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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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文说是根据形声字的声符来推求词义的一种学说，因为形声字的声符多在右边，所以称之右文说。历来语言学家对它多持批判的态度，认为它的“因声求义”违背了语言的音义结合的任意性原则。语言在产生之初，语音形式与语义之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是偶然的。但我们同时应该看到一经社会约定俗成以后，这种偶然性就带有了一定的必然性，从而使语言的音义之间有了难于割舍的联系。右文说正式提出，始自北宋王圣美，但右文说的滥觞则始自先秦以来的“声训”。刘熙《释名》的写作，开右文说的先河。其后，经晋扬泉《物理论》、南唐徐谐《说文系传》、梁顾野王《玉篇》，到王圣美《字解》正式提出。清代学者后来居上，普遍具备了语言的历史观，字学、音学结成系统，发展了右文说。刘熙《释名》中的异名同训现象对右文说有着很大的影响。《释名》对有些不同的事物名称的训释是相同的或相近的，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异名同训。如：《释水》：湄，眉也，临水如眉临目也。《释宫室》：楣，眉也，近前各两，若面上有眉也。《释名》对右文说的影响，人们早就注意到了，如濮之珍说“《释名》在汉代语言学中，别开了一番天地，对后世‘因声求义’也起很大启发作用，后世的‘右文说’，即谐声偏旁兼表意义，王念孙学派‘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学皆受其影响。”前人只是说了《释名》对于这些理论产生了影响，但影响在那里却没有说明白。其实《释名》对右文说的影响除其采用声训的形式外，还体现在异名同训现象上。如上例，在水为“湄”，在木为“楣”，一方面求出了不同名物之最大公约数“眉”，另一方面又指出了两个字的不同类属。《释名》以字的类属加以分篇，把有着同样训释的词放到了不同的篇章里；右文说则以共训为目的，把不同类属的字归纳在一起，从而寻找其共同之处。这样，虽然它们的编排体例不同，归纳方式不一，但是他们的训诂实质是一样的。晋代扬泉《物理论》已有“在金曰坚，在草木曰紧，在人曰贤”的说法。 宋人正式提出了右文说，沈括《梦溪笔谈》说：“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之。凡字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之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贝而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宋末元初，戴侗《六书故》对右文说作了进一步阐释和发挥：“夬文，生于声者也。有声而后形之以文。义与声俱立，非生于文也。训诂之士知音文以求义矣，未知因声求义也。夬文字之用，莫博于谐声，莫变于假借。因文以求义，吾未见其能尽文字之情也。”他提出因声求义，比清儒约早五个世纪。 清代是我国训诂学发展的兴盛时期，这个时期右文说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段玉裁在其不朽之作《说文解字》中，在探求同源词的过程中，对右文说既有继承又有所发展。王圣美提出了右文说，启发了人们对文字声中有义现象的研究，上古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字和词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文字孳乳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语词的分化规律。“形声字由声符与意符组成，那声符往往表明这一形声的造字原意”，同声符的形声字记录的往往是由同一语源派生的孳乳字。段玉裁在研究同源字时，最常用的就是据右文发凡，通过对具有相同声旁的若干形声字的共同含义的揭示来说明他们是同源词。如《说文·水部》：“漮，水虚也。”段玉裁注云：“康者，谷皮中空之谓。故凡从康之字皆训为虚。”段玉裁是在音近义通的范围内，运用右文法求源的。他从语音的角度审视汉字，把声符看作是形声字的记音符号，声符不同但是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形声字，只要所表的意义相通，也可以系联在一起，这是段氏对传统右文说的发展与突破。段玉裁利用汉字形体结构进行同源词研究，是对右文说合理内容的继承。同时他又认为“古今先有声音而后有文字”，提倡“以声为义”说，主张直接从声音来探求词义，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字形的束缚来探求同源词，克服了右文说的缺点，把传统语言学理论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右文说的出现，打破了一直以来“以形索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丰富了训诂学的方式和理念。后人受右文说启示，发现了汉字的谐声系统，再据谐声字，确定了不少古音现象。但右文说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有些右文在字体结构中位置并不居右，造成名实不符 。另一方面，有些文字依据右文说无法理解。如：“浅”，在《说文·水部》中解为“善言也”。段注：“谓善为言辞者，不同话下之善言也”。就是说“浅”指善于文字表达，该字右文“戋”的意义“微小、不足道”与该字的本义似缺乏脉络分明的联系。综观之，右文说向人们展示了汉字构造的美妙，并为我们研习探究古文字字义提供了一把触类旁通的钥匙。参考文献（1）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05（2） 杜念峰：《“右文说”源流考略》，《汉字文化》，2004年第4期（3） 陈鹏飞：《〈释名〉的异名同训现象及其对右文说的影响》，《殷都学刊》，1999年第1期（4） 华敏：《〈说文注〉对右文说的继承和发展》，《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