发掘多座汉墓，除了出土大量上述物品，还有不少托灯男女 陶涌，他们的人种学特征和服饰异于汉人，也不同于当地越人，而很有可能来自东南亚、西亚或东非〔37」。这类陶涌在徐闻、合浦、贵县、梧州一带亦有发现。从文化主要依靠移民传播而言，不管这些陶涌真正身份如何，这都可视为海外文化传入的佐证。但只到了唐代，随着海上交通发展，那些来自异国他乡的民族文化才更多地移入岭南，极大地丰富了岭南文化内涵。这主要包括佛教和伊斯兰教文化、作物品种、特殊材料、器皿等。例如唐代岭南生产各款陶瓷制品，如瓦当、板瓦、筒瓦、砖石等建材，多有贴附坐佛或莲花瓣纹。佛教寺院、塔、雕刻等建筑大量兴起，与佛教传入有关的菩提树、蒲桃也在岭南安家落户。伊斯兰教清真寺、塔，伊斯兰教徒聚居善坊等在广州出现。伊斯兰教著名补品补骨脂也随同其他舶来品一起传进来。还有许多身穿奇装异服，“镍耳贯胸之类，殊深绝限之人”卜别也往来于各交通大道，歇息于哪店驿站之中。只有在岭南，才更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外来文化景观。四、文化发展反差 隋唐岭南社会发展还很不平衡，开发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并存，个别先进经济据点被大片蛮荒地区包围。这种区域发展的核心性也表现在文化上，形成较大的区域反差，成为这一时期岭南文化发展的重要特点。大庚岭道开通，“然后五岭以南人才出矣，财货通矣，中原之声教日近矣，遇则之风俗日变矣”〔39〕。这是中原文化南下在交通沿线产生的结果。主要包括粤北、西江和珠江三角洲某些地区，刀耕火种和火耕水褥面积在这些地区还有所减少。9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考尔大贝列举当时中国四大商港，内有“广府”（广州）一地。这些地区生产水果。蔬菜、稻米、大小麦和甘蔗等，渐渐跟上中原农业发展步伐；所产陶瓷，釉色纷呈；所产葛、麻、蕉、竹、棉等纤维织品，别具一格，为中原人所珍视，多以购得自炫；所酿酒类众多，其中荔枝酒为其中珍品，受到诗人白居易赞美；城镇在这些地区也很兴旺。广州过去被称为‘茅草都市”，唐宋憬任广州都督，《新唐书•宋憬传》称，宋原“教之陶瓦筑堵，列哪肆”，取代茅草修茸房屋，将中原建筑文化引入岭南。珠江三角洲兴起金利、龙江、容奇、桂洲、黄连、北水、马齐、香山、青歧等圩镇。圩市作为一种文化景观也在它们中形成。佛教文化在惠能传教韶州时十分隆盛，唐天宝年间“韶州生齿登皇籍者三万一千户，削发隶寺曹者三千七百名，建刹为精舍者四百余区”〔40），即不到 10户有僧舍 1区。从中可以窥见，这类地区文化色调很浓重，这当然是文化内外交流的结果。反观沿海低地和东江、韩江流域及海南五指山地区，不是多种野生动物渊豪，野象出没、鳄鱼为患，就是“皆雕蹄凿齿、绣面鼻饮”卜川俚人所居。不少志书都说，“自岭已南二十余郡，大率上地下湿，皆多瘴病，人尤夭折……推结箕踞，乃其旧风”〔42」，土著文化仍占一定优势。这种地区反差，恰好说明岭南文化各个组成部分这时仍处在激烈的碰撞和整合之中。

岭南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地域上来说，岭南文化大体分为珠江系文化、桂系文化和海南文化三大块，主要以属于珠江系文化的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为主，这是岭南文化的主体。其中尤以广州话方言区即粤文言区的广府文化，特别是近代前后以来的广府文化为岭南文化的典型代表。广州作为广府文化和岭南文化的中心，具有悠久的历史，距今四五千年的新石器时期开始，有建城前的百越文化、建城后的汉越文化融合和中西文化交融．一直绵延不断形成了自己独特风格和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从考古文物到文献记载，从历史遗址文化、建筑文化、民俗文化、园林文化、商业文化、宗教文化到各种文化艺术，都贯穿着一种开放的人文意识，特别是变改意识、商业意识、务实意识和平民意识，反映出广州人的开放观念、兼容观念和改革观念。传统的文化艺术，从粤语、粤剧、广东音乐、广东曲艺、岭南书法、岭南画派、岭南诗歌、岭南建筑、岭南盆景、岭南工艺到岭南民俗和岭南饮食文化，都反映出岭南文化丰富内涵和独具一格、绚丽多姿的岭南地方特色。从岭南文明史开始，几千年来，广州一直是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岭南文化的代表。 广州的文化艺术，包括文学、戏剧、影视、音乐、书画、民间工艺、园林建筑艺术等等，无不具有浓郁的岭南地域文化特色。其中粤剧、广东音乐和岭南画派、岭南建筑、岭南园林、岭南工艺等，是岭南文化风格和流派的典型代表。 粤剧是广州地区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剧种，享有“南国红豆”的盛誉。流行于广东、广西的粤语地区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在东南亚以至欧洲、美洲、澳洲等华侨、华人居住地区也常有粤剧演出。粤剧是北方一些剧种，主要是戈阳腔、昆腔、徽班、湘班等与广东本地民间曲调如南音、粤讴、木鱼、龙舟等融合而成的。腔调以梆子、二黄、西皮为主。兼容并蓄、通俗易懂、音乐优美是粤剧的主要特点。 广东音乐又称粤乐，它是中国民间音乐的一颗璀璨明珠。广东音乐源于广州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是吸纳了中原古乐、江南小调和昆曲等的精华，与本地民歌、民谣相结合而成的一种民间音乐，同粤剧一样也具有明显的融合特点。广东音乐由于曲调悠扬、婉转动听，不单广东人喜爱，全国人民甚至外国人也都十分喜爱，故历来就有“凡有华侨处，即有广东音乐知音”的说法。其中《步步高》、《雨打芭蕉》、《平湖秋月》等广东音乐名曲，已成为乐坛脍炙人口的经典曲目，而经常被各类音乐会演奏。 岭南画派是现代中国画派之一，始创于利“岭南三杰”高剑父、高奇峰兄弟和陈树人。他们早年师从花鸟画家居廉，曾留学日本。之后他们在中国画的基础上，融台日本和西洋画法，而自创一格，注重写生，多画岭南风物，色彩鲜丽，面目一新，学之者甚众，被称之为岭南画派。岭南画派是随着中国近代民族和民主意识的勃兴而诞生的，有时代的创新精神，是中国画的改革派。岭南画派的创始人物高剑父、陈树人和高奇峰，早年都曾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岭南画派的第二代传人。当代画家赵少昂、关山月、黎雄才、杨善深等，继承和发展了岭南画派的优良传统和风格，创作出一大批优秀作品，培养出大批人才。 广雕、广彩、广绣是驰名中外的岭南民间工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